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想起成都,第一个想到的是湿热的气候以及始终云层密布的天空。在那里,甚至有句成语叫作“蜀犬吠日”。 其实我在成都时感觉很愉快,人们很和善,不像北京的人那么匆促忙碌。和中国同学在校园里闲晃,是件有趣的事。我也常常独自一人穿过狭窄的市场巷道,以及一开始令人感到压迫的混乱交通。有时我会在广场和一座有河流流过的小桥上驻足许久,感受所有的声音和味道。 有一次,当我这样站着、倾听四周声音的时候,突然觉察到沉默的人群如何地盯着我看。那不是观光客,因为他们通常都可以经由照相机不断的“咔嚓、咔嚓”声来辨认。在我们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希望能开个玩笑让场面轻松一下,于是说:“我又不是熊猫,为什么你们这样盯着我看?” 熊猫,这种濒临绝种的动物的家乡就在四川省这里,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动物园或研究中心里争相惊羡的对象。不过,我的观众并不了解这种玩笑似的比喻,依然不出声地站在我面前。终于,其中一位鼓起勇气,肯定地说:“不,不,你不是熊猫,是一位外国人!” 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幽默显然要靠运气,这种运气我经常体验到。有一次我走在泥土路上,那时正值雨季,路上积了许多深水洼。我找不到干燥的地方,于是直接涉水踩过水洼。雨水很快便深及膝盖,有一位中国人已经观察我许久了,他终于开口:”为什么你不绕过它们走呢?” 脚上泥泞的鞋子,加上身上湿透了的长裤,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直接狠狠地教训这位看着我涉水、还提出这种笨问题的人。“啊!你知道吗?我喜欢水,而且很喜欢游泳。”我心情糟透地回答他。 但是那位男子却用十分愉快的口气答道:“这我就不明白了,离这里不远有个真正的游泳池呢!” 不过从某些观点来看,两者之间文化上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我认识了一群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他们经常带我到市中心的一间小酒馆。那个地方名为”小熊”,和波恩、科隆老城里的酒馆几乎没什么不同。这些艺术家很骄傲地向我描述这个他们自己布置的空间。墙壁上挂着海报、报纸、箴言和明信片,桌上立着蜡烛,后墙边有个木板搭的小舞台,每个晚上都有现场演奏。另外一边有个长吧台,学生和年轻的艺术家会坐在吧台边喝啤酒,讨论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和现代艺术。吧台后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站着这家店的老板唐莱,为这些好谈论的人倒啤酒、调鸡尾酒。唐莱曾经在波恩工作过一段时间,说着一口流利的德文。 “你知道你在这里是个名人吗?”有一天晚上她用沙哑而深沉的声音对我说。“每个人都在谈论那位视障的欧洲女人想骑马穿过荒芜之地,帮助盲人。”她拿了杯冰啤酒放在我的鼻前,“今天你不用付钱,你是我们的客人,因为你为我们的国家效力。” “如果事情不成的话……”我不安地说。 果然我只到了康定。这个小城位于成都西方两百千米,一个广大、人迹罕至的山区边缘,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康巴地区(简称“康区”,指的是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等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操西藏语的人。但是这群农业及游牧民族在举止和语言上和藏中不同。除了发音和文法上相较于拉萨方言有其独特之处以外,这里的人们很明显地较少使用婉转语。康定的人基本上非常直接,而且不拐弯抹角。 “如果你要一匹马的话,”当我向一名年轻的游牧人叙述我的计划时,他说,“那我可以送给你我的马,还有我也包括在里面!” 当我向他道谢并拒绝时,他真诚地笑了起来。我情愿找一匹我能用钱买来的马。很快地我就成功了,甚至还找到了一位十分值得信赖的地陪。他是一位成都来的学生,在康定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他会说藏语、汉语,此外还会一点英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反正我的工作很无聊,我不需要钱,倒是这个冒险我可不能错过!” 我们一起购买需要带在身上的用品,计划路线。我们应该从康定行至靠近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德格,在途中,还要拜访盲人,希望能得到关于高山地区失明发生的原因及比率的小型统计数字。 在我们买到马匹的前一天,我得到省长的正式邀请。所有区域较高层的官员全集合在一起──卫生处长、外交事务参事、教育局长和地方医院的眼科医师。会上有奶茶和油炸糕饼,气氛热闹。可惜没有翻译员在场,我只好挤出所有我会的汉语和藏语,一字一句地把我的计划尽可能地描述清楚。 “我们什么都知道了,”省长和善地说,“我们已经和成都打过电话,准备需要的文件。”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需要官方的许可?”我可不会那么快就屈服。 “不,”那是外交事务人员的声音,“那是因为您想要旅行穿越外国人禁止进入的区域。那里经常有地震和阻断道路的危险山崩,此外还有偷袭游客的抢匪。” 现在眼科医生说话了:“您的想法很好,但是这整个区域没有一个盲人。” “那真是棒极了!”我说,“那么,您就不是被派来负责筹措设立盲人学校经费的人喽。”我曾经告诉官员,之后我会通过募款来支持我的工作。 轻声而紧张的窸窣声从主任那方传来,然后省长客气地说:“可惜您必须回到四川,如果您拿到旅游许可证的话,我们很乐意支持您的计划。我们也会免费提供给您一辆越野车。” 这真是个很好的提议。我友善地道谢,正打算道别时,卫生局的主任叫住我:“如果您没有拿到许可证,还是可以把您的援助款转交给我们,我们会看看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这就是我伟大计划的结局了吗?我先买了一张回程的大巴车票,然后在我生命中肾上腺素分泌最多的一天半之后,肮脏而筋疲力尽地回到了成都。这班车花了三十三个小时,走了一般只需十六小时的路程。操劳过度的巴士司机载着我们颠颠簸簸地穿过狭窄以及部分已经崩塌的山路。有一次,我们塞在一个卡车阵中动弹不得,司机下车,抽了根烟,巴士突然移动了。当时我睡着了,被一阵至少从二十个喉头发出的尖叫声给惊醒。 后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司机竟然忘了拉起手刹,挤满乘客的巴士一开始在陡峭的山路边慢慢地滑动,然后往下越滑越快。下一辆卡车原本可以挡住我们,可是它却在转弯处后面停了下来。眼看一道深谷就在正前方裂开,这辆无人驾驶的巴士居然继续往它冲去。车上的人齐声发出的尖叫声惊醒了在驾驶座后面睡觉的副驾驶,他以马戏团杂耍的姿态飞跃过堆高的行李,拉起手刹,终于,车子在距离断崖几米的地方停住了。惊吓过度的乘客涌出了泪水,喜极而泣地答谢救了四十条人命的副驾驶。 在成都,我老是听到同样的话:“我们没法儿替您做些什么,但是我们觉得您的请求很重要,麻烦您到某某机关,他们一定能够帮上您。”就这样,我从外交事务局被送到教育局,从教育局被送到卫生局,最后,从卫生局又被送回了原点。 我终于受够了。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思考着那显然很幼稚的计划。我对法兰克福机场的电动车司机说了什么?人要懂得变通,绝对不能拘泥于某个计划,更应该相信意外。当我还在苦苦思索,希望得到灵感时,一位较年长的男子询问,是否能坐在我旁边。他的名字叫作汤姆,来自英国,曾到过世界各地旅行。他曾经在中国旅行过一段时间,我在康定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他的注意。 “那现在要到哪里去?”我好奇地问他。 “我还不知道,也许到拉萨去。” “拉萨,”我大声地说,“我在三年前曾经到过那里。”那时候我和母亲从加德满都飞到那里。我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被严重的高原反应给绑在床上,也就是因为这样,对那次旅行,我的记忆少之又少。 “你这次高原反应的问题会少一点,”汤姆表示,“你已经在康定待得够久,那里至少也有将近三千米高。” “你还要一杯啤酒吗?”在“小熊”吧台的唐莱问我。 我摇摇头,隔天早上我得五点钟出门才不会错过飞往拉萨的班机。这是我新的计划:剩下的两个月里,我将在那上面当个游客、做些小小的旅行,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