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知道我多么想写好这篇小说,想好好写一写美好的爱情。这世上恐怕没有一个写作者像我这样从来不写爱情。我很清楚,这是一种畸形的写作,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态度,源自某种心理缺陷。卡夫卡说:人始终是他自我感觉的奴仆。人天生就会有一种隐疾,生理的,外在的,却会给内心造成莫大的伤害。我即是那个自我感觉总不那么好的家伙。我明白我的隐疾,生理的,外在的,却是我不可以选择和修正的。有如卡夫卡笔下那个绑在桥头的恶魔,总也不肯屈服,越是镇压它,它的面目越发狰狞,叫声越发尖厉。该怎么办? 我想写好我的小说,以便在毕业论文答辩中获得优等,以便克服我那一看见别人做严肃状或故做严肃状来谈论爱情我就会偷笑的恶习。我也想与我的隐疾作斗争。 我的左手背上有一个黑色郁金香的文身。这是我在高中毕业后的假期里文上的,自己做的决定,文身花去的三百块钱也是我自己出的。爸爸看见以后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有些难过,我也是难过的。我们都很难过。我们都受着折磨。这是我们共同的隐疾。 文身覆盖了左手背上两块狭长的伤疤。我的左小腿上还有一大片文身覆盖不住的伤痕。为了掩饰住这片伤痕,我只好长年不穿裙子和短裤,用长长的牛仔裤笼罩我的一个个夏季。伤痕是硫酸造成的。制造者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要泼到爸爸脸上的,但最后受害的是我。 据说,爸爸妈妈当初是不顾双方家庭反对毅然结婚的。爸爸是农民的儿子,妈妈是高干子弟,两个年轻人不顾世俗门第相爱了,并且勇敢地结合在一起。可是,从我有记忆以来,他们就在吵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凶狠地吵架。爸爸个性固执,妈妈性格暴烈,两个人都争强好胜缺乏幽默感,凡事不肯退让,一触即发。为家务吵,为钱吵,为电视吵,为我吵。升级到沸点则是为爸爸单位的一个女同事吵。吵到后来就动起手来。打到后来就变成了真的是要对方性命的那种不计后果的打架。在他们之间,我只看到了仇恨与伤害,没看到爱。 以前我很怕爸爸妈妈会离婚,他们一吵架我就偷偷地哭,还不敢让他们看到,怕迁怒于我,也怕自己成为新一轮吵架的导火索。但是,当我包裹着纱布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我看着我的爸爸妈妈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内疚地站在我面前,我替他们感到精疲力竭,真的好没意思好没意思。我有一种心死的感觉,连眼泪都死去了。我很平静地说:你们离婚吧。——终于,两个人在斗争了十几年后分开了,双方都伤痕累累。 只记得有一回,妈妈同我追忆往事,说起她与爸爸谈恋爱的时候,爸爸曾一次煮了八个鸡蛋给她吃,她很开心地全部吃完了。说的时候,妈妈的表情真的很幸福。一碗营养丰富到过剩的鸡蛋,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一个男人对他心爱女人的体贴与宠爱。那一刻,我相信,爸爸和妈妈之间是曾经发生过爱情的。但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为什么会变成水火不容的仇敌呢?那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吸引力,是什么时候消失不见的呢?还有我,究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还是错误的延续呢? 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极其重大,几乎奠定了他一生的底色和基调。家庭不幸福的孩子,会对自己能否获得幸福感到信心不足。他们只好一再地降低幸福的标准,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幸福本身。 我的邻居小琳姐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她妈妈是唱京剧的,爸爸是跳民族舞的,两个人都是市文工团的台柱子,长相身段都很出众。小琳姐姐的家庭也不幸福。爸爸是个酒鬼,一喝酒就什么体面都不顾了。妈妈不太贤惠,自己打扮得光彩鲜亮,家里却永远乱七八糟。小琳姐姐是在父母的争执声和互相埋怨声中长大的。从小她就有很多人追求,却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还得了一个“冷美人”的称号。 后来,小琳姐姐有了一个个头儿很矮、其貌不扬的男朋友。她妈妈原本很反对,觉得以女儿的人才配这人太亏了。但小琳姐姐反驳说:“爸爸是长得又高又帅,但又有什么用呢?你幸福吗?”—— 一句话说得她妈妈哑口无言。 小琳姐姐出嫁的那一天真是漂亮极了。我看着穿一身白色婚纱的小琳姐姐,觉得她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可再看看她的新郎,那个矮个头儿的瘦小男人,我又很心酸。这个人,能保护小琳姐姐吗?能给她幸福吗?能让她的美丽持久不褪色吗?记得那一日,小琳姐姐的笑容很淡很淡。 我理解小琳姐姐的笑容,理解她的选择。也许爱情从来没有在她的内心生长出来过。她的生活里缺少爱情的榜样。她为了避开内心的恐惧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害怕失望而不再寄予希望。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总喜欢用一个极端解决另一个极端。我一直以来的对爱情的不屑一顾,其实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敢奢求;对爱情的不怀希望,其实是因为我太惧怕失望;从不书写爱情,其实是因为我把爱情看得太重而不是看得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