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下午的一次次散步。那些散步，为一年里的全部记忆，染上了色彩和气味。
我总是在每天下午四五点出门，过条河，就到了野地里。十年前，这小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离野地都不远，都不过是出门走几步的距离。从窗子里望出去，麦田碧绿，望不到边，偶然有一块葵花地，打破一下这种不留余地的绿。十年时间，仿佛有一只手连推带搡，野地被越推越远。幸运的是，小城是向着东边扩张，把城西给我留下了。家门口到野地的距离，和三十年前一样远近。
门外的这条河，原本只担着个河的虚名，一年到头，难得有水，大片的白杨和榆树、杏树，杂乱地生在岸边，打架、谈判、约会、野战，都选在这里，把这地头的名声弄到很坏，说起“去大河湾”，都必然是带着语气的，或者气势汹汹，或者不屑。好人不来这里。
这三五年时间，仿佛有另一只手，把气候变了，五月一过，早上多半有场小雨，河里始终有水，有时候，甚至连月发洪水。河边于是建起公园，有大片的仿古建筑、假山池塘、紫藤花长廊，还有一个戏台和篮球场。据说，在超市里播放古典音乐，能起到驱赶窃贼的效果，这光亮的小乌托邦，也有同样的功效，让打架和野战的人们望而却步。现在再要打架，该去哪里呢？我对他们，怀着霍尔顿遥想冬天湖上鸟类去向时的惆怅。
穿过公园只要几分钟，几分钟后，脚就踏上泥地了，刚落脚的一瞬间，简直有种快感。先是一片苜蓿地，苜蓿春天开花，夏天就是一片墨绿，偶然有一两点紫或者白，地边上，春黄菊的小黄花还是开得一簇一簇的，从小黄花中间穿过去，就知道那深黄色的花粉一定是染在裤腿上了。
苜蓿地的尽头，一条宽敞的白土路横亘在那里，路边有片杏林，春天一片繁花，夏天一片青碧，秋天结满杏子，到了秋末，叶子变得火红。穿过杏树林子，眼前忽然就宽敞起来，什么也没有了，剩下的就全交给了碧绿的野地，一直到天边，也还是这碧绿的野地，远远地可以看见蹲低了身子，在绿色中务农的人，男人或者女人，老人或者少年。草地上，深黄色的是旋复花，蓝紫色的是马兰花，都有花粉，不把裤腿染上点颜色，简直不能走回家去。
那片绿的构成非常复杂，一片是小麦，又一片是大豆，也可能是一片玉米，或者一片胡麻，一旦胡麻开花，这一整片绿里，就像团体操变色板，突然翻出一片蓝紫。这块蓝紫色板，要停留十来天，然后被一场雨换掉。也有可能是一片草地，一群白羊在草地上啃草，星星点点的白，让照相机总也对不了焦，照片上的羊，是一个一个白色的发光体，根本没有细节。
这样走上二十分钟左右，这片绿就到了尽头，一个小村子在山脚下，房子一簇一簇。一条路紧挨着村子，夸张地拐了几个弯，向着山里去了，那弯度，那消失的方式，像《卡里加里博士的密室》里的路，有点疯疯癫癫。村子边上，有户人家，建了一个大棚，养了许多猪羊鸡鸭，听见有人经过，一只狗急匆匆地叫起来，大棚旁边的小二楼的天台上，突然踱出一个神色阴沉的男人。我加快步子，从小路上进了村子。
原路返回是不划算的，我的路线是一个大圆圈，小村子在这个圆的三点钟方向。四点钟方向，是村里的富人建的别墅。有次在本城的网站上，看到那里有幢房子在卖，散步的时候去看了，两层小楼，六室两厅，院子占地一亩，另有大平房七间，房子盖得结实，而且质朴大方，水电暖网也都齐全， 要价六十万。屋主是包工头，已经在乌鲁木齐有了事业，打算彻底离开。房子是能买得起，但我想，要不要越住越像广寒宫呢？那以后再经过那里，总觉得那房子和我有点联系。
村子里有个小广场，夏天和秋天，常常有一群少年在那里打篮球，落日把他们照得通体金黄。我在那里加快步子，向着六点钟方向走去，我家所在的那幢楼竖在那里，像旷野上的一只口琴，我的家，就是那“口琴”的某一格，我望望那个小格，竟然起了点暗暗的乡愁。
一年三百天，有那么五十天，我会有时间在这片绿野里走一走。其余时间，我多半在奔忙之中，然而，我愿意记得那五十次游走，却不大记得另外三百天的奔忙，似乎这样一来，我每天都在游走，从一片绿走向另一片绿，从苜蓿走向春黄菊，对我来说，这片狭小的绿野，是我的全世界，我的宇宙，我的平行世界。我在这里的五十天，足以胜过我的一年，足以抵挡另外三百天的消耗。
哪怕这五十天，也经过了艰难的争取。我因此怨恨起我的入世，那是一条走上去就下不来的江湖路，走上去时得意，要脱身却困难，得经过长久的积蓄，无数次陈情，才能略略游离。甚至，得努力消耗自己，让自己无用，才能安心于绿野漫游。像张楚的歌，“在回家的路上，面对我自己，我吃我的车，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将”，走上绿野之前，得吃掉自己的车马将，一切貌似有用的技能，和自己那一颗欲海沉浮的心。
逆着人世之潮行走，难得心平气和。但我常常想起水木丁的文章《张爱玲为什么不自杀》，借着谈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她说起人生的加法和减法。她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两种灵魂，一种是做加法的灵魂，要让别人看到自己，要和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另一种，是做减法的灵魂，他们希望自己和这个世界
保持一种简淡的关系，希望自己不被觉察、不被打扰，安静地过完一生，因此永在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中挣脱出来。张爱玲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她实现了一种“社会性的自杀”（借用东野圭吾的话），顺利地将自己的存在感抹掉，虽然活着，却已经成了别人心理上的古代人。
这两种状态，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人之所以做加法，常常是因为不得不做加法，做加法，为的是谋取做减法的资格，所以，许多人在人群中做加法，在独处时做减法，或者在前半生做加法，在后半生做减法。
绿野是我的减法。绿野行走的五十天，以及能望见绿野的三百天，将我身上那些过往生活淤积出的块状物滤掉了。绿野像海波一样在窗外起伏的晚上，我在辗转中，想起许多往事，某天的炫耀，某天的跋扈，某天的专断，某天的自以为得计。不免惊觉，自己曾是以那样一种令人难堪的方式存在着，那种突兀庞大，那种乖戾横行。我承认那个我与此时的我，在物理上是同一个人，在心理上却是萼与花瓣的关系，沉重丑陋的萼，一层层脱落，等待花瓣探头。
我因此对我的二〇一四年、二〇一五年有了怀想，我希望未来的年月，耗在绿野上的日子，是六十天，一百天，乃至三百天。一天一天，从绿走向绿，一点点减掉过于突兀庞大的自己，走向空寂消失。那不是逆行，那是原路返回，将跳空高开、落下许多虚浮陷阱的自己，一点点补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