醒来的时候仿佛接近清晨，虽然没有睁开眼睛，但是能感觉到外面透进来的紫色微光。我一动也不敢动，希望睡意能够再次到来，好返回那个梦境。 梦里是咖啡馆门口窄窄的马路，夏天刚刚到来，两边的泡桐树褪去花朵以后开始疯狂地长出新绿色的叶子，即使在梦境中，也依然能够感到空气里的水分，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触觉，也不觉得闷热。我大概正在上班去的路上，心里充满一种被梦境放大了的喜悦，喜悦感在身体里像气球一样膨胀，因为简直无法承受而带出些悲伤来。我加紧步子，能听见自己轻微的喘气声，呼哧、呼哧。没有其他声音了，四周安静极了，也没有人，商店都还是关闭着的。只有越来越急切的喘气声，呼哧，呼哧。我走得有些焦急起来，惟恐错过什么似的，心脏也怦怦直跳，担忧着梦就要结束了。 很难描述梦境与现实的边界。我此刻醒来，觉得四肢还浸泡在葱翠的梦里。我没有睁开眼睛，害怕泡桐树成片的绿色就此淡去。也并不翻转身体，极小声地呼吸，但膝盖关节咯噔响了一下，像是收到信号似的，绿色迅速褪去，连带着夏日所有的知觉，平静而喜悦的情绪，都好像被水洗过一遍，再一遍，毫无余地，彻底不见。 其实并不是清晨，也没有紫色的微光，四周漆黑一片，只是另一个永不结束的黑夜而已。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自己身处何处。我觉得自己尚在北京，东南二环转角处的屋子里。然后我看到那些搁置在床边没有拆封过的纸板箱与蛇皮袋，九十年代样式的衣橱，墙上我十几岁时在公园的旧照。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可是喜悦感荡然无存。我再次闭上眼睛，只希望梦境不要跟随着我渗透到白昼里去。 若不是因为保罗先生，我也找不到理由再去咖啡馆。其实在回来的这一个月间，很多次坐在出租车里路过，甚至心里满满期待那个转角路口。不过车速再慢，也是转瞬而过，只从落地玻璃窗间看到些泡桐树间的光影。有些稀落的客人，偶尔有人坐在门口抽烟，都是陌生面孔。即便如此，车子开过去以后还是忍不住要扭过头去望，再从心里叹口气。消息是胖子发给我的，他并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只是礼貌性地群发消息。寥寥数语，通知大家说保罗先生因为心脏病的原因突然去世。这样隔着几年未听说的名字突然被提起，就好像在旧房间里随手一挥，撩起一阵呛鼻的灰尘，难免要咳出声来。也像是要让我的心里再明确一次，咖啡馆还在，或许，或许大家也都还在。 醒来后的下午，我出门去咖啡馆。第二天就是国庆，从小到大在这一天闻到的空气都是这样的，触鼻的凉意，交通管制的疏松，隐匿着的桂花香气，还有心脏的空空荡荡。已经临近傍晚，我沿着马路走了一会儿，始终叫不到出租车。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我身后不急不缓地跟了一小段路，招呼我上车，我不愿意与他说话，加快步伐，又用眼梢望他。他一只脚跨在摩托上，一只脚踩在路牙上，熄着火慢慢荡着。像是无所事事，又不知道该如何消耗天黑前的时光。在我走过下一个路口时，他停下来，幸灾乐祸地说：“都放假了，再往前走，马路也都封了。你不是本地人吧，国庆节交通管制，你喊不到出租了。”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马路都已经封了。” 哦。我差点忘了，只不过三年没有待在这儿而已。上一年的 国庆还是在北京，因为挨着中秋节的缘故，就干脆把阿乔与他的两个朋友都请到家里来吃螃蟹，没有准备什么饭菜，只是买足了酒，又特地开车去南三环的海鲜市场买来用麻绳捆扎好的大闸蟹，放在冰块里一起拎回来，沉沉两袋。结果家里最大的锅子也还是嫌小，只能分开几次来煮，也算是酒足饭饱的一顿。随后他的朋友说要去歌厅找小姐，阿乔有些尴尬，推辞说晚上答应了我要一起去龙潭公园看灯会的。其实他只是找个借口随便一说，但晚饭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于是两个人就真的去了公园。时间已经有些晚了，看灯会的人很少。湖面上漂浮着八仙过海，五颜六色的，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个梦境。我们有耐心地绕着公园走了一圈，没有想到公园太大，到了差不多九点，灯也开始慢慢熄灭。我们沿着漆黑的小道走，我记不得前一天曾经过雨，但草坪是湿的，裙摆下的小腿也被溅湿了。不时有巡逻人员打着手电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束束光在小树林与荆棘丛中摇摆。他们并不催促我们，像是故意要留给我们时间。我不着急，觉得即使走整夜的路都没有关系，但是阿乔有些失去了耐心，他不再说话，拉起我的手大步向前。 那日的月亮是橘黄色的，很大，颜色竟可以称得上是鲜艳，悬在空中几乎失真。想起这些，我也不由往眼前的天空看了看。 虽然是傍晚，但已经悬起一轮月亮，疏疏浅浅的，离得有些远。喊不到出租车，我也并不赶时间，而且去往咖啡馆的路简直闭着眼睛都能够摸到我当然知道自己在犹豫些什么。我走到梦里那条路上，不过夏天已经算是苟延残喘，泡桐树依然遮蔽着整条马路，绿色却毫不轻盈，浓重得突然叫人透不过气来。我知道再往前几步，拐角处，青春感过分强烈的记忆都在那儿，触手可及。可是我是否还能够承受得住喜悦。 推门进去的时候，玻璃门上挂着的风铃被撞响了。我难免像个老人一样开始絮叨着想，这还是过去那盏么。然后自己都觉得可笑起来。可是店里并没有熟悉的面孔。我匆忙扫了一眼吧台，只站着两位面色沉郁的男孩，并不抬眼，对外面发生着什么也不太关心的样子，只是死气沉沉地刷碗。我踯躅片刻，打消了向他们询问的念头，要了杯美式咖啡，就径直找了张桌子坐下。我旁边桌的情侣正在发着牢骚，他们要的南瓜汤迟迟没有上来，意面又上错了，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奶泡是凉的。 “我是在网站上看到其他人的推荐才来这里的。”女孩轻声抱怨说。 这儿的格局变了一些。原本靠墙的三张火车座被拆除，变成 一排拥挤局促的小桌，是想要容纳更多的客人，可是此刻生意寥寥，那些总好像站不稳似的桌子无疑在放大一种空荡荡的潦倒感。过去我们只做两种简单的意面，蘑菇培根面和肉酱面，用一只电磁炉完成。所有的三明治都依靠一只很小的烤箱，定时器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用来做奶昔的粉碎机也只有一台，临到我快走时才新添置了一台烤面包机和另外一台粉碎机。橙汁这些则完全靠胖子手工榨，一旦有超过三桌客人同时点单，吧台后面就乱作一团。但是没有人抱怨，客人们彼此熟识，互相聊天，等着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亮起来，又暗下去。 所幸这会儿咖啡机运作起来，还是旧的那台，每次打奶泡时蒸汽燃烧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隆隆音反倒让我平静下来。毕竟天花板上糊着的旧报纸也都还在，吧台后面橱柜的顶端甚至还有一瓶茴香酒。这酒搁在那儿平日里几乎没有人点，简直是专门为保罗先生准备的。冬天里他还喜欢喝用滚水冲淡了的威士忌，真是奇怪的人。 而这会儿我有些记起他来，他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说是美国人，其实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最初是隔壁咖啡馆的常客，总是见他独自坐在店里公用的电脑前回复电子邮件，有时候也跟伙计们下两盘象棋。之后因为赊账赊得厉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实整条街的咖啡馆，彼此都有沟通，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事，但既然他混迹过来，胖子便拉不下脸来赶他走，又觉得店里需要有些这样的文艺人装点些门面，便嘱咐说一两杯咖啡的钱由着他去，但酒钱绝不含糊。胖子向来与慷慨大方沾不上边，那些经他手倒出去的酒都是用量杯比着的，绝不会手一抖就多洒出去一口。 我们都说不清保罗先生靠什么为生。他看起来有些年纪，在这儿也没有一份合情合理的工作，偶尔在一些英语期刊上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会拿来给我们看。我们这儿大部分服务生都不懂英文，敷衍着拿过来看一会儿，点点头。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无所事事，倒是在咖啡馆一坐就能坐整个下午。 最初他还喜欢四处找人搭讪，他在北京待过些日子，中文说得算是不错，舌头里总是卷出些不合时宜的翘舌音。夏天时穿白色短衫与布鞋，春秋天加件米色褂子，冬天再裹件褐色毛衫，天再冷下去就见不到他了。他个子特别高，这些年间日趋消瘦，终日带着那副嗑药以后迷惘的神态，与人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来，显出一种真的在认真倾听的模样。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的，他只是做出在听的样子，尤其在我快要离开的那一年里，他已经很少能够有集中精神的片刻。 偶尔有些夜晚他坐在尚未拆去的火车座里，对面坐着个女孩， 他煞有介事地聊起诗歌和电影。我想她们都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大概也不明白，但是她们竟然都认真在听。白痴，我们在心里骂一句。 这么想着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只肥胖的虎斑猫，在我腿边摩挲片刻，轻轻跃上桌子。有些迟疑似的朝我看看，然后伸出舌头，飞快地舔了一口奶缸里温热的牛奶。见我并没有动静，干脆就低头放心地喝起来。我向来对动物无能为力，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举动，只好望着它。愣神间却见到它被拎住头颈抱起来。抬头望去，它已经被抱在一个男人怀里。他看起来颇有几分眼熟，一定是过往老客人中的一位，却一时间无法把他的名字从记忆那 潭已经浑了水的池塘里捞出来。 辨别不出他什么年纪，将近四十岁的样子，或许还更年轻些。头发理得很短，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股草莽干脆的气势，算得上惹人注目。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自己开了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公司就在咖啡馆旁边，或许他的家也在咖啡馆旁边。所以过去是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熟客。他的样貌还是那样，若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瘦了些，以及前些年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态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倦怠感。他拖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手里依然抱着那只虎斑猫，轻声说着，嘘嘘。他并不急着与我说话，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似的。 他便是那种典型的在咖啡馆里待久了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都是松弛的。 “它叫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他。 “木耳。”他说。 木耳，我疑惑起来。虽然我向来都与木耳相处得不好，但是也分明记得木耳之所以叫木耳，是因为最初从花坛边把它捡来时，它浑身墨黑油亮，便给它取名木耳。它的脾气坏得要命，绝不像寻常咖啡馆里养的猫那样，慵懒、黏人。却是到处撒尿，抓坏沙发，不喜近人。若不是因为咖啡馆里那两天正好有过路老鼠，一定不会收留它。 “哦，不是原先那只了。”他想起来似的，抬头看看我，说，“木耳死了。” “怎么会？”我追问。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它自己跑出去玩，门口正好在排管道，挖得一塌糊涂。它不知道是怎么受的伤，一瘸一拐跑回来的时候，都是血，把这儿当班的小姑娘吓哭了。之后送医院做了三个小时手术，横膈膜、膀胱和肺都动过了，胸口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内脏也都整理一遍。然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特别难熬，还是死了。”他说着，把手里的虎斑猫放走。 “听着真叫人不好受。”我说。 “胖子对木耳算是尽心尽力，医院里这一个星期花去他六千块钱，还是没能救回来。你知道他这个人平日里小肚鸡肠的，不过还是念着那份旧。”他说。 “谁不是呢？” “这只虎斑也是朋友寄养着的，胖子唤木耳唤得顺口，就不换了。”他说着，把猫放到地上，猫在原地舒服地打了个滚，又消失在了桌椅之间。然后他才转过身来，两条腿大咧咧地笔直伸到我旁边，挨得很近，我不敢移动脚踝的位置。 “你与两三年前我初见你时不一样。”他说。 “我们一直都算不上是认识。”我不免有些局促，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像是在调情。岁月无疑给了他一些好的馈赠，像是此刻的处事不惊。 “我刚刚看到你，你远远站在门口，像个男孩，非常坚毅，长身玉立。然后你此刻开口说话，表达又完全是个女孩，运转自如。你是怎么出落成这样的。”他虽然在笑，但竟然显得真挚。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说话间记忆不免被剥落一些，他的名字渐渐浮出来， 我正要张口的时候，却看见玻璃门被撞开，满头大汗的胖子像朵祥云一样朝我们这儿扑过来。 “大奇。”他大声招呼着走过来，“兄弟也有段日子没见了。” “看到你的短信，就过来走一圈。”大奇起身从屁股后面摸出包香烟来扔给他，然后胖子才转头看到我，愣了一会儿，接着笑起来，重重抱了我一把。他还是那副样子，生活的重担像是始终在折磨着他，一脸难以甩去的不满与抱怨。把我放开以后，浑身的肉都抖了一抖。他向来如此，一半是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半又是职业病的虚情假意，在客人面前要表现出惯性的热络与相熟，却常常别转屁股在背后漫不经心地说些闲言碎语。与此同时，心灵的敏感程度又与外表极其不相称，常常叫人哭笑不得。 他拖过一把凳子一屁股坐下，点了根烟，顿时就把我们与旁边那桌情侣间的空隙彻底填满了。那两人显然已经有些气急败坏， 这会儿收拾起东西来匆匆走了，再也不会来光顾的模样。他们才刚出门，胖子就骂了句傻逼。吧台后面那两位小哥也并不着急过来收拾，吃剩的食物坦然自若地摊在那儿。要是放在过去，胖子早就对着他们大喊大叫起来，但此刻就连他自己也懒得回头往残局望一眼。于是我意识到他其实已经不在意这些了，不在意奶泡冷了才端出来的咖啡，也不在意冷柜里硬邦邦的布朗尼。他的心里像是有什么无法描述的东西正在慢慢熄灭。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胖子问，他对所有人的秘密都怀着不可理喻的好奇。 “正好路过。”我抢先说，立刻有些后悔自己的急于辩解。 哦，哦。”他长长叹口气，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我意识到他此刻的兴趣又怎么会在我这儿。我与大奇互相望了一眼，都知道他很快就要进入状态来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大奇点起一根烟，我也赶紧找好一个舒服的坐姿。 “我可真是累坏了。”他的开场总是这样，又重复了一遍，“真是累坏了。” “我刚刚帮保罗先生办好所有的手续，也给他家里人发了电邮。要是联系不上，那这家伙可是欠我欠大了，之前那些酒钱又算得了什么。”他说话间，肚子起伏，也在强调他的付出似的。 “上个月见他还好好的，”大奇说，“我们一起喝了些啤酒，他好像拿了些稿费，啤酒都还是他买单的。他如果是个有钱人，还真会有一掷千金的派头。” “长话短说。上个星期没见他人，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这段时间咖啡馆生意不太好，你们也看到附近新开了好多家咖啡 馆、西餐厅、面包房，老客人们都留不住。每天晚上其实也就他还来陪我说说话。我还跟店里那些小家伙打趣说，就算他死了也没有人知道。结果挑了个日子早早打烊，去他家里敲门，门口的垃圾都臭了。”胖子说着，揉揉胸口，悲伤里又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说是长话短说，但话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一如既往的，在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到来前，得意扬扬地眯起眼睛。 “竟然是你发现的。这人生。”大奇对胖子说，却又望向我，我转过头去。 “他啊一直是有心脏病的，我们谁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安着心脏起搏器。我想他怎么那么瘦呢。可是你们怎么能想到他竟然穷得没有钱去更换心脏起搏器的电池。他就这样拖着，到最后电池没电了，死了。妈的，到底是个诗人，死得也像是在写诗一样。”胖子说到这儿，都已经喘起气来，“你们说他为什么不回美国去呢，他们美国人不是都有医疗保险么，就这样在这儿等死。死了以后还给我添个那么大的麻烦。” “大家都相识一场的，总也不能由着他去。”大奇拍拍胖子的肩膀说，“兄弟，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 “现在还不好说，等着看看美国那边有什么消息过来。”胖子一鼓作气说完这些，真的有些累了，从吧台里拿出些冰啤酒来。 我们各自打开一罐，默默地喝起来。 “我带了些照片来。”大奇说着起身从包里掏出叠自己影印出来的黑白照片，“挺多年前拍着玩的，可能是店庆的时候吧。收到你短消息说起保罗的事，我就整理出来，想带给你看看。” 我等胖子看完，接过照片来，十来张的样子。我猜想那是三年前店庆的时候，咖啡馆还保留着我记忆中的模样。架子上悬挂着水晶玻璃杯，我们用放在咖啡机上烘干的软布一个个擦拭过，对着光线也绝看不到一点水渍。我不知为何突然紧张起来，那种梦中的感觉再次袭来，我的手有些发抖，紧接着我感到浑身都在发抖，无法形容那究竟是喜悦所致，还是悲伤。我匆匆看了他们一眼，胖子与大奇正自顾自地聊起店里的生意，然后我再埋头翻到下一张。照片的前景是保罗先生，虽然他占据了几乎一半的篇幅，但是对焦并没有对在他身上，闪光灯把他的脸打成白茫茫的一片，他眨着眼睛，露出有些惊恐的神情。而在他的身后，吧台背面，那个侧脸站着的女生，男孩气的面孔，松着扣子的衬衫，头发又短又柔软，随时倒向一边。焦点都聚拢在她的脸上，她轻轻皱着眉头，像是与谁生气，又不愿意妥协，也不愿意置身在热闹中。 微微。她的脸上沾着灰尘，我用手指擦拭，试图抹去，才发 现是冲印过程中留在底片上的尘埃，变成一根蜷缩起来的小小的灰白色的曲线。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整天她都有些忧心忡忡，但其实压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了晚上的店庆，她下午去隔壁剪头发，结果剪坏了。我们一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会儿烟，夏天正要到来的样子，吹过来的风里面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情绪。她在背心外面套着件白色衬衫，没有系扣子。低下头去，脖子间都是细细碎碎的头发，让人忍不住想要伸手拂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再一次看到她。哪怕她已经不在咖啡馆里，但总会留下些痕迹，我们都会留下痕迹。而哪怕只是看到这些痕迹，就已经足够叫人喜悦。只觉得记忆过分美好，无法承受。我此刻最想做的，无非是拨通她的电话，告诉她有关保罗先生的事情。这是任何人在听到一则死讯时的本能反应，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告诉她，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地对她讲一遍，好像惟有这样，才能确凿感到这件事情真实发生了。否则的话，那些失去联系的人跟那些死去的人，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很久不见微微。”胖子突然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他们交谈的现实场景里。 “嗯。”我含糊地应答，并不想与他说起这个名字，好像只有不说，照片里的场景才能停留得更久一些。 “你走之后没多久，她也走了。你们后来还联系过么？”胖子问。 “她来北京看过我一次，两年前的事情。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说。 “我也给她发过消息，但是我猜想她已经换了号码。”胖子说。 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晚饭时间才刚过，可是店里的客人差不多已经走光了。这曾经是最好的时光，当我们都还在一起的时候。夏天里天总是暗得很晚，七点的光景还泛着微光。对面电影院里的电影正好开场，在咖啡馆里等待的客人们也纷纷散去，直到九点电影散场，又有些闲闲散散的人回来喝杯酒。我们都享受中间这段静谧的时间，因为这种静谧并不持久，所以也不会显得孤独。 胖子会去隔壁落市的菜场里逛一圈，带回一些蔬菜和肉。我和微微都最爱吃他做的洋葱炒肉片，后来我自己也做过几次，都不如他做的那么好味。其实无非是大火爆炒，加酱油和糖调味，味道却无法复制。也问起过胖子，他总是摆出那副有独门秘方的嘴脸。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没有的。就好像当时我与微微为脸上的青春痘烦恼，胖子就为我们调放了蜂蜜和薄荷叶的茶，越喝越浓， 都没有效果。所以从来也都没有什么秘方，胖子只是为了讨得欢喜而瞎吹牛。之后我再也做不出那道菜的味道，也只是因为地方不对、人不对，世界也变得不对了。 “过两天来我家里吃饭吧。”胖子打了个响亮的酒嗝，他的酒量向来与他的外表以及咖啡馆老板的身份不符。 “其实最想吃的还是你做的饭。”我说，这是真心话。 “等天再凉一些，你们俩一起来。给你们做红烧羊肉，放整根的白萝卜一块煮。再去买几只大闸蟹来。”胖子说，虚晃一枪的热情。 “你自己过得好不好？”我问他。 “最近都是一个人过日子。刚刚下午潦草吃的一顿就是把剩了两天的排骨热一热拌饭，顺便把冰箱里半棵白菜一起炖了。后来你们都走了，我也很久没有在家里招待过什么人了。” “我常记得你以前教给我们的一些小诀窍。在北京的时候，自己做饭，煮完一锅骨头汤以后根本吃不完。就像你说的那样分装在小袋子里冻起来，之后半夜要煮面条的话，就有现成的骨头汤做底，好味得很。”我说得动了些情。我知道大奇正望着我，我们的目光有时候碰到一起，但我不再感到不安。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一种回到了过往的错觉，空气里咖啡的香气和蒸汽机隆隆的声音对我来说像某种致幻剂，而在那样的过往里，我从来不曾感觉到真正的不安。于是大奇笑了笑，又把目光转向别处。 然后胖子站起来打烊。其实时间还早，只不过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会有人再来光顾的样子。接着不过两三分钟而已，吧台后面那两位男生就已经消失不见。我随手拿起一块搁在咖啡机上的布，想要擦干几个正在沥水的杯子。 “放着吧。谁会去管它呢。”胖子说着，他正在把一些没有用完的意面重新放回冰箱里，“一看到你就难免要想起些旧事来，虽然旧事重提总叫人生厌。你们一个个走掉，客人们一个个走掉，就像是把这儿的魂都带走了。” “可是胖子，谁也不能在咖啡馆里待一辈子。”我踯躅了一会儿说。 “谁说的。”胖子突然大声说。我愣了愣，本以为胖子的牢骚会像晃过的啤酒泡沫一样涌出来。他向来抱着一种壮志未酬的焦虑。但是他却没有再说话，只是背转过身去，留给我们一个笨拙的背影。我再次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有那副时不我待的模样，他显得平静，平静甚至让他添出些悲壮来。于是我们都不再说话，帮着他把椅子翻到桌面上，把垃圾袋收拢起来，一起走出咖啡馆，看着他拉下沉重的卷帘门。 “说真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在北京过得不好？”胖子直起身来问我。 “回来谈恋爱呗。”我说，不由往大奇站着的方向看过去。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又点了根烟，然后抬头认真望着我，像是在等我说下去。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有一句说一句的。你这哪是谈恋爱，失魂落魄的样子，明明是失恋。”胖子说。我笑起来，摸摸他的肚子。对于胖子这样的人来说，向来是人心隔着肚皮的，但是也有如此刻这样短暂的时候，他是真诚的。 我们挥挥手，他甩着手里的钥匙往马路对面走去，走到一半，又回过头来，两手交叉在头顶，用力地朝我们挥了两下。 “我陪你叫车。”大奇说，并不是一句疑问句，不容置疑似的往前走去，像是确定我很愿意与他一起走一段路。而这无疑是最适合步行的季节，暑气几乎褪尽，因此所有的知觉都变得格外敏感。我感觉自己正在从一个冬天漫长的梦境里渐渐醒来，却也并不是那么确定。于是我在潮湿的空气里偷偷动了动手指，又伸了伸球鞋里的脚趾，我甚至想要走得更快些，想要把那些旧梦甩在身后，不再让它们有机可乘。 可其实我只是保持着与大奇差不多的步子，并排挤在一条窄小的林荫道上。在经过树木、广告牌或者邮筒的时候，他不得不让开，在下街檐走两步，却又立刻走回来，与我挨在一起。我们的胳膊和肩膀不时碰到，我也没有想过要避让。我们不断经过一些黑漆漆的小花园，嗅到各种甜蜜的花香，但是我们都没有停下来往里张望，只是继续向前走，甚至都没有再说话。 然后我们在一个路口停下，大奇伸手拦下一辆疾驶过来的空车。我坐进车里以后，他也坐了进来。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着谁先开口。大概几秒钟后，大奇对司机报出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地址。我转过头去望向窗外，外面是高架桥底下一片蓝紫色的灯光。 “能抽根烟么，憋死我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们。 “当然。”大奇说着，也点起一根烟。然后他递给我。我接过来，抽了一口，又抽了一口，烟嘴湿湿的，带着些其他人的温度。 “要秋天了哦。”司机打开窗户，没话找话地说。我们都没有再说话。从车窗外面涌进来一些风，闻见熟悉的江水气味。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感到，那些失了的魂、落了的魄稍稍回来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