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看小多,她看看我。谁来把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儿从噩梦中叫醒? 门越拍越急,越拍越狠。我绕过小多,走过去,开了一条小缝儿。外面是四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其中的一个顺手一推,我们的门被大打开来。 "秦多方,齐慧慧?" 名字被怪声怪调地叫出来,我点点头。 警察看了看一地的香烟,一扫刚才敲门时的急躁,忽然从容了,四平八稳地说:"你们两位被怀疑跟一宗香烟走私案有关,请跟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你们可以委托别人进行辩护,也可以自己辩护。从现在起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视为与本案相关。" 已经出门的小多回头说:"跟她没关,她是我的室友。" 我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我们两个被四个警察前后看管着下楼,螺旋形的黑色楼梯像是个没有底的深井,我们向下走,越陷越深。 房东在楼下,倚在门边上看着我们。 后面的警察催促道:"请走快一点儿。" 大门外面忽然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方形的金色盒子。他与刚刚下楼的我们打了一个照面,立时闪到一边,给被警察簇拥的"囚犯"让路。 快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那位年轻人提到我的名字,他问房东,齐慧慧小姐住在几楼? 我回过头来。 房东努努嘴巴,"喏,就是她。" 年轻人看上去蛮失望的,他双手把盒子托起来让我看,"能不能把这个礼物收了再走?" 警察的手扣在我的头上,向下一按,我被塞到了警车里。 为了防止串供,我和小多在警察局里被分开。我被关押在一间不到五平米的长方形的小房间里,没有窗子,门是铁栅栏的,就像动物园的笼子。挨着墙有一圈长条形的木板,宽不到二十公分,人坐上去,只够支撑半个臀部,那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姿势。 除了我以外,这个房间里还关着两个人:一个白人女孩儿,年纪不大,画着浓重的黑眼圈,满脸的铜环铁钉,她坐在我对面,双腿交叠,不停地抖动着;另一个是看不出来年纪的黑人妇女,戴着花头巾,身体臃肿,身上的气味很大。 我是在送我们来的警车上彻底醒过来的,不再发呆,此刻脑袋再清醒不过。只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没坐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班房,也没有自己的律师,更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回忆自己十九年的人生道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导致自己现在在这里。我不应该来法国,还是不应该念一个好学校?我似乎应该省下学费住一个干净或者安全些的房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想着想着,我听见哭声,呜呜地从隔壁传来,原来小多就在旁边。我站起来,向门口走了几步,听见她说:"这个该死的小裴… …" 我说:"你为什么骂他?" 小多在那边说:"一定是他害我。" 我们两个隔着墙壁嘀咕,女警官从对面的位置噌的一下站起来,走到这边来,手压在腰间的警棍上,威严地看着我。她的意思很明白:要安静还是要吃家伙?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双手抓着栏杆说:"怎么会是他呢?他是你的男朋友啊,怎么会害你呢?" 女警官挥着手里的电棍说:"退回去!闭嘴!" 后面那个白人女孩儿哈哈笑起来,像乌鸦碰到了最好玩的事情。 我看着警官说:"我渴了。" 她用警棍指着我的鼻子说:"退回去!闭嘴!"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白人女孩儿被带走了,黑人妇女也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到肚子疼,倒了三班的警官才过来叫我的名字,"齐慧慧,出来。" 我从里面出来,跟着一个警察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来到另一个房间,只有一张桌、一面镜子、两把椅子的房间,灯光是暗蓝色的。一个便衣手里拿着卷宗,向自己的对面一指,"请坐在那里。" 我走过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说:"我渴了。" 便衣倒了一杯凉水给我,我一饮而尽。 便衣说:"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们合作后,陈述了她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们不仅不予以起诉,还为她们安排了就业和上学的机会。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加入了法兰西国籍。" 我什么都没有说。 他说:"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当做没有发生过,证据确凿,她们被送进班房。" "……" "法国电影不好,拍监狱的都是喜剧。其实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吗?" "你让我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 "说你们的香烟从哪里,经过谁弄来的;说你们是怎样倒卖出去的--说跟这些相关的所有的情况。"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是口渴。" 我知道他在心里骂我是母狗。可是无论我是痛哭流涕还是歇斯底里地号叫,他都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必要让他看热闹。 我与便衣相持了半个小时,直到他接了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不到一分钟,打电话的过程中,他通过镜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变化。 没过多久,一位衣着考究、模样体面的先生进来说:"我是齐小姐的律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来为齐小姐办理保释手续。" 便衣没有任何意见。我后来猜测,他的上司已经在刚才的电话里告诉了他应该怎么做。 我在律师仔细审核过的一些文件上签字,然后被带出警局,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夜里了。律师先生说:"我的车子在附近,请等一等,我送您回家。" 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办?" "她有点儿复杂,因为她直接涉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她保释出来的。怎么样?齐小姐,您是要回家还是要去吃些东西?我可以载您去。" "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说。 "我是傅里叶律师,为海格先生工作。" 其实我刚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我眼巴巴地指望着被营救,又卑微地希望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别人,因为我不想在他面前那样狼狈。我站在那里看着丹尼海格派来的律师,好长时间一动都没动。 律师先生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是的,齐小姐现在在我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是丹尼,他问您是否愿意同他讲话。" 我把电话接过来,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咙都疼痛起来,很久说不出话来,哽咽着。过了好一会儿,丹尼海格在另一边忽然笑了一声,很轻很轻的一声笑,像一对打牌的伙伴,一个出错了,另一个给她收拾残局,又安慰又促狭,"哦,瞧瞧你。" 他用亲切的声音说:"我本该去接你,可是在日内瓦有点儿急事,不得不离开里昂。" "嗯。" "微微,别为你的朋友担心,好好休息。" "嗯。" 后来,当我成了丹尼海格的情人,当我们在香贝里那个临着贝尔热湖的房间里缱绻的时候,我会平白无故地回忆起这一天的事情,很多细节得以求证。 "你在警局里有朋友?从上面施加压力保我出来,是吗?" "也没有施加什么压力,只是有朋友而已。"他说。 "法国也搞这一套?你凭什么还说中国?" "哦哦,"他指着我的鼻子,"居然在这里等着我?听我说,我们原来并非如此。有法国的公务员去了一趟意大利出差,回来后便有了这样的风气。" 我笑起来。他压在我身上,手指插在我的头发里,亲我的嘴。 "等等,"我说,"我从警局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在日内瓦吗?" "……我在对面的街上。" "……" "我想,你可能不愿意在那个时候见到我。" 我翻一个身,背朝着丹尼,"当然不愿意。一整天我都没有洗脸刷牙,头发黏在一起,身上都是汗水味……我那么狼狈,谁都不想见,最不能见到你。" "对这个我倒是无所谓。"他在后面,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腰上,"我只是觉得好奇,为什么这个孩子每次见到我,每次跟我说话,都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把脸埋在被子里,笑,"那个时候又傻又小……唉,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一天倒霉,被人带到警察局去的?" "让我想一想……哦,派去送礼物的人回来通风报信的,幸亏有他。" 哦,对了,还有那个装在金色盒子里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