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举止带着柔美和羞怯的喜悦， 整夜的欢愉甜美的笑容凭增她的美， 她一次也不为自己其他的美羞怵 甜蜜的爱和美容值得我们关注。 …… 你所有的，是一张绝望中的甜蜜的爱的脸， 你所有的，是一张微微悲痛和忧虑的脸， 你所有的，是一张疯狂地惊骇和惧怕的脸 它永不会平静直到躺入棺柩装殓。 ——“玛丽”，威廉·布莱克，写于1801—1803年 就像许多故事一样，在这个故事开头，有一场恋爱发生。恋爱双方是两个杰出但也十分古怪的人，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般配。威廉·葛德文有一种令人苦恼的害羞，另一方面又惯于诉诸理智，而且当他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坠入爱河的时候，明显还是一个四十岁的处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激情澎湃，有时候甚至不计后果，她从来不顾世俗舆论，而且坚持不屈居任何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革命。 假如“激进风格”这个术语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流行的话，那么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就是它的化身，因为他们是那一代想推翻既存秩序的年轻人的偶像。他们俩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这场革命爆发于1789年，给社会的彻底革新带来了希望。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一书，震动了英国民众。这本书源自她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宣言》的辩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预先想到用“人”这个词作为“人类”的代名词是一种“性别歧视”；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为人类的“半边天”发出呼声，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常被称为第一个女权主义者，下面这些刻薄的观点即可见一斑： 我自己的性别，我希望，它能宽恕我自己，如果我以理智的产物来对待它们，而不是陶醉于迷人的优雅，以及认为它们永远处在孩童状态，无法独立……我希望说服女性努力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意志的也是身体的；说服她们所谓的温和的措辞、多愁善感以及仪态高雅，几乎都是软弱的同义词，而且那些总是充当被同情的对象的人……很快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又比如：“一个错误的教育，一个狭隘的不开化的头脑，以及许多性别偏见，容易使女人比男人更僵化。”又如：“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是家庭之大幸，而且……一个被忽略的妻子，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母亲。”最后比如：“冀望于女人拥有美德是徒劳的，除非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男人；不但如此，冀望于人性的情感具有力量也是徒劳的，这只会把女人变成贤妻良母。然而当她们完全独立于她们的丈夫时，她们又会变得狡诈、卑贱、完全自我。” 在一个女人还是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合法财产的年代，这些言论可谓离经叛道。那位叫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福德伯爵——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地方是写了第一部哥特小说，声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穿着衬裙的鬣狗”，表明了英国上层阶级对这位女权主义者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未来的丈夫葛德文，虽然在人前显得胆怯和内向，但是一写作起来却滔滔不绝。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葛德文试图描述一种能让人类趋于至善的社会环境。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蔓延已经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但是葛德文断言“君主制是一种不可避免走向腐朽的政体”。但是他走得太远了，越走越远，竟然宣称所有的政体就其本质而言对人类的至善都是一种阻碍。葛德文相信，社会的变革不能通过强制和暴力而只能通过理智的力量来推进。《政治正义论》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人物，一时间他被青年人奉为偶像，他对社会改良的洞察推动了青年人的进步。弗洛伊德曾经写到过，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浪漫史”，一个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同关系进行解释的故事。玛丽·雪莱，作为这两位著名的激进人物的女儿，父母的爱情故事必然会在她心中萦绕，同时她也会将它（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作为故事写进她许多的文学作品中。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个人的即政治的”。她所有的写作都是用她自己的经验来阐明她的观念。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别人的关系往往动荡不定，因为她的星宿是水星，有时她满怀激情，咄咄逼人，有时又贫困潦倒，郁郁寡欢。她的生活就像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故事一样——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的烦忧，或者歌德那部享誉世界的畅销书《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言情剧。她是一个矛盾的女人，行动经常与自己的激进哲学相悖逆。她像钻石一样硬脆，如果击打得不是地方，她就会粉身碎骨。三十八岁的时候，她写道，“在我脑子里一定天生有某种缺陷，即便是最悲惨的经历也无法根除我所具有的愚蠢倾向，希望碰上什么浪漫的温柔。”事实上，很少有人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深陷于这个“缺陷”不能自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4月27日出生于伦敦，这一年英国在军事上大胜，赢得了加拿大和印度，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在国内，英国人正在从一项强化的经济活动——工业革命中发现新的财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祖父作为矿主和发展中的纺织工业的布料供应商，大发其财。他的儿子，也就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继承了这笔财产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大败家子、大酒鬼，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根据葛德文的记载，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她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应声虫”。 沃斯通克拉夫特童年时处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她要么就无所作为要么就必须奋发图强。她是家里的六个孩子中的老二。她非常憎恶父母对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尼德的偏爱。说尼德在家里的地位是“金童”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祖父的授意下，他继承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家产。然而，家产并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渴求的。她嫉妒的是母亲伊丽莎白·迪克森倾注在尼德身上的关注和温情。让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兄妹间并不平等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尼德是由母亲亲自喂养的，而婴儿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是雇的一个奶妈喂养的。我们并不清楚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知道她的被动地位的，但是一旦她知道，她就认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正如她后来写到的，一个母亲“即便有父母亲的感情但如果没有喂养自己的孩子话，她就不配为人父母”。 在1787年写的一部小说《玛丽亚》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抱怨。（并非巧合，与书名同名的主人公，是“爱德华的女儿，前者娶了伊莱扎”，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真实生活中的父母同名。）书中不仅描述了男人是如何压制女人个性的，而且还展现了女人往往对这种专制逆来顺受。很显然，作者回忆起了她自己的家庭，她写道：“她的父亲总是否定女性的成就，而且乐意见到他的妻子因为懒散和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去麻烦周围的人……［他］总是非常暴虐和冲动；事实上当他喝醉时很容易被激怒。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直心怀恐惧，担心他会让母亲惊吓而死。”对那些知道底细的人而言，这幅写照再明显不过了。现实生活中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经常睡在靠近她母亲卧室的楼梯平台上，当父亲发酒疯时，好保护自己的母亲。 沃斯通克拉夫特只有几年的正式学校教育，但是父母的无能却也给了她在户外疯跑玩耍的自由，而不是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女孩的命运一样，被限制在屋内。为了弥补在家里受到的冷落，她热情地发展着友谊。当她十四岁的时候，她玩得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名叫简·阿登的学校女生。两位少女相互写信，谈论“花花太岁”——镇上的一位时髦年轻小伙。后来因为某件事，沃斯通克拉夫特指责简和另外一个女孩要好。沃斯通克拉夫特给她写信说，“我承认，在爱和友谊上，我有点专横；我必须被摆在第一位，否则宁愿不要。”在另一封给简的信里，她写道，“在我所爱的人那里，我无法忍受哪怕一丝的忽视。”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进入青春期后，她需要从儿童时穿的直筒式胸衣和舒适的衬裙，换到以坚硬的鲸骨作支柱的束身胸衣，这让她从胸到腿都感到束缚。除了这种受限制的感觉外，她还觉得缺少一处属于她自己的能让她独处的房间。有一件事显示出沃斯通克拉夫特性格中反抗的因素正在滋长，她宣布永远不会为金钱而结婚，她要为自己寻求一种高贵的生活。她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了，尤其是关于仆人和穷人生存境况方面的问题。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十五岁的时候，她家迁往在伦敦郊外的霍克斯顿。在那里她遇到了范妮·布拉德。很快，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在心里发誓，要和她结成一世的朋友”。范妮也有一个酗酒的父亲，让她饱受其苦。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就向简吐露说，她喜欢现在的这个新朋友“胜过世间其他的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范妮“有一种男性的理解力和明智的判断力，然而她也有一种完全女性的美德”。她们之间的关系经过了另外一次搬家的考验，成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婚姻，不管是为了爱还是金钱，都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毫无吸引力，尤其是她看到的她父母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她知道她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了。（“我要么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养活自己，要么就十分潦倒，”她这样说。）在那时，单身女性可供选择的工作十分有限——教师，家庭女教师，或者是陪护。1778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找到了一份陪护一位有钱的寡妇的工作。这件差事，除了名声好听点外，其实非常无趣，因为它要求受雇的人迎合雇主的种种性子：作家范妮·伯尼称之为职业“拍马屁”。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干得很成功，直到两年后她不得不回家照料病危的母亲。 在接下来两年，沃斯通克拉夫特都忠心地照料着她的母亲。而在这段时间里，她那位结婚了的哥哥尼德，却很少来。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盼望过，病床上的母亲能对她有好脸色，但是她失望了。她母亲临终前的话是，“……再忍耐一点，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想有所改善——获得一份她曾经梦寐以求的感情——当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玛丽亚》的时候。在小说中，垂死母亲留给女儿的话是：“我的孩子，我待你一直不是很好。希望上帝能原谅我!你也能原谅我吗?”将来的一天，玛丽自己的女儿也会学她母亲的样，拿起了自己的笔，“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经历。 母亲逝世6个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妹伊莱扎嫁给了梅雷迪思·毕晓普，一个大她十岁的造船商。不到一年，伊莱扎就产下一女，之后患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产后抑郁症的病。体贴的毕晓普于是请来了沃斯通克拉夫特陪陪她。而实际上，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打算趁机“解放”她：在范妮·布拉德的帮助下，沃斯通克拉夫特给伊莱扎打气，让她趁毕晓普不在家的时候离家出走，婴儿也不管了。她们躲到了伦敦的北部，改名换姓生活着。如果按伊莱扎自己的意思，她也许早已经回到她丈夫身边了，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又让她狠下了心肠。 现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去实现她自食其力的梦想了，和范妮·布拉德建立一种新生活。1783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三妹埃弗里娜也加入了她们，四个女人在伦敦郊区的纽因顿—格林办了一所学校。在那里，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了理查德·普赖斯博士。他多少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将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普赖斯博士是一个自由的酷爱者；热心支持美国革命和英国国内改革事业。他和美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往来通信，比如富兰克林、杰斐逊以及孔多塞等等，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普赖斯帮助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到自由、人权等下面的知识基础，而在以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对这些只是有一些本能的感觉。 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冀望的“女儿国”式的生活，很快幻灭了。1784年8月，传来一个消息，伊莱扎的还是婴儿的女儿，原本由她父亲带着的，现在却死了。伊莱扎的精神再一次崩溃了。后来她认定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毁了她的婚姻，导致她失去了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引起的憎恨，在她死后多年得到了报应。当她自己的女儿想从伊莱扎和埃弗里娜那里寻求庇护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这个时候，范妮·布拉德身体也病了，染上了肺结核。当她长期的男友休·思科斯——他已经成了里斯本的一名酒商——向她求婚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鼓励范妮答应下来，她认为葡萄牙的气候有助于范妮的健康。但是在和朋友分别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写道，“无人可爱了，这个世界是一片荒漠。” 当范妮怀孕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海上坐船去里斯本陪她。抵达后过了仅仅几个小时范妮就分娩了。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到的却是一场悲剧。范妮的病影响了生产，母子俩双双过世。范妮的死让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都难以释怀。她写道，“死亡结束了我最亲爱的、年青时候的朋友的一生；然而，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当我在荒野漂泊游荡的时候，我还能听到她温柔的嗓音在轻颤。” 沃斯通克拉夫特将纽因顿—格林的学校关了，回到了英格兰。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爱尔兰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这份工作仅干了一年，因为家里的夫人认为孩子们更信任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爱尔兰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读了让-雅克·卢梭的书，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卢梭是18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他的作品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强调个性，尤其是在《忏悔录》中。卢梭也像她一样，是个内在矛盾的人。在1787年3月24日给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我正在读卢梭的《爱弥尔》，喜欢他的自相矛盾……他是一个奇怪的矛盾的不快乐的同时又是聪慧的产物——然而他也具有不寻常的敏感和洞察力。”她似乎是在描述她自己。 在纽因顿—格林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写了一部书，《女教论》。一位叫约翰·休利特的好心牧师，把它送到了伦敦书商约瑟夫·约翰逊手中。约翰逊接受了这部书，并付给沃斯通克拉夫特二十个几尼[1]英国旧时金币或货币单位，价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1]。这笔钱，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就转给了范妮·布拉德的两个穷兄弟，也顾不上自己债务缠身了。178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给约翰逊写信，谈及自己谋生的新计划：当一位专业作家。“我已然决定了!你的性别通常会让你对女性的决断一笑了之；但是让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干任何理所当然的事，我不会言听计从的，除非能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不可能，是对那些软骨头说的。”她重新回到了伦敦，在那里约翰逊帮她找了一处寓所。约翰逊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他手出版过作品的人包括威廉·布莱克、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因，以及科学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进化论》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诗人威廉·考珀和化学家约瑟夫·普赖斯特利。 约翰逊号称“书业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搞图书代理的人，而不仅仅是为那些想出书的人充当印刷商的角色。约翰逊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导师兼朋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一封给埃弗里娜的信里吹嘘道：“我……即将成为第一个新人类，”又说，“你是知道我生来不是久居人下的——一种特殊的本性在推着我向前进。” 出版商们很清楚，在大众读者中女性占了很大一部分。像范妮·伯尼、简·奥斯汀、安·拉德克利夫、汉娜·莫尔这些女人，都是因为她们那些关心女性问题的小说而出名的。在那个时代，畅销书有两种类型特别吸引女性——言情小说和哥特小说[1]早期浪漫的、拟中世纪小说，充满神秘和恐怖气氛，因启发故事构思的是中世纪的建筑与废墟，故称“哥特式”。[1]。在某些意义上，这反映了女性的一种矛盾。言情小说宣扬多愁善感，甚至导致了大庭广众下的哭泣。这些作品鼓励女性培养一种纯正的文雅和高尚的品性，强化了女性作为母亲、妻子和忠诚的姐妹的传统角色。而另一方面，哥特小说则将目光投向了黑暗的角落。它的场景常常安排在异域，关注的也是所谓的正常生活的令人惊惧和非理性的一面。哥特小说中的女性写作发现她们能够在那些超出女性常规的感情和大胆行动中历险。（男人常常也是这类哥特读物的粉丝；年轻时候的拜伦勋爵就读过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奥多芙的神秘》，他自己作品中一个很快就会闻名遐迩的角色就部分取材于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 约翰逊建议沃斯通克拉夫特尝试写一些儿童小说领域的作品。他的邻居约翰·纽伯瑞就很好地以此为生了。（今天，一个儿童小说奖就是以纽伯瑞命名的。）在1788年，玛丽的《原创故事》一书面世，描绘了许多不同角色的女性——单身的、已婚的、守寡的、工作的以及在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非常关注那些穷苦无告者的处境，她用笔来描绘那些失去母爱的孩子、那些住处糟糕还受尽坏房东盘剥的人的痛苦。等这部书再版的时候，约翰逊雇威廉·布莱克来给书配图。脾气古怪的布莱克那时候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艺术家，沃斯通克拉夫特资助过他，把他视作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有共同社会关注的搭档。很快布莱克就开始为自己的诗集配画了，而不仅仅是为别人作品效劳的插图画家。 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一个新的知识圈子正在向她打开。她给范妮·布拉德的兄弟乔治写信说，“只要我一厌倦了孤独，我就会去约翰逊先生那儿，在那里我能见到让我兴趣盎然的人。”约翰逊主持午后的宴会，招待许多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时间久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了那里的一名常客，她称之为“家常菜”——她是那里除了作家安娜·巴鲍德之外的惟一女性，风光无限。除了布莱克外，客人中还包括画家约翰·奥佩和亨利·福塞利；政治哲学家托马斯·佩因和威廉·葛德文；美国诗人乔尔·巴洛；激进改革家霍恩·图克，他实际上在英国出资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他是一个小贩的儿子，马房里长大的，后来成为英国一流的戏剧家之一……这些只是提到的一部分。约翰逊圈子里的许多人都是自由派“思想家”，用法语的词说就是“哲学家”，他们激励人们用理性而不是宗教信仰去规划生活。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自己被种种激烈言论所包围，这让她感到刺激也受到激励。 所有这些人都迷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心思，但是只有艺术家亨利·福塞利点燃了她心中的火。沃斯通克拉夫特年近三十了，她渴望一份伟大的激情。在福塞利身上，她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灵魂的伴侣”。约翰·海因里希·菲斯利，1741年出生于苏黎世，18世纪60年代来到英格兰，在那里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福塞利。他是一位画家的长子，他父亲坚持认为他应该当一个牧师，所以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能偷偷画画。二十岁的时候他和最好的朋友约翰·拉瓦特尔[1]瑞士作家、牧师，相面术创立者。著有四卷本《论利用相面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1]一道成了牧师，后者后来以相面术——一种通过观察面部特征来判断性格的方法——的创立者而闻名。这两个男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系，说是性关系也不为过。在给拉瓦特尔的一封信里，福塞利写道，“我太激动了，我必须立刻停止——哦，你现在独自成眠——梦到了我——我的魂儿随你而去。”当拉瓦特尔后来结婚时，福塞利写道，一个脱壳的魂灵将会萦绕在他和他的新娘的唇边。 福塞利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懂八种语言，什么文章都能写，从绘画、雕刻、艺术史一直到卢梭。当他来到英国与画家乔舒亚·雷诺兹会晤后，他才开始踏上了自己真正要走的路，在意大利一待就是七年多，潜心学习艺术。1782年，他完成了他最负盛名的画作《梦魇》，立刻引起了轰动。怪异，色情，而且激情四射，这幅画被一再复印，成了浪漫主义艺术的一个象征。作品描绘了一个睡觉的妇人，在床上玉体横陈，手臂张开，如同装满色情的欲望。透过窗子窥视她的是一匹鬼马——性欲的象征——它有一双隆起的、灰白的眼珠子。蹲坐在妇人胸部、向观画者盯视的，是一个露齿而笑的梦淫妖——一种专门与熟睡中的女子交合的雄性恶魔。一段时间，这幅画挂在约瑟夫·约翰逊的家里，成了这两个男人亲密友谊的象征。当客人们参加约翰逊宴会的知识大讨论时，他们也能同时享受一点小小的色情乐趣。（一个世纪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上了这幅画的印刷复制品。）而且后来，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写她那部著名的小说的时候，那幅画中的妇人形象，也激发了她的灵感。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福塞利时，她二十九岁，在爱情上毫无经验可言；而四十七岁的福塞利却见多识广。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和这个矮个的、淫荡的、虚荣的双性恋者在一起，不啻于玩火，但不幸的是，福塞利并不是一个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向往的那种能让人依恋的人。她为他的油画和素描着迷，喜欢他专断地谈论各种话题。他描述生活的种种阴暗面，也让她如痴如醉。他公开谈论自己多次招妓的经历，还给她看他画的春宫素描。所有这些——新奇，大胆，离经叛道——让沃斯通克拉夫特感到刺激，这种感觉在约翰逊家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当中，是体会不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和福塞利在她的公寓或者他的画室频频约会。在福塞利的要求下，她改变了自己的装束。没约会以前，她穿着一般比较朴素，甚至大大咧咧的，布料粗糙的衣服，黑色的精纺长袜，海狸皮的帽子，头发蓬松地垂在肩上。挑剔的福塞利向她展示怎样穿得时髦些，她于是把她的头发别了起来。 然而，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热情似火的时候，福塞利那头却冷却了下来。他宣称，他和她之间的友谊仅限于精神上的。当沃斯通克拉夫特拼命想引起他对她的注意，狂热地给他不停写信的时候，福塞利却予以拒绝了。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来信，他直截了当地拆也不拆，一隔就是好几天。作为性伴侣而言，福塞利喜欢另外的人：他娶了索菲亚·罗林斯，一个他的绘画模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在他丈夫死后，一把火烧掉了他的许多露骨的绘画。 一场革命转移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对福塞利的单相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法国民众怒吼着夺取了巴士底狱。这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呼声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即《人权宣言》。[1]，宣言声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呼声和宣言不仅触动了法国而且也激励了不列颠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的朋友们聚在约瑟夫·约翰逊家，庆祝在法国发生的一切，他们觉得这宣告了人类新时代的开始。年轻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用这个对句诗概括了许多人的感觉：“这是黎明时对生者的祝福，/但对年轻者这就是天堂。”8月的时候，约瑟夫·普赖斯特利预言革命将会波及其他国家——这似乎并没有引起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实际上，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老导师之后，德高望重的威廉·普赖斯就发表了一个公共讲演，盛赞革命。他说，“我看到了自由的热情在燃烧在蔓延”，英国议会一位杰出的成员，埃德蒙·伯克被迫作出了反应。虽然伯克早期支持美国革命，但是他的《法国革命反思》批评了革命对法国贵族社会和政府的破坏。伯克用一种哥特小说的语言来隐喻革命力量：“从谋杀法国君主制的坟墓里爬出来一个巨大的、可怕的、飘忽不定的幽灵，其可怕之处超出人的想像。”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第一次撰文回应伯克，对法国大革命作了有力的辩护，这就是《为人权一辩》，这本册子1790年12月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了；初版在一个月内售空，再版时就署上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字。一夜之间，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英国支持革命的女英雄。威廉·罗斯科，福塞利的一个朋友，写了一首歌谣，下面几句就是挖苦伯克的： 瞧啊!一条亚马逊河奔流而出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她的名字， 决心阻止他的疯狂生涯， 不管怎样的千方百计。 革命使许多女作家变得激进起来，她们开始炮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革命强调的“人”权，实际上是“男人”的权利，这促使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为人类“另一半”写文章。她也许是在1791年9月约翰逊家的一次宴会上受到启发的。当时托马斯·佩因，一个专门替革命煽风点火的人——他的小册子《常识》已经帮助点燃了美国革命——也是那里的客人之一。客人当中还有威廉·葛德文，他是专门来会晤佩因的，但是让他恼火的是，他觉得沃斯通克拉夫特垄断了和佩因的谈话。 当然，玛丽也许并不需要其他的激励，她的智识和社会正义感就是最好的激励，因为妇女的现实生活境况就是抗争的足够理由。留给妇女的机会往往非常有限。事实上，一个已婚妇女在婚后毫无权利可言；她的自然存在和法律存在合二为一，都归丈夫所有。英国1770年通过的婚姻法，对“所有那些通过喷香水、涂脂抹粉……戴假发……穿高跟鞋，或者是垫高臀部来利用、诱骗以及背叛陛下所授意的婚姻的女人”，都会视之为巫婆加以起诉。许多女人对争取妇女权益的事业少有同情心，因为她们把身上蒙受的耻辱视为上帝的意志。 在社会上，妇女受到传统和社会成规的禁锢，必须当一个“好女人”，正如20世纪的学者玛丽·普维所称的那样，她们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女性。种种供年青女性以及那些想“改善”自身的女人使用的礼仪书籍，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女人应该怎样举手投足。这些规范对那些贵妇人而言，只不过是蜘蛛网，但是对其余的女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而言，却是获得社会地位的基本要素。“好女人”这种典范极大地阻碍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女人，因为它把正派、中规中矩这种价值凌驾于发挥天才和才能之上。它甚至轻视那些参与有活力的活动的妇女；任何一种体育活动都对她们说不。“好女人”只能通过做针线、弹钢琴、唱歌、刺绣以及画画这些活动来解闷。这种正派到了极致，就是没有一个“好女人”会承认自己的性欲。在性道德上搞双重标准在哪儿都是一样；一个女人婚外失贞就等于是丧风败德——而男人们则被期望去引诱她们，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在一本18世纪的教育青年女性的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童贞）一丧失，一个女人所有珍贵和有价值的东西就都随之丧失了；内心的平静，对朋友的爱，对世界的尊重，对现在快乐的享受，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在约瑟夫·约翰逊的鼓励下，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用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名声坚决捍卫自己的性别。她文思泉涌，仅在六周内就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1792年1月，沃斯通克拉夫特把《女权辩护》交给了印刷商。在其中，她首当其冲抨击了“好女人”，并把“好女人”尊崇的忍耐和温顺称为一种“消极美德”。她强烈要求女性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且宣布她想“让女性从花床上挺立起来，而不是仰卧在那里消磨时光”。沃斯通克拉夫特宣称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她们应该被赋予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得到受教育权和经济上的发展。“我并不奢望她们拥有比男人更高的权利；但是至少应该拥有比自己更高的权利，”她写道。她还大胆地批评了卢梭这个身份不能再崇高的大人物，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女人被认为是次等的。 沃斯通克拉夫特断定，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抚养和教育的结果，而不是生理决定的。她坚持认为女人具有和男人一样的学习能力，而且她设想女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和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在家庭之外、那些男女同校的学校中。认识到平等和经济上独立之间的关系后，她认为应该鼓励她们去寻求事业上的成功。 也许是因为她自己的情感纠葛，沃斯通克拉夫特淡化了性关系的重要性，鼓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关系，而不是情欲。（她很快改变了这些观点。）她经常在对爱的需求和对自立的渴望——“这是第一位的”的冲突中长期矛盾斗争。而且，她想得到社会给予“好女人”的那种尊重和褒奖，但是她又拒绝遵从那套社会标准来回报这种褒奖。一句话，鱼和熊掌她想兼得。 随着《女权辩护》的出版，沃斯通克拉夫特达到了她声望的最高峰。这本书成了一部畅销书，而且使她成了欧洲最著名的女性之一。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版本相继出版。（阿比盖尔·亚当斯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她的一个嫂子曾经让她陪同她丈夫去伦敦的时候，给她买一本《女权辩护》。）不是所有的关注都是有利的。 汉娜·莫尔，一位从事虔诚剧、故事以及诗歌创作的多产作家，给霍勒斯·沃波尔写信说：“读《女权》真是让我烦透了，但是又不得不读下去……就这个书名来说，就有一些空想和荒谬的地方。真是什么样的可笑都有!我敢肯定我自己的自由足够我用，现在，我是一个老姑娘，当我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我敢说，我能活得更自在。” 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又改变了她的装束，她接受了她的头发的自然卷，刘海也加以修饰，成了最新的法国样式。她的宽松着装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感觉以及对医学建议的采纳：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已经撰文宣布，宽松的着装样式有助于人的健康，这促使许多英国女人放心地抽掉了裙子里的支撑。 沃斯通克拉夫特新建立的名声并没有减少她对福塞利的痴恋。她孤注一掷，跑到他家去求他妻子索菲亚以三角家庭的方式允许她住到那儿。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屈居第二，但是索菲亚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而且警告她别再光顾她的家。 心力交瘁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给约瑟夫·约翰逊写信说：“我是一个软弱和坚决的奇怪混合体!……我心智上必定有某种极大的缺陷——我那任性的心给它带来了不幸——为什么我把自己弄得有口不能言；除非我能对自己的整个存在形成某种观念，我必须像个孩子一样满足于哭泣和跳舞——想得到一个玩具，但是一旦得到它又厌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将来在她的丈夫，珀西·雪莱那里也会遭遇到相同的“三角恋”问题的困扰。 1792年12月，为了逃避这种耻辱感，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了法国。当她抵达时，法国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激进的阶段：法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了，在战争空暇，革命委员会宣判了法王路易十六的死刑，这件事甚至震惊了最初的一些革命者。然而在公众当中，局势显得很平静，甚至歌舞升平。普通民众觉得他们已经获得胜利了。约翰·穆尔，一位那个时候住在巴黎的英国人报道说： 大街上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能想像得到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兴高采烈，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假如一个陌生人恰好这时候来巴黎的话……他会从他遇到的路人中那些欢闹的活动和高兴的脸庞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天只是连日狂欢、热闹以及享乐的一个延续。他可能无法想像的是，他正在行走的大地（已经）……尸横遍野；或者他所看到的欢乐的活着的人，此后将会为悲伤和沮丧所笼罩。 沃斯通克拉夫特名声在外，她很快在巴黎的英国人小圈子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在那里，她发现许多人在谈恋爱。对待性的自由态度是革命精神的一部分。修女和牧师被鼓励去结婚，因为禁欲被视为是有违健康的；未婚母亲得到了声援而不是诟病；女人为和丈夫离婚的权利而大声疾呼。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在吉伦特派[1]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1]那里发现了类似的精神。这是一个带有更多温和革命要素的团体，常常在雅各宾俱乐部聚会。尤其是一位吉伦特派的政府部长妇人，罗兰夫人，她是革命巴黎的社会上也是精神上的领导者。 但是危险迫近了。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件事导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对法宣战，这两国的独裁君主也感到他们的脖子受到了威胁。在法国，外国人开始遭遇到敌意的目光了；政府要求房东和旅店老板报告一切可疑的行踪，尤其是来自那些英国和西班牙住户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悄悄议论，有人半夜被革命卫兵从家里带走了。玛丽害怕发生什么事，夜里睡觉的时候，屋子里一直点着蜡烛。 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了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美国人，他将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个个人革命。沃斯通克拉夫特三十三岁，而伊姆利是个三十九岁的单身汉。他出生于新泽西，曾经参加过独立战争，现在是一个商人兼作家。高高的个子，英俊，善于勾引和奉承，他能大谈自己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学渊源，因为他是《北美西部地理纵横谈》一书的作者，当她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完成一部小说，后来以《移民》的书名出版了。他公开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已经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了，他也从来没打算过要结婚。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头、她的吸引力以及她充满活力的精神都吸引了他，让他主动示爱。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他的经商兴趣了解得更多的时候，一个浪漫形象的伊姆利开始浮现出来。他曾经参与过一个秘密计划，组织一个法国远征队在路易斯安那对抗西班牙殖民者，而且他也从事过穿越英国封锁的货物走私，现在他则是公开地和法国政府为敌，被要求远离法国海岸。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把伊姆利理想化为一个朴素版的典型卢梭了，正如欧洲人喜欢想像美国人那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参观法国的时候，就顶着一身动物般的皮肤，摆出一副拓荒者的姿态，开了这种想像的先河）。况且，她年岁不饶人，在福塞利那儿遭受的耻辱也使她看淡了伊姆利的缺点。到4月份，俩人已经在一块儿了，而且他们很快就爱得一塌糊涂。根据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说法，她体验到了一种兴奋的高潮——她称之为“溢满”——在第一次的时候。 法国局势的发展也推动了俩人的关系。国王人头落地后，人人感到自危，而且大革命开始革自己的命了。在5月和6月，吉伦特党人遭到围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罗兰夫人也没有幸免。为了保护自己，沃斯通克拉夫特迁往巴黎郊区的纳伊，在那里，1793年夏天的几个月里，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吉尔伯特度过了他们相爱的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已经为爱痴迷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让他们的关系长久些，但是伊姆利突然动身前往勒阿弗尔港口，去处理一笔出了问题的买卖。不愿意独守空房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又回到了巴黎，那儿的局势甚至比以前更危险了。罗伯斯庇尔这位最激进的法国领导人，已经当权，并且开始把革命推到了恐怖主义的阶段。成千上万个革命的最初的支持者——罗兰夫人也是其一，现在却被送上了断头台。所有的英国人都陷入了人心惶惶之中。为了保护沃斯通克拉夫特，伊姆利让她登记注册为他的妻子，成为一位美国公民。在8月份，滞留在巴黎的英国人——包括许多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处在了被逮捕的危险中，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新的身份的庇护下一时无恙。 伊姆利仍然花很多时间在勒阿弗尔，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意识到她怀孕了：“我感到有轻微的阵痛，”她写信给伊姆利，“这让我开始想到，我正在怀一个小生命，她很快就能感觉到我的呵护——这个想法……让我对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此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写一部新书，《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道德考量》，这使她的处境大大危险了，因为如果这本书暴露的话，即使她的新公民身份也难以保全她。她每天步行去“革命广场”[1]最早称路易十四广场。1790年改为革命广场，1795年起称协和广场。路易十六、罗兰夫人、丹东以及罗伯斯庇尔等曾于此被斩首。[1]，而且目击了断头台的斩首活动。当她表达了对这些可怕场面的厌惧的时候，人群中其他的人都警告她让她安静。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间都让写作占据了；在一封给伊姆利的信里，她倾诉了她的感觉：“我不想像一个女神一样被你爱戴；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你终身不离的人。”她暗示她想被邀请去勒阿弗尔和他会合。在杳无回音后，她自己行动了，找了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就上路了。在勒阿弗尔，5月14日，她产下一女。沃斯通克拉夫特给女婴取名范妮，纪念她最好的朋友范妮·布拉德。伊姆利签署了出生证，仍然声称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已婚了。 接下来三个月他们在一起，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快乐时光，她沐浴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温暖感觉中。她和伊姆利谈起定居美国的事，但是这时候的他已经厌倦了和婚姻周旋，况且他的生意需要打理。他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生意上的事，他必须去伦敦。她于是回到了巴黎，那里安全了些，罗伯斯庇尔自己已经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恐怖主义结束了。 沃斯通克拉夫特度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她一直在等待伊姆利的回来，但是等到的却是种种托词。她没完没了地给他写信，信的数量甚至和她早年写给简·阿登的一样多。1795年1月9日，她告诉他，“我不打算去当一个附属品。”小范妮是一个麻烦的孩子，虽然照顾她能让沃斯通克拉夫特分心，不至于深陷绝望中无法自拔。最终，她决定回到英国。在一封自巴黎写给伊姆利的信里，她说道，“我的灵魂倦了，——我的心病了。”4月，她们到达了伦敦，沃斯通克拉夫特和范妮以及一个法国女仆搬进了一处伊姆利为她们租好的房子，但是他对她冷冰冰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情妇，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当他坦白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他不想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和她及范妮住在一起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打算吞鸦片酊自杀。这是一次求助的呼喊，因为她已经把自杀遗书留给了伊姆利和她的导师约翰逊。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玛丽亚》中，女主角被她的情人抛弃时也吞食了鸦片酊，但是看到那个虚构的玛丽亚的女婴，又让她吐出了毒物。在现实生活中，伊姆利及时收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杀遗书，赶去救了她。 在与伊姆利的纠葛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显然被自己的激情蒙蔽了，她仍然希望挽救她和伊姆利的关系，而不顾他们关系已经终结的种种暗示。伊姆利计划去一趟斯堪的纳维亚跑生意。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告奋勇要代他去。也许是想打发她，伊姆利同意了，给了她一些任务去干。沃斯通克拉夫特带着范妮以及帮她看孩子的女仆出发了，她游览了瑞典、挪威以及丹麦，最后到了德国。在旅途中，她仍然不断给伊姆利写信，幻想挽回他对她的感情。与此同时她很深地剖析了自己，她写道： 爱是我心灵的一种必需，为了寻求平静，我已经几乎毁掉了我灵魂所有的力量……绝望，从我的孩子出生那天起，就愚蠢地打败了我……对重获平静的渴望（你理解我这一点吗?），已经使我忘却了自己感情——神圣感情的尊严，这肯定是我被迫享受——而且也是应该享受的喜悦的先兆，因为没有什么能熄灭天堂的火花。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回来时，发现伊姆利现在已然公开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耻辱现在可谓彻头彻尾，世人皆知。她又打算通过自杀来逃避——这一次的决心更大。她给伊姆利写信说，“我会千方百计去寻死，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只一个晚上。我将跳入泰晤士河，那里没什么机会把我从死亡手上抢夺过来。”1795年8月，一个下雨的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了她的计划。她雇了一只小船，沿着泰晤士河一路摇到了帕特尼桥，此前她已经知道这里比贝特希桥要人烟稀少，离她的寓所最近。离开船后，在瓢泼大雨中她沿着桥来回走着，确保她的衣服湿透，这样她就能沉到水底。当她纵身跳进又暗又冷的河里时，她期望死亡能友善地接纳她。这个想法，歌德在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有过描述：“我并不战栗，当我接受冰冷的致命的命运时。”（《维特》是一部畅销书，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许多自杀，后来成了《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阅读过的一本书。）但是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肺部进水后，她开始咳嗽，在失去意识以前，痛苦万分。幸好有人看见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桥上跃下跳进河里，于是把她救了。他把她带到一家旅店，在那里一位医生救醒了她。死亡，显然并不接受她的献身。 这件事发生后，伊姆利打算给沃斯通克拉夫特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骄傲地回绝了。1796年，她最后一次去看伊姆利，第二天她写了一封信说，“离开你，我很平静。”她重新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赚钱过生活。斯堪的纳维亚之旅，使她写出了一部有趣的书，《瑞典、挪威和丹麦旅行信札》。这部书的写作使她从内心的动荡中得到了一丝恢复，她开始去试图了解伊姆利的真实人格，她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会导向她要走的路。也许，最重要的是，《信札》一书赢得了威廉·葛德文的心。沃斯通克拉夫特后来和他又见了一次面，结果要比第一次会面时愉快得多。 威廉·葛德文很准确地描述自己为“观念上大胆激进，生活中却非如此”。虽然在今天，他的名气远不如从前，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却是最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之一。他的勇气并没有拓宽他和女人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在和沃斯通克拉夫特走到一起后，他才经历了一种复杂的爱情。他们俩在一起的短暂日子，给了他们以前所欠缺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友谊。对他们的女儿玛丽·雪莱——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母亲——来说，他们彼此的感情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它持续给她的小说创作和她自己带来灵感和激励。 威廉·葛德文，1756年3月3日出生于剑桥郡芬斯地区的威兹比奇——那是一个阴冷的地方，常年受到被北海淹没的危险。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牧师——是所谓的“不信奉国教者”[1]英格兰基督教徒中不遵从圣公会的教义或教规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泛指所有不信奉圣公会的基督教各派。在苏格兰，国定教会是长老会，因此其他教会包括圣公会都属于不从国教派。[1]，比大多数的英国教堂中人在信仰上要更为严厉。这种虔诚的宗教背景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刻板，使威廉甚至觉得，与他人的爱和情感相比，书本更能让他觉得快乐。这形成了他个性上的害羞和冷漠，也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心理伤害。后来他又把这种伤害转到他的女儿身上了。 威廉是十三个孩子中的老七，这些孩子大多没到成年就夭亡了。他的父亲，约翰·葛德文，是威兹比奇独立教会的牧师，而且还收一些付费的学生来补贴贫乏的收入。因为是在一个大家庭中，所以即使作为一个小孩子，威廉也少有人关注。两岁以前，威廉被送到一个奶妈那里抚养，就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后来他为这种抚养上的忽略而对父母心存看法。他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被打上了贫穷和凄凉的印记。他们在他的灵魂里投入了一丝寒意，他终生都没有摆脱它。 约翰·葛德文属于桑德曼派教派[1]原称格拉斯教派，由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格拉斯在1730年前后创立的教派，格拉斯殁后他的女婿罗伯·桑德曼成为该教会的领袖，因此该派在英国和美洲通称桑德曼派。他们认为人不应累积财富，因为那是违背《圣经》教导的。[1]，“不信奉国教者”中一个较小的郁郁寡欢的教派，他们信奉“原初”的基督教。约翰·葛德文相信宿命、原罪和神的报应。实际上他的加尔文教派的观念是如此顽固，以致他疏远了他自己的会众，不得不在威廉两岁的时候迁往萨佛克的德贝纳姆。在那里，威廉的父亲同样遇到了困难，两年后，他再次搬家——这次是迁往诺维奇北部的格斯特维克，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去世。葛德文的童年大部分是在那里度过的。当地教堂聚会所里最珍贵的物什是一把有雕刻的橡木椅子，这就是有名的克伦威尔椅[2]英国17世纪中叶清教徒时期制造的一种坚实的、近似方形的椅子，装有皮的靠背和椅座，上面饰以大头铜钉，以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姓氏命名。当时崇尚朴素的风气几乎排斥一切装饰物，惟一的装饰是以发亮的钉头缀成的图案以及椅腿和横档上使用串珠状的装饰。[2]。小威廉经常坐在上面，取代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位置。克伦威尔是“不信奉国教者”中的英雄，统治英国达五年，直到清教徒们控制了国家。 在威廉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喜欢学习和看书的人，他经常在周六下午茶的时候潦草写下他的布道，以供周日做礼拜用。跟父亲不同，威廉很早就是一个书虫，而且很快就读起了圣经，布道书，《天路历程》，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书。他回忆道，“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就对自己说，‘等我把全世界的书都读完的时候，我该干什么呢?’”他最喜欢的一本“训导”书是詹姆斯·詹韦的《孩子们的一个象征，关于转化的确切描述，几个年幼孩子的神范之生和极乐之死》——一系列关于遵从上帝意志而获救最终又夭亡的孩子们的故事。威廉的叔叔爱德华·葛德文也是一个牧师，他写过一本童书，《死亡之床，维系信仰者极乐之死和不信者痛苦之殁的一首诗》，葛德文家所有的孩子都读过。至于书的内容，书名已经说明了一切。 现实中的死亡，葛德文并不陌生。他的一个兄弟淹死在海里，另一个则淹死在葛德文家屋外的池塘里。威廉是一个多病的孩子，得过天花，幸运的是活了下来；他的宗教信仰禁止他去预防接种，而且他声称“百分百愿意”去死而不是违背旨意。 所有这种虔诚，使小威廉十分害怕，他会为任何小的过失而永久地下地狱。甚至当他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当一个牧师。在家里，他曾经站在高椅子上，头戴曾祖父留下来的法定发套，面对假想的会众布道。然而，约翰·葛德文并不欣赏他儿子的行为，而是担心他的行为像一个炫耀卖弄的人。 当威廉八岁的时候，他开始到离家两英里半远的镇上学校上学。当他步行穿过森林的时候，他就练习布道。有一天他把一个朋友弄得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向他描述了犯罪后所招来的种种诅咒。后来他偷偷借来了教堂聚会所的钥匙，在那里像一个被任命的牧师那样布道，为他的朋友祷告。（在一处笔记里他谈到了他自己，他说他允许男孩子吻他。但是这种吻本质意味着什么他没加说明。）威廉记得的，他童年时惟一出格的事，就是九岁时去了诺维奇当地的戏院。虽然是由他的堂兄妹陪着去的，但是看戏是他的宗教信仰所不许的。 当威廉十一岁时，父亲把他送回了诺维奇，作为尊敬的塞缪尔·牛顿惟一的学生接受教育。他父亲之所以选择牛顿，是因为他相信威廉需要更严厉的训练，以便在他心里灌输更谦卑的意念。牛顿最喜欢的指导方式是体罚，哪怕是因为最小的过失。威廉只挨过一次打，然而即便如此，那对他而言也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验。他回忆道，“这在以前是从来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我的人格……受到了可耻的侵犯。”完成这段教育后，威廉回到了格斯特维克，在那里他从事一份助教工作，一直到1772年他父亲去世。 约翰·葛德文的死是一次解放。威廉的母亲很清楚自己儿子在智识上的天分，把他送到了伦敦的霍克斯顿学院就学。霍克斯顿是一所以严格著称的大学——在当时甚至严于牛津、剑桥。（作为不信奉国教者，葛德文无缘就读那些名门贵校，它们只招收英国国教徒。）早晨六七点钟就开始上课，课程包括古典学、逻辑学以及希腊哲学；学生须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略知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最重要的是，在人生中威廉第一次能面对那种坦诚的、富于激情的论争。 虽然学业优异，但是威廉在霍克斯顿并不开心。他心底渴望别人能喜欢他，然而在让自己受欢迎的技巧方面，他只能说是无能。他后来不无自怜地提到，校长和其他学生都认为他是“活着的最自以为是、最自负的动物”。虽然他和一位名叫詹姆斯·马歇尔的男孩开始了一段长达终生的友谊，但他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感觉伴其一生，是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后来又传到他女儿玛丽·雪莱那儿去了。 五年后，当葛德文离开霍克斯顿时，他的梦想仍然是当一个传教士，虽然他现在兴趣更广泛了，对信仰的看法也更为宽广。年仅二十二岁的时候，他获得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韦尔镇——那里离他出生地颇近——当见习牧师。但是一个问题很快就来了。葛德文并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虽然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为教众服务，因为这是得到教会同意的。这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本埠其他牧师却忿忿不平，拒绝以牧师的尊称称呼葛德文。在四年之内，四所教会也都拒绝了正式任命葛德文。他试图开办一所神学院，但却根本招不来学生。就这样，葛德文一直都没有得到过正式任命。 当牧师的想法已经日渐破产了，葛德文发现自己的信仰开始波动起来。就在那时，他已经开始阅读哲学家们的作品了，这些哲学家同样也影响了他未来的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卢梭对葛德文的影响是，让他明白了宗教和迷信经不住理性的检测。对他这样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观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冲击。起先，他只是从加尔文主义[1]新教神学家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的统称。在现代神学中，加尔文主义的一般是指“救赎预定论”跟“救恩独作说”。[1]转向自然神论[2]一种非正统的宗教见解，其主要阐发人是英国的一批作家，从17世纪前半叶的赫伯特开始到18世纪中叶的圣约翰为止。一般地讲，“自然神论”一词所指的可称之为自然宗教，即承认某一部分宗教知识，既是每人天生的，也可以通过运用理性获得，有别于通过启示或某一教会的训诲所得。[2]，但后来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1782年，在失去了指引生活的惟一明确力量后，葛德文定居伦敦，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他加入了坐落在著名的“格拉布街”[3]又名“寒士街”。早先是伦敦穆尔菲尔兹区一条街的名字，街上住户大多是写野史小品、编纂辞典和应时诗歌的文人；此后任何无价值的作品都被称为格拉布街。这条街于1830年改名为米尔顿街。[3]的英伦文学圈子，成了那里的一分子。那里以印制便宜的小说、诗集以及非虚构类读物著称。那个时候的葛德文，在出书上不得不求快求多。“在1783年的年末，”他回忆道，“我曾经十天内写出了一部名为《戴蒙与迪莉娅》的小说，胡卡姆给了我五几尼；三周内写出了一部名为《意大利信札》的小说，被鲁滨逊二十几尼给买走了；而且在1784年的头四个月，写出了名为《伊莫金，田园罗曼史》的小说，莱恩给了我十英镑。”《伊莫金》是对《奥西恩诗篇》的滑稽模仿。后者是当时的一部畅销书，据说出自古老的凯尔特人的传说，但实际上是一部伪作。葛德文的模仿相当辛辣，书里有强奸、一个好色的术士，以及其他极其反基督教的内容，虽然在最后仁义道德还是取得了胜利。葛德文同时也为约翰·默里的《英伦评论》写评论，这是一个支持激进政治立场的月刊。出版物所称的“评论”，在那时多如牛毛；它们往往只是满纸谀言，用来推销新书的。（默里同时也是一个出版商；他后来出版了拜伦的书。）葛德文也从事一些严肃写作——他喜欢大肆挞伐那些雇佣文人，但是对那些他认为是能增进智识的作家，他也愿为之大唱赞歌。（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同样实事求是；尽管她持女权立场，但是批评起女性作家来，一点都不含糊，她曾经称其中一本书是“我们耐心读过的一部最愚蠢的小说。拜托了，小姐们，别写了”!） 虽然葛德文为激进刊物写稿，但他自己最初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在这点上，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谨小慎微的约翰·葛德文惟一采取过的政治行动，是带着五岁的儿子威廉去诺维奇观看庆祝乔治三世加冕而举行的烟花表演。即便这样，在那时，寻求政治改革是一个热点话题，威廉·葛德文，作为一个不信奉国教者，当然尤其会热衷于这个话题。1689年颁布的《信仰自由法》，仅仅给了不信奉国教者信奉自己信仰的自由；但是在他们的行动和自由上，英国的法律仍然保留了很多限制。比如，禁止不信奉国教者设立民事或军事机构，而且不信奉国教者需要交费才能在英国的教区设立自己的教堂。 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法国大革命也给葛德文带来了灵感。法国出现的种种问题，促使他在英国寻求一条通过理性方式获得政治正义的道路。1791年他开始计划写一本书，它将会“全面阐述我的理念”，而且能从出版商那里得到一笔预付款，从而有时间完成它。1793年2月，《政治正义论》出版；它的面世使葛德文一夜成名。葛德文的基本假设是人性本善；是残酷和不公才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考虑到葛德文最初的宗教信仰——那时候他还是孩子、年轻人——是认为，人类陷入原罪当中，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救赎，那么现在很明显，他对自己赖以成长起来的信仰已经完全倒戈相向了。 像自己未来的妻子一样，葛德文并不是一个运用抽象术语自说自话的哲学家。他试图通过批判那些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侵害来使人类进步。政府，他写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一段时间，当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法国大革命又惊又怕的时候，葛德文不顾后果，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当人类的每一个英明的支持者都致力于寻求解散政府、解散致使人类永久沦落的暴政时，那该是何等快乐啊。”考虑到就在不久前，一个人就因为酒后在公共场合高喊“去死吧国王”，而被投入监狱关了三个月，所以葛德文没有因言获罪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其他的批评政府者则受到了审判——霍恩·图克，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约瑟夫·约翰逊晚宴上认识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葛德文被宣告无罪。）葛德文后来声称，当局认为他的书太贵了，不会有很多人买。不管什么原因，他反正是逃脱了牢狱之灾。 有一件事很令人惊奇，就是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似乎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流传得更广。葛德文批判了所有形式的高压政治，即便政府是用它来维持必要的秩序，这使葛德文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之一。葛德文设想的社会是一个万民和谐、无为而治的社会。而在各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的黑名单中，被他列在首位的是婚姻制度，他斥之为对妇女的奴役，在“所有专制中最令人作呕”。在他看来，未来世界将会是众生平等、人人以理相待。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社会公益考虑在先，个人行动在后，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也就再也不必要了。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葛德文则看不到任何障碍，因为不断进步是他真正想阐述的主题；他相信这样一个社会必然会实现。它无法被阻止。 葛德文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今天看来显得过头了，但是在当时，革命——美国的、法国的、科学的，以及工业的——似乎许诺人类的任何设想都是可能的。葛德文在当时那些不安定的知识分子中逐渐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而且成了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英雄。 对那些普通人来说，《政治正义论》则既昂贵也难懂，根本不适合阅读。但即便这样，仍然有成群结队的人攒钱买上一本，然后聚众朗读。葛德文写了一部小说，通过这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开始使他赢得更广泛的读者。在他的新故事中，他使用了第一人称，这样能让读者更加投入，后来他的女儿也学会了这种技巧。1794年这一年见证了《世事如是，或凯莱布·威廉斯的大冒险》的出版，它把心理上的洞察和神秘主义混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混合，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被用来制造畅销书。下层人凯莱布·威廉斯——一个仆人，发现他的那位在其他方面看起来很正直的主人——上层人福克兰，是一个杀人犯。为了阻止凯莱布揭露秘密，福克兰作伪证陷害他。凯莱布躲了起来，俩人相互纠缠，陷入了一种追逃模式中，最终同归于尽。玛丽·雪莱，对她父亲的小说了如指掌，当她后来创作弗兰肯斯坦博士和他的怪物时，也采用了这种两个自我毁灭的人之间不断追逃的关系。 葛德文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小说创作不辍。他永远都缺钱，而小说既好写，也比哲学书好卖。但有时不免显得有些浅薄——因为他总是拿小说当载道的工具——他的书采用了一些哥特因素，比如反抗一位专制独裁者的战斗，超自然的事情，以及一些神秘、色情的情节。（在《凯莱布·威廉斯》中，故事的讲述者被警告不要打开他主人房间里的一只皮箱。结果当然是……）抛开这些流行因素不论，葛德文在自己的小说中还是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又往往和他的激进观念相关。他并没有完全放弃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在他逝世前两年，他写出了杰作《术师生涯》（1834）。这部书描述了科妮莉亚·阿格里帕和艾伯塔斯·马格努斯这些中世纪的术师——这些探索者的形象后来引起了珀西·雪莱以及他在小说中的对应人物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的兴趣。 1796年，年已不惑的威廉·葛德文，达到了自己声望的高峰。威廉·黑兹利特，一位当时的散文家和批评家写道，“他的名望如日中天。”但是在与女人的经验上，他仍然是个菜鸟，虽然他已经对两位女性作家，伊丽莎白·英奇鲍德和阿米莉亚·奥尔德森，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葛德文害怕卷入那些罗曼蒂克的事会削弱他智识活动的力量。在他脑子里，正如在他著作中阐述的那样，性关系比起友谊来要等而下之，而婚姻当然更就等于是“罪恶”了。这些观念将会受到严格检验，尤其是当他在1796年1月遇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候。在玛丽·海斯——她是作家，也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超级崇拜者——的家宴上，两人再一次会面了。葛德文原以为这位在1791年让自己非常恼火的女人会故伎重演，结果他发现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如今已是一位母亲了，而且经历过相当大的精神创伤。在俩人的交谈中，她并没有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在读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瑞典、挪威和丹麦旅行信札》后，葛德文的兴趣来了。后来他写道，“如果说有什么书打算让一个男人爱上它的作者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这本就是。她是那样倾诉了她的衷肠，让我们也满怀忧伤，化在无尽的温柔之中，与此同时，她的才能也让我们万分地钦佩。”葛德文去邀请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是她恰好不在。当她回来时，看到了他的卡片，她于是拜访了他——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但是对于克服葛德文的羞怯来说，也是必要的。浪漫就这样生根发芽，成就了一段爱情。 对于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间的这种般配，葛德文以他曾经有过的富有感情的笔调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我们再次相逢时，我们充满了新的喜悦，而且我要说，我们彼此之间更加坚定地喜爱对方了。然而三周前，情感还在我们俩的舌尖颤抖，直到夺口而出。没有……痛苦和挣扎，它是友情逐渐溶化为爱情。在向对方表白以前，我们俩都只是感到一半的肯定，然而俩人都感到一种颤抖的焦虑，要获得全部的肯定。”显然，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间，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对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这是她第一次能进入一种能同时让她精神和心灵感到满足的关系。1796年9月，她写信给葛德文说，“当这儿的心灵和理智并没有从身体的享乐中飞走时，我……做了一个女人所能做的一切——一个哲学家能做得更多吗?” 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关系。他们之间写了不计其数的条子给对方，有时候一天数次，甚至发明了一种密码信号，来约定共度春宵的时刻。葛德文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绘制月经周期表，以此来控制怀孕。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明白告诉葛德文，他可以自由去找其他的“美人”——他们俩之间的感情丝毫没有什么专制。（虽然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记录中，她称伊丽莎白·英奇鲍德为葛德文的“完美妇人”。）实际上的情形似乎是，葛德文在1796年7月向阿米莉亚·奥尔德森求过婚，但是遭到拒绝。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性经验要比葛德文丰富，但是她在情感上也很脆弱，而且对伊姆利记忆犹新。她太害怕自己身上的弱点了。在他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她写信给葛德文谈到了她自己的犹疑：“我的幻想总是背叛我，让我陷入新的不幸，我感觉到，我应该是一个孩子，直到我的人生暂告一段落。你谈到了人生道路中盛开的玫瑰——我采摘了它们；但是遇到的只是刺……考虑到你现在幻想的狂热；你可能会经历一次轻微的人生振荡——而我——将会再一次变为一个孤独漫步者。”（引号里的这些话，在她的信里被打上了下划线，来自卢梭的自传作品。） 葛德文回应道：“不要离我而去。不要又成为一个孤独漫步者……要快乐。一定要快乐。这是你应该的。所有阻挠快乐的事都是一种缺陷和迷失：而一个女人，像你，能够，必须，也应该摆脱它。”这是第一次，沃斯通克拉夫特有了一个在感情上能靠得住的情人。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化，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可以放心地把自己坦白、诚恳、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葛德文了，同时她也仔细询问了他的一些想法。“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在一封信里她问道。“昨天晚上，在床上，我努力想弄明白，我身上是什么让你感到担心。当我意识到你受到伤害时，我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在11月份，她写道，“你告诉我‘我存心毁掉那些小小的关心’。然而我发现，为了得到关心，就需要提出来。我的毛病真是根深蒂固了——因为昨天晚上我想你来——但是，请别介意。如果需要我开口提出来的话，那你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被沃斯通克拉夫特称为“随机系统”的葛德文那套生育控制方法，并没有奏效，1796年12月，沃斯通克拉夫特意识到她怀孕了。从哲学上来说，她和葛德文两人都是反对婚姻的，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担心再有一个私生的孩子。为了他们的孩子考虑，葛德文同意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结婚。葛德文在学校时的朋友詹姆斯·马歇尔当证婚人，1797年3月29日，在圣潘克拉斯教堂，两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范妮的缘故，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称自己为玛丽·伊姆利，但是在结婚证上，她署名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未婚”。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葛德文甚至没有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这次婚礼。他结婚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同居”，丈夫和妻子有必要住在一起，但他否认双方的“和睦和专属”。他们的新式婚礼避免了这一点，继续两地分居。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和三岁的范妮——她叫葛德文“爸爸”了——搬到了葛德文家，但葛德文在街上仍然有一处独立的办公地方，在那里他能整天进行私人工作。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主张葛德文仍然有自由选择和谁在外吃饭，她也有自由按她的方式来带她的孩子。他们继续通过信件来频繁交流。这就是他们对婚姻“专制”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两人对即将出生的宝宝非常期待；他们确信那将是一个男孩，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威廉。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当母亲和婚姻生活中重获快乐，这种快乐她只是在和伊姆利一起的时候短暂体会到过。1797年6月她写信给葛德文道，“我开始喜欢这个小生命了，我期望他的出生像是树上新产生的一个节，我并不打算去解开它。男人们被坦白宠坏了，然而我相信，我必须告诉你，当我发誓要永远爱你的时候，我比我自己所料想地要更爱你。” 1797年夏天的气候比较反常；这种奇怪的状况只有1816年可以相比。由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火山活动，英国遭遇了令人恐怖的大风暴。百年难得一见的巨浪冲击了英国的海岸，淹没了一些地势低的地区。风暴肆虐的大地上，雷电剧烈闪过，似乎“要以一场宇宙大火灾来震慑地球”。在8月14日的晚上，一颗彗星出现在伦敦夜空，此后接连十一天都使全城风调雨顺，沐浴在它的光辉之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把这颗彗星称为他们孩子的幸运星。 由于自己第一次的怀孕很顺利，所以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一次并不害怕。8月30日早晨，当她感到临产阵痛开始发作的时候，她叫来了布伦金索普小姐，她是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妇产医院的护士。她还给葛德文送去许多便条，第一张是告诉他她现在的状况：“我今天很快会看到这个小动物了（她这样称呼宝宝）；但是还必须等布伦金索普小姐来算一下分娩时间……我希望有一本小说，或者纯粹消遣的书，来刺激一下好奇心，同时也打发一下时间——你有这样的书吗?” 沃斯通克拉夫特给葛德文的最后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布伦金索普小姐告诉我，我现在正处在最自然的状态，还保证我会有一个安全的生产——但是我必须有一点耐心”——就这样结束了，结尾没有句点，甚至她的落款也没有。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否清楚她在引用她母亲生前最后的话呢，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不管怎样，它们是她最后写在纸上的话。 沃斯通克拉夫特经历了一次漫长而痛苦的分娩，但是一个女婴还是在那天晚上降生了。在次日凌晨三点，威廉被告知去找一个医生，因为胎盘没有出来。医生来了后，不得不用手把胎盘取出来，因为它已经碎成片了。没有止痛药，所以这个疼痛简直是受刑；医生一直干了近一个小时，其间布伦金索普小姐不得不死死抓住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肩膀。由于医生没有给自己的手或者器具消毒，结果这次手术引起了感染，最终在十一天后让沃斯通克拉夫特丧了命。 在产后头几天里，虚弱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喂养自己的孩子，她决定让她的孩子享受到母亲的抚育，而这是她没得到过的。一周将近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精力下降得厉害，她直打颤，剧烈的颤抖甚至让床都晃动了。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医生认为问题出在她的母乳太多了。于是婴儿和范妮被送到邻居玛丽亚·雷弗利那里照看。沃斯通克拉夫特胸部的乳汁则用小狗吸出来；医生希望这能刺激她的子宫收缩，把剩余的胎盘排出来。等到不得不做手术，以便把剩余胎盘取出来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没法做手术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葛德文一直待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身边，给她喝点酒以减轻痛苦。“啊，葛德文，我在天堂里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盯着一点喃喃自语道。“你看，亲爱的，”葛德文说，“你的症状好一点了。”就这样他在她床边，一直守候到9月10日她死去。在日记中，葛德文只记了一句，“8点之前的20分钟”，后面接着是一个长长的破折号。在葛德文一生中，这是惟一的一次，语言显得那么无力。 五天后，他仍处在发狂中，根本没法去参加她的葬礼。她葬在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墓园，在那里，五个月前她才刚刚结婚。葛德文给一位密友写信说：“我坚信，这世界上没谁能比得上她。我知道从我们共同的经验中彼此能得到快乐。我现在对再获快乐已经丝毫不抱期望了。不要——如果你能忍住的话——勉励我或者安慰我。” 当时的一些政治、文学杂志则明显语带讽刺地提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个男女平等的鼓吹者，死于生孩子。正如持保守立场的杂志《反雅各宾评论》所指出的，她死亡的方式就标明了性别的差异，这说明了“女性的命运”。这种恶毒的反应只会强化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经所作出的努力。她已经在她短暂而极富创造性的一生中，挑战了如此多的社会偏见——为此她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她的一生和勇气将会成为她女儿的灵感源泉和骄傲，她女儿注定要带着一个父母所赋予的意义非凡的名字成长起来。这个女儿，像她母亲一样，将会挑战种种规范，并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从童年时起就知道，她的降生要为她母亲的逝世担责任。这种创伤和内疚将会成为她生活的中心，直到她在《弗兰肯斯坦》中找到宣泄点。 玛丽举止带着柔美和羞怯的喜悦， 整夜的欢愉甜美的笑容凭增她的美， 她一次也不为自己其他的美羞怵 甜蜜的爱和美容值得我们关注。 …… 你所有的，是一张绝望中的甜蜜的爱的脸， 你所有的，是一张微微悲痛和忧虑的脸， 你所有的，是一张疯狂地惊骇和惧怕的脸 它永不会平静直到躺入棺柩装殓。 ——“玛丽”，威廉·布莱克，写于1801—1803年 就像许多故事一样，在这个故事开头，有一场恋爱发生。恋爱双方是两个杰出但也十分古怪的人，他们好像一点都不般配。威廉·葛德文有一种令人苦恼的害羞，另一方面又惯于诉诸理智，而且当他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坠入爱河的时候，明显还是一个四十岁的处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激情澎湃，有时候甚至不计后果，她从来不顾世俗舆论，而且坚持不屈居任何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革命。 假如“激进风格”这个术语在18世纪晚期就已经流行的话，那么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就是它的化身，因为他们是那一代想推翻既存秩序的年轻人的偶像。他们俩都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激励，这场革命爆发于1789年，给社会的彻底革新带来了希望。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女权辩护》一书，震动了英国民众。这本书源自她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宣言》的辩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预先想到用“人”这个词作为“人类”的代名词是一种“性别歧视”；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大胆地为人类的“半边天”发出呼声，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常被称为第一个女权主义者，下面这些刻薄的观点即可见一斑： 我自己的性别，我希望，它能宽恕我自己，如果我以理智的产物来对待它们，而不是陶醉于迷人的优雅，以及认为它们永远处在孩童状态，无法独立……我希望说服女性努力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意志的也是身体的；说服她们所谓的温和的措辞、多愁善感以及仪态高雅，几乎都是软弱的同义词，而且那些总是充当被同情的对象的人……很快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又比如：“一个错误的教育，一个狭隘的不开化的头脑，以及许多性别偏见，容易使女人比男人更僵化。”又如：“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是家庭之大幸，而且……一个被忽略的妻子，通常是一个最好的母亲。”最后比如：“冀望于女人拥有美德是徒劳的，除非她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男人；不但如此，冀望于人性的情感具有力量也是徒劳的，这只会把女人变成贤妻良母。然而当她们完全独立于她们的丈夫时，她们又会变得狡诈、卑贱、完全自我。” 在一个女人还是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合法财产的年代，这些言论可谓离经叛道。那位叫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福德伯爵——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地方是写了第一部哥特小说，声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个“穿着衬裙的鬣狗”，表明了英国上层阶级对这位女权主义者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未来的丈夫葛德文，虽然在人前显得胆怯和内向，但是一写作起来却滔滔不绝。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正义论》（1793）中，葛德文试图描述一种能让人类趋于至善的社会环境。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蔓延已经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但是葛德文断言“君主制是一种不可避免走向腐朽的政体”。但是他走得太远了，越走越远，竟然宣称所有的政体就其本质而言对人类的至善都是一种阻碍。葛德文相信，社会的变革不能通过强制和暴力而只能通过理智的力量来推进。《政治正义论》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最著名的人物，一时间他被青年人奉为偶像，他对社会改良的洞察推动了青年人的进步。弗洛伊德曾经写到过，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浪漫史”，一个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同关系进行解释的故事。玛丽·雪莱，作为这两位著名的激进人物的女儿，父母的爱情故事必然会在她心中萦绕，同时她也会将它（以及她自己的生活）作为故事写进她许多的文学作品中。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个人的即政治的”。她所有的写作都是用她自己的经验来阐明她的观念。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别人的关系往往动荡不定，因为她的星宿是水星，有时她满怀激情，咄咄逼人，有时又贫困潦倒，郁郁寡欢。她的生活就像她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故事一样——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的烦忧，或者歌德那部享誉世界的畅销书《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言情剧。她是一个矛盾的女人，行动经常与自己的激进哲学相悖逆。她像钻石一样硬脆，如果击打得不是地方，她就会粉身碎骨。三十八岁的时候，她写道，“在我脑子里一定天生有某种缺陷，即便是最悲惨的经历也无法根除我所具有的愚蠢倾向，希望碰上什么浪漫的温柔。”事实上，很少有人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深陷于这个“缺陷”不能自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年4月27日出生于伦敦，这一年英国在军事上大胜，赢得了加拿大和印度，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在国内，英国人正在从一项强化的经济活动——工业革命中发现新的财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祖父作为矿主和发展中的纺织工业的布料供应商，大发其财。他的儿子，也就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继承了这笔财产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大败家子、大酒鬼，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根据葛德文的记载，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忆她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应声虫”。 沃斯通克拉夫特童年时处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她要么就无所作为要么就必须奋发图强。她是家里的六个孩子中的老二。她非常憎恶父母对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尼德的偏爱。说尼德在家里的地位是“金童”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在祖父的授意下，他继承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家产。然而，家产并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渴求的。她嫉妒的是母亲伊丽莎白·迪克森倾注在尼德身上的关注和温情。让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兄妹间并不平等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尼德是由母亲亲自喂养的，而婴儿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是雇的一个奶妈喂养的。我们并不清楚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知道她的被动地位的，但是一旦她知道，她就认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正如她后来写到的，一个母亲“即便有父母亲的感情但如果没有喂养自己的孩子话，她就不配为人父母”。 在1787年写的一部小说《玛丽亚》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抱怨。（并非巧合，与书名同名的主人公，是“爱德华的女儿，前者娶了伊莱扎”，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真实生活中的父母同名。）书中不仅描述了男人是如何压制女人个性的，而且还展现了女人往往对这种专制逆来顺受。很显然，作者回忆起了她自己的家庭，她写道：“她的父亲总是否定女性的成就，而且乐意见到他的妻子因为懒散和身体状况不好而不去麻烦周围的人……［他］总是非常暴虐和冲动；事实上当他喝醉时很容易被激怒。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直心怀恐惧，担心他会让母亲惊吓而死。”对那些知道底细的人而言，这幅写照再明显不过了。现实生活中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经常睡在靠近她母亲卧室的楼梯平台上，当父亲发酒疯时，好保护自己的母亲。 沃斯通克拉夫特只有几年的正式学校教育，但是父母的无能却也给了她在户外疯跑玩耍的自由，而不是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女孩的命运一样，被限制在屋内。为了弥补在家里受到的冷落，她热情地发展着友谊。当她十四岁的时候，她玩得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名叫简·阿登的学校女生。两位少女相互写信，谈论“花花太岁”——镇上的一位时髦年轻小伙。后来因为某件事，沃斯通克拉夫特指责简和另外一个女孩要好。沃斯通克拉夫特给她写信说，“我承认，在爱和友谊上，我有点专横；我必须被摆在第一位，否则宁愿不要。”在另一封给简的信里，她写道，“在我所爱的人那里，我无法忍受哪怕一丝的忽视。”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进入青春期后，她需要从儿童时穿的直筒式胸衣和舒适的衬裙，换到以坚硬的鲸骨作支柱的束身胸衣，这让她从胸到腿都感到束缚。除了这种受限制的感觉外，她还觉得缺少一处属于她自己的能让她独处的房间。有一件事显示出沃斯通克拉夫特性格中反抗的因素正在滋长，她宣布永远不会为金钱而结婚，她要为自己寻求一种高贵的生活。她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了，尤其是关于仆人和穷人生存境况方面的问题。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十五岁的时候，她家迁往在伦敦郊外的霍克斯顿。在那里她遇到了范妮·布拉德。很快，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在心里发誓，要和她结成一世的朋友”。范妮也有一个酗酒的父亲，让她饱受其苦。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就向简吐露说，她喜欢现在的这个新朋友“胜过世间其他的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范妮“有一种男性的理解力和明智的判断力，然而她也有一种完全女性的美德”。她们之间的关系经过了另外一次搬家的考验，成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婚姻，不管是为了爱还是金钱，都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毫无吸引力，尤其是她看到的她父母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她知道她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了。（“我要么必须自食其力，挣钱养活自己，要么就十分潦倒，”她这样说。）在那时，单身女性可供选择的工作十分有限——教师，家庭女教师，或者是陪护。1778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找到了一份陪护一位有钱的寡妇的工作。这件差事，除了名声好听点外，其实非常无趣，因为它要求受雇的人迎合雇主的种种性子：作家范妮·伯尼称之为职业“拍马屁”。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干得很成功，直到两年后她不得不回家照料病危的母亲。 在接下来两年，沃斯通克拉夫特都忠心地照料着她的母亲。而在这段时间里，她那位结婚了的哥哥尼德，却很少来。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盼望过，病床上的母亲能对她有好脸色，但是她失望了。她母亲临终前的话是，“……再忍耐一点，一切就都结束了。”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想有所改善——获得一份她曾经梦寐以求的感情——当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玛丽亚》的时候。在小说中，垂死母亲留给女儿的话是：“我的孩子，我待你一直不是很好。希望上帝能原谅我!你也能原谅我吗?”将来的一天，玛丽自己的女儿也会学她母亲的样，拿起了自己的笔，“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经历。 母亲逝世6个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妹伊莱扎嫁给了梅雷迪思·毕晓普，一个大她十岁的造船商。不到一年，伊莱扎就产下一女，之后患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产后抑郁症的病。体贴的毕晓普于是请来了沃斯通克拉夫特陪陪她。而实际上，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打算趁机“解放”她：在范妮·布拉德的帮助下，沃斯通克拉夫特给伊莱扎打气，让她趁毕晓普不在家的时候离家出走，婴儿也不管了。她们躲到了伦敦的北部，改名换姓生活着。如果按伊莱扎自己的意思，她也许早已经回到她丈夫身边了，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又让她狠下了心肠。 现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去实现她自食其力的梦想了，和范妮·布拉德建立一种新生活。1783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三妹埃弗里娜也加入了她们，四个女人在伦敦郊区的纽因顿—格林办了一所学校。在那里，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了理查德·普赖斯博士。他多少以一个父亲的角色，将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普赖斯博士是一个自由的酷爱者；热心支持美国革命和英国国内改革事业。他和美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往来通信，比如富兰克林、杰斐逊以及孔多塞等等，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普赖斯帮助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到自由、人权等下面的知识基础，而在以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对这些只是有一些本能的感觉。 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冀望的“女儿国”式的生活，很快幻灭了。1784年8月，传来一个消息，伊莱扎的还是婴儿的女儿，原本由她父亲带着的，现在却死了。伊莱扎的精神再一次崩溃了。后来她认定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毁了她的婚姻，导致她失去了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引起的憎恨，在她死后多年得到了报应。当她自己的女儿想从伊莱扎和埃弗里娜那里寻求庇护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这个时候，范妮·布拉德身体也病了，染上了肺结核。当她长期的男友休·思科斯——他已经成了里斯本的一名酒商——向她求婚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鼓励范妮答应下来，她认为葡萄牙的气候有助于范妮的健康。但是在和朋友分别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写道，“无人可爱了，这个世界是一片荒漠。” 当范妮怀孕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海上坐船去里斯本陪她。抵达后过了仅仅几个小时范妮就分娩了。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看到的却是一场悲剧。范妮的病影响了生产，母子俩双双过世。范妮的死让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都难以释怀。她写道，“死亡结束了我最亲爱的、年青时候的朋友的一生；然而，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当我在荒野漂泊游荡的时候，我还能听到她温柔的嗓音在轻颤。” 沃斯通克拉夫特将纽因顿—格林的学校关了，回到了英格兰。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爱尔兰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这份工作仅干了一年，因为家里的夫人认为孩子们更信任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爱尔兰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读了让-雅克·卢梭的书，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卢梭是18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他的作品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强调个性，尤其是在《忏悔录》中。卢梭也像她一样，是个内在矛盾的人。在1787年3月24日给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我正在读卢梭的《爱弥尔》，喜欢他的自相矛盾……他是一个奇怪的矛盾的不快乐的同时又是聪慧的产物——然而他也具有不寻常的敏感和洞察力。”她似乎是在描述她自己。 在纽因顿—格林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写了一部书，《女教论》。一位叫约翰·休利特的好心牧师，把它送到了伦敦书商约瑟夫·约翰逊手中。约翰逊接受了这部书，并付给沃斯通克拉夫特二十个几尼[1]英国旧时金币或货币单位，价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1]。这笔钱，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就转给了范妮·布拉德的两个穷兄弟，也顾不上自己债务缠身了。178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给约翰逊写信，谈及自己谋生的新计划：当一位专业作家。“我已然决定了!你的性别通常会让你对女性的决断一笑了之；但是让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干任何理所当然的事，我不会言听计从的，除非能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不可能，是对那些软骨头说的。”她重新回到了伦敦，在那里约翰逊帮她找了一处寓所。约翰逊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他手出版过作品的人包括威廉·布莱克、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佩因，以及科学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进化论》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诗人威廉·考珀和化学家约瑟夫·普赖斯特利。 约翰逊号称“书业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搞图书代理的人，而不仅仅是为那些想出书的人充当印刷商的角色。约翰逊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导师兼朋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一封给埃弗里娜的信里吹嘘道：“我……即将成为第一个新人类，”又说，“你是知道我生来不是久居人下的——一种特殊的本性在推着我向前进。” 出版商们很清楚，在大众读者中女性占了很大一部分。像范妮·伯尼、简·奥斯汀、安·拉德克利夫、汉娜·莫尔这些女人，都是因为她们那些关心女性问题的小说而出名的。在那个时代，畅销书有两种类型特别吸引女性——言情小说和哥特小说[1]早期浪漫的、拟中世纪小说，充满神秘和恐怖气氛，因启发故事构思的是中世纪的建筑与废墟，故称“哥特式”。[1]。在某些意义上，这反映了女性的一种矛盾。言情小说宣扬多愁善感，甚至导致了大庭广众下的哭泣。这些作品鼓励女性培养一种纯正的文雅和高尚的品性，强化了女性作为母亲、妻子和忠诚的姐妹的传统角色。而另一方面，哥特小说则将目光投向了黑暗的角落。它的场景常常安排在异域，关注的也是所谓的正常生活的令人惊惧和非理性的一面。哥特小说中的女性写作发现她们能够在那些超出女性常规的感情和大胆行动中历险。（男人常常也是这类哥特读物的粉丝；年轻时候的拜伦勋爵就读过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奥多芙的神秘》，他自己作品中一个很快就会闻名遐迩的角色就部分取材于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 约翰逊建议沃斯通克拉夫特尝试写一些儿童小说领域的作品。他的邻居约翰·纽伯瑞就很好地以此为生了。（今天，一个儿童小说奖就是以纽伯瑞命名的。）在1788年，玛丽的《原创故事》一书面世，描绘了许多不同角色的女性——单身的、已婚的、守寡的、工作的以及在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非常关注那些穷苦无告者的处境，她用笔来描绘那些失去母爱的孩子、那些住处糟糕还受尽坏房东盘剥的人的痛苦。等这部书再版的时候，约翰逊雇威廉·布莱克来给书配图。脾气古怪的布莱克那时候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艺术家，沃斯通克拉夫特资助过他，把他视作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有共同社会关注的搭档。很快布莱克就开始为自己的诗集配画了，而不仅仅是为别人作品效劳的插图画家。 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一个新的知识圈子正在向她打开。她给范妮·布拉德的兄弟乔治写信说，“只要我一厌倦了孤独，我就会去约翰逊先生那儿，在那里我能见到让我兴趣盎然的人。”约翰逊主持午后的宴会，招待许多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时间久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了那里的一名常客，她称之为“家常菜”——她是那里除了作家安娜·巴鲍德之外的惟一女性，风光无限。除了布莱克外，客人中还包括画家约翰·奥佩和亨利·福塞利；政治哲学家托马斯·佩因和威廉·葛德文；美国诗人乔尔·巴洛；激进改革家霍恩·图克，他实际上在英国出资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他是一个小贩的儿子，马房里长大的，后来成为英国一流的戏剧家之一……这些只是提到的一部分。约翰逊圈子里的许多人都是自由派“思想家”，用法语的词说就是“哲学家”，他们激励人们用理性而不是宗教信仰去规划生活。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自己被种种激烈言论所包围，这让她感到刺激也受到激励。 所有这些人都迷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心思，但是只有艺术家亨利·福塞利点燃了她心中的火。沃斯通克拉夫特年近三十了，她渴望一份伟大的激情。在福塞利身上，她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灵魂的伴侣”。约翰·海因里希·菲斯利，1741年出生于苏黎世，18世纪60年代来到英格兰，在那里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福塞利。他是一位画家的长子，他父亲坚持认为他应该当一个牧师，所以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能偷偷画画。二十岁的时候他和最好的朋友约翰·拉瓦特尔[1]瑞士作家、牧师，相面术创立者。著有四卷本《论利用相面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1]一道成了牧师，后者后来以相面术——一种通过观察面部特征来判断性格的方法——的创立者而闻名。这两个男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系，说是性关系也不为过。在给拉瓦特尔的一封信里，福塞利写道，“我太激动了，我必须立刻停止——哦，你现在独自成眠——梦到了我——我的魂儿随你而去。”当拉瓦特尔后来结婚时，福塞利写道，一个脱壳的魂灵将会萦绕在他和他的新娘的唇边。 福塞利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懂八种语言，什么文章都能写，从绘画、雕刻、艺术史一直到卢梭。当他来到英国与画家乔舒亚·雷诺兹会晤后，他才开始踏上了自己真正要走的路，在意大利一待就是七年多，潜心学习艺术。1782年，他完成了他最负盛名的画作《梦魇》，立刻引起了轰动。怪异，色情，而且激情四射，这幅画被一再复印，成了浪漫主义艺术的一个象征。作品描绘了一个睡觉的妇人，在床上玉体横陈，手臂张开，如同装满色情的欲望。透过窗子窥视她的是一匹鬼马——性欲的象征——它有一双隆起的、灰白的眼珠子。蹲坐在妇人胸部、向观画者盯视的，是一个露齿而笑的梦淫妖——一种专门与熟睡中的女子交合的雄性恶魔。一段时间，这幅画挂在约瑟夫·约翰逊的家里，成了这两个男人亲密友谊的象征。当客人们参加约翰逊宴会的知识大讨论时，他们也能同时享受一点小小的色情乐趣。（一个世纪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挂上了这幅画的印刷复制品。）而且后来，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写她那部著名的小说的时候，那幅画中的妇人形象，也激发了她的灵感。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福塞利时，她二十九岁，在爱情上毫无经验可言；而四十七岁的福塞利却见多识广。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和这个矮个的、淫荡的、虚荣的双性恋者在一起，不啻于玩火，但不幸的是，福塞利并不是一个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向往的那种能让人依恋的人。她为他的油画和素描着迷，喜欢他专断地谈论各种话题。他描述生活的种种阴暗面，也让她如痴如醉。他公开谈论自己多次招妓的经历，还给她看他画的春宫素描。所有这些——新奇，大胆，离经叛道——让沃斯通克拉夫特感到刺激，这种感觉在约翰逊家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当中，是体会不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和福塞利在她的公寓或者他的画室频频约会。在福塞利的要求下，她改变了自己的装束。没约会以前，她穿着一般比较朴素，甚至大大咧咧的，布料粗糙的衣服，黑色的精纺长袜，海狸皮的帽子，头发蓬松地垂在肩上。挑剔的福塞利向她展示怎样穿得时髦些，她于是把她的头发别了起来。 然而，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热情似火的时候，福塞利那头却冷却了下来。他宣称，他和她之间的友谊仅限于精神上的。当沃斯通克拉夫特拼命想引起他对她的注意，狂热地给他不停写信的时候，福塞利却予以拒绝了。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来信，他直截了当地拆也不拆，一隔就是好几天。作为性伴侣而言，福塞利喜欢另外的人：他娶了索菲亚·罗林斯，一个他的绘画模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在他丈夫死后，一把火烧掉了他的许多露骨的绘画。 一场革命转移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对福塞利的单相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法国民众怒吼着夺取了巴士底狱。这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同呼声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即《人权宣言》。[1]，宣言声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呼声和宣言不仅触动了法国而且也激励了不列颠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的朋友们聚在约瑟夫·约翰逊家，庆祝在法国发生的一切，他们觉得这宣告了人类新时代的开始。年轻的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用这个对句诗概括了许多人的感觉：“这是黎明时对生者的祝福，/但对年轻者这就是天堂。”8月的时候，约瑟夫·普赖斯特利预言革命将会波及其他国家——这似乎并没有引起英国上层阶级的恐慌。实际上，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老导师之后，德高望重的威廉·普赖斯就发表了一个公共讲演，盛赞革命。他说，“我看到了自由的热情在燃烧在蔓延”，英国议会一位杰出的成员，埃德蒙·伯克被迫作出了反应。虽然伯克早期支持美国革命，但是他的《法国革命反思》批评了革命对法国贵族社会和政府的破坏。伯克用一种哥特小说的语言来隐喻革命力量：“从谋杀法国君主制的坟墓里爬出来一个巨大的、可怕的、飘忽不定的幽灵，其可怕之处超出人的想像。”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第一次撰文回应伯克，对法国大革命作了有力的辩护，这就是《为人权一辩》，这本册子1790年12月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了；初版在一个月内售空，再版时就署上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字。一夜之间，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英国支持革命的女英雄。威廉·罗斯科，福塞利的一个朋友，写了一首歌谣，下面几句就是挖苦伯克的： 瞧啊!一条亚马逊河奔流而出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她的名字， 决心阻止他的疯狂生涯， 不管怎样的千方百计。 革命使许多女作家变得激进起来，她们开始炮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革命强调的“人”权，实际上是“男人”的权利，这促使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为人类“另一半”写文章。她也许是在1791年9月约翰逊家的一次宴会上受到启发的。当时托马斯·佩因，一个专门替革命煽风点火的人——他的小册子《常识》已经帮助点燃了美国革命——也是那里的客人之一。客人当中还有威廉·葛德文，他是专门来会晤佩因的，但是让他恼火的是，他觉得沃斯通克拉夫特垄断了和佩因的谈话。 当然，玛丽也许并不需要其他的激励，她的智识和社会正义感就是最好的激励，因为妇女的现实生活境况就是抗争的足够理由。留给妇女的机会往往非常有限。事实上，一个已婚妇女在婚后毫无权利可言；她的自然存在和法律存在合二为一，都归丈夫所有。英国1770年通过的婚姻法，对“所有那些通过喷香水、涂脂抹粉……戴假发……穿高跟鞋，或者是垫高臀部来利用、诱骗以及背叛陛下所授意的婚姻的女人”，都会视之为巫婆加以起诉。许多女人对争取妇女权益的事业少有同情心，因为她们把身上蒙受的耻辱视为上帝的意志。 在社会上，妇女受到传统和社会成规的禁锢，必须当一个“好女人”，正如20世纪的学者玛丽·普维所称的那样，她们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女性。种种供年青女性以及那些想“改善”自身的女人使用的礼仪书籍，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女人应该怎样举手投足。这些规范对那些贵妇人而言，只不过是蜘蛛网，但是对其余的女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而言，却是获得社会地位的基本要素。“好女人”这种典范极大地阻碍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女人，因为它把正派、中规中矩这种价值凌驾于发挥天才和才能之上。它甚至轻视那些参与有活力的活动的妇女；任何一种体育活动都对她们说不。“好女人”只能通过做针线、弹钢琴、唱歌、刺绣以及画画这些活动来解闷。这种正派到了极致，就是没有一个“好女人”会承认自己的性欲。在性道德上搞双重标准在哪儿都是一样；一个女人婚外失贞就等于是丧风败德——而男人们则被期望去引诱她们，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在一本18世纪的教育青年女性的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童贞）一丧失，一个女人所有珍贵和有价值的东西就都随之丧失了；内心的平静，对朋友的爱，对世界的尊重，对现在快乐的享受，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在约瑟夫·约翰逊的鼓励下，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用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名声坚决捍卫自己的性别。她文思泉涌，仅在六周内就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1792年1月，沃斯通克拉夫特把《女权辩护》交给了印刷商。在其中，她首当其冲抨击了“好女人”，并把“好女人”尊崇的忍耐和温顺称为一种“消极美德”。她强烈要求女性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且宣布她想“让女性从花床上挺立起来，而不是仰卧在那里消磨时光”。沃斯通克拉夫特宣称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她们应该被赋予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得到受教育权和经济上的发展。“我并不奢望她们拥有比男人更高的权利；但是至少应该拥有比自己更高的权利，”她写道。她还大胆地批评了卢梭这个身份不能再崇高的大人物，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女人被认为是次等的。 沃斯通克拉夫特断定，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抚养和教育的结果，而不是生理决定的。她坚持认为女人具有和男人一样的学习能力，而且她设想女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和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在家庭之外、那些男女同校的学校中。认识到平等和经济上独立之间的关系后，她认为应该鼓励她们去寻求事业上的成功。 也许是因为她自己的情感纠葛，沃斯通克拉夫特淡化了性关系的重要性，鼓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关系，而不是情欲。（她很快改变了这些观点。）她经常在对爱的需求和对自立的渴望——“这是第一位的”的冲突中长期矛盾斗争。而且，她想得到社会给予“好女人”的那种尊重和褒奖，但是她又拒绝遵从那套社会标准来回报这种褒奖。一句话，鱼和熊掌她想兼得。 随着《女权辩护》的出版，沃斯通克拉夫特达到了她声望的最高峰。这本书成了一部畅销书，而且使她成了欧洲最著名的女性之一。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版本相继出版。（阿比盖尔·亚当斯是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的妻子，她的一个嫂子曾经让她陪同她丈夫去伦敦的时候，给她买一本《女权辩护》。）不是所有的关注都是有利的。 汉娜·莫尔，一位从事虔诚剧、故事以及诗歌创作的多产作家，给霍勒斯·沃波尔写信说：“读《女权》真是让我烦透了，但是又不得不读下去……就这个书名来说，就有一些空想和荒谬的地方。真是什么样的可笑都有!我敢肯定我自己的自由足够我用，现在，我是一个老姑娘，当我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我敢说，我能活得更自在。” 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又改变了她的装束，她接受了她的头发的自然卷，刘海也加以修饰，成了最新的法国样式。她的宽松着装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感觉以及对医学建议的采纳：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已经撰文宣布，宽松的着装样式有助于人的健康，这促使许多英国女人放心地抽掉了裙子里的支撑。 沃斯通克拉夫特新建立的名声并没有减少她对福塞利的痴恋。她孤注一掷，跑到他家去求他妻子索菲亚以三角家庭的方式允许她住到那儿。尽管沃斯通克拉夫特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屈居第二，但是索菲亚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而且警告她别再光顾她的家。 心力交瘁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给约瑟夫·约翰逊写信说：“我是一个软弱和坚决的奇怪混合体!……我心智上必定有某种极大的缺陷——我那任性的心给它带来了不幸——为什么我把自己弄得有口不能言；除非我能对自己的整个存在形成某种观念，我必须像个孩子一样满足于哭泣和跳舞——想得到一个玩具，但是一旦得到它又厌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将来在她的丈夫，珀西·雪莱那里也会遭遇到相同的“三角恋”问题的困扰。 1792年12月，为了逃避这种耻辱感，沃斯通克拉夫特去了法国。当她抵达时，法国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激进的阶段：法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了，在战争空暇，革命委员会宣判了法王路易十六的死刑，这件事甚至震惊了最初的一些革命者。然而在公众当中，局势显得很平静，甚至歌舞升平。普通民众觉得他们已经获得胜利了。约翰·穆尔，一位那个时候住在巴黎的英国人报道说： 大街上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能想像得到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兴高采烈，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假如一个陌生人恰好这时候来巴黎的话……他会从他遇到的路人中那些欢闹的活动和高兴的脸庞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天只是连日狂欢、热闹以及享乐的一个延续。他可能无法想像的是，他正在行走的大地（已经）……尸横遍野；或者他所看到的欢乐的活着的人，此后将会为悲伤和沮丧所笼罩。 沃斯通克拉夫特名声在外，她很快在巴黎的英国人小圈子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在那里，她发现许多人在谈恋爱。对待性的自由态度是革命精神的一部分。修女和牧师被鼓励去结婚，因为禁欲被视为是有违健康的；未婚母亲得到了声援而不是诟病；女人为和丈夫离婚的权利而大声疾呼。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在吉伦特派[1]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1]那里发现了类似的精神。这是一个带有更多温和革命要素的团体，常常在雅各宾俱乐部聚会。尤其是一位吉伦特派的政府部长妇人，罗兰夫人，她是革命巴黎的社会上也是精神上的领导者。 但是危险迫近了。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件事导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对法宣战，这两国的独裁君主也感到他们的脖子受到了威胁。在法国，外国人开始遭遇到敌意的目光了；政府要求房东和旅店老板报告一切可疑的行踪，尤其是来自那些英国和西班牙住户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悄悄议论，有人半夜被革命卫兵从家里带走了。玛丽害怕发生什么事，夜里睡觉的时候，屋子里一直点着蜡烛。 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沃斯通克拉夫特遇到了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美国人，他将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个个人革命。沃斯通克拉夫特三十三岁，而伊姆利是个三十九岁的单身汉。他出生于新泽西，曾经参加过独立战争，现在是一个商人兼作家。高高的个子，英俊，善于勾引和奉承，他能大谈自己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学渊源，因为他是《北美西部地理纵横谈》一书的作者，当她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完成一部小说，后来以《移民》的书名出版了。他公开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已经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了，他也从来没打算过要结婚。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头、她的吸引力以及她充满活力的精神都吸引了他，让他主动示爱。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他的经商兴趣了解得更多的时候，一个浪漫形象的伊姆利开始浮现出来。他曾经参与过一个秘密计划，组织一个法国远征队在路易斯安那对抗西班牙殖民者，而且他也从事过穿越英国封锁的货物走私，现在他则是公开地和法国政府为敌，被要求远离法国海岸。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把伊姆利理想化为一个朴素版的典型卢梭了，正如欧洲人喜欢想像美国人那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参观法国的时候，就顶着一身动物般的皮肤，摆出一副拓荒者的姿态，开了这种想像的先河）。况且，她年岁不饶人，在福塞利那儿遭受的耻辱也使她看淡了伊姆利的缺点。到4月份，俩人已经在一块儿了，而且他们很快就爱得一塌糊涂。根据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说法，她体验到了一种兴奋的高潮——她称之为“溢满”——在第一次的时候。 法国局势的发展也推动了俩人的关系。国王人头落地后，人人感到自危，而且大革命开始革自己的命了。在5月和6月，吉伦特党人遭到围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罗兰夫人也没有幸免。为了保护自己，沃斯通克拉夫特迁往巴黎郊区的纳伊，在那里，1793年夏天的几个月里，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吉尔伯特度过了他们相爱的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已经为爱痴迷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让他们的关系长久些，但是伊姆利突然动身前往勒阿弗尔港口，去处理一笔出了问题的买卖。不愿意独守空房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又回到了巴黎，那儿的局势甚至比以前更危险了。罗伯斯庇尔这位最激进的法国领导人，已经当权，并且开始把革命推到了恐怖主义的阶段。成千上万个革命的最初的支持者——罗兰夫人也是其一，现在却被送上了断头台。所有的英国人都陷入了人心惶惶之中。为了保护沃斯通克拉夫特，伊姆利让她登记注册为他的妻子，成为一位美国公民。在8月份，滞留在巴黎的英国人——包括许多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处在了被逮捕的危险中，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新的身份的庇护下一时无恙。 伊姆利仍然花很多时间在勒阿弗尔，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意识到她怀孕了：“我感到有轻微的阵痛，”她写信给伊姆利，“这让我开始想到，我正在怀一个小生命，她很快就能感觉到我的呵护——这个想法……让我对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此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写一部新书，《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道德考量》，这使她的处境大大危险了，因为如果这本书暴露的话，即使她的新公民身份也难以保全她。她每天步行去“革命广场”[1]最早称路易十四广场。1790年改为革命广场，1795年起称协和广场。路易十六、罗兰夫人、丹东以及罗伯斯庇尔等曾于此被斩首。[1]，而且目击了断头台的斩首活动。当她表达了对这些可怕场面的厌惧的时候，人群中其他的人都警告她让她安静。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间都让写作占据了；在一封给伊姆利的信里，她倾诉了她的感觉：“我不想像一个女神一样被你爱戴；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你终身不离的人。”她暗示她想被邀请去勒阿弗尔和他会合。在杳无回音后，她自己行动了，找了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就上路了。在勒阿弗尔，5月14日，她产下一女。沃斯通克拉夫特给女婴取名范妮，纪念她最好的朋友范妮·布拉德。伊姆利签署了出生证，仍然声称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已婚了。 接下来三个月他们在一起，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快乐时光，她沐浴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温暖感觉中。她和伊姆利谈起定居美国的事，但是这时候的他已经厌倦了和婚姻周旋，况且他的生意需要打理。他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生意上的事，他必须去伦敦。她于是回到了巴黎，那里安全了些，罗伯斯庇尔自己已经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恐怖主义结束了。 沃斯通克拉夫特度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她一直在等待伊姆利的回来，但是等到的却是种种托词。她没完没了地给他写信，信的数量甚至和她早年写给简·阿登的一样多。1795年1月9日，她告诉他，“我不打算去当一个附属品。”小范妮是一个麻烦的孩子，虽然照顾她能让沃斯通克拉夫特分心，不至于深陷绝望中无法自拔。最终，她决定回到英国。在一封自巴黎写给伊姆利的信里，她说道，“我的灵魂倦了，——我的心病了。”4月，她们到达了伦敦，沃斯通克拉夫特和范妮以及一个法国女仆搬进了一处伊姆利为她们租好的房子，但是他对她冷冰冰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情妇，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当他坦白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他不想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和她及范妮住在一起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打算吞鸦片酊自杀。这是一次求助的呼喊，因为她已经把自杀遗书留给了伊姆利和她的导师约翰逊。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玛丽亚》中，女主角被她的情人抛弃时也吞食了鸦片酊，但是看到那个虚构的玛丽亚的女婴，又让她吐出了毒物。在现实生活中，伊姆利及时收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杀遗书，赶去救了她。 在与伊姆利的纠葛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显然被自己的激情蒙蔽了，她仍然希望挽救她和伊姆利的关系，而不顾他们关系已经终结的种种暗示。伊姆利计划去一趟斯堪的纳维亚跑生意。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告奋勇要代他去。也许是想打发她，伊姆利同意了，给了她一些任务去干。沃斯通克拉夫特带着范妮以及帮她看孩子的女仆出发了，她游览了瑞典、挪威以及丹麦，最后到了德国。在旅途中，她仍然不断给伊姆利写信，幻想挽回他对她的感情。与此同时她很深地剖析了自己，她写道： 爱是我心灵的一种必需，为了寻求平静，我已经几乎毁掉了我灵魂所有的力量……绝望，从我的孩子出生那天起，就愚蠢地打败了我……对重获平静的渴望（你理解我这一点吗?），已经使我忘却了自己感情——神圣感情的尊严，这肯定是我被迫享受——而且也是应该享受的喜悦的先兆，因为没有什么能熄灭天堂的火花。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回来时，发现伊姆利现在已然公开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耻辱现在可谓彻头彻尾，世人皆知。她又打算通过自杀来逃避——这一次的决心更大。她给伊姆利写信说，“我会千方百计去寻死，而不是像上次那样只一个晚上。我将跳入泰晤士河，那里没什么机会把我从死亡手上抢夺过来。”1795年8月，一个下雨的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始了她的计划。她雇了一只小船，沿着泰晤士河一路摇到了帕特尼桥，此前她已经知道这里比贝特希桥要人烟稀少，离她的寓所最近。离开船后，在瓢泼大雨中她沿着桥来回走着，确保她的衣服湿透，这样她就能沉到水底。当她纵身跳进又暗又冷的河里时，她期望死亡能友善地接纳她。这个想法，歌德在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有过描述：“我并不战栗，当我接受冰冷的致命的命运时。”（《维特》是一部畅销书，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许多自杀，后来成了《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阅读过的一本书。）但是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肺部进水后，她开始咳嗽，在失去意识以前，痛苦万分。幸好有人看见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桥上跃下跳进河里，于是把她救了。他把她带到一家旅店，在那里一位医生救醒了她。死亡，显然并不接受她的献身。 这件事发生后，伊姆利打算给沃斯通克拉夫特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骄傲地回绝了。1796年，她最后一次去看伊姆利，第二天她写了一封信说，“离开你，我很平静。”她重新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赚钱过生活。斯堪的纳维亚之旅，使她写出了一部有趣的书，《瑞典、挪威和丹麦旅行信札》。这部书的写作使她从内心的动荡中得到了一丝恢复，她开始去试图了解伊姆利的真实人格，她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会导向她要走的路。也许，最重要的是，《信札》一书赢得了威廉·葛德文的心。沃斯通克拉夫特后来和他又见了一次面，结果要比第一次会面时愉快得多。 威廉·葛德文很准确地描述自己为“观念上大胆激进，生活中却非如此”。虽然在今天，他的名气远不如从前，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却是最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之一。他的勇气并没有拓宽他和女人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在和沃斯通克拉夫特走到一起后，他才经历了一种复杂的爱情。他们俩在一起的短暂日子，给了他们以前所欠缺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友谊。对他们的女儿玛丽·雪莱——她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母亲——来说，他们彼此的感情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它持续给她的小说创作和她自己带来灵感和激励。 威廉·葛德文，1756年3月3日出生于剑桥郡芬斯地区的威兹比奇——那是一个阴冷的地方，常年受到被北海淹没的危险。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牧师——是所谓的“不信奉国教者”[1]英格兰基督教徒中不遵从圣公会的教义或教规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泛指所有不信奉圣公会的基督教各派。在苏格兰，国定教会是长老会，因此其他教会包括圣公会都属于不从国教派。[1]，比大多数的英国教堂中人在信仰上要更为严厉。这种虔诚的宗教背景产生了一种感情上的刻板，使威廉甚至觉得，与他人的爱和情感相比，书本更能让他觉得快乐。这形成了他个性上的害羞和冷漠，也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心理伤害。后来他又把这种伤害转到他的女儿身上了。 威廉是十三个孩子中的老七，这些孩子大多没到成年就夭亡了。他的父亲，约翰·葛德文，是威兹比奇独立教会的牧师，而且还收一些付费的学生来补贴贫乏的收入。因为是在一个大家庭中，所以即使作为一个小孩子，威廉也少有人关注。两岁以前，威廉被送到一个奶妈那里抚养，就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后来他为这种抚养上的忽略而对父母心存看法。他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被打上了贫穷和凄凉的印记。他们在他的灵魂里投入了一丝寒意，他终生都没有摆脱它。 约翰·葛德文属于桑德曼派教派[1]原称格拉斯教派，由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格拉斯在1730年前后创立的教派，格拉斯殁后他的女婿罗伯·桑德曼成为该教会的领袖，因此该派在英国和美洲通称桑德曼派。他们认为人不应累积财富，因为那是违背《圣经》教导的。[1]，“不信奉国教者”中一个较小的郁郁寡欢的教派，他们信奉“原初”的基督教。约翰·葛德文相信宿命、原罪和神的报应。实际上他的加尔文教派的观念是如此顽固，以致他疏远了他自己的会众，不得不在威廉两岁的时候迁往萨佛克的德贝纳姆。在那里，威廉的父亲同样遇到了困难，两年后，他再次搬家——这次是迁往诺维奇北部的格斯特维克，然后在那里一直待到去世。葛德文的童年大部分是在那里度过的。当地教堂聚会所里最珍贵的物什是一把有雕刻的橡木椅子，这就是有名的克伦威尔椅[2]英国17世纪中叶清教徒时期制造的一种坚实的、近似方形的椅子，装有皮的靠背和椅座，上面饰以大头铜钉，以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姓氏命名。当时崇尚朴素的风气几乎排斥一切装饰物，惟一的装饰是以发亮的钉头缀成的图案以及椅腿和横档上使用串珠状的装饰。[2]。小威廉经常坐在上面，取代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位置。克伦威尔是“不信奉国教者”中的英雄，统治英国达五年，直到清教徒们控制了国家。 在威廉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不喜欢学习和看书的人，他经常在周六下午茶的时候潦草写下他的布道，以供周日做礼拜用。跟父亲不同，威廉很早就是一个书虫，而且很快就读起了圣经，布道书，《天路历程》，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书。他回忆道，“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就对自己说，‘等我把全世界的书都读完的时候，我该干什么呢?’”他最喜欢的一本“训导”书是詹姆斯·詹韦的《孩子们的一个象征，关于转化的确切描述，几个年幼孩子的神范之生和极乐之死》——一系列关于遵从上帝意志而获救最终又夭亡的孩子们的故事。威廉的叔叔爱德华·葛德文也是一个牧师，他写过一本童书，《死亡之床，维系信仰者极乐之死和不信者痛苦之殁的一首诗》，葛德文家所有的孩子都读过。至于书的内容，书名已经说明了一切。 现实中的死亡，葛德文并不陌生。他的一个兄弟淹死在海里，另一个则淹死在葛德文家屋外的池塘里。威廉是一个多病的孩子，得过天花，幸运的是活了下来；他的宗教信仰禁止他去预防接种，而且他声称“百分百愿意”去死而不是违背旨意。 所有这种虔诚，使小威廉十分害怕，他会为任何小的过失而永久地下地狱。甚至当他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当一个牧师。在家里，他曾经站在高椅子上，头戴曾祖父留下来的法定发套，面对假想的会众布道。然而，约翰·葛德文并不欣赏他儿子的行为，而是担心他的行为像一个炫耀卖弄的人。 当威廉八岁的时候，他开始到离家两英里半远的镇上学校上学。当他步行穿过森林的时候，他就练习布道。有一天他把一个朋友弄得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向他描述了犯罪后所招来的种种诅咒。后来他偷偷借来了教堂聚会所的钥匙，在那里像一个被任命的牧师那样布道，为他的朋友祷告。（在一处笔记里他谈到了他自己，他说他允许男孩子吻他。但是这种吻本质意味着什么他没加说明。）威廉记得的，他童年时惟一出格的事，就是九岁时去了诺维奇当地的戏院。虽然是由他的堂兄妹陪着去的，但是看戏是他的宗教信仰所不许的。 当威廉十一岁时，父亲把他送回了诺维奇，作为尊敬的塞缪尔·牛顿惟一的学生接受教育。他父亲之所以选择牛顿，是因为他相信威廉需要更严厉的训练，以便在他心里灌输更谦卑的意念。牛顿最喜欢的指导方式是体罚，哪怕是因为最小的过失。威廉只挨过一次打，然而即便如此，那对他而言也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验。他回忆道，“这在以前是从来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我的人格……受到了可耻的侵犯。”完成这段教育后，威廉回到了格斯特维克，在那里他从事一份助教工作，一直到1772年他父亲去世。 约翰·葛德文的死是一次解放。威廉的母亲很清楚自己儿子在智识上的天分，把他送到了伦敦的霍克斯顿学院就学。霍克斯顿是一所以严格著称的大学——在当时甚至严于牛津、剑桥。（作为不信奉国教者，葛德文无缘就读那些名门贵校，它们只招收英国国教徒。）早晨六七点钟就开始上课，课程包括古典学、逻辑学以及希腊哲学；学生须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略知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最重要的是，在人生中威廉第一次能面对那种坦诚的、富于激情的论争。 虽然学业优异，但是威廉在霍克斯顿并不开心。他心底渴望别人能喜欢他，然而在让自己受欢迎的技巧方面，他只能说是无能。他后来不无自怜地提到，校长和其他学生都认为他是“活着的最自以为是、最自负的动物”。虽然他和一位名叫詹姆斯·马歇尔的男孩开始了一段长达终生的友谊，但他还是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感觉伴其一生，是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后来又传到他女儿玛丽·雪莱那儿去了。 五年后，当葛德文离开霍克斯顿时，他的梦想仍然是当一个传教士，虽然他现在兴趣更广泛了，对信仰的看法也更为宽广。年仅二十二岁的时候，他获得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韦尔镇——那里离他出生地颇近——当见习牧师。但是一个问题很快就来了。葛德文并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虽然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为教众服务，因为这是得到教会同意的。这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本埠其他牧师却忿忿不平，拒绝以牧师的尊称称呼葛德文。在四年之内，四所教会也都拒绝了正式任命葛德文。他试图开办一所神学院，但却根本招不来学生。就这样，葛德文一直都没有得到过正式任命。 当牧师的想法已经日渐破产了，葛德文发现自己的信仰开始波动起来。就在那时，他已经开始阅读哲学家们的作品了，这些哲学家同样也影响了他未来的妻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卢梭对葛德文的影响是，让他明白了宗教和迷信经不住理性的检测。对他这样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观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冲击。起先，他只是从加尔文主义[1]新教神学家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的统称。在现代神学中，加尔文主义的一般是指“救赎预定论”跟“救恩独作说”。[1]转向自然神论[2]一种非正统的宗教见解，其主要阐发人是英国的一批作家，从17世纪前半叶的赫伯特开始到18世纪中叶的圣约翰为止。一般地讲，“自然神论”一词所指的可称之为自然宗教，即承认某一部分宗教知识，既是每人天生的，也可以通过运用理性获得，有别于通过启示或某一教会的训诲所得。[2]，但后来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1782年，在失去了指引生活的惟一明确力量后，葛德文定居伦敦，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他加入了坐落在著名的“格拉布街”[3]又名“寒士街”。早先是伦敦穆尔菲尔兹区一条街的名字，街上住户大多是写野史小品、编纂辞典和应时诗歌的文人；此后任何无价值的作品都被称为格拉布街。这条街于1830年改名为米尔顿街。[3]的英伦文学圈子，成了那里的一分子。那里以印制便宜的小说、诗集以及非虚构类读物著称。那个时候的葛德文，在出书上不得不求快求多。“在1783年的年末，”他回忆道，“我曾经十天内写出了一部名为《戴蒙与迪莉娅》的小说，胡卡姆给了我五几尼；三周内写出了一部名为《意大利信札》的小说，被鲁滨逊二十几尼给买走了；而且在1784年的头四个月，写出了名为《伊莫金，田园罗曼史》的小说，莱恩给了我十英镑。”《伊莫金》是对《奥西恩诗篇》的滑稽模仿。后者是当时的一部畅销书，据说出自古老的凯尔特人的传说，但实际上是一部伪作。葛德文的模仿相当辛辣，书里有强奸、一个好色的术士，以及其他极其反基督教的内容，虽然在最后仁义道德还是取得了胜利。葛德文同时也为约翰·默里的《英伦评论》写评论，这是一个支持激进政治立场的月刊。出版物所称的“评论”，在那时多如牛毛；它们往往只是满纸谀言，用来推销新书的。（默里同时也是一个出版商；他后来出版了拜伦的书。）葛德文也从事一些严肃写作——他喜欢大肆挞伐那些雇佣文人，但是对那些他认为是能增进智识的作家，他也愿为之大唱赞歌。（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同样实事求是；尽管她持女权立场，但是批评起女性作家来，一点都不含糊，她曾经称其中一本书是“我们耐心读过的一部最愚蠢的小说。拜托了，小姐们，别写了”!） 虽然葛德文为激进刊物写稿，但他自己最初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在这点上，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谨小慎微的约翰·葛德文惟一采取过的政治行动，是带着五岁的儿子威廉去诺维奇观看庆祝乔治三世加冕而举行的烟花表演。即便这样，在那时，寻求政治改革是一个热点话题，威廉·葛德文，作为一个不信奉国教者，当然尤其会热衷于这个话题。1689年颁布的《信仰自由法》，仅仅给了不信奉国教者信奉自己信仰的自由；但是在他们的行动和自由上，英国的法律仍然保留了很多限制。比如，禁止不信奉国教者设立民事或军事机构，而且不信奉国教者需要交费才能在英国的教区设立自己的教堂。 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法国大革命也给葛德文带来了灵感。法国出现的种种问题，促使他在英国寻求一条通过理性方式获得政治正义的道路。1791年他开始计划写一本书，它将会“全面阐述我的理念”，而且能从出版商那里得到一笔预付款，从而有时间完成它。1793年2月，《政治正义论》出版；它的面世使葛德文一夜成名。葛德文的基本假设是人性本善；是残酷和不公才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考虑到葛德文最初的宗教信仰——那时候他还是孩子、年轻人——是认为，人类陷入原罪当中，需要上帝的恩典来救赎，那么现在很明显，他对自己赖以成长起来的信仰已经完全倒戈相向了。 像自己未来的妻子一样，葛德文并不是一个运用抽象术语自说自话的哲学家。他试图通过批判那些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侵害来使人类进步。政府，他写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一段时间，当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法国大革命又惊又怕的时候，葛德文不顾后果，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当人类的每一个英明的支持者都致力于寻求解散政府、解散致使人类永久沦落的暴政时，那该是何等快乐啊。”考虑到就在不久前，一个人就因为酒后在公共场合高喊“去死吧国王”，而被投入监狱关了三个月，所以葛德文没有因言获罪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其他的批评政府者则受到了审判——霍恩·图克，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约瑟夫·约翰逊晚宴上认识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葛德文被宣告无罪。）葛德文后来声称，当局认为他的书太贵了，不会有很多人买。不管什么原因，他反正是逃脱了牢狱之灾。 有一件事很令人惊奇，就是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似乎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流传得更广。葛德文批判了所有形式的高压政治，即便政府是用它来维持必要的秩序，这使葛德文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之一。葛德文设想的社会是一个万民和谐、无为而治的社会。而在各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的黑名单中，被他列在首位的是婚姻制度，他斥之为对妇女的奴役，在“所有专制中最令人作呕”。在他看来，未来世界将会是众生平等、人人以理相待。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社会公益考虑在先，个人行动在后，对个体自由的限制也就再也不必要了。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葛德文则看不到任何障碍，因为不断进步是他真正想阐述的主题；他相信这样一个社会必然会实现。它无法被阻止。 葛德文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今天看来显得过头了，但是在当时，革命——美国的、法国的、科学的，以及工业的——似乎许诺人类的任何设想都是可能的。葛德文在当时那些不安定的知识分子中逐渐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而且成了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英雄。 对那些普通人来说，《政治正义论》则既昂贵也难懂，根本不适合阅读。但即便这样，仍然有成群结队的人攒钱买上一本，然后聚众朗读。葛德文写了一部小说，通过这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开始使他赢得更广泛的读者。在他的新故事中，他使用了第一人称，这样能让读者更加投入，后来他的女儿也学会了这种技巧。1794年这一年见证了《世事如是，或凯莱布·威廉斯的大冒险》的出版，它把心理上的洞察和神秘主义混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混合，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被用来制造畅销书。下层人凯莱布·威廉斯——一个仆人，发现他的那位在其他方面看起来很正直的主人——上层人福克兰，是一个杀人犯。为了阻止凯莱布揭露秘密，福克兰作伪证陷害他。凯莱布躲了起来，俩人相互纠缠，陷入了一种追逃模式中，最终同归于尽。玛丽·雪莱，对她父亲的小说了如指掌，当她后来创作弗兰肯斯坦博士和他的怪物时，也采用了这种两个自我毁灭的人之间不断追逃的关系。 葛德文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小说创作不辍。他永远都缺钱，而小说既好写，也比哲学书好卖。但有时不免显得有些浅薄——因为他总是拿小说当载道的工具——他的书采用了一些哥特因素，比如反抗一位专制独裁者的战斗，超自然的事情，以及一些神秘、色情的情节。（在《凯莱布·威廉斯》中，故事的讲述者被警告不要打开他主人房间里的一只皮箱。结果当然是……）抛开这些流行因素不论，葛德文在自己的小说中还是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又往往和他的激进观念相关。他并没有完全放弃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在他逝世前两年，他写出了杰作《术师生涯》（1834）。这部书描述了科妮莉亚·阿格里帕和艾伯塔斯·马格努斯这些中世纪的术师——这些探索者的形象后来引起了珀西·雪莱以及他在小说中的对应人物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的兴趣。 1796年，年已不惑的威廉·葛德文，达到了自己声望的高峰。威廉·黑兹利特，一位当时的散文家和批评家写道，“他的名望如日中天。”但是在与女人的经验上，他仍然是个菜鸟，虽然他已经对两位女性作家，伊丽莎白·英奇鲍德和阿米莉亚·奥尔德森，表示出了相当的兴趣。葛德文害怕卷入那些罗曼蒂克的事会削弱他智识活动的力量。在他脑子里，正如在他著作中阐述的那样，性关系比起友谊来要等而下之，而婚姻当然更就等于是“罪恶”了。这些观念将会受到严格检验，尤其是当他在1796年1月遇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候。在玛丽·海斯——她是作家，也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超级崇拜者——的家宴上，两人再一次会面了。葛德文原以为这位在1791年让自己非常恼火的女人会故伎重演，结果他发现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如今已是一位母亲了，而且经历过相当大的精神创伤。在俩人的交谈中，她并没有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在读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瑞典、挪威和丹麦旅行信札》后，葛德文的兴趣来了。后来他写道，“如果说有什么书打算让一个男人爱上它的作者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这本就是。她是那样倾诉了她的衷肠，让我们也满怀忧伤，化在无尽的温柔之中，与此同时，她的才能也让我们万分地钦佩。”葛德文去邀请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是她恰好不在。当她回来时，看到了他的卡片，她于是拜访了他——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但是对于克服葛德文的羞怯来说，也是必要的。浪漫就这样生根发芽，成就了一段爱情。 对于他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间的这种般配，葛德文以他曾经有过的富有感情的笔调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我们再次相逢时，我们充满了新的喜悦，而且我要说，我们彼此之间更加坚定地喜爱对方了。然而三周前，情感还在我们俩的舌尖颤抖，直到夺口而出。没有……痛苦和挣扎，它是友情逐渐溶化为爱情。在向对方表白以前，我们俩都只是感到一半的肯定，然而俩人都感到一种颤抖的焦虑，要获得全部的肯定。”显然，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之间，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对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这是她第一次能进入一种能同时让她精神和心灵感到满足的关系。1796年9月，她写信给葛德文说，“当这儿的心灵和理智并没有从身体的享乐中飞走时，我……做了一个女人所能做的一切——一个哲学家能做得更多吗?” 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关系。他们之间写了不计其数的条子给对方，有时候一天数次，甚至发明了一种密码信号，来约定共度春宵的时刻。葛德文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绘制月经周期表，以此来控制怀孕。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明白告诉葛德文，他可以自由去找其他的“美人”——他们俩之间的感情丝毫没有什么专制。（虽然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记录中，她称伊丽莎白·英奇鲍德为葛德文的“完美妇人”。）实际上的情形似乎是，葛德文在1796年7月向阿米莉亚·奥尔德森求过婚，但是遭到拒绝。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性经验要比葛德文丰富，但是她在情感上也很脆弱，而且对伊姆利记忆犹新。她太害怕自己身上的弱点了。在他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她写信给葛德文谈到了她自己的犹疑：“我的幻想总是背叛我，让我陷入新的不幸，我感觉到，我应该是一个孩子，直到我的人生暂告一段落。你谈到了人生道路中盛开的玫瑰——我采摘了它们；但是遇到的只是刺……考虑到你现在幻想的狂热；你可能会经历一次轻微的人生振荡——而我——将会再一次变为一个孤独漫步者。”（引号里的这些话，在她的信里被打上了下划线，来自卢梭的自传作品。） 葛德文回应道：“不要离我而去。不要又成为一个孤独漫步者……要快乐。一定要快乐。这是你应该的。所有阻挠快乐的事都是一种缺陷和迷失：而一个女人，像你，能够，必须，也应该摆脱它。”这是第一次，沃斯通克拉夫特有了一个在感情上能靠得住的情人。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化，沃斯通克拉夫特觉得可以放心地把自己坦白、诚恳、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葛德文了，同时她也仔细询问了他的一些想法。“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在一封信里她问道。“昨天晚上，在床上，我努力想弄明白，我身上是什么让你感到担心。当我意识到你受到伤害时，我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在11月份，她写道，“你告诉我‘我存心毁掉那些小小的关心’。然而我发现，为了得到关心，就需要提出来。我的毛病真是根深蒂固了——因为昨天晚上我想你来——但是，请别介意。如果需要我开口提出来的话，那你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被沃斯通克拉夫特称为“随机系统”的葛德文那套生育控制方法，并没有奏效，1796年12月，沃斯通克拉夫特意识到她怀孕了。从哲学上来说，她和葛德文两人都是反对婚姻的，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担心再有一个私生的孩子。为了他们的孩子考虑，葛德文同意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结婚。葛德文在学校时的朋友詹姆斯·马歇尔当证婚人，1797年3月29日，在圣潘克拉斯教堂，两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范妮的缘故，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前称自己为玛丽·伊姆利，但是在结婚证上，她署名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未婚”。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葛德文甚至没有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这次婚礼。他结婚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同居”，丈夫和妻子有必要住在一起，但他否认双方的“和睦和专属”。他们的新式婚礼避免了这一点，继续两地分居。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和三岁的范妮——她叫葛德文“爸爸”了——搬到了葛德文家，但葛德文在街上仍然有一处独立的办公地方，在那里他能整天进行私人工作。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主张葛德文仍然有自由选择和谁在外吃饭，她也有自由按她的方式来带她的孩子。他们继续通过信件来频繁交流。这就是他们对婚姻“专制”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两人对即将出生的宝宝非常期待；他们确信那将是一个男孩，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威廉。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当母亲和婚姻生活中重获快乐，这种快乐她只是在和伊姆利一起的时候短暂体会到过。1797年6月她写信给葛德文道，“我开始喜欢这个小生命了，我期望他的出生像是树上新产生的一个节，我并不打算去解开它。男人们被坦白宠坏了，然而我相信，我必须告诉你，当我发誓要永远爱你的时候，我比我自己所料想地要更爱你。” 1797年夏天的气候比较反常；这种奇怪的状况只有1816年可以相比。由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火山活动，英国遭遇了令人恐怖的大风暴。百年难得一见的巨浪冲击了英国的海岸，淹没了一些地势低的地区。风暴肆虐的大地上，雷电剧烈闪过，似乎“要以一场宇宙大火灾来震慑地球”。在8月14日的晚上，一颗彗星出现在伦敦夜空，此后接连十一天都使全城风调雨顺，沐浴在它的光辉之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把这颗彗星称为他们孩子的幸运星。 由于自己第一次的怀孕很顺利，所以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一次并不害怕。8月30日早晨，当她感到临产阵痛开始发作的时候，她叫来了布伦金索普小姐，她是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妇产医院的护士。她还给葛德文送去许多便条，第一张是告诉他她现在的状况：“我今天很快会看到这个小动物了（她这样称呼宝宝）；但是还必须等布伦金索普小姐来算一下分娩时间……我希望有一本小说，或者纯粹消遣的书，来刺激一下好奇心，同时也打发一下时间——你有这样的书吗?” 沃斯通克拉夫特给葛德文的最后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布伦金索普小姐告诉我，我现在正处在最自然的状态，还保证我会有一个安全的生产——但是我必须有一点耐心”——就这样结束了，结尾没有句点，甚至她的落款也没有。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否清楚她在引用她母亲生前最后的话呢，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不管怎样，它们是她最后写在纸上的话。 沃斯通克拉夫特经历了一次漫长而痛苦的分娩，但是一个女婴还是在那天晚上降生了。在次日凌晨三点，威廉被告知去找一个医生，因为胎盘没有出来。医生来了后，不得不用手把胎盘取出来，因为它已经碎成片了。没有止痛药，所以这个疼痛简直是受刑；医生一直干了近一个小时，其间布伦金索普小姐不得不死死抓住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肩膀。由于医生没有给自己的手或者器具消毒，结果这次手术引起了感染，最终在十一天后让沃斯通克拉夫特丧了命。 在产后头几天里，虚弱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坚持喂养自己的孩子，她决定让她的孩子享受到母亲的抚育，而这是她没得到过的。一周将近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精力下降得厉害，她直打颤，剧烈的颤抖甚至让床都晃动了。当沃斯通克拉夫特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时候，医生认为问题出在她的母乳太多了。于是婴儿和范妮被送到邻居玛丽亚·雷弗利那里照看。沃斯通克拉夫特胸部的乳汁则用小狗吸出来；医生希望这能刺激她的子宫收缩，把剩余的胎盘排出来。等到不得不做手术，以便把剩余胎盘取出来的时候，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没法做手术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葛德文一直待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身边，给她喝点酒以减轻痛苦。“啊，葛德文，我在天堂里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盯着一点喃喃自语道。“你看，亲爱的，”葛德文说，“你的症状好一点了。”就这样他在她床边，一直守候到9月10日她死去。在日记中，葛德文只记了一句，“8点之前的20分钟”，后面接着是一个长长的破折号。在葛德文一生中，这是惟一的一次，语言显得那么无力。 五天后，他仍处在发狂中，根本没法去参加她的葬礼。她葬在圣潘克拉斯教堂的墓园，在那里，五个月前她才刚刚结婚。葛德文给一位密友写信说：“我坚信，这世界上没谁能比得上她。我知道从我们共同的经验中彼此能得到快乐。我现在对再获快乐已经丝毫不抱期望了。不要——如果你能忍住的话——勉励我或者安慰我。” 当时的一些政治、文学杂志则明显语带讽刺地提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个男女平等的鼓吹者，死于生孩子。正如持保守立场的杂志《反雅各宾评论》所指出的，她死亡的方式就标明了性别的差异，这说明了“女性的命运”。这种恶毒的反应只会强化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经所作出的努力。她已经在她短暂而极富创造性的一生中，挑战了如此多的社会偏见——为此她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她的一生和勇气将会成为她女儿的灵感源泉和骄傲，她女儿注定要带着一个父母所赋予的意义非凡的名字成长起来。这个女儿，像她母亲一样，将会挑战种种规范，并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文从童年时起就知道，她的降生要为她母亲的逝世担责任。这种创伤和内疚将会成为她生活的中心，直到她在《弗兰肯斯坦》中找到宣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