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夏天，我在实习的报社转正，朝我以为将持续终生的新闻工作者生涯迈出了第一步。我分到一个带浴室的宿舍单间。职工楼的长阳台一侧排着油漆斑驳开裂的棕红木门，装有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普通门锁。这间宿舍在几年后遭了贼，警方的追查不了了之，让我一肚子窝囊气。不过，在搬进来的那个夏天，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是我安固的外壳。 我很快把何琴从大理喊过来。她是我的小学兼初中同学，我们念书时形影不离，被称作“大头和尾巴”。我考到外地念的高中，她留在县城中学。再后来，我在大学忙着办校报搞公益活动的时候，何琴离乡打工，为她的两个妹妹赚学费生活费，连春节也不回家。生活使人分道扬镳，我们四年没见了。 相隔四年的重逢是在一个闷热的日子，何琴背着旧牛仔双肩包等在宿舍楼下，蝉声落了一地。她比从前更黑更瘦，只有眼睛明亮如初。我拎过她脚边鼓囊囊的蛇皮袋，她拽着另一根拎手，并排挪上五楼。等何琴的目光扫过散落着书籍杂志和零食袋的房间，我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说，欢迎来到万恶的大城市。 我在大学悠哉的四年间，何琴在云南辗转过几份工。最近的工作是店员，卖民族风格的衣饰，她给我的礼物包括一只黑底红花镶嵌彩珠的大包。我不由得扬眉说，这怎么背得出去。何琴又从蛇皮袋翻出一条拼布长裙，那色泽俨然在宣称“云南没有不花的只有更花的”。 何琴把裙子一抖：配这个就行了。 我笑得腿都软了，她绷着脸装严肃，最后也忍不住狂笑起来。何琴边揉肚子边说：在景点好多游客都这么穿戴，连鞋子都是花的，一点不觉得怪，真是，换个地方就没那感觉了。 换了地方，何琴也找不到感觉。她在头两个月没找到工作。高中学历犹如无桨的小舟，能随波逐流都算是好的。有几次我回到家，发现屋里散发着酒气。四年来一直通信，我却不知道她养成了喝酒的习惯。 我没说什么。处在我的立场，我怕任何劝告都会刺痛她的自尊心。秋初，我带给她一份本市大专自学考的名录，有一页用即事贴做了标记，某大学的装潢设计专业，学制两年半。 何琴扫一眼就还给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是读书的料。 我循循善诱：自考没那么难，再说主要是专业课，文化课不多。 她哼一声：学费不便宜。 没等我开口，她又说：大头，你是打算帮我垫吧？我不会接受的。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住在这里，已经承了你好大的情。 我有些不满：你怎么这么见外！ 她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我知道，你在担心我。我也不能老这么下去……我会安顿好自己的。 几周后我才明白何琴说的“安顿”是什么。她给自己找了份油漆工的活儿。装修队不肯要女生，她说在云南画过民居的水墨墙绘，对方最终点了头。装修队长叮嘱道，大城市的眼光高，你得先练练手，不能把云南那套直接拿来用。 何琴打算在宿舍小屋练习。她拣了我出差的空当，我也由得她去折腾。其实我有些后悔和她提什么装潢专业，给她造成某种启发。我在出差时郁郁不乐，师傅秦拓问我是不是失恋了。我对他无中生有的想象力表示鄙视，然后讲了何琴的事。 秦拓笑嘻嘻地说，这个女孩很有意思啊，哪天让我见见。你别瞧不起油漆工，既然会画画，说不定她能闯出什么名堂。 到家的那天气温陡降，我哆哆嗦嗦上了楼，一开门，还没散尽的涂料味儿直钻鼻孔。何琴不在屋里。房间中央的地上堆着好几摞书。一直没顾上买书架，我的书只能挨着墙往上叠罗汉，这会儿墙边的物件包括床都被挪开了一截，书也不例外。 我顾不及放下背包，目瞪口呆地看着墙上的画。 画占满了四米多长的整面墙，天花板和地板等于是画框。构图不复杂。深蓝背景浮现一朵白花。花体硕大，四片柳叶形花瓣每片都长过我的胳膊，水平垂直地延伸成一个变形的十字架，又像是一枚发电风车。 同时又决不简单。 蓝色在最深处如同早上四点的天空——那还得是我自小看惯的乡间才有的丝绒般的暗蓝，这色泽不曾出现在城市人的头顶——越靠近花瓣蓝得越柔和，直到迷蒙的灰蓝过渡成一道轻霭，花瓣的白浮现其中。那不是单一的白，其间蕴含着质地和肌理，越往中央越白得动人心魄。你仿佛能听见它们的呼吸。 那一刻我相信了秦拓的话。何琴自会有她的前途。同时我有种轻微的不祥预感，也许太美的东西总会让人产生脚不沾地的感觉。我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望向窗台上那盆兰花模样的植物。九月间已经开过花，这会儿只剩下细长的绿叶。开花的时节也不怎么中看，花朵的直径和乒乓球差不多，四枚花瓣犹如纸折的风车，显得弱不禁风。原来如此，何琴画的是月光花，我和她在年少时一同邂逅的神奇花朵。她从云南带来的行李包括几株月光花的花苗，如此不嫌折腾，这花对她显然别有意义。 秦拓的预言没有落空。何琴的油漆工生涯不到一年，她换了东家，开始做装修设计。她说自己是“野路子”，手绘的设计稿潦草却生动，加上她亲手打造的墙绘，深得一批客户的认同。 大概因为上海的夏季太闷热，何琴只有第一个夏天和我一起度过。从第二年起，进入七月，她就有些没精打采，等到知了长鸣的季节，她干脆背个包不知所踪，差不多到九月过半才回来。她没说自己去了哪里，我想她多半回了老家。云南的太阳虽然毒辣，大雨和菌子的夏天别有风味。无奈我被工作钉在城市，做不了何琴那样的闲云野鹤。 二〇〇三年初春，何琴到上海一年半，我开始带实习生。她的收入像烧山的野火一样猛涨，已经高出我一大截。她很少把钱用在自己身上，最大一笔支出是作为生日礼物送我的移动硬盘。我知道她的钱都往家寄。她爸爸常年在外打工，但从不带钱回家。那人好赌。 我们继续同住在报社宿舍。何琴买了辆摩托轻骑，为的是跑工地方便，有时也载我去报社上班。墙上的格子书架是她当油漆工那会儿让同队的木匠钉上的，她刷的漆。深蓝和白色的格子被秦拓说成是地中海风情，何琴和我不以为然。也是在那年春天，我的宿舍被窃，丢了一只数码相机，更糟的是还有另一笔难以计算的损失。 窃贼是在下午来的。我那天正好做版，忙到晚上九点多，这才注意到手机上的一连串来电。陌生的号码。我回拨过去，那头是个男的，说让我等一下，接着是何琴沙哑的声音，说屋里遭了贼。我“啊”了一声，问是什么时候的事。何琴说，下午。我脑子顿时有点呆滞，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该问有什么被偷。她简短地答了句相机，我说就当破财消灾好了。何琴“嗯”了一声，又说，我在公安局做笔录，你忙完自己直接回家吧。 我诧异地追问，她吞吞吐吐地解释道，自己下午在家。贼进门那会儿，她就在屋里。我连忙问她有没有事。何琴以古怪的语气说，我没事……你回去就知道了。 最终我喊了秦拓一起去公安局接何琴。记者身份起了作用，否则还不知道她得待多久。公安局的人对何琴的态度冷淡，原因不难推想，大下午的在家喝醉酒，连贼进来也不知道，她这个惟一的证人没半点用。 我为警察的态度而愤怒，一个年轻姑娘在家遇到闯空门的，没发生什么已是万幸，亏他们还有那么多说道。 秦拓把我们送上五楼，我在门口对他说，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他来宿舍玩过几次，都是白天。秦拓又叮嘱几句，转身下楼。我打开房门，发现何琴瑟缩在一旁，迟疑着不进屋。我问她怎么了。她沉默，如同门边的一道影子。 我没说话也没进去，等着。 其实并没有等太久。感觉却相当漫长。很久以后我都记得那个寒意未退的暮春夜晚的门口，走廊上的感应灯倏然熄灭，只剩下我和她站在昏暗的楼道，门敞着，穿堂风从我们之间涌过。 最后何琴进屋开灯。我跟着进去，关上门。接下来我惊叫一声，开始气急败坏地骂那个毛贼。她看着我，眼神深邃。 开着硕大白花的墙面被人用锐物狠狠刮过。花瓣的一部分像被犁过的地，露出粗糙的墙皮。这是充满恶意的破坏。是什么样的变态才会在盗窃的同时干这种事？ 我发誓，如果作案的家伙被逮捕，我一定要在他脸上也刮这么几下。 那天夜里我很难入睡，索性躺在床上盯着墙看。熄灯后，四瓣白花在夜色中缓缓泛起微光，先是一种朦胧不确定的色泽，最后越来越白，直到屋内的物体被莹白的光晕染出模糊的轮廓。如果用灯泡的亮度来形容，大概是十五瓦模样。我不用费力就能看到何琴裹着毯子坐在地铺上喝酒的身影，辨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你以后别喝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 这话在我心里打转，最终没能在舌尖成形。这一年多，为她喝酒的事，我们有过各种情绪的对话，彼此都疲得差不多了。说来也怪，何琴在当油漆工的八个月间完全没喝酒，似乎体力劳动成了代替酒精的出口。她总说酒是她的心药，我不知道症结出在哪里。她不快乐，而我无能为力。毕竟每个人都只能是自己。 最后我把被子紧了紧，对房间另一头说：你冷不冷啊？ 喝到一定程度，身上就不冷了。 那不是真的暖和。 无所谓真的假的。 我换了话题：那个贼来得倒是巧……你说，要是贼在晚上来，看到这么漂亮的月光花，会不会洗心革面再也不偷？ 她沉默，半响才说：大头，你总是这么理想主义。 我知道，她也在看墙上的花。莹润的白光掩不住被玷污和损毁的事实。曾经完美的花瓣有了缺口，就像我们之间需要填补的什么。 墙绘的微光来自月光花。何琴曾把花瓣浸泡在涂料里，盆栽的花只在夏末秋初开半个月，留存在墙画中的花汁却在每个夜晚绽放微光，宛如灵魂的重生。 她喝的酒里面有月光花的叶子。我无法制止她喝那种古怪的酒，曾半开玩笑半气恼地说：你是不是想让自己像墙一样发光？ 我和她都不会想到，不算太远的某个夜晚，玩笑将演变成一语成谶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