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小瀑布了……我的灵魂因为进入一个新的一系列的倒影而加速。黑暗的洞穴像是探究的眼睛，从那里回流出的激流猛烈地溅涌着，让我的脑海一样难以安宁：我的意念从尘世冲向天国，我问自己为什么束缚于生命和它的苦难……我的灵魂冉冉升起，带着重新恢复的尊严，超越了烦忧——紧握住了永恒……我把手伸向了来世，跳过了生命到来时的暗点。 ——《瑞典、挪威和丹麦旅行信札》，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6年 玛丽·葛德文是“生命到来时的暗点”。她以失去开始了她的人生，这让她对爱的渴求永难满足，因为她的父亲并不是那种能照顾好孩子的人。实际上，她通过隐秘的方式已经知道，生育和创造一样，充满了可怕的后果。 从童年时起，玛丽就学会向内寻找安慰了，以此来对付她时常感到的情感的混乱。她的出生导致自己母亲的死亡，这种无名的恐惧使玛丽非常急切地想创造一个新的、完美的人类去代替她的位置。像玛丽一样，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怪物都是没有母亲的。 葛德文的背景和他的脾性并没有使他准备好当一个父亲，特别是一个单亲父亲，而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担忧和疑虑在给一位友人安东尼·卡莱尔的信中显现了出来：“我妻子的一本书就放在我身旁，但是我没打开它。我拿起一本关于儿童教育的书，可那只让我觉得更加不幸与无助，我不得不去关注那两个由我保护的可怜的小动物，最后我把书扔一边去了……如果你……打算安慰我来着，那请千万别。” 葛德文为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所做的第一件事，似乎比较科学——至少，是那个时代意义上的科学。在玛丽将近三周岁大的时候，葛德文让一位名叫尼克尔森的相士给她看相，这个人是一个拉瓦特尔相面术的实行者。通过考察玛丽的脸，这位尼克尔森先生报告说，玛丽“记忆力和智力惊人”，她的眼睛、额头还有眉毛显示了一种“喜怒无常，有时暴躁，有时又完全冷静”。至于她的嘴巴，尼克尔森先生发现“使用频繁”（她不停地哭），这暗示了其“精神的轮廓。她老是觉得不适，这表明她有更多的苦恼而不是嘲弄或愤怒”。 葛德文决定把他妻子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以此来纪念她的逝世。这是一个家传的方式：在面对苦难时写作，写作，写作。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葬礼翌日，葛德文便开始整理她的遗稿。月底前，他已经开始写这部他认为是深情而又公正地再现他妻子生平的作品了。他将这视为对妻子记忆的献礼，同时也是自己内心最深处感情的一个表达。葛德文受到了一个他以及他妻子都景仰的一个人的自传的启发，这个人便是：让-雅克·卢梭。但是卢梭著名的《忏悔录》，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赤裸裸的陈述。而葛德文要讲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而且与许多读者所设想的不同，这次他会更加离经叛道。 通过一些收集来的信件和便条，葛德文描绘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有的情人，下笔之坦白，甚至不顾通常应有的慎重。他从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的那些情人那里搜罗信件；其中一个就是亨利·福塞利，他打开一只抽屉，向葛德文展示了一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信，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抽屉，说道，“去死吧你，这就是你要看到的。”不光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情事，葛德文还谈及她的自杀企图和怀孕，而且对她拒绝基督教的行为称赞有加。（实际上这并非事实；在英国的教堂里，她仍然信教。）在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他女儿的出生和自己妻子的逝世，正是这个关键的细节反映了他内心强烈的痛苦。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写作，葛德文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完成了手稿；稿子于1798年1月出版。 葛德文的这本直白而充满痛楚的《〈女权辩护〉作者回忆录》，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其他男人情事的披露，在日渐保守的英国招来了阵阵流言飞语。保守党的报章趁机大做文章，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娼妓而葛德文是一个拉皮条的。《欧陆杂志》撰文声称，阅读《回忆录》只会招来“每个以温婉自居的女人的反感，每个维系宗教和道德利益的人的憎恶，以及任何对那些不幸的女人——她们的失足本应被掩埋起来忘掉——抱以同情的人的愤怒”。还有更难听的，《反雅各宾评论及杂志》用下面这段歌谣集中表达了编辑对这本书的感觉： 因为玛丽真的会穿上马裤 上帝帮帮这些被篡位的愚蠢男人吧 理查德·波尔韦勒，一位诗人兼牧师，在他的反女权主义的诗歌《无性的女性》中，说出了许多人感觉到但是忍住没说出来的想法：“我只能说，她的一生，她的死，以及整个回忆录本身，都只是上帝意志的见证。当她将自己让位于‘内心的欲望’时，当她‘顺从于自己的幻想’时，她的信条之谬误，无信仰行为之流毒，就昭然于世了。” 其他人则感到吃惊，葛德文会让自己的亡妻这样饱受嘲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威廉·罗斯科写道： 漫漫人生路你命运如许艰辛， 不论身为人妻抑或子女朋亲 自古万难惟一死你我命数一样， 你的葛德文如此哀悼——铁石心肠。 葛德文的《回忆录》，使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誉一直到20世纪中期都蒙着污垢。由于葛德文故意为之的纪念遭到批评，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追求的平等理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嘲讽，后继的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因此选得更小了，比如妇女的投票权，而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一再重申的男女权利各方面都平等的要求。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没有读过当时出版的各种非议，但她对此并不陌生，甚至她亲身经历过。《回忆录》以及她母亲拜不道德的两性关系所赐的名声，让小玛丽甚至在孩童的时候就名声不佳。在她了解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早早了解她了。 对于自己的贡献所得到的反应，葛德文结结实实感到了震惊，这也加重了他对妻子逝世的悲痛和抑郁。已尝过婚姻之味、同时也想给自己两个孩子找个母亲的葛德文，在1799年春，向埃尔威斯夫人，一个寡妇求婚。但他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因为他听说玛丽亚·雷弗利的丈夫过世了，于是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他们下次碰面已是一个月后，她和一个她打算下嫁的男人在一起。当葛德文转而求之埃尔威斯妇人时，也吃了闭门羹。接下来他想和作家伊丽莎白·英奇鲍德重缔友谊，他送给她一本他的小说《圣列昂》的修订本，并附上一张便条邀请她来。她答复说她只是将他视为同道。“当我记住你所有好的一面的时，”她写道，“我相信你绝不会让我忘记你所有坏的一面。”这个答复是葛德文始料不及的；更糟的是，她随信寄回对他小说的恶评。葛德文被打垮了——垂头丧气的他甚至足不出户。在日记中他写道，“这一天，我迫切想给什么人通电话，想知道这本书更确切的评价，但是完全没勇气……当面见一个熟人。” 声望和影响的式微，使葛德文信心顿失，这也导致了他健康的恶化。在约翰逊家的宴会上就初现症状，他会一个人溜开去睡觉或者迷迷糊糊的。这是一种嗜睡症的症状，而且多年后会加重。一旦发作，他会失去对肌肉的控制，他的下巴会掉下来，他的腿绵软无力，最后会在睡梦中一命呜呼。1800年2月，他就首次出现过这些症状，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也偶尔再次发生过。 由于政治原因，他的一些老朋友现在对他惟恐避之不及。他所推崇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蜕变为一场咄咄逼人的国家主义圣战。法国军队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整个欧洲的战斗取得节节胜利，像葛德文这样的大革命的支持者受到了辱骂。葛德文被当街吐唾沫——在许多英国人看来，他在鼓吹无神论、淫乱以及叛国。 葛德文的自省并不亚于他对他人的剖析。在1798年，他对自己的性格作了一个个人评价： 我为他人如何看待我而苦恼；我害怕自己受到侵扰，不惜自己蒙羞而与别人合作……而我的害怕带来了更多让我害怕的东西……这一点，也许就只有这一点，让我在社会中冷漠、乏味、格格不入……我的紧张性格……经常剥夺了我所拥有的，而我本应该击退这些伤害或者改正我不认同的。这种经验使我要么成为一个受惊的笨蛋，要么成为一头发情的驴子。 葛德文雇了一个女管家，在他工作时照看孩子们。他的朋友詹姆斯·马歇尔——经常充当葛德文的秘书和作品代理人，在葛德文长途在外时，就帮他担当起了父母职责。葛德文通过书信与家庭保持联系。他曾经给马歇尔写道： 她们在谈起我，你说她们是这样的，这使我想和她们在一起，也许这也能让我着早点结束旅行。自打她们失去母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与她们这么天各一方……告诉玛丽，我不会离开她太久的，她是爸爸的心肝宝贝。爸爸现在走了，但是爸爸会很快就回来的。 当玛丽从婴儿长成儿童后，她拼命想取悦她父亲，同时也恨他把注意力转到别人身上。而一旦葛德文觉得她不听话时，他惩戒的方式就是退后不发一言。这种方式让玛丽不知所措。她渴望温情，得到的却是冷漠。后来，在她的一部最私人的小说《玛蒂尔达》——它写于她个人生活中最失意最孤独的一段时期——中，她描写了一种有乱伦色彩的父女关系。玛蒂尔达的母亲在玛蒂尔达出生后几天就去世了，这拉近了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似乎接近于愿望的实现了。 当玛丽四岁时，葛德文找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或者不如说，是她找到了他。当时，葛德文住在波利冈，伦敦郊区一处新建的住宅区。葛德文所在的社区是外围的一排带阳台的房子。1801年的一天，葛德文的隔壁邻居，一个名叫玛丽·简·克莱蒙特的三十五岁左右的漂亮妇人，在阳台上问葛德文：“我能瞧一下伟大的葛德文吗?”试问，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呢? 克莱蒙特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女人。她自称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两个孩子的父亲或者父亲们的身份（以及命运）并不确定。即使她最新的姓名也充满疑问——当她和葛德文结婚时，她也是以两个不同的姓名登记的。克莱蒙特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名叫克拉拉·玛丽·简；这个孩子后来称自己为克莱尔。克莱蒙特夫人还有一个儿子，和范妮差不多大，名叫查尔斯。查尔斯明显是瑞士人卡尔·高利斯的儿子，但克拉拉·玛丽·简也许有一个不同的父亲。后来克莱尔多次想找出她身世秘密，但一无所获。 葛德文完全是玛丽·简·克莱蒙特的一个猎物，她很快就和他搅在了一起。在那一年的12月，他们在教堂里结婚了，这显然是新娘的主意。詹姆斯·马歇尔是惟一出席的见证人。新任的葛德文夫人很快就将他扫地出门了。 父亲的再婚让四岁的玛丽伤心欲绝。她痛恨和别人分享他的爱，她也十分嫉妒她的新妈妈。更重要的是，在这对新婚的夫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新连接的标记：简怀孕了。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是一个死婴，但是接着就有了第二个，出生于1803年3月28日。他被命名为威廉——威廉·葛德文曾经希望他的第一个妻子能有一个这样名字的男孩，但小玛丽并不是男孩。 在玛丽的眼中，简·克莱蒙特总是和她母亲的亡灵作斗争。这两个女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富有感情，有时又完全陷入歇斯底里的抑郁，而克莱蒙特精明，会经营，野心勃勃，是一个管理者。她被证明有一副经商头脑，但缺乏热情，至少对她的继子继女是如此。葛德文的许多朋友和葛德文的女儿一样，也不喜欢她的这个新妈妈。童书作者查尔斯·兰姆把她称之为“戴绿色眼镜的寡妇”，并与罗伯斯庇尔相提并论，后者也以戴彩色眼镜而著称。总的说来，兰姆的言辞还算较客气的，他称她为“那个该死的恶魔婊子葛德文夫人”。另外的拜访者就更不堪了，称呼她为“一个罪恶的脓疱”。 玛丽成长于一个奇怪的大杂烩的家庭里，这家里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有共同的父母。头一个是比玛丽稍大的同母异父的姐姐范妮，她文静、内敛。范妮的亲生父亲至今不明，也从未被人提起，葛德文待范妮如自己的亲生孩子，直到她十一岁时才向她透露了身世；她被称作范妮·葛德文。在自己的小说《圣列昂》中，葛德文描绘了一个人物形象，和范妮有几分神秘的相似；小说对她最终的命运作出了解答：“非比寻常的温和与可亲……对人生的困顿和世界的阻挠，她似乎并没有觉得被迫去与之抗争；但是，在和平和安宁的时期，没有什么能胜过她性格的甜蜜和举止的迷人了。” 玛丽的新兄妹，查尔斯和克拉拉·简，其实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有不同的父亲：查尔斯头发金黄，性情狂暴，而喜怒无常的克拉拉·简有黑色的头发和眼睛。最后就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弟弟威廉，这个大家庭的孩子，第二个葛德文夫人非常溺爱他。玛丽需要大量的竞争才能得到父亲的注意。 阿伦·伯尔，美国前副总统，拜访葛德文的家庭后发现了这个家庭十分有趣。他把这些法国味的女孩称为“女神”，而且回忆说孩子们经常做一些小小的表演和演讲。他提到八岁大的威廉站在“一个小小的讲道坛上……十分庄严肃穆”地讲道，就像他的父亲当年小时候那样。等小威廉“布道”后，家里人开始喝茶，“小姑娘们载歌载舞达一个小时。”他还谈到，范妮和玛丽有绘画天赋，而克拉拉有一副可爱的歌喉。 家庭的日程围绕着葛德文的工作需要来安排。在早晨，当葛德文在书房写作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安静。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参观完葛德文家后，描述它有一种“死尸般的寂静……完全就是地下墓穴”。午餐后，葛德文会带孩子们散会儿步，并讲讲一些自然历史方面的课堂知识。克拉拉后来回忆说，她和其他人都努力“学习和钻研……我们整天对大量的问题都兴趣盎然——普通的话题、闲谈或者流言飞语，在我们这个圈子则没有市场。” 在葛德文的哲学中，自省是提高的基本方式。一旦一个人认定他或她的行为是对的，那么他或她就不必顾及别人的批评，实际上甚至是别人的指责。玛丽一直追随这种哲学直到犯错。克拉拉·简·克莱蒙特，她也是在葛德文的这种哲学下长大的，后来她回忆道：“没有什么比植根在我们身上的更精辟更可爱的信条了——问题只是，它们完全是错的。” 虽然只有两个男孩才上学，但是葛德文亲自教其他的女孩子，教她们文学经典、基本的数学知识、希腊罗马以及英格兰的历史，以及拉丁语和英语。（家庭以外的这种男女同校的学校，是玛丽的母亲在《女权辩护》中所倡导的，但玛丽后来一直与之无缘。）惟一一个外面来的老师是一个男人，教唱歌和识谱，一周一次。克拉拉甚至一度被送至寄宿学校，但玛丽的老师却一直是她尊敬的人，她的父亲。几年后，玛丽承认葛德文“太吹毛求疵，太严肃庄重”。然而她也写到“我必须说，直到我知道雪莱以前，他一直都是我的上帝”。 葛德文家里一直保留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纪念物。在壁炉架上方悬挂着她的一幅巨大肖像，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约翰·奥佩所画。家庭的参观者一进门就会看到它，并引发许多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故事和回忆，这个时候的小玛丽就坐在一旁倾听。葛德文自己继续神化着他的这个前妻，即便他已经再婚。 玛丽最早的记忆是父亲带她去看母亲的坟墓，通过摸索墓碑上的字母，教玛丽拼出自己的名字。墓碑上写着：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 《女权辩护》之作者 生于1759年4月27日，殁于1797年9月10日 现在并不知道玛丽多大才意识到她和她母亲名字相同，以及是她母亲的死才换来了她的出生。但是在后来，玛丽在日记里经常提到，对于母亲因逝世而未完成的遗愿，自己有职责去完成。 葛德文很早就意识到玛丽智力超群，他想在她身上创造一个学习的典范。当她学会了阅读后，被获准使用他精美的图书馆，她采用葛德文的方法，同时阅读两到三卷的图书。书籍成了她童年的玩伴，因为在她这个年龄她少有朋友。在家里，她经常听到大人们探讨书籍，虽然葛德文当时已经多少被边缘化了，但是他仍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聚集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两位奠基者，威廉·华兹华斯和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是葛德文的常客。1798年他们合作出版了他们诗歌的选集，《抒情谣曲》，这被文学史家视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始。华兹华斯在后来一个版本的前言中声称，“所有好的”诗歌都是“激情的自然喷发”，这个定义给了后代诗人以灵感。聚集在葛德文画室中的都是些诗人和作家，比如政治随笔作家威廉·黑兹利特；罗伯特·索锡，他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爱尔兰爱国诗人托马斯·穆尔；戏剧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汉弗莱·戴维，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诗人，但后来成为英国顶尖的科学家；以及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戏剧家和小说家，他是1794年被指控叛国的人当中的一个。所有这些人都热衷于探讨诗歌和观念——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以及文学的。 玛丽还记得，1806年的一个周日，当时柯尔律治、查尔斯以及玛丽·兰姆在喝茶，等待晚餐。那是葛德文家中一个关于诗歌的魔幻的晚上。虽然有严格的上床睡觉时间，但是玛丽和克拉拉还是溜到了沙发背后，偷听柯尔律治背诵他的诗《古舟子咏》。在玛丽后来一生中，这首诗成了她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因为她对孤独的水手和他的痛苦心有戚戚焉。尤其是下面这些诗句打动了她： 一人，一人，独自一人， 一人在这无穷浩淼海域! 连基督也要于心不忍 我心魂的痛楚。 玛丽通过署有她母亲名字的书，开始慢慢了解她了；像她父亲一样，她也被沃斯通克拉夫特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书信集所吸引住了。它不仅仅是一部旅行记叙。这部书写于个人极度苦闷的时期，通过生动地描写游览之地，混合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激情和痛苦（常常见之于与伊姆利的书信中，这构成了书的一部分）。这后来对《弗兰肯斯坦》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葛德文都一直缺钱，尤其是现在他有一个家庭需要供养。所幸的是，他的新妻子有商业头脑。在她的鼓动下，1805年，他们在伦敦市中心、黑修士桥以北的斯金纳街，开了一家书店。（托马斯·韦奇伍德，一个乐善好施的陶器商财产继承人，借给了葛德文一百英镑，让他开始了这场冒险。）两年后，葛德文一家迁进了一栋五层建筑的楼上。对十岁的玛丽而言，这里并不是一个让孩子快乐成长的居住区。离书店一百码远就是港湾监狱和老古堡，当众执行死刑，经常会招来喧嚣和暴戾的民众。1807年的两次绞刑当中，就有二十八名围观者被拥挤践踏身亡。在不远的地方就是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那里猪牛牲畜被屠宰出售；它们的嗷叫常让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另外港湾沟渠的下水道会飘来动物粪便的恶臭，这个封起来的通道贯穿全城，人的屎尿也流经这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玛丽宁可待在室内做她的白日梦，也不愿跑到外面可怕的现实世界去冒险了。 玛丽的个人问题因为家里陷入经济危机的现实而激化了。葛德文，作为单独一个人，能够以写作为生。而加上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则使生活疲于奔命了。葛德文在他一生中，不停地“借钱”。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崇而向他们举债，但从来是有借无还。在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中，他写道： 如果我单身，我既不会请求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资助——我活得一清二白。 可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情况就不同了。我从不后悔我形成的那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是维持一个家庭一项事业的确需要一大笔的开销，虽然我无比勤奋但还是远远不够，这需要坚持才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 葛德文的书店卖些主流书，连带出售习字本、铅笔和钢笔，他也开始写作童书，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对英国的父母来说，他过于声名狼藉了，所以他只好用一个笔名，按书单写作，其中包括罗马、希腊和英格兰的历史。葛德文从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他的罗马史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戛然而止，隔了四百年后重新开始，当“暴君”（君主）当政期间，一切都不值得提及，因为罗马“不是一个共和国时，它也不配享有历史的名声”。葛德文的妻子也力所能及地干些将书译为法文的工作，同时自己也写书。 葛德文是他的朋友查尔斯·兰姆[1]英国随笔作家和评论家，笔名伊利亚，以《伊利亚随笔集》闻名。[1]和玛丽·兰姆的经典著作《莎士比亚故事集》最初的出版者。读过兰姆关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可爱描述以及她们为孩子们写的故事——在今天仍在出版——的人，很少能想到，兰姆姐弟曾经长时间被紧闭在后来被称为“疯狂小屋”的地方，玛丽·兰姆用厨房的一把刀子刺死了她的母亲，陪审团判定她无罪，才使她免于死刑；后来，她得到了她弟弟的看养，后者把她托给了一家收容所，有必要时代为照看。 玛丽·葛德文开始在文学中建立一种双重生活了，她学会了通过阅读来身临其境。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那些为孩子们写的虚构作品——比如像海伦·玛丽亚·威廉斯，玛丽的母亲在法国时的一个朋友，写的那些——经常将女主角描写为一个世界上独自一人的孤儿，这种情境玛丽并不陌生。她最喜爱的一本书是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的《埃德加·亨特利，或一个梦游者的记忆》，其中女主角被描绘为：“她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她的父亲对她的命运漠不关心。她被交给一个管家来看养。”当她的文学经验变得宽广，超过她所知道的家里的狭小世界时，玛丽开始学会表达，用她所读到的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在她脑海中，小说、寓言、生活以及经验，全都搅在了一起，这成了她一生的一种基本状况。 当玛丽试图逃避家里的问题时，她常常回到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园，她母亲安葬的地方。在那里，玛丽能与惟一一个按她所向往的那样真正爱她的人谈心。正如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一往无前那样，作为女儿，玛丽也希望自己能那样。但她失望地提到，“我没法使我成为我的故事的女主角……我无法使自己明白，浪漫的悲哀或者奇妙的事情是我永远的命运。”或者说，她在书本和想像中掩藏她的痛苦。读书让玛丽开始做起了白日梦，或者按她的说法就是“醒梦”：“我的梦就是我自己；我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它们是我烦忧时的庇护所——当我自由时则是由衷的快乐。”她很快开始写下她幻想的那些个梦。从保留下来的她年青时写的一些文字来看，很明显，她还没有从惯于自由思想的父亲那里学会标点和拼写。她从葛德文那里得到的是鼓励，甚至是期望，期望她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有这样著名的父母，使她产生了压力，要配得上他们的名声。玛丽自己就曾说过，打一出生起，她就“被荣耀所滋养”。她的妹妹，克拉拉·简，也以一种更概括的观点描述了这种压力。“在我们家里，”她写道，“如果你不能写一首史诗或者一部小说，在脑子里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打败所有其他的小说，那么你就是一个可鄙的创作者，不值得尊敬。” 当玛丽从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她与继母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现在更加恶化了。两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玛丽指责她的继母偷看她的信件，侵犯了她的隐私，还使唤她干家务活（有些事情玛丽总是感到不情愿）。当然，这些是正常的青春期的反抗，但是简·克莱蒙特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她经常被拿来与已逝的、现在被神化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作比较。玛丽将她母亲的作品读了一遍又一遍，想从中找到反抗继母命令的火药，而且由于她现在已经十好几岁了，葛德文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录中涉及性的部分文字，对她而言，也有了新的意义。玛丽也经常与克拉拉·简发生矛盾，后者自然而然受到了她母亲的宠爱。克拉拉清楚玛丽智力过人，这也是玛丽引以为耀的一扇地方。那位第二任葛德文夫人曾经告诉一个朋友说，玛丽“总是认为并声称（克拉拉）……愚蠢”。 但让玛丽沮丧的是，葛德文那时候最喜欢的女儿却似乎是范妮。她很少惹是生非，就因为这，葛德文多少是心存感激的。从一切迹象来看，在家里的三个女孩当中，范妮的性情最为可爱。克里斯蒂·巴克斯特，玛丽的一个朋友，说她“沉思的时候多，乐观的时候少，更多时候是为了人生的某种乏味的职责而活着……葛德文，就其本性而言是尽量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对范妮的影响超过任何人。只要他需要，一些琐事他都会麻烦她来处理。” 对玛丽而言，支撑自己的感情源泉几乎没有，葛德文总是不识他女儿的“少年愁滋味”。他写信让妻子“告诉玛丽，抛开一切不利的事情，我坚信她会成为一个睿智、同时也更加优秀和快乐的女人”。像母亲一样，她承受着心神的巨大激荡，至于她的生理上的疾病是否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病症，这一点并不清楚。在十三岁的时候，玛丽的胳膊和手出现病变性的瘦弱，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能无法治愈的皮肤感染。这肯定也是因为当地恶劣的水土——下水道和牲畜市场——环绕着斯金纳街上的家庭，但是最终因为什么原因仍然存在疑问。两年前，克拉拉就因为健康问题去英国东南岸的马盖特待了三个月。现在，葛德文夫人又带玛丽去了附近兰姆斯盖特的康复中心，那里提供“水疗”，这是当时一种比较流行的康复方法。那些想浸泡自己的人要进入一个“沐浴机器”，然后用车装载，由马拖行到大海里。从后面的一扇门里，沐浴者能浸入水里，较低点的地方则有一块帆布雨篷保护她们的隐私不被海滩上的人窥看到。 不幸的是，兰姆斯盖特之行并没有改善玛丽的健康或者心情。1812年5月，葛德文让威廉·巴克斯特，一个来自苏格兰邓迪的熟人，带玛丽去养病——同时也是恢复斯金纳街的家庭内的平静。不难想像，被丢给一个陌生人，玛丽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在给十四岁大的玛丽上路后的一天写的一封信里，葛德文给巴克斯特写了另一封信，信中他显示出了对女儿犹疑的感觉。“一想到给你和你的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就觉得很讨厌。”接下来葛德文把玛丽差不多定性为一个问题孩子——实际上，甚至是一个“怪物”。他提到她有天分，但是他也为她事先表达了歉意：“我担心这次旅行为你带来了麻烦。”葛德文当然没有为女儿第一次伟大的远足的印象作什么准备。 容易晕船的玛丽忍受了长长一段海上旅行后到达了英国的东海岸。（对这段寒冷可怕旅程的描述在《弗兰肯斯坦》中能找到印迹。）然而到达后，玛丽反而喜欢上了苏格兰荒凉的景致。她相信就在这里“属于我们家的大地的树下，或者附近不毛山麓荒凉的一边，我真正的写作，我想像的轻盈飞翔，能够生根发芽”。 巴克斯特家是一个可爱的家庭群体——第一次玛丽认识了书本外的世界、他们接受了她。她和巴克斯特家的两个女儿克里斯蒂娜及伊莎贝拉很亲密；她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女朋友。和她们在一起，大大改善了她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而且她病变的胳膊也康复了。玛丽在巴克斯特家一待就是两年，只在1812年夏到1814年初春期间回过一次家。在玛丽混乱的一生中，她将会不断试图去重觅巴克斯特家那种理想的安定家庭生活。 在克里斯蒂·巴克斯特的陪伴下，玛丽一个人回到了斯金纳街，她发现家里叽叽喳喳在谈论一个名叫珀西·雪莱的年轻人。他看到了《政治正义论》，一天他来告诉葛德文他想用一生来实现书中的理想。那时玛丽年仅十五岁，而雪莱是一个二十岁的已婚男人。他似乎对她没什么印象。当她1814年3月份回到伦敦的时候，她再次遇到了他，这一次他将会把她的生活弄得天翻地覆。 到达小瀑布了……我的灵魂因为进入一个新的一系列的倒影而加速。黑暗的洞穴像是探究的眼睛，从那里回流出的激流猛烈地溅涌着，让我的脑海一样难以安宁：我的意念从尘世冲向天国，我问自己为什么束缚于生命和它的苦难……我的灵魂冉冉升起，带着重新恢复的尊严，超越了烦忧——紧握住了永恒……我把手伸向了来世，跳过了生命到来时的暗点。 ——《瑞典、挪威和丹麦旅行信札》，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6年 玛丽·葛德文是“生命到来时的暗点”。她以失去开始了她的人生，这让她对爱的渴求永难满足，因为她的父亲并不是那种能照顾好孩子的人。实际上，她通过隐秘的方式已经知道，生育和创造一样，充满了可怕的后果。 从童年时起，玛丽就学会向内寻找安慰了，以此来对付她时常感到的情感的混乱。她的出生导致自己母亲的死亡，这种无名的恐惧使玛丽非常急切地想创造一个新的、完美的人类去代替她的位置。像玛丽一样，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怪物都是没有母亲的。 葛德文的背景和他的脾性并没有使他准备好当一个父亲，特别是一个单亲父亲，而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担忧和疑虑在给一位友人安东尼·卡莱尔的信中显现了出来：“我妻子的一本书就放在我身旁，但是我没打开它。我拿起一本关于儿童教育的书，可那只让我觉得更加不幸与无助，我不得不去关注那两个由我保护的可怜的小动物，最后我把书扔一边去了……如果你……打算安慰我来着，那请千万别。” 葛德文为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所做的第一件事，似乎比较科学——至少，是那个时代意义上的科学。在玛丽将近三周岁大的时候，葛德文让一位名叫尼克尔森的相士给她看相，这个人是一个拉瓦特尔相面术的实行者。通过考察玛丽的脸，这位尼克尔森先生报告说，玛丽“记忆力和智力惊人”，她的眼睛、额头还有眉毛显示了一种“喜怒无常，有时暴躁，有时又完全冷静”。至于她的嘴巴，尼克尔森先生发现“使用频繁”（她不停地哭），这暗示了其“精神的轮廓。她老是觉得不适，这表明她有更多的苦恼而不是嘲弄或愤怒”。 葛德文决定把他妻子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以此来纪念她的逝世。这是一个家传的方式：在面对苦难时写作，写作，写作。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葬礼翌日，葛德文便开始整理她的遗稿。月底前，他已经开始写这部他认为是深情而又公正地再现他妻子生平的作品了。他将这视为对妻子记忆的献礼，同时也是自己内心最深处感情的一个表达。葛德文受到了一个他以及他妻子都景仰的一个人的自传的启发，这个人便是：让-雅克·卢梭。但是卢梭著名的《忏悔录》，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赤裸裸的陈述。而葛德文要讲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而且与许多读者所设想的不同，这次他会更加离经叛道。 通过一些收集来的信件和便条，葛德文描绘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有的情人，下笔之坦白，甚至不顾通常应有的慎重。他从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的那些情人那里搜罗信件；其中一个就是亨利·福塞利，他打开一只抽屉，向葛德文展示了一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信，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抽屉，说道，“去死吧你，这就是你要看到的。”不光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情事，葛德文还谈及她的自杀企图和怀孕，而且对她拒绝基督教的行为称赞有加。（实际上这并非事实；在英国的教堂里，她仍然信教。）在回忆录中，他还提到他女儿的出生和自己妻子的逝世，正是这个关键的细节反映了他内心强烈的痛苦。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写作，葛德文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完成了手稿；稿子于1798年1月出版。 葛德文的这本直白而充满痛楚的《〈女权辩护〉作者回忆录》，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其他男人情事的披露，在日渐保守的英国招来了阵阵流言飞语。保守党的报章趁机大做文章，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娼妓而葛德文是一个拉皮条的。《欧陆杂志》撰文声称，阅读《回忆录》只会招来“每个以温婉自居的女人的反感，每个维系宗教和道德利益的人的憎恶，以及任何对那些不幸的女人——她们的失足本应被掩埋起来忘掉——抱以同情的人的愤怒”。还有更难听的，《反雅各宾评论及杂志》用下面这段歌谣集中表达了编辑对这本书的感觉： 因为玛丽真的会穿上马裤 上帝帮帮这些被篡位的愚蠢男人吧 理查德·波尔韦勒，一位诗人兼牧师，在他的反女权主义的诗歌《无性的女性》中，说出了许多人感觉到但是忍住没说出来的想法：“我只能说，她的一生，她的死，以及整个回忆录本身，都只是上帝意志的见证。当她将自己让位于‘内心的欲望’时，当她‘顺从于自己的幻想’时，她的信条之谬误，无信仰行为之流毒，就昭然于世了。” 其他人则感到吃惊，葛德文会让自己的亡妻这样饱受嘲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威廉·罗斯科写道： 漫漫人生路你命运如许艰辛， 不论身为人妻抑或子女朋亲 自古万难惟一死你我命数一样， 你的葛德文如此哀悼——铁石心肠。 葛德文的《回忆录》，使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誉一直到20世纪中期都蒙着污垢。由于葛德文故意为之的纪念遭到批评，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追求的平等理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嘲讽，后继的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因此选得更小了，比如妇女的投票权，而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一再重申的男女权利各方面都平等的要求。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没有读过当时出版的各种非议，但她对此并不陌生，甚至她亲身经历过。《回忆录》以及她母亲拜不道德的两性关系所赐的名声，让小玛丽甚至在孩童的时候就名声不佳。在她了解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早早了解她了。 对于自己的贡献所得到的反应，葛德文结结实实感到了震惊，这也加重了他对妻子逝世的悲痛和抑郁。已尝过婚姻之味、同时也想给自己两个孩子找个母亲的葛德文，在1799年春，向埃尔威斯夫人，一个寡妇求婚。但他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因为他听说玛丽亚·雷弗利的丈夫过世了，于是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他们下次碰面已是一个月后，她和一个她打算下嫁的男人在一起。当葛德文转而求之埃尔威斯妇人时，也吃了闭门羹。接下来他想和作家伊丽莎白·英奇鲍德重缔友谊，他送给她一本他的小说《圣列昂》的修订本，并附上一张便条邀请她来。她答复说她只是将他视为同道。“当我记住你所有好的一面的时，”她写道，“我相信你绝不会让我忘记你所有坏的一面。”这个答复是葛德文始料不及的；更糟的是，她随信寄回对他小说的恶评。葛德文被打垮了——垂头丧气的他甚至足不出户。在日记中他写道，“这一天，我迫切想给什么人通电话，想知道这本书更确切的评价，但是完全没勇气……当面见一个熟人。” 声望和影响的式微，使葛德文信心顿失，这也导致了他健康的恶化。在约翰逊家的宴会上就初现症状，他会一个人溜开去睡觉或者迷迷糊糊的。这是一种嗜睡症的症状，而且多年后会加重。一旦发作，他会失去对肌肉的控制，他的下巴会掉下来，他的腿绵软无力，最后会在睡梦中一命呜呼。1800年2月，他就首次出现过这些症状，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也偶尔再次发生过。 由于政治原因，他的一些老朋友现在对他惟恐避之不及。他所推崇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蜕变为一场咄咄逼人的国家主义圣战。法国军队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整个欧洲的战斗取得节节胜利，像葛德文这样的大革命的支持者受到了辱骂。葛德文被当街吐唾沫——在许多英国人看来，他在鼓吹无神论、淫乱以及叛国。 葛德文的自省并不亚于他对他人的剖析。在1798年，他对自己的性格作了一个个人评价： 我为他人如何看待我而苦恼；我害怕自己受到侵扰，不惜自己蒙羞而与别人合作……而我的害怕带来了更多让我害怕的东西……这一点，也许就只有这一点，让我在社会中冷漠、乏味、格格不入……我的紧张性格……经常剥夺了我所拥有的，而我本应该击退这些伤害或者改正我不认同的。这种经验使我要么成为一个受惊的笨蛋，要么成为一头发情的驴子。 葛德文雇了一个女管家，在他工作时照看孩子们。他的朋友詹姆斯·马歇尔——经常充当葛德文的秘书和作品代理人，在葛德文长途在外时，就帮他担当起了父母职责。葛德文通过书信与家庭保持联系。他曾经给马歇尔写道： 她们在谈起我，你说她们是这样的，这使我想和她们在一起，也许这也能让我着早点结束旅行。自打她们失去母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与她们这么天各一方……告诉玛丽，我不会离开她太久的，她是爸爸的心肝宝贝。爸爸现在走了，但是爸爸会很快就回来的。 当玛丽从婴儿长成儿童后，她拼命想取悦她父亲，同时也恨他把注意力转到别人身上。而一旦葛德文觉得她不听话时，他惩戒的方式就是退后不发一言。这种方式让玛丽不知所措。她渴望温情，得到的却是冷漠。后来，在她的一部最私人的小说《玛蒂尔达》——它写于她个人生活中最失意最孤独的一段时期——中，她描写了一种有乱伦色彩的父女关系。玛蒂尔达的母亲在玛蒂尔达出生后几天就去世了，这拉近了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似乎接近于愿望的实现了。 当玛丽四岁时，葛德文找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或者不如说，是她找到了他。当时，葛德文住在波利冈，伦敦郊区一处新建的住宅区。葛德文所在的社区是外围的一排带阳台的房子。1801年的一天，葛德文的隔壁邻居，一个名叫玛丽·简·克莱蒙特的三十五岁左右的漂亮妇人，在阳台上问葛德文：“我能瞧一下伟大的葛德文吗?”试问，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住呢? 克莱蒙特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女人。她自称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两个孩子的父亲或者父亲们的身份（以及命运）并不确定。即使她最新的姓名也充满疑问——当她和葛德文结婚时，她也是以两个不同的姓名登记的。克莱蒙特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名叫克拉拉·玛丽·简；这个孩子后来称自己为克莱尔。克莱蒙特夫人还有一个儿子，和范妮差不多大，名叫查尔斯。查尔斯明显是瑞士人卡尔·高利斯的儿子，但克拉拉·玛丽·简也许有一个不同的父亲。后来克莱尔多次想找出她身世秘密，但一无所获。 葛德文完全是玛丽·简·克莱蒙特的一个猎物，她很快就和他搅在了一起。在那一年的12月，他们在教堂里结婚了，这显然是新娘的主意。詹姆斯·马歇尔是惟一出席的见证人。新任的葛德文夫人很快就将他扫地出门了。 父亲的再婚让四岁的玛丽伤心欲绝。她痛恨和别人分享他的爱，她也十分嫉妒她的新妈妈。更重要的是，在这对新婚的夫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新连接的标记：简怀孕了。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是一个死婴，但是接着就有了第二个，出生于1803年3月28日。他被命名为威廉——威廉·葛德文曾经希望他的第一个妻子能有一个这样名字的男孩，但小玛丽并不是男孩。 在玛丽的眼中，简·克莱蒙特总是和她母亲的亡灵作斗争。这两个女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富有感情，有时又完全陷入歇斯底里的抑郁，而克莱蒙特精明，会经营，野心勃勃，是一个管理者。她被证明有一副经商头脑，但缺乏热情，至少对她的继子继女是如此。葛德文的许多朋友和葛德文的女儿一样，也不喜欢她的这个新妈妈。童书作者查尔斯·兰姆把她称之为“戴绿色眼镜的寡妇”，并与罗伯斯庇尔相提并论，后者也以戴彩色眼镜而著称。总的说来，兰姆的言辞还算较客气的，他称她为“那个该死的恶魔婊子葛德文夫人”。另外的拜访者就更不堪了，称呼她为“一个罪恶的脓疱”。 玛丽成长于一个奇怪的大杂烩的家庭里，这家里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有共同的父母。头一个是比玛丽稍大的同母异父的姐姐范妮，她文静、内敛。范妮的亲生父亲至今不明，也从未被人提起，葛德文待范妮如自己的亲生孩子，直到她十一岁时才向她透露了身世；她被称作范妮·葛德文。在自己的小说《圣列昂》中，葛德文描绘了一个人物形象，和范妮有几分神秘的相似；小说对她最终的命运作出了解答：“非比寻常的温和与可亲……对人生的困顿和世界的阻挠，她似乎并没有觉得被迫去与之抗争；但是，在和平和安宁的时期，没有什么能胜过她性格的甜蜜和举止的迷人了。” 玛丽的新兄妹，查尔斯和克拉拉·简，其实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有不同的父亲：查尔斯头发金黄，性情狂暴，而喜怒无常的克拉拉·简有黑色的头发和眼睛。最后就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弟弟威廉，这个大家庭的孩子，第二个葛德文夫人非常溺爱他。玛丽需要大量的竞争才能得到父亲的注意。 阿伦·伯尔，美国前副总统，拜访葛德文的家庭后发现了这个家庭十分有趣。他把这些法国味的女孩称为“女神”，而且回忆说孩子们经常做一些小小的表演和演讲。他提到八岁大的威廉站在“一个小小的讲道坛上……十分庄严肃穆”地讲道，就像他的父亲当年小时候那样。等小威廉“布道”后，家里人开始喝茶，“小姑娘们载歌载舞达一个小时。”他还谈到，范妮和玛丽有绘画天赋，而克拉拉有一副可爱的歌喉。 家庭的日程围绕着葛德文的工作需要来安排。在早晨，当葛德文在书房写作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安静。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参观完葛德文家后，描述它有一种“死尸般的寂静……完全就是地下墓穴”。午餐后，葛德文会带孩子们散会儿步，并讲讲一些自然历史方面的课堂知识。克拉拉后来回忆说，她和其他人都努力“学习和钻研……我们整天对大量的问题都兴趣盎然——普通的话题、闲谈或者流言飞语，在我们这个圈子则没有市场。” 在葛德文的哲学中，自省是提高的基本方式。一旦一个人认定他或她的行为是对的，那么他或她就不必顾及别人的批评，实际上甚至是别人的指责。玛丽一直追随这种哲学直到犯错。克拉拉·简·克莱蒙特，她也是在葛德文的这种哲学下长大的，后来她回忆道：“没有什么比植根在我们身上的更精辟更可爱的信条了——问题只是，它们完全是错的。” 虽然只有两个男孩才上学，但是葛德文亲自教其他的女孩子，教她们文学经典、基本的数学知识、希腊罗马以及英格兰的历史，以及拉丁语和英语。（家庭以外的这种男女同校的学校，是玛丽的母亲在《女权辩护》中所倡导的，但玛丽后来一直与之无缘。）惟一一个外面来的老师是一个男人，教唱歌和识谱，一周一次。克拉拉甚至一度被送至寄宿学校，但玛丽的老师却一直是她尊敬的人，她的父亲。几年后，玛丽承认葛德文“太吹毛求疵，太严肃庄重”。然而她也写到“我必须说，直到我知道雪莱以前，他一直都是我的上帝”。 葛德文家里一直保留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纪念物。在壁炉架上方悬挂着她的一幅巨大肖像，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约翰·奥佩所画。家庭的参观者一进门就会看到它，并引发许多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故事和回忆，这个时候的小玛丽就坐在一旁倾听。葛德文自己继续神化着他的这个前妻，即便他已经再婚。 玛丽最早的记忆是父亲带她去看母亲的坟墓，通过摸索墓碑上的字母，教玛丽拼出自己的名字。墓碑上写着：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 《女权辩护》之作者 生于1759年4月27日，殁于1797年9月10日 现在并不知道玛丽多大才意识到她和她母亲名字相同，以及是她母亲的死才换来了她的出生。但是在后来，玛丽在日记里经常提到，对于母亲因逝世而未完成的遗愿，自己有职责去完成。 葛德文很早就意识到玛丽智力超群，他想在她身上创造一个学习的典范。当她学会了阅读后，被获准使用他精美的图书馆，她采用葛德文的方法，同时阅读两到三卷的图书。书籍成了她童年的玩伴，因为在她这个年龄她少有朋友。在家里，她经常听到大人们探讨书籍，虽然葛德文当时已经多少被边缘化了，但是他仍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聚集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两位奠基者，威廉·华兹华斯和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是葛德文的常客。1798年他们合作出版了他们诗歌的选集，《抒情谣曲》，这被文学史家视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始。华兹华斯在后来一个版本的前言中声称，“所有好的”诗歌都是“激情的自然喷发”，这个定义给了后代诗人以灵感。聚集在葛德文画室中的都是些诗人和作家，比如政治随笔作家威廉·黑兹利特；罗伯特·索锡，他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爱尔兰爱国诗人托马斯·穆尔；戏剧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汉弗莱·戴维，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诗人，但后来成为英国顶尖的科学家；以及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戏剧家和小说家，他是1794年被指控叛国的人当中的一个。所有这些人都热衷于探讨诗歌和观念——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以及文学的。 玛丽还记得，1806年的一个周日，当时柯尔律治、查尔斯以及玛丽·兰姆在喝茶，等待晚餐。那是葛德文家中一个关于诗歌的魔幻的晚上。虽然有严格的上床睡觉时间，但是玛丽和克拉拉还是溜到了沙发背后，偷听柯尔律治背诵他的诗《古舟子咏》。在玛丽后来一生中，这首诗成了她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因为她对孤独的水手和他的痛苦心有戚戚焉。尤其是下面这些诗句打动了她： 一人，一人，独自一人， 一人在这无穷浩淼海域! 连基督也要于心不忍 我心魂的痛楚。 玛丽通过署有她母亲名字的书，开始慢慢了解她了；像她父亲一样，她也被沃斯通克拉夫特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书信集所吸引住了。它不仅仅是一部旅行记叙。这部书写于个人极度苦闷的时期，通过生动地描写游览之地，混合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激情和痛苦（常常见之于与伊姆利的书信中，这构成了书的一部分）。这后来对《弗兰肯斯坦》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葛德文都一直缺钱，尤其是现在他有一个家庭需要供养。所幸的是，他的新妻子有商业头脑。在她的鼓动下，1805年，他们在伦敦市中心、黑修士桥以北的斯金纳街，开了一家书店。（托马斯·韦奇伍德，一个乐善好施的陶器商财产继承人，借给了葛德文一百英镑，让他开始了这场冒险。）两年后，葛德文一家迁进了一栋五层建筑的楼上。对十岁的玛丽而言，这里并不是一个让孩子快乐成长的居住区。离书店一百码远就是港湾监狱和老古堡，当众执行死刑，经常会招来喧嚣和暴戾的民众。1807年的两次绞刑当中，就有二十八名围观者被拥挤践踏身亡。在不远的地方就是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在那里猪牛牲畜被屠宰出售；它们的嗷叫常让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另外港湾沟渠的下水道会飘来动物粪便的恶臭，这个封起来的通道贯穿全城，人的屎尿也流经这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玛丽宁可待在室内做她的白日梦，也不愿跑到外面可怕的现实世界去冒险了。 玛丽的个人问题因为家里陷入经济危机的现实而激化了。葛德文，作为单独一个人，能够以写作为生。而加上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则使生活疲于奔命了。葛德文在他一生中，不停地“借钱”。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崇而向他们举债，但从来是有借无还。在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中，他写道： 如果我单身，我既不会请求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资助——我活得一清二白。 可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情况就不同了。我从不后悔我形成的那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是维持一个家庭一项事业的确需要一大笔的开销，虽然我无比勤奋但还是远远不够，这需要坚持才能完全实现这个目标。 葛德文的书店卖些主流书，连带出售习字本、铅笔和钢笔，他也开始写作童书，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对英国的父母来说，他过于声名狼藉了，所以他只好用一个笔名，按书单写作，其中包括罗马、希腊和英格兰的历史。葛德文从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他的罗马史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戛然而止，隔了四百年后重新开始，当“暴君”（君主）当政期间，一切都不值得提及，因为罗马“不是一个共和国时，它也不配享有历史的名声”。葛德文的妻子也力所能及地干些将书译为法文的工作，同时自己也写书。 葛德文是他的朋友查尔斯·兰姆[1]英国随笔作家和评论家，笔名伊利亚，以《伊利亚随笔集》闻名。[1]和玛丽·兰姆的经典著作《莎士比亚故事集》最初的出版者。读过兰姆关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可爱描述以及她们为孩子们写的故事——在今天仍在出版——的人，很少能想到，兰姆姐弟曾经长时间被紧闭在后来被称为“疯狂小屋”的地方，玛丽·兰姆用厨房的一把刀子刺死了她的母亲，陪审团判定她无罪，才使她免于死刑；后来，她得到了她弟弟的看养，后者把她托给了一家收容所，有必要时代为照看。 玛丽·葛德文开始在文学中建立一种双重生活了，她学会了通过阅读来身临其境。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那些为孩子们写的虚构作品——比如像海伦·玛丽亚·威廉斯，玛丽的母亲在法国时的一个朋友，写的那些——经常将女主角描写为一个世界上独自一人的孤儿，这种情境玛丽并不陌生。她最喜爱的一本书是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的《埃德加·亨特利，或一个梦游者的记忆》，其中女主角被描绘为：“她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她的父亲对她的命运漠不关心。她被交给一个管家来看养。”当她的文学经验变得宽广，超过她所知道的家里的狭小世界时，玛丽开始学会表达，用她所读到的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在她脑海中，小说、寓言、生活以及经验，全都搅在了一起，这成了她一生的一种基本状况。 当玛丽试图逃避家里的问题时，她常常回到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园，她母亲安葬的地方。在那里，玛丽能与惟一一个按她所向往的那样真正爱她的人谈心。正如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一往无前那样，作为女儿，玛丽也希望自己能那样。但她失望地提到，“我没法使我成为我的故事的女主角……我无法使自己明白，浪漫的悲哀或者奇妙的事情是我永远的命运。”或者说，她在书本和想像中掩藏她的痛苦。读书让玛丽开始做起了白日梦，或者按她的说法就是“醒梦”：“我的梦就是我自己；我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它们是我烦忧时的庇护所——当我自由时则是由衷的快乐。”她很快开始写下她幻想的那些个梦。从保留下来的她年青时写的一些文字来看，很明显，她还没有从惯于自由思想的父亲那里学会标点和拼写。她从葛德文那里得到的是鼓励，甚至是期望，期望她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有这样著名的父母，使她产生了压力，要配得上他们的名声。玛丽自己就曾说过，打一出生起，她就“被荣耀所滋养”。她的妹妹，克拉拉·简，也以一种更概括的观点描述了这种压力。“在我们家里，”她写道，“如果你不能写一首史诗或者一部小说，在脑子里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打败所有其他的小说，那么你就是一个可鄙的创作者，不值得尊敬。” 当玛丽从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她与继母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现在更加恶化了。两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玛丽指责她的继母偷看她的信件，侵犯了她的隐私，还使唤她干家务活（有些事情玛丽总是感到不情愿）。当然，这些是正常的青春期的反抗，但是简·克莱蒙特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她经常被拿来与已逝的、现在被神化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作比较。玛丽将她母亲的作品读了一遍又一遍，想从中找到反抗继母命令的火药，而且由于她现在已经十好几岁了，葛德文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录中涉及性的部分文字，对她而言，也有了新的意义。玛丽也经常与克拉拉·简发生矛盾，后者自然而然受到了她母亲的宠爱。克拉拉清楚玛丽智力过人，这也是玛丽引以为耀的一扇地方。那位第二任葛德文夫人曾经告诉一个朋友说，玛丽“总是认为并声称（克拉拉）……愚蠢”。 但让玛丽沮丧的是，葛德文那时候最喜欢的女儿却似乎是范妮。她很少惹是生非，就因为这，葛德文多少是心存感激的。从一切迹象来看，在家里的三个女孩当中，范妮的性情最为可爱。克里斯蒂·巴克斯特，玛丽的一个朋友，说她“沉思的时候多，乐观的时候少，更多时候是为了人生的某种乏味的职责而活着……葛德文，就其本性而言是尽量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对范妮的影响超过任何人。只要他需要，一些琐事他都会麻烦她来处理。” 对玛丽而言，支撑自己的感情源泉几乎没有，葛德文总是不识他女儿的“少年愁滋味”。他写信让妻子“告诉玛丽，抛开一切不利的事情，我坚信她会成为一个睿智、同时也更加优秀和快乐的女人”。像母亲一样，她承受着心神的巨大激荡，至于她的生理上的疾病是否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病症，这一点并不清楚。在十三岁的时候，玛丽的胳膊和手出现病变性的瘦弱，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能无法治愈的皮肤感染。这肯定也是因为当地恶劣的水土——下水道和牲畜市场——环绕着斯金纳街上的家庭，但是最终因为什么原因仍然存在疑问。两年前，克拉拉就因为健康问题去英国东南岸的马盖特待了三个月。现在，葛德文夫人又带玛丽去了附近兰姆斯盖特的康复中心，那里提供“水疗”，这是当时一种比较流行的康复方法。那些想浸泡自己的人要进入一个“沐浴机器”，然后用车装载，由马拖行到大海里。从后面的一扇门里，沐浴者能浸入水里，较低点的地方则有一块帆布雨篷保护她们的隐私不被海滩上的人窥看到。 不幸的是，兰姆斯盖特之行并没有改善玛丽的健康或者心情。1812年5月，葛德文让威廉·巴克斯特，一个来自苏格兰邓迪的熟人，带玛丽去养病——同时也是恢复斯金纳街的家庭内的平静。不难想像，被丢给一个陌生人，玛丽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在给十四岁大的玛丽上路后的一天写的一封信里，葛德文给巴克斯特写了另一封信，信中他显示出了对女儿犹疑的感觉。“一想到给你和你的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就觉得很讨厌。”接下来葛德文把玛丽差不多定性为一个问题孩子——实际上，甚至是一个“怪物”。他提到她有天分，但是他也为她事先表达了歉意：“我担心这次旅行为你带来了麻烦。”葛德文当然没有为女儿第一次伟大的远足的印象作什么准备。 容易晕船的玛丽忍受了长长一段海上旅行后到达了英国的东海岸。（对这段寒冷可怕旅程的描述在《弗兰肯斯坦》中能找到印迹。）然而到达后，玛丽反而喜欢上了苏格兰荒凉的景致。她相信就在这里“属于我们家的大地的树下，或者附近不毛山麓荒凉的一边，我真正的写作，我想像的轻盈飞翔，能够生根发芽”。 巴克斯特家是一个可爱的家庭群体——第一次玛丽认识了书本外的世界、他们接受了她。她和巴克斯特家的两个女儿克里斯蒂娜及伊莎贝拉很亲密；她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女朋友。和她们在一起，大大改善了她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而且她病变的胳膊也康复了。玛丽在巴克斯特家一待就是两年，只在1812年夏到1814年初春期间回过一次家。在玛丽混乱的一生中，她将会不断试图去重觅巴克斯特家那种理想的安定家庭生活。 在克里斯蒂·巴克斯特的陪伴下，玛丽一个人回到了斯金纳街，她发现家里叽叽喳喳在谈论一个名叫珀西·雪莱的年轻人。他看到了《政治正义论》，一天他来告诉葛德文他想用一生来实现书中的理想。那时玛丽年仅十五岁，而雪莱是一个二十岁的已婚男人。他似乎对她没什么印象。当她1814年3月份回到伦敦的时候，她再次遇到了他，这一次他将会把她的生活弄得天翻地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