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口译员——伦敦口译员

我叫布鲁诺·萨尔瓦多。朋友们都叫我“萨尔沃”，对手们也是这么称呼我。别人可能会告诉你我是西班牙人 [1]Salvador是西班牙人常用的名字，本章后文中，英国驻坎帕拉领事告诉主人公，那位女修道院院长之所以给他取名为Salvador是因为她本人是西班牙裔。--中译注，下同[1]，但我却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职业是口译员。我精通非洲语言当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斯瓦希里语以及东刚果其他鲜为人知却广为使用的语种。由于东刚果以前处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因此我所掌握的法语也是我专业技能箭囊里的又一支利箭。在伦敦地区大大小小的法庭上，无论是民事庭还是刑事庭，我都为人们所熟知；我也经常被邀参加与第三世界事务相关的各种会议；英国许多最好的公司也常为我写赞赏有加的推荐信。此外，由于我所掌握的这些特殊技能，政府某部门也要我尽一下爱国义务，为他们秘密供职。当然，该部门自然是“隐身”的。我从未陷入麻烦：我定期纳税，信用评级高，银行账户运行良好。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官僚政治的运作都无法改变。 我在商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年。我在措词谨慎的电话会议或者那些在欧洲大陆中立地带某些城市低调召开的会议上提供口译服务；雇主们则通过我的口译狂炒石油、黄金、钻石、矿物及其他商品，甚至就在世界各地股东们警觉的眼皮底下把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行贿款远转至巴拿马、布达佩斯与新加坡。如果你要问我，在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时我是否感到有必要扪心自问，那么我会很肯定地回答你：“不。”顶级口译员遵循另一种神圣的职业道德准则。人们雇他并不是要他来感受良心发现的高尚境界。口译员要忠于雇主，就像士兵要对着国旗宣誓忠于国家一样。但是，鉴于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之人，尽管报酬极低，我也会到伦敦的医院、监狱与移民局服务，就当是行善积德。 在选民册里，我登记的住址是南伦敦巴特西区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这是一处很好的不动产，由我和我的法定妻子佩内洛普--你可千万不要叫她“佩妮”--共同拥有，但我的产权份额较少。佩内洛普是一名高级记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她现年三十二岁，比我大四岁，在一份销量极大、能够影响数百万人的英国小报工作，是该报记者队伍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父亲是一家名为“城市”的绩优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她母亲则是当地保守党的骨干人物。五年前，我与她结了婚，因为我们之间具有身体上强烈的互吸力，而且她理解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遵循英国传统建立一个完整稳定的核心家庭，只要事业发展允许，她就马上怀孕生子。不过，由于她在报社里职位提升迅速，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她怀孕生子的有利时机一直没有出现。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俩的结合一点儿也说不上正统。佩内洛普是萨里郡一个白人家庭的大女儿，她家人的职业地位都很高。我，布鲁诺·萨尔瓦多，昵称“萨尔沃”，则是一名爱尔兰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一个刚果村妇的私生子，而随着战争的肆虐以及时间的流逝，后者的姓名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刚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旧称斯坦利维尔）一家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紧闭着的门后，是由发誓保密的修女们接生的。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来说，这件事听起来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编乱造的。但对我来说，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个事实，就像记忆中我十岁那年的经历那样千真万确，你若也经历过那种事也会深以为然。当时就在刚果东部南基伍省郁郁葱葱的高原上一间传教所里，我坐在谦卑慈爱的父亲床边，看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他一半用诺曼法语，一半用阿尔斯特式英语对我倾诉。泪水沿着他凹陷的双颊急速倾泻，门外赤道地区的大雨犹如大象的巨足一样重重地击打在绿色马口铁屋顶上，让你不由得以为整个自然界都在与他互动。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基伍在哪，他会一脸懵懂，微笑着向你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个非洲人，他就会告诉你：“那里是天堂。”因为，基伍位于非洲中部，那里雾气朦胧的湖泊与活火山共存，牧场如翡翠，果林里水果甘美如蜜，诸如此类的美景奇观，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最担心的是，被他禁锢的心灵是否比他解放的心灵还要多。据他说，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总是在对生命的责任与对罗马教廷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但不管他的牧师同事们多么恨我，我都是他对生命应负的责任之一。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按他的要求，葬礼上我们都讲斯瓦希里语。但当轮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我用希语翻译了这句话。希语是所有东刚果语言中他最喜欢的一种，因为它活力十足，表达灵活。 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后，他被送到法国学习天主教神学，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纯净。他毫无怨言地度过了那段学习任务繁重无比的漫长岁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抢了身边的那辆自行车。他用爱尔兰人的小聪明向我保证，那辆自行车属于一位邪恶的新教徒。他骑着车飞快地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开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不定期客轮。在利奥波德维尔，他避开了殖民地政府对流亡的白人传教士居心不良的关心，在一个边远的传教士社区定居下来。那里的传教士致力于向东刚果两百多个部落传播惟一的真神信仰，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不时批评我容易冲动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骑着异教徒的自行车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 先父是个语言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的语言。在土著教徒的帮助下，他烧制砖头，用他亲“脚”踩好的红泥黏合砖头，在山坡挖沟，在香蕉林里建厕所。接下来他开始盖各种房子，先是教堂，然后是带有双子钟楼的教会学校，接着是圣母玛利亚诊所，再后来他又挖鱼塘，开垦果园与菜园。基伍是天赐宝地，拥有各种珍贵物产，无论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宁，还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应有尽有。在这里，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农民的看家本领。这些都完工之后他才建了那间传教所，传教所后面则是一栋供教仆们居住的砖房，房子低矮，窗户很小却又离地很高。 上帝作证，先父曾艰苦跋涉数百公里到边远的部落与矿区传教。每当有机会，他就会往他日益扩大的语言宝库里添加一门新的语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传教所，竟发现他的牧师同事们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鸡被偷光了，学校和传教所被夷为平地，诊所被洗劫一空，护士们被伤害至残、被强奸、被杀害，而他本人也沦为恐怖的辛巴组织最后那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辛巴组织是一群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叛乱分子，更是一群凶残成性的暴徒，数年前才被政府消灭。他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杀死和伤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义的代表，可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远祖们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组织确实有一条基本原则：严禁伤害白人牧师，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伤害的达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后，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抛开了这种保留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先父能够同他们一样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伪装成白人的黑人恶魔。关于先父被囚期间如何坚韧不屈，民间后来流传着许多鼓舞人心的传说。他们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肤色”显露出来。他们既严刑拷打他，也强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坚信福音一定会到来，也恳求上帝原谅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狱友中间，施行圣餐礼。但圣教会再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些折磨对他产生的叠加影响。我们受教的理论是：肉体之痛苦反而能促使灵魂战胜肉体之诱惑。但是，这条教诲并非仅仅不适用于先母，它同样不适用于先父。他在被释后数月内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权宜推测的缺陷： 儿子，如果你觉得确实有神予的旨意，先父临终前向我透露，那也只能在狱室里的那根鞭笞柱上找到。我惟一不能忍受的折磨就是想到自己可能还没得到女人的身体抚慰就要死去。那时他讲着一口有趣的爱尔兰土腔英语，以防他的牧师同事趴在地板上偷听。 先母生下我的后果对她来说既不公平，也很残酷。在先父的催促之下，她动身返回娘家，想在她的家族和部落里生下我。但是，当时的刚果--蒙博托将军坚持称呼这个地方为“扎伊尔”--正处在动乱时期。扎伊尔政府以正宗当局的名义，将外国牧师驱逐出境，罪名是为婴儿洗礼及取西方式的姓名，同时禁止学校讲授耶稣基督的生平，并宣布圣诞节是正常工作日。因此，毫不奇怪，先母娘家村落的老人反对她为白人传教士生养私生子，如果这个私生子在他们村里降生，惩罚就要落到先母身上。于是，他们就把麻烦送回到引发麻烦的地方去。 但是，同先母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传教士也不乐意接收我们。他们转而把先母送往远处的一所女修道院。先母到那里之后三个小时，我就出生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照顾了我们三个月，她们的爱是严厉的，先母受不了。先母想到修女们比她自己更能为我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便委托她们照顾我，自己则在夜深人静时从浴室屋顶偷偷离开，悄悄地回到她的家人当中。但几周之后，他们就全部被一个异族部落屠杀了，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舅舅、表兄、远房姨妈以及我的同母异父兄长或是姐姐。 我曾向先父追问先母的细节，以便在心中勾画出她的形象，使她能够成为我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儿子，你妈妈是一个村落头人的女儿。当时，先父泪水朦胧地低声说道，我住在他家里。你妈妈给我们做饭，还送水让我洗漱。正是她的慷慨大方征服了我。讲这些时父亲已经远离了布道坛，对于口头弄玄也毫无兴趣。但这段记忆却又引发父亲憋在心里的说话冲动：儿子，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得跟别人一般高，一样帅，上帝的尤物。他们怎么也不能说你出生在罪孽中。你是出生在情爱之中啊。我的儿子！罪孽无从谈起，但恨却不是没有的！ 圣教会对先父的惩罚不如先母受到的惩罚那么严酷，但也很严厉。他在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稣会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国马赛的一处贫民窟当了两年的工人牧师，之后才回到他爱得如此不顾一切的刚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很可能连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变得铁石心肠之后的某个时候，他说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儿院把我交给他抚养。从那以后，混血儿私生子萨尔沃就追随在他身后，由他特意挑选的又老又丑的仆人们照顾。他先是让我假扮他一个已逝叔叔的后代，然后又扮作他的侍僧与助祭。直到我十岁生日那个宿命的夜晚，他意识到随着我的成长他自己也将老逝，于是向我倾吐了他极其人性化的内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做先父给予我这个意外降生的儿子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依然这样看。 先父逝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白人传教士们以我为耻，对我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感到深恶痛绝，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语，指“野种”）。非洲人则坚持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父亲，血统则来自母亲。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么非洲人还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当做旅程中多余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组织是怎么想的，先父却是个地道的白人，这点爱尔兰人不会否认。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 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在那儿，蜷缩在砖砌壁炉旁简陋的床上，出神地听人们讲游猎者、巫医、魔法师、战士及老人们的故事。由于害怕被赶回去睡觉，我没敢出声。也就在那儿，我开始喜欢刚果东部诸多语言与方言，爱得根深蒂固。我把这些语言与方言当做先父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积累起来，悄悄地修饰、提炼，并贮藏在脑中，遇到土语中的妙语或特色语言就缠着当地人与传教士问个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独处时，我就秉烛编撰尚显稚气的词典。很快，这些神奇的词条纸片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走进了远离尘嚣的伊甸园。那是我的领地，没人夺得走，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进得来。 以前我常想，现在也想，要是上天让我继续沿着这条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这个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先母的血统会比先父传给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更大吗？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先父的前同事们不遗余力地策划怎么摆脱我。我的肤色引人争议，我掌握多种语言，我的行为举止显露出爱尔兰式的傲气，而最糟糕的是我长得帅--教仆们说，我长得像我妈--这点每天都让他们想起先父的过错。 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我出生时曾在英国驻坎帕拉领事那里登过记。据他说，我叫布鲁诺，姓与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冈天主教廷收养的一名弃婴。他还说，我的生父是一名北爱尔兰海员，在我还是新生儿时，他把我托付给那位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院长，恳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将我抚育成人。随后他就消失了，也没留下联系地址。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领事亲笔写来的那封信里讲的大概就这些。他是梵蒂冈天主教廷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我的姓“萨尔瓦多”是由那位院长嬷嬷选的，因为她是西班牙后裔。 但他有必要这样解释吗？不管怎么说，感谢梵蒂冈天主教廷这位虔诚的信徒的帮助，我终于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法一员了。 同样是由于这位领事的帮助，我到了英格兰，虽然那里并不是我的故乡。我被安置到圣心避难所学校。那是一所没有时间限制的寄宿学校，位于绵延起伏的苏塞克斯高地，专为身份不明的男性天主教孤儿而设。十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走进该校监狱似的大门，心中的叛逆精神觉醒了，对此，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学校方面，都毫无准备。仅仅几周，我就火烧床单，撕毁拉丁语初级读本，未经允许不做弥撒，藏在洗衣店货车后厢里想要逃走却被当场抓住。如果说辛巴组织鞭打先父是为了证明他是黑人，那么监护牧师打我却是要证明我是白人。作为一名爱尔兰人，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打我的时候总是咆哮不断，说野蛮人生来鲁莽，不知自律，还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自律，而他打我就是要救我，要我痛改前非。但是，他不知道，拯救我的却是一位修士，他头发斑白却精力充沛，对出身和财富不屑一顾。 麦克尔修士既是学校指派给我的忏悔神父，也是我新的保护人。他出生于英国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一生都在游历，走遍了天涯海角。当我习惯了他的“爱抚”，我们就成了密友与同盟，而监护牧师远不像以前那样紧紧盯着我，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洗心革面了。现在想来，我怀疑他俩之间是否有什么约定。对此我不清楚，也不在乎。一天下午，我们在雨水冲刷过的高地上散步，路上麦克尔修士充满激情地向我传达这样一个信念：我的混血血统绝非该除去的污点，而是上帝赐予我的珍贵礼物。对此我感激地表示赞同。最得意的是，我勇敢地向他展示了我游刃有余的翻译才能，而他十分欣赏。在传教所，我为卖弄这种天赋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在麦克尔修士宠爱的眼中，这却近乎神迹。 “萨尔沃，亲爱的，这真是上帝的恩赐啊！”他高声叫了起来，习惯性地伸出一只强壮有力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而另一只手则不无歉意地抚摸着我：“你的天赋是上帝子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使他们相互理解，和谐共处。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伟大？” 此后我俩又多次远足，其间我很快又向麦克尔修士讲述了此前他还不知道的我的生活经历。我给他讲了我在教仆房间的壁炉旁度过的那些奇妙的夜晚。我也对他描述了在先父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里，我同先父一起到边远的村落旅行的经历。当先父与老人们交谈时，我就跑到河岸边，跟小孩子们玩耍，学得他们的词汇与成语。那正是我日夜沉迷其中的宝藏。其他人可能会把游戏、欣赏野生动植物或土著舞蹈当做他们获得快乐的途径，而私生子萨尔沃的选择却是去亲密接触种类繁多、变化多样的非洲语言。 我向麦克尔修士回顾这些经历的那个时期，他获准参加大马士革主显节。 “萨尔沃，既然主乐于在你身上播下种子，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获丰收吧！”他高声叫道。 而我俩确实都获得了丰收。出身贵族的麦克尔做事的方式更像军队指挥官，而非修士。他研究学校简介，比较费用高低，然后带我去参加面试，还不分男女地审查我未来的导师，并在我注册入学后继续密切关注我。他对我的爱引燃了他的激情，而他的决心跟他对上帝的信仰一样坚不可摧。他要我给自己所懂的每一门语言打下坚实的基础，重拾在漂泊不定的童年时代半途而废的语言知识。 但钱从何而来？上帝给我们派了个天使，也就是麦克尔的女教友伊梅尔达。她很有钱，替我们埋了单。在萨默塞特郡中部的威罗布鲁克山谷，伊梅尔达有栋房子，屋前有蜜黄色的沙岩柱子。这个地方成了我逃离圣心避难所的避难所。那里住着热心的三姐妹，伊梅尔达是老大。在那里，获救的矿场马在围场里吃草，每条狗都有各自的扶手椅。那里有一家私人小教堂，一座奉告祈祷钟，一面隐篱，一座冰库，一片可以在上面打槌球的草坪，一些大风一吹就会弯腰的垂枝欧椴树。伊梅尔达阿姨是寡妇，她死去的丈夫名叫亨利，是一位英雄，曾因保卫英格兰而失去一只手，所以这里有间屋子叫做“亨利叔叔之屋”。这屋子里有他所有的遗物：他的第一只泰迪熊放在枕头上，他从前线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放在金包壳的诵经台里，等等。但谢天谢地，屋里没有他的相片。伊梅尔达阿姨刀子嘴豆腐心，虽然没有亨利叔叔的照片，她却记得他的一切。 麦克尔修士知道我的弱点。他知道，少年天才--他就是这样看我的--既要培养也要有所约束。他知道我很勤奋，但轻率冲动：太想向任何善待我的人敞开心扉；太怕被拒绝、漠视，最怕被嘲笑；太急于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因为怕再没有机会。他跟我一样珍视我那八哥式的特强听力和寒鸦式的超强记忆，但他坚持要我勤练耳力与记忆力，就好像音乐家要常练习乐器，神职人员要不断坚定信仰一样。他清楚，我懂的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大语种，还是由于缺少书写形式而即将湮灭的小语种，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他懂得，传教士的儿子必须追赶迷失的羔羊，并带之回山谷。他知晓我听过的那些传说、历史故事、寓言与诗歌，还有在我的想像中，先母可能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灵异故事。他知道，善于发现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与曲折变化的年轻人最易受外界影响，最有可塑性，但也最天真，最易被误导。他说，萨尔沃，你要当心，对于世上某些人，只有上帝才会给他们真爱。 麦克尔逼我艰难地自律生活，正是这种做法把我超常的天赋放大为全才。他坚称他的萨尔沃的一切才能都应才尽其用，绝不能因少用而耗掉。我这具躯体是上帝的恩赐，因而每块肌肉、每根纤维每天都必须在心灵体育馆里接受锻造。我先是受教于家庭教师，然后进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攻斯瓦希里语，同时选修法语，并最终获得了非洲语言与文化专业的一级荣誉学位，最后我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翻译与公共服务口译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那是我最自豪的。 学习生涯结束时，我获得多类文凭与口译员资格证书。彰思礼巷一带有一些名声欠佳、到处推销二流服务的翻译公司，里面的任职人员手中持有各类证书，其中一半以上我都有。但我学有所成之际，麦克尔修士却躺在了他的病房铁床上。那时他尚能抚摸着我的双手，深信不疑地说我是他打造出来的最佳作品。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把一块金表塞到我手中，那是伊梅尔达送给他的礼物。他恳求我以后要一直戴着，作为我们超越人世的信物。 拜托，绝不要误把顶级口译员当做一名普通笔译者。没错，口译员可以是笔译者，但笔译者就不一定是口译员。笔译者可以是任何一个对某种外语半通不通的人，这类人只要带上一本字典，坐在桌旁熬夜就行了。笔译者可以是退休的波兰装甲兵军官，工资很低的留学生，微型出租车司机，兼职侍者，代课教师，或者其他任何愿意以每千字七十英镑的价格出卖其脑力劳动的人。但同声传译员能够在复杂的谈判中坚持连续六个小时口译，在这点上，他们与普通笔译者大不一样。顶级口译员必须跟穿着彩色马甲购买金融期货的股市经纪人脑子转得一样快。有时候，口译员可以不假思索，让大脑左右半球上转动的“齿轮”啮合一致，然后就可以坐等脱口而出，如果这样就帅呆了。 有时在会议期间，通常是在一天的议题结束之后、鸡尾酒会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人会走上前来问我：“嗨，萨尔沃，帮我们搞定一份摘要，如何？对了，你的母语是？”如果我觉得他们有点儿盛气凌人--他们通常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确信，他们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我就会不无傲气地反问：“这取决于我母亲是谁，不是吗？”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而我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就会把书留下，让我去写出摘要。 无论如何，我喜欢让他们惊奇，因为这表明我的发音非常得体。我是说我的英语发音，它不是北部英语，或中部英语，或私人教师辅导学生应试的那种英语，或伪王室英语，也不是英国左派所诟病的标准发音。没说的，就是英语社会核心的主流英语。听了这种英语，人们不会说：“啊，一听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想在社会上做什么，他父母是怎么回事，他在哪里上学。可怜的人儿！”我的英语已经毫无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点混血血统的痕迹。但我讲法语就不一样了，得尽量小心，因为我还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响。我的英语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导取缔阶级论的布莱尔的追随者说的那种含糊的英语，不是保守党高级官员讲的伦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区那种音乐般的英语。它也没有先父那种元音跑调的爱尔兰土腔英语的痕迹。虽然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先父讲的英语，但那是他的，永远也不会是我的。 是的。我讲的英语是纯正无瑕、没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尔在风景区接待非洲旅客时，我才会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区语言特有的轻快语调，我乐于将此比作咖啡里的一滴牛奶。我喜欢这样的调味品，客人们也喜欢，因为这让他们感觉我很自在。我不在他们的阵营，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阵营。我独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麦克尔修士一直告诉我要做的事：充当上帝子民之间的桥梁与不可或缺的纽带。每个人都会有虚荣心，而我的虚荣心就是成为房间里没我就无法沟通的那种人。 为了迷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我想成为那种人。为了赶上为她而举行的酒会，我拼命地跑上两段石阶，累得半死。酒会在一家很受欢迎的葡萄酒厂的高级包间里举行，位于英国报业中心的伦敦金丝雀码头。酒会之后，她所在报社的新任百万富翁老板将在其位于肯辛顿的高级住所举办正式晚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获邀参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尔达送给麦克尔、麦克尔又转送给我的那一块，我知道自己只迟到了十二分钟。可能你会说，在伦敦这个刚被炸弹袭击吓怕、半数地铁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参加户外沙龙，迟到十二分钟反倒可能被视作一种成就。但对于超级好丈夫萨尔沃来说，十二分钟就跟十二小时一样。这可是专为佩内洛普举行的盛大酒会，是迄今为止她为时不长却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后面慢慢地往前挤，现在才走过她所在报社的办公区。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伦敦地区医院，没办法，因为身边的情况让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从医院一出来，我就叫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回到位于巴特西的家。我让车在外面等，出于出席酒会的礼节需要，自己则进屋飞快地换了身全新的晚礼服--跟老板同桌你就得这样注意社交礼节--但连刮胡子、刷牙或者冲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穿着得体的服装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浑身大汗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及时赶来了。我到达时，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是佩内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数高级职员穿着晚礼服或长裙，其余的穿着休闲西服。他们所有人都拥在一块，走进了一楼的多功能厅。厅内墙壁上装有近光灯以及塑料盔甲。他们抬肘举怀，畅饮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这个后来者却被挡在大厅边上，跟侍者们待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是黑人。 一开始我没能看到佩内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样擅离职守了。有一会儿我还希望她已决定最后入场，直到我看见她挤在大厅的另一端，正跟她报社的高层们说得兴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绸缎制成的长裤套装，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当做礼物买给自己，并在办公室或者在她来此前最后待的其他什么地方换上的。为什么，我大脑的一边在大叫，哦，为什么我没买来送给她？为什么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觉时我没有想到她也许正等着我对她说：佩内洛普，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去骑士桥，给我俩选购一身新衣服，好参加为你举办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账，如何？购物是她的最爱。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请她共进晚餐，而不介意她赚的钱不仅是我的两倍，还有说了你也不信的丰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我还是等时机更合适时才跟你们说吧--我大脑的另外一边很高兴我没有向她这样提议过。这跟钱无关，倒是与压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转过身来，刚好对上了杰利科充满笑意的目光。杰利科昵称“杰利”，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社最新的一颗“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刚刚从一家敌对报社跳槽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懒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与食指间夹着根手卷香烟，正向我示意。 “嘿，佩内洛普，是我，我来啦。”我不理他，大声叫道，“医院里有事耽搁了。真抱歉。” 为了什么要抱歉？为被耽搁在那里抱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着我。“哦，他呀，叫萨尔沃，是佩内洛普的老公。”我转动脑筋，又更大声地叫了起来：“嗨，佩内洛普。还记得我吗？是我，你迟到的老公。”我脑筋急转弯，炮制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封面故事，讲的就是我服务的一家医院--为防万一，我不想说是哪家医院--把我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卢旺达病人床边。他有犯罪前科，现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院要求我不仅要为护理人员，也要为两个苏格兰场探员翻译他的话。我希望佩内洛普能接受这个理由，能让她感叹一声：可怜的萨尔沃。我看见她脸上露出柔和的微笑。我想我得挤到她那里去。但我突然意识到灯光照在一个脖子粗大的男人身上，他穿着一身晚礼服，站在一把椅子上，满口苏格兰土音英语，大声叫道：“该死的，安静！闭嘴，所有人都他妈的闭嘴！” 底下这群乱哄哄的听众立刻就静了下来，变得跟绵羊一样驯服，都往他那边聚集过去。因为他就是佩内洛普报社那个大权独揽的主编费格斯·索恩，新闻界称之为“大喇叭索恩”。索恩提议说他要为我妻子佩内洛普发表一个幽默有趣的演说。我期待着，同时也尽力地想要与佩内洛普的目光对上，但我敢肯定，她正仰望着她的老板，就像花儿迎着给予它们生命的阳光一样。 “现在，我们都认识佩内洛普了。”大喇叭索恩说道。下面听众发出了阵阵阿谀奉承的掌声，他满不在乎，但这掌声却惹恼了我。“我们也都爱佩内洛普，”--他重重地顿了一下--“不过是用我们独特的方式。” 我竭尽全力想要挤出一条路走到佩内洛普身边，但人群已经把路堵死了。佩内洛普就像娇羞的新娘一样被拉到台上，温顺地站在索恩旁边。而这也正给了索恩机会，他低头便可以看到她低胸礼服下的无限风光。我心里开始想，她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没来，也不会注意到我来了。这时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类似“上帝的裁判”一般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开来。我的胸膛在颤抖，我感到一种麻木感很有节奏地从我左乳传来。我想我就要死了。我拍了拍麻木的部位，这才意识到是手机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在震动，那模式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之前设定好的。 我原先没能挤进人群中，现在却方便了。台上索恩先生正在一语双关地评价着佩内洛普，我心里却在感激这个电话，蹑手蹑脚地走向一扇标向“卫生间”的门。出门之前，我再一次回头，却看到佩内洛普正抬起新做了发型的头看着老板，嘴巴因惊喜而张开。在她用料甚少的低胸礼服下，可以看到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任手机一直震动着，直到下了三级台阶到了一处安静的走廊我才屏住呼吸，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的既不是我最害怕也不是我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而是国防部官员安德森先生那长辈似的北部乡村口音。他问我能否马上为国家承担一项相当重要的口译任务，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去一趟。 安德森先生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这样一个兼职人员，这表明他手上这个口译任务极其重要。正常情况下，和我联系的人会是巴尼，安德森先生手下那个说话没谱的部门主管。在过去的十天当中，巴尼已经两次告诉我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让我整装待命，最后却告诉我不用去了。 “现在就得决定，安德森先生？” “就现在。如果方便的话，越快越好。很抱歉打断你的酒会或是其他什么事情，但我们需要你快一点决定。”他继续说道。听到他知道佩内洛普的酒会，我本以为我会吃惊的，但我没有，因为安德森先生的职责就是了解平民百姓不可能了解的事情。“任务与你的家乡，萨尔沃，你心中的地方有关。” “但安德森先生，我……” “有问题吗，孩子？” “不仅仅是她的酒会，后面还有她报社新老板举行的晚宴。要穿晚礼服的。”我补充道，想要镇住他。“酒会是前所未有的。我是说，酒会是一个老板举办的。没错，他是主编，但也是老板……”无论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真爱，总之我亏欠了佩内洛普，我必须拒绝这次任务。 安德森先生沉默了下来，就好像我说的话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但没人能让他这样，他就是一块岩石，而他自己的教堂就建在这块岩石上面。 “你穿着那衣服吗，孩子？晚礼服？” “千真万确，安德森先生。” “现在？就在我们讲话时？你已经穿着晚礼服？” “是的。”他想说些什么？想说我正在参加酒神节？他又沉默了，我怀疑比上次还要更厉害，因为我听见他的大手在话筒上摩挲的声音。于是我又问道：“顺便问一下，这次任务要多久？” “你问什么要多久，孩子？”他问，就好像他没听懂我的话。 “这次口译任务，先生。你需要我去做的这项紧急工作。要做多久？” “两天。保险起见，要三天吧。对方会付大价钱，他们愿意这样。五千美元他们不会觉得太贵的。”他大概是跟人问了一下--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语气明显轻松了下来，“那里提供衣服，萨尔沃。他们告诉我衣服不是问题。” 他说“他们告诉我”，这提醒了我，我很想继续问他“他们”究竟是谁，到底是谁愿意给我提供这种前所未有的丰厚报酬，而不仅仅是一小笔酬金外加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这通常是你光荣地保卫祖国之后所能获得的一切。但我有点怕安德森先生，没再追问下去。跟他在一起时我常这样。 “周一我要去高等法院，安德森先生。那有个大案子，”我恳求道。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戴上爱妻这顶大帽子，“我是说，我怎么向老婆交代？” “我们已经找人去代替你了，萨尔沃。高等法院对新安排没意见，谢谢你提起这件事。”他顿了顿，而我也不说话。“至于你妻子，你可以告诉她，有一家长期合作的公司有紧急事情需要你为他们翻译，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好的，先生。我明白了。” “解释越多，纠缠越多，所以，你不要多作解释。对了，你身上穿的就是锃光发亮的皮鞋与礼服衬衫这类的服饰吗？” 尽管脑子里困惑不解，但我还是承认，身上的服饰都属于这种风格。 “为什么我听不到你手机那边有酒会上无聊的闲谈声？” 我解释道，为了接他这个电话我已经走到走廊里了。 “你附近有没有单独的出口？” 我看到旁边就有一段下行的楼梯。虽然不知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说了。 “那么你就不要回酒会了。到了街上，往左看，你会看到一辆蓝色的蒙迪欧停在一家投注站外面。车牌号的最后三个字母是‘LTU’，司机是个白人，名叫弗雷德。对了，你穿几码的鞋？” 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鞋码，但我还是不得不拼命地想了想才记起来，是9码。 “9码松一点还是紧一点？” 松一点，先生，我说道。我本可以加上这一句，麦克尔修士过去常说我有一双非洲人的脚，但我没说出来。我的心思既不在麦克尔修士，也不在我的脚，同样不在非洲人，实际上不在任何东西上面，包括安德森先生说的事关国家要事的任务，尽管我像以前一样渴望为女王陛下和国家服务。目前的情况让我知道，我有个从天而降的机会逃离酒会，我将坐在少有的飞机减压舱里，去干上两天报酬极高的工作，在豪华酒店里独自静思两夜，将个人世界里错位的部分复位。从晚礼服内兜里取出手机贴在耳朵上时，我闻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护士汉娜的体香。英国夏令时昨晚十一点后不久我俩就开始疯狂地做爱，一直持续到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的那一刻。由于我急于准时赶到佩内洛普的酒会，甚至还没能洗掉她的味道。 我叫布鲁诺·萨尔瓦多。朋友们都叫我“萨尔沃”，对手们也是这么称呼我。别人可能会告诉你我是西班牙人 [1]Salvador是西班牙人常用的名字，本章后文中，英国驻坎帕拉领事告诉主人公，那位女修道院院长之所以给他取名为Salvador是因为她本人是西班牙裔。--中译注，下同[1]，但我却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职业是口译员。我精通非洲语言当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斯瓦希里语以及东刚果其他鲜为人知却广为使用的语种。由于东刚果以前处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因此我所掌握的法语也是我专业技能箭囊里的又一支利箭。在伦敦地区大大小小的法庭上，无论是民事庭还是刑事庭，我都为人们所熟知；我也经常被邀参加与第三世界事务相关的各种会议；英国许多最好的公司也常为我写赞赏有加的推荐信。此外，由于我所掌握的这些特殊技能，政府某部门也要我尽一下爱国义务，为他们秘密供职。当然，该部门自然是“隐身”的。我从未陷入麻烦：我定期纳税，信用评级高，银行账户运行良好。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官僚政治的运作都无法改变。 我在商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年。我在措词谨慎的电话会议或者那些在欧洲大陆中立地带某些城市低调召开的会议上提供口译服务；雇主们则通过我的口译狂炒石油、黄金、钻石、矿物及其他商品，甚至就在世界各地股东们警觉的眼皮底下把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行贿款远转至巴拿马、布达佩斯与新加坡。如果你要问我，在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时我是否感到有必要扪心自问，那么我会很肯定地回答你：“不。”顶级口译员遵循另一种神圣的职业道德准则。人们雇他并不是要他来感受良心发现的高尚境界。口译员要忠于雇主，就像士兵要对着国旗宣誓忠于国家一样。但是，鉴于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之人，尽管报酬极低，我也会到伦敦的医院、监狱与移民局服务，就当是行善积德。 在选民册里，我登记的住址是南伦敦巴特西区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这是一处很好的不动产，由我和我的法定妻子佩内洛普--你可千万不要叫她“佩妮”--共同拥有，但我的产权份额较少。佩内洛普是一名高级记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她现年三十二岁，比我大四岁，在一份销量极大、能够影响数百万人的英国小报工作，是该报记者队伍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父亲是一家名为“城市”的绩优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她母亲则是当地保守党的骨干人物。五年前，我与她结了婚，因为我们之间具有身体上强烈的互吸力，而且她理解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遵循英国传统建立一个完整稳定的核心家庭，只要事业发展允许，她就马上怀孕生子。不过，由于她在报社里职位提升迅速，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她怀孕生子的有利时机一直没有出现。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俩的结合一点儿也说不上正统。佩内洛普是萨里郡一个白人家庭的大女儿，她家人的职业地位都很高。我，布鲁诺·萨尔瓦多，昵称“萨尔沃”，则是一名爱尔兰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一个刚果村妇的私生子，而随着战争的肆虐以及时间的流逝，后者的姓名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刚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旧称斯坦利维尔）一家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紧闭着的门后，是由发誓保密的修女们接生的。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来说，这件事听起来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编乱造的。但对我来说，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个事实，就像记忆中我十岁那年的经历那样千真万确，你若也经历过那种事也会深以为然。当时就在刚果东部南基伍省郁郁葱葱的高原上一间传教所里，我坐在谦卑慈爱的父亲床边，看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他一半用诺曼法语，一半用阿尔斯特式英语对我倾诉。泪水沿着他凹陷的双颊急速倾泻，门外赤道地区的大雨犹如大象的巨足一样重重地击打在绿色马口铁屋顶上，让你不由得以为整个自然界都在与他互动。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基伍在哪，他会一脸懵懂，微笑着向你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个非洲人，他就会告诉你：“那里是天堂。”因为，基伍位于非洲中部，那里雾气朦胧的湖泊与活火山共存，牧场如翡翠，果林里水果甘美如蜜，诸如此类的美景奇观，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最担心的是，被他禁锢的心灵是否比他解放的心灵还要多。据他说，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总是在对生命的责任与对罗马教廷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但不管他的牧师同事们多么恨我，我都是他对生命应负的责任之一。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按他的要求，葬礼上我们都讲斯瓦希里语。但当轮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我用希语翻译了这句话。希语是所有东刚果语言中他最喜欢的一种，因为它活力十足，表达灵活。 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后，他被送到法国学习天主教神学，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纯净。他毫无怨言地度过了那段学习任务繁重无比的漫长岁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抢了身边的那辆自行车。他用爱尔兰人的小聪明向我保证，那辆自行车属于一位邪恶的新教徒。他骑着车飞快地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开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不定期客轮。在利奥波德维尔，他避开了殖民地政府对流亡的白人传教士居心不良的关心，在一个边远的传教士社区定居下来。那里的传教士致力于向东刚果两百多个部落传播惟一的真神信仰，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不时批评我容易冲动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骑着异教徒的自行车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 先父是个语言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的语言。在土著教徒的帮助下，他烧制砖头，用他亲“脚”踩好的红泥黏合砖头，在山坡挖沟，在香蕉林里建厕所。接下来他开始盖各种房子，先是教堂，然后是带有双子钟楼的教会学校，接着是圣母玛利亚诊所，再后来他又挖鱼塘，开垦果园与菜园。基伍是天赐宝地，拥有各种珍贵物产，无论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宁，还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应有尽有。在这里，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农民的看家本领。这些都完工之后他才建了那间传教所，传教所后面则是一栋供教仆们居住的砖房，房子低矮，窗户很小却又离地很高。 上帝作证，先父曾艰苦跋涉数百公里到边远的部落与矿区传教。每当有机会，他就会往他日益扩大的语言宝库里添加一门新的语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传教所，竟发现他的牧师同事们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鸡被偷光了，学校和传教所被夷为平地，诊所被洗劫一空，护士们被伤害至残、被强奸、被杀害，而他本人也沦为恐怖的辛巴组织最后那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辛巴组织是一群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叛乱分子，更是一群凶残成性的暴徒，数年前才被政府消灭。他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杀死和伤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义的代表，可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远祖们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组织确实有一条基本原则：严禁伤害白人牧师，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伤害的达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后，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抛开了这种保留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先父能够同他们一样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伪装成白人的黑人恶魔。关于先父被囚期间如何坚韧不屈，民间后来流传着许多鼓舞人心的传说。他们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肤色”显露出来。他们既严刑拷打他，也强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坚信福音一定会到来，也恳求上帝原谅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狱友中间，施行圣餐礼。但圣教会再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些折磨对他产生的叠加影响。我们受教的理论是：肉体之痛苦反而能促使灵魂战胜肉体之诱惑。但是，这条教诲并非仅仅不适用于先母，它同样不适用于先父。他在被释后数月内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权宜推测的缺陷： 儿子，如果你觉得确实有神予的旨意，先父临终前向我透露，那也只能在狱室里的那根鞭笞柱上找到。我惟一不能忍受的折磨就是想到自己可能还没得到女人的身体抚慰就要死去。那时他讲着一口有趣的爱尔兰土腔英语，以防他的牧师同事趴在地板上偷听。 先母生下我的后果对她来说既不公平，也很残酷。在先父的催促之下，她动身返回娘家，想在她的家族和部落里生下我。但是，当时的刚果--蒙博托将军坚持称呼这个地方为“扎伊尔”--正处在动乱时期。扎伊尔政府以正宗当局的名义，将外国牧师驱逐出境，罪名是为婴儿洗礼及取西方式的姓名，同时禁止学校讲授耶稣基督的生平，并宣布圣诞节是正常工作日。因此，毫不奇怪，先母娘家村落的老人反对她为白人传教士生养私生子，如果这个私生子在他们村里降生，惩罚就要落到先母身上。于是，他们就把麻烦送回到引发麻烦的地方去。 但是，同先母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传教士也不乐意接收我们。他们转而把先母送往远处的一所女修道院。先母到那里之后三个小时，我就出生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照顾了我们三个月，她们的爱是严厉的，先母受不了。先母想到修女们比她自己更能为我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便委托她们照顾我，自己则在夜深人静时从浴室屋顶偷偷离开，悄悄地回到她的家人当中。但几周之后，他们就全部被一个异族部落屠杀了，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舅舅、表兄、远房姨妈以及我的同母异父兄长或是姐姐。 我曾向先父追问先母的细节，以便在心中勾画出她的形象，使她能够成为我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儿子，你妈妈是一个村落头人的女儿。当时，先父泪水朦胧地低声说道，我住在他家里。你妈妈给我们做饭，还送水让我洗漱。正是她的慷慨大方征服了我。讲这些时父亲已经远离了布道坛，对于口头弄玄也毫无兴趣。但这段记忆却又引发父亲憋在心里的说话冲动：儿子，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得跟别人一般高，一样帅，上帝的尤物。他们怎么也不能说你出生在罪孽中。你是出生在情爱之中啊。我的儿子！罪孽无从谈起，但恨却不是没有的！ 圣教会对先父的惩罚不如先母受到的惩罚那么严酷，但也很严厉。他在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稣会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国马赛的一处贫民窟当了两年的工人牧师，之后才回到他爱得如此不顾一切的刚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很可能连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变得铁石心肠之后的某个时候，他说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儿院把我交给他抚养。从那以后，混血儿私生子萨尔沃就追随在他身后，由他特意挑选的又老又丑的仆人们照顾。他先是让我假扮他一个已逝叔叔的后代，然后又扮作他的侍僧与助祭。直到我十岁生日那个宿命的夜晚，他意识到随着我的成长他自己也将老逝，于是向我倾吐了他极其人性化的内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做先父给予我这个意外降生的儿子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依然这样看。 先父逝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白人传教士们以我为耻，对我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感到深恶痛绝，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语，指“野种”）。非洲人则坚持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父亲，血统则来自母亲。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么非洲人还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当做旅程中多余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组织是怎么想的，先父却是个地道的白人，这点爱尔兰人不会否认。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 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在那儿，蜷缩在砖砌壁炉旁简陋的床上，出神地听人们讲游猎者、巫医、魔法师、战士及老人们的故事。由于害怕被赶回去睡觉，我没敢出声。也就在那儿，我开始喜欢刚果东部诸多语言与方言，爱得根深蒂固。我把这些语言与方言当做先父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积累起来，悄悄地修饰、提炼，并贮藏在脑中，遇到土语中的妙语或特色语言就缠着当地人与传教士问个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独处时，我就秉烛编撰尚显稚气的词典。很快，这些神奇的词条纸片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走进了远离尘嚣的伊甸园。那是我的领地，没人夺得走，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进得来。 以前我常想，现在也想，要是上天让我继续沿着这条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这个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先母的血统会比先父传给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更大吗？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先父的前同事们不遗余力地策划怎么摆脱我。我的肤色引人争议，我掌握多种语言，我的行为举止显露出爱尔兰式的傲气，而最糟糕的是我长得帅--教仆们说，我长得像我妈--这点每天都让他们想起先父的过错。 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我出生时曾在英国驻坎帕拉领事那里登过记。据他说，我叫布鲁诺，姓与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冈天主教廷收养的一名弃婴。他还说，我的生父是一名北爱尔兰海员，在我还是新生儿时，他把我托付给那位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院长，恳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将我抚育成人。随后他就消失了，也没留下联系地址。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领事亲笔写来的那封信里讲的大概就这些。他是梵蒂冈天主教廷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我的姓“萨尔瓦多”是由那位院长嬷嬷选的，因为她是西班牙后裔。 但他有必要这样解释吗？不管怎么说，感谢梵蒂冈天主教廷这位虔诚的信徒的帮助，我终于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法一员了。 同样是由于这位领事的帮助，我到了英格兰，虽然那里并不是我的故乡。我被安置到圣心避难所学校。那是一所没有时间限制的寄宿学校，位于绵延起伏的苏塞克斯高地，专为身份不明的男性天主教孤儿而设。十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走进该校监狱似的大门，心中的叛逆精神觉醒了，对此，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学校方面，都毫无准备。仅仅几周，我就火烧床单，撕毁拉丁语初级读本，未经允许不做弥撒，藏在洗衣店货车后厢里想要逃走却被当场抓住。如果说辛巴组织鞭打先父是为了证明他是黑人，那么监护牧师打我却是要证明我是白人。作为一名爱尔兰人，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打我的时候总是咆哮不断，说野蛮人生来鲁莽，不知自律，还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自律，而他打我就是要救我，要我痛改前非。但是，他不知道，拯救我的却是一位修士，他头发斑白却精力充沛，对出身和财富不屑一顾。 麦克尔修士既是学校指派给我的忏悔神父，也是我新的保护人。他出生于英国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一生都在游历，走遍了天涯海角。当我习惯了他的“爱抚”，我们就成了密友与同盟，而监护牧师远不像以前那样紧紧盯着我，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洗心革面了。现在想来，我怀疑他俩之间是否有什么约定。对此我不清楚，也不在乎。一天下午，我们在雨水冲刷过的高地上散步，路上麦克尔修士充满激情地向我传达这样一个信念：我的混血血统绝非该除去的污点，而是上帝赐予我的珍贵礼物。对此我感激地表示赞同。最得意的是，我勇敢地向他展示了我游刃有余的翻译才能，而他十分欣赏。在传教所，我为卖弄这种天赋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在麦克尔修士宠爱的眼中，这却近乎神迹。 “萨尔沃，亲爱的，这真是上帝的恩赐啊！”他高声叫了起来，习惯性地伸出一只强壮有力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而另一只手则不无歉意地抚摸着我：“你的天赋是上帝子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使他们相互理解，和谐共处。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伟大？” 此后我俩又多次远足，其间我很快又向麦克尔修士讲述了此前他还不知道的我的生活经历。我给他讲了我在教仆房间的壁炉旁度过的那些奇妙的夜晚。我也对他描述了在先父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里，我同先父一起到边远的村落旅行的经历。当先父与老人们交谈时，我就跑到河岸边，跟小孩子们玩耍，学得他们的词汇与成语。那正是我日夜沉迷其中的宝藏。其他人可能会把游戏、欣赏野生动植物或土著舞蹈当做他们获得快乐的途径，而私生子萨尔沃的选择却是去亲密接触种类繁多、变化多样的非洲语言。 我向麦克尔修士回顾这些经历的那个时期，他获准参加大马士革主显节。 “萨尔沃，既然主乐于在你身上播下种子，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获丰收吧！”他高声叫道。 而我俩确实都获得了丰收。出身贵族的麦克尔做事的方式更像军队指挥官，而非修士。他研究学校简介，比较费用高低，然后带我去参加面试，还不分男女地审查我未来的导师，并在我注册入学后继续密切关注我。他对我的爱引燃了他的激情，而他的决心跟他对上帝的信仰一样坚不可摧。他要我给自己所懂的每一门语言打下坚实的基础，重拾在漂泊不定的童年时代半途而废的语言知识。 但钱从何而来？上帝给我们派了个天使，也就是麦克尔的女教友伊梅尔达。她很有钱，替我们埋了单。在萨默塞特郡中部的威罗布鲁克山谷，伊梅尔达有栋房子，屋前有蜜黄色的沙岩柱子。这个地方成了我逃离圣心避难所的避难所。那里住着热心的三姐妹，伊梅尔达是老大。在那里，获救的矿场马在围场里吃草，每条狗都有各自的扶手椅。那里有一家私人小教堂，一座奉告祈祷钟，一面隐篱，一座冰库，一片可以在上面打槌球的草坪，一些大风一吹就会弯腰的垂枝欧椴树。伊梅尔达阿姨是寡妇，她死去的丈夫名叫亨利，是一位英雄，曾因保卫英格兰而失去一只手，所以这里有间屋子叫做“亨利叔叔之屋”。这屋子里有他所有的遗物：他的第一只泰迪熊放在枕头上，他从前线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放在金包壳的诵经台里，等等。但谢天谢地，屋里没有他的相片。伊梅尔达阿姨刀子嘴豆腐心，虽然没有亨利叔叔的照片，她却记得他的一切。 麦克尔修士知道我的弱点。他知道，少年天才--他就是这样看我的--既要培养也要有所约束。他知道我很勤奋，但轻率冲动：太想向任何善待我的人敞开心扉；太怕被拒绝、漠视，最怕被嘲笑；太急于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因为怕再没有机会。他跟我一样珍视我那八哥式的特强听力和寒鸦式的超强记忆，但他坚持要我勤练耳力与记忆力，就好像音乐家要常练习乐器，神职人员要不断坚定信仰一样。他清楚，我懂的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大语种，还是由于缺少书写形式而即将湮灭的小语种，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他懂得，传教士的儿子必须追赶迷失的羔羊，并带之回山谷。他知晓我听过的那些传说、历史故事、寓言与诗歌，还有在我的想像中，先母可能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灵异故事。他知道，善于发现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与曲折变化的年轻人最易受外界影响，最有可塑性，但也最天真，最易被误导。他说，萨尔沃，你要当心，对于世上某些人，只有上帝才会给他们真爱。 麦克尔逼我艰难地自律生活，正是这种做法把我超常的天赋放大为全才。他坚称他的萨尔沃的一切才能都应才尽其用，绝不能因少用而耗掉。我这具躯体是上帝的恩赐，因而每块肌肉、每根纤维每天都必须在心灵体育馆里接受锻造。我先是受教于家庭教师，然后进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攻斯瓦希里语，同时选修法语，并最终获得了非洲语言与文化专业的一级荣誉学位，最后我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翻译与公共服务口译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那是我最自豪的。 学习生涯结束时，我获得多类文凭与口译员资格证书。彰思礼巷一带有一些名声欠佳、到处推销二流服务的翻译公司，里面的任职人员手中持有各类证书，其中一半以上我都有。但我学有所成之际，麦克尔修士却躺在了他的病房铁床上。那时他尚能抚摸着我的双手，深信不疑地说我是他打造出来的最佳作品。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把一块金表塞到我手中，那是伊梅尔达送给他的礼物。他恳求我以后要一直戴着，作为我们超越人世的信物。 拜托，绝不要误把顶级口译员当做一名普通笔译者。没错，口译员可以是笔译者，但笔译者就不一定是口译员。笔译者可以是任何一个对某种外语半通不通的人，这类人只要带上一本字典，坐在桌旁熬夜就行了。笔译者可以是退休的波兰装甲兵军官，工资很低的留学生，微型出租车司机，兼职侍者，代课教师，或者其他任何愿意以每千字七十英镑的价格出卖其脑力劳动的人。但同声传译员能够在复杂的谈判中坚持连续六个小时口译，在这点上，他们与普通笔译者大不一样。顶级口译员必须跟穿着彩色马甲购买金融期货的股市经纪人脑子转得一样快。有时候，口译员可以不假思索，让大脑左右半球上转动的“齿轮”啮合一致，然后就可以坐等脱口而出，如果这样就帅呆了。 有时在会议期间，通常是在一天的议题结束之后、鸡尾酒会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人会走上前来问我：“嗨，萨尔沃，帮我们搞定一份摘要，如何？对了，你的母语是？”如果我觉得他们有点儿盛气凌人--他们通常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确信，他们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我就会不无傲气地反问：“这取决于我母亲是谁，不是吗？”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而我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就会把书留下，让我去写出摘要。 无论如何，我喜欢让他们惊奇，因为这表明我的发音非常得体。我是说我的英语发音，它不是北部英语，或中部英语，或私人教师辅导学生应试的那种英语，或伪王室英语，也不是英国左派所诟病的标准发音。没说的，就是英语社会核心的主流英语。听了这种英语，人们不会说：“啊，一听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想在社会上做什么，他父母是怎么回事，他在哪里上学。可怜的人儿！”我的英语已经毫无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点混血血统的痕迹。但我讲法语就不一样了，得尽量小心，因为我还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响。我的英语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导取缔阶级论的布莱尔的追随者说的那种含糊的英语，不是保守党高级官员讲的伦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区那种音乐般的英语。它也没有先父那种元音跑调的爱尔兰土腔英语的痕迹。虽然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先父讲的英语，但那是他的，永远也不会是我的。 是的。我讲的英语是纯正无瑕、没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尔在风景区接待非洲旅客时，我才会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区语言特有的轻快语调，我乐于将此比作咖啡里的一滴牛奶。我喜欢这样的调味品，客人们也喜欢，因为这让他们感觉我很自在。我不在他们的阵营，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阵营。我独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麦克尔修士一直告诉我要做的事：充当上帝子民之间的桥梁与不可或缺的纽带。每个人都会有虚荣心，而我的虚荣心就是成为房间里没我就无法沟通的那种人。 为了迷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我想成为那种人。为了赶上为她而举行的酒会，我拼命地跑上两段石阶，累得半死。酒会在一家很受欢迎的葡萄酒厂的高级包间里举行，位于英国报业中心的伦敦金丝雀码头。酒会之后，她所在报社的新任百万富翁老板将在其位于肯辛顿的高级住所举办正式晚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获邀参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尔达送给麦克尔、麦克尔又转送给我的那一块，我知道自己只迟到了十二分钟。可能你会说，在伦敦这个刚被炸弹袭击吓怕、半数地铁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参加户外沙龙，迟到十二分钟反倒可能被视作一种成就。但对于超级好丈夫萨尔沃来说，十二分钟就跟十二小时一样。这可是专为佩内洛普举行的盛大酒会，是迄今为止她为时不长却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后面慢慢地往前挤，现在才走过她所在报社的办公区。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伦敦地区医院，没办法，因为身边的情况让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从医院一出来，我就叫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回到位于巴特西的家。我让车在外面等，出于出席酒会的礼节需要，自己则进屋飞快地换了身全新的晚礼服--跟老板同桌你就得这样注意社交礼节--但连刮胡子、刷牙或者冲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穿着得体的服装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浑身大汗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及时赶来了。我到达时，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是佩内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数高级职员穿着晚礼服或长裙，其余的穿着休闲西服。他们所有人都拥在一块，走进了一楼的多功能厅。厅内墙壁上装有近光灯以及塑料盔甲。他们抬肘举怀，畅饮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这个后来者却被挡在大厅边上，跟侍者们待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是黑人。 一开始我没能看到佩内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样擅离职守了。有一会儿我还希望她已决定最后入场，直到我看见她挤在大厅的另一端，正跟她报社的高层们说得兴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绸缎制成的长裤套装，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当做礼物买给自己，并在办公室或者在她来此前最后待的其他什么地方换上的。为什么，我大脑的一边在大叫，哦，为什么我没买来送给她？为什么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觉时我没有想到她也许正等着我对她说：佩内洛普，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去骑士桥，给我俩选购一身新衣服，好参加为你举办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账，如何？购物是她的最爱。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请她共进晚餐，而不介意她赚的钱不仅是我的两倍，还有说了你也不信的丰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我还是等时机更合适时才跟你们说吧--我大脑的另外一边很高兴我没有向她这样提议过。这跟钱无关，倒是与压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转过身来，刚好对上了杰利科充满笑意的目光。杰利科昵称“杰利”，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社最新的一颗“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刚刚从一家敌对报社跳槽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懒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与食指间夹着根手卷香烟，正向我示意。 “嘿，佩内洛普，是我，我来啦。”我不理他，大声叫道，“医院里有事耽搁了。真抱歉。” 为了什么要抱歉？为被耽搁在那里抱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着我。“哦，他呀，叫萨尔沃，是佩内洛普的老公。”我转动脑筋，又更大声地叫了起来：“嗨，佩内洛普。还记得我吗？是我，你迟到的老公。”我脑筋急转弯，炮制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封面故事，讲的就是我服务的一家医院--为防万一，我不想说是哪家医院--把我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卢旺达病人床边。他有犯罪前科，现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院要求我不仅要为护理人员，也要为两个苏格兰场探员翻译他的话。我希望佩内洛普能接受这个理由，能让她感叹一声：可怜的萨尔沃。我看见她脸上露出柔和的微笑。我想我得挤到她那里去。但我突然意识到灯光照在一个脖子粗大的男人身上，他穿着一身晚礼服，站在一把椅子上，满口苏格兰土音英语，大声叫道：“该死的，安静！闭嘴，所有人都他妈的闭嘴！” 底下这群乱哄哄的听众立刻就静了下来，变得跟绵羊一样驯服，都往他那边聚集过去。因为他就是佩内洛普报社那个大权独揽的主编费格斯·索恩，新闻界称之为“大喇叭索恩”。索恩提议说他要为我妻子佩内洛普发表一个幽默有趣的演说。我期待着，同时也尽力地想要与佩内洛普的目光对上，但我敢肯定，她正仰望着她的老板，就像花儿迎着给予它们生命的阳光一样。 “现在，我们都认识佩内洛普了。”大喇叭索恩说道。下面听众发出了阵阵阿谀奉承的掌声，他满不在乎，但这掌声却惹恼了我。“我们也都爱佩内洛普，”--他重重地顿了一下--“不过是用我们独特的方式。” 我竭尽全力想要挤出一条路走到佩内洛普身边，但人群已经把路堵死了。佩内洛普就像娇羞的新娘一样被拉到台上，温顺地站在索恩旁边。而这也正给了索恩机会，他低头便可以看到她低胸礼服下的无限风光。我心里开始想，她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没来，也不会注意到我来了。这时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类似“上帝的裁判”一般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开来。我的胸膛在颤抖，我感到一种麻木感很有节奏地从我左乳传来。我想我就要死了。我拍了拍麻木的部位，这才意识到是手机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在震动，那模式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之前设定好的。 我原先没能挤进人群中，现在却方便了。台上索恩先生正在一语双关地评价着佩内洛普，我心里却在感激这个电话，蹑手蹑脚地走向一扇标向“卫生间”的门。出门之前，我再一次回头，却看到佩内洛普正抬起新做了发型的头看着老板，嘴巴因惊喜而张开。在她用料甚少的低胸礼服下，可以看到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任手机一直震动着，直到下了三级台阶到了一处安静的走廊我才屏住呼吸，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的既不是我最害怕也不是我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而是国防部官员安德森先生那长辈似的北部乡村口音。他问我能否马上为国家承担一项相当重要的口译任务，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去一趟。 安德森先生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这样一个兼职人员，这表明他手上这个口译任务极其重要。正常情况下，和我联系的人会是巴尼，安德森先生手下那个说话没谱的部门主管。在过去的十天当中，巴尼已经两次告诉我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让我整装待命，最后却告诉我不用去了。 “现在就得决定，安德森先生？” “就现在。如果方便的话，越快越好。很抱歉打断你的酒会或是其他什么事情，但我们需要你快一点决定。”他继续说道。听到他知道佩内洛普的酒会，我本以为我会吃惊的，但我没有，因为安德森先生的职责就是了解平民百姓不可能了解的事情。“任务与你的家乡，萨尔沃，你心中的地方有关。” “但安德森先生，我……” “有问题吗，孩子？” “不仅仅是她的酒会，后面还有她报社新老板举行的晚宴。要穿晚礼服的。”我补充道，想要镇住他。“酒会是前所未有的。我是说，酒会是一个老板举办的。没错，他是主编，但也是老板……”无论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真爱，总之我亏欠了佩内洛普，我必须拒绝这次任务。 安德森先生沉默了下来，就好像我说的话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但没人能让他这样，他就是一块岩石，而他自己的教堂就建在这块岩石上面。 “你穿着那衣服吗，孩子？晚礼服？” “千真万确，安德森先生。” “现在？就在我们讲话时？你已经穿着晚礼服？” “是的。”他想说些什么？想说我正在参加酒神节？他又沉默了，我怀疑比上次还要更厉害，因为我听见他的大手在话筒上摩挲的声音。于是我又问道：“顺便问一下，这次任务要多久？” “你问什么要多久，孩子？”他问，就好像他没听懂我的话。 “这次口译任务，先生。你需要我去做的这项紧急工作。要做多久？” “两天。保险起见，要三天吧。对方会付大价钱，他们愿意这样。五千美元他们不会觉得太贵的。”他大概是跟人问了一下--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语气明显轻松了下来，“那里提供衣服，萨尔沃。他们告诉我衣服不是问题。” 他说“他们告诉我”，这提醒了我，我很想继续问他“他们”究竟是谁，到底是谁愿意给我提供这种前所未有的丰厚报酬，而不仅仅是一小笔酬金外加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这通常是你光荣地保卫祖国之后所能获得的一切。但我有点怕安德森先生，没再追问下去。跟他在一起时我常这样。 “周一我要去高等法院，安德森先生。那有个大案子，”我恳求道。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戴上爱妻这顶大帽子，“我是说，我怎么向老婆交代？” “我们已经找人去代替你了，萨尔沃。高等法院对新安排没意见，谢谢你提起这件事。”他顿了顿，而我也不说话。“至于你妻子，你可以告诉她，有一家长期合作的公司有紧急事情需要你为他们翻译，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好的，先生。我明白了。” “解释越多，纠缠越多，所以，你不要多作解释。对了，你身上穿的就是锃光发亮的皮鞋与礼服衬衫这类的服饰吗？” 尽管脑子里困惑不解，但我还是承认，身上的服饰都属于这种风格。 “为什么我听不到你手机那边有酒会上无聊的闲谈声？” 我解释道，为了接他这个电话我已经走到走廊里了。 “你附近有没有单独的出口？” 我看到旁边就有一段下行的楼梯。虽然不知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说了。 “那么你就不要回酒会了。到了街上，往左看，你会看到一辆蓝色的蒙迪欧停在一家投注站外面。车牌号的最后三个字母是‘LTU’，司机是个白人，名叫弗雷德。对了，你穿几码的鞋？” 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鞋码，但我还是不得不拼命地想了想才记起来，是9码。 “9码松一点还是紧一点？” 松一点，先生，我说道。我本可以加上这一句，麦克尔修士过去常说我有一双非洲人的脚，但我没说出来。我的心思既不在麦克尔修士，也不在我的脚，同样不在非洲人，实际上不在任何东西上面，包括安德森先生说的事关国家要事的任务，尽管我像以前一样渴望为女王陛下和国家服务。目前的情况让我知道，我有个从天而降的机会逃离酒会，我将坐在少有的飞机减压舱里，去干上两天报酬极高的工作，在豪华酒店里独自静思两夜，将个人世界里错位的部分复位。从晚礼服内兜里取出手机贴在耳朵上时，我闻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护士汉娜的体香。英国夏令时昨晚十一点后不久我俩就开始疯狂地做爱，一直持续到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的那一刻。由于我急于准时赶到佩内洛普的酒会，甚至还没能洗掉她的味道。 你可能敢出巨资跟我打赌，受先母血统的影响，我会从骨子里相信征兆、占卜、迷信、巫师之类，但我不信。事实上，我走近汉娜的整个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征兆，我要是留心的话本可以察觉到的，但我没有。 就在那个倒霉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记得，出现了第一个征兆。当时我在巴特西公园路一家名为“贝拉·维斯特餐厅”的小饭店里，独自一人吃着经过回收处理的环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着意大利盖恩卡娄公司生产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但没什么胃口。为了提高自我修养，我身上正带着一本平装本的安东尼亚·弗雷泽的著作《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英国历史是我知识库里的一大弱点，在安德森先生的亲切指导下我正努力弥补。他在英伦三岛历史方面是一名有影响的学者。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桌人在吃饭。人多的一桌在侧厅里，他们是外地人，叽叽喳喳的。人少的一桌专为等爱的人而设，今晚却坐着一个穿戴得整整齐齐的绅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专业人员，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锃亮。自从进入圣心避难所学校以来，我就很尊重鞋子总是擦得亮亮的那类人。 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吃这样的通心粉。那天是我与佩内洛普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准备她最喜欢吃的饭菜：一道酒焖仔鸡，一瓶最上等的法国勃艮第红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买的、已经切好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她打电话给我，说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现危机，她正在采访，不到半夜回不来。当时我已经用酒焖好了鸡排，对记者们变幻莫测的行为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我知道她所谓的“采访现场”就是与相好媾和交欢的地方。我当时的反应后来想起来连自己都吃惊。 我没有尖叫。我不是遇事会尖叫的那种人。我是一个冷静、已被同化的浅粽色皮肤的英国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国人还要内敛得多。我轻轻地放下话筒，想也不想就把鸡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进垃圾处理器，手指按到“冲洗”按钮上，一直按着，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鸡还会反抗都没必要那么久。我清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正轻快地沿着威尔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夹克口袋里就塞着那本《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 贝拉·维斯特餐厅的那张大椭圆餐桌上坐着三对夫妇。男的长得都很健壮，穿着运动夹克，妻子们也一样壮，显然，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有意无意间，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来自小镇里克曼沃斯，他们称之为“里基”。他们来巴特西公园参加一场名为“天皇”的日场演唱会。他们中说话最大声的是一个女的，她觉得这场演出不怎么样。她说她从不喜欢日本人，在她看来，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唱歌而变好。她一个人狂侃，想到什么话题就说上一番。有时候，她得停下来想一下要说什么，就“呃”几声再接着说。但她其实不必担心，因为其他人没那个胆子打断她。她气不喘，调不变，一口气从“天皇”演唱会说到她最近做的手术上。给她做手术的那个妇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但没关系，对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经决定不起诉他了。她又马不停蹄地从手术说到她的女婿，一个艺术家，那人让她很不满意，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懒的一个。她还发表了其他看法，意见都很强烈，她的那些观点对于我并不陌生。她说这些时就像是扯着喉咙在喊一样。那位鞋子擦得锃亮的小个子绅士本来在看《每日电讯报》，猛地把摊开的报纸合了起来，纵向对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后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别人有无反应。 “我有话要说。”他对着空气挑衅似地宣布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这是在阐述其个人原则，向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说完，他走向那三个健壮男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贝拉·维斯特餐厅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厅，地板是水磨石的，没有窗帘，抹灰顶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没听见他的声明，至少也应当听见他走路时那双锃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那个唱主角的妇女正向大家大讲她对现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里，它们毫无价值。那个小个子绅士连喊了好几声“先生！”才让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声，礼貌而又严厉地对那位“桌长”说道，“我来这里是要用餐读报的，”--他像举起狗咬胶之类的法庭证据似的举起报纸--“但事与愿违，我居然饱受洪浪般的对话噪音侵扰，这么吵闹、琐碎、刺耳，结果我--嗯--”--他用“嗯”对那桌人开始注意他讲话表示感谢--“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声音，先生，比其他声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责你们，我是绅士。但是，先生，我请求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讲完之后，小个子绅士并未就此离开“战场”。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对着不停开火的敌人仍旧坚守阵地的自由斗士，抬头挺胸，两脚合拢，鞋子锃亮，报纸整齐地放置一旁。三个壮汉盯着他，一脸狐疑，那个被惹恼的妇女则盯着她丈夫。 “亲爱的，”她咕哝道，“做点什么！” 做什么？如果他们做了些什么，那我要做些什么吗？很明显，那三个来自里基的大汉是老运动员。他们穿的运动夹克上的饰章散发出运动队标志的光芒，不难猜出他们曾是警察橄榄球队的一员。如果他们狠揍小个子绅士一顿，我这样一个棕色皮肤的无辜旁观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会让自己被打得更狠，还会被警察以违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对吧？ 结果，那三个男的什么也没做。他们并未猛扁小个子绅士，然后把他扔到街上，随后把我也扔出去，都没有。相反，他们看了看自己强壮有力的双手，大声讨论起来，一致认定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显有问题。他们认为他精神失常，对公众是个威胁。其中一人还建议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 至于那个小个子绅士，他回到自己那张桌子，留下一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对着侧厅很威严地叫了一声“祝你们晚安，先生”，但对我什么也没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个儿不高，但此刻在我看来却像巨人一样。我一直坐在原处，假装在看《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对比：一个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个一边说着“是的，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一边却把酒焖仔鸡倒进垃圾处理器。 我记得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此后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时保家卫国的工作量之后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连自己也吃惊的举动：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还没停稳的公交车，全速奔跑起来。从逻辑上讲，我本应穿过邻近威尔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园，但我转身跑向我刚刚经过的那座通往切尔西的大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啊，我是很冲动，但是什么使我冲动呢？当时正是上下班车流的最高峰。一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很讨厌在那些缓慢前行的车辆旁边步行，因为我不喜欢车里的人那样看我。当时我穿着我那双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与鞋跟都嵌着皮，后半侧是用橡胶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体前倾。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体格、一样的年龄，也一样带着一个公文包，那你不难想像当时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弹恐惧症的伦敦疯狂地全速飞奔，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闯入人群当中。显然，这样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疯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经错乱了。 我需要运动吗？我不需要。佩内洛普有私人教练，而我则会绕着公园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过大桥，是因为我刚才从公交车接近顶部的高度看到了一个吓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了。他六七岁，正困在河流与道路之间的花岗岩石壁当中。他的脚踝抵住石壁，双臂伸展开来，他的头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车流不停地飞驰而过。在他上方，有一道狭窄的挡墙，那可能是专为年纪大一些的想出风头的坏小孩设计的。现在挡墙上就有两个坏小孩，边跳边笑他，嘘他，说有胆子就上来。但他上不去，他怕车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设法爬到挡墙的另一端，他也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来，掉到牵道上，或掉到河里。他既恐高，也不会游泳。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觉得这么做值得。 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 汉娜在另一名护士格蕾丝协助下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义之举。我从口音听出格蕾丝是牙买加人，她也是个好女人。格蕾丝站在病人头旁边，帮他擦掉呕吐物，检查输液情况，或处理其他更难做的事。从她与汉娜之间的互动与神情来看，她是汉娜的好友。但我这里要记下的不是这些事。 你得知道，我讨厌医院，真的讨厌。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我对保健这个行业很感冒。血液，针，便盆，装有剪刀的担架车，外科手术散发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边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对这些，而且现在已经感到躁动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卫生状况很差的非洲山区诊所里先后被切除扁桃腺、阑尾与包皮，也都会有此感觉。 此前我见过汉娜一次。但我现在意识到，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不知不觉间她就已经印在我心头，她可不只是在这个不幸之处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过，但她已经不记得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请她在我的完工证明上签字，以证明我已履约完工，效果让她满意。她笑了笑，头歪到一边，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确认自己很满意，然后很随意地从耳根后抽出一根白板笔签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种姿势无疑是天真活泼的表现，但却打动了我。在我过于丰富的想像中，这是宽衣解带的前奏。 但今晚我却没有这种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那个垂死病人的床边，一直工作。汉娜这个保健专家紧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干扰情绪。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见她这样子，于是我也模仿起她来。 “请你问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带着法国腔的英语命令道。 那个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诉我们，他叫让-皮埃尔。带着穷途末路时仅剩的那种凶暴，他还补充道，他是图西族人，他对此很自豪。对于这条没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汉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让-皮埃尔长着一幅典型的图西族容貌：他颊骨高耸，下巴突出，后脑勺特长，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图西族人的模样，尽管许多图西人并不长成这个样子。 “让-皮埃尔？那你姓什么？”汉娜的问题总是十分精准，我译了她的话。 是让-皮埃尔没听见我说的话还是他不喜欢有姓？在等他回答时，我和汉娜第一次长时间地对视着。之所以说“长时间”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务对象是否在听你说，那么看的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且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让-皮埃尔也没有。 “请你问一下他住在哪里。”汉娜说道。跟我一样，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咙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惊又喜的是，她这一次好像把我当做她的东非斯瓦西里老乡，用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且她似乎还嫌不够过瘾，居然用起了东刚果妇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这里是来翻译的。既然汉娜已经问了病人另一个问题，我就必须翻译。我把她的问题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又把让-皮埃尔的回答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这次我复制了--如果说“模仿”还不够准确的话--她那让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我住在希思公园，”我对汉娜说道，重复着让-皮埃尔的回答，就好像这些话就是我们自己说的一样，“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离开了这个”--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地方。”为礼貌起见，我把他用来形容医院的那个别称略去不译。“汉娜，”我继续说道，但可能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压抑的气氛，这回我讲的是英语，“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哪里人？” 她毫不犹豫地就告诉我她的国籍。“我来自刚果北基伍省戈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员。”她低声咕哝着，“而这个可怜的卢旺达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双眼圆睁，神情焦急，想让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讲述了她印象中所热爱的刚果：亲朋好友的死尸一片狼藉，田地荒芜，家畜死亡，城镇焚毁一空，这就是她的家园。卢旺达人蜂拥着冲过边界，把东刚果变为他们的内战战场，给这片因为被国际社会忽视而早已死气沉沉的土地又带来了难言的恐怖。 一开始，这些侵略者只想追杀那些在一百天之内就屠杀了他们一百万同胞的种族灭绝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杀很快就变成为争夺基伍矿产资源的大混战，结果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刚果几乎完全崩溃。而这也正是我极力要向佩内洛普解释清楚的。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英国公司新闻记者，一有消息就喜欢让大家分享。亲爱的，我说道，听我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报纸坚持以家庭为导向。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就这一次，请你刊登一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告诉全世界东刚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把这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你却没当回事。我向你保证，这不是一场弹雨呼啸的战争。不是子弹、砍刀和手榴弹在杀人，是霍乱、痢疾以及由来已久的大饥荒在杀人，而且大部分死者还不足五岁。就在我们说话时，他们每个月仍然要死上数以千计的人。所以报纸上什么地方一定有报道，肯定有。你看，这里就有。第29版，在纵横字谜游戏后面。 我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让人郁闷的消息的呢？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等佩内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听BBC的“全球广播”节目及一些远在非洲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她带着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饭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网吧里。我偷偷地购买非洲杂志。她参加周末进修课程，学习她认为必须进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却身穿笨重的风雪短大衣，头戴羊毛绒球帽，站在户外集会人群的后面。 格蕾丝要换班了，无精打采，强忍着不打哈欠。她对非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谜游戏，她也不知道我和汉娜正在参加一项象征人类和解的行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自称“让-皮埃尔”的垂死的卢旺达人，床边坐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刚果妇女。汉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让-皮埃尔及其族人视作造成她祖国苦难的惟一罪魁祸首。但她不理会让-皮埃尔了吗？她是另叫了一个同事照顾他还是交给正打着哈欠的格蕾丝呢？不，她没有。她握着他的手，称他是“可怜的卢旺达人”。 “请你问他过去住在哪里，萨尔沃。”汉娜用她那口法国腔英语一本正经地命令道。 又是等待。我是说我和汉娜两人心有灵犀地盯着对方，有点儿慌乱，有点儿难以置信，就像有两个人在分享没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见的“天启”。但格蕾丝却看见了。她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俩的关系进展情况。 “让-皮埃尔，你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之前住在哪里？”我问道，声音如汉娜一样，一丝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做爱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做爱，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 你可能敢出巨资跟我打赌，受先母血统的影响，我会从骨子里相信征兆、占卜、迷信、巫师之类，但我不信。事实上，我走近汉娜的整个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征兆，我要是留心的话本可以察觉到的，但我没有。 就在那个倒霉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记得，出现了第一个征兆。当时我在巴特西公园路一家名为“贝拉·维斯特餐厅”的小饭店里，独自一人吃着经过回收处理的环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着意大利盖恩卡娄公司生产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但没什么胃口。为了提高自我修养，我身上正带着一本平装本的安东尼亚·弗雷泽的著作《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英国历史是我知识库里的一大弱点，在安德森先生的亲切指导下我正努力弥补。他在英伦三岛历史方面是一名有影响的学者。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桌人在吃饭。人多的一桌在侧厅里，他们是外地人，叽叽喳喳的。人少的一桌专为等爱的人而设，今晚却坐着一个穿戴得整整齐齐的绅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专业人员，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锃亮。自从进入圣心避难所学校以来，我就很尊重鞋子总是擦得亮亮的那类人。 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吃这样的通心粉。那天是我与佩内洛普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准备她最喜欢吃的饭菜：一道酒焖仔鸡，一瓶最上等的法国勃艮第红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买的、已经切好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她打电话给我，说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现危机，她正在采访，不到半夜回不来。当时我已经用酒焖好了鸡排，对记者们变幻莫测的行为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我知道她所谓的“采访现场”就是与相好媾和交欢的地方。我当时的反应后来想起来连自己都吃惊。 我没有尖叫。我不是遇事会尖叫的那种人。我是一个冷静、已被同化的浅粽色皮肤的英国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国人还要内敛得多。我轻轻地放下话筒，想也不想就把鸡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进垃圾处理器，手指按到“冲洗”按钮上，一直按着，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鸡还会反抗都没必要那么久。我清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正轻快地沿着威尔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夹克口袋里就塞着那本《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 贝拉·维斯特餐厅的那张大椭圆餐桌上坐着三对夫妇。男的长得都很健壮，穿着运动夹克，妻子们也一样壮，显然，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有意无意间，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来自小镇里克曼沃斯，他们称之为“里基”。他们来巴特西公园参加一场名为“天皇”的日场演唱会。他们中说话最大声的是一个女的，她觉得这场演出不怎么样。她说她从不喜欢日本人，在她看来，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唱歌而变好。她一个人狂侃，想到什么话题就说上一番。有时候，她得停下来想一下要说什么，就“呃”几声再接着说。但她其实不必担心，因为其他人没那个胆子打断她。她气不喘，调不变，一口气从“天皇”演唱会说到她最近做的手术上。给她做手术的那个妇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但没关系，对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经决定不起诉他了。她又马不停蹄地从手术说到她的女婿，一个艺术家，那人让她很不满意，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懒的一个。她还发表了其他看法，意见都很强烈，她的那些观点对于我并不陌生。她说这些时就像是扯着喉咙在喊一样。那位鞋子擦得锃亮的小个子绅士本来在看《每日电讯报》，猛地把摊开的报纸合了起来，纵向对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后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别人有无反应。 “我有话要说。”他对着空气挑衅似地宣布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这是在阐述其个人原则，向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说完，他走向那三个健壮男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贝拉·维斯特餐厅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厅，地板是水磨石的，没有窗帘，抹灰顶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没听见他的声明，至少也应当听见他走路时那双锃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那个唱主角的妇女正向大家大讲她对现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里，它们毫无价值。那个小个子绅士连喊了好几声“先生！”才让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声，礼貌而又严厉地对那位“桌长”说道，“我来这里是要用餐读报的，”--他像举起狗咬胶之类的法庭证据似的举起报纸--“但事与愿违，我居然饱受洪浪般的对话噪音侵扰，这么吵闹、琐碎、刺耳，结果我--嗯--”--他用“嗯”对那桌人开始注意他讲话表示感谢--“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声音，先生，比其他声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责你们，我是绅士。但是，先生，我请求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讲完之后，小个子绅士并未就此离开“战场”。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对着不停开火的敌人仍旧坚守阵地的自由斗士，抬头挺胸，两脚合拢，鞋子锃亮，报纸整齐地放置一旁。三个壮汉盯着他，一脸狐疑，那个被惹恼的妇女则盯着她丈夫。 “亲爱的，”她咕哝道，“做点什么！” 做什么？如果他们做了些什么，那我要做些什么吗？很明显，那三个来自里基的大汉是老运动员。他们穿的运动夹克上的饰章散发出运动队标志的光芒，不难猜出他们曾是警察橄榄球队的一员。如果他们狠揍小个子绅士一顿，我这样一个棕色皮肤的无辜旁观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会让自己被打得更狠，还会被警察以违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对吧？ 结果，那三个男的什么也没做。他们并未猛扁小个子绅士，然后把他扔到街上，随后把我也扔出去，都没有。相反，他们看了看自己强壮有力的双手，大声讨论起来，一致认定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显有问题。他们认为他精神失常，对公众是个威胁。其中一人还建议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 至于那个小个子绅士，他回到自己那张桌子，留下一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对着侧厅很威严地叫了一声“祝你们晚安，先生”，但对我什么也没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个儿不高，但此刻在我看来却像巨人一样。我一直坐在原处，假装在看《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对比：一个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个一边说着“是的，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一边却把酒焖仔鸡倒进垃圾处理器。 我记得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此后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时保家卫国的工作量之后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连自己也吃惊的举动：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还没停稳的公交车，全速奔跑起来。从逻辑上讲，我本应穿过邻近威尔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园，但我转身跑向我刚刚经过的那座通往切尔西的大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啊，我是很冲动，但是什么使我冲动呢？当时正是上下班车流的最高峰。一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很讨厌在那些缓慢前行的车辆旁边步行，因为我不喜欢车里的人那样看我。当时我穿着我那双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与鞋跟都嵌着皮，后半侧是用橡胶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体前倾。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体格、一样的年龄，也一样带着一个公文包，那你不难想像当时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弹恐惧症的伦敦疯狂地全速飞奔，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闯入人群当中。显然，这样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疯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经错乱了。 我需要运动吗？我不需要。佩内洛普有私人教练，而我则会绕着公园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过大桥，是因为我刚才从公交车接近顶部的高度看到了一个吓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了。他六七岁，正困在河流与道路之间的花岗岩石壁当中。他的脚踝抵住石壁，双臂伸展开来，他的头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车流不停地飞驰而过。在他上方，有一道狭窄的挡墙，那可能是专为年纪大一些的想出风头的坏小孩设计的。现在挡墙上就有两个坏小孩，边跳边笑他，嘘他，说有胆子就上来。但他上不去，他怕车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设法爬到挡墙的另一端，他也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来，掉到牵道上，或掉到河里。他既恐高，也不会游泳。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觉得这么做值得。 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 汉娜在另一名护士格蕾丝协助下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义之举。我从口音听出格蕾丝是牙买加人，她也是个好女人。格蕾丝站在病人头旁边，帮他擦掉呕吐物，检查输液情况，或处理其他更难做的事。从她与汉娜之间的互动与神情来看，她是汉娜的好友。但我这里要记下的不是这些事。 你得知道，我讨厌医院，真的讨厌。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我对保健这个行业很感冒。血液，针，便盆，装有剪刀的担架车，外科手术散发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边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对这些，而且现在已经感到躁动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卫生状况很差的非洲山区诊所里先后被切除扁桃腺、阑尾与包皮，也都会有此感觉。 此前我见过汉娜一次。但我现在意识到，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不知不觉间她就已经印在我心头，她可不只是在这个不幸之处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过，但她已经不记得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请她在我的完工证明上签字，以证明我已履约完工，效果让她满意。她笑了笑，头歪到一边，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确认自己很满意，然后很随意地从耳根后抽出一根白板笔签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种姿势无疑是天真活泼的表现，但却打动了我。在我过于丰富的想像中，这是宽衣解带的前奏。 但今晚我却没有这种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那个垂死病人的床边，一直工作。汉娜这个保健专家紧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干扰情绪。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见她这样子，于是我也模仿起她来。 “请你问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带着法国腔的英语命令道。 那个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诉我们，他叫让-皮埃尔。带着穷途末路时仅剩的那种凶暴，他还补充道，他是图西族人，他对此很自豪。对于这条没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汉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让-皮埃尔长着一幅典型的图西族容貌：他颊骨高耸，下巴突出，后脑勺特长，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图西族人的模样，尽管许多图西人并不长成这个样子。 “让-皮埃尔？那你姓什么？”汉娜的问题总是十分精准，我译了她的话。 是让-皮埃尔没听见我说的话还是他不喜欢有姓？在等他回答时，我和汉娜第一次长时间地对视着。之所以说“长时间”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务对象是否在听你说，那么看的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且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让-皮埃尔也没有。 “请你问一下他住在哪里。”汉娜说道。跟我一样，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咙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惊又喜的是，她这一次好像把我当做她的东非斯瓦西里老乡，用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且她似乎还嫌不够过瘾，居然用起了东刚果妇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这里是来翻译的。既然汉娜已经问了病人另一个问题，我就必须翻译。我把她的问题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又把让-皮埃尔的回答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这次我复制了--如果说“模仿”还不够准确的话--她那让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我住在希思公园，”我对汉娜说道，重复着让-皮埃尔的回答，就好像这些话就是我们自己说的一样，“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离开了这个”--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地方。”为礼貌起见，我把他用来形容医院的那个别称略去不译。“汉娜，”我继续说道，但可能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压抑的气氛，这回我讲的是英语，“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哪里人？” 她毫不犹豫地就告诉我她的国籍。“我来自刚果北基伍省戈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员。”她低声咕哝着，“而这个可怜的卢旺达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双眼圆睁，神情焦急，想让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讲述了她印象中所热爱的刚果：亲朋好友的死尸一片狼藉，田地荒芜，家畜死亡，城镇焚毁一空，这就是她的家园。卢旺达人蜂拥着冲过边界，把东刚果变为他们的内战战场，给这片因为被国际社会忽视而早已死气沉沉的土地又带来了难言的恐怖。 一开始，这些侵略者只想追杀那些在一百天之内就屠杀了他们一百万同胞的种族灭绝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杀很快就变成为争夺基伍矿产资源的大混战，结果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刚果几乎完全崩溃。而这也正是我极力要向佩内洛普解释清楚的。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英国公司新闻记者，一有消息就喜欢让大家分享。亲爱的，我说道，听我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报纸坚持以家庭为导向。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就这一次，请你刊登一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告诉全世界东刚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把这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你却没当回事。我向你保证，这不是一场弹雨呼啸的战争。不是子弹、砍刀和手榴弹在杀人，是霍乱、痢疾以及由来已久的大饥荒在杀人，而且大部分死者还不足五岁。就在我们说话时，他们每个月仍然要死上数以千计的人。所以报纸上什么地方一定有报道，肯定有。你看，这里就有。第29版，在纵横字谜游戏后面。 我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让人郁闷的消息的呢？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等佩内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听BBC的“全球广播”节目及一些远在非洲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她带着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饭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网吧里。我偷偷地购买非洲杂志。她参加周末进修课程，学习她认为必须进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却身穿笨重的风雪短大衣，头戴羊毛绒球帽，站在户外集会人群的后面。 格蕾丝要换班了，无精打采，强忍着不打哈欠。她对非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谜游戏，她也不知道我和汉娜正在参加一项象征人类和解的行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自称“让-皮埃尔”的垂死的卢旺达人，床边坐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刚果妇女。汉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让-皮埃尔及其族人视作造成她祖国苦难的惟一罪魁祸首。但她不理会让-皮埃尔了吗？她是另叫了一个同事照顾他还是交给正打着哈欠的格蕾丝呢？不，她没有。她握着他的手，称他是“可怜的卢旺达人”。 “请你问他过去住在哪里，萨尔沃。”汉娜用她那口法国腔英语一本正经地命令道。 又是等待。我是说我和汉娜两人心有灵犀地盯着对方，有点儿慌乱，有点儿难以置信，就像有两个人在分享没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见的“天启”。但格蕾丝却看见了。她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俩的关系进展情况。 “让-皮埃尔，你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之前住在哪里？”我问道，声音如汉娜一样，一丝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做爱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做爱，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 “我可以打开车窗吗？”我大声问来载我的白人司机弗雷德。 弗雷德娴熟地开着蒙迪欧轿车穿行在周五晚上繁忙的车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轿车后座软垫上，心情因解脱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开，兄弟。”他大声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锐堪比针尖，立刻就从口语用词“兄弟”听出了英国公学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纪差不多，开车时很是沉着镇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摇低车窗，任夜晚的暖风吹拂。 “知道我们去哪里吗，弗雷德？” “南奥德利大街尽头。”他以为我担心车速太快，便又说，“别担心，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里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没在担心什么，我只是很惊讶。迄今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厅的机构总部会面。那里有很多走廊，犹如一座迷宫；走廊地板上铺着地毯，砖墙则刷了绿漆。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周围由手持对讲机、身着灰黄制服的警卫守卫着，戒备森严。屋内墙壁上挂着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儿与爱犬的彩照，彩照间点缀着颁发给七橡树合唱团的镶有金边的奖状--合唱是他的另一爱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征召我来接受一个自称“语言审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试。面试之后，也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安德森先生先是对我一番训诫，这他以前一定已经做过上百次了；然后拿给我一份预先输入内容再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最后当我在表格上面签完名后，他就向我宣读了《政府保密法》及众多吓人的惩罚规定。 “现在你不会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说道。他说话的语调让我不禁回想起麦克尔修士的声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们告诉我的都属实的话，你就是我们部门里最最能干的一员了。你很好地掌握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语言，而且你的职业声誉是最高的A级。对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视而不见，我们这个部门也不例外。” 我不确定他属于政府哪个部门，但他已经告诉我，他是高级文职官员，这对我来说应当就足够了。我也没问我掌握的语言中哪些他觉得有趣。如果不是因为我太飘飘欲仙了，我可能就已经问他了，因为有时候我对他人的尊敬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 “但这并不能让你成为能呼风唤雨的要人，千万别这么想。”他继续说道，但仍然是在谈我的资格问题。“你会成为一名PTA，也就是兼职助理。你的职位肯定不会比这低。你的身份是秘密的，但你只是我们的外围成员，而且除非我们为你提供一个职位，否则你就将一直只是外围成员。我并不是在说某些外围成员不是表现最佳的人员，因为有些外围人员恰恰表现得最好。在我妻子玛丽看来，他们干得更棒，表现得更好。你听明白了吗，萨尔沃？” “明白了，先生。” 我意识到，就像小时候我太常用“您老”一词一样，现在我也太常说“先生”了。但在圣心避难所学校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牧师，你就得称呼他为“先生”。 “那么请你重复一下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好让我们彼此都清清楚楚。”他这样建议道。他的说话技巧与汉娜向让-皮埃尔透露坏消息时用的一样。 “你说我不应失去自制力，不应过于--”我刚准备说出“兴奋”一词，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改说成“狂热”。 “我是叫你要掩饰自己眼中热切的神色，孩子。从今以后，永远如此。因为如果我再看见你这样，我会为你担心的。我们有信仰，但不狂热。把你不寻常的天分抛到脑后，因为我们这里提供给你的只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像做烤肉加土豆一样单调。不同的只是，你知道这是在为女王和国家服务，而你我都乐意报效祖国。除此以外，这份工作与你在任何一个潮湿的下午为任何一个顾客所做的没有区别。” 我向他保证，在我的个人喜好中，爱国第一。这次我小心地避免表现得过于狂热。 “当然我得承认，二者之间其实还是有其他一些不同之处。”他接着说，像是在反驳我的异议，尽管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出异议。“其一，你戴上耳机之前，我们不会给你提供太多的背景介绍材料。你不会知道谁在跟谁说话，在哪儿说话，他们在谈论什么，或者我们是怎么弄到他们的对话的。即使我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说了就不安全。如果你确实有什么个人见解，我建议你自己留着。萨尔沃，这就是你签字保证要遵守的规定，也就是机密的含义。如果我们发现你违规，你的档案会留下污点，你就出局了。而且这种污点和别的不一样，是洗不掉的。”他自感满意地补充道，尽管我忍不住在想他是否在影射我的肤色。“你想不想撕掉这一纸合约，将此置之脑后？要知道，这可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听到这些，我咽了咽唾沫，说道：“不，先生。我加入了，真的。”我尽可能地保持冷静。他握住我的手，欢迎我加入他戏称为“荣誉监听专家公司”的秘密机构。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想要浇灭我热情的努力是白费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处名为“聊天室”的地下建筑，很安全，那里有四十间隔音小屋。脾气温和的部门主管巴尼穿着彩色的马甲，从悬臂支撑的阳台上监督我们。安德森先生就把这叫做烤肉加土豆？穿着牛仔服的姑娘们送来又取走我们的磁带、抄录本，以及茶杯。换茶杯的行为有悖于工作场所里“政治正确”的规定。上一分钟我还在监听一个讲阿乔利语 [1]阿乔利人主要居住在乌干达西北部与苏丹。[1]的乌干达圣主抵抗军 [2]成立于1987年的游击叛军，活动于乌干达北部及苏丹部分地区。[2]高层官员，通过卫星电话策划越境到东刚果建立新基地。下一刻场景就换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一群凶残的亲伊斯兰教者正在密谋将一军火库防空导弹伪装成重型机械进口，而背景里传来装卸时发出的哗啦声、小贩的叫卖声，还有破得直晃荡、用来赶苍蝇的台扇的嗡响声。就在同一个下午，我又单独“听”证了腐败的卢旺达军官在与一个亚洲代表团商谈出售他们掠夺来的刚果矿产，他们争论不休，就像在上演一出三重奏。我还监听过一位肯尼亚政要，他坐在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里穿过喇叭刺耳的内罗毕车流。他收了一大笔贿赂，答应让一名印度建筑商揽下一份合同，修建五百英里长的新路以及一处跑道只有纸张那么薄的停机坪，而对方只要保证这些工程至少能撑两个雨季就行了。这些可不是烤肉加土豆，安德森先生。这种工作酷毙了！ 但我没有让这激动的神色显露出来，即使是在面对佩内洛普时。你要是知道就好了！每当她当着密友保拉的面粗暴地拒绝我的请求，或者去参加除了她之外似乎就再没有人会去的周末会议，然后悄然而归，对自己会上发表的看法非常满意时，我都会这样想，并且都心知肚明地一声不吭。你要知道，你这身陷窘境、被玩偶般对待的丈夫，拿的可是大英情报机构的薪水！ 我的热情可从未减弱过。忘掉短暂的满足感，我可是在为英格兰服务！ 我们乘坐的福特蒙迪欧轿车已经绕过伯克利广场，驶入柯曾大街。经过电影院之后，弗雷德把车停在路边，倚在座椅后背上，跟我开始了间谍间的对话。 “就在那里，兄弟。”他低声说道，歪了歪头，但没有指方向，以防有人在观察我们。“就在左边一百码处，门牌号是22B，门是绿色的。电铃处标有‘哈洛’字样，就跟城里的标记一样。有人问你，就说送包裹给哈利。” “巴尼在那儿吗？”我问道。想到要跟安德森先生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单独见面，我突然有些紧张。 “巴尼？谁是巴尼？” 暗骂自己问了不必要的问题，我踏上了人行道。一股热浪向我袭来。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突然转向，几乎把我给撞倒，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弗雷德驾车离开了，我感觉本可以再问问他。我穿过马路，走进南奥德利大街。22B是一排红砖房子，要走上一段很陡的台阶才能到达前门。那里有六个电铃按钮，闪着微光。最高的一个写着“哈洛”，跟城里的一样，油漆很淡，都快磨掉了。正当我想按下电铃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佩内洛普的。她正一脸宠溺地看着大喇叭索恩，头部离他仅有六英寸远，乳房已经从她那件专人设计的新套装下红杏出墙。另一个是汉娜。她躺在单身宿舍的沙发床上，双眼张得很大，一眨也不眨，在轻微的叫床声中，她把我掏空了。 “送包裹给哈利。”我说道，然后就看见那扇神秘的门打开了。 我只是评论过安德森先生与麦克尔修士的相似之处，但还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跟麦克尔修士一样，安德森先生也是阳刚十足。他又高又壮，如火山岩一般坚不可摧，做事雷厉风行。他也总是像父亲一样地对待所有下属。我猜他五十多岁快六十岁了，但绝不会觉得他昨天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壮汉，明天就会上骨灰架。他为人正派，是皇家警察，英格兰的栋梁。看他穿过房间时的行为举止，你就会对其道德作出正面的评价。你可能永远也看不见他笑，但一旦他对你笑了，你就离天堂不远了。 对我来说，他最具男子气的一直都是他的声音。他讲一口非标准的北部乡村英语，说话节奏合得上歌唱家深思熟虑的拍子，时间掐得刚好的停顿加强了效果。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在七橡树合唱团里是首席男中音。他年轻时唱过男高音，还曾经想成为一名职业歌手，但他更爱情报工作。这一次，在我进门的那一刹那，又是安德森先生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房内还有其他声音、其他人。我看见一扇窗敞开着，网眼窗帘正来回飘荡。很明显，这里有风吹进来，而在地面上是不可能这样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安德森先生倚在窗户上的挺拔身躯，以及他接着用手机打电话的北部乡音。 “他马上就会到了，杰克，谢谢你。”我听见他这样说道。很明显，他还没有察觉到我就站在离他六英尺的地方。“我们会尽快把他送到你那边的，杰克，也就只能这么快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你说得对。辛克莱尔。”但辛克莱尔并不是跟他讲话的那个人。他只是在确认辛克莱尔就是对方所说的那个人。“他完全清楚这一点，杰克。他一到我还会让他了解得更清楚的。”这时他正直视着我，但并未向对方说我已经到了。“不，他并不是新手。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不少这种事情。你可以相信我，他就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你用得上的所有语言他都懂。他很能干，很忠诚。” 他说的那人真的就是我吗？很能干，很忠诚？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掩饰住自己目光中热切的神色。 “你要记住，杰克，该为他买保险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他要是遇上什么危险，包括执行任务期间生病，请尽快送他回来。我们不会在他走后就撒手不管的。如果你有需要，就来找我们，杰克。但是，请记住，每次你打电话过来，你都会延缓我们的任务进程。我肯定他现在正在上楼。是你吗，萨尔沃？”他挂了手机。“现在仔细听我说，孩子。我们时间很紧，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小布里琪特会给你提供换洗衣物。你穿的晚礼服可真不错，可惜你得脱掉它了。穿晚礼服这传统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从我出生起就开始了。要穿黑色的，或者在年度歌唱家晚会上是要穿黑色的。乐队指挥才穿暗红色的，跟你那件一样。那么，你没把接受任务的事告诉你妻子吧？我希望，这项事关国家利益的最高机要任务今晚不会告吹吧？” “我只字未提，先生。”我很肯定地回答道，“你叫我不要说，我就没说。这件晚礼服是我为了参加她的晚会专门买的。”我加了一句，因为不管有没有汉娜，我都必须让他继续相信我对妻子忠贞不二，直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 安德森先生称为“小布里琪特”的女人已经站在我对面了。她戴着珍珠耳环，身穿专门设计制作的牛仔服。这样的穿戴明显超出了她的工资水平。她的手指涂了指甲油，一只手按在嘴唇上，上下打量着我，边思考边有节奏地轻摇着臀部。 “你的腰围有多少英寸，萨尔弗？我们原先猜是32英寸。” “其实只有30英寸。”汉娜曾说过我太瘦了。 “知道下裆多少吗？” “32英寸，上次我留意了。”听出她在开玩笑，我马上还击了。 “领子？” “15英寸。” 她沿着走廊消失不见了，我惊讶地意识到心里燃起了熊熊欲火，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只是我对汉娜的欲望之火在复燃而已。 “我们有份现场口译任务要你做，孩子。”安德森先生一边把手机塞进装手帕用的衣袋里，一边宣布，“恐怕你这次不能再坐在安全的房间里，从安全的距离监听全世界了。你将要面对面地与一些恶棍在一起，同时为国家作些贡献。我想你不介意换个身份吧？有人说，每个人都想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换个身份。”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危险。 “我绝对没意见，安德森先生。如果你说这有必要，我绝对没意见。事实上我很乐意。”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已经换过一次身份了，因此再换一次也没什么关系。“这次我们要从什么人手中拯救世界呢？”我风趣地问道，很小心地掩饰住自己的兴奋。但让我奇怪的是安德森先生对我的这个问题很在意。他仔细思索了一下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萨尔沃。” “安德森先生，什么事？” “如果为了某个崇高的事业你要做些不体面的事情，你会有多反感？” “我想我已经做了那种事了--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慌忙改口。 但我改口改得太迟了。安德森先生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很看重“聊天室”工作的正义性，不想听到有人指责它，尤其是我。 “到目前为止，萨尔沃，你代表我们深处困境的国家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那只是自卫性的。但是，从今晚起，你就要同敌人战斗。你将不再自卫，你将”--他在找个最恰当贴切的词--“先发制人。你不乐意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吗？” “我很乐意，安德森先生。如果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很乐意。而你说过这是崇高的事业，所以我很高兴去做，只要它真的只需要我去两天，”我补充道，心里一直在想着与汉娜有关的、将决定我们未来人生的那件事，那是我渴望尽快做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最多就三天的话。” “但我不得不警告你，从你离开这座大楼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是不会承认你跟英国政府有关系的。如果因为什么原因你被识破了，就是我们说的‘捅娄子’，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听任你受命运摆布。你的狂想冲浪艇靠岸下锚了吗，孩子？唉，恕我直言，你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 布里琪特用她修剪整洁的修长手指耐心地帮我脱下晚礼服。这时她离我仅有一个脑袋的距离。她不知道，我和汉娜二人扯掉彼此的衣服梅开二度时，差点儿就都从沙发床上掉了下来。 “冲浪艇停泊完毕，接受任务，安德森先生。”我俏皮地说道，但似乎有些迟了。“他们需要什么语言？要用到专业词汇吗？或许我得趁海边风平浪静冲回巴特西去，拿些参考书。” 安德森先生撅起了嘴，显然不喜欢我的提议。“那由你的临时雇主去决定，谢谢你，萨尔沃。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计划，也不想知道。” 布里琪特领我到一间昏暗的卧室里，但她没有进去。房里有张没有整理好的床，上面放着两条别人穿过的法兰绒长裤，三件旧衬衫，一整套“囚犯助手”牌内衣、袜子加一条皮带，皮带上的铬黄色搭扣都已经掉色了。床下的地板上放着三双鞋子，有的已经磨损了。门板上的金属挂钩上吊着一件脏兮兮的运动上衣。我脱掉晚礼服，又一次闻到了一股汉娜的体香。汉娜宿舍很小，里面没有盥洗室，而走廊尽头处的浴室里又挤满了马上就得去上班的护士，所以我没能把她的体香洗掉。 虽然三双鞋子里最不会让我作呕的那一双最不合脚，但我错误地让虚荣心战胜了常识，还是选了那一双。那件运动上衣的用料是坚挺的哈里斯牌毛料，下腋处还是熨出来的。我往前伸一伸肩膀，领子就会顶到我的脖子；往后动一动，领子就会像逮捕现行犯那样将我的脖子拷住。最后，一根橄榄绿的针织尼龙领带结束了这首凄凉的滥装合奏曲。 在这里，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很郁闷。直说吧，我喜欢穿华丽、鲜艳的服饰，喜欢让自己魅力四射，喜欢追求震撼效果，这些无疑都直接源于先母的刚果人基因。任何一个工作日，你往我公文包里瞥一下，除了手写的誓词、情况介绍、背景材料与作证词，那里面还塞着些什么呢？是封面光滑的赠阅杂志，里面介绍世上最贵的男装，每一件都是我干上六辈子也买不起的。而你瞧瞧我现在这身打扮！ 回到客厅时，我看到布里琪特正在一个法律文书簿上列出我的物品清单：一个最新型手机，细长磨光钢外壳，带活动摄像头；一串家庭钥匙；一本驾驶执照；一本英国护照。出于自豪或者是害怕不安全，我总是把护照带在身上。此外还有一个真牛皮的细长钱包，里面装有四十五英镑纸币以及信用卡。出于责任心，我把原先还让我容光焕发的那身服饰也交给了她，包括还没穿一会儿的晚礼服裤、与这件裤子匹配的T&A;牌蝴蝶结、一件皱巴巴的但是由最好的海岛棉制成的礼服衬衫、缟玛瑙的衬衫饰扣、袖口链扣、丝袜和专利品牌皮鞋。安德森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仍在痛苦的煎熬中。 “你是否碰巧熟悉一个叫布莱恩·辛克莱尔的人，萨尔沃？”他很严厉地问道，“请仔细想想。辛克莱尔？布莱恩？熟不熟？” 我向他保证，除了不久前听他打手机时说过这个名字，我不认识这个人。 “很好。从现在开始，在接下去的两天两夜里，你就是布莱恩·辛克莱尔了。请注意，这个姓名的首字母恰巧与你本名的首字母一致，都是B.S。关于这个假身份，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工作规定许可，你就保持与现实一致。你不再是布鲁诺·萨尔瓦多，而是布莱恩·辛克莱尔，一名在中部非洲长大的自由口译员，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你现在临时受雇于一家国际财团，财团在海峡群岛注册，致力于为第三、第四世界带去最新的农业技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请一定跟我说。” 听到这些，我既没有变得郁闷，也没有变得兴奋。我注意到他的急切神色。我开始在想我自己要不要也表现得急切一些。 “我认识他们吗，安德森先生？” “认识谁，孩子？” “就是那家农业财团。如果我是辛克莱尔，那么他们是谁呢？或许我以前为他们工作过。” 安德森先生背对光，我很难看清他这时的脸色。 “萨尔沃，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家无名的财团。事实上，如果这样一家财团有名称的话，那就不合逻辑。” “财团的董事们有名字，不是吗？” “你的临时雇主是无名的，跟那家财团一样。”安德森先生断然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语气又变得温和些，“但是，你将由一个姓‘麦克西’的人负责。我怀疑我跟你说这个不合适，所以请你以后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要说你从我这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姓麦克西？”我又问道，“那名叫什么？如果我不是去执行危险任务的话，安德森先生……” “知道‘麦克西’对你来说就足够了，谢谢你，萨尔沃。为了完成这项特别任务，你要向麦克西报告任何与命令和管理有关的事宜，除非另有指示。” “我可以信任他吗，安德森先生？” 他的脸色猛地严厉了起来。我确信，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提到的任何人肯定是可以相信的。然后，他看着我，又变得温和下来。 “根据我的可靠情报，你确实可以信任麦克西。他们告诉我，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就跟你一样，萨尔沃，都是佼佼者。” “谢谢你的夸奖，安德森先生。”但我窃听专家的本能让我注意到他说的话有所保留，而这也正是我继续追问他的原因。“那麦克西对谁报告？为了完成这次特别任务他对谁报告？如果另有指示的话呢？”我被他眼中的严厉神色吓了一跳，急忙改用一种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问他：“我是说，我们都要向某个人报告，不是吗，安德森先生？即使是你也不例外吧。” 安德森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每当被问得没办法时，他就会像猛兽要发动攻击时那样，呼吸变得急促，头也会低下来。 “据我所知，还有个菲利普。”他很不情愿地承认了，“或者，他们告诉我，按法语里的发音该称他为”--他吸了口气调整发音--“‘菲利佩’。”尽管职业上需要多种语言，但安德森先生觉得用英语足够与任何人沟通。“就像麦克西管你，菲利普管麦克西。这下你满意了吗？” “菲利普有什么头衔吗，安德森先生？” 尽管他前面说得犹犹豫豫地，这次他却回答得很快，很干脆： “没有，菲利普没有头衔。他是一名顾问。他没有级别，不是任何政府部门的成员。布里琪特，麻烦你去拿一下刚印出来的辛克莱尔先生的名片。” 布里琪特很搞笑地向我鞠了个躬，将一个塑料小盒呈交给我。我打开小盒，取出一张薄薄的名片，上面介绍说：布莱恩·S.辛克莱尔，持证口译员，住在布里克斯顿一个邮政信箱附近。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我都不熟悉。它既没有提及我获得的各种证书，也没提及我获得的学位。 “S代表什么？” “你愿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安德森先生很大度地说道，“你只需选个名字，然后一直用它就行。” “如果有人要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问道，但思绪却跑到了汉娜身上。 “录音电话上有份事先录好的留言，会很礼貌地告诉对方，你几天后才会回办公室。如果有人选择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会有人收看这封邮件，并以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除了任务以外，我还是我自己吧？” “你本来就是，萨尔沃，只不过是在一个类似于你原来生活的环境里改头换面。如果你原来结过婚，现在也一样。如果你在博内茅斯有个可敬的祖母，现在也一样，我们祝福她。辛克莱尔先生本人的资料是无法查到的。任务一结束，他就蒸发了。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对吧？”他又换了个平和的语气，“在你即将踏入的那个世界里，这只是极其正常的一种情形。你惟一的问题就是，你才刚刚踏入那个世界。” “那我的钱呢？为什么你们非得为我保管这些钱？” “那是我收到的指示……” 他停下不说了。看到他的目光，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审视那个穿着讲究、常去参加社交聚会的萨尔沃，而是在看那个穿着救国军的运动上衣、宽松的法兰绒裤子以及越来越紧的鞋子、咖啡肤色的传教使团成员。这显然触动了他的心弦。 “萨尔沃。” “你要说什么，安德森先生？” “你将不得不变得冷酷些，孩子。在那里你将生活在谎言中。” “你说过了，我不介意。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告诫过我了。我想打电话给我妻子，就这些了。”说是要打电话给妻子，其实是要打给汉娜，但我没有讲出来。 “你将要与那些过着虚伪生活的人待在一起。你明白吗？他们不像我们这些人。对他们来说，真理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我们从小相伴、努力企及的圣经真理，尽管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认同我们的真理。” 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安德森先生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曾怀疑他极可能是共济会信徒，但他一直以来都十分注意提醒我，无论我们坚持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属于一个阵营。布里琪特递过我的手机让我打最后一个电话，自己走到离我站的地方不足六英尺的卧室里。安德森先生还是留在客厅里，他听得见客厅里的每句话，每个声音。我走进狭小的门廊，心里好像在一门婚外恋复杂问题速成课程充了电。我希望告诉汉娜我永远爱她，同时提醒她，尽管我保证过，但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就不能跟她讲话了。但由于只有一扇薄门将我跟布里琪特与安德森先生隔开，我别无选择，只能打电话给我的法律上的妻子佩内洛普，却只听到她的留言： “你现在听到的是佩内洛普·兰德尔的电话留言。我现在不在办公室。如果你想留下信息，请在‘嘟’一声后进行。如果要找我的助手，请转9124找爱玛。” 我深呼吸了一下。“嗨，亲爱的。是我。唉，我非常抱歉，但有人叫我接下又一份相当高级的工作。是我一个合作得最久也最好的公司客户。他们说事关公司的生死存亡。可能需要两到三天，但也难说，我会尽早给你打电话。” 这听上去像谁在说话呢？不像我碰到过的任何人，不像我听过其说话的任何人，也不像我想再见面的任何人。我努力说多一些： “唉，他们一给我一个能喘息的机会我就给你打电话。我真的很伤心，亲爱的。哦，你的酒会看上去真的非常棒。我再说一遍，非常棒。你穿的晚装很漂亮。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我只是很遗憾我不得不离开你。我回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解决，好吗？再见，亲爱的。再见。” 布里琪特拿回我的手机，把我的旅行包递了过来。旅行包里装着袜子、手帕、衬衫、内裤、盥洗用具袋、一件灰色的V领套衫。当我在检查里面的物品时，她就看着我。 “是不是需要什么药品？”她低声建议道，“隐形眼镜呢？没有润滑液，小盒装的要不要？” 我摇了摇头。 “好啦，你们两个现在就出发吧。”安德森先生宣布道。如果他举起右手，轻柔地给我们来一个麦克尔修士式的祝福，那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我可以打开车窗吗？”我大声问来载我的白人司机弗雷德。 弗雷德娴熟地开着蒙迪欧轿车穿行在周五晚上繁忙的车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轿车后座软垫上，心情因解脱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开，兄弟。”他大声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锐堪比针尖，立刻就从口语用词“兄弟”听出了英国公学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纪差不多，开车时很是沉着镇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摇低车窗，任夜晚的暖风吹拂。 “知道我们去哪里吗，弗雷德？” “南奥德利大街尽头。”他以为我担心车速太快，便又说，“别担心，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里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没在担心什么，我只是很惊讶。迄今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厅的机构总部会面。那里有很多走廊，犹如一座迷宫；走廊地板上铺着地毯，砖墙则刷了绿漆。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周围由手持对讲机、身着灰黄制服的警卫守卫着，戒备森严。屋内墙壁上挂着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儿与爱犬的彩照，彩照间点缀着颁发给七橡树合唱团的镶有金边的奖状--合唱是他的另一爱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征召我来接受一个自称“语言审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试。面试之后，也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安德森先生先是对我一番训诫，这他以前一定已经做过上百次了；然后拿给我一份预先输入内容再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最后当我在表格上面签完名后，他就向我宣读了《政府保密法》及众多吓人的惩罚规定。 “现在你不会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说道。他说话的语调让我不禁回想起麦克尔修士的声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们告诉我的都属实的话，你就是我们部门里最最能干的一员了。你很好地掌握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语言，而且你的职业声誉是最高的A级。对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视而不见，我们这个部门也不例外。” 我不确定他属于政府哪个部门，但他已经告诉我，他是高级文职官员，这对我来说应当就足够了。我也没问我掌握的语言中哪些他觉得有趣。如果不是因为我太飘飘欲仙了，我可能就已经问他了，因为有时候我对他人的尊敬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 “但这并不能让你成为能呼风唤雨的要人，千万别这么想。”他继续说道，但仍然是在谈我的资格问题。“你会成为一名PTA，也就是兼职助理。你的职位肯定不会比这低。你的身份是秘密的，但你只是我们的外围成员，而且除非我们为你提供一个职位，否则你就将一直只是外围成员。我并不是在说某些外围成员不是表现最佳的人员，因为有些外围人员恰恰表现得最好。在我妻子玛丽看来，他们干得更棒，表现得更好。你听明白了吗，萨尔沃？” “明白了，先生。” 我意识到，就像小时候我太常用“您老”一词一样，现在我也太常说“先生”了。但在圣心避难所学校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牧师，你就得称呼他为“先生”。 “那么请你重复一下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好让我们彼此都清清楚楚。”他这样建议道。他的说话技巧与汉娜向让-皮埃尔透露坏消息时用的一样。 “你说我不应失去自制力，不应过于--”我刚准备说出“兴奋”一词，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改说成“狂热”。 “我是叫你要掩饰自己眼中热切的神色，孩子。从今以后，永远如此。因为如果我再看见你这样，我会为你担心的。我们有信仰，但不狂热。把你不寻常的天分抛到脑后，因为我们这里提供给你的只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像做烤肉加土豆一样单调。不同的只是，你知道这是在为女王和国家服务，而你我都乐意报效祖国。除此以外，这份工作与你在任何一个潮湿的下午为任何一个顾客所做的没有区别。” 我向他保证，在我的个人喜好中，爱国第一。这次我小心地避免表现得过于狂热。 “当然我得承认，二者之间其实还是有其他一些不同之处。”他接着说，像是在反驳我的异议，尽管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出异议。“其一，你戴上耳机之前，我们不会给你提供太多的背景介绍材料。你不会知道谁在跟谁说话，在哪儿说话，他们在谈论什么，或者我们是怎么弄到他们的对话的。即使我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说了就不安全。如果你确实有什么个人见解，我建议你自己留着。萨尔沃，这就是你签字保证要遵守的规定，也就是机密的含义。如果我们发现你违规，你的档案会留下污点，你就出局了。而且这种污点和别的不一样，是洗不掉的。”他自感满意地补充道，尽管我忍不住在想他是否在影射我的肤色。“你想不想撕掉这一纸合约，将此置之脑后？要知道，这可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听到这些，我咽了咽唾沫，说道：“不，先生。我加入了，真的。”我尽可能地保持冷静。他握住我的手，欢迎我加入他戏称为“荣誉监听专家公司”的秘密机构。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想要浇灭我热情的努力是白费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处名为“聊天室”的地下建筑，很安全，那里有四十间隔音小屋。脾气温和的部门主管巴尼穿着彩色的马甲，从悬臂支撑的阳台上监督我们。安德森先生就把这叫做烤肉加土豆？穿着牛仔服的姑娘们送来又取走我们的磁带、抄录本，以及茶杯。换茶杯的行为有悖于工作场所里“政治正确”的规定。上一分钟我还在监听一个讲阿乔利语 [1]阿乔利人主要居住在乌干达西北部与苏丹。[1]的乌干达圣主抵抗军 [2]成立于1987年的游击叛军，活动于乌干达北部及苏丹部分地区。[2]高层官员，通过卫星电话策划越境到东刚果建立新基地。下一刻场景就换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一群凶残的亲伊斯兰教者正在密谋将一军火库防空导弹伪装成重型机械进口，而背景里传来装卸时发出的哗啦声、小贩的叫卖声，还有破得直晃荡、用来赶苍蝇的台扇的嗡响声。就在同一个下午，我又单独“听”证了腐败的卢旺达军官在与一个亚洲代表团商谈出售他们掠夺来的刚果矿产，他们争论不休，就像在上演一出三重奏。我还监听过一位肯尼亚政要，他坐在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里穿过喇叭刺耳的内罗毕车流。他收了一大笔贿赂，答应让一名印度建筑商揽下一份合同，修建五百英里长的新路以及一处跑道只有纸张那么薄的停机坪，而对方只要保证这些工程至少能撑两个雨季就行了。这些可不是烤肉加土豆，安德森先生。这种工作酷毙了！ 但我没有让这激动的神色显露出来，即使是在面对佩内洛普时。你要是知道就好了！每当她当着密友保拉的面粗暴地拒绝我的请求，或者去参加除了她之外似乎就再没有人会去的周末会议，然后悄然而归，对自己会上发表的看法非常满意时，我都会这样想，并且都心知肚明地一声不吭。你要知道，你这身陷窘境、被玩偶般对待的丈夫，拿的可是大英情报机构的薪水！ 我的热情可从未减弱过。忘掉短暂的满足感，我可是在为英格兰服务！ 我们乘坐的福特蒙迪欧轿车已经绕过伯克利广场，驶入柯曾大街。经过电影院之后，弗雷德把车停在路边，倚在座椅后背上，跟我开始了间谍间的对话。 “就在那里，兄弟。”他低声说道，歪了歪头，但没有指方向，以防有人在观察我们。“就在左边一百码处，门牌号是22B，门是绿色的。电铃处标有‘哈洛’字样，就跟城里的标记一样。有人问你，就说送包裹给哈利。” “巴尼在那儿吗？”我问道。想到要跟安德森先生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单独见面，我突然有些紧张。 “巴尼？谁是巴尼？” 暗骂自己问了不必要的问题，我踏上了人行道。一股热浪向我袭来。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突然转向，几乎把我给撞倒，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弗雷德驾车离开了，我感觉本可以再问问他。我穿过马路，走进南奥德利大街。22B是一排红砖房子，要走上一段很陡的台阶才能到达前门。那里有六个电铃按钮，闪着微光。最高的一个写着“哈洛”，跟城里的一样，油漆很淡，都快磨掉了。正当我想按下电铃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佩内洛普的。她正一脸宠溺地看着大喇叭索恩，头部离他仅有六英寸远，乳房已经从她那件专人设计的新套装下红杏出墙。另一个是汉娜。她躺在单身宿舍的沙发床上，双眼张得很大，一眨也不眨，在轻微的叫床声中，她把我掏空了。 “送包裹给哈利。”我说道，然后就看见那扇神秘的门打开了。 我只是评论过安德森先生与麦克尔修士的相似之处，但还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跟麦克尔修士一样，安德森先生也是阳刚十足。他又高又壮，如火山岩一般坚不可摧，做事雷厉风行。他也总是像父亲一样地对待所有下属。我猜他五十多岁快六十岁了，但绝不会觉得他昨天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壮汉，明天就会上骨灰架。他为人正派，是皇家警察，英格兰的栋梁。看他穿过房间时的行为举止，你就会对其道德作出正面的评价。你可能永远也看不见他笑，但一旦他对你笑了，你就离天堂不远了。 对我来说，他最具男子气的一直都是他的声音。他讲一口非标准的北部乡村英语，说话节奏合得上歌唱家深思熟虑的拍子，时间掐得刚好的停顿加强了效果。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在七橡树合唱团里是首席男中音。他年轻时唱过男高音，还曾经想成为一名职业歌手，但他更爱情报工作。这一次，在我进门的那一刹那，又是安德森先生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房内还有其他声音、其他人。我看见一扇窗敞开着，网眼窗帘正来回飘荡。很明显，这里有风吹进来，而在地面上是不可能这样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安德森先生倚在窗户上的挺拔身躯，以及他接着用手机打电话的北部乡音。 “他马上就会到了，杰克，谢谢你。”我听见他这样说道。很明显，他还没有察觉到我就站在离他六英尺的地方。“我们会尽快把他送到你那边的，杰克，也就只能这么快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你说得对。辛克莱尔。”但辛克莱尔并不是跟他讲话的那个人。他只是在确认辛克莱尔就是对方所说的那个人。“他完全清楚这一点，杰克。他一到我还会让他了解得更清楚的。”这时他正直视着我，但并未向对方说我已经到了。“不，他并不是新手。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不少这种事情。你可以相信我，他就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你用得上的所有语言他都懂。他很能干，很忠诚。” 他说的那人真的就是我吗？很能干，很忠诚？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掩饰住自己目光中热切的神色。 “你要记住，杰克，该为他买保险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他要是遇上什么危险，包括执行任务期间生病，请尽快送他回来。我们不会在他走后就撒手不管的。如果你有需要，就来找我们，杰克。但是，请记住，每次你打电话过来，你都会延缓我们的任务进程。我肯定他现在正在上楼。是你吗，萨尔沃？”他挂了手机。“现在仔细听我说，孩子。我们时间很紧，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小布里琪特会给你提供换洗衣物。你穿的晚礼服可真不错，可惜你得脱掉它了。穿晚礼服这传统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从我出生起就开始了。要穿黑色的，或者在年度歌唱家晚会上是要穿黑色的。乐队指挥才穿暗红色的，跟你那件一样。那么，你没把接受任务的事告诉你妻子吧？我希望，这项事关国家利益的最高机要任务今晚不会告吹吧？” “我只字未提，先生。”我很肯定地回答道，“你叫我不要说，我就没说。这件晚礼服是我为了参加她的晚会专门买的。”我加了一句，因为不管有没有汉娜，我都必须让他继续相信我对妻子忠贞不二，直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 安德森先生称为“小布里琪特”的女人已经站在我对面了。她戴着珍珠耳环，身穿专门设计制作的牛仔服。这样的穿戴明显超出了她的工资水平。她的手指涂了指甲油，一只手按在嘴唇上，上下打量着我，边思考边有节奏地轻摇着臀部。 “你的腰围有多少英寸，萨尔弗？我们原先猜是32英寸。” “其实只有30英寸。”汉娜曾说过我太瘦了。 “知道下裆多少吗？” “32英寸，上次我留意了。”听出她在开玩笑，我马上还击了。 “领子？” “15英寸。” 她沿着走廊消失不见了，我惊讶地意识到心里燃起了熊熊欲火，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只是我对汉娜的欲望之火在复燃而已。 “我们有份现场口译任务要你做，孩子。”安德森先生一边把手机塞进装手帕用的衣袋里，一边宣布，“恐怕你这次不能再坐在安全的房间里，从安全的距离监听全世界了。你将要面对面地与一些恶棍在一起，同时为国家作些贡献。我想你不介意换个身份吧？有人说，每个人都想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换个身份。”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危险。 “我绝对没意见，安德森先生。如果你说这有必要，我绝对没意见。事实上我很乐意。”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已经换过一次身份了，因此再换一次也没什么关系。“这次我们要从什么人手中拯救世界呢？”我风趣地问道，很小心地掩饰住自己的兴奋。但让我奇怪的是安德森先生对我的这个问题很在意。他仔细思索了一下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萨尔沃。” “安德森先生，什么事？” “如果为了某个崇高的事业你要做些不体面的事情，你会有多反感？” “我想我已经做了那种事了--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慌忙改口。 但我改口改得太迟了。安德森先生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很看重“聊天室”工作的正义性，不想听到有人指责它，尤其是我。 “到目前为止，萨尔沃，你代表我们深处困境的国家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那只是自卫性的。但是，从今晚起，你就要同敌人战斗。你将不再自卫，你将”--他在找个最恰当贴切的词--“先发制人。你不乐意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吗？” “我很乐意，安德森先生。如果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很乐意。而你说过这是崇高的事业，所以我很高兴去做，只要它真的只需要我去两天，”我补充道，心里一直在想着与汉娜有关的、将决定我们未来人生的那件事，那是我渴望尽快做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最多就三天的话。” “但我不得不警告你，从你离开这座大楼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是不会承认你跟英国政府有关系的。如果因为什么原因你被识破了，就是我们说的‘捅娄子’，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听任你受命运摆布。你的狂想冲浪艇靠岸下锚了吗，孩子？唉，恕我直言，你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 布里琪特用她修剪整洁的修长手指耐心地帮我脱下晚礼服。这时她离我仅有一个脑袋的距离。她不知道，我和汉娜二人扯掉彼此的衣服梅开二度时，差点儿就都从沙发床上掉了下来。 “冲浪艇停泊完毕，接受任务，安德森先生。”我俏皮地说道，但似乎有些迟了。“他们需要什么语言？要用到专业词汇吗？或许我得趁海边风平浪静冲回巴特西去，拿些参考书。” 安德森先生撅起了嘴，显然不喜欢我的提议。“那由你的临时雇主去决定，谢谢你，萨尔沃。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计划，也不想知道。” 布里琪特领我到一间昏暗的卧室里，但她没有进去。房里有张没有整理好的床，上面放着两条别人穿过的法兰绒长裤，三件旧衬衫，一整套“囚犯助手”牌内衣、袜子加一条皮带，皮带上的铬黄色搭扣都已经掉色了。床下的地板上放着三双鞋子，有的已经磨损了。门板上的金属挂钩上吊着一件脏兮兮的运动上衣。我脱掉晚礼服，又一次闻到了一股汉娜的体香。汉娜宿舍很小，里面没有盥洗室，而走廊尽头处的浴室里又挤满了马上就得去上班的护士，所以我没能把她的体香洗掉。 虽然三双鞋子里最不会让我作呕的那一双最不合脚，但我错误地让虚荣心战胜了常识，还是选了那一双。那件运动上衣的用料是坚挺的哈里斯牌毛料，下腋处还是熨出来的。我往前伸一伸肩膀，领子就会顶到我的脖子；往后动一动，领子就会像逮捕现行犯那样将我的脖子拷住。最后，一根橄榄绿的针织尼龙领带结束了这首凄凉的滥装合奏曲。 在这里，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很郁闷。直说吧，我喜欢穿华丽、鲜艳的服饰，喜欢让自己魅力四射，喜欢追求震撼效果，这些无疑都直接源于先母的刚果人基因。任何一个工作日，你往我公文包里瞥一下，除了手写的誓词、情况介绍、背景材料与作证词，那里面还塞着些什么呢？是封面光滑的赠阅杂志，里面介绍世上最贵的男装，每一件都是我干上六辈子也买不起的。而你瞧瞧我现在这身打扮！ 回到客厅时，我看到布里琪特正在一个法律文书簿上列出我的物品清单：一个最新型手机，细长磨光钢外壳，带活动摄像头；一串家庭钥匙；一本驾驶执照；一本英国护照。出于自豪或者是害怕不安全，我总是把护照带在身上。此外还有一个真牛皮的细长钱包，里面装有四十五英镑纸币以及信用卡。出于责任心，我把原先还让我容光焕发的那身服饰也交给了她，包括还没穿一会儿的晚礼服裤、与这件裤子匹配的T&A;牌蝴蝶结、一件皱巴巴的但是由最好的海岛棉制成的礼服衬衫、缟玛瑙的衬衫饰扣、袖口链扣、丝袜和专利品牌皮鞋。安德森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仍在痛苦的煎熬中。 “你是否碰巧熟悉一个叫布莱恩·辛克莱尔的人，萨尔沃？”他很严厉地问道，“请仔细想想。辛克莱尔？布莱恩？熟不熟？” 我向他保证，除了不久前听他打手机时说过这个名字，我不认识这个人。 “很好。从现在开始，在接下去的两天两夜里，你就是布莱恩·辛克莱尔了。请注意，这个姓名的首字母恰巧与你本名的首字母一致，都是B.S。关于这个假身份，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工作规定许可，你就保持与现实一致。你不再是布鲁诺·萨尔瓦多，而是布莱恩·辛克莱尔，一名在中部非洲长大的自由口译员，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你现在临时受雇于一家国际财团，财团在海峡群岛注册，致力于为第三、第四世界带去最新的农业技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请一定跟我说。” 听到这些，我既没有变得郁闷，也没有变得兴奋。我注意到他的急切神色。我开始在想我自己要不要也表现得急切一些。 “我认识他们吗，安德森先生？” “认识谁，孩子？” “就是那家农业财团。如果我是辛克莱尔，那么他们是谁呢？或许我以前为他们工作过。” 安德森先生背对光，我很难看清他这时的脸色。 “萨尔沃，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家无名的财团。事实上，如果这样一家财团有名称的话，那就不合逻辑。” “财团的董事们有名字，不是吗？” “你的临时雇主是无名的，跟那家财团一样。”安德森先生断然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语气又变得温和些，“但是，你将由一个姓‘麦克西’的人负责。我怀疑我跟你说这个不合适，所以请你以后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要说你从我这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姓麦克西？”我又问道，“那名叫什么？如果我不是去执行危险任务的话，安德森先生……” “知道‘麦克西’对你来说就足够了，谢谢你，萨尔沃。为了完成这项特别任务，你要向麦克西报告任何与命令和管理有关的事宜，除非另有指示。” “我可以信任他吗，安德森先生？” 他的脸色猛地严厉了起来。我确信，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提到的任何人肯定是可以相信的。然后，他看着我，又变得温和下来。 “根据我的可靠情报，你确实可以信任麦克西。他们告诉我，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就跟你一样，萨尔沃，都是佼佼者。” “谢谢你的夸奖，安德森先生。”但我窃听专家的本能让我注意到他说的话有所保留，而这也正是我继续追问他的原因。“那麦克西对谁报告？为了完成这次特别任务他对谁报告？如果另有指示的话呢？”我被他眼中的严厉神色吓了一跳，急忙改用一种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问他：“我是说，我们都要向某个人报告，不是吗，安德森先生？即使是你也不例外吧。” 安德森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每当被问得没办法时，他就会像猛兽要发动攻击时那样，呼吸变得急促，头也会低下来。 “据我所知，还有个菲利普。”他很不情愿地承认了，“或者，他们告诉我，按法语里的发音该称他为”--他吸了口气调整发音--“‘菲利佩’。”尽管职业上需要多种语言，但安德森先生觉得用英语足够与任何人沟通。“就像麦克西管你，菲利普管麦克西。这下你满意了吗？” “菲利普有什么头衔吗，安德森先生？” 尽管他前面说得犹犹豫豫地，这次他却回答得很快，很干脆： “没有，菲利普没有头衔。他是一名顾问。他没有级别，不是任何政府部门的成员。布里琪特，麻烦你去拿一下刚印出来的辛克莱尔先生的名片。” 布里琪特很搞笑地向我鞠了个躬，将一个塑料小盒呈交给我。我打开小盒，取出一张薄薄的名片，上面介绍说：布莱恩·S.辛克莱尔，持证口译员，住在布里克斯顿一个邮政信箱附近。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我都不熟悉。它既没有提及我获得的各种证书，也没提及我获得的学位。 “S代表什么？” “你愿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安德森先生很大度地说道，“你只需选个名字，然后一直用它就行。” “如果有人要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问道，但思绪却跑到了汉娜身上。 “录音电话上有份事先录好的留言，会很礼貌地告诉对方，你几天后才会回办公室。如果有人选择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会有人收看这封邮件，并以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除了任务以外，我还是我自己吧？” “你本来就是，萨尔沃，只不过是在一个类似于你原来生活的环境里改头换面。如果你原来结过婚，现在也一样。如果你在博内茅斯有个可敬的祖母，现在也一样，我们祝福她。辛克莱尔先生本人的资料是无法查到的。任务一结束，他就蒸发了。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对吧？”他又换了个平和的语气，“在你即将踏入的那个世界里，这只是极其正常的一种情形。你惟一的问题就是，你才刚刚踏入那个世界。” “那我的钱呢？为什么你们非得为我保管这些钱？” “那是我收到的指示……” 他停下不说了。看到他的目光，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审视那个穿着讲究、常去参加社交聚会的萨尔沃，而是在看那个穿着救国军的运动上衣、宽松的法兰绒裤子以及越来越紧的鞋子、咖啡肤色的传教使团成员。这显然触动了他的心弦。 “萨尔沃。” “你要说什么，安德森先生？” “你将不得不变得冷酷些，孩子。在那里你将生活在谎言中。” “你说过了，我不介意。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告诫过我了。我想打电话给我妻子，就这些了。”说是要打电话给妻子，其实是要打给汉娜，但我没有讲出来。 “你将要与那些过着虚伪生活的人待在一起。你明白吗？他们不像我们这些人。对他们来说，真理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我们从小相伴、努力企及的圣经真理，尽管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认同我们的真理。” 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安德森先生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曾怀疑他极可能是共济会信徒，但他一直以来都十分注意提醒我，无论我们坚持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属于一个阵营。布里琪特递过我的手机让我打最后一个电话，自己走到离我站的地方不足六英尺的卧室里。安德森先生还是留在客厅里，他听得见客厅里的每句话，每个声音。我走进狭小的门廊，心里好像在一门婚外恋复杂问题速成课程充了电。我希望告诉汉娜我永远爱她，同时提醒她，尽管我保证过，但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就不能跟她讲话了。但由于只有一扇薄门将我跟布里琪特与安德森先生隔开，我别无选择，只能打电话给我的法律上的妻子佩内洛普，却只听到她的留言： “你现在听到的是佩内洛普·兰德尔的电话留言。我现在不在办公室。如果你想留下信息，请在‘嘟’一声后进行。如果要找我的助手，请转9124找爱玛。” 我深呼吸了一下。“嗨，亲爱的。是我。唉，我非常抱歉，但有人叫我接下又一份相当高级的工作。是我一个合作得最久也最好的公司客户。他们说事关公司的生死存亡。可能需要两到三天，但也难说，我会尽早给你打电话。” 这听上去像谁在说话呢？不像我碰到过的任何人，不像我听过其说话的任何人，也不像我想再见面的任何人。我努力说多一些： “唉，他们一给我一个能喘息的机会我就给你打电话。我真的很伤心，亲爱的。哦，你的酒会看上去真的非常棒。我再说一遍，非常棒。你穿的晚装很漂亮。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我只是很遗憾我不得不离开你。我回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解决，好吗？再见，亲爱的。再见。” 布里琪特拿回我的手机，把我的旅行包递了过来。旅行包里装着袜子、手帕、衬衫、内裤、盥洗用具袋、一件灰色的V领套衫。当我在检查里面的物品时，她就看着我。 “是不是需要什么药品？”她低声建议道，“隐形眼镜呢？没有润滑液，小盒装的要不要？” 我摇了摇头。 “好啦，你们两个现在就出发吧。”安德森先生宣布道。如果他举起右手，轻柔地给我们来一个麦克尔修士式的祝福，那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老实说，就是今天来看这些事情，我仍然觉得玄。当时我穿戴得就像进城的乡下中学老师，跟着布里琪特下了楼，又回到南奥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身上除了一叠假名片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真实的我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了。我很清楚自己将遇到从未经历过的危险。不过我本该这么想，那天晚上，我是全伦敦最幸运的人，如果在整个英格兰还算不上是的话。因为我是最无畏的爱国者与特工，事实确实如此。 “佛拉姆”号是挪威著名探险家南森设计的一艘船。南森是麦克尔修士所认为的那种顶级实干家。“佛拉姆”在挪威语中即指“前进”，而“前进”正是促使先父骑上异教徒的自行车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精神所在。自从麦克尔修士屡屡跟我宣讲“伟大的召唤”以来，“前进”也就成了我的精神动力。当我要坚决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获得良机亲身介入祖国与恶棍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离开早已是陌路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构建与汉娜的伊甸园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最后，想到神秘的新雇主麦克西与更神秘的顾问菲利普时，我依然对自己说：“前进！” 尽管任务极其重要、极其紧急，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白人司机弗雷德把那辆蒙迪欧停在路边，并且已经启动了。但我看到的只是交通拥堵，警察在马布尔拱门已设了警戒线。布里琪特向我保证，走路去反而更快。 “你不会介意吧，萨尔弗？”她问我。她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心想或许我会避开，这点她猜中了。也许她属于那种以体触示爱的人，会轻拍你的脸颊，揉揉你的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在传递心灵的慰藉，还是在邀你上床。 “介意？”我重复了一下。“这可是个光荣的夜晚！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佩内洛普可能没收听电话留言。” “抱歉，亲爱的。这恐怕有违规定。” 我知道我们朝哪儿走去吗？我问她了吗？我没问。特工的人生就是走向未知，而秘密情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我跟着布里琪特的步子大踏步前行，而我那双旧鞋硌得我踝骨生疼。在夕阳余晖中，我的精神好了些，这可能是因为布里琪特陪在一旁的缘故，尽管她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她把我的右手前臂挽得很高，紧贴着她的左乳下方，偶尔一触，感觉很坚挺。既然汉娜已经点燃我的心灯，那么在余光下欣赏一下其他女人也无妨。 “你真的很爱她，是吧？”布里琪特引着我穿过周五晚上出来狂欢的人群，好奇地问道。“我认识那么多对夫妇，他们只会相互埋怨，听了就烦。但你们这对跟他们不一样，是吧？你们的婚姻一定很美满。” 她的耳朵离我嘴巴只有六英寸远。我闻得出，她身上洒了谢瑞维斯牌香水，那也是佩内洛普的妹妹盖尔精心挑选的武器。盖尔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她丈夫出身于一个低等贵族家庭，拥有一座停车场。为了报复家里人，佩内洛普就嫁给了我。但即使到了现在，也需要一大群顶级的耶稣会会士才能解释得了我接下来做的事儿。 结婚五年，我几个小时之前才首次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放纵自己的灵与肉，并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和盘托出。作为一个新晋通奸者，为什么我现在却感觉极有必要赞美一下被我背叛了的妻子？在我心中她的形象已经一塌糊涂，现在却想重新构建她的形象吗？我想在自己堕落之前重新构建自己的形象？或者是在我心情愉快之时，我身上一直背负着的罪孽又来惩罚我了？还是我觉得把佩内洛普捧上天去就相当于在夸汉娜，同时又不会让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 我很想让布里琪特聊聊我的新雇主，以便通过有技巧的问话，更多地了解那家无名财团的组成情况，及其同众多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情报机构为了保卫国家日夜辛劳，但普通百姓却对其一无所知。可是，当我在几乎静止不动的车流人群中穿行时，我却力捧佩内洛普，称她是我这个顶级口译员兼皇家特工所能够拥有的最具魅力、最能让我激情无限、最久经世故而又最忠诚的伴侣。此外，她还是执着而又很有同情心的优秀记者，更是很棒的厨师--其实你动一下脑筋就能知道到底是谁下的厨。我并不只讲佩内洛普好的一面，那不可能。当你在交通高峰期跟另一个女人讲起你妻子，你肯定会忍不住开口讲一些她不好的地方，否则没人愿意听你讲。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是怎么相识的呢？”布里琪特反口问道。她听我胡侃而理不出个头绪，声调有点烦。 “布里琪特，”我回答，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是这样的……” 我和布里琪特手挽手在等绿灯。我告诉她，一天晚上八点，我正待在位于厄灵的昏暗单身宿舍里。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阿玛迪斯·奥斯曼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直接去金丝雀码头，那里的《大国家报》要我去为他们口译，报酬很高。当时我还处于奋斗谋生的阶段，而奥斯曼先生是我的半个老板。 一小时后我就坐在《大国家报》的豪华办公室里。我左边坐着该报主编，右边坐着该报漂亮的王牌记者--你猜是谁？没错，就是佩内洛普--我们三人前面坐着她找到的举报证人。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非洲阿拉伯人，是个商船船员。现在他为了获得我工作一年也赚不到的一大笔钱，愿意举报在利物浦港区工作的许多腐败的海关官员与警察。他的英语讲得很差，其母语是典型的带有坦桑尼亚口音的斯瓦希里语。佩内洛普是报道犯罪活动的王牌记者，但她和主编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报界都知道的那种困境中：是向当局查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再推出爆炸性新闻呢，还是不假思索地相信他说的话，最后却被对方律师以蓄意诽谤告上法庭？ 经佩内洛普首肯，我掌控了整个质问过程。随着我反复质询，那个污点证人开始改变、修饰他说过的话，增加新内容，或收回以前讲过的东西。我让这个无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然后指出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在我持续不断的盘问之下，他最终交底了，说自己是一名骗人专家、撒谎大王，只要给他五十英镑就可打发他走人。主编很高兴，对我十分感激。他说，我一下子就让他们报社免于出丑，还省下了一大笔钱。佩内洛普很没面子，但她缓过来后说要请我大喝一回。 “人们常希望他们的口译员个子矮小，戴着眼镜，工作认真。”我低调地向布里琪特解释，“我想我不符合人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笑着回想起一开始佩内洛普对我的痴迷，后来才明白，是某种带有公开炫耀的癖好。 “或许她只是被你完全迷住了。”布里琪特猜道，手挽得更紧了。 后来的事，我有没有和盘托出？要不要把布里琪特当做汉娜不在时的替补忏悔对象？遇到佩内洛普之前，二十三岁的我还是个秘密处男，虽然打扮得帅帅的，但在我精心编织的假象下，我走入的是自己的秘密世界。麦克尔修士对我有过超友情的“关爱”，在他之前还有个佩雷·安德雷，他们都曾让我陷入性恐惧之中，从此谈性色变。难道是先父犯下孽障，而罪孽不打折扣地传给他的儿子？在我们打车回佩内洛普公寓的路上，我一直在怕她直白地揭我的短，比如我没胆子面对女人和性。和佩内洛普做爱时，由于她是床上高手，控制能力至纤至悉，结果两人都爽翻了天。佩内洛普安慰我说，她很满足，说我是她的梦中野马。其实她是不是还蛮可以补充说，这匹烈马是她马厩中最棒的一匹，是劲霸？后来佩内洛普和她的朋友保拉在一起时，以为我没有在听她们聊天，便向保拉说我是最吸引她眼球的劲霸小生。在卧室里，我新被发掘的性潜力如脱缰野马，勇不可挡，连我自己也被全然震撼。感激之下，我居然任自己把伟大的爱情与性成就感混淆起来，于是一周之后，出于习惯性的冲动与天真，我向佩内洛普求婚，她当场就答应了。所有这些要怎么对布里琪特透露？上帝保佑，我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仅仅因为我们刚刚经过康诺特旅馆，走到了伯克利广场的尽头，我才没告诉布里琪特，结婚以来，年复一年，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也多么多么地需要从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跟布里琪特谈话让我的心情愉快了些。仅凭自然地心引力带来的方向感，我猜测我们正往皮卡迪利走去。突然，布里琪特的手挽得更紧了。她拉着我往左转，登上几级台阶，来到一扇宏伟壮观的大门前，但我没能看到门牌号。我们进了门，来到一个装有天鹅绒窗帘的大厅里，大门在我们身后很快又关上了。大厅里站着两个身穿休闲上装的金发男子，长得一模一样。我不记得布里琪特按过门铃或者敲过门，所以他俩一定是在闭路监视器屏幕上注意到我们来了，为我们开了门。我记得他俩跟我一样，都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上装的三个纽扣都没扣上。记得我当时曾想，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是否规定不许扣上纽扣，我是否也应当解开我的哈里斯牌上装的衣扣？ “队长有事耽搁了，得晚点才能到。”坐着的那个金发男子告诉布里琪特。他连眼都没抬一下，只是在看着我们刚经过的那扇大门的黑白图像。“他还在那条鸟路上。得过十到十五分钟才能到。你要让他跟我们一起还是要等他一下？” “等吧。”布里琪特说道。 那男子伸手要提我的旅行包。见布里琪特点了点头，我便把包递给他。 我们进来的这个大厅有个彩绘圆顶天花板，上面画着白皮肤仙女与吹着喇叭的白皮肤小孩。大厅里的楼梯装饰豪华，到了半中间又向左右分出两段楼梯来，弯曲着连到一处阳台。阳台上有一排门，但都关着。在楼梯底下，两边各有一扇大门，门上都饰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鹰。右手边的那扇门上系着一根红色丝绳，上面有黄铜饰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由此进出。左手边的那扇门上贴着一个嵌有灯光的红色标志牌，上面写着“安静会议进行中”。我总是很关注标点，所以注意到这个标志牌上没有任何标点。因此，如果你想学究一番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人们正在召开关于安静的会议”，但这只能向你表明，我的个人心态在做爱后的兴奋与小心翼翼以及解脱后完完全全的亢奋之间转换。我从不吸毒，但如果我吸了毒，我想可能就会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得搞定手边所有的事才不会闹出笑话。 守大门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汉。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年龄肯定比那两个金发男子加起来还要大，但他极可能是拳击好手，塌鼻梁、沉肩，双手交扣护着裆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上豪华楼梯的。如果布里琪特穿着紧绷的牛仔裤走在我前面，我一定会记得，所以我们一定是肩并肩上来的。布里琪特以前一定来过这栋房子。她了解房子的布局，认识那两个金发男子。她也认识那个阿拉伯大汉，因为她对那人笑了一下，而对方也对她笑了，目光柔和有情，而后他又恢复了冷面拳霸的风范。没人告诉她，但她知道要在哪里等。那是楼梯半中间未分岔前的一个地方，你在楼下永远也猜不到会有这么个地方。 那儿放着两把舒适的椅子，一把没有扶手的皮沙发，还有几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面介绍加勒比海的私属海岛，岛上提供配有船员的包租游艇与直升飞机，价格议定。布里琪特拿起一本翻阅，也让我拿一本随便看看。但即使我正幻想着自己与汉娜会乘坐哪艘“佛拉姆”号游艇出海游玩，我心里也在调节听力，以适应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低沉的声音。因为，从工作的性质来说，我是个听者。我不仅在“聊天室”受过相应训练，在那之前也接受过训练。无论我听得多么地困惑，我都会边听边记在心中，这就是我的工作。更何况，我这样一个生活在边远传教所里的私生子，如果想知道人家接下来要说什么话，就必须学会伸长耳朵仔细听。 我开始听到我们上面的房间里超时运转的传真机来回摆动时发出的嘎嘎声，听到电话挂得太快时发出的咔嚓声，听到一种吓人的静寂，好像整栋房子的人屏住了呼吸却没发现出什么事的那种情况。大约每隔一两分钟，一个年轻的女助手就会急急忙忙地下楼，从我们身边经过，将一份信息交给那个大汉，大汉就会把门打开六英寸，迅速地把消息塞给里面的某个人，然后又关上门，照样是双手交叉着护住裆部。 同时，会议室里仍然传出声音来。从声音判断，里面的人都是男的，而且个个都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重拳出击，这与一个最高领导人对下属说话时的情形恰恰相反。我也注意到，尽管都在讲英语，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口音各异。讲话的人有的来自印度次大陆，有的来自欧美国家，有的却是非洲白人。他们开会的方式跟我偶尔有幸去参加的高层会议一样，即台上讲话用英语，台下讨论用代表们各自的语言，而口译员就充当着这些上帝子民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 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就好像是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出身于上流社会，语调的升降很有味道。我的心灵之耳就如同安装了天线，很是灵敏，这是我的“第三听觉”。听了几分钟之后，虽然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但我确信，他是我非常熟悉而且很尊敬的某个绅士。我仍然在记忆中搜寻这个人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开了。楼下大厅的大门猛地打开了，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枯瘦男人，极像朱利叶斯·博加德先生。博加德先生昵称伯吉，已经过世了。他曾是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圣心避难所学校命运多艰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伯吉十年前带了一群学生到苏格兰开贡山脉登山，走错了方向，学生惊惶失措，他为了帮学生而丢了命。现在看到一个跟伯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我十分震惊，以为他转世重生了。 “麦克西。”布里琪特突然站了起来，对他喊道，责备中带着敬畏。“老枪，这次又是哪个女孩走运了？” 还好，他不是伯吉。 如果伯吉有女友的话，我怀疑她们是否会觉得自己走运，也许恰恰相反。这人跟伯吉一样，手臂瘦而难看，迈着大步子，显得有点疯狂，而神色坚毅，面颊红润，浅棕色的头发蓬乱如麻，大概是被哪阵大风吹得歪到一边定了型。他肩膀上挎着一个伯吉常用的土黄色帆布包，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就像老电影中战争时期用的防毒面具箱一样。蓝眼睛像是一直在看着远方；他戴的眼镜也跟伯吉的一样，镜片直径是眼睛的两倍。他在枝形吊灯下大步向我们走来时，双眼不停转动。伯吉原则上是不来伦敦的，但假定他来的话，他会挑选的打扮无疑是：一件脏兮兮的、哪里都能穿的、自己可以洗的浅黄褐色夏服，一件费尔岛牌无袖毛线套衫，一双鞋面已经掉毛的鹿皮皮鞋。他三下两下就到了我们等候的地方，就好像他没有体重似的，而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还在他身上晃了几下。如果伯吉得冲上这段豪华楼梯，他肯定就会这样。 “操我那辆自行车，”麦克西很生气地抱怨道。他敷衍似的吻了吻布里琪特，似乎这个吻对他不算什么，倒是对布里琪特意义重大。“车在海德公园中央爆了胎，后车胎炸成了碎片。几个婊子养的笑疯了。你就是那个语言专家？” 麦克西突然转身问起我来。我以前没听过客户们说这种脏话，我也不会在女士面前就重复这种话，但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所说的这位某专业领域的天才跟我以前碰到过的任何客户都不一样，这在他像伯吉那样淡漠地盯着我之前我就知道了。 “他叫布莱恩，亲爱的。”布里琪特抢着回答了，可能是害怕我说错了。“布莱恩·辛克莱尔。杰克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楼下传来一个声音，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就是刚才勾起我回忆的那个熟悉声音。 “麦克西！见鬼，你才到啊？大家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麦克西根本没理睬。当我往下张望时，那声音就消失了。 “知道这次任务要干什么吗，辛克莱尔？” “还不清楚，先生。” “安德森那老鬼没告诉你？” “亲爱的。”布里琪特抗议道。 “他说他也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懂法语、斯瓦希里语，还有刚果的林加拉语，对吗？” “没错，先生。” “非洲中南部的本巴语呢？” “没问题，先生。” “希语？” “我也懂希语。” “卢旺达的金亚旺达语？” “你还是问他什么语言不会讲吧，亲爱的。”布里琪特建议道，“那样更快些。” “我昨晚还刚刚口译过金亚旺达语，先生。”我回答道，脑子里却在向汉娜发送情爱信号。 “真他妈棒。”他十分惊讶，又仔细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什么令人振奋不已的新人种似的。“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么多语言的？” “我父亲是赴非传教士。”我解释道，说完后才记起安德森先生曾让我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我差一点还脱口说出“天主教”一词，好让麦克西了解一切，但布里琪特瞪着我，所以我决定留待以后再告诉他。 “你的法语百分百标准，是吗？” 他赞赏的肯定语气让我很高兴，但我不得不加以否认：“我从未说过我的法语百分百标准，先生。我努力追求完美，但总还是有待提高。”虽然我总是这样告诉客户，但我还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对麦克西说出口。 “哦，我的法语可不及格。”他马上就回答道。他目光闪烁，一刻也没从我身上离开过。“你愿意参加这次任务，是吗？你不介意这超出了你的工作范围吗？” “如果这对国家有益，我不介意，先生。”我回答道，重复着我对安德森先生说过的话。 “对国家有益，对刚果有益，对非洲有益。”他向我保证。 说完他走开了。但在他离开之前，我又在这个新雇主身上发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地方。他左腕戴一只潜水表，右腕戴一个黄金手镯。他的右手粗糙如铁，看上去似乎刀枪不入。一个女人的双唇吻了吻我的鬓角，有一刻我说服自己那是汉娜在吻我，但那其实是布里琪特在向我吻别。此后，我不知道等多久，也许是两秒钟来回味布里琪特的吻。很自然的，我琢磨起麦克西这个新领导以及我们之间的短暂交流。“本巴语！”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本巴语总是能够让我微笑，因为我们这些传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红泥操场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飞溅的泥水中踢足球时，就是用本巴语彼此对着嚷嚷。 麦克西与布里琪特两人同时把我给撇下不管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很生气。有一小会儿，我希望能回到佩内洛普的晚会上。想到晚会，我突然站了起来，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大厅里给汉娜打个电话。我走下了楼梯。楼梯的黄铜扶手很光滑，让我觉得把自己汗渍渍的手掌放到上面简直是在犯罪。我在那个头发灰白的大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要穿过大厅，就在此时，会议室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里面的人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最后大约有十六个人聚在大厅里。 在这里我得小心谨慎。我走在一大群闹哄哄的人中间，里面还有一些公众人物。我启动心灵快照，开始想把名字跟他们的长相对上号。但这些名字是真的吗？直到现在，在那十或十一个白人里面，我也只能肯定地认出五个来：两个来自伦敦的万众瞩目的公司领导，一个前唐宁街政治顾问，现为自由顾问，一个七十多岁的拥有爵位的企业掠夺者，还有一个走红已久的明星，他是王室年轻成员的密友，最近被佩内洛普的那份大报曝出吸毒与性丑闻。我牢牢地记着这五个人的面孔，因此他们一出现我就认出他们来了。他们仍然站成一圈在交谈，离我站的地方不足三码。我听到只言片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那儿。 那群人里有两个印度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尽管我后来认出其中更粗鲁的那个是一个服装王国的开创者，其公司在曼彻斯特和马德拉斯都设有总部，市值高达数十亿英镑。另外还有三个非洲黑人，但我只认得一个，那是西部非洲某共和国的前金融部长，现流亡在外。由于我现在的处境，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跟他的两个同伴一样，他显得很轻松，衣着与举止都很西化。 根据我的经验，开完会出来的代表们往往会有两种心态，或者愤恨不已，或者兴高采烈。现在这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但还在争吵不休。他们的期望值很高，但对手也很多。这类对手中有一个就是塔比。他长得就像塔比猫，七十多岁，干的尽是侵吞企业的事，正呲着一嘴黄牙大声说话。即使按照他所在行业的标准来看，塔比也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他正跟两个印度人说话。机会来临时，让他错过一次可真大快人心。这些想法一闪而逝，因为姗姗来迟的麦克西从会议室走出来，在他旁边是一个跟他一样高，但衣着举止更为优雅的男子，桑德斯勋爵布瑞克里，我在楼梯上等候时，觉得他似乎在对我说话。布瑞克里是艺术爱好者，企业家，社交名流，前新工党领袖，更是非洲一切事物的长期保护者与斗士，而后者是他头上所有光环中我个人一直最关心的。 我在看电视及听广播--我更喜欢听广播--时对布瑞克里产生了敬意。而我现在立刻就能告诉你，见到布瑞克里勋爵本人使我更敬重他。他五官分明，下巴显得很坚毅，长发飘逸，很好地表现了他的崇高使命感。我一直将崇高使命感与布瑞克里勋爵联系起来。当他痛斥西方世界对非洲缺乏良心时，我曾多少次为他大声喝彩！如果麦克西与布瑞克里勋爵联手实施一项对刚果有利的机密任务，那么我真的觉得很荣幸能参与！事实上，当他俩向我走来时，他们联手了。 我之所以尊敬布瑞克里勋爵，与佩内洛普有关。我徘徊在人群边上，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往事来。当时他还只是“杰克爵士”，由于佩内洛普那家报纸毫无根据地指控他在从事金融贸易时有问题，使得他损失惨重，他因而将其告上法庭。他最后胜诉，被证明无辜，这反过来给我妻子很大的压力。佩内洛普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同往常一样：媒体享有神圣自由来揭露所选择的任何人的污点。想到杰克爵士对非洲大陆的同情常宣之于口，以及他决心要将非洲人民从剥削、腐败与疾病这三重诅咒下解放出来，进而在经济上让非洲归属律法书中原来的位置，我站到杰克爵士一边。 事实上，当时我对布瑞克里勋爵的遭遇愤愤不平，便瞒着佩内洛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支持他，而他也很礼貌地回了信。我必须承认，正是这种个人缘分加上作为他的忠实支持者肯定都会有的自豪感使我鼓起勇气，从原先不显眼的地方向前走去，面对面地跟他说起话来。 “打扰了，先生。”我说道。说话前我提醒自己，这次任务是一次无名行动，因此小心地让自己不要说出“布瑞克里勋爵”、“勋爵”或“爵爷”之类的敬词来。要是在平时，这些词我很可能会脱口而出。 听到我的话，他稍稍停了下来，麦克西也停住了。从他们困惑的神情我推断他们不确定我是跟哪个“先生”说话，因此我调整了一下姿势，直接面对着布瑞克里勋爵。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麦克西似乎暂时不想发表意见，而布瑞克里勋爵依旧温和地笑着。如果你的肤色跟我一样，跟某类人在一起时你会得到双重微笑：首先是礼貌性的微笑，然后是白人自由主义者灿烂过头的那种微笑。但布瑞克里勋爵的微笑却完全是出于本能的好意。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非常地自豪，先生。”我说道。 我本来还想说，汉娜如果知道的话也会同样自豪的，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自豪？为什么而自豪，亲爱的孩子？” “为跟您一起合作而自豪，先生。我将尽我所能为您服务。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是安德森先生派来的口译员。我懂法语、斯瓦希里语、林加拉语，以及其他非洲小语种。” 他的温和笑容未变。 “安德森？”他重复了一下，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我不认识这个人，很抱歉。他一定是麦克西的朋友。” 自然，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之前错误地假定安德森先生对话中的“杰克”就站在我面前，但显然事情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布瑞克里勋爵蓬松如狮的头抬了抬，明显是回应楼下什么人的招呼，不过我没听见声音。 “我失陪一会儿，马赛尔。我们预定在午夜时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我想让你们三个站在我这一边。要严加防范，小心塔比那个麻烦的家伙在最后关头出什么怪招。” 他急急地离开了，留下我跟麦克西两人。麦克西看着我，目光中带点嘲笑的意味，但我依然崇拜地看着布瑞克里勋爵。他优雅地张开双臂，同时拥抱了那三个非洲人。从他们脸上的欢喜表情来看，我敢说，布瑞克里善于用任何方式说服人。 “你在烦恼什么吗，小伙子？”麦克西假装很感兴趣地问道。他那双跟伯吉一样的眼睛紧盯着我。 “其实没什么，先生。我只是在想，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冒失了。” 听到我这样讲，他粗嘎地笑了一下，用他那只刀枪不入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可真棒。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你带包了吗？在哪？前台？走。” 他几乎就没向那群要人挥一挥手，便急急地带着我穿过人群来到门口的休息室，一个金发男子正提着我的包在那儿站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色膜纸的客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车顶的蓝灯也亮了，方向盘前坐着一个便衣司机。一个精瘦结实、留着平头的男人守候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发色灰白、留着马尾辫、穿着夹克的大汉则已经坐在轿车后座了。平头男子一把将我塞进后座，让我坐在马尾辫大汉旁边，他自己也坐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麦克西则重重地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他坐好之后，两个摩托骑警从茂特街方向呼啸着驶进广场，而我们这辆车的司机也启动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疾驰。 但我还是设法回过头，往肩头后看去。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要是有人叫我看这边，我就会看那边。我转过头，透过后车窗--那上面的半透明玻璃脏兮兮的--遥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我看见三四级台阶通向那扇黑蓝色的关着的前门，或者那也可能是后门。我看见大门上方有两台闭路摄像头，很大，挂得很高。我也看见一栋乔治王时代的砖砌平房，框格窗漆成白色，百叶窗也拉下了。我想在门上找出门牌号，但没能找到。房子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谁也别告诉我房子没在那里。它就在那里，我看见过。我刚刚穿过它的大门，跟我的英雄偶像布瑞克里勋爵握手，而且据麦克西所说，我还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 伦敦刚遭遇过炸弹袭击，今天又是周五，车流拥堵。我坐在车里，在素昧平生的人群中，随车飞驰，目的地未知而只有面临的危险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问，我，新晋特工萨尔沃有没有被吓懵？我没有。我现在出发去为雇主们服务，对国家、对刚果、对安德森先生、对汉娜都有益。现在我又想起了邻居保拉，佩内洛普的知己，我怀疑她俩是狼獾一类。保拉曾经在加拿大一所小型大学学过心理学，但她没多少愿意付费的顾客，所以惯于欺骗任何不够警觉而撞到她枪口上的人。她在喝了我大半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告诉我，我身上有不少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猎物意识，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她职业上惯耍的伎俩。 客车里坐着五个人。车子从伯克利广场转西，跟在摩托警察护送队之后在巴士专用车道上疾驰，闯红灯，绕过交通岛行驶到另外一边。但车内的气氛很平静，就好像我们在河上出游一样。挡风玻璃映出我们那位便衣司机的身影，他似乎没怎么动就能灵活地换挡。司机旁边坐着麦克西，他并未系上安全带，把那个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打开放在膝盖上，就着他头顶的灯翻看一本发霉的笔记本，同时还对着手机讲一长串颠三倒四的话： “斯文死到哪里去了？他妈的，叫他马上动身，乘坐今晚的班机。我需要六十个人下周末之前随时待命。如果他不得不在开普敦包机把他们送来，那他活该倒霉。要合适能干的，哈利。我要老练而且正当壮年的，听明白了？高报酬，全保险。你还想要什么？免费妓女？” 坐在我两旁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正想去结识一下。右边的灰白马尾辫大汉叫本尼。他自我介绍时给了我一个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让我疼得受不了。他身材粗大，脸上长满了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落的拳手。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在罗得西亚 [1]原英国殖民地，包括现在的赞比亚与津巴布韦。[1]长大的白人。坐在我左边的平头男子的体型只有本尼的一半大，尽管他叫自己“安东”，但我听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穿着一件比我那件好一些的运动上衣，一件熨烫得笔挺的华达呢长裤，以及一双骨质鞋尖的褐色皮鞋。我已经说过，我对鞋子锃亮的人总是很敬畏。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是吗，先生？”安东低声问道，用鞋尖戳了戳我的“雷辛”牌仿皮旅行包。 “安东，那就是我的全部行李。” “那么里面装了什么？”他说话时嘴没怎么动，离他远一点就很难听到他到底说什么。 “个人物品，长官。”我礼貌地回答道。 “个人到什么程度，先生？像磁带录音机一样的个人用品？还是九毫米自动手枪？或者是薄短裤？现在什么是个人的东西我们是怎么也搞不懂了，是吧，本杰？” “是搞不懂。”坐在我另一边的大个子本尼附和着。 麦克西粗鄙的独白依然从前座大声地传来： “我才不管现在是晚上几点了。考基他妈的从来就不睡觉。如果从今天起五天内他不能准备好，他就会错过这场盛会。嗯，你他妈的有没有带根铅笔，你也弄丢了？” 我们经过了骑士桥，然后是切尔西。我很高兴自己没看见吓呆了的小孩正紧紧地攀附在堤壁上。我们的摩托骑警护卫队正朝西驶去，又闯过一处红灯，然后突然左转，往正南方向驶去，我给转晕了，脑中留下一阵无法控制的轰响。我们正在过巴特西大桥！我们离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离我的公寓，佩内洛普的公寓，我俩的公寓仅仅一千码远，而一秒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近那里。我脑中仿佛浮现出与佩内洛普的理想化婚姻生活，那跟我对布里琪特的性幻想很相似。在我左边是公园，我曾心里盘算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带着我俩的儿女到露天游乐场玩！在我后面是泰晤士河。有多少次，我和佩内洛普在做爱之后或吃饭之后沿着牵道散步啊。看，我能够看见我们卧室的窗户了。当时我急于穿上晚礼服，忘了把灯关掉。 我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即使只是兼职的，就是被雷电击中，皇家特工也一定不能喜形于色。但想像着我的故里巴特西要拥抱游子归来，我不禁产生了所有初次通奸者熟悉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害怕被赶到大街上，除了一个行李箱什么也没有；害怕失去那位高贵女人的尊敬，因为比起其他女人，你还是珍爱她，想要跟她在一起，但你记起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你怕失去你的CD收藏品，怕在财富的阶梯上滑落下来，怕失去可怜的立锥之地，怕死在希思公园的灌木丛下却无人知晓。 我们已经上了桥，我家的前门离桥身很近了。警察护卫队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我们的司机再次左转，但这次是沿着一处斜坡往下走，穿过一个敞开着的大门，最后呼啸着停了下来。 客车的门砰地打开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传了进来，但让我困惑的是，我找不到声音来自何处。然后我才看见，离我们不到三十码的地方，在钠灯的照射下，停着一架银色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 “我们去哪里？”看见安东轻灵地跳到停机坪上，我大声问他。 “去搭乘你的生命之旅，先生。今晚去伦敦机场。现在把你的屁股从车里移出来！” 麦克西还没朝直升飞机走上三步，听到我跟安东的对话，他突然转过身来，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撞到他的屁股上。他把安东推到一边，凑了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小伙子？” “那是我的家，先生。就在路上面。离这就五百码。我和我妻子住在那里。这是属于她的夜晚。”我解释道，心烦意乱之下再次忘了自己本应是住在一处邮局的小屋。 “小伙子，‘她的夜晚’是什么意思？” “今晚报社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酒会，先生。她升职了，她是一名最好的记者，事业上很成功。” “是吗？那你想要怎么做？是要跟我们走，还是他妈的回家看你老婆，把我们撂在这里？” 帮我解围的是大喇叭索恩可笑的身影，索恩，还有之前类似的偷人妻者，以及我象征性地倒进了垃圾处理器的鸡排大餐，不管是倒掉的还是没倒掉的，这些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如我所料，心境一下子变了，我觉得很羞惭：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的崇高使命感竟差点让位给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麦克西前头带路，本尼和安东走在我的两边，我们朝着直升飞机大步走去。大个子本尼把我拉上了舷梯，进了敞开着的舱门；安东把我按到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他自己紧靠着我坐了下来；麦克西则坐到飞行员旁边，塞上了一对耳机。 突然，我们“前进”成了现实。巴特西发电厂渐渐消逝，威尔士王子大街也一样。我们已经离地六百英尺，正朝南飞去。我瞥了一眼公园道上塞成一团的车流，又看了看没人打球的贵族板球场。然后我心里又喜又酸地看见了那所医院。在那里，昨天晚上，就在一个垂死病人的床边，我重生了。我伸长了脖子，看着医院渐渐消逝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我闭上了眼睛。我一定睡了几分钟，因为我再睁开眼时，卢顿机场的指示灯光拥抱了我们。而我在想，无论如何都要给汉娜打个电话。 我现在知道，每个机场都有明的一边和暗的一边。远处，正常航班正在起起落落，但我们穿过栅栏围着的区域时，能听到的最大声响却是我那双借来的鞋子鞋跟踩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的声音。黄昏降临，有点潮湿。我们面前有个绿色机棚，棚子部分建在地下，门敞开着，里面的气氛让我以为到了军队的训练大厅。八个穿着便装的强壮白人四下里站着，脚边放着各自的背包。麦克西走到他们中间，一会儿拍拍这个肩膀，一会儿又跟那个来个非洲式的猛力握手。我到处找公用电话，但没有看到。哪有什么能让我打电话给汉娜呢？ “他妈的，斯拜德在哪里？” “他马上就到，队长。”安东尊敬地回答道，“他说他的车出问题了。” 我看见一扇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标志，便走了进去，但里面也没电话可用。我恰巧看见麦克西站在角落里跟人谈话。那人面容阴郁，头戴斜檐黑色贝雷帽，身着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文件箱。两人正费劲地用法语交流。麦克西说的没错，他的法语确实糟透了。另外那人可能是那个神秘的菲利普或者菲利佩吗？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搞清楚。一个穿着田径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收大家的手机，往上贴标签，然后丢到一个薄纸箱里，再给手机主人一张行李寄放单作为收据。看着那些被放进箱子的手机，我看到了自己打电话给汉娜的机会。 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 “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 当时我一定闭上了眼睛。我睁开双眼时，安东已经从我手上拿走了手机，递给了穿田径服的那个男子。 “那是你妻子的名字，是吗？”他问我，“汉娜？” “为什么不应当是呢？” “我可不知道，先生，不是吗？那得看还有什么人的名字写在你手臂上，不是吗？” 麦克西的手下背起背包，步入黑暗中。黄昏中一架没有标名称的飞机隐隐约约地停在那里，看上去庞大而阴森。安东走在我身旁，大个子本尼则跟在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旁边。 老实说，就是今天来看这些事情，我仍然觉得玄。当时我穿戴得就像进城的乡下中学老师，跟着布里琪特下了楼，又回到南奥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身上除了一叠假名片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真实的我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了。我很清楚自己将遇到从未经历过的危险。不过我本该这么想，那天晚上，我是全伦敦最幸运的人，如果在整个英格兰还算不上是的话。因为我是最无畏的爱国者与特工，事实确实如此。 “佛拉姆”号是挪威著名探险家南森设计的一艘船。南森是麦克尔修士所认为的那种顶级实干家。“佛拉姆”在挪威语中即指“前进”，而“前进”正是促使先父骑上异教徒的自行车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精神所在。自从麦克尔修士屡屡跟我宣讲“伟大的召唤”以来，“前进”也就成了我的精神动力。当我要坚决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获得良机亲身介入祖国与恶棍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离开早已是陌路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构建与汉娜的伊甸园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最后，想到神秘的新雇主麦克西与更神秘的顾问菲利普时，我依然对自己说：“前进！” 尽管任务极其重要、极其紧急，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白人司机弗雷德把那辆蒙迪欧停在路边，并且已经启动了。但我看到的只是交通拥堵，警察在马布尔拱门已设了警戒线。布里琪特向我保证，走路去反而更快。 “你不会介意吧，萨尔弗？”她问我。她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心想或许我会避开，这点她猜中了。也许她属于那种以体触示爱的人，会轻拍你的脸颊，揉揉你的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在传递心灵的慰藉，还是在邀你上床。 “介意？”我重复了一下。“这可是个光荣的夜晚！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佩内洛普可能没收听电话留言。” “抱歉，亲爱的。这恐怕有违规定。” 我知道我们朝哪儿走去吗？我问她了吗？我没问。特工的人生就是走向未知，而秘密情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我跟着布里琪特的步子大踏步前行，而我那双旧鞋硌得我踝骨生疼。在夕阳余晖中，我的精神好了些，这可能是因为布里琪特陪在一旁的缘故，尽管她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她把我的右手前臂挽得很高，紧贴着她的左乳下方，偶尔一触，感觉很坚挺。既然汉娜已经点燃我的心灯，那么在余光下欣赏一下其他女人也无妨。 “你真的很爱她，是吧？”布里琪特引着我穿过周五晚上出来狂欢的人群，好奇地问道。“我认识那么多对夫妇，他们只会相互埋怨，听了就烦。但你们这对跟他们不一样，是吧？你们的婚姻一定很美满。” 她的耳朵离我嘴巴只有六英寸远。我闻得出，她身上洒了谢瑞维斯牌香水，那也是佩内洛普的妹妹盖尔精心挑选的武器。盖尔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她丈夫出身于一个低等贵族家庭，拥有一座停车场。为了报复家里人，佩内洛普就嫁给了我。但即使到了现在，也需要一大群顶级的耶稣会会士才能解释得了我接下来做的事儿。 结婚五年，我几个小时之前才首次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放纵自己的灵与肉，并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和盘托出。作为一个新晋通奸者，为什么我现在却感觉极有必要赞美一下被我背叛了的妻子？在我心中她的形象已经一塌糊涂，现在却想重新构建她的形象吗？我想在自己堕落之前重新构建自己的形象？或者是在我心情愉快之时，我身上一直背负着的罪孽又来惩罚我了？还是我觉得把佩内洛普捧上天去就相当于在夸汉娜，同时又不会让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 我很想让布里琪特聊聊我的新雇主，以便通过有技巧的问话，更多地了解那家无名财团的组成情况，及其同众多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情报机构为了保卫国家日夜辛劳，但普通百姓却对其一无所知。可是，当我在几乎静止不动的车流人群中穿行时，我却力捧佩内洛普，称她是我这个顶级口译员兼皇家特工所能够拥有的最具魅力、最能让我激情无限、最久经世故而又最忠诚的伴侣。此外，她还是执着而又很有同情心的优秀记者，更是很棒的厨师--其实你动一下脑筋就能知道到底是谁下的厨。我并不只讲佩内洛普好的一面，那不可能。当你在交通高峰期跟另一个女人讲起你妻子，你肯定会忍不住开口讲一些她不好的地方，否则没人愿意听你讲。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是怎么相识的呢？”布里琪特反口问道。她听我胡侃而理不出个头绪，声调有点烦。 “布里琪特，”我回答，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是这样的……” 我和布里琪特手挽手在等绿灯。我告诉她，一天晚上八点，我正待在位于厄灵的昏暗单身宿舍里。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阿玛迪斯·奥斯曼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直接去金丝雀码头，那里的《大国家报》要我去为他们口译，报酬很高。当时我还处于奋斗谋生的阶段，而奥斯曼先生是我的半个老板。 一小时后我就坐在《大国家报》的豪华办公室里。我左边坐着该报主编，右边坐着该报漂亮的王牌记者--你猜是谁？没错，就是佩内洛普--我们三人前面坐着她找到的举报证人。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非洲阿拉伯人，是个商船船员。现在他为了获得我工作一年也赚不到的一大笔钱，愿意举报在利物浦港区工作的许多腐败的海关官员与警察。他的英语讲得很差，其母语是典型的带有坦桑尼亚口音的斯瓦希里语。佩内洛普是报道犯罪活动的王牌记者，但她和主编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报界都知道的那种困境中：是向当局查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再推出爆炸性新闻呢，还是不假思索地相信他说的话，最后却被对方律师以蓄意诽谤告上法庭？ 经佩内洛普首肯，我掌控了整个质问过程。随着我反复质询，那个污点证人开始改变、修饰他说过的话，增加新内容，或收回以前讲过的东西。我让这个无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然后指出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在我持续不断的盘问之下，他最终交底了，说自己是一名骗人专家、撒谎大王，只要给他五十英镑就可打发他走人。主编很高兴，对我十分感激。他说，我一下子就让他们报社免于出丑，还省下了一大笔钱。佩内洛普很没面子，但她缓过来后说要请我大喝一回。 “人们常希望他们的口译员个子矮小，戴着眼镜，工作认真。”我低调地向布里琪特解释，“我想我不符合人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笑着回想起一开始佩内洛普对我的痴迷，后来才明白，是某种带有公开炫耀的癖好。 “或许她只是被你完全迷住了。”布里琪特猜道，手挽得更紧了。 后来的事，我有没有和盘托出？要不要把布里琪特当做汉娜不在时的替补忏悔对象？遇到佩内洛普之前，二十三岁的我还是个秘密处男，虽然打扮得帅帅的，但在我精心编织的假象下，我走入的是自己的秘密世界。麦克尔修士对我有过超友情的“关爱”，在他之前还有个佩雷·安德雷，他们都曾让我陷入性恐惧之中，从此谈性色变。难道是先父犯下孽障，而罪孽不打折扣地传给他的儿子？在我们打车回佩内洛普公寓的路上，我一直在怕她直白地揭我的短，比如我没胆子面对女人和性。和佩内洛普做爱时，由于她是床上高手，控制能力至纤至悉，结果两人都爽翻了天。佩内洛普安慰我说，她很满足，说我是她的梦中野马。其实她是不是还蛮可以补充说，这匹烈马是她马厩中最棒的一匹，是劲霸？后来佩内洛普和她的朋友保拉在一起时，以为我没有在听她们聊天，便向保拉说我是最吸引她眼球的劲霸小生。在卧室里，我新被发掘的性潜力如脱缰野马，勇不可挡，连我自己也被全然震撼。感激之下，我居然任自己把伟大的爱情与性成就感混淆起来，于是一周之后，出于习惯性的冲动与天真，我向佩内洛普求婚，她当场就答应了。所有这些要怎么对布里琪特透露？上帝保佑，我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仅仅因为我们刚刚经过康诺特旅馆，走到了伯克利广场的尽头，我才没告诉布里琪特，结婚以来，年复一年，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也多么多么地需要从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跟布里琪特谈话让我的心情愉快了些。仅凭自然地心引力带来的方向感，我猜测我们正往皮卡迪利走去。突然，布里琪特的手挽得更紧了。她拉着我往左转，登上几级台阶，来到一扇宏伟壮观的大门前，但我没能看到门牌号。我们进了门，来到一个装有天鹅绒窗帘的大厅里，大门在我们身后很快又关上了。大厅里站着两个身穿休闲上装的金发男子，长得一模一样。我不记得布里琪特按过门铃或者敲过门，所以他俩一定是在闭路监视器屏幕上注意到我们来了，为我们开了门。我记得他俩跟我一样，都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上装的三个纽扣都没扣上。记得我当时曾想，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是否规定不许扣上纽扣，我是否也应当解开我的哈里斯牌上装的衣扣？ “队长有事耽搁了，得晚点才能到。”坐着的那个金发男子告诉布里琪特。他连眼都没抬一下，只是在看着我们刚经过的那扇大门的黑白图像。“他还在那条鸟路上。得过十到十五分钟才能到。你要让他跟我们一起还是要等他一下？” “等吧。”布里琪特说道。 那男子伸手要提我的旅行包。见布里琪特点了点头，我便把包递给他。 我们进来的这个大厅有个彩绘圆顶天花板，上面画着白皮肤仙女与吹着喇叭的白皮肤小孩。大厅里的楼梯装饰豪华，到了半中间又向左右分出两段楼梯来，弯曲着连到一处阳台。阳台上有一排门，但都关着。在楼梯底下，两边各有一扇大门，门上都饰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鹰。右手边的那扇门上系着一根红色丝绳，上面有黄铜饰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由此进出。左手边的那扇门上贴着一个嵌有灯光的红色标志牌，上面写着“安静会议进行中”。我总是很关注标点，所以注意到这个标志牌上没有任何标点。因此，如果你想学究一番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人们正在召开关于安静的会议”，但这只能向你表明，我的个人心态在做爱后的兴奋与小心翼翼以及解脱后完完全全的亢奋之间转换。我从不吸毒，但如果我吸了毒，我想可能就会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得搞定手边所有的事才不会闹出笑话。 守大门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汉。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年龄肯定比那两个金发男子加起来还要大，但他极可能是拳击好手，塌鼻梁、沉肩，双手交扣护着裆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上豪华楼梯的。如果布里琪特穿着紧绷的牛仔裤走在我前面，我一定会记得，所以我们一定是肩并肩上来的。布里琪特以前一定来过这栋房子。她了解房子的布局，认识那两个金发男子。她也认识那个阿拉伯大汉，因为她对那人笑了一下，而对方也对她笑了，目光柔和有情，而后他又恢复了冷面拳霸的风范。没人告诉她，但她知道要在哪里等。那是楼梯半中间未分岔前的一个地方，你在楼下永远也猜不到会有这么个地方。 那儿放着两把舒适的椅子，一把没有扶手的皮沙发，还有几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面介绍加勒比海的私属海岛，岛上提供配有船员的包租游艇与直升飞机，价格议定。布里琪特拿起一本翻阅，也让我拿一本随便看看。但即使我正幻想着自己与汉娜会乘坐哪艘“佛拉姆”号游艇出海游玩，我心里也在调节听力，以适应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低沉的声音。因为，从工作的性质来说，我是个听者。我不仅在“聊天室”受过相应训练，在那之前也接受过训练。无论我听得多么地困惑，我都会边听边记在心中，这就是我的工作。更何况，我这样一个生活在边远传教所里的私生子，如果想知道人家接下来要说什么话，就必须学会伸长耳朵仔细听。 我开始听到我们上面的房间里超时运转的传真机来回摆动时发出的嘎嘎声，听到电话挂得太快时发出的咔嚓声，听到一种吓人的静寂，好像整栋房子的人屏住了呼吸却没发现出什么事的那种情况。大约每隔一两分钟，一个年轻的女助手就会急急忙忙地下楼，从我们身边经过，将一份信息交给那个大汉，大汉就会把门打开六英寸，迅速地把消息塞给里面的某个人，然后又关上门，照样是双手交叉着护住裆部。 同时，会议室里仍然传出声音来。从声音判断，里面的人都是男的，而且个个都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重拳出击，这与一个最高领导人对下属说话时的情形恰恰相反。我也注意到，尽管都在讲英语，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口音各异。讲话的人有的来自印度次大陆，有的来自欧美国家，有的却是非洲白人。他们开会的方式跟我偶尔有幸去参加的高层会议一样，即台上讲话用英语，台下讨论用代表们各自的语言，而口译员就充当着这些上帝子民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 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就好像是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出身于上流社会，语调的升降很有味道。我的心灵之耳就如同安装了天线，很是灵敏，这是我的“第三听觉”。听了几分钟之后，虽然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但我确信，他是我非常熟悉而且很尊敬的某个绅士。我仍然在记忆中搜寻这个人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开了。楼下大厅的大门猛地打开了，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枯瘦男人，极像朱利叶斯·博加德先生。博加德先生昵称伯吉，已经过世了。他曾是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圣心避难所学校命运多艰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伯吉十年前带了一群学生到苏格兰开贡山脉登山，走错了方向，学生惊惶失措，他为了帮学生而丢了命。现在看到一个跟伯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我十分震惊，以为他转世重生了。 “麦克西。”布里琪特突然站了起来，对他喊道，责备中带着敬畏。“老枪，这次又是哪个女孩走运了？” 还好，他不是伯吉。 如果伯吉有女友的话，我怀疑她们是否会觉得自己走运，也许恰恰相反。这人跟伯吉一样，手臂瘦而难看，迈着大步子，显得有点疯狂，而神色坚毅，面颊红润，浅棕色的头发蓬乱如麻，大概是被哪阵大风吹得歪到一边定了型。他肩膀上挎着一个伯吉常用的土黄色帆布包，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就像老电影中战争时期用的防毒面具箱一样。蓝眼睛像是一直在看着远方；他戴的眼镜也跟伯吉的一样，镜片直径是眼睛的两倍。他在枝形吊灯下大步向我们走来时，双眼不停转动。伯吉原则上是不来伦敦的，但假定他来的话，他会挑选的打扮无疑是：一件脏兮兮的、哪里都能穿的、自己可以洗的浅黄褐色夏服，一件费尔岛牌无袖毛线套衫，一双鞋面已经掉毛的鹿皮皮鞋。他三下两下就到了我们等候的地方，就好像他没有体重似的，而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还在他身上晃了几下。如果伯吉得冲上这段豪华楼梯，他肯定就会这样。 “操我那辆自行车，”麦克西很生气地抱怨道。他敷衍似的吻了吻布里琪特，似乎这个吻对他不算什么，倒是对布里琪特意义重大。“车在海德公园中央爆了胎，后车胎炸成了碎片。几个婊子养的笑疯了。你就是那个语言专家？” 麦克西突然转身问起我来。我以前没听过客户们说这种脏话，我也不会在女士面前就重复这种话，但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所说的这位某专业领域的天才跟我以前碰到过的任何客户都不一样，这在他像伯吉那样淡漠地盯着我之前我就知道了。 “他叫布莱恩，亲爱的。”布里琪特抢着回答了，可能是害怕我说错了。“布莱恩·辛克莱尔。杰克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楼下传来一个声音，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就是刚才勾起我回忆的那个熟悉声音。 “麦克西！见鬼，你才到啊？大家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麦克西根本没理睬。当我往下张望时，那声音就消失了。 “知道这次任务要干什么吗，辛克莱尔？” “还不清楚，先生。” “安德森那老鬼没告诉你？” “亲爱的。”布里琪特抗议道。 “他说他也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懂法语、斯瓦希里语，还有刚果的林加拉语，对吗？” “没错，先生。” “非洲中南部的本巴语呢？” “没问题，先生。” “希语？” “我也懂希语。” “卢旺达的金亚旺达语？” “你还是问他什么语言不会讲吧，亲爱的。”布里琪特建议道，“那样更快些。” “我昨晚还刚刚口译过金亚旺达语，先生。”我回答道，脑子里却在向汉娜发送情爱信号。 “真他妈棒。”他十分惊讶，又仔细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什么令人振奋不已的新人种似的。“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么多语言的？” “我父亲是赴非传教士。”我解释道，说完后才记起安德森先生曾让我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我差一点还脱口说出“天主教”一词，好让麦克西了解一切，但布里琪特瞪着我，所以我决定留待以后再告诉他。 “你的法语百分百标准，是吗？” 他赞赏的肯定语气让我很高兴，但我不得不加以否认：“我从未说过我的法语百分百标准，先生。我努力追求完美，但总还是有待提高。”虽然我总是这样告诉客户，但我还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对麦克西说出口。 “哦，我的法语可不及格。”他马上就回答道。他目光闪烁，一刻也没从我身上离开过。“你愿意参加这次任务，是吗？你不介意这超出了你的工作范围吗？” “如果这对国家有益，我不介意，先生。”我回答道，重复着我对安德森先生说过的话。 “对国家有益，对刚果有益，对非洲有益。”他向我保证。 说完他走开了。但在他离开之前，我又在这个新雇主身上发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地方。他左腕戴一只潜水表，右腕戴一个黄金手镯。他的右手粗糙如铁，看上去似乎刀枪不入。一个女人的双唇吻了吻我的鬓角，有一刻我说服自己那是汉娜在吻我，但那其实是布里琪特在向我吻别。此后，我不知道等多久，也许是两秒钟来回味布里琪特的吻。很自然的，我琢磨起麦克西这个新领导以及我们之间的短暂交流。“本巴语！”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本巴语总是能够让我微笑，因为我们这些传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红泥操场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飞溅的泥水中踢足球时，就是用本巴语彼此对着嚷嚷。 麦克西与布里琪特两人同时把我给撇下不管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很生气。有一小会儿，我希望能回到佩内洛普的晚会上。想到晚会，我突然站了起来，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大厅里给汉娜打个电话。我走下了楼梯。楼梯的黄铜扶手很光滑，让我觉得把自己汗渍渍的手掌放到上面简直是在犯罪。我在那个头发灰白的大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要穿过大厅，就在此时，会议室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里面的人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最后大约有十六个人聚在大厅里。 在这里我得小心谨慎。我走在一大群闹哄哄的人中间，里面还有一些公众人物。我启动心灵快照，开始想把名字跟他们的长相对上号。但这些名字是真的吗？直到现在，在那十或十一个白人里面，我也只能肯定地认出五个来：两个来自伦敦的万众瞩目的公司领导，一个前唐宁街政治顾问，现为自由顾问，一个七十多岁的拥有爵位的企业掠夺者，还有一个走红已久的明星，他是王室年轻成员的密友，最近被佩内洛普的那份大报曝出吸毒与性丑闻。我牢牢地记着这五个人的面孔，因此他们一出现我就认出他们来了。他们仍然站成一圈在交谈，离我站的地方不足三码。我听到只言片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那儿。 那群人里有两个印度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尽管我后来认出其中更粗鲁的那个是一个服装王国的开创者，其公司在曼彻斯特和马德拉斯都设有总部，市值高达数十亿英镑。另外还有三个非洲黑人，但我只认得一个，那是西部非洲某共和国的前金融部长，现流亡在外。由于我现在的处境，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跟他的两个同伴一样，他显得很轻松，衣着与举止都很西化。 根据我的经验，开完会出来的代表们往往会有两种心态，或者愤恨不已，或者兴高采烈。现在这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但还在争吵不休。他们的期望值很高，但对手也很多。这类对手中有一个就是塔比。他长得就像塔比猫，七十多岁，干的尽是侵吞企业的事，正呲着一嘴黄牙大声说话。即使按照他所在行业的标准来看，塔比也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他正跟两个印度人说话。机会来临时，让他错过一次可真大快人心。这些想法一闪而逝，因为姗姗来迟的麦克西从会议室走出来，在他旁边是一个跟他一样高，但衣着举止更为优雅的男子，桑德斯勋爵布瑞克里，我在楼梯上等候时，觉得他似乎在对我说话。布瑞克里是艺术爱好者，企业家，社交名流，前新工党领袖，更是非洲一切事物的长期保护者与斗士，而后者是他头上所有光环中我个人一直最关心的。 我在看电视及听广播--我更喜欢听广播--时对布瑞克里产生了敬意。而我现在立刻就能告诉你，见到布瑞克里勋爵本人使我更敬重他。他五官分明，下巴显得很坚毅，长发飘逸，很好地表现了他的崇高使命感。我一直将崇高使命感与布瑞克里勋爵联系起来。当他痛斥西方世界对非洲缺乏良心时，我曾多少次为他大声喝彩！如果麦克西与布瑞克里勋爵联手实施一项对刚果有利的机密任务，那么我真的觉得很荣幸能参与！事实上，当他俩向我走来时，他们联手了。 我之所以尊敬布瑞克里勋爵，与佩内洛普有关。我徘徊在人群边上，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往事来。当时他还只是“杰克爵士”，由于佩内洛普那家报纸毫无根据地指控他在从事金融贸易时有问题，使得他损失惨重，他因而将其告上法庭。他最后胜诉，被证明无辜，这反过来给我妻子很大的压力。佩内洛普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同往常一样：媒体享有神圣自由来揭露所选择的任何人的污点。想到杰克爵士对非洲大陆的同情常宣之于口，以及他决心要将非洲人民从剥削、腐败与疾病这三重诅咒下解放出来，进而在经济上让非洲归属律法书中原来的位置，我站到杰克爵士一边。 事实上，当时我对布瑞克里勋爵的遭遇愤愤不平，便瞒着佩内洛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支持他，而他也很礼貌地回了信。我必须承认，正是这种个人缘分加上作为他的忠实支持者肯定都会有的自豪感使我鼓起勇气，从原先不显眼的地方向前走去，面对面地跟他说起话来。 “打扰了，先生。”我说道。说话前我提醒自己，这次任务是一次无名行动，因此小心地让自己不要说出“布瑞克里勋爵”、“勋爵”或“爵爷”之类的敬词来。要是在平时，这些词我很可能会脱口而出。 听到我的话，他稍稍停了下来，麦克西也停住了。从他们困惑的神情我推断他们不确定我是跟哪个“先生”说话，因此我调整了一下姿势，直接面对着布瑞克里勋爵。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麦克西似乎暂时不想发表意见，而布瑞克里勋爵依旧温和地笑着。如果你的肤色跟我一样，跟某类人在一起时你会得到双重微笑：首先是礼貌性的微笑，然后是白人自由主义者灿烂过头的那种微笑。但布瑞克里勋爵的微笑却完全是出于本能的好意。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非常地自豪，先生。”我说道。 我本来还想说，汉娜如果知道的话也会同样自豪的，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自豪？为什么而自豪，亲爱的孩子？” “为跟您一起合作而自豪，先生。我将尽我所能为您服务。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是安德森先生派来的口译员。我懂法语、斯瓦希里语、林加拉语，以及其他非洲小语种。” 他的温和笑容未变。 “安德森？”他重复了一下，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我不认识这个人，很抱歉。他一定是麦克西的朋友。” 自然，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之前错误地假定安德森先生对话中的“杰克”就站在我面前，但显然事情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布瑞克里勋爵蓬松如狮的头抬了抬，明显是回应楼下什么人的招呼，不过我没听见声音。 “我失陪一会儿，马赛尔。我们预定在午夜时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我想让你们三个站在我这一边。要严加防范，小心塔比那个麻烦的家伙在最后关头出什么怪招。” 他急急地离开了，留下我跟麦克西两人。麦克西看着我，目光中带点嘲笑的意味，但我依然崇拜地看着布瑞克里勋爵。他优雅地张开双臂，同时拥抱了那三个非洲人。从他们脸上的欢喜表情来看，我敢说，布瑞克里善于用任何方式说服人。 “你在烦恼什么吗，小伙子？”麦克西假装很感兴趣地问道。他那双跟伯吉一样的眼睛紧盯着我。 “其实没什么，先生。我只是在想，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冒失了。” 听到我这样讲，他粗嘎地笑了一下，用他那只刀枪不入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可真棒。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你带包了吗？在哪？前台？走。” 他几乎就没向那群要人挥一挥手，便急急地带着我穿过人群来到门口的休息室，一个金发男子正提着我的包在那儿站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色膜纸的客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车顶的蓝灯也亮了，方向盘前坐着一个便衣司机。一个精瘦结实、留着平头的男人守候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发色灰白、留着马尾辫、穿着夹克的大汉则已经坐在轿车后座了。平头男子一把将我塞进后座，让我坐在马尾辫大汉旁边，他自己也坐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麦克西则重重地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他坐好之后，两个摩托骑警从茂特街方向呼啸着驶进广场，而我们这辆车的司机也启动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疾驰。 但我还是设法回过头，往肩头后看去。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要是有人叫我看这边，我就会看那边。我转过头，透过后车窗--那上面的半透明玻璃脏兮兮的--遥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我看见三四级台阶通向那扇黑蓝色的关着的前门，或者那也可能是后门。我看见大门上方有两台闭路摄像头，很大，挂得很高。我也看见一栋乔治王时代的砖砌平房，框格窗漆成白色，百叶窗也拉下了。我想在门上找出门牌号，但没能找到。房子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谁也别告诉我房子没在那里。它就在那里，我看见过。我刚刚穿过它的大门，跟我的英雄偶像布瑞克里勋爵握手，而且据麦克西所说，我还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 伦敦刚遭遇过炸弹袭击，今天又是周五，车流拥堵。我坐在车里，在素昧平生的人群中，随车飞驰，目的地未知而只有面临的危险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问，我，新晋特工萨尔沃有没有被吓懵？我没有。我现在出发去为雇主们服务，对国家、对刚果、对安德森先生、对汉娜都有益。现在我又想起了邻居保拉，佩内洛普的知己，我怀疑她俩是狼獾一类。保拉曾经在加拿大一所小型大学学过心理学，但她没多少愿意付费的顾客，所以惯于欺骗任何不够警觉而撞到她枪口上的人。她在喝了我大半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告诉我，我身上有不少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猎物意识，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她职业上惯耍的伎俩。 客车里坐着五个人。车子从伯克利广场转西，跟在摩托警察护送队之后在巴士专用车道上疾驰，闯红灯，绕过交通岛行驶到另外一边。但车内的气氛很平静，就好像我们在河上出游一样。挡风玻璃映出我们那位便衣司机的身影，他似乎没怎么动就能灵活地换挡。司机旁边坐着麦克西，他并未系上安全带，把那个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打开放在膝盖上，就着他头顶的灯翻看一本发霉的笔记本，同时还对着手机讲一长串颠三倒四的话： “斯文死到哪里去了？他妈的，叫他马上动身，乘坐今晚的班机。我需要六十个人下周末之前随时待命。如果他不得不在开普敦包机把他们送来，那他活该倒霉。要合适能干的，哈利。我要老练而且正当壮年的，听明白了？高报酬，全保险。你还想要什么？免费妓女？” 坐在我两旁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正想去结识一下。右边的灰白马尾辫大汉叫本尼。他自我介绍时给了我一个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让我疼得受不了。他身材粗大，脸上长满了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落的拳手。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在罗得西亚 [1]原英国殖民地，包括现在的赞比亚与津巴布韦。[1]长大的白人。坐在我左边的平头男子的体型只有本尼的一半大，尽管他叫自己“安东”，但我听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穿着一件比我那件好一些的运动上衣，一件熨烫得笔挺的华达呢长裤，以及一双骨质鞋尖的褐色皮鞋。我已经说过，我对鞋子锃亮的人总是很敬畏。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是吗，先生？”安东低声问道，用鞋尖戳了戳我的“雷辛”牌仿皮旅行包。 “安东，那就是我的全部行李。” “那么里面装了什么？”他说话时嘴没怎么动，离他远一点就很难听到他到底说什么。 “个人物品，长官。”我礼貌地回答道。 “个人到什么程度，先生？像磁带录音机一样的个人用品？还是九毫米自动手枪？或者是薄短裤？现在什么是个人的东西我们是怎么也搞不懂了，是吧，本杰？” “是搞不懂。”坐在我另一边的大个子本尼附和着。 麦克西粗鄙的独白依然从前座大声地传来： “我才不管现在是晚上几点了。考基他妈的从来就不睡觉。如果从今天起五天内他不能准备好，他就会错过这场盛会。嗯，你他妈的有没有带根铅笔，你也弄丢了？” 我们经过了骑士桥，然后是切尔西。我很高兴自己没看见吓呆了的小孩正紧紧地攀附在堤壁上。我们的摩托骑警护卫队正朝西驶去，又闯过一处红灯，然后突然左转，往正南方向驶去，我给转晕了，脑中留下一阵无法控制的轰响。我们正在过巴特西大桥！我们离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离我的公寓，佩内洛普的公寓，我俩的公寓仅仅一千码远，而一秒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近那里。我脑中仿佛浮现出与佩内洛普的理想化婚姻生活，那跟我对布里琪特的性幻想很相似。在我左边是公园，我曾心里盘算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带着我俩的儿女到露天游乐场玩！在我后面是泰晤士河。有多少次，我和佩内洛普在做爱之后或吃饭之后沿着牵道散步啊。看，我能够看见我们卧室的窗户了。当时我急于穿上晚礼服，忘了把灯关掉。 我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即使只是兼职的，就是被雷电击中，皇家特工也一定不能喜形于色。但想像着我的故里巴特西要拥抱游子归来，我不禁产生了所有初次通奸者熟悉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害怕被赶到大街上，除了一个行李箱什么也没有；害怕失去那位高贵女人的尊敬，因为比起其他女人，你还是珍爱她，想要跟她在一起，但你记起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你怕失去你的CD收藏品，怕在财富的阶梯上滑落下来，怕失去可怜的立锥之地，怕死在希思公园的灌木丛下却无人知晓。 我们已经上了桥，我家的前门离桥身很近了。警察护卫队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我们的司机再次左转，但这次是沿着一处斜坡往下走，穿过一个敞开着的大门，最后呼啸着停了下来。 客车的门砰地打开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传了进来，但让我困惑的是，我找不到声音来自何处。然后我才看见，离我们不到三十码的地方，在钠灯的照射下，停着一架银色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 “我们去哪里？”看见安东轻灵地跳到停机坪上，我大声问他。 “去搭乘你的生命之旅，先生。今晚去伦敦机场。现在把你的屁股从车里移出来！” 麦克西还没朝直升飞机走上三步，听到我跟安东的对话，他突然转过身来，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撞到他的屁股上。他把安东推到一边，凑了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小伙子？” “那是我的家，先生。就在路上面。离这就五百码。我和我妻子住在那里。这是属于她的夜晚。”我解释道，心烦意乱之下再次忘了自己本应是住在一处邮局的小屋。 “小伙子，‘她的夜晚’是什么意思？” “今晚报社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酒会，先生。她升职了，她是一名最好的记者，事业上很成功。” “是吗？那你想要怎么做？是要跟我们走，还是他妈的回家看你老婆，把我们撂在这里？” 帮我解围的是大喇叭索恩可笑的身影，索恩，还有之前类似的偷人妻者，以及我象征性地倒进了垃圾处理器的鸡排大餐，不管是倒掉的还是没倒掉的，这些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如我所料，心境一下子变了，我觉得很羞惭：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的崇高使命感竟差点让位给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麦克西前头带路，本尼和安东走在我的两边，我们朝着直升飞机大步走去。大个子本尼把我拉上了舷梯，进了敞开着的舱门；安东把我按到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他自己紧靠着我坐了下来；麦克西则坐到飞行员旁边，塞上了一对耳机。 突然，我们“前进”成了现实。巴特西发电厂渐渐消逝，威尔士王子大街也一样。我们已经离地六百英尺，正朝南飞去。我瞥了一眼公园道上塞成一团的车流，又看了看没人打球的贵族板球场。然后我心里又喜又酸地看见了那所医院。在那里，昨天晚上，就在一个垂死病人的床边，我重生了。我伸长了脖子，看着医院渐渐消逝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我闭上了眼睛。我一定睡了几分钟，因为我再睁开眼时，卢顿机场的指示灯光拥抱了我们。而我在想，无论如何都要给汉娜打个电话。 我现在知道，每个机场都有明的一边和暗的一边。远处，正常航班正在起起落落，但我们穿过栅栏围着的区域时，能听到的最大声响却是我那双借来的鞋子鞋跟踩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的声音。黄昏降临，有点潮湿。我们面前有个绿色机棚，棚子部分建在地下，门敞开着，里面的气氛让我以为到了军队的训练大厅。八个穿着便装的强壮白人四下里站着，脚边放着各自的背包。麦克西走到他们中间，一会儿拍拍这个肩膀，一会儿又跟那个来个非洲式的猛力握手。我到处找公用电话，但没有看到。哪有什么能让我打电话给汉娜呢？ “他妈的，斯拜德在哪里？” “他马上就到，队长。”安东尊敬地回答道，“他说他的车出问题了。” 我看见一扇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标志，便走了进去，但里面也没电话可用。我恰巧看见麦克西站在角落里跟人谈话。那人面容阴郁，头戴斜檐黑色贝雷帽，身着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文件箱。两人正费劲地用法语交流。麦克西说的没错，他的法语确实糟透了。另外那人可能是那个神秘的菲利普或者菲利佩吗？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搞清楚。一个穿着田径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收大家的手机，往上贴标签，然后丢到一个薄纸箱里，再给手机主人一张行李寄放单作为收据。看着那些被放进箱子的手机，我看到了自己打电话给汉娜的机会。 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 “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 当时我一定闭上了眼睛。我睁开双眼时，安东已经从我手上拿走了手机，递给了穿田径服的那个男子。 “那是你妻子的名字，是吗？”他问我，“汉娜？” “为什么不应当是呢？” “我可不知道，先生，不是吗？那得看还有什么人的名字写在你手臂上，不是吗？” 麦克西的手下背起背包，步入黑暗中。黄昏中一架没有标名称的飞机隐隐约约地停在那里，看上去庞大而阴森。安东走在我身旁，大个子本尼则跟在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旁边。 众所周知，但凡战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容易开小差，想法也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变。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连窗户都没有，其内部装饰、通风与照明系统可能更适合于运送冠军犬。我们一登机，飞机双引擎发出的轰鸣声简直成了噪音合成场，其中佩内洛普似的声音也在里面，最刺耳，实在讨厌。大家都被噪音整得很烦，我也不会假装自己是个例外。飞机上没有铺垫子的座位，却是一个个开口对着中间过道的铁笼子，上面铺着像是从监狱里拿出来的脏兮兮的坐垫。橙色的网状吊床从机顶垂挂而下，另有把手，用以方便那些难受得要死的人。安东与本尼坐在我的两边，这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些。但本尼似乎在算家用账，而安东显然正全神贯注于一本伟大时代的色情杂志。 许多人把驾驶室当做飞机的圣地。这架飞机驾驶室甲板上饰有丝带，不过已经磨损了。两个飞行员都是中年人，很胖，脸也没刮。他俩很忙，对我们这些乘客置之不理，让人不禁想问他们是否知道机上有乘客。那一长列蓝色的走廊照明灯让我想起了北伦敦地区医院。我新近开通的心灵快车在佩内洛普与汉娜两站间往返，带着崇高目标的报国之行穿插着个人情感的心灵之旅，这点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的。 刚刚起飞后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行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患上了非洲瞌睡症，拿起旅行包当枕头，睡了起来。例外的两个人是麦克西跟他的法国朋友。他们挤在舱尾，正交换着几张纸，就好像一对刚收到抵押贷款公司警告函的夫妇一样焦虑。那个法国人摘掉了贝雷帽，露出一张鹰一般的面孔，目光敏锐，头顶已秃，仅剩周边的一些浅黄色的头发。我从很少说话的本尼那里得知，那法国人是贾斯帕先生。有哪个法国人叫贾斯帕吗？我不信，心中暗暗思量着。可能他跟我一样，也用假名出行吧。 “你觉得我得过去为他们服务吗？”我怀疑他们两个交流有困难，便问安东。 “先生，如果队长需要你的服务，他会说的。”他回答道，头也没抬，继续看杂志。 在剩下的队员中，除了一个之外，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了。我记得他们身穿撑得鼓鼓的厚夹克，头戴棒球帽，下巴紧咬，显得冷酷异常。每当我走近一点，他们就会停止说话。 “妻子的问题解决了吗，小伙子？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人叫我队长。” 我一定是打了个盹，因为当我抬起头时，面前是麦克西那双大大的蓝眼睛。他像个阿拉伯人似的坐在我旁边。我马上又振奋起来了。T.E.劳伦斯 [1]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探险家、军人与作家，被人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在1916至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许多阿拉伯人将其看成民间英雄，英国人也将之视为战争英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讲的他的故事。[1]等英国战争英雄们的英勇事迹，我不知听麦克尔修士给我讲过多少回！仿佛有魔法师用魔法棒点了一下飞机，我们的飞机内部变成了阿拉伯游牧部落用的帐篷，而我头顶的网状吊床变成了山羊皮帐篷顶。在我的想像中，沙漠上空的星星正透过云隙偷偷地看着我们。 “我妻子很好，问题也解决了，谢谢关心，队长。”我回答道，把状态调整到他那样，显得精力充沛。“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这方面不再有问题了。” “你那位生病的朋友怎样了？” “哦，嗯，事实上他死了。”我回答道，语气跟他一样随便。 “可怜的家伙。死期到了，躲也没用啊。你是拿破仑迷吗？” “嗯，确切地说，不完全是。”我回答道，很不情愿地承认，我对历史的研究就到《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一书为止了。 “他到博罗季诺 [1]俄罗斯地名。[1]之前，就已经失算了。他在斯摩棱斯克 [2]俄罗斯地名。[2]患了梦游症，到达博罗季诺之前就疯了，四十岁时他的情妇生了孩子，却不是他的。他裤裆里那玩意儿不能用，脑子也不好使。唉，我搞的女人得再过三年才会生。你呢？” “嗯，事实上，我得再过十二年吧。”我回答道，私下很奇怪，为什么他不会讲法语却把拿破仑当做自己的榜样？ “这次任务很快就能结束。安德森告诉你没有？”他继续说，但没等我回答就又说开了，“我们悄悄地去，跟一些刚果佬谈判，跟他们达成协议，让他们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就悄悄地回来。跟他们最多只打六小时的交道，他们中每一方都已经答应我们了，我们现在只需让他们彼此通气一下。按官方的说法，他们正在不同的地方，碰头之后他们必须在时限到来之前回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队长。” “这是你第一次出去执行任务，对吗？” “恐怕是的。或许你可以说，我要去接受炮火的洗礼。”我向他承认了，脸上现出懊悔的笑容，表明我察觉到自己底气不足。我抑制不住好奇，问道：“我想你不会告诉我我们现在去哪里是吧，先生？” “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儿就能睡得越香。”他让自己的表情变得稍微温和些。“这种工作每次都一样。嚷嚷着‘快点，等等’，然后是‘你他妈的在哪儿？’，接下来你会发现，不是出了十来个混球跟我们较劲，就是你的人都散落到你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再不然就是你的车后胎给扎了个大洞。” 他狂躁地盯着一摞手提箱似的箱子。那些箱子都漆成黑色，尺寸统一，固定在舱门旁的一个栅格上。箱子下方躺着一个矮个男子。他头戴平顶布帽，身穿棉背心，蜷缩在垫子上，就像一只初生的牛犊，跟其他人一样睡得很死。 “斯拜德，那套垃圾设备真的都能用？”麦克西提高嗓门问道，好让声音能够传到机舱另一端。 那矮个男子一听马上就像杂技演员似的跳起来，挺滑稽地在我们面前立正。 “这套老垃圾设备看起来还是能够用的。但你可别想得太好，队长。”他兴高采烈地说。在我这位顶级口译员的耳朵听来，他讲的英语带着威尔士口音。“用了十二小时拼凑起来的，就花了那么点钱，别指望太高了。” “有什么吃的吗？” “嗯，队长，既然你问了，我就找找看吧。嗯，有一个无名捐赠者送给我们的佛特能牌食品篮。我说是无名氏，因为不管我怎么找，都没找到捐赠者的姓名，也没有名片。” “里面有什么？” “不多，老实说，真的不多。我看看，有一整只约克火腿，大约一公斤肥鹅肝，几片半边熏鲑鱼，一块冷烤羊排，切达干酪饼干，一瓶香槟。这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食欲，真的不能。我真想把它送回去。” “回去时路上吃吧。”麦克西打断了他的话，命令道：“还有什么吃的？” “有炒面。卢顿机场最棒的。应当很好吃，但现在已经凉了。” “把炒面拿出来，斯拜德。对了，跟这位语言专家认识一下。他叫布莱恩，从‘聊天室’借用来的。” “啊，‘聊天室’？嗯，我得承认，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安德森先生的血汗工厂。他还是唱男中音，是吗？他没被阉掉，或者出其他什么事吧？” 我现在认识了斯拜德。他瞪着一双靴扣眼笑着看着我，我也向他笑了笑，相信自己在执行这次了不得的使命期间又交了一个朋友。 “军事用语你能翻译吗？”麦克西边问边从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里取出一个外面包着卡其布的旧马口铁瓶子和一包巴思·奥利弗牌饼干。后来我了解到，那瓶子里装着马尔文矿泉水。 “你指什么军事用语，队长？”我反问道。 炒面已经凉了，黏乎乎的，但我还是决心把它好好地吃下去。 “武器，使用条例，火力，口径，就这些玩意儿吧。”麦克西边说边咬了一口巴思·奥利弗牌饼干。 我向他保证，由于我在“聊天室”工作，我对一系列技术与军事用语都很熟悉。“一般来说，非洲人没有与这类术语对应的土语时，会从最接近的殖民语言里借用。”我补充道，心里开始对此次任务产生了兴趣。“就刚果人而言，他们借用的自然是法语了。”我抑制不住自己，又说道：“当然，如果他们被卢旺达人或者乌干达人训练过，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用一些从英语借用的词，比如‘军事顾问团’、‘伏击’或‘火箭榴弹’。” 麦克西似乎只是礼貌性地表现出一些兴趣来。“这样说来，刚果东部的穆尼亚穆伦格人跟本巴人聊天时就会谈论‘半自动步枪’啦？” “嗯，如果他们确实能够沟通的话就行。”我回答道，很想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 “什么意思，小伙子？” “嗯，比方说，一个本巴人可能会讲金亚旺达语，但他并不完全能跟金亚穆伦格人沟通。” “那他们会怎么做？”麦克西擦了擦嘴。 “嗯，基本上，他们不得不用双方都懂的语言来沟通。双方在某些时候都能听懂对方，但并不一定始终都能听懂。” “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讲一点斯瓦希里语，一点法语。事实上，这取决于他们掌握了什么语言。” “除非你碰巧在他们旁边，是吗？他们的语言你都能讲得很好。” “嗯，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我谦逊地回答道，“自然，我不会打扰他们交谈的。我会等在一旁，看他们是否需要我帮什么忙。” “那么无论他们讲什么语言，你都讲得更好，是吧？太棒啦。”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但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并不像他话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满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吗？或许我们可以玩得精明一些。将你的秘密武器深藏不露。”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麦克西还在说我在军事领域的口译能力吗？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我的困惑。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秘密武器当然就是你懂的偏僻语种了。每个小孩都知道，好士兵是不会将自己的底向敌人广而告之的。你掌握的语言也一样。挖个掩体隐藏起来，盖上油布，直到需要时再现身。这是常识。” 我开始发现，麦克西拥有一种危险而又让人着迷的魔力，其部分功效在于让我觉得，他这个非常奇怪的计划很正常，即使我还弄不清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试试是否可行。”他建议道，就好像在向我妥协，使他的方式与我超高待遇的身份相称。“比方说，我们说你能讲英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这样可以吗？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应当是很了不起了。而你掌握的其他小语种我们则保密不说。你能控制得住自己吗？对你来说，这是另一种挑战，新的挑战。” 我没听错吧？我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但我并不是那样回答的。 “队长，究竟在什么语境下，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这么说？或者什么时候不这么说？”我又问道，假装我只是希望他还我以一个充满智慧的微笑。“我并不想显得像个学究似的迂腐不堪，但我们对谁才能说呢？” “对所有人。对整个房间里的人。为了这次行动，为了使会议顺利进行。你看，”他停顿了一下，就像专业人士向呆子解释些什么东西时停顿下来那样。我得承认，我也有过把别人当做呆子的时候，我对此很内疚。“我们有两个辛克莱尔”--他举起两只似乎刀枪不入的手掌，每一只就代表一个我--“这是水面上的辛克莱尔”--他举起左手--“这是水面下的辛克莱尔”--他把右手放到膝盖上--“水面上的部分只是冰山的顶端，你只讲法语以及斯瓦希里语的各种变体。当然，碰上朋友时你也讲英语。对任何普通口译员来说，这都是正常的约束。明白了吗？”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队长。”我确认道，极力表现出热情。 “而在水面之下”--我目光下斜，看着他的右掌--“是冰山剩下的十分之九，也就是你懂的其他语言。你能演好这出戏吧？一点也不难，只要你控制住自己。”他缩回双手，又吃了一块饼干，等着我明白过来。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确定能否控制得住自己，队长。”我说道。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你当然管得住你自己。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我走进会议室，把你介绍给他们。”他一边嚼着饼干，一边用他那糟糕的法语介绍起我来，“‘这位是辛克莱尔先生，我们的口译员。他精通英语、法语及斯瓦希里语。’祝你好运。听见有谁在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即使你听得懂，你也要假装不懂。”虽然我尽力掩饰，但他还是不喜欢我脸上困惑的表情。“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就是装哑巴而已。人们每天都在做这种事，不用试就会了，因为说话人很蠢，感觉不到人家在装哑巴。而你，嗯，并不蠢。你他妈的很棒。嗯，很棒。对你这样的棒小伙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队长，那么我何时能讲我掌握的其他语言呢？就是你说的那些‘水面之下的语言’。”我坚持问到底。 我心底在想，那可是我最引以为豪的语言啊，正是它们使我与众不同。在我的书本里，那些语言根本就没被水淹没，而是被成功地拯救出来了。如果你是我，你也会觉得自己应当向所有人展示这些语言。 “我们让你讲的时候你才能讲，我们没说你就不许讲。我们会给你下密令的。今天给你第一部分，明天早上最后确认表演秀开始了，我们就会给你第二部分。”说完这些后，他那少有的微笑出现了，让我感觉放松了许多。那可是能让你宁愿横穿沙漠也要看到的微笑啊。“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辛克莱尔，是我们的明星，别忘了这一点。每个人一生中有多少次能获得机会推动历史发展呢？” “一旦走运的话都可以吧。”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运气只是命运的另一种说法。”麦克西纠正道。他那双幽灵似的眼睛闪动着，有点神秘。“人要么造就自己，要么毁掉自己。这可不是装门面糊弄人家。这是要在战争之后为刚果带来民主。发动社会舆论，给基伍人一个适当的领导人，让整个基伍启动发展起来。” 一听见他描述的伟大前景，我的大脑就开始翻腾。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接说到我--还有汉娜--的心里去了。 “在刚果，政坛高官犯大罪，情况至今仍未改变，对吧？” “对。”我激动地回答道。 “如果你能发上一大笔财，就能在下次危机到来之前介入，让那些该死的家伙出局，对吧？” “对。” “整个刚果停滞不前。政府百无一用，人们干坐着等待可能举行也可能不会举行的大选。如果大选如期举行，形势很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糟。因此，大选之前存在着一个真空。对吧？” “对。”我随声附和着。 “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其他任何讨厌鬼采取行动之前去填补这个真空。美国人、法国人，以及许多跨国公司，一大堆人都在对刚果虎视眈眈。因此我们要在大选之前介入。我们要介入，也要留下来。这一次，将成为幸运的胜利者的正是刚果。” 我再次想要表明我对他说的一切十分赞同，但他没给我机会表示，又接着说： “几个世纪以来，刚果一直像一个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伤员。”他继续说，但表述有点混乱。“阿拉伯奴隶贩子，其他非洲人，联合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基督教徒，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卢旺达人，钻石公司，黄金公司，采矿公司，世界上一大半的投机商，以及在金沙萨的刚果中央政府都在利用它，而且它现在随时有可能要被石油公司利用。现在他们应当撒手了，而我们就是去让他们撒手。” 他把焦躁不安的目光转向坐在机身另一端的贾斯帕先生，后者正举着双手，看上去就像巴特西某个小商场里没有足够英镑硬币的收银员。 “明天会给你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麦克西宣布，拿上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沿着过道离开了。 你一旦被麦克西的魔咒镇住，脑子里就会一片陶醉。他讲的任何东西对在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我来说都如音乐般悦耳。我的耳边回响着麦克西的言语，飞机引擎不规则的轰鸣声就不那么明显了。但缓过神的时候，我的心声却不那么顺从。 我对他说“对”，我说“行”了吗？ 我没说过“不”，那我大概这么表示了。 但我究竟说什么“行”了？ 安德森先生向我描述此项工作时有没有告诉我，要把自己变成一座语言冰山，让我语言天赋的十分之九都隐藏于水下？他没这样说过。他只是说，需要我去做点现场口译的活儿，在谎言中生活，而不是在我们自小受熏陶的圣经真理中修炼。水上水下，人格受控导致分裂的事，他只字未提。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拜托，怎样个简单法，队长？我得承认，没听懂却要装懂，那很简单。天天都这样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换个角度说，明明听懂了却要装不懂，依我看，绝不简单。顶级口译员总是本能地作出反应，那是练出来的。听，然后迅速反应，这就是口译。好吧，我同意麦克西的话，口译员也会在恰当的时候才作出反应，但这与口译员瞬间反应的才能就沾不上边了。麦克西要我过后给他翻译，那是炒冷饭。 我还在想着这些事，突然间，一个没刮脸的飞行员大声地叫我们系好安全带。飞机像被炮火击中一般，在频繁的颤动中疾冲停下。舱门砰地打开了，一阵冷空气吹了进来，我不禁感谢起身上穿的哈里斯牌套衫来。队长麦克西第一个从打开的门中跳下，然后是带着背包的本尼，后面跟着提着手提箱的贾斯帕先生。在安东的催促下，我提着旅行包跟在他们后面费劲地走了出去。一踏上柔软的地面，我闻到了退潮时海的味道。两辆车开着前灯颠簸着穿过机场向我们驶来。先是一辆皮卡，然后是一辆面包车。安东把我推到面包车上，本尼也把贾斯帕推了进来。我们身后飞机的阴影下，那群穿厚夹克的男子正把黑色箱子搬上皮卡。面包车司机是个女的，包着头巾，身穿一件皮夹克，简直就是成熟版的布里琪特。坑坑洼洼的小道上既没有标示，也没有路标。我们在往左还是往右？路边有一群绵羊，在车头灯强烈的近光照射下动也不动，呆头呆脑地看着我们。车爬上了山顶，然后下坡。在无星的夜幕下，两根花岗岩门柱摇晃着扑面而来又擦边而过。车呼啸着驶过一片奶牛牧场，绕过一片矮松树林，最后停在一个四周高墙围绕、铺着卵石的院子里。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围墙跟屋顶。我们排成队，跟在司机后面，走到一个灯光昏黄、足有二十英尺高的门廊里。迎面是一排排的威灵顿长统靴，旁边用白漆标着尺寸。“7”字中间带了一画，像是欧洲大陆风格；“1”则是往上的那一笔先写。墙上像挂网球拍一样挂着一些旧雪靴。苏格兰人穿过这些雪靴吗？瑞典人呢？挪威人呢？丹麦人呢？或者这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收藏家，专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饰品？麦克西说：“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就能睡得越香。”我们的女司机在前引路。她的皮领子上有个标志，这让我知道她叫“格拉迪丝”。我们排队走进了一个大厅，顶部装有椽木，四面八方都有走廊。主人提供了一壶茶和一盘冷点心，让我们中间吃完炒面后还觉得饿的人可以填一下肚子。另一个女人名叫珍尼特，面带微笑，正领着我们的队员去他们需要去的任何地方。她让我坐到一张放有刺绣座垫的高背长椅上休息。 大厅里有个球形的落地式大摆钟，上面显示的是英国时间。六小时之前，我离开了汉娜。五小时前，我离开了佩内洛普。四小时前我离开了安德森先生。两小时前我离开了卢顿机场。半小时前麦克西叫我把自己最为得意的语言置于水下保密起来。我的“好看护员”安东摇了摇我的肩膀。我跟在他身后，疲惫地上螺旋楼梯。我说服自己，我即将接受圣心避难所学校监护牧师净化之手的正义审判。 “这里还不错，是吧，先生？”安东推开一扇门，问道，“不会想你家里的老婆或菜肴吧？” “事实上我没想，安东。只是有一点……期盼。”我傻傻地说道。 “呵呵，我得说，你这状态不错。预定什么时候回去？” 我意识到自从给汉娜打了告别电话之后就几乎没跟安东交流过，觉得应当跟他套套近乎。“你真的结婚了吗，安东？”说完我笑了，记起他声称已经八年没跟他妻子讲过话。 “经常结，先生。结了离，离了又结。” “其实是在休假期间才相聚，是吧？”我猜道。 “是啊，可能吧，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我又问：“悠闲的时候你干些什么呢？我是说，你没出发执行任务的时候？” “名堂多着呢，真的，先生。我有耐性的时候就去监狱待一小阵子。我喜欢开普敦，不是说那里的监狱，是海滨。我到处追女孩子。呵呵，我们都泡妞，不是吗？现在你向上帝祈祷，然后睡觉吧，先生，因为明天有大事要做。如果你搞砸了，我们也都玩完。队长可不喜欢这样，是吧？” “那你就是他的副手了。”我羡慕地说，“那看来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这么说吧，你不是那种神出鬼没的人，我也没必要给你特别的照顾。” “安东你说我会溜？”我问得自己都惊讶。 “老兄，你要是肯听我说两句你就不会怪我了。你我在自己的行当里干的都是那么回事。你我对自己的老婆都没招儿。你我都对在外头搞女人有一套。就凭这些，我得说咱俩都有多重人格，所以我要用隐语客气地暗示你一下。” 他出去了，我关上门，坐在床上。一种快意的疲惫感向我袭来。我拿起床头的电话，按了好几次叉簧，结果发现电话被切断了。我脱掉那身借来的衣服，到梦中寻找汉娜温暖的怀抱。 众所周知，但凡战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容易开小差，想法也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变。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连窗户都没有，其内部装饰、通风与照明系统可能更适合于运送冠军犬。我们一登机，飞机双引擎发出的轰鸣声简直成了噪音合成场，其中佩内洛普似的声音也在里面，最刺耳，实在讨厌。大家都被噪音整得很烦，我也不会假装自己是个例外。飞机上没有铺垫子的座位，却是一个个开口对着中间过道的铁笼子，上面铺着像是从监狱里拿出来的脏兮兮的坐垫。橙色的网状吊床从机顶垂挂而下，另有把手，用以方便那些难受得要死的人。安东与本尼坐在我的两边，这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些。但本尼似乎在算家用账，而安东显然正全神贯注于一本伟大时代的色情杂志。 许多人把驾驶室当做飞机的圣地。这架飞机驾驶室甲板上饰有丝带，不过已经磨损了。两个飞行员都是中年人，很胖，脸也没刮。他俩很忙，对我们这些乘客置之不理，让人不禁想问他们是否知道机上有乘客。那一长列蓝色的走廊照明灯让我想起了北伦敦地区医院。我新近开通的心灵快车在佩内洛普与汉娜两站间往返，带着崇高目标的报国之行穿插着个人情感的心灵之旅，这点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的。 刚刚起飞后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行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患上了非洲瞌睡症，拿起旅行包当枕头，睡了起来。例外的两个人是麦克西跟他的法国朋友。他们挤在舱尾，正交换着几张纸，就好像一对刚收到抵押贷款公司警告函的夫妇一样焦虑。那个法国人摘掉了贝雷帽，露出一张鹰一般的面孔，目光敏锐，头顶已秃，仅剩周边的一些浅黄色的头发。我从很少说话的本尼那里得知，那法国人是贾斯帕先生。有哪个法国人叫贾斯帕吗？我不信，心中暗暗思量着。可能他跟我一样，也用假名出行吧。 “你觉得我得过去为他们服务吗？”我怀疑他们两个交流有困难，便问安东。 “先生，如果队长需要你的服务，他会说的。”他回答道，头也没抬，继续看杂志。 在剩下的队员中，除了一个之外，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了。我记得他们身穿撑得鼓鼓的厚夹克，头戴棒球帽，下巴紧咬，显得冷酷异常。每当我走近一点，他们就会停止说话。 “妻子的问题解决了吗，小伙子？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人叫我队长。” 我一定是打了个盹，因为当我抬起头时，面前是麦克西那双大大的蓝眼睛。他像个阿拉伯人似的坐在我旁边。我马上又振奋起来了。T.E.劳伦斯 [1]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探险家、军人与作家，被人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在1916至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许多阿拉伯人将其看成民间英雄，英国人也将之视为战争英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讲的他的故事。[1]等英国战争英雄们的英勇事迹，我不知听麦克尔修士给我讲过多少回！仿佛有魔法师用魔法棒点了一下飞机，我们的飞机内部变成了阿拉伯游牧部落用的帐篷，而我头顶的网状吊床变成了山羊皮帐篷顶。在我的想像中，沙漠上空的星星正透过云隙偷偷地看着我们。 “我妻子很好，问题也解决了，谢谢关心，队长。”我回答道，把状态调整到他那样，显得精力充沛。“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这方面不再有问题了。” “你那位生病的朋友怎样了？” “哦，嗯，事实上他死了。”我回答道，语气跟他一样随便。 “可怜的家伙。死期到了，躲也没用啊。你是拿破仑迷吗？” “嗯，确切地说，不完全是。”我回答道，很不情愿地承认，我对历史的研究就到《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一书为止了。 “他到博罗季诺 [1]俄罗斯地名。[1]之前，就已经失算了。他在斯摩棱斯克 [2]俄罗斯地名。[2]患了梦游症，到达博罗季诺之前就疯了，四十岁时他的情妇生了孩子，却不是他的。他裤裆里那玩意儿不能用，脑子也不好使。唉，我搞的女人得再过三年才会生。你呢？” “嗯，事实上，我得再过十二年吧。”我回答道，私下很奇怪，为什么他不会讲法语却把拿破仑当做自己的榜样？ “这次任务很快就能结束。安德森告诉你没有？”他继续说，但没等我回答就又说开了，“我们悄悄地去，跟一些刚果佬谈判，跟他们达成协议，让他们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就悄悄地回来。跟他们最多只打六小时的交道，他们中每一方都已经答应我们了，我们现在只需让他们彼此通气一下。按官方的说法，他们正在不同的地方，碰头之后他们必须在时限到来之前回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队长。” “这是你第一次出去执行任务，对吗？” “恐怕是的。或许你可以说，我要去接受炮火的洗礼。”我向他承认了，脸上现出懊悔的笑容，表明我察觉到自己底气不足。我抑制不住好奇，问道：“我想你不会告诉我我们现在去哪里是吧，先生？” “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儿就能睡得越香。”他让自己的表情变得稍微温和些。“这种工作每次都一样。嚷嚷着‘快点，等等’，然后是‘你他妈的在哪儿？’，接下来你会发现，不是出了十来个混球跟我们较劲，就是你的人都散落到你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再不然就是你的车后胎给扎了个大洞。” 他狂躁地盯着一摞手提箱似的箱子。那些箱子都漆成黑色，尺寸统一，固定在舱门旁的一个栅格上。箱子下方躺着一个矮个男子。他头戴平顶布帽，身穿棉背心，蜷缩在垫子上，就像一只初生的牛犊，跟其他人一样睡得很死。 “斯拜德，那套垃圾设备真的都能用？”麦克西提高嗓门问道，好让声音能够传到机舱另一端。 那矮个男子一听马上就像杂技演员似的跳起来，挺滑稽地在我们面前立正。 “这套老垃圾设备看起来还是能够用的。但你可别想得太好，队长。”他兴高采烈地说。在我这位顶级口译员的耳朵听来，他讲的英语带着威尔士口音。“用了十二小时拼凑起来的，就花了那么点钱，别指望太高了。” “有什么吃的吗？” “嗯，队长，既然你问了，我就找找看吧。嗯，有一个无名捐赠者送给我们的佛特能牌食品篮。我说是无名氏，因为不管我怎么找，都没找到捐赠者的姓名，也没有名片。” “里面有什么？” “不多，老实说，真的不多。我看看，有一整只约克火腿，大约一公斤肥鹅肝，几片半边熏鲑鱼，一块冷烤羊排，切达干酪饼干，一瓶香槟。这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食欲，真的不能。我真想把它送回去。” “回去时路上吃吧。”麦克西打断了他的话，命令道：“还有什么吃的？” “有炒面。卢顿机场最棒的。应当很好吃，但现在已经凉了。” “把炒面拿出来，斯拜德。对了，跟这位语言专家认识一下。他叫布莱恩，从‘聊天室’借用来的。” “啊，‘聊天室’？嗯，我得承认，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安德森先生的血汗工厂。他还是唱男中音，是吗？他没被阉掉，或者出其他什么事吧？” 我现在认识了斯拜德。他瞪着一双靴扣眼笑着看着我，我也向他笑了笑，相信自己在执行这次了不得的使命期间又交了一个朋友。 “军事用语你能翻译吗？”麦克西边问边从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里取出一个外面包着卡其布的旧马口铁瓶子和一包巴思·奥利弗牌饼干。后来我了解到，那瓶子里装着马尔文矿泉水。 “你指什么军事用语，队长？”我反问道。 炒面已经凉了，黏乎乎的，但我还是决心把它好好地吃下去。 “武器，使用条例，火力，口径，就这些玩意儿吧。”麦克西边说边咬了一口巴思·奥利弗牌饼干。 我向他保证，由于我在“聊天室”工作，我对一系列技术与军事用语都很熟悉。“一般来说，非洲人没有与这类术语对应的土语时，会从最接近的殖民语言里借用。”我补充道，心里开始对此次任务产生了兴趣。“就刚果人而言，他们借用的自然是法语了。”我抑制不住自己，又说道：“当然，如果他们被卢旺达人或者乌干达人训练过，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用一些从英语借用的词，比如‘军事顾问团’、‘伏击’或‘火箭榴弹’。” 麦克西似乎只是礼貌性地表现出一些兴趣来。“这样说来，刚果东部的穆尼亚穆伦格人跟本巴人聊天时就会谈论‘半自动步枪’啦？” “嗯，如果他们确实能够沟通的话就行。”我回答道，很想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 “什么意思，小伙子？” “嗯，比方说，一个本巴人可能会讲金亚旺达语，但他并不完全能跟金亚穆伦格人沟通。” “那他们会怎么做？”麦克西擦了擦嘴。 “嗯，基本上，他们不得不用双方都懂的语言来沟通。双方在某些时候都能听懂对方，但并不一定始终都能听懂。” “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讲一点斯瓦希里语，一点法语。事实上，这取决于他们掌握了什么语言。” “除非你碰巧在他们旁边，是吗？他们的语言你都能讲得很好。” “嗯，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我谦逊地回答道，“自然，我不会打扰他们交谈的。我会等在一旁，看他们是否需要我帮什么忙。” “那么无论他们讲什么语言，你都讲得更好，是吧？太棒啦。”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但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并不像他话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满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吗？或许我们可以玩得精明一些。将你的秘密武器深藏不露。”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麦克西还在说我在军事领域的口译能力吗？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我的困惑。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秘密武器当然就是你懂的偏僻语种了。每个小孩都知道，好士兵是不会将自己的底向敌人广而告之的。你掌握的语言也一样。挖个掩体隐藏起来，盖上油布，直到需要时再现身。这是常识。” 我开始发现，麦克西拥有一种危险而又让人着迷的魔力，其部分功效在于让我觉得，他这个非常奇怪的计划很正常，即使我还弄不清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试试是否可行。”他建议道，就好像在向我妥协，使他的方式与我超高待遇的身份相称。“比方说，我们说你能讲英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这样可以吗？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应当是很了不起了。而你掌握的其他小语种我们则保密不说。你能控制得住自己吗？对你来说，这是另一种挑战，新的挑战。” 我没听错吧？我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但我并不是那样回答的。 “队长，究竟在什么语境下，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这么说？或者什么时候不这么说？”我又问道，假装我只是希望他还我以一个充满智慧的微笑。“我并不想显得像个学究似的迂腐不堪，但我们对谁才能说呢？” “对所有人。对整个房间里的人。为了这次行动，为了使会议顺利进行。你看，”他停顿了一下，就像专业人士向呆子解释些什么东西时停顿下来那样。我得承认，我也有过把别人当做呆子的时候，我对此很内疚。“我们有两个辛克莱尔”--他举起两只似乎刀枪不入的手掌，每一只就代表一个我--“这是水面上的辛克莱尔”--他举起左手--“这是水面下的辛克莱尔”--他把右手放到膝盖上--“水面上的部分只是冰山的顶端，你只讲法语以及斯瓦希里语的各种变体。当然，碰上朋友时你也讲英语。对任何普通口译员来说，这都是正常的约束。明白了吗？”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队长。”我确认道，极力表现出热情。 “而在水面之下”--我目光下斜，看着他的右掌--“是冰山剩下的十分之九，也就是你懂的其他语言。你能演好这出戏吧？一点也不难，只要你控制住自己。”他缩回双手，又吃了一块饼干，等着我明白过来。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确定能否控制得住自己，队长。”我说道。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你当然管得住你自己。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我走进会议室，把你介绍给他们。”他一边嚼着饼干，一边用他那糟糕的法语介绍起我来，“‘这位是辛克莱尔先生，我们的口译员。他精通英语、法语及斯瓦希里语。’祝你好运。听见有谁在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即使你听得懂，你也要假装不懂。”虽然我尽力掩饰，但他还是不喜欢我脸上困惑的表情。“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就是装哑巴而已。人们每天都在做这种事，不用试就会了，因为说话人很蠢，感觉不到人家在装哑巴。而你，嗯，并不蠢。你他妈的很棒。嗯，很棒。对你这样的棒小伙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队长，那么我何时能讲我掌握的其他语言呢？就是你说的那些‘水面之下的语言’。”我坚持问到底。 我心底在想，那可是我最引以为豪的语言啊，正是它们使我与众不同。在我的书本里，那些语言根本就没被水淹没，而是被成功地拯救出来了。如果你是我，你也会觉得自己应当向所有人展示这些语言。 “我们让你讲的时候你才能讲，我们没说你就不许讲。我们会给你下密令的。今天给你第一部分，明天早上最后确认表演秀开始了，我们就会给你第二部分。”说完这些后，他那少有的微笑出现了，让我感觉放松了许多。那可是能让你宁愿横穿沙漠也要看到的微笑啊。“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辛克莱尔，是我们的明星，别忘了这一点。每个人一生中有多少次能获得机会推动历史发展呢？” “一旦走运的话都可以吧。”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运气只是命运的另一种说法。”麦克西纠正道。他那双幽灵似的眼睛闪动着，有点神秘。“人要么造就自己，要么毁掉自己。这可不是装门面糊弄人家。这是要在战争之后为刚果带来民主。发动社会舆论，给基伍人一个适当的领导人，让整个基伍启动发展起来。” 一听见他描述的伟大前景，我的大脑就开始翻腾。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接说到我--还有汉娜--的心里去了。 “在刚果，政坛高官犯大罪，情况至今仍未改变，对吧？” “对。”我激动地回答道。 “如果你能发上一大笔财，就能在下次危机到来之前介入，让那些该死的家伙出局，对吧？” “对。” “整个刚果停滞不前。政府百无一用，人们干坐着等待可能举行也可能不会举行的大选。如果大选如期举行，形势很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糟。因此，大选之前存在着一个真空。对吧？” “对。”我随声附和着。 “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其他任何讨厌鬼采取行动之前去填补这个真空。美国人、法国人，以及许多跨国公司，一大堆人都在对刚果虎视眈眈。因此我们要在大选之前介入。我们要介入，也要留下来。这一次，将成为幸运的胜利者的正是刚果。” 我再次想要表明我对他说的一切十分赞同，但他没给我机会表示，又接着说： “几个世纪以来，刚果一直像一个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伤员。”他继续说，但表述有点混乱。“阿拉伯奴隶贩子，其他非洲人，联合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基督教徒，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卢旺达人，钻石公司，黄金公司，采矿公司，世界上一大半的投机商，以及在金沙萨的刚果中央政府都在利用它，而且它现在随时有可能要被石油公司利用。现在他们应当撒手了，而我们就是去让他们撒手。” 他把焦躁不安的目光转向坐在机身另一端的贾斯帕先生，后者正举着双手，看上去就像巴特西某个小商场里没有足够英镑硬币的收银员。 “明天会给你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麦克西宣布，拿上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沿着过道离开了。 你一旦被麦克西的魔咒镇住，脑子里就会一片陶醉。他讲的任何东西对在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我来说都如音乐般悦耳。我的耳边回响着麦克西的言语，飞机引擎不规则的轰鸣声就不那么明显了。但缓过神的时候，我的心声却不那么顺从。 我对他说“对”，我说“行”了吗？ 我没说过“不”，那我大概这么表示了。 但我究竟说什么“行”了？ 安德森先生向我描述此项工作时有没有告诉我，要把自己变成一座语言冰山，让我语言天赋的十分之九都隐藏于水下？他没这样说过。他只是说，需要我去做点现场口译的活儿，在谎言中生活，而不是在我们自小受熏陶的圣经真理中修炼。水上水下，人格受控导致分裂的事，他只字未提。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拜托，怎样个简单法，队长？我得承认，没听懂却要装懂，那很简单。天天都这样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换个角度说，明明听懂了却要装不懂，依我看，绝不简单。顶级口译员总是本能地作出反应，那是练出来的。听，然后迅速反应，这就是口译。好吧，我同意麦克西的话，口译员也会在恰当的时候才作出反应，但这与口译员瞬间反应的才能就沾不上边了。麦克西要我过后给他翻译，那是炒冷饭。 我还在想着这些事，突然间，一个没刮脸的飞行员大声地叫我们系好安全带。飞机像被炮火击中一般，在频繁的颤动中疾冲停下。舱门砰地打开了，一阵冷空气吹了进来，我不禁感谢起身上穿的哈里斯牌套衫来。队长麦克西第一个从打开的门中跳下，然后是带着背包的本尼，后面跟着提着手提箱的贾斯帕先生。在安东的催促下，我提着旅行包跟在他们后面费劲地走了出去。一踏上柔软的地面，我闻到了退潮时海的味道。两辆车开着前灯颠簸着穿过机场向我们驶来。先是一辆皮卡，然后是一辆面包车。安东把我推到面包车上，本尼也把贾斯帕推了进来。我们身后飞机的阴影下，那群穿厚夹克的男子正把黑色箱子搬上皮卡。面包车司机是个女的，包着头巾，身穿一件皮夹克，简直就是成熟版的布里琪特。坑坑洼洼的小道上既没有标示，也没有路标。我们在往左还是往右？路边有一群绵羊，在车头灯强烈的近光照射下动也不动，呆头呆脑地看着我们。车爬上了山顶，然后下坡。在无星的夜幕下，两根花岗岩门柱摇晃着扑面而来又擦边而过。车呼啸着驶过一片奶牛牧场，绕过一片矮松树林，最后停在一个四周高墙围绕、铺着卵石的院子里。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围墙跟屋顶。我们排成队，跟在司机后面，走到一个灯光昏黄、足有二十英尺高的门廊里。迎面是一排排的威灵顿长统靴，旁边用白漆标着尺寸。“7”字中间带了一画，像是欧洲大陆风格；“1”则是往上的那一笔先写。墙上像挂网球拍一样挂着一些旧雪靴。苏格兰人穿过这些雪靴吗？瑞典人呢？挪威人呢？丹麦人呢？或者这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收藏家，专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饰品？麦克西说：“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就能睡得越香。”我们的女司机在前引路。她的皮领子上有个标志，这让我知道她叫“格拉迪丝”。我们排队走进了一个大厅，顶部装有椽木，四面八方都有走廊。主人提供了一壶茶和一盘冷点心，让我们中间吃完炒面后还觉得饿的人可以填一下肚子。另一个女人名叫珍尼特，面带微笑，正领着我们的队员去他们需要去的任何地方。她让我坐到一张放有刺绣座垫的高背长椅上休息。 大厅里有个球形的落地式大摆钟，上面显示的是英国时间。六小时之前，我离开了汉娜。五小时前，我离开了佩内洛普。四小时前我离开了安德森先生。两小时前我离开了卢顿机场。半小时前麦克西叫我把自己最为得意的语言置于水下保密起来。我的“好看护员”安东摇了摇我的肩膀。我跟在他身后，疲惫地上螺旋楼梯。我说服自己，我即将接受圣心避难所学校监护牧师净化之手的正义审判。 “这里还不错，是吧，先生？”安东推开一扇门，问道，“不会想你家里的老婆或菜肴吧？” “事实上我没想，安东。只是有一点……期盼。”我傻傻地说道。 “呵呵，我得说，你这状态不错。预定什么时候回去？” 我意识到自从给汉娜打了告别电话之后就几乎没跟安东交流过，觉得应当跟他套套近乎。“你真的结婚了吗，安东？”说完我笑了，记起他声称已经八年没跟他妻子讲过话。 “经常结，先生。结了离，离了又结。” “其实是在休假期间才相聚，是吧？”我猜道。 “是啊，可能吧，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我又问：“悠闲的时候你干些什么呢？我是说，你没出发执行任务的时候？” “名堂多着呢，真的，先生。我有耐性的时候就去监狱待一小阵子。我喜欢开普敦，不是说那里的监狱，是海滨。我到处追女孩子。呵呵，我们都泡妞，不是吗？现在你向上帝祈祷，然后睡觉吧，先生，因为明天有大事要做。如果你搞砸了，我们也都玩完。队长可不喜欢这样，是吧？” “那你就是他的副手了。”我羡慕地说，“那看来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这么说吧，你不是那种神出鬼没的人，我也没必要给你特别的照顾。” “安东你说我会溜？”我问得自己都惊讶。 “老兄，你要是肯听我说两句你就不会怪我了。你我在自己的行当里干的都是那么回事。你我对自己的老婆都没招儿。你我都对在外头搞女人有一套。就凭这些，我得说咱俩都有多重人格，所以我要用隐语客气地暗示你一下。” 他出去了，我关上门，坐在床上。一种快意的疲惫感向我袭来。我拿起床头的电话，按了好几次叉簧，结果发现电话被切断了。我脱掉那身借来的衣服，到梦中寻找汉娜温暖的怀抱。 凌晨时分，我同往常一样猛醒过来。我穿着内衣，习惯性地往右侧躺，曲身作汤匙状，准备从侧面与佩内洛普做爱，结果发现她上夜班还没回来，不过这种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第二次醒来时，更小心地观察了一下，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个已经死去的白人亲戚的床上，他一脸大胡子，身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华丽服饰，皱着眉头，在大理石壁炉上看着我。最后，我第三次醒来时，汉娜正蜷缩在我怀中，我高兴得抛开《政府保密法》，告诉她我正在参加一项秘密任务，要把民主带给刚果，所以此前我没能打电话给她。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了进来。直至此时，我才能审视这间设施齐备的屋子。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风格得到和谐的统一：屋里放着一张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一台配了A4纸的老式电动打字机，一个抽屉很多的大型衣橱，一个电熨斗，一个放有塑料水壶的早茶盘，以及一张摇摆者牌摇椅。走进房内配套的浴室，我很高兴地发现里面装修豪华，配有毛巾架、浴衣、淋浴器、洗发香波、浴油、毛巾及其他所有浴室用品。我想找找线索，以弄清地理位置，但白忙活了。浴室用品都由国际制造商出品，上面没有消防注意事项或细目清单，也没有免费火柴。以前入住国外的酒店时，往往都能见到酒店经理的英语问候卡，外国味十足，上面还印着谁也看不懂的签名，但这里没有。屋里甚至都没有由国际基甸会寄送的任何语种版本的《圣经》。 我冲了个澡，穿着浴衣，坐在卧室窗户旁边，透过花岗岩竖格窗框，观察着眼前的景色。我首先看到一只蜜黄色的仓鸮，它双翅平展，除了羽毛末端外，全身动也不动。看到它，我的情绪高涨起来，但也无法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我左右两边都是丘陵牧场，山上长着许多橄榄树，往中间望去则是一片银色的大海。在遥远的天际，我看到了一艘集装箱船的影子，但不知它正驶向何方；离岸近一些，可以看到许多小渔船，海鸥在渔船上空盘旋，但再怎么细看也分辨不出船上挂着哪国的旗帜。除了昨晚我们经过的那条蜿蜒小道，我没看到房子周围还有其他道路。我看不见机场，也没找到能帮我辨明情况的风向袋与天线。根据太阳所处位置，我推断自己正往北看；而从水边小树的叶子来看，这里常吹西风。离房子更近的地方则是一座绿草茵茵的山丘，山顶上矗立着一座19世纪风格的观景台或花园凉亭，在它西边则是一座破败不堪、配有公墓的小教堂，公墓一角竖着一个十字架，似乎是凯尔特式十字架，但也可能是战争纪念碑或是用以纪念某个已逝要人的墓碑。 我的注意力转回观景台上，惊讶地发现有个男子正站在一条细长的梯子上。刚才他不在那里，因此肯定是刚从柱子后面出来的。他身旁的地面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跟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那些箱子很相似。箱盖竖着，遮住我的视线，因此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那人在修理东西吗？如果是的话，他在修理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呢？我心里猜疑不定。 我好奇心起，又发现了另两名男子，他们也是在神神秘秘地做着什么。其中一名男子正跪在水管或是天然通道的入口旁，另一名男子正在攀爬一根电话线杆，而且他似乎无需绳子或梯子就爬得上去。佩内洛普自以为她的私人教练可比人猿泰山，但那家伙跟这人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我很快就意识到，第二个男子我见过，而且别人喊他的名字先前也听过。当他快爬到杆顶时，我认出他就是我新结交的那个健谈的威尔士朋友斯拜德，前“聊天室”成员兼我们团队的后勤主管。 我迅速拟定了一个计划：假装早餐前散步，跟斯拜德闲聊几句，然后看一下公墓墓碑上的铭文，以便了解此地使用的语言以及目前的方位。穿上脏兮兮的法兰绒裤子与哈里斯牌夹克，手上提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我悄悄地走下主楼梯，来到前门廊。我试着开门，却发现门锁着。我又试了试旁边的其他门窗，都同样锁上了。不仅如此，我透过窗缝还瞥到至少有三个人正守在房子四周，他们都穿着臃肿的厚夹克。 我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刻，我对麦克西对我提出的口译要求再次产生了疑虑。尽管我决心参与到这伟大任务中来，但一整个晚上它不时地打扰着我的梦境。我又回想起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梦。在梦中，我正在潜游，渗进面罩的水缓缓向上袭来。要是我没醒过来，水面就盖过头顶，充满面罩，我就会溺死。为了从梦魇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也为抖落脑子里的负面情绪，我决定在一楼房间里调查一遍，也熟悉一下自己即将受煎熬的是非之地。 我原想这里是某个大家族的豪宅，果真如此。花园那边有一连串相连的会客室，每个房间都装有落地长窗，窗外就是长满草的阳台，从阳台沿着一条很宽的石阶往上就能通往山顶那座有柱子的观景台。我一边密切注视着那些厚夹克男子，一边试着推开通往第一间客房的门。我走进了一间富丽堂皇的书房，墙壁漆成岩蓝色，屋里摆满了固定好的红木书橱，上面都装着玻璃门。我把头紧贴到玻璃门上，仔细观察里面的书名，希望这些书能够给我提供线索，好了解主人的身份。但我失望地看到一套套世界文豪的作品，式样统一，书名用的都是作者的母语：狄更斯的书是英语，巴尔扎克的是法语，歌德的是德语，但丁的是意大利语。我又试着想撬开玻璃门，看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在书中找到藏书签或题词，却发现它们从上到下锁得严严实实。 书房后面是一间台球室，墙上镶着木板。我估计，室内的那张台球桌占了整间屋子四分之三的空间，没有球袋，应当是法国或者欧洲大陆风格，但红木记分牌却是伦敦巴罗斯公司的产品。第三间则是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面摆着若干镀金镜子，还有一座镀金的铜钟，但时钟上面显示的既不是英国时间，也不是欧洲大陆时间，而是一直停在十二点。客厅里摆一个用大理石与黄铜制成的餐具柜，里面放着一些很吸引人的杂志，从法国的《嘉人》，到英国的《闲谈者》，再到瑞士的《你》都有。我正检查着这些杂志，突然听到从隔壁的第四间屋子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咒骂声，说的是法语。连接这两间屋子的门敞开着，我便静悄悄地穿过擦得很亮的地板，走了进去。那是一间策划室，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椭圆桌子，上面铺着绿色的台面呢。桌子四周摆着八张供玩牌人坐的椅子，木扶手都很宽。在桌子的最远端，秃顶的贾斯帕先生挺直着身子坐在电脑屏幕后面，正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此刻他并未戴着黑色贝雷帽。一夜的工作使他极为亢奋，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颇有点儿大侦探的派头。他紧盯着我，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为什么暗中监视我？”最后他用法语质问起我来。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穿鞋子。” “因为鞋不合脚。” “鞋是你偷的？” “借的。” “你是摩洛哥人？” “英国人。” “那为什么你的法语讲得就像黑脚法国人 [1]指出生于北非法属殖民地的法国人。[1]？” “我在赤道非洲长大，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我生硬地答道，懒得去评论他对我法语的看法。“你呢？” “我来自贝桑松。我是法国省级公证员，在国际法学的某些技术领域谨慎执业。我能够胜任法国与瑞士税法领域的业务。我也在贝桑松大学任职，开课主讲离岸公司的魅力。我还担任某个无名财团的惟一律师。你满意了吧？” 他的直爽解除了我的戒备心理，我很乐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但最终还是决定小心行事。“但如果你谨慎执业的话，你怎么能揽到这么重要的业务？” “因为我很清白，名声好，而且只接民法方面的业务。我从不为毒枭或罪犯做事，因而国际刑警对我闻所未闻。我只做专业能力范围可及的事。你想在马提尼克岛杜撰一家控股公司吗？公司在瑞士注册，却归列支敦士登的一家无名机构所有，而你又拥有这家机构。” 我遗憾地对他笑了笑。 “你想不想轻而易举地破产，损失由法国纳税人埋单？” 我又摇了摇头。 “那么或许你至少可以为我解释一下怎么使用这台天杀的英国电脑吧。开始他们禁止我带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后来他们倒是给了我一台，但没有使用手册，没有重音符，没有逻辑操作，没有……”没有的东西太多，于是他来了个法国式的耸肩，以示失望。 “但你一晚没睡在做什么？”我问道，注意到他周围散落着一堆堆废纸与空咖啡杯。 他叹了一口气，任粗壮的身体猛然沉落在椅子上。“让步。一晚上都在懦夫一样地让步。‘为什么要对那些强盗让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见鬼去？’” 他问谁呀？我很好奇，但没说话。我知道，我还是小心为好，不能打断他。 “‘贾斯帕，’他们告诉我，‘这份合同至关重要，我们可丢不起。时间很宝贵，而我们并非没有竞争对手。’” “那么你是在起草合同啦。”我惊道，记起麦克西曾宣称此次任务的目标就是签订一份合同。“上帝呀！嗯，我得说，你可是责任重大啊。事情很复杂吗？我猜一定很复杂吧。” 我这样问本来是要奉承他一下，却招来他轻蔑的嗤笑。 “合同不复杂，我已经起草得清清楚楚了，这份合同比较玄，不可操作。” “合同涉及几方呢？” “三方。我们不知道这三方是谁，但他们自己清楚。这份合同是无名的，涉及非特指的假定可能性。如果一件事发生了，那么其他事也就会发生。如果没发生，那么……”他又耸了耸肩。 我小心翼翼地大着胆子提出质疑。“但如果一份合同是无名的，其假定可能性是非特指的，又不可操作，那么怎么能算是合同呢？” 他骷髅似的脸上满是得意与傲气的笑。 “因为这份合同不仅仅是假定的而已，它还与农业有关。” “噢，假定性还与农业有关？” 他得意地笑着，表明就是那么一回事。 “这怎么可能？合同要么与农业有关，要么是假定的，肯定是这样吧？嗯，你不可能拥有一头假定的奶牛，是吧？” 贾斯帕先生坐直了身子，把双手平放在绿色台面呢上，沉着脸，带着些轻蔑的神色，就像律师正在看着他们最穷的客户。 “那么请你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合同涉及的是人，但我们不把人称为‘人’，而称做‘奶牛’，那么这个合同是假设的，还是跟农业有关？” 我还算聪明，不情愿地承认了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假设，比如，在这种情况下？” “该假设是某个事件。” “哪种事件？” “非特指的。可能是死亡。”他伸出一根瘦削的食指对着我，不让我再往死亡这个话题扯下去。“可能是一场洪灾，或者是一桩婚姻，或者是上帝的干预，或人类自身的行为，也可能是另一方的守约或者不守约。合同上并未具体说明。”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没有人能打断他，至少我就不行。“我们知道的是，如果那个事件发生了，某些农业条款就会生效，某些农业物资就会被买卖，某些农业权利就会被分配，同时也会给某些身份隐匿者带来假定多少百分比的农业收益。但只有当那个事件发生时才会这样。” “但那家无名财团到底是怎么找上你的呢？”我打断他道，“你一身本事，却隐身在贝桑松，锋芒不露……” 我无需再激他，他就继续讲了下去：“一年前，我在瓦朗斯卖了许多度假小别墅，所有权属于分时享有的。我表现得棒极了，那笔买卖就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峰。虽然小别墅没建好，但交货可不是我的责任。我的客户是一家离岸房地产公司，在海峡群岛注册，现在已经破产了。” 如电光火闪一般，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这不就是让布瑞克里勋爵登上佩内洛普那家报纸第一版的那桩丑闻吗？肯定是的。我记得当时的标题就是“黄金国，空中楼阁而已”。 “这家公司又复业了？”我问道。 “我有幸亲自给这家公司清算。它已不存在了。” “但公司董事们还存在。” 自鸣得意、盛气凌人的神色从未从他脸上消失过，而现在益发明显了。“他们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名字。如果他们有名字，他们存在。如果他们没有名字，他们就只是抽象概念。”或许他厌倦跟我交谈了，或许他认为我们的谈话越过了恰当的法律界限，总之，他一只手放在自己未刮须的脸上，盯着我，就好像他此前从未见过我一样。“你是谁？你在这鬼地方做什么？” “我是会议口译员。” “什么语言？” “斯瓦希里语、法语和英语。”我不怎么乐意地回答道，因为梦中的水面又一次淹没了我的潜水面罩。 “他们付你多少钱？” “我想我不应当告诉你。”但虚荣心战胜了我--有时我就是过于虚荣。这家伙对我逞威风够久了，该我展示一下自己的价值了。“五千美元。”我很随意地说道。 他的头原来伏在双手间，现在突然抬了起来。“五千？” “没错。五千。怎么了？” “不是英镑？” “美元。我告诉过你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看他那副胜利了似的笑容。 “他们付给我”--他一字一句地说，一点面子也不给地强调着--“二--十--万--瑞士--法郎。”然后他又强调说，“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没有大面额纸币。” 我惊呆了。为什么我，萨尔沃，掌握了罕见语言却被迫保密，所得报酬也只是这个自大的法国公证员的九牛一毛？我想起了自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日子，当时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奥斯曼先生要抽走我毛收入的一半。我的火气愈发地往上蹿，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装出一副羡慕不已的样子。毕竟，他是大法律专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口译员。 “你是否恰好知道这个鬼地方是哪儿？”他问道，又继续起草起合同来。 不管这是不是个鬼地方，我都不知道。 “这可不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会要求额外收费的。” 教堂钟声传了过来，提醒我们晨祷。我走到门前时，贾斯帕先生已经又在笨拙地打字了。他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当做我们之间没谈过话。 在面带笑容的珍尼特的指引下，我来到大厅。我马上就意识到，我们的团队似乎并不是一切都顺。珍尼特提供了豪华早餐，包括英国香肠，猪后腿做的最好的火腿以及煎蛋，但只吸引了我们团队中的少数人来吃。他们几个一组，懒洋洋地闲坐着，眼睛暴突，一脸沮丧。安东坐在一张桌子边，正低声地跟两个与他一样阴沉着脸的厚夹克男子说着话。本尼坐在另一张桌子上，阔大的下巴托在一只更硕大的手上，双目无神地看着杯底。我把自己的举止调整得适应众人的情绪，拿了一小片熏鲑鱼，然后就独自一人坐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刚吃下第一口，就听到一阵橡胶鞋底快速踩在板石走廊上的嘎吱嘎吱声，于是我们知道队长麦克西到了。他上身穿着一件羊毛套衫，看样子是牛津大学赛艇队的统一服装，穿了很久，已经发黄了；下身是一件过膝短裤，裤脚也已经磨坏了；脚上穿着一双旧橡胶底帆布鞋，但没穿袜子。清晨的空气让他还有些像男孩的双颊有些发红，眼镜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斯拜德站在他身后。 “痛苦结束了。”麦克西接过格拉迪丝递给他的一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然后宣布道，“百分百命中目标。”--他略过了别人通常会说的安慰人的话--“行动的其他部分也会按时进行。菲利普和‘三人组’两小时又十分钟后会乘机来此。”菲利普，他终于又提到菲利普了，麦克西是要对菲利普负责的。“现在时间是……” 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快了一分钟。我赶快将时间调慢。麦克尔修士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临死前送给我的礼物会被我用在这种场合。 “二十分钟之后盛大派对即将开始。十一点三十分整会议开始。会议期间上洗手间方便的时间由菲利普特别安排。假定我们大部分工作已完成，而菲利普又同意的话，代表们将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开始吃午餐，也只有主角们能吃午餐。我们要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他就是想要在好的氛围中做生意，那我们就给他。拜托，不要搞得紧张兮兮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适合国际汽车大赛，看来对户外设施有利。下午五点三十分一切结束。珍尼特，请在会议室里贴上‘禁止吸烟’标志，要血红大字。辛克莱尔，我需要你做事。辛克莱尔你他妈的在哪里？” 我即将接受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了。 凌晨时分，我同往常一样猛醒过来。我穿着内衣，习惯性地往右侧躺，曲身作汤匙状，准备从侧面与佩内洛普做爱，结果发现她上夜班还没回来，不过这种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第二次醒来时，更小心地观察了一下，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个已经死去的白人亲戚的床上，他一脸大胡子，身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华丽服饰，皱着眉头，在大理石壁炉上看着我。最后，我第三次醒来时，汉娜正蜷缩在我怀中，我高兴得抛开《政府保密法》，告诉她我正在参加一项秘密任务，要把民主带给刚果，所以此前我没能打电话给她。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了进来。直至此时，我才能审视这间设施齐备的屋子。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风格得到和谐的统一：屋里放着一张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一台配了A4纸的老式电动打字机，一个抽屉很多的大型衣橱，一个电熨斗，一个放有塑料水壶的早茶盘，以及一张摇摆者牌摇椅。走进房内配套的浴室，我很高兴地发现里面装修豪华，配有毛巾架、浴衣、淋浴器、洗发香波、浴油、毛巾及其他所有浴室用品。我想找找线索，以弄清地理位置，但白忙活了。浴室用品都由国际制造商出品，上面没有消防注意事项或细目清单，也没有免费火柴。以前入住国外的酒店时，往往都能见到酒店经理的英语问候卡，外国味十足，上面还印着谁也看不懂的签名，但这里没有。屋里甚至都没有由国际基甸会寄送的任何语种版本的《圣经》。 我冲了个澡，穿着浴衣，坐在卧室窗户旁边，透过花岗岩竖格窗框，观察着眼前的景色。我首先看到一只蜜黄色的仓鸮，它双翅平展，除了羽毛末端外，全身动也不动。看到它，我的情绪高涨起来，但也无法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我左右两边都是丘陵牧场，山上长着许多橄榄树，往中间望去则是一片银色的大海。在遥远的天际，我看到了一艘集装箱船的影子，但不知它正驶向何方；离岸近一些，可以看到许多小渔船，海鸥在渔船上空盘旋，但再怎么细看也分辨不出船上挂着哪国的旗帜。除了昨晚我们经过的那条蜿蜒小道，我没看到房子周围还有其他道路。我看不见机场，也没找到能帮我辨明情况的风向袋与天线。根据太阳所处位置，我推断自己正往北看；而从水边小树的叶子来看，这里常吹西风。离房子更近的地方则是一座绿草茵茵的山丘，山顶上矗立着一座19世纪风格的观景台或花园凉亭，在它西边则是一座破败不堪、配有公墓的小教堂，公墓一角竖着一个十字架，似乎是凯尔特式十字架，但也可能是战争纪念碑或是用以纪念某个已逝要人的墓碑。 我的注意力转回观景台上，惊讶地发现有个男子正站在一条细长的梯子上。刚才他不在那里，因此肯定是刚从柱子后面出来的。他身旁的地面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跟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那些箱子很相似。箱盖竖着，遮住我的视线，因此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那人在修理东西吗？如果是的话，他在修理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呢？我心里猜疑不定。 我好奇心起，又发现了另两名男子，他们也是在神神秘秘地做着什么。其中一名男子正跪在水管或是天然通道的入口旁，另一名男子正在攀爬一根电话线杆，而且他似乎无需绳子或梯子就爬得上去。佩内洛普自以为她的私人教练可比人猿泰山，但那家伙跟这人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我很快就意识到，第二个男子我见过，而且别人喊他的名字先前也听过。当他快爬到杆顶时，我认出他就是我新结交的那个健谈的威尔士朋友斯拜德，前“聊天室”成员兼我们团队的后勤主管。 我迅速拟定了一个计划：假装早餐前散步，跟斯拜德闲聊几句，然后看一下公墓墓碑上的铭文，以便了解此地使用的语言以及目前的方位。穿上脏兮兮的法兰绒裤子与哈里斯牌夹克，手上提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我悄悄地走下主楼梯，来到前门廊。我试着开门，却发现门锁着。我又试了试旁边的其他门窗，都同样锁上了。不仅如此，我透过窗缝还瞥到至少有三个人正守在房子四周，他们都穿着臃肿的厚夹克。 我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刻，我对麦克西对我提出的口译要求再次产生了疑虑。尽管我决心参与到这伟大任务中来，但一整个晚上它不时地打扰着我的梦境。我又回想起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梦。在梦中，我正在潜游，渗进面罩的水缓缓向上袭来。要是我没醒过来，水面就盖过头顶，充满面罩，我就会溺死。为了从梦魇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也为抖落脑子里的负面情绪，我决定在一楼房间里调查一遍，也熟悉一下自己即将受煎熬的是非之地。 我原想这里是某个大家族的豪宅，果真如此。花园那边有一连串相连的会客室，每个房间都装有落地长窗，窗外就是长满草的阳台，从阳台沿着一条很宽的石阶往上就能通往山顶那座有柱子的观景台。我一边密切注视着那些厚夹克男子，一边试着推开通往第一间客房的门。我走进了一间富丽堂皇的书房，墙壁漆成岩蓝色，屋里摆满了固定好的红木书橱，上面都装着玻璃门。我把头紧贴到玻璃门上，仔细观察里面的书名，希望这些书能够给我提供线索，好了解主人的身份。但我失望地看到一套套世界文豪的作品，式样统一，书名用的都是作者的母语：狄更斯的书是英语，巴尔扎克的是法语，歌德的是德语，但丁的是意大利语。我又试着想撬开玻璃门，看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在书中找到藏书签或题词，却发现它们从上到下锁得严严实实。 书房后面是一间台球室，墙上镶着木板。我估计，室内的那张台球桌占了整间屋子四分之三的空间，没有球袋，应当是法国或者欧洲大陆风格，但红木记分牌却是伦敦巴罗斯公司的产品。第三间则是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面摆着若干镀金镜子，还有一座镀金的铜钟，但时钟上面显示的既不是英国时间，也不是欧洲大陆时间，而是一直停在十二点。客厅里摆一个用大理石与黄铜制成的餐具柜，里面放着一些很吸引人的杂志，从法国的《嘉人》，到英国的《闲谈者》，再到瑞士的《你》都有。我正检查着这些杂志，突然听到从隔壁的第四间屋子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咒骂声，说的是法语。连接这两间屋子的门敞开着，我便静悄悄地穿过擦得很亮的地板，走了进去。那是一间策划室，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椭圆桌子，上面铺着绿色的台面呢。桌子四周摆着八张供玩牌人坐的椅子，木扶手都很宽。在桌子的最远端，秃顶的贾斯帕先生挺直着身子坐在电脑屏幕后面，正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此刻他并未戴着黑色贝雷帽。一夜的工作使他极为亢奋，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颇有点儿大侦探的派头。他紧盯着我，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为什么暗中监视我？”最后他用法语质问起我来。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穿鞋子。” “因为鞋不合脚。” “鞋是你偷的？” “借的。” “你是摩洛哥人？” “英国人。” “那为什么你的法语讲得就像黑脚法国人 [1]指出生于北非法属殖民地的法国人。[1]？” “我在赤道非洲长大，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我生硬地答道，懒得去评论他对我法语的看法。“你呢？” “我来自贝桑松。我是法国省级公证员，在国际法学的某些技术领域谨慎执业。我能够胜任法国与瑞士税法领域的业务。我也在贝桑松大学任职，开课主讲离岸公司的魅力。我还担任某个无名财团的惟一律师。你满意了吧？” 他的直爽解除了我的戒备心理，我很乐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但最终还是决定小心行事。“但如果你谨慎执业的话，你怎么能揽到这么重要的业务？” “因为我很清白，名声好，而且只接民法方面的业务。我从不为毒枭或罪犯做事，因而国际刑警对我闻所未闻。我只做专业能力范围可及的事。你想在马提尼克岛杜撰一家控股公司吗？公司在瑞士注册，却归列支敦士登的一家无名机构所有，而你又拥有这家机构。” 我遗憾地对他笑了笑。 “你想不想轻而易举地破产，损失由法国纳税人埋单？” 我又摇了摇头。 “那么或许你至少可以为我解释一下怎么使用这台天杀的英国电脑吧。开始他们禁止我带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后来他们倒是给了我一台，但没有使用手册，没有重音符，没有逻辑操作，没有……”没有的东西太多，于是他来了个法国式的耸肩，以示失望。 “但你一晚没睡在做什么？”我问道，注意到他周围散落着一堆堆废纸与空咖啡杯。 他叹了一口气，任粗壮的身体猛然沉落在椅子上。“让步。一晚上都在懦夫一样地让步。‘为什么要对那些强盗让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见鬼去？’” 他问谁呀？我很好奇，但没说话。我知道，我还是小心为好，不能打断他。 “‘贾斯帕，’他们告诉我，‘这份合同至关重要，我们可丢不起。时间很宝贵，而我们并非没有竞争对手。’” “那么你是在起草合同啦。”我惊道，记起麦克西曾宣称此次任务的目标就是签订一份合同。“上帝呀！嗯，我得说，你可是责任重大啊。事情很复杂吗？我猜一定很复杂吧。” 我这样问本来是要奉承他一下，却招来他轻蔑的嗤笑。 “合同不复杂，我已经起草得清清楚楚了，这份合同比较玄，不可操作。” “合同涉及几方呢？” “三方。我们不知道这三方是谁，但他们自己清楚。这份合同是无名的，涉及非特指的假定可能性。如果一件事发生了，那么其他事也就会发生。如果没发生，那么……”他又耸了耸肩。 我小心翼翼地大着胆子提出质疑。“但如果一份合同是无名的，其假定可能性是非特指的，又不可操作，那么怎么能算是合同呢？” 他骷髅似的脸上满是得意与傲气的笑。 “因为这份合同不仅仅是假定的而已，它还与农业有关。” “噢，假定性还与农业有关？” 他得意地笑着，表明就是那么一回事。 “这怎么可能？合同要么与农业有关，要么是假定的，肯定是这样吧？嗯，你不可能拥有一头假定的奶牛，是吧？” 贾斯帕先生坐直了身子，把双手平放在绿色台面呢上，沉着脸，带着些轻蔑的神色，就像律师正在看着他们最穷的客户。 “那么请你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合同涉及的是人，但我们不把人称为‘人’，而称做‘奶牛’，那么这个合同是假设的，还是跟农业有关？” 我还算聪明，不情愿地承认了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假设，比如，在这种情况下？” “该假设是某个事件。” “哪种事件？” “非特指的。可能是死亡。”他伸出一根瘦削的食指对着我，不让我再往死亡这个话题扯下去。“可能是一场洪灾，或者是一桩婚姻，或者是上帝的干预，或人类自身的行为，也可能是另一方的守约或者不守约。合同上并未具体说明。”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没有人能打断他，至少我就不行。“我们知道的是，如果那个事件发生了，某些农业条款就会生效，某些农业物资就会被买卖，某些农业权利就会被分配，同时也会给某些身份隐匿者带来假定多少百分比的农业收益。但只有当那个事件发生时才会这样。” “但那家无名财团到底是怎么找上你的呢？”我打断他道，“你一身本事，却隐身在贝桑松，锋芒不露……” 我无需再激他，他就继续讲了下去：“一年前，我在瓦朗斯卖了许多度假小别墅，所有权属于分时享有的。我表现得棒极了，那笔买卖就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峰。虽然小别墅没建好，但交货可不是我的责任。我的客户是一家离岸房地产公司，在海峡群岛注册，现在已经破产了。” 如电光火闪一般，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这不就是让布瑞克里勋爵登上佩内洛普那家报纸第一版的那桩丑闻吗？肯定是的。我记得当时的标题就是“黄金国，空中楼阁而已”。 “这家公司又复业了？”我问道。 “我有幸亲自给这家公司清算。它已不存在了。” “但公司董事们还存在。” 自鸣得意、盛气凌人的神色从未从他脸上消失过，而现在益发明显了。“他们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名字。如果他们有名字，他们存在。如果他们没有名字，他们就只是抽象概念。”或许他厌倦跟我交谈了，或许他认为我们的谈话越过了恰当的法律界限，总之，他一只手放在自己未刮须的脸上，盯着我，就好像他此前从未见过我一样。“你是谁？你在这鬼地方做什么？” “我是会议口译员。” “什么语言？” “斯瓦希里语、法语和英语。”我不怎么乐意地回答道，因为梦中的水面又一次淹没了我的潜水面罩。 “他们付你多少钱？” “我想我不应当告诉你。”但虚荣心战胜了我--有时我就是过于虚荣。这家伙对我逞威风够久了，该我展示一下自己的价值了。“五千美元。”我很随意地说道。 他的头原来伏在双手间，现在突然抬了起来。“五千？” “没错。五千。怎么了？” “不是英镑？” “美元。我告诉过你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看他那副胜利了似的笑容。 “他们付给我”--他一字一句地说，一点面子也不给地强调着--“二--十--万--瑞士--法郎。”然后他又强调说，“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没有大面额纸币。” 我惊呆了。为什么我，萨尔沃，掌握了罕见语言却被迫保密，所得报酬也只是这个自大的法国公证员的九牛一毛？我想起了自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日子，当时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奥斯曼先生要抽走我毛收入的一半。我的火气愈发地往上蹿，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装出一副羡慕不已的样子。毕竟，他是大法律专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口译员。 “你是否恰好知道这个鬼地方是哪儿？”他问道，又继续起草起合同来。 不管这是不是个鬼地方，我都不知道。 “这可不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会要求额外收费的。” 教堂钟声传了过来，提醒我们晨祷。我走到门前时，贾斯帕先生已经又在笨拙地打字了。他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当做我们之间没谈过话。 在面带笑容的珍尼特的指引下，我来到大厅。我马上就意识到，我们的团队似乎并不是一切都顺。珍尼特提供了豪华早餐，包括英国香肠，猪后腿做的最好的火腿以及煎蛋，但只吸引了我们团队中的少数人来吃。他们几个一组，懒洋洋地闲坐着，眼睛暴突，一脸沮丧。安东坐在一张桌子边，正低声地跟两个与他一样阴沉着脸的厚夹克男子说着话。本尼坐在另一张桌子上，阔大的下巴托在一只更硕大的手上，双目无神地看着杯底。我把自己的举止调整得适应众人的情绪，拿了一小片熏鲑鱼，然后就独自一人坐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刚吃下第一口，就听到一阵橡胶鞋底快速踩在板石走廊上的嘎吱嘎吱声，于是我们知道队长麦克西到了。他上身穿着一件羊毛套衫，看样子是牛津大学赛艇队的统一服装，穿了很久，已经发黄了；下身是一件过膝短裤，裤脚也已经磨坏了；脚上穿着一双旧橡胶底帆布鞋，但没穿袜子。清晨的空气让他还有些像男孩的双颊有些发红，眼镜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斯拜德站在他身后。 “痛苦结束了。”麦克西接过格拉迪丝递给他的一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然后宣布道，“百分百命中目标。”--他略过了别人通常会说的安慰人的话--“行动的其他部分也会按时进行。菲利普和‘三人组’两小时又十分钟后会乘机来此。”菲利普，他终于又提到菲利普了，麦克西是要对菲利普负责的。“现在时间是……” 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快了一分钟。我赶快将时间调慢。麦克尔修士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临死前送给我的礼物会被我用在这种场合。 “二十分钟之后盛大派对即将开始。十一点三十分整会议开始。会议期间上洗手间方便的时间由菲利普特别安排。假定我们大部分工作已完成，而菲利普又同意的话，代表们将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开始吃午餐，也只有主角们能吃午餐。我们要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他就是想要在好的氛围中做生意，那我们就给他。拜托，不要搞得紧张兮兮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适合国际汽车大赛，看来对户外设施有利。下午五点三十分一切结束。珍尼特，请在会议室里贴上‘禁止吸烟’标志，要血红大字。辛克莱尔，我需要你做事。辛克莱尔你他妈的在哪里？” 我即将接受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了。 我跟在麦克西身后走下狭窄的地下室楼梯。不能否认，我非常紧张。威尔士人斯拜德脱下帽子滑稽地向我们行了个礼，他眨着双眼，一副憨佬捣蛋的搞笑模样减轻了我心中的不安。当我发现自己远非步入一个未知之地，而是进入了一个迷你版的“聊天室”时，我就更加放松了。那里有一个很不显眼的检修门，跟白厅“聊天室”的那个没什么两样。进了门是一条走廊，墙壁粉刷成炭黑色，顶上拉着电缆。我们顺着走廊来到了一个由废弃锅炉房改建而成的监听中心。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真的，这里比安德森先生的“聊天室”差远了。与这里相比，那里简直就是仙境。看着墙壁上的绿漆和出自安德森先生之口的几条著名劝世箴言，我仿佛回到了诺森伯兰大道的地下建筑，听着没经过训练的人经过我们地下室窗户时发出的轻微脚步声。 麦克西和斯拜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而我则审视着屋内那些陈旧的设备。从走廊拉进来的电缆接在麦加诺牌控制台上，上面放着两排磁带录音机，每排六台，每台都编了号，还根据其任务不同贴上了标签。 “‘RA’指什么，队长？”我问道。 “王室房间。” “‘GS’呢？” “客房。” 我浏览了一下标签：RA/客厅，RA/卧室1，RA/卧室2，RA/书房，RA/大厅，RA/浴室与卫生间，GS/起居室，GS/卧室，GS/浴室，东阳台，西阳台，上行石阶，下行石阶，走道，砾石路1，砾石路2，砾石路3，观景台，门廊，温室。 “你觉得如何，布莱恩？”斯拜德再也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催我赶快回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必什么都搞数字化。如果外国渔民也能探查到我们做的事，那我们与别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说自己惊呆了那还不至于，因为隐约之间，我料到会有这类东西。但我还是觉得脊梁骨上冷飕飕的，那可能是我怯场了。麦克西催我欣赏一下放在房间中央被他叫做“电椅”的东西，这就更让我觉得害怕了。乍一看，它跟真的电椅一样引人注目，但细一观察，它其实是一张旧躺椅，上端装上了电缆跟耳机，还有个病床旁装的盛物盘，托盘上放着速记垫、A4纸与预先削好的HB铅笔，一边的扶手上还放着一台步话机，另一边扶手上则放着仪表板。我很快就认出，仪表板上面的编号跟磁带录音机上的编号一一对应。 “我们一休会，你就要赶快跑下来。”麦克西用越压越低的命令口气对我说道：“我们让你听什么，你就听什么，然后你尽快通过耳机把听到的内容译出传达给行动室里的山姆。” “山姆是谁，队长？” “你的协调人。所有对话都会自动录下来。山姆会告诉你哪些要现场听。逮到空余时间，就扫描式地监听一下二线目标。山姆会为你作简要介绍，也会问你问题，然后把你翻译的材料交给需要的人。” “山姆会跟菲利普联系是吧？”我说，继续努力接近此次任务的源头，但麦克西没上钩。 “休会一结束，你就要跑上楼去，坐回会议桌上你原来坐的位置，举止要自然。斯拜德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检修这个系统，确保窃听器不会失灵，还要记录并保存所有磁带。他跟监视小组实时联系，所以他能知道会议代表们的行踪，并在地图上打灯标明位置。” 与其说那是一张地图，不如说是自制的伦敦地铁网络图。它架在一张硬纸板上，配有彩色灯泡，就像小孩子玩的模型铁路。斯拜德站在地图前面，斜戴着帽子，作为地图拥有者的骄傲一览无遗。 “安东负责监视小组。”麦克西继续说道，“监视者向安东报告，安东再告诉斯拜德目标所处位置，斯拜德在地图上把目标标记出来，你监听他们谈话，然后告诉山姆他们彼此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每个目标都用不同颜色的灯泡作标记。监视小组则是在固定位置肉眼观测，用对讲机沟通。给他展示一下。” 但是，斯拜德说我得举出例子，这样他才有的展示。“说出两种颜色，伙计。”他催促道，“你最喜欢的颜色。任意两种。” “绿色跟蓝色。”我试着说了。 “位置，伙计，位置？” “石阶上面。”我说，随机选了张标签。 斯拜德手指飞舞，按下了四个键。地图最左端绿色与蓝色的指示灯闪烁起来，一台磁带录音机也开始静静地转动起来。 “喜欢吗，伙计？喜欢吗？” “让他看一下主灯。”麦克西命令道。 王室套房中央的一盏紫灯亮了起来，让我回想起我这个私生子从教仆们的宿舍偷窥到穿着紫色法衣的主教们来访的情景。 “主灯跟王室房间不在你的监听范围之内，除非菲利普亲自告诉你去听。”麦克西警告，“那是应急窃听器。用来记录备案，不是给你操作的。我们只能录音，不能监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队长。”接着我又问，“菲利普到底为谁提供咨询服务呢，先生？”问完之后我都对自己的莽撞感到吃惊。 麦克西盯着我，像是在怀疑我为什么如此不驯。斯拜德站在地图前面，一动不动，像山一样。但我不想退缩。我总在不恰当的时候表现自己的倔强个性，我自己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一名顾问，没错吧？”我将错就错，不依不饶，“那么他顾及谁呢？我不是要固执己见，队长，但我有权利知道我为谁工作，是吧？” 麦克西张嘴说了些什么，然后又闭上了。我的印象是，他真的很困惑，不是因为他所知的事，而是因为我所不知的事。 “我还以为安德森已经告诉你所有资料了。” “所有什么资料，队长？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背景而已。如果我没能完全了解背景，我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不是吗？” 麦克西又沉默，飞快地跟斯拜德对视了一会儿，一脸困惑。“菲利普是名自由职业者。他为任何付钱给他的人工作。他有关系。” “跟政府有关系？跟那家财团有关系？他到底跟谁有关系，队长？”俗话说，如果你掉进洞里，就别再挖个洞。但在这种情绪下，我一旦开始，就再没什么能阻止我了。 “关系，伙计。难道你没听过关系吗？我有关系，斯拜德也有关系。我们不是政府官员，我们彼此独立，保持距离，但我们有关系。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然后他似乎对我又有些同情。“菲利普是自由职业者，他是一名顾问，受合同约束。他的专长是非洲问题研究，他就是此次行动的头儿。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对你也应当足够了。” “你说够那就算够了吧，队长。” “菲利普召集代表，确定交易条款，并让所有人坐到一起。四十八小时前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坐到同一间屋子里。所以，你要是崇拜他的本事那就闭嘴吧。” “我会的，队长。我确实崇拜他。没问题。” 麦克西生气地沿着石阶往上走，一步两级，我紧跟在他身后。到了书房，他砰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示意我也坐下。我们冷静了下来，就像两个悠闲的绅士一般坐着。落地长窗外，草坪一直延伸到装了窃听器的观景台上，让人看了心平气和。 “在丹麦的某个地方，离这里不到一千英里，正在召开一个研讨会。”他又开口了。“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呢，队长。” “它叫‘大湖地区 [1]英文为”Great Lakes“，位于非洲中东部，以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丰富著称，但战乱频起，疾病肆虐，有”非洲的火药桶“之称。[1]论坛’。听说过吗？” 我没听说过。 “一群留着长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主持秘密讨论，想在大选前解决东刚果问题。他们纠合一帮彼此仇恨的家伙，请他们去出出怨气。他们相信后面肯定会有好戏发生，只要你相信精灵的魔力。” 我会心一笑。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又成了同志。 “今天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他们本来要去参观熏鱼厂与雕塑公园，但其中的三名代表请求离开。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参加他们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他往我俩之间的桌子上扔了本小册子说道，“这就是你想知道的背景，与会者的简历、语言与民族已经略去了，这都是菲利普义务劳动的成果。三名代表，一个非神圣三角同盟。”他继续说道，“直到几个月以前，他们还在切掉彼此的命根子，屠杀彼此的妻子，偷走彼此的土地、牛群跟矿产。而菲利普出手相助后，他们现在却要组成一个联盟了。” “这次会议以谁为敌呢，队长？”我问道，语气中略带厌烦，但恰到好处。 我的怀疑不言自明，因为在东刚果这个黑暗的天堂，除非要对抗共同的敌人，否则任何联盟还会有什么目的吗？因此，我立刻就了解了他的回答中包含的全部重要含义。 “这次不以谁为敌，也不受谁的支持。你是否碰巧听说过那个自封刚果救世主的某专业的前教授？他现在正操控着一个委员会，自称‘穆旺加扎’，也就是‘光’，没错吧？” “或者可以译作‘启蒙’，”我回答道，这纯粹是一个口译员的条件反射，“这取决于我们要用到的是该词的喻义或是原义。” “嗯，不管是比喻义、原义还是其他什么狗屁，总之穆旺加扎是我们的关键人物。如果我们能让他在大选之前上台，我们就可以自由回家。如果不能，事情就砸了。没的选择。” 要说我的头脑正在急转，那是太过轻描淡写了。说它升上了太空轨道，向汉娜疯狂地传达信号，那会更准确。 我听过他的演讲，萨尔沃。就在我们做爱难得的间隙，汉娜这么告诉我。她原来跟我讲法语，这时却讲起了英语。他是真理与和解的使徒。他出现在基伍当地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上。两个星期以前我轮休，我和朋友一路跋涉到伯明翰，他在我们一大群人中间发表演讲。大厅里静得可以听见针掉落的声音。他领导的运动叫做“中间路线”，主张做一些其他政党不可能去做的事。这是因为，它是心灵的运动，而不是钱包的运动。它主张无论是南基伍人还是北基伍人，所有基伍人民都应当团结一致。它主张迫使金沙萨的政客们从东刚果撤出其腐败的军队，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它将解除那些雇佣军和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民兵武装，把他们送回边境线那边他们自己的国家卢旺达。那些真正有权留下的人只要真的想成为刚果人就会这样做。你还知道什么吗，萨尔沃？ 还有什么，汉娜？ 1964年大起义时，穆旺加扎为刚果总理、民族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而战，还受了伤！ 但这怎么可能呢，汉娜？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比利时人的帮助下刺杀了卢蒙巴。那可是大起义爆发之前三年，我肯定没记错。 萨尔沃，你真是太书呆子气了。大起义以卢蒙巴思想为指导。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以帕特里斯·卢蒙巴为精神领袖。他们都在为自由刚果和帕特里斯而战，无论他是生是死。 那么我是在跟革命者做爱了。 你现在这样真可笑。穆旺加扎不是革命者。他主张种族和解、自律和正义，主张除掉所有不热爱我们国家却窃取我们财富的人。他不希望人们把他当做战争狂，而是把他当作给真正热爱刚果的人带来和平与和谐的人。他是《国王与小鸟》中那只罕见的智慧鸟：他是来治愈我们所有病痛的大英雄。我可能让你觉得无聊了吧？ 她说我没把她当真，任性地拉开被褥，坐了起来。你要知道她是多么漂亮，做爱时又是那么风情万种，你想像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不，汉娜，你没有让我觉得无聊。我只是暂时分心，想起那天夜里先父跟我讲的悄悄话了。 萨尔沃，我的孩子，基伍需要团结……在上帝的荣耀与刚果国旗之下，所有人和平共处……我们要从剥削压迫我们的外国害虫手中解放出来。自然资源是神赐予基伍的，所有真心想要共享基伍的资源和开明生活的人，我们都愿意接纳……萨尔沃，让我们一起祈祷，愿你今生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麦克西正在等我回答他。嗯，我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刚果救世主？跟穆旺加扎一样，我也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 “我可能听说过他，”我承认了，很小心地让自己的语气恰到好处地表明自己对他不感兴趣。“不就是那种舆论变脸预言家吗？” “那么你见过他吗？” “天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会给他留下如此荒谬的印象呢？--“老实说，队长，我老早就打定主意要避开刚果政治。我认为远离刚果政治我过得更幸福。” 在我碰到汉娜之前，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当你想归化到另一个国家时，你不得不作出如此选择。 “嗯，那么你可要坚强些，因为你即将与他会面。”麦克西这样告诉我，又一次瞥了一眼手表。“这个大人物将带上两个随从，一个是他的忠诚助手，也可能是政治顾问，另外一个则是对他半忠诚的黎巴嫩中间人，叫费利克斯·塔比齐，昵称‘塔比’。教授是一名希族人，他的那个忠诚助手也是。” “塔比！”我在心中重复了一下。我的思绪飞回到伯克利广场那栋灯火通明的房子里。讨厌鬼塔比，关键时刻搞鬼的塔比。这个黎巴嫩中间人既然不完全忠诚，那他当穆旺加扎的随从要搞什么鬼？我正想弄清楚，麦克西又说开了。 “塔比是教授必需的邪恶助手。任何非洲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邪恶助手。他以前是个极端的穆斯林分子，过去曾参加过哈马斯，最近由于健康方面的缘故改信基督教了。他帮助那老家伙处理大选事宜，理顺他的进程，管理他的钱，也替他擦屁股。” “他讲什么语言，队长？塔比齐先生讲什么语言？” “法语，英语，阿拉伯语，以及他在旅行时学会的任何语言。” “那菲利普呢？他会讲什么语言？” “法语，林加拉语，一点儿斯瓦希里语，他懂得不多。” “英语呢？” “他妈的，他当然讲英语啦。他可是个英国人。” “那个教授编的材料里什么都说了。我明白了。他受过教育。”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讽刺麦克西对语言知识的缺乏，但看到他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恐怕他就是这么想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恼怒地问道。 “嗯，其实你并不需要我，不是吗，队长？楼上不需要我，这里也不需要我。如果穆旺加扎讲法语与斯瓦希里语的话，你也不需要我。我只需跟斯拜德一起待在锅炉房里，监听一切就行。” “全是扯淡！你是这场秀的明星，记得吗？那些在改变世界的家伙不会想自己口译的。塔比齐用他妈的任何一种语言告诉我现在几点我都不会相信他。”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更何况，你的口译技能至关重要。穆旺加扎坚持讲斯瓦希里语，因为法语对他来说太殖民化了。我们队伍中有一个人法语讲得极好，但对斯瓦希里语一窍不通，另一个人能讲一点点斯瓦希里语，对法语却一窍不通。” 麦克西说我是“这场秀的明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个问题要问。确切地说，是汉娜要问。 “那么此次会议预定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队长？我们的理想预期是什么？我们怎么定义它？我总是会问我的客户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以前不会这样问客户的。我的不驯激怒了麦克西。“我们在整治这个地方，辛克莱尔，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破口大骂起来，听上去仿佛压抑了许久。“我们要让这个该死的疯人院变得清醒，把一个国家还给那些穷困潦倒、被奴役被压迫的人，让他们彼此容忍，赚钱，他妈的好好过日子。你有意见吗？” 他的意图很清楚、很真挚，到今天为止我也再无理由问他了。这让我停顿了一会儿，但并未收敛。 “我没意见，队长。只是，你刚才确实提到战事会带来民主，你瞧，我自然就会好奇，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在战事之后会怎样呢？既然大选在即，那为什么要提前介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提过汉娜是个和平主义者吗--安德森先生就是这么称呼她们这类人的？我有没有讲过，她去的那所由美国人资助的五旬节派教会学校里有一群主张独立的修女，她们一直在对她鼓吹贵格会的非暴力思想，特别强调被人打了一巴掌要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 “我们在谈刚果，是吧？” “没错，队长。” “它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坟场之一，没错吧？” “没错。一点问题也没有。或许它就是最糟糕的那个。” “就在我俩谈话时，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种族大屠杀、疾病、饥荒、童子军、从上烂到下他妈的无能政府、强奸、大暴乱。对吧？” “没错，队长。” “大选不会带来民主，只会带来混乱。胜利者会霸占一切，然后叫失败者滚蛋去死。失败者会说大选被操纵，于是落草为寇。而且由于所有人都只投票给本族候选人，他们只会回到起点，会变得更糟糕。除非……” 我等他说下去。 “除非你能提前推出自己的温和派领导人，向选民宣传其政治主张，并证明这些主张切实可行，以免发生恶性循环。听懂了吗？” “听懂了，队长。” “这就是那家财团的博弈计划，也就是我们正在兜售的这个计划。大选只是西方人的自淫。提前阻止它，让我们的人上台，一次性公平地给国民一份蛋糕，让和平降临。你们的跨国公司一般都厌恶穷人，因为养活几百万个饿慌的人划不来。让那些贱货搞私有化，或者让他们去死就划得来。嗯，我们的小财团可不是这么想的，穆旺加扎也不会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基础建设、共同分享以及长期利益。” 我自豪地想起了布瑞克里勋爵和支持他的跨国公司。小财团？我此前可从未见过那么多大人物聚集在一个房间里！ “回报投资者，这是个前提，为什么不呢？”麦克西说道。“人家公平冒险一回，给他一磅肉嘛，那是属于他的一份，有什么好舍不得的？等咆哮与枪炮声结束了，我们会给刚果留下大量的回报：学校，医院，道路，清水。我们会为以后的孩子点亮未来上升的通道。有异议吗？” 我怎么会有异议呢？汉娜怎么会有异议呢？诺亚和他的数百万伙伴们怎么会有异议呢？ “所以，如果在最初几天里，我们要推翻一个注定要倒台的政府，让两百来号人下台，那么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站了起来，用力揉了揉他那跟自行车运动员一样结实的屁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他又揉了一下。“不要跟本地人过多交流。你来这里不是要跟他们建立长久联系的，你只是来工作的。午餐时间到了，你就下去锅炉房那里，跟斯拜德一起吃点压缩饼干。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不过，“我算不算本地人呢？” 我手里紧紧抓着菲利普的小册子，先是坐在床边，然后又坐到摇摆者牌躺椅上。这张躺椅只往前晃，却不往后摆。上一秒我是演出的明星，下一秒我又成了受惊的蠢才，脑子成了大湖，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往我脑中涌来，水流已经溢出我脑中的堤岸了。从窗户往外看去，一切仍然宁静如初，但这只是骗人的表象而已。欧洲也有非洲的斜阳，披洒在整个花园。这样一天里，又有谁不想远离窥探的耳目，在这花园里悠闲地散步呢？谁又会抗拒得了观景台上那些斜躺的太阳椅的诱惑呢？ 我打开小册子。白纸，没有标记。纸张上下都没有机密等级。没有读者，没有作者，彼此独立。小册子的第一页从下半页开始才有文字，上面标明是第十七页，而该页的第一段也标明是第十二段。我据此得出结论，小册子的第一到第十一段不适合我看，即使是稍稍看看也不行，尽管我全身心地为国家服务到底，无论是公开亮相或秘密进行，我嘛，口译员而已。这一段的标题是“军阀”。 一号军阀名叫迪德纳，是个天生的军阀。迪德纳是一个穆尼亚穆伦格人，因此从种族上你无法将他与卢旺达人区分开来。我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兴趣。穆尼亚穆伦格人作为一个整体叫做“班亚穆伦格族”，他们是所有刚果部落中先父最为热爱的一支。先父曾浪漫地将其称为“基伍的犹太人”，以示对其遁世的生活方式、战斗技能以及每天与上帝直接交流的习俗的尊重。“纯粹”的刚果人将其蔑称为“图西族侵略者”，双方总是发生冲突，因此班亚穆伦格族在过去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居住在基伍南部高地的穆伦格高原上，外人根本无法进入那里。尽管他们一直受到骚扰，却都向往过上多元文化共存的生活。他们饲养牛羊，却对领地范围内的贵重矿产视而不见。在这个充满战斗精神的民族中，迪德纳似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现年三十二岁，一个经受过考验的真正战士。在丛林中接受了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五旬节派传教士的教育，直到长大能打仗为止。就目前所知，他对发财毫无兴趣。部落长老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来此参加会议，以求实现以下目标： 一、在大选前让班亚穆伦格族加入南基伍的新临时政府。 二、解决高原上的土地争端。 三、让数千被驱逐出刚果的班亚穆伦格族人有权回国，特别是在2004年布卡武骚乱后被迫出逃的那些人。 四、让班亚穆伦格族融入刚果社会，通过谈判正式终止五十年来对他们的迫害。 掌握的语言包括：金亚穆伦格语与金亚旺达语、希语、斯瓦希里语、基础法语（很基础）。 我接着了解二号军阀。他叫弗兰科，这是按一个非洲大歌星取的名字。我在传教所生活时曾在佩雷·安德雷刺耳的留声机唱片上听过这位歌星的作品，很熟悉。弗兰科来自乌维拉地区，大约五十六岁，是一个老派的本巴族战士。他没有受过教育，但相当狡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果爱国者。但菲利普本应先提醒读者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再介绍这个杀人犯： 在扎伊尔大独裁者蒙博托统治时期，他在瓦隆古山区担任一名非正式警察，杀过人。1996年战争爆发时他被捕入狱，后来越狱，逃到丛林中，加入马伊·马伊民兵组织 [1]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是刚果（金）东部地区最大的武装组织，成分复杂。该组织以矿产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为根据地从事反政府活动。[1]，以逃脱对他效忠前主子时所做一切的追究迫害。据信，他目前的军衔为上校或者更高。左腿受过伤，局部失去活动能力。他的妻子之一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某将军的女儿。他拥有大量土地，六个兄弟也很富有。他是半文盲，母语是本巴语，他还能讲斯瓦希里语，他的法语很差，而且多少有点让人惊讶的是，他坐牢时还学会了金亚旺达语及其近亲语言金亚穆伦格语。 时间间隔这么久，我很难描述这寥寥几句话在我这个私生子心中勾勒出的怪异形象。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即使不是先父在世时那个可怕的辛巴组织，它们的残暴程度也非常接近。我们不要被“上校”一词所迷惑。我们不是在谈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整整洁洁的军服的官兵，向长官敬礼的风范或是红色徽章、勋章绶带之类。我们说的是插着羽毛的头饰、棒球帽、猴皮马甲、足球短裤、田径服与眼睛的涂色。他们更喜欢穿的鞋是威灵顿长统靴。至于能把子弹变成水的魔法，跟之前的辛巴组织一样，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每次觉得有需要时就会表演一下，如果他们遵守必要的仪式就可以表演。仪式包括不允许雨水进入口中，不吃放在彩色盘子上的东西，不碰未经魔法药水洒过的任何东西。这些力量直接源于刚果的纯净土地，而土地正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发誓不惜用鲜血及其他代价去保护的东西。我们也是在谈无序、不负责任的谋杀，大量的强奸，以及在这里出现的所有暴行，其诱因多样，从最诡异的法术到一两加仑添加了棕榈酒的普里默斯牌啤酒都有可能。 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与班亚穆伦格族这两派人究竟是怎么在一个文明人的领导下相互和解，在各种力量并存的主权国家基伍成为合作伙伴的？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团。没错，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时不时会与班亚穆伦格族组成战术联盟，但这并不阻止他们洗劫后者的村庄，焚烧其庄稼，盗取其牛群与女人。 弗兰科参加今天的会议想要得到些什么呢？ 一、把中间路线视作为其民兵组织获取金钱、权力与武器的潜在捷径。 二、期望能有大量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成员在基伍新政府中任职，比如：要有人控制前线交通要道（这是获取贿赂与关税的途径），控制采矿特许权（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向卢旺达人出售矿石，尽管他们的反卢旺达情绪很高）。 三、依靠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基伍的影响力加强它与金沙萨联邦政府的联系。 四、只要马伊·马伊民兵组织能够向其他买家出售矿石，他们依然决心清除卢旺达人在刚果的所有影响力。 五、将即将来临的大选视作对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生存的一大威胁，想要预先阻止大选。 三号军阀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军阀，而只是东刚果一家贸易公司的继承人。他在法国接受过教育，很富有。他叫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哈贾”。从种族上看，他跟穆旺加扎一样，也是个希族人，因此也就是个“纯粹的”刚果人。他在索邦大学商学院念书，所有课程全部合格，最近才从巴黎回到刚果。据菲利普所言，他的力量源泉不在班亚穆伦格族的南方高地，也不在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北方与南方的据点，而在布卡武新近崛起的年轻企业家群体。我往窗外望去。如果我的童年时代还有天堂的话，那它就是布卡武这个前殖民地小城。布卡武坐落在基武湖南端，位于起伏的山谷与多雾的群山之间。 家族利益的范围包括若干咖啡与蔬菜种植园，若干旅馆，一家配有卡车运输队的啤酒厂，一家交易钻石、黄金、锡石与钶钽铁矿的矿产公司，以及他新近才买下并引以为傲的两家迪斯科舞厅。多数企业依赖于与卢旺达人的跨边境贸易。 因此，哈贾其实是一个不是军阀的军阀，其生计要依赖于他的敌人。 哈贾是一个老练的组织者，深得工人尊敬。只要有合他胃口的动能，他能联系布卡武周边卡孜巴与布尔欣伊地区部落头人们，立即就建立起一支五百多人的民兵队伍。哈贾的父亲名叫卢克，是该家族帝国的始创者，他的一举一动在北部港口城市戈马同样影响巨大。 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如果布卡武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那么戈马就是汉娜童年时代的天堂。 卢克是大革命时期的一名老兵，长期以来跟穆旺加扎志同道合。他深受戈马其他商人的尊敬。这些商人跟他一样，都因卢旺达人钳制着基伍的商业而十分愤怒。卢克本来打算亲自参加今天的会议，但现在他在开普敦一家心脏医院里接受专门治疗，因此哈贾代他来开会。 那么这对都是城市大亨的父子搭档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呢？ 只要时机得当、人员齐备，卢克和他在北基伍的势力圈子就准备在戈马的大街小巷发动响应者众多的起义，并为穆旺加扎秘密提供军事与政治支持。他们将要求在新临时政府里获取权力与影响力作为回报。 那哈贾呢？ 在布卡武，哈贾有能力说服他的知识分子与商人伙伴们接纳“中间路线”，并以此作为他们发泄对卢旺达怒气的方式。 但哈贾今天出现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个更为简单的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愿意效忠“中间路线”，卢克已经同意预收一笔“已销账”的佣金，为此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正式的收据。 哈贾能讲希语，其斯瓦希里语则很差。为了搞贸易，他也自学了金亚旺达语，但他最喜欢讲“高度复杂”的法语。 有人砰砰地在敲门，我站起来去开门，心中对汉娜说，情况是这样：现在有三个角色，一个是穆尼亚穆伦格的农民兵，一个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老兵，是个瘸子，还有一个是在法国受教育的城里人，精通人情世故，代他父亲来参加会议。穆旺加扎是个七十多岁的教授，无论他是多么的理想主义，又有多大可能在战事前后把这靠不住的三人组变成爱好和平、争取民主的联盟呢？ “队长说这些是你要准备的其他会议材料。”安东说道，将一个文件夹塞到我手里。“我要把这份讨厌的材料取走，我也要作准备。我们不想把它放在小孩够得着的地方，不是吗？” 说得明白一些，其实就是用菲利普的这份无名介绍材料换贾斯帕的无名合同。 我坐回摇摆者牌躺椅上，继续看材料、作准备。我觉得搞笑的是贾斯帕拿那台滥电脑没辙，只好用墨水给合同的一些法语词汇加上了重读符号。合同开头界定了合同的无名三方。 甲方：一家慈善性质的离岸实业资金机构，以自助方式为陷入困境或失去支付能力的中非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设备与服务。 换句话说，甲方就是那家无名财团。 乙方（以下称做农学家）：一个学界要人，致力于对过时的方法进行彻底改革，以更好地改善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得明白些，乙方就是穆旺加扎。 丙方（以下称做联盟）：一个由社区领导人结成的正义同盟，立志在农学家（参见上文）的指导下共同努力…… 三方的共同目标是支配性地用各种手段进行改革，包括实施共同的财政政策，重新分配自然资源以便更大幅度地提升基伍人财富，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整个基伍在内的社会结构。 作为对改革准备期间该财团提供的金融与技术帮助（以下称做援助事宜）的回报，农学家在同联盟中的合作伙伴们磋商之后，保证赋予财团及其视情形自行决定提名的公司或法人以优先权…… 财团一方保证提供专业服务、人员，并一次性提供价值五千万瑞士法郎的设备。具体参见附录。 财团保证根据自身财力提供必需的专家、技术员、指导人员与管理人员，帮助培训当地人使用上述设备；从援助事宜开始到完成的不少于六个月的整个期间内，在任何情况下，上述人员都将留在操作场所…… 这份合同正文极不精确，但附录却非常具体。财团一方要提供的基本设备包括：铁铲、泥刀、镐、长柄镰刀、大小手推车。拜托，这些东西要用在哪里呢？这些东西在雨林里能派什么用场？我闭了会儿眼睛。我们要在镐、长柄镰刀与手推车的帮助下给基伍带来现代化？ 如果还需要第二批设备的话，相关成本不由财团承担，“从扣除各种费用之前援助事宜所生成的总收入里扣除”。换句话说，财团的善举止步于那五千万瑞士法郎。 该合同用一整页的数字、条款与支付比例规定了援助事宜结束后各种亏损的分担问题。在前六个月中，财团要求，在经纬度界定清楚的指定区域内，他们对于所有出产的农作物，无论是何种类，都要拥有独家权利。没有这些独家权利，交易是无效的。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善意，以及对联盟的忠诚，财团每月将额外支付给联盟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十。 这个百分之十的份额由财团从其六个月免税收入内扣除，而对方必须确保免除财团指定区域内的地税、国税与关税，同时也必须确保为所有农作物的耕种、收割与运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作为惟一的“支持者”与“冒险者”，“财团将获得未扣除经常性费用、管理费与间接性费用的首批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但该条款从援助事宜开始之后第七个月起才生效……” 正当我开始感觉财团在以自己的方式过分地操纵此事，合同的最后一页让我欢欣鼓舞，使我的预期恢复到我跟麦克西谈话之后的高度。 六个月协议期结束之后，所有累计收益将完全归属联盟，联盟将根据在卫生、教育与福利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的通行国际原则，以建立一个和谐、团结与互相宽容的统一国家为一致目标，在社区的各个部分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 如果由于派别林立导致无法公平分配，穆旺加扎将亲自委任一个由可信任的代表们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分配此后称做“人民应得的部分”的东西。哈利路亚！最后这些就是建设学校、道路与医院以及帮助下一代孩子们成长的资金来源了，就像麦克西承诺的那样。汉娜可以放心了。我也一样。 我坐到放在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上的老式电动打字机前，精力充沛地把贾斯帕起草的法语合同翻译成斯瓦希里语。译完之后，我躺到床上，四肢平展，想让自己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看看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汉娜应当上完夜班回宿舍了，但她肯定睡不着觉。她会穿着制服躺在床上，盯着脏兮兮的天花板。那晚我们交流着各自的希望与梦想时，我们也一起盯着天花板。她一定在想：他在哪儿呢？他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我能再见到他吗？或者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骗子？她一定在思念着她儿子诺亚，想着有一天能带他回戈马。 一架小飞机低飞掠过了观景台。我跳起身来，跑到窗边，想看看飞机上的标志，但已经太迟了。当可靠的安东再一次出现在我门前，取走我翻译好的合同，并命令我上楼时，我发誓：我要上演此生最棒的口译秀。 我跟在麦克西身后走下狭窄的地下室楼梯。不能否认，我非常紧张。威尔士人斯拜德脱下帽子滑稽地向我们行了个礼，他眨着双眼，一副憨佬捣蛋的搞笑模样减轻了我心中的不安。当我发现自己远非步入一个未知之地，而是进入了一个迷你版的“聊天室”时，我就更加放松了。那里有一个很不显眼的检修门，跟白厅“聊天室”的那个没什么两样。进了门是一条走廊，墙壁粉刷成炭黑色，顶上拉着电缆。我们顺着走廊来到了一个由废弃锅炉房改建而成的监听中心。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真的，这里比安德森先生的“聊天室”差远了。与这里相比，那里简直就是仙境。看着墙壁上的绿漆和出自安德森先生之口的几条著名劝世箴言，我仿佛回到了诺森伯兰大道的地下建筑，听着没经过训练的人经过我们地下室窗户时发出的轻微脚步声。 麦克西和斯拜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而我则审视着屋内那些陈旧的设备。从走廊拉进来的电缆接在麦加诺牌控制台上，上面放着两排磁带录音机，每排六台，每台都编了号，还根据其任务不同贴上了标签。 “‘RA’指什么，队长？”我问道。 “王室房间。” “‘GS’呢？” “客房。” 我浏览了一下标签：RA/客厅，RA/卧室1，RA/卧室2，RA/书房，RA/大厅，RA/浴室与卫生间，GS/起居室，GS/卧室，GS/浴室，东阳台，西阳台，上行石阶，下行石阶，走道，砾石路1，砾石路2，砾石路3，观景台，门廊，温室。 “你觉得如何，布莱恩？”斯拜德再也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催我赶快回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必什么都搞数字化。如果外国渔民也能探查到我们做的事，那我们与别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说自己惊呆了那还不至于，因为隐约之间，我料到会有这类东西。但我还是觉得脊梁骨上冷飕飕的，那可能是我怯场了。麦克西催我欣赏一下放在房间中央被他叫做“电椅”的东西，这就更让我觉得害怕了。乍一看，它跟真的电椅一样引人注目，但细一观察，它其实是一张旧躺椅，上端装上了电缆跟耳机，还有个病床旁装的盛物盘，托盘上放着速记垫、A4纸与预先削好的HB铅笔，一边的扶手上还放着一台步话机，另一边扶手上则放着仪表板。我很快就认出，仪表板上面的编号跟磁带录音机上的编号一一对应。 “我们一休会，你就要赶快跑下来。”麦克西用越压越低的命令口气对我说道：“我们让你听什么，你就听什么，然后你尽快通过耳机把听到的内容译出传达给行动室里的山姆。” “山姆是谁，队长？” “你的协调人。所有对话都会自动录下来。山姆会告诉你哪些要现场听。逮到空余时间，就扫描式地监听一下二线目标。山姆会为你作简要介绍，也会问你问题，然后把你翻译的材料交给需要的人。” “山姆会跟菲利普联系是吧？”我说，继续努力接近此次任务的源头，但麦克西没上钩。 “休会一结束，你就要跑上楼去，坐回会议桌上你原来坐的位置，举止要自然。斯拜德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检修这个系统，确保窃听器不会失灵，还要记录并保存所有磁带。他跟监视小组实时联系，所以他能知道会议代表们的行踪，并在地图上打灯标明位置。” 与其说那是一张地图，不如说是自制的伦敦地铁网络图。它架在一张硬纸板上，配有彩色灯泡，就像小孩子玩的模型铁路。斯拜德站在地图前面，斜戴着帽子，作为地图拥有者的骄傲一览无遗。 “安东负责监视小组。”麦克西继续说道，“监视者向安东报告，安东再告诉斯拜德目标所处位置，斯拜德在地图上把目标标记出来，你监听他们谈话，然后告诉山姆他们彼此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每个目标都用不同颜色的灯泡作标记。监视小组则是在固定位置肉眼观测，用对讲机沟通。给他展示一下。” 但是，斯拜德说我得举出例子，这样他才有的展示。“说出两种颜色，伙计。”他催促道，“你最喜欢的颜色。任意两种。” “绿色跟蓝色。”我试着说了。 “位置，伙计，位置？” “石阶上面。”我说，随机选了张标签。 斯拜德手指飞舞，按下了四个键。地图最左端绿色与蓝色的指示灯闪烁起来，一台磁带录音机也开始静静地转动起来。 “喜欢吗，伙计？喜欢吗？” “让他看一下主灯。”麦克西命令道。 王室套房中央的一盏紫灯亮了起来，让我回想起我这个私生子从教仆们的宿舍偷窥到穿着紫色法衣的主教们来访的情景。 “主灯跟王室房间不在你的监听范围之内，除非菲利普亲自告诉你去听。”麦克西警告，“那是应急窃听器。用来记录备案，不是给你操作的。我们只能录音，不能监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队长。”接着我又问，“菲利普到底为谁提供咨询服务呢，先生？”问完之后我都对自己的莽撞感到吃惊。 麦克西盯着我，像是在怀疑我为什么如此不驯。斯拜德站在地图前面，一动不动，像山一样。但我不想退缩。我总在不恰当的时候表现自己的倔强个性，我自己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一名顾问，没错吧？”我将错就错，不依不饶，“那么他顾及谁呢？我不是要固执己见，队长，但我有权利知道我为谁工作，是吧？” 麦克西张嘴说了些什么，然后又闭上了。我的印象是，他真的很困惑，不是因为他所知的事，而是因为我所不知的事。 “我还以为安德森已经告诉你所有资料了。” “所有什么资料，队长？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背景而已。如果我没能完全了解背景，我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不是吗？” 麦克西又沉默，飞快地跟斯拜德对视了一会儿，一脸困惑。“菲利普是名自由职业者。他为任何付钱给他的人工作。他有关系。” “跟政府有关系？跟那家财团有关系？他到底跟谁有关系，队长？”俗话说，如果你掉进洞里，就别再挖个洞。但在这种情绪下，我一旦开始，就再没什么能阻止我了。 “关系，伙计。难道你没听过关系吗？我有关系，斯拜德也有关系。我们不是政府官员，我们彼此独立，保持距离，但我们有关系。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然后他似乎对我又有些同情。“菲利普是自由职业者，他是一名顾问，受合同约束。他的专长是非洲问题研究，他就是此次行动的头儿。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对你也应当足够了。” “你说够那就算够了吧，队长。” “菲利普召集代表，确定交易条款，并让所有人坐到一起。四十八小时前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坐到同一间屋子里。所以，你要是崇拜他的本事那就闭嘴吧。” “我会的，队长。我确实崇拜他。没问题。” 麦克西生气地沿着石阶往上走，一步两级，我紧跟在他身后。到了书房，他砰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示意我也坐下。我们冷静了下来，就像两个悠闲的绅士一般坐着。落地长窗外，草坪一直延伸到装了窃听器的观景台上，让人看了心平气和。 “在丹麦的某个地方，离这里不到一千英里，正在召开一个研讨会。”他又开口了。“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呢，队长。” “它叫‘大湖地区 [1]英文为”Great Lakes“，位于非洲中东部，以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丰富著称，但战乱频起，疾病肆虐，有”非洲的火药桶“之称。[1]论坛’。听说过吗？” 我没听说过。 “一群留着长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主持秘密讨论，想在大选前解决东刚果问题。他们纠合一帮彼此仇恨的家伙，请他们去出出怨气。他们相信后面肯定会有好戏发生，只要你相信精灵的魔力。” 我会心一笑。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又成了同志。 “今天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他们本来要去参观熏鱼厂与雕塑公园，但其中的三名代表请求离开。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参加他们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他往我俩之间的桌子上扔了本小册子说道，“这就是你想知道的背景，与会者的简历、语言与民族已经略去了，这都是菲利普义务劳动的成果。三名代表，一个非神圣三角同盟。”他继续说道，“直到几个月以前，他们还在切掉彼此的命根子，屠杀彼此的妻子，偷走彼此的土地、牛群跟矿产。而菲利普出手相助后，他们现在却要组成一个联盟了。” “这次会议以谁为敌呢，队长？”我问道，语气中略带厌烦，但恰到好处。 我的怀疑不言自明，因为在东刚果这个黑暗的天堂，除非要对抗共同的敌人，否则任何联盟还会有什么目的吗？因此，我立刻就了解了他的回答中包含的全部重要含义。 “这次不以谁为敌，也不受谁的支持。你是否碰巧听说过那个自封刚果救世主的某专业的前教授？他现在正操控着一个委员会，自称‘穆旺加扎’，也就是‘光’，没错吧？” “或者可以译作‘启蒙’，”我回答道，这纯粹是一个口译员的条件反射，“这取决于我们要用到的是该词的喻义或是原义。” “嗯，不管是比喻义、原义还是其他什么狗屁，总之穆旺加扎是我们的关键人物。如果我们能让他在大选之前上台，我们就可以自由回家。如果不能，事情就砸了。没的选择。” 要说我的头脑正在急转，那是太过轻描淡写了。说它升上了太空轨道，向汉娜疯狂地传达信号，那会更准确。 我听过他的演讲，萨尔沃。就在我们做爱难得的间隙，汉娜这么告诉我。她原来跟我讲法语，这时却讲起了英语。他是真理与和解的使徒。他出现在基伍当地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上。两个星期以前我轮休，我和朋友一路跋涉到伯明翰，他在我们一大群人中间发表演讲。大厅里静得可以听见针掉落的声音。他领导的运动叫做“中间路线”，主张做一些其他政党不可能去做的事。这是因为，它是心灵的运动，而不是钱包的运动。它主张无论是南基伍人还是北基伍人，所有基伍人民都应当团结一致。它主张迫使金沙萨的政客们从东刚果撤出其腐败的军队，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它将解除那些雇佣军和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民兵武装，把他们送回边境线那边他们自己的国家卢旺达。那些真正有权留下的人只要真的想成为刚果人就会这样做。你还知道什么吗，萨尔沃？ 还有什么，汉娜？ 1964年大起义时，穆旺加扎为刚果总理、民族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而战，还受了伤！ 但这怎么可能呢，汉娜？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比利时人的帮助下刺杀了卢蒙巴。那可是大起义爆发之前三年，我肯定没记错。 萨尔沃，你真是太书呆子气了。大起义以卢蒙巴思想为指导。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以帕特里斯·卢蒙巴为精神领袖。他们都在为自由刚果和帕特里斯而战，无论他是生是死。 那么我是在跟革命者做爱了。 你现在这样真可笑。穆旺加扎不是革命者。他主张种族和解、自律和正义，主张除掉所有不热爱我们国家却窃取我们财富的人。他不希望人们把他当做战争狂，而是把他当作给真正热爱刚果的人带来和平与和谐的人。他是《国王与小鸟》中那只罕见的智慧鸟：他是来治愈我们所有病痛的大英雄。我可能让你觉得无聊了吧？ 她说我没把她当真，任性地拉开被褥，坐了起来。你要知道她是多么漂亮，做爱时又是那么风情万种，你想像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不，汉娜，你没有让我觉得无聊。我只是暂时分心，想起那天夜里先父跟我讲的悄悄话了。 萨尔沃，我的孩子，基伍需要团结……在上帝的荣耀与刚果国旗之下，所有人和平共处……我们要从剥削压迫我们的外国害虫手中解放出来。自然资源是神赐予基伍的，所有真心想要共享基伍的资源和开明生活的人，我们都愿意接纳……萨尔沃，让我们一起祈祷，愿你今生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麦克西正在等我回答他。嗯，我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刚果救世主？跟穆旺加扎一样，我也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 “我可能听说过他，”我承认了，很小心地让自己的语气恰到好处地表明自己对他不感兴趣。“不就是那种舆论变脸预言家吗？” “那么你见过他吗？” “天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会给他留下如此荒谬的印象呢？--“老实说，队长，我老早就打定主意要避开刚果政治。我认为远离刚果政治我过得更幸福。” 在我碰到汉娜之前，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当你想归化到另一个国家时，你不得不作出如此选择。 “嗯，那么你可要坚强些，因为你即将与他会面。”麦克西这样告诉我，又一次瞥了一眼手表。“这个大人物将带上两个随从，一个是他的忠诚助手，也可能是政治顾问，另外一个则是对他半忠诚的黎巴嫩中间人，叫费利克斯·塔比齐，昵称‘塔比’。教授是一名希族人，他的那个忠诚助手也是。” “塔比！”我在心中重复了一下。我的思绪飞回到伯克利广场那栋灯火通明的房子里。讨厌鬼塔比，关键时刻搞鬼的塔比。这个黎巴嫩中间人既然不完全忠诚，那他当穆旺加扎的随从要搞什么鬼？我正想弄清楚，麦克西又说开了。 “塔比是教授必需的邪恶助手。任何非洲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邪恶助手。他以前是个极端的穆斯林分子，过去曾参加过哈马斯，最近由于健康方面的缘故改信基督教了。他帮助那老家伙处理大选事宜，理顺他的进程，管理他的钱，也替他擦屁股。” “他讲什么语言，队长？塔比齐先生讲什么语言？” “法语，英语，阿拉伯语，以及他在旅行时学会的任何语言。” “那菲利普呢？他会讲什么语言？” “法语，林加拉语，一点儿斯瓦希里语，他懂得不多。” “英语呢？” “他妈的，他当然讲英语啦。他可是个英国人。” “那个教授编的材料里什么都说了。我明白了。他受过教育。”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讽刺麦克西对语言知识的缺乏，但看到他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恐怕他就是这么想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恼怒地问道。 “嗯，其实你并不需要我，不是吗，队长？楼上不需要我，这里也不需要我。如果穆旺加扎讲法语与斯瓦希里语的话，你也不需要我。我只需跟斯拜德一起待在锅炉房里，监听一切就行。” “全是扯淡！你是这场秀的明星，记得吗？那些在改变世界的家伙不会想自己口译的。塔比齐用他妈的任何一种语言告诉我现在几点我都不会相信他。”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更何况，你的口译技能至关重要。穆旺加扎坚持讲斯瓦希里语，因为法语对他来说太殖民化了。我们队伍中有一个人法语讲得极好，但对斯瓦希里语一窍不通，另一个人能讲一点点斯瓦希里语，对法语却一窍不通。” 麦克西说我是“这场秀的明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个问题要问。确切地说，是汉娜要问。 “那么此次会议预定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队长？我们的理想预期是什么？我们怎么定义它？我总是会问我的客户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以前不会这样问客户的。我的不驯激怒了麦克西。“我们在整治这个地方，辛克莱尔，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破口大骂起来，听上去仿佛压抑了许久。“我们要让这个该死的疯人院变得清醒，把一个国家还给那些穷困潦倒、被奴役被压迫的人，让他们彼此容忍，赚钱，他妈的好好过日子。你有意见吗？” 他的意图很清楚、很真挚，到今天为止我也再无理由问他了。这让我停顿了一会儿，但并未收敛。 “我没意见，队长。只是，你刚才确实提到战事会带来民主，你瞧，我自然就会好奇，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在战事之后会怎样呢？既然大选在即，那为什么要提前介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提过汉娜是个和平主义者吗--安德森先生就是这么称呼她们这类人的？我有没有讲过，她去的那所由美国人资助的五旬节派教会学校里有一群主张独立的修女，她们一直在对她鼓吹贵格会的非暴力思想，特别强调被人打了一巴掌要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 “我们在谈刚果，是吧？” “没错，队长。” “它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坟场之一，没错吧？” “没错。一点问题也没有。或许它就是最糟糕的那个。” “就在我俩谈话时，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种族大屠杀、疾病、饥荒、童子军、从上烂到下他妈的无能政府、强奸、大暴乱。对吧？” “没错，队长。” “大选不会带来民主，只会带来混乱。胜利者会霸占一切，然后叫失败者滚蛋去死。失败者会说大选被操纵，于是落草为寇。而且由于所有人都只投票给本族候选人，他们只会回到起点，会变得更糟糕。除非……” 我等他说下去。 “除非你能提前推出自己的温和派领导人，向选民宣传其政治主张，并证明这些主张切实可行，以免发生恶性循环。听懂了吗？” “听懂了，队长。” “这就是那家财团的博弈计划，也就是我们正在兜售的这个计划。大选只是西方人的自淫。提前阻止它，让我们的人上台，一次性公平地给国民一份蛋糕，让和平降临。你们的跨国公司一般都厌恶穷人，因为养活几百万个饿慌的人划不来。让那些贱货搞私有化，或者让他们去死就划得来。嗯，我们的小财团可不是这么想的，穆旺加扎也不会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基础建设、共同分享以及长期利益。” 我自豪地想起了布瑞克里勋爵和支持他的跨国公司。小财团？我此前可从未见过那么多大人物聚集在一个房间里！ “回报投资者，这是个前提，为什么不呢？”麦克西说道。“人家公平冒险一回，给他一磅肉嘛，那是属于他的一份，有什么好舍不得的？等咆哮与枪炮声结束了，我们会给刚果留下大量的回报：学校，医院，道路，清水。我们会为以后的孩子点亮未来上升的通道。有异议吗？” 我怎么会有异议呢？汉娜怎么会有异议呢？诺亚和他的数百万伙伴们怎么会有异议呢？ “所以，如果在最初几天里，我们要推翻一个注定要倒台的政府，让两百来号人下台，那么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站了起来，用力揉了揉他那跟自行车运动员一样结实的屁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他又揉了一下。“不要跟本地人过多交流。你来这里不是要跟他们建立长久联系的，你只是来工作的。午餐时间到了，你就下去锅炉房那里，跟斯拜德一起吃点压缩饼干。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不过，“我算不算本地人呢？” 我手里紧紧抓着菲利普的小册子，先是坐在床边，然后又坐到摇摆者牌躺椅上。这张躺椅只往前晃，却不往后摆。上一秒我是演出的明星，下一秒我又成了受惊的蠢才，脑子成了大湖，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往我脑中涌来，水流已经溢出我脑中的堤岸了。从窗户往外看去，一切仍然宁静如初，但这只是骗人的表象而已。欧洲也有非洲的斜阳，披洒在整个花园。这样一天里，又有谁不想远离窥探的耳目，在这花园里悠闲地散步呢？谁又会抗拒得了观景台上那些斜躺的太阳椅的诱惑呢？ 我打开小册子。白纸，没有标记。纸张上下都没有机密等级。没有读者，没有作者，彼此独立。小册子的第一页从下半页开始才有文字，上面标明是第十七页，而该页的第一段也标明是第十二段。我据此得出结论，小册子的第一到第十一段不适合我看，即使是稍稍看看也不行，尽管我全身心地为国家服务到底，无论是公开亮相或秘密进行，我嘛，口译员而已。这一段的标题是“军阀”。 一号军阀名叫迪德纳，是个天生的军阀。迪德纳是一个穆尼亚穆伦格人，因此从种族上你无法将他与卢旺达人区分开来。我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兴趣。穆尼亚穆伦格人作为一个整体叫做“班亚穆伦格族”，他们是所有刚果部落中先父最为热爱的一支。先父曾浪漫地将其称为“基伍的犹太人”，以示对其遁世的生活方式、战斗技能以及每天与上帝直接交流的习俗的尊重。“纯粹”的刚果人将其蔑称为“图西族侵略者”，双方总是发生冲突，因此班亚穆伦格族在过去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居住在基伍南部高地的穆伦格高原上，外人根本无法进入那里。尽管他们一直受到骚扰，却都向往过上多元文化共存的生活。他们饲养牛羊，却对领地范围内的贵重矿产视而不见。在这个充满战斗精神的民族中，迪德纳似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现年三十二岁，一个经受过考验的真正战士。在丛林中接受了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五旬节派传教士的教育，直到长大能打仗为止。就目前所知，他对发财毫无兴趣。部落长老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来此参加会议，以求实现以下目标： 一、在大选前让班亚穆伦格族加入南基伍的新临时政府。 二、解决高原上的土地争端。 三、让数千被驱逐出刚果的班亚穆伦格族人有权回国，特别是在2004年布卡武骚乱后被迫出逃的那些人。 四、让班亚穆伦格族融入刚果社会，通过谈判正式终止五十年来对他们的迫害。 掌握的语言包括：金亚穆伦格语与金亚旺达语、希语、斯瓦希里语、基础法语（很基础）。 我接着了解二号军阀。他叫弗兰科，这是按一个非洲大歌星取的名字。我在传教所生活时曾在佩雷·安德雷刺耳的留声机唱片上听过这位歌星的作品，很熟悉。弗兰科来自乌维拉地区，大约五十六岁，是一个老派的本巴族战士。他没有受过教育，但相当狡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果爱国者。但菲利普本应先提醒读者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再介绍这个杀人犯： 在扎伊尔大独裁者蒙博托统治时期，他在瓦隆古山区担任一名非正式警察，杀过人。1996年战争爆发时他被捕入狱，后来越狱，逃到丛林中，加入马伊·马伊民兵组织 [1]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是刚果（金）东部地区最大的武装组织，成分复杂。该组织以矿产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为根据地从事反政府活动。[1]，以逃脱对他效忠前主子时所做一切的追究迫害。据信，他目前的军衔为上校或者更高。左腿受过伤，局部失去活动能力。他的妻子之一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某将军的女儿。他拥有大量土地，六个兄弟也很富有。他是半文盲，母语是本巴语，他还能讲斯瓦希里语，他的法语很差，而且多少有点让人惊讶的是，他坐牢时还学会了金亚旺达语及其近亲语言金亚穆伦格语。 时间间隔这么久，我很难描述这寥寥几句话在我这个私生子心中勾勒出的怪异形象。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即使不是先父在世时那个可怕的辛巴组织，它们的残暴程度也非常接近。我们不要被“上校”一词所迷惑。我们不是在谈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整整洁洁的军服的官兵，向长官敬礼的风范或是红色徽章、勋章绶带之类。我们说的是插着羽毛的头饰、棒球帽、猴皮马甲、足球短裤、田径服与眼睛的涂色。他们更喜欢穿的鞋是威灵顿长统靴。至于能把子弹变成水的魔法，跟之前的辛巴组织一样，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每次觉得有需要时就会表演一下，如果他们遵守必要的仪式就可以表演。仪式包括不允许雨水进入口中，不吃放在彩色盘子上的东西，不碰未经魔法药水洒过的任何东西。这些力量直接源于刚果的纯净土地，而土地正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发誓不惜用鲜血及其他代价去保护的东西。我们也是在谈无序、不负责任的谋杀，大量的强奸，以及在这里出现的所有暴行，其诱因多样，从最诡异的法术到一两加仑添加了棕榈酒的普里默斯牌啤酒都有可能。 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与班亚穆伦格族这两派人究竟是怎么在一个文明人的领导下相互和解，在各种力量并存的主权国家基伍成为合作伙伴的？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团。没错，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时不时会与班亚穆伦格族组成战术联盟，但这并不阻止他们洗劫后者的村庄，焚烧其庄稼，盗取其牛群与女人。 弗兰科参加今天的会议想要得到些什么呢？ 一、把中间路线视作为其民兵组织获取金钱、权力与武器的潜在捷径。 二、期望能有大量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成员在基伍新政府中任职，比如：要有人控制前线交通要道（这是获取贿赂与关税的途径），控制采矿特许权（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向卢旺达人出售矿石，尽管他们的反卢旺达情绪很高）。 三、依靠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基伍的影响力加强它与金沙萨联邦政府的联系。 四、只要马伊·马伊民兵组织能够向其他买家出售矿石，他们依然决心清除卢旺达人在刚果的所有影响力。 五、将即将来临的大选视作对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生存的一大威胁，想要预先阻止大选。 三号军阀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军阀，而只是东刚果一家贸易公司的继承人。他在法国接受过教育，很富有。他叫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哈贾”。从种族上看，他跟穆旺加扎一样，也是个希族人，因此也就是个“纯粹的”刚果人。他在索邦大学商学院念书，所有课程全部合格，最近才从巴黎回到刚果。据菲利普所言，他的力量源泉不在班亚穆伦格族的南方高地，也不在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北方与南方的据点，而在布卡武新近崛起的年轻企业家群体。我往窗外望去。如果我的童年时代还有天堂的话，那它就是布卡武这个前殖民地小城。布卡武坐落在基武湖南端，位于起伏的山谷与多雾的群山之间。 家族利益的范围包括若干咖啡与蔬菜种植园，若干旅馆，一家配有卡车运输队的啤酒厂，一家交易钻石、黄金、锡石与钶钽铁矿的矿产公司，以及他新近才买下并引以为傲的两家迪斯科舞厅。多数企业依赖于与卢旺达人的跨边境贸易。 因此，哈贾其实是一个不是军阀的军阀，其生计要依赖于他的敌人。 哈贾是一个老练的组织者，深得工人尊敬。只要有合他胃口的动能，他能联系布卡武周边卡孜巴与布尔欣伊地区部落头人们，立即就建立起一支五百多人的民兵队伍。哈贾的父亲名叫卢克，是该家族帝国的始创者，他的一举一动在北部港口城市戈马同样影响巨大。 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如果布卡武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那么戈马就是汉娜童年时代的天堂。 卢克是大革命时期的一名老兵，长期以来跟穆旺加扎志同道合。他深受戈马其他商人的尊敬。这些商人跟他一样，都因卢旺达人钳制着基伍的商业而十分愤怒。卢克本来打算亲自参加今天的会议，但现在他在开普敦一家心脏医院里接受专门治疗，因此哈贾代他来开会。 那么这对都是城市大亨的父子搭档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呢？ 只要时机得当、人员齐备，卢克和他在北基伍的势力圈子就准备在戈马的大街小巷发动响应者众多的起义，并为穆旺加扎秘密提供军事与政治支持。他们将要求在新临时政府里获取权力与影响力作为回报。 那哈贾呢？ 在布卡武，哈贾有能力说服他的知识分子与商人伙伴们接纳“中间路线”，并以此作为他们发泄对卢旺达怒气的方式。 但哈贾今天出现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个更为简单的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愿意效忠“中间路线”，卢克已经同意预收一笔“已销账”的佣金，为此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正式的收据。 哈贾能讲希语，其斯瓦希里语则很差。为了搞贸易，他也自学了金亚旺达语，但他最喜欢讲“高度复杂”的法语。 有人砰砰地在敲门，我站起来去开门，心中对汉娜说，情况是这样：现在有三个角色，一个是穆尼亚穆伦格的农民兵，一个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老兵，是个瘸子，还有一个是在法国受教育的城里人，精通人情世故，代他父亲来参加会议。穆旺加扎是个七十多岁的教授，无论他是多么的理想主义，又有多大可能在战事前后把这靠不住的三人组变成爱好和平、争取民主的联盟呢？ “队长说这些是你要准备的其他会议材料。”安东说道，将一个文件夹塞到我手里。“我要把这份讨厌的材料取走，我也要作准备。我们不想把它放在小孩够得着的地方，不是吗？” 说得明白一些，其实就是用菲利普的这份无名介绍材料换贾斯帕的无名合同。 我坐回摇摆者牌躺椅上，继续看材料、作准备。我觉得搞笑的是贾斯帕拿那台滥电脑没辙，只好用墨水给合同的一些法语词汇加上了重读符号。合同开头界定了合同的无名三方。 甲方：一家慈善性质的离岸实业资金机构，以自助方式为陷入困境或失去支付能力的中非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设备与服务。 换句话说，甲方就是那家无名财团。 乙方（以下称做农学家）：一个学界要人，致力于对过时的方法进行彻底改革，以更好地改善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得明白些，乙方就是穆旺加扎。 丙方（以下称做联盟）：一个由社区领导人结成的正义同盟，立志在农学家（参见上文）的指导下共同努力…… 三方的共同目标是支配性地用各种手段进行改革，包括实施共同的财政政策，重新分配自然资源以便更大幅度地提升基伍人财富，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整个基伍在内的社会结构。 作为对改革准备期间该财团提供的金融与技术帮助（以下称做援助事宜）的回报，农学家在同联盟中的合作伙伴们磋商之后，保证赋予财团及其视情形自行决定提名的公司或法人以优先权…… 财团一方保证提供专业服务、人员，并一次性提供价值五千万瑞士法郎的设备。具体参见附录。 财团保证根据自身财力提供必需的专家、技术员、指导人员与管理人员，帮助培训当地人使用上述设备；从援助事宜开始到完成的不少于六个月的整个期间内，在任何情况下，上述人员都将留在操作场所…… 这份合同正文极不精确，但附录却非常具体。财团一方要提供的基本设备包括：铁铲、泥刀、镐、长柄镰刀、大小手推车。拜托，这些东西要用在哪里呢？这些东西在雨林里能派什么用场？我闭了会儿眼睛。我们要在镐、长柄镰刀与手推车的帮助下给基伍带来现代化？ 如果还需要第二批设备的话，相关成本不由财团承担，“从扣除各种费用之前援助事宜所生成的总收入里扣除”。换句话说，财团的善举止步于那五千万瑞士法郎。 该合同用一整页的数字、条款与支付比例规定了援助事宜结束后各种亏损的分担问题。在前六个月中，财团要求，在经纬度界定清楚的指定区域内，他们对于所有出产的农作物，无论是何种类，都要拥有独家权利。没有这些独家权利，交易是无效的。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善意，以及对联盟的忠诚，财团每月将额外支付给联盟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十。 这个百分之十的份额由财团从其六个月免税收入内扣除，而对方必须确保免除财团指定区域内的地税、国税与关税，同时也必须确保为所有农作物的耕种、收割与运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作为惟一的“支持者”与“冒险者”，“财团将获得未扣除经常性费用、管理费与间接性费用的首批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但该条款从援助事宜开始之后第七个月起才生效……” 正当我开始感觉财团在以自己的方式过分地操纵此事，合同的最后一页让我欢欣鼓舞，使我的预期恢复到我跟麦克西谈话之后的高度。 六个月协议期结束之后，所有累计收益将完全归属联盟，联盟将根据在卫生、教育与福利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的通行国际原则，以建立一个和谐、团结与互相宽容的统一国家为一致目标，在社区的各个部分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 如果由于派别林立导致无法公平分配，穆旺加扎将亲自委任一个由可信任的代表们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分配此后称做“人民应得的部分”的东西。哈利路亚！最后这些就是建设学校、道路与医院以及帮助下一代孩子们成长的资金来源了，就像麦克西承诺的那样。汉娜可以放心了。我也一样。 我坐到放在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上的老式电动打字机前，精力充沛地把贾斯帕起草的法语合同翻译成斯瓦希里语。译完之后，我躺到床上，四肢平展，想让自己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看看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汉娜应当上完夜班回宿舍了，但她肯定睡不着觉。她会穿着制服躺在床上，盯着脏兮兮的天花板。那晚我们交流着各自的希望与梦想时，我们也一起盯着天花板。她一定在想：他在哪儿呢？他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我能再见到他吗？或者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骗子？她一定在思念着她儿子诺亚，想着有一天能带他回戈马。 一架小飞机低飞掠过了观景台。我跳起身来，跑到窗边，想看看飞机上的标志，但已经太迟了。当可靠的安东再一次出现在我门前，取走我翻译好的合同，并命令我上楼时，我发誓：我要上演此生最棒的口译秀。 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安东身后回到了策划室。白天早些时候，我在那里见到过贾斯帕。我很快就观察到里面的布置稍微改变了一些。中央讲台上放着一块供发言者使用的白色书写板及一个黑板架。桌子四周原来只放着八把椅子，现在增加到了十把。砖砌壁炉上放着一个邮局大钟，旁边还贴着“禁止吸烟”的法语警示。贾斯帕已经洗漱并刮过脸，在通往屋子的门旁，显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离。 我扫视了桌子一眼。无名会议怎么能放上与会者的名牌呢？穆旺加扎的名牌上写着“资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侧的中央，即“首席”。在他两侧分别是他的忠实助手“秘书先生”与忠诚度较低的“顾问先生”，后者昵称“塔比”，麦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诉他现在几点他也不会相信。这三人位置的对面、落地长窗的后面则是“三人组”的位置，名牌上只写着“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纳，F指弗兰科，H指布卡武老大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人们更常称之为“哈贾”。由于弗兰科年纪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正对着穆旺加扎。 由于这张椭圆桌子的两边都已经有人坐了，我们的人只能分坐在两端。桌子一端放着一个写着“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麦克西的位置，在它旁边放着“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贾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识地注意到，贾斯帕被尊称为“公证员先生”，而我却只被简单地称做“口译员”。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着一个黄铜手摇铃。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个手摇铃有一个黑色的木柄。圣心避难所学校有个大钟，把我们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挤压得毫无空闲，这个手摇铃简直就是那个大钟的缩微复制品。在学校，大钟将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告诉我们何时要祈祷、何时要吃饭、何时要去厕所、何时要去体育馆、何时要去教室、何时要去足球场、何时要再次祈祷、何时要回床睡觉、何时要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东竭力向我解释说，这个手摇铃将使我变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样，在锅炉房与策划室之间急匆匆地上来下去。 “他要宣布休会时就会摇响这个铃，当他觉得寂寞，要你们回到桌前继续开会时，就会再摇响它。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吗，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们都得待在楼下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静守斯拜德的监听网络。”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对他的同志情谊表示感谢。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停了下来。安东像精灵一般迅速穿过落地长窗，离开了策划室。又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但我还是没看清楚。又过去了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我的视线似乎有了自我意识，不再看着策划室，而是暂时凝视着落地长窗外地面上的壮观景致。我看见一个相貌完美的白人绅士从草坡与天际相交处走来，在观景台上驻足休息。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浅黄褐色长裤、粉红色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最外面穿着一件近卫团军官们划船时穿的那款海军蓝贴身套衫。他站在两根柱子之间，对着来路微笑着，那架势就像英国以前的埃及学者。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也得承认，第一眼瞥见这名男子，我就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此从不怀疑，我当时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们的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穆旺加扎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亲密朋友。再次用麦克西的话来说，他是“此次行动的头儿”。菲利普法语与林加拉语讲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里语很差。 菲利普之后，天际处走来一个身材细长、举止庄重的非洲黑人。他留着胡须，穿着一身颜色素淡的西服。他走路时的姿态也显得像是在沉思默想，让我不禁想起了麦克尔修士在大斋节穿过圣心避难所学校院子时的样子。因此，我无需细想就能判定他就是迪德纳，被刚果人鄙视但先父深爱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全权代表，既是一位五旬节派牧师又是一名军阀。 迪德纳之后又是一个非洲黑人。可能这先后顺序经过了精心策划，这个人与迪德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秃顶，身穿一件闪亮的棕色夹克。当他拖着左腿一瘸一拐地前行时，身躯一起一伏，显得很凶悍，那件夹克几乎包不住他彪悍的身体。这人还能是谁？他肯定就是弗兰科，我们的瘸腿老兵、前蒙博托时期的凶手、现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上校或军衔更高的军官。他是走在他前面的迪德纳的宿敌，但偶尔也是盟友。 最后，此次会议的第三个代表哈贾走了过来。跟前面几人相比，他显得懒洋洋的。他是个杰出人物，就学于索邦大学，是布卡武未加冕的商业王子，但他看上去倨傲而纨绔，决意跟他人保持距离。我不禁猜想，他此次代表其父与会，是否会另有他想？他不像迪德纳那样长得骨瘦如柴，也不像弗兰科那样顶上无发、光可鉴人。他就像是城市里的花花公子，两鬓修短，发茬梳成波浪状，额前一绺垂发油光发亮，盖过眉脊。至于他身上的衣服，嗯，尽管汉娜的高尚情操可能已经使我爱好华服的虚荣心大为减少，但由于安德森先生一直以来给我留下不拘小节的形象，哈贾的衣着十分吸引我的眼球。我在欣赏那一身绝对最新款的意大利杰尼亚牌夏季套装，包括淡褐色的马海毛三件套，那是所有男人，无论穷富都想得到的极品；一双意大利出产的墨绿色的尖头鳄鱼皮皮鞋更衬托出效果，据我估价，如果是真品的话，一只就至少价值两百英镑。 菲利普充当导游，向贵宾们展示了这栋房子的各种设施，包括贵宾们休会时可以放松一下的套房，还有庭园，说这里为想要坦诚而充分地沟通的代表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额外个人自由空间。但事实上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装上了窃听器。如果说早先我还不完全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在草坡上的观赏时间就是本次观光的结束时刻。 在菲利普的指引下，三名代表顺从地先是向外望着大海，然后是公墓。哈贾跟着其他人一道转过身子时，他的杰尼亚牌套装晃开了，我看见露出来的暗黄色的丝绸衬里，还有阳光照在某种钢制品上的闪光。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好奇起来。小刀？手机？如果是手机的话，我要不要通知麦克西呢？当然要了，除非我能向哈贾借过来，偷偷地给汉娜打个电话。这时一定是有人讲了个笑话，而且是个黄段子，我猜肯定是菲利普讲的，因为他们都大笑起来，笑声传下草坡，穿过策划室那扇因为炎热而敞开着的落地长窗。这本来应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事实上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生活就已经教会我，固守礼貌待人传统的刚果人并非总是出于合理的原因而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及与其身份相当的人就更是如此。 这群人从笑声中缓过来后，便走到装饰性石阶的顶端。在菲利普不断地劝说下，瘸腿大汉弗兰科把一只手挂在瘦弱的迪德纳脖子上，把他当成自己的拐杖，尽管他们是宿敌。看着这种亲切友好的自然举动，我心中对此次会议能有圆满的成果感到非常乐观。弗兰科与迪德纳开始费力地下山，菲利普走在他们前面，哈贾走在最后。我记得当时他们头顶的天空是冰蓝色的，而当“连体”的马伊·马伊军阀与他骨瘦如柴的“拐杖”迪德纳下山时，有一群小鸟雀跃飞下，像是在陪伴着他俩。哈贾走到阴影处时，他夹克内衣袋之谜也解开了：他自豪地在内衣袋里别了一排派克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任何重大会议都避免不了的乱象之一。安东已经提前向我们解释过，按会议安排需要有一些人列队欢迎与会代表们。菲利普将陪着“三人组”从花园走进院子，而同一时间麦克西将与穆旺加扎的随行人员从房侧走进院子，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会各方胜利会师的伟大历史场面。而我们剩下的人就会列队站在一旁，看当时客人们的反应决定是否要跟他们握手。 但是，我们的设想落空了。可能是因为麦克西他们走得有点慢了，或者是由于菲利普与代表们提前到了，也可能是因为老弗兰科在瘦竹竿迪德纳的帮助下，走得比预想的要快些。不管怎样，结果是一样的：菲利普一行走进院子里，身上带着我童年在非洲生活时的甜蜜气味，但到场欢迎他们的只有我--一个将自己掌握的小语种保密起来的顶级口译员，法国省级公证员贾斯帕，以及留着马尾辫的大个子本尼。本尼一看这情况，就出门找安东去了，速度要比平时快上一倍。 在其他任何会议上，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早就接管欢迎事宜了，因为顶级口译员必须永远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充当外交官。在许多情况下，我都这样做了，但这次是菲利普领导的行动。菲利普的胖脸上全无皱纹，双目炯炯有神，他刹那间就了解了全部情况。他兴高采烈地同时伸出双手食指，大叫道：“你们来了，太好了！”他脱下头上的巴拿马草帽，递给了我。他白发卷曲，在双耳上盘转成喇叭状，显得精力充沛。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用极优美的巴黎口音法语说道，“我叫菲利佩，农业顾问，刚果永远的朋友。你是哪位，先生？”他那梳理有型的白头向我侧了过来，好像他只有一只耳朵能用。 “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我同样用法语欢快地回答道，“我是口译员，精通法语、英语与斯瓦希里语。”菲利普飘忽的目光转向了贾斯帕，我马上就领会了他的暗示，继续说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贾斯帕·阿尔宾先生，来自贝桑松，是我们的法律专家。”为了产生额外的效果，我又说：“请允许我代表在场的所有人向各位尊贵的非洲代表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下意识讲出的这句欢迎辞产生的效果是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我怀疑菲利普也没能预料到。老弗兰科用肘部把充当他拐杖的迪德纳隔到一旁，握住了我的双手。我想，欧洲人一般不多想就会觉得他只是又一个穿着闪亮衣服跟我来个西方式握手的非洲大汉，但于私生子萨尔沃来说可不仅如此。对我来说，他却是我们传教团自封的流氓式的保护者，被传教士与教仆们称做“帅哥”；他既是孤独的强盗，也是无数儿童心目中的父亲。他双眼洋溢着森林的魔力，手上拿着一杆比利时制造的旧步枪，猎物袋里装着一箱啤酒和一只新近猎获的鹿，艰苦跋涉二十英里，在夜幕降临之后来到我们用红砖砌就的传教所，只为警告我们即将有危险。拂晓时，人们会发现他坐在门槛上，旧步枪放在膝盖上，睡着了，脸上还带着微笑。同一天下午，在小镇市场里，他却在向不幸碰上他的徒步旅行者们推销其恐怖的纪念品，比如一只砍下来的猩猩爪子或风干了、没有眼睛的黑斑羚头。 “辛克莱尔先生。”这个令人尊敬的绅士大声说道。他举起一只攥得紧紧的拳头，让大家安静一下。“我叫弗兰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我们的组织是我们祖先为了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而建立的正规军队。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卢旺达人渣入侵我们的村落，纵火焚烧我们的庄稼，还把我家的三头奶牛砍成了碎块，以发泄对我们的仇恨。我母亲带着我们躲入森林里。当我们回家时，却发现他们先砍断了我父亲跟两个兄弟的腿筋，然后又把他们砍成碎块了。”他向他身后的迪德纳伸出了一根弯曲的中指。“当我母亲病入膏肓时，我送她去医院，但班亚穆伦格蟑螂们拒绝让她通过。一连十六个小时，我就看着她躺在路边，奄奄一息。因此，我绝不跟外国侵略者交朋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叹了一声。“根据宪法，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正式与金沙萨政府军合并。但这种合并本质上是虚假的。金沙萨中央政府给了我们将军一套精美制服，却不给他的士兵们发军饷。他们给我们将军很高的军衔，却不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将军信仰的神灵建议他听听穆旺加扎的意见。既然我尊敬我们将军，既然我跟他信仰同样的神灵，既然你们承诺给我们大笔资金、大量武器，我奉将军之命来此开会。” 他强烈的情感宣泄激起我的冲动，我事实上已经张口就要把他的话译成法语。但菲利普别有含义地向我瞥了一眼，我赶忙住了口。弗兰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吗？站在他身后的迪德纳呢？花花公子哈贾呢？他们三人正充满期待地盯着我，就好像在鼓励我翻译一下弗兰科的雄辩演讲。但感谢菲利普，我在这紧要关头突然记起，我说过自己只懂英语、法语跟斯瓦希里语的。而刚才弗兰科却一本正经地讲起他的母语本巴语，那是我受命保密的一种语言。 如果你相信菲利普的神情的话，你会觉得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正暗自发笑，这让老弗兰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站在弗兰科身后的哈贾一下子表现出鬣狗式的轻蔑。但弗兰科气势丝毫不减，又费劲地用斯瓦希里语重复了他刚才的演讲。他还在说，我也依旧点着头对其演讲表示赞赏。突然，本尼“砰”的一声打开了房子内部通往院子的门，麦克西气喘吁吁地带着他的三个客人走了进来，穆旺加扎走在中间。 没人伸出手指责我，而我也不必羞得钻到地板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聚到策划室里了，我正在把菲利普的欢迎辞译为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正让我觉得自由，它总能解放我的身心。握手、介绍完毕，众人都坐在预先指定好的座位上，除了贾斯帕。此前，贾斯帕已经被介绍给穆旺加扎跟他的两个顾问，现在他在本尼的陪同下离开了策划室，我猜他这样做是出于职业意识，想要更安全一些。菲利普的讲话很有趣也很简短，他总是会在我期望有停顿的地方停顿一下。 为了应付听众的目光，我拿了一瓶毕雷矿泉水放到桌上离我二十英寸的地方。每次会议开始后的前几分钟，与会者跟你的目光接触总是口译员们面临的死亡陷阱。你接上某人的视线，擦出共谋的火花，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被掌控，一直到这个阶段结束。因此，我最多只让自己低头偷偷地扫视几眼。在此期间，穆旺加扎依然坐在他的两个助手之间，像只昏昏欲睡的小鸟。在他的一侧坐着一脸麻子、令人望而生畏的塔比齐，前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现基督教信徒，穿一身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黑色服装。穆旺加扎的另一侧坐着他那位无名的圆滑助手，那是他的政治顾问。那人顶上无发，脸上带着全天候笑容，为此我把他称做“海豚”；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脖子后伸出一条鞋带似的辫子，似乎与主人在分头行动，跟他游离在心思之外的笑容一样。麦克西系着一条军用领带，十分惹眼。他给我的命令是，除非他向我示意，否则绝不许将任何内容译为英语。 在此我得谈一谈多语者的心理。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欧洲人，如果学会了另一种欧洲语言，他也会随着增加一种个性。英国男人讲起德语来声音更加响亮。随着他的嘴形发生变化、声带张得更开，他会抛弃自讽，却萌生更强的控制欲。英国妇女学会法语后会变得更加谦虚，要表示傲慢时就会嘴唇大张；而英国男人学会法语后则变得更加自负。我期望自己也能这样，但非洲语言之间没有如此细微的差别。非洲语言是实用的，通俗的，即使是殖民地法语也一样。他们是农民语言，使用者聊天时总是直来直去，争论起来也会大喊大叫，刚果人就常这样。非洲语言的微妙之处与其说是通过语言技巧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话题转换实现的，或者，如果你要与他们沟通得更保险一点，可以通过谚语、俗话的变化来实现。有时我意识到，在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时，为了多呼吸一口气我就得将音位移到喉咙的后面。还有，比如当我讲金亚旺达语时，我会感觉自己像是在两排牙齿之间耍热石头一样。但更加真实的是，我一坐到椅子里，我就跟我要翻译的语言融为一体了。 菲利普已经结束了他的欢迎辞，几秒钟之后我也译完了。他坐了下来，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水。我也喝了一口水，但不是因为我渴了，而是因为作为口译员不由自主地就要跟他同步操作。我又偷偷地看了一眼身材高大的弗兰科与坐在他旁边的瘦削的迪德纳。弗兰科脸上有一道伤疤，从前额顶端一直伸到鼻子底下，很显眼。他的胳膊与大腿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伤疤？如果有，那是为保护他不受流弹伤害的部分入教仪式留下的。迪德纳的额头很高，肌肤跟少女的一样平滑；他目光朦胧地盯着他刚刚离开的小山，似乎在想着什么。花花公子哈贾坐在弗兰科的另一侧，似乎有意识地不去注意另外两人。 “早上好，朋友们！你们的目光都转到我身上了吗？” 他的个子是那么小，萨尔沃。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小个子男人比大个子男人勇敢？他跟《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中的克伦威尔一样矮小，却能使周围的每个人身体的每一立方英寸都爆发出比平常大一倍的能量。他穿着轻柔耐洗的棉夹克，似乎变成了四处游历的福音传道者。他的灰白头发上下左右都长得一样长，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留八字须的黑皮肤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本应系着领带的喉咙处却挂着一枚金币，有五十便士硬币那么大。汉娜跟我提到过这枚金币：那是他的奴隶颈圈，萨尔沃。它告诉我们，他是不用于出售的。他已经被人买去了，所以你不走运。他属于全体基伍人民，而这枚硬币正是用来买他的那枚。他是“中间路线”的奴隶！ 是的，我们的目光都转到你身上了，穆旺加扎，我的也一样。在等他讲话时我不再需要把那瓶毕雷矿泉水当做自己的避难所了。按非洲人的礼貌原则，我们的三个代表本来并未直视着穆旺加扎，但现在却都使劲盯着他。他是谁？是哪些神灵在指引着他，而他又信奉什么魔法？他会呵斥我们吗？他会吓唬我们，原谅我们，让我们笑，让我们富有，让我们跳舞，让我们彼此拥抱、倾吐各自的感受吗？或者他会鄙弃我们，让我们不安，让我们感觉有罪，让我们自责？我们刚果人及半刚果人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被威胁着的吗？刚果成了非洲的笑柄。在刚果，到处可见强奸、抢劫、动乱、破产、腐败、谋杀、欺诈、愚弄，非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都知道刚果政府无能又腐败，整个国家就处在无政府状态中。 我们都在等着他抑扬顿挫、激励人心的演讲，但他就这样一直让我们等下去，等得我们的嘴巴都干了，屁股都坐酸了。但至少我这个私生子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因为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世主跟我们传教团的布道演说家佩雷·安德雷特别相似。跟安德雷一样，他凝视的目光依次扫过我们这群听众中的每一个人，先是弗兰科，后是迪德纳，再后是哈贾，最后是我。他长时间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不同寻常的是，在我异常活跃的记忆中，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眼神触及我们，似乎还有他的双手。 “嗯，先生们，既然你们现在都把目光放在我身上了，那么你们不认为你们今天来此已经犯了一个相当大的错误吗？或许菲利佩先生的那位优秀飞行员本应把你们丢到另一座岛屿上。” 他的声音太大了，我严格按照自己以往的做法，轻声地将他的话译为法语，几乎就是将其当做旁白来处理了。 “我问我自己，你来此寻找些什么呢？”他对着桌子对面的老弗兰科怒喝道。弗兰科愤怒地咬紧下巴。“你不是来找我的，当然不是，对吗？我与你根本不是同道中人。我是穆旺加扎，是全基伍和谐与富饶的信使。我用自己的大脑在思考，而不是用我的枪、大砍刀或阴茎来思考。我不会与你这种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军阀头子勾搭在一起，哼，绝不！”他又转而鄙视起迪德纳来：“我也不会跟你这个低人一等的班亚穆伦格人勾搭在一起，哼，绝不！”他又轻蔑地对哈贾抬了抬下巴：“我不会跟你这个布卡武花花公子勾搭在一起，非常感谢，”但他对同一阵营的希族同伴卢克的儿子会心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即使你们向我提供免费啤酒，为我在卢旺达人经营的金矿里谋一份工作，我都不会那样做，哦，绝不！我是穆旺加扎，是刚果的良心，是强大而统一的基伍的忠实仆人。如果你们来此真的就是要来看我这样一个人--嗯，只是可能而已，但请让我这样想--那么你们来这个岛也许来对了。” 他原本过大的声音现在却降成了悄悄话一般。我译入法语的声音也随之变小。 “你碰巧是图西族人吗，先生？”他盯着迪德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道。他依次问了每一个代表这样同一个问题，然后又同时对他们三人问这个问题。他们是图西族人吗？中非的胡图族人？雷加族人？福雷诺族人？南德族人？或者跟他一样是希族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现在就离开这间屋子。立刻。马上。不要见怪。”他演戏一般地指着敞开的落地长窗。“走！再见，先生们！感谢你们来访。请寄张账单给我，我会支付你们的相关费用。” 没人动一下身子，除了好动的哈贾。他转动眼珠子，看看他这两个不和的同伴，看了一个又看另一个，样子很滑稽。 “是什么让你们不走，朋友们？不要不好意思，现在就走！你们的漂亮飞机还在外面。它的双引擎很可靠，正等着免费把你们送回丹麦呢。你们滚开，滚回家去，没人会说闲话。” 突然，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完完全全是非洲人最最灿烂的笑容。这微笑将他爱因斯坦式的面孔一分为二，而我们的三位代表也面露微笑，放松地跟着他放声大笑，其中哈贾笑得最大声。佩雷·安德雷也懂得耍这种把戏，即在听众们最没预料到的时候突然把你从炙烤架上放下来，让你感激他，想跟他交朋友。连麦克西也在微笑。菲利普，“海豚”与塔比齐也在微笑。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来自基伍，无论来自基伍北部、南部或是中部，”--他过大的声音像是在豪爽地欢迎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基伍人，你热爱刚果，而且依然希望在一个正派、高效的金沙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热爱刚果；如果你想把卢旺达屠夫兼剥削者永远地赶出国境线，那么请你待在你现在坐的座位上。请留下来，跟我谈谈，也互相交流一下。让我们，亲爱的兄弟们，确定我们的共同目标，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让我们在上帝的光辉下，沿着团结、和解与包容的‘中间路线’前进！” 他停顿了一下，考虑着遣词用句，然后想起了些什么，又继续说道： “啊，或许有人告诉你们，穆旺加扎是个危险的分裂主义者。他野心勃勃，想分裂我们都热爱的刚果，将它一点一点地喂给边境对面的那群豺狼。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比金沙萨自己还要忠于我们的首都金沙萨！”现在他的嗓音很高了，但还会更高，等着瞧。“那些没有军饷的金沙萨政府军抢劫我们的城镇村落，强暴我们的妇女，我比他们更忠于国家！我忠于国家，所以我比金沙萨更想把我们的事业做得史无前例的辉煌。我想给我们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我想给我们带来圣餐，而不是饥荒。我要为我们建造学校、道路与医院，恰当地治理我们的国家，而不是腐败透顶，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我想遵守金沙萨许下的所有承诺，我甚至想保留金沙萨中央政府！” 他给我们以希望，萨尔沃。 汉娜正吻着我的眼睑，给我以希望。我双手抱着她那精雕细琢犹如艺术品的头部。 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希望对于刚果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爱你！ 那些可怜的刚果人心里痛极了、苦怕了，他们不再相信有什么可以医治他们的痛苦。如果穆旺加扎能激起人们的希望，每个人都会支持他。如果不能，战争就会继续，继续，而他也会成为刚果人走向地狱之路上又一个表现拙劣的预言师。 那么就让我们期望选民们能弄清他的政治主张，我虔敬地说道。 萨尔沃，你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只要现任政府执政，任何选举都将是完全腐败的，都对改变局势无能为力。没被收买的人只会投票给本族候选人，选举结果会被窜改，局势会更紧张。我们首先要稳定、诚实，然后才能举行大选。如果你听过穆旺加扎的演讲，你会同意这一点的。 我更愿意听你说。 她的双唇离开了我的眼睑，脑子里搜寻着更实在的东西。 我想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怪兽身上带着一支魔法棒。魔法棒太重了，除了怪兽自己，一般人都拿不动。 不，汉娜，这些宝贵的知识我记不起来了。她是在讲已逝的让人同情的蒙博托将军，扎伊尔的最高统治者与摧毁者。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蒙博托是汉娜惟一痛恨的人。 嗯，穆旺加扎也有一支魔法棒，就跟怪兽的那支一样，只是它是用特别挑选的木材制成的，很轻。他走到哪里，魔法棒就带到哪里。任何相信“中间路线”的人都可以拿起它，发现称王之旅是何其简单。当穆旺加扎死后，你知道这支魔法棒会怎样吗？ 它会帮穆旺加扎走向天堂吧。我把头放在汉娜的小腹上，昏昏欲睡。 萨尔沃，不要闹了。基伍湖畔将新建一座非常漂亮的“统一博物馆”，以纪念统一而自由的基伍成为刚果之骄傲的那一天。而这支魔法棒会放在里面，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参观。 汉娜说的那支魔法棒就在这里，正是那一支。它正放在我们身前铺了绿色台面呢的桌子上，简直就是英国下议院议长权杖的缩小版。三个代表已经仔细观察了它上面的魔法花纹，也拿在手上试了试轻重。对老弗兰科来说，它是一件意义重大的物品，但到底是哪种重大意义呢？对于哈贾而言，它只是一件商品而已。他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这支魔法棒？它真的有魔力吗？我们能以更低的价格卖一支给他们吗？迪德纳的反应较不易让人读懂。它会给我们部落人民带来和平与平等吗？我们部落的巫师会认可其魔力吗？如果我们发动战争将它夺过来，它会保护我们不受弗兰科那些人的袭扰吗？ 麦克西将他那把椅子挪歪了一些，好让双腿能够伸展开来。他闭着双眼，向后倚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脑后，就像一个运动员在等候上场。我的拯救者，长着卷曲白发的菲利普，则如同一个乐队指挥，面带微笑，一言不发。我断定，他的脸长得就跟那位英国演艺界常青树一样，看上去在三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但观众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具体多少岁。塔比齐与“海豚”如果真在听我的翻译，他们是一点儿情感也未外露。就跟我对安德雷的演讲十分熟悉一样，他们对穆旺加扎的演讲也是了如指掌。通过对比，我发现三个与会者的反应各不相同。由于穆旺加扎正用斯瓦希里语慷慨陈词，他们不得不听我用情感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法语翻译一遍。哈贾像个学者，带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在听；迪德纳听得若有所思，对穆旺加扎前面说过的每个单词都思考一下；而弗兰科则听得双拳紧握，时刻准备将这第一个批驳他的人打倒在地。 穆旺加扎已经停止扮演蛊惑人心的政客，而是化身成了经济学讲师。我这个口译员犹如一名水手，相应地调整着船帆。他严肃地告诉我们，基伍正在被劫掠。他了解基伍的价值，也了解基伍被抢走了多少财富。他就像一名专家，随口可以举出许多数字。当我往笔记本上记录这些数字时，他就会停下来等我。我含蓄地向他笑了笑表示感谢。他看到我的笑容，又一口气列举了若干正在抢劫刚果自然资源的受卢旺达支持的矿业公司。由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有了法文名字，我就不翻译了。 “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么做？”他愤怒地质问道，音量又提得很高。“为什么我们想把他们赶出国境，却只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敌人靠我们的矿产越来越强大？” 穆旺加扎带了一幅基伍地图。“海豚”把地图钉到白色书写板上，穆旺加扎就站在一旁，用他那支魔法棒敲打着地图。他拍啊，打啊，嘴里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我坐在桌子一端，跟在他后面叽里呱啦地翻译着，但我把音量降了下来，同时也把他的用词改得温和一点。这反过来又使得他认定我即使不是抵抗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至少也是可以争取过去的一员。 他停下不说了，我也跟着停了下来。他直直地盯着我。他似乎拥有巫医们的那种巧妙本领，能让眼肌收缩，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空幻，更有魅力。他不再看着我的眼睛，而是看着我的肤色。他仔细地观察我的脸，怕万一肤色在身体其他部位有什么变化，又看我的双手：中等到淡棕色。 “口译员先生！” “穆旺加扎。” “过来这里，孩子！” 要打我？让我对着全班同学承认自己的缺点？在屋内所有人的注视下，我绕着桌子走了过去，站在他面前。我意识到自己比他高了一个头。 “那么能告诉我你属于哪一方吗，孩子？”他伸出一根手指，先是指着麦克西与菲利普，然后又指着我们的三个黑人代表，样子很滑稽。“你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如此压力之下，我的回答上升到了他的修辞高度。“穆旺加扎，我是你们双方的一员！”我用斯瓦希里语大声地回答道。 他大笑起来，把我的话译成法语。桌子两端的人都鼓起掌来，但穆旺加扎低沉的声音不费力气就控制住了场面。 “先生们，这个棒小伙就象征着‘中间路线’。让我们以他为榜样，包容一切吧！不，不，别走。待在这里，孩子，请再留一会儿。” 他把这当做我的光荣，虽然它并不像是一种光荣。他称我是“棒小伙”，让我站在他身旁，而他自己用那支魔法棒敲打着地图，赞美刚果丰富的矿产资源。我双手放在背后，紧紧地扣在一起，没有使用笔记本就翻译起好为人师的他说的话，这也碰巧让与会人员领教了我的超强记忆力。 “这里，在穆文嘎，有金矿，我的朋友们。这里，在卡米图嘎，有金矿、铀矿、锡矿、钶钽铁矿，也有钻石矿--你们可不要告诉别人哦。这里，在卡巴姆巴雷，有金矿、锡矿与钶钽铁矿。”他有意重复，“这里有钶钽铁矿、锡矿。这里--”他抬起魔法棒，往阿尔伯特湖方向移去，但并不确定。“有石油，我的朋友们。储量还未测定，但可能大得根本就无法计量。你们还知道其他东西吗？有一种神奇的小玩意，尽管每个人都想要它，但几乎无人了解它，而我们却知道。它极其稀有，与它相比，钻石就好像大街上的卵石一样，不值一文。它就是砷磷铀铅矿，我的朋友们，里面56.71%都是铀。嘿，我在想，人们要它到底想干什么呢？” 他停顿了一下，等听众们心领神会的笑声响起又消逝。 “但是，请告诉我，谁从所有这些财富当中获益呢？” 他又停了下来。我翻译着他的这个问题，他朝我微笑了一下，我也对他笑了笑，发现自己似乎新变成了这位好为人师者的宠物。 “哦，金沙萨的大亨们当然会拿到他们的报酬！他们不会放弃那三十块卢旺达银元的，哦，他们不会！但他们不会用这些钱来为东刚果建造学校、道路与医院，不，他们不会！或许他们会把钱花在约翰内斯堡、内罗毕与开普敦的高级商店里，但他们不会把钱花在基伍这里。不，他们绝不会！” 他再次停了下来。这次他没有对我微笑，而是对所有代表微笑了一下，然后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每次卡车把钶钽铁矿石运到国外后，基伍人民都变得富裕些了吗？” 他那根魔法棒无情地向东越过了基伍湖。 “当石油开始流入乌干达，基伍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了吗？我的朋友们，随着石油流走，基伍人民会一天比一天贫困。但这些可是我们的矿产，我们的石油，我们的财富，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管、让我们以他之名享有的啊！矿井不是水井，下了雨就会再次溢满。小偷们今天从我们这里偷走的东西不会明天或后天就再长出来。” 他摇着头，嘴里咕哝了好几声“哦，不”，像是回忆起了某种天大的不公。 “我在想，是谁将这些偷去的商品出售，获利极巨，却一分钱也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合法所有者？我的朋友们，答案是什么大家都清楚，他们就是卢旺达骗子，就是乌干达与布隆迪投机商，就是受空话连篇的政客们控制的金沙萨中央政府。金沙萨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出卖给外国人，又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顿。谢谢你，孩子。干得好，先生。现在你可以坐下了。” 我坐回椅子上，心里想着钶钽铁矿。但我不是真的在想，因为我正不停地翻译着穆旺加扎的发言；我是像电视屏幕上的流动新闻那样，在主要活动继续进行的同时也在想着钶钽铁矿的问题。什么是钶钽铁矿呢？如果问一下我那些经商的客户们，他们会告诉你，它是目前只有在东刚果才能找到的金属，极为珍贵。如果你不明智地拆开手机，在那堆残骸中你就能找到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点点钶钽铁。五角大楼曾往世界市场抛售了数吨钶钽铁矿石，他们因此遭受重大损失，其后才了解到，美国数十年以来一直都在战略储备着钶钽铁矿石。 钶钽铁矿之所以在我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有的。那得回溯到公元2000年的圣诞节了。电子游戏机PS2是英国富有家庭的孩子必备的玩具，但那时非常缺货，供应不足，令欲购者扼腕叹息。中产阶级父母们挥舞着手臂在抗议，而佩内洛普在她那份报纸的头版上也在抗议：“我们开始痛骂、羞辱偷走我们圣诞节的怪杰。”但她的怒火发泄错对象了。PS2供应不足不是由于生产商的无能，而是因为一场种族大屠杀如海啸般席卷了东刚果，导致钶钽铁矿石供应暂时中断。 你知道穆旺加扎是刚果史教授吗，萨尔沃？他熟知我们内心恐惧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谁杀了谁，有多少人在哪一天被杀。他不怕提这些事实，而我们这些胆小鬼中如此多人对此却恐惧不已。 我也是那些胆小鬼中的一员。但坐在这张空荡荡的铺了绿色台面呢的赌桌前，我无处可躲。穆旺加扎敢怎么说，我就必须清醒地把握要译的每一个词，该怎么译就怎么译。两分钟前他在列举一大堆生产数据，现在却在谈种族大屠杀。他依旧对数据十分熟悉，随口就可以说出一些来：多少村落被夷为平地，多少居民被折磨至死或被砍杀，多少人被怀疑是巫师而被烧死，发生了多少轮奸惨剧，在外部势力的挑拨下东刚果各部落相互残杀，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而国际社会却在扯皮。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内容，即使佩内洛普没关掉电视，我也会去关掉。在我口译穆旺加扎讲的这些数据时，死亡依然在继续。每过去一个月，就会有三万八千个刚果人死于这些被人遗忘的战争的荼毒中。 “每天有一千二百个人死去，我的朋友们，包括周六周日。这意味着今天、明天以及下周的每一天都会有一千二百个人死亡。” 我瞥了一下各个代表的脸色，发现他们脸现愧意。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不由自主地露出愧意，而我就不是了。即使他们确实同意考虑一下，谁又能说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只是正午高温下坐在路旁的三个非洲人罢了。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弄清楚他们头脑中在想些什么，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为什么穆旺加扎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告诉我们这些呢？想击垮我们的勇气吗？不。他这是要激起我们的勇气。 “那么我们有权利采取行动，我的朋友们！我们有两倍、三倍的权利采取行动！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所热爱的基伍这样遭受过如此的灾难，再没有其他国家像基伍一样更有权利去夺回自己的财富，把这些财富放在人民的脚下，对人民说：‘这不再是掠夺者的了。苦难的基伍人民，这是我们的！’” 雄浑低沉的声音足以响彻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而我们心中的问题却已再清楚不过：如果基伍的财富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如果历史的不公正现象使我们有了夺回财富的权利，如果不可靠的金沙萨中央政府将基伍的一切向东出口，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的朋友们，请仔细看看我们伟大国家的政客与保护者们。你们看到些什么？新政策？哦，对，非常新的政策。你们没看错。我得说，那些政策非常的新。新政党也都赞同这些政策，它们有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富有诗意的名字”。“近来在金沙萨这座妓女之城，有诸多的新民主政策，我简直不敢穿上我的旧鞋在六三〇大街上转一圈。”他又用法语说，“就在这座妓女之城，有不少新政平台在兴建，用的是上好的木材，花的是你们的钱。有如此之多印刷精美长达二十页的政治宣言，声称最迟下周午夜前就会给我们带来和平、金钱、药品与大学教育。有如此之多的反腐败法律，但你看了不禁会问，到底是谁收受了贿赂起草了这些狗屁东西？” 皮光肉滑的“海豚”与一脸皱纹的塔比齐最先笑出声来，然后菲利普与麦克西也笑了。我们的“开导者”板着脸等他们笑完。他要把我们带往何处呢？他自己知道吗？佩雷·安德雷做事从来没有时间表，但穆旺加扎从头到尾都心中有数，不过我反应迟钝，感觉不出他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但是，请你们再更加仔细地看看我们这些全新的政客，我的朋友们。请掀起他们的帽檐，让非洲的炽热阳光射进他们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梅塞德斯轿车，然后你们再告诉我看见了什么？充满乐观精神的新面孔？准备把为共和国服务当做自己职业的聪明的年轻毕业生？哦，不，我的朋友们，你不会看到这些。你看到的将是同一群老谋深算的老骗子依旧老奸巨滑的老脸。” 金沙萨中央政府给基伍带来什么了吗？他问道。回答是：什么也没有。他们竭力鼓吹的和平、繁荣与和谐在哪呢？他们对我们国家、邻居与社区的包容的爱又在哪呢？穆旺加扎走遍了全基伍，从北到南，却没能发现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些东西。他倾听了人民的苦恼：是的，我们想要“中间路线”，穆旺加扎！我们为之祈祷，为之歌唱，为之跳舞！但是，要怎样，哦，怎样做才能实现它？真的，要怎样做才行？他模仿着他们令人同情的呼喊。我也模仿着穆旺加扎：“当我们的敌人派遣军队过来奴役我们，谁来保护我们呢，穆旺加扎？你现在是和平之子，穆旺加扎！你不再是过去那位伟大的战士了，穆旺加扎！谁能把我们组织起来，跟我们一起战斗，教会我们团结起来更为强大？” 我对于人民祈祷的反应，就是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探出一双磨破了的皮鞋。我显然真的是屋内最晚意识到这一点的。穆旺加扎接下来的话很快就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结果哈贾猛地转过身来，用他那双喜剧演员似的活泼眼睛盯着我。 “没有名字，我的朋友们？”穆旺加扎愤慨地对着我们高喊起来，“今天把我们拉到这里来的这家奇怪财团居然没有名字？哦，这可太糟糕了！他们可能将名字放在什么地方呢？这真是太可疑、太神秘了！或许我们应当戴上眼镜，帮他们找一下名字！老实人到底为何要隐藏自己的名字呢？他们想要隐藏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些什么？” 佩雷·安德雷说话总是缓缓地从低位起步，要听好一阵子才能听到精彩之处，但穆旺加扎是个老手。 “嗯，现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的声音很轻，听上去像是爬台阶累坏了，让你不由地想帮他走过这段台阶。“我得告诉你们，我跟这些无名绅士交流了很久，也很深入。”他用手指着菲利普，但并未转过身看他。“哦，是的。我们一起进行了许多艰苦的谈判。从夕阳西下到旭日东升。我得说，谈判真的非常艰苦。当然，这些谈判本来就应当是很艰苦的。那些无名绅士对我说：请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穆旺加扎。请不要修饰措辞或者回避问题，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会根据你说的话决定是否可以跟你合作，或者应当跟你握手，对你说声‘抱歉，再见！’正常的商业谈判都是这样，因此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回答他们。”他心不在焉地摸了一下脖子上的黄金奴隶项圈。这提醒了我们，他是非卖品。“‘先生们，众所周知，我要的就是要为全基伍带来和平、繁荣与包容。我支持举行自由选举，但只有当社会稳定之后才能举行大选。但是，先生们，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和平不会自动降临，自由也是如此。和平自有其敌人。我们必须用剑才能赢得和平。要使和平成为现实，我们就必须让军队协调一致，收回矿产与城市，赶走侵略者，组建全基伍的过渡政府，为建立一个真正持久的民主的福利国家打好基础。但我们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先生们？不团结让我们如同跛了脚，而我们的邻居比我们更强大也更狡滑。’” 他一边继续谈他与那些无名绅士的商业谈判，一边热切地凝视着弗兰科与迪德纳，使得他们二人坐得更靠近一些。 “‘要使我们的事业腾飞，我们需要你们的组织，先生们。我们需要你们的设备与专业知识。没有这些，我所热爱的基伍的和平就永远只是个幻影。’这就是我对那些无名绅士们所说的话，一字未变。那些无名绅士们认真地听我讲话，跟你们猜想的一样认真。最后，其中一人代表其他人谈了他们的意见。尽管我今天不能告诉你们他叫什么名字，但我向你们保证，他不在这间屋子里，但他已经证明自己极其热爱刚果。下面就是他对我说的话：‘你讲的让我们很满意，穆旺加扎。我们是生意人，但我们并非连灵魂都丧失的人。风险很高，代价也很大。如果我们支持你的事业，我们怎么才能确定，到了事业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不会空着口袋屈辱地离开？你要知道，这事风险很高，代价也很大。’我们这方回答道：‘所有加入我们事业的人都将分享相应的收益。’” 他的声音甚至降得比前面更低了，但这样说话效果也在预期之中。于是我也跟着降低了音量。即使我用手捂住嘴低语，他们也能听到我在讲些什么。 “我的朋友们，我们知道，魔鬼有许多名字。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果人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大多数，但这家财团不叫这些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它不叫比利时帝国，不叫西班牙帝国，不叫葡萄牙帝国，不叫大英帝国，不叫法兰西帝国，不叫荷兰帝国，也不叫美利坚帝国。这家财团什么也不叫。没有名字意味着没有旗帜。没有名字意味着它会帮我们致富，让我们团结起来，却不会奴役我们。在无名财团的帮助下，基伍将首次掌握自己的命运。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来到金沙萨政客们面前，对他们说：‘早上好，政客们。今天你们好吗？我猜你们同往常一样宿醉了是吧？’” 没人笑出声来，也没人面露微笑。他征服了我们。 “‘嗯，政客们，我们有些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基伍已经摆脱了外国侵略者与剥削者们的奴役。布卡武的卢旺达加盟武装已经逃走了，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民兵们也跟着逃走了。基伍夺回了自己的矿产，将它收归公众所有，那才是它应该处的位置。我们的生产、分配与供给方式都是秘密的，那就是人民的秘密。我们不再往东出口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贸易路线。但我们还是爱国者，我们赞同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所以，政客们，这些是我们的条件，一……二……三……你们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因为不是我们来找你们，政客们，而是你们来找我们。’” 他坐了下来，闭上双眼。佩雷·安德雷过去也常这样做，这能使其演讲的后续效果持续得更久。我偷偷地观察三位代表的反应。雄辩有力的演讲会让听众不愿意清醒过来。听众被带离岸边越远，就会越努力地想回到岸上。原本烦躁不安的哈贾不再坐立不安了，他自得地做着一个又一个鬼脸。骨瘦如柴的迪德纳将指尖按在额头上，心神不宁地像是在想着些什么，而他胡须边上已经冒出了一颗颗汗珠。老弗兰科正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像是在向谁--我猜是“物神”--请教什么。 菲利普破除了穆旺加扎演讲的魔力。“嗯，现在，谁愿意帮我们一个忙，第一个发言？”他别有深意地瞥了一眼邮局大钟，因为时间毕竟有限。 所有人都看着弗兰科，他是三个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皱着眉头看着他那双大手。最后他抬起了头。 “蒙博托政府垮台之后，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士兵们拿着大砍刀、弓箭与长矛，独力保卫着我们的神圣领土。”弗兰科用斯瓦希里语缓慢而又肯定地说。他环视着其他人，惟恐有人想要挑战他。但没人挑战他，于是他继续说道：“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已经看见了过去，现在我们要看见未来。上帝会保护我们的。” 根据顺序，接下来轮到迪德纳发言。 “为了让班亚穆伦格族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坚持实行联邦制。”迪德纳这样开始，“你们夺走我们的牛群，我们会死。你们杀死我们的绵羊，我们会死。你们抢走我们的女人，我们会死。你们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也会死。为什么我们长年在高地上居住、劳作、祈祷，却不能拥有它？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酋长？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必须由远方部落的酋长来决定？他们拒不承认我们的地位却要控制我们的意志。”他转头对穆旺加扎说，“班亚穆伦格族跟你一样信仰和平，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土地。” 穆旺加扎依然闭着双眼，而脸部光滑的“海豚”接过了迪德纳这个隐含的问题。 “穆旺加扎也是联邦主义者。”他轻声说，“穆旺加扎并不坚持实行种族融合政策。他所倡导的宪法将允许班亚穆伦格族人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认可自己的酋长。” “穆伦格高地将被宣布为我们的领地？” “会的。” “过去，金沙萨中央政府拒绝制定这种公正的法律。” “穆旺加扎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将来。你会拥有公正法律的。”精明的“海豚”这样回答。对此，老弗兰科轻蔑地哼了几声，但他也可能只是要清清嗓子而已。与此同时，哈贾猛地像个玩具跳偶一样坐直了身子，用他那双充满野性的暴突眼扫视着桌上的每个人。 “那么这是一场政变，对吗？”哈贾问道。他说话就像一个世故的巴黎人，尖刻而又有点儿虚张声势。“和平，繁荣，包容。抛开这些废话，我们就是要夺取政权是吧？今天是布卡武，明天是戈马，赶走卢旺达人，逼走联合国，然后金沙萨中央政府就只能拍我们的马屁，对吧？” 我悄悄地扫视了桌边的所有人。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这次会议正遭遇文化冲击。这就好比一些老教徒们正严肃地举行秘密集会，而哈贾这个城市异教徒从街上闯了进来，要求知道他们正喋喋不休地在说些什么。 “我是说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吗？”哈贾问道，夸张地摊开双掌。“戈马有它自己的问题，这你问我父亲就再清楚不过了。戈马人有货，但卢旺达人有钱有势。难办啊！但布卡武可不是这样。自从去年士兵哗变以来，卢旺达人在布卡武就不抛头露面了。我们那里的行政官员比任何人都讨厌卢旺达人。”他张开双手，手心朝上，一幅高卢人安闲自在的模样。“我说完了。有问题就问吧！” 但哈贾不是在问穆旺加扎，他是在问我。他滴溜溜转的双眼可能在凝神扫视着桌边的其他人，或者尊敬地凝视着伟大的穆旺加扎，但我一开始翻译他讲的话，他就会将目光投回我身上，盯着我，直到我说话声的最后一个回音在耳中消失。我期望穆旺加扎回应他的挑战，或者如果他不想的话，“海豚”出马也行。但这次又是我的拯救者菲利普从桌角悄悄出现，帮他们解了围。 “哈贾，我们谈的是今天，”菲利普解释道，语气中带着对哈贾的容忍，后者毕竟年轻，放肆搅局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昨天’。如果历史是将要过去的任何事物，那么就不会有明天了，不是吗？你认为‘中间路线’必须等到大选后形势一团糟，或下次卢旺达人入侵时才能去创造实现持久和平所需的条件，是这样吗？还是像令尊所认为的那样，穆旺加扎会做得更好，要争取时间及时掌权？” 哈贾耸了耸肩，伸出双臂，咧开嘴笑了，还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菲利普给他一段时间发言，但没一会儿他就提起手摇铃，轻轻晃了一下，宣布暂时休会，代表们可以考虑一下各自要持的立场。 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安东身后回到了策划室。白天早些时候，我在那里见到过贾斯帕。我很快就观察到里面的布置稍微改变了一些。中央讲台上放着一块供发言者使用的白色书写板及一个黑板架。桌子四周原来只放着八把椅子，现在增加到了十把。砖砌壁炉上放着一个邮局大钟，旁边还贴着“禁止吸烟”的法语警示。贾斯帕已经洗漱并刮过脸，在通往屋子的门旁，显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离。 我扫视了桌子一眼。无名会议怎么能放上与会者的名牌呢？穆旺加扎的名牌上写着“资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侧的中央，即“首席”。在他两侧分别是他的忠实助手“秘书先生”与忠诚度较低的“顾问先生”，后者昵称“塔比”，麦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诉他现在几点他也不会相信。这三人位置的对面、落地长窗的后面则是“三人组”的位置，名牌上只写着“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纳，F指弗兰科，H指布卡武老大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人们更常称之为“哈贾”。由于弗兰科年纪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正对着穆旺加扎。 由于这张椭圆桌子的两边都已经有人坐了，我们的人只能分坐在两端。桌子一端放着一个写着“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麦克西的位置，在它旁边放着“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贾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识地注意到，贾斯帕被尊称为“公证员先生”，而我却只被简单地称做“口译员”。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着一个黄铜手摇铃。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个手摇铃有一个黑色的木柄。圣心避难所学校有个大钟，把我们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挤压得毫无空闲，这个手摇铃简直就是那个大钟的缩微复制品。在学校，大钟将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告诉我们何时要祈祷、何时要吃饭、何时要去厕所、何时要去体育馆、何时要去教室、何时要去足球场、何时要再次祈祷、何时要回床睡觉、何时要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东竭力向我解释说，这个手摇铃将使我变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样，在锅炉房与策划室之间急匆匆地上来下去。 “他要宣布休会时就会摇响这个铃，当他觉得寂寞，要你们回到桌前继续开会时，就会再摇响它。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吗，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们都得待在楼下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静守斯拜德的监听网络。”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对他的同志情谊表示感谢。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停了下来。安东像精灵一般迅速穿过落地长窗，离开了策划室。又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但我还是没看清楚。又过去了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我的视线似乎有了自我意识，不再看着策划室，而是暂时凝视着落地长窗外地面上的壮观景致。我看见一个相貌完美的白人绅士从草坡与天际相交处走来，在观景台上驻足休息。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浅黄褐色长裤、粉红色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最外面穿着一件近卫团军官们划船时穿的那款海军蓝贴身套衫。他站在两根柱子之间，对着来路微笑着，那架势就像英国以前的埃及学者。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也得承认，第一眼瞥见这名男子，我就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此从不怀疑，我当时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们的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穆旺加扎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亲密朋友。再次用麦克西的话来说，他是“此次行动的头儿”。菲利普法语与林加拉语讲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里语很差。 菲利普之后，天际处走来一个身材细长、举止庄重的非洲黑人。他留着胡须，穿着一身颜色素淡的西服。他走路时的姿态也显得像是在沉思默想，让我不禁想起了麦克尔修士在大斋节穿过圣心避难所学校院子时的样子。因此，我无需细想就能判定他就是迪德纳，被刚果人鄙视但先父深爱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全权代表，既是一位五旬节派牧师又是一名军阀。 迪德纳之后又是一个非洲黑人。可能这先后顺序经过了精心策划，这个人与迪德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秃顶，身穿一件闪亮的棕色夹克。当他拖着左腿一瘸一拐地前行时，身躯一起一伏，显得很凶悍，那件夹克几乎包不住他彪悍的身体。这人还能是谁？他肯定就是弗兰科，我们的瘸腿老兵、前蒙博托时期的凶手、现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上校或军衔更高的军官。他是走在他前面的迪德纳的宿敌，但偶尔也是盟友。 最后，此次会议的第三个代表哈贾走了过来。跟前面几人相比，他显得懒洋洋的。他是个杰出人物，就学于索邦大学，是布卡武未加冕的商业王子，但他看上去倨傲而纨绔，决意跟他人保持距离。我不禁猜想，他此次代表其父与会，是否会另有他想？他不像迪德纳那样长得骨瘦如柴，也不像弗兰科那样顶上无发、光可鉴人。他就像是城市里的花花公子，两鬓修短，发茬梳成波浪状，额前一绺垂发油光发亮，盖过眉脊。至于他身上的衣服，嗯，尽管汉娜的高尚情操可能已经使我爱好华服的虚荣心大为减少，但由于安德森先生一直以来给我留下不拘小节的形象，哈贾的衣着十分吸引我的眼球。我在欣赏那一身绝对最新款的意大利杰尼亚牌夏季套装，包括淡褐色的马海毛三件套，那是所有男人，无论穷富都想得到的极品；一双意大利出产的墨绿色的尖头鳄鱼皮皮鞋更衬托出效果，据我估价，如果是真品的话，一只就至少价值两百英镑。 菲利普充当导游，向贵宾们展示了这栋房子的各种设施，包括贵宾们休会时可以放松一下的套房，还有庭园，说这里为想要坦诚而充分地沟通的代表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额外个人自由空间。但事实上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装上了窃听器。如果说早先我还不完全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在草坡上的观赏时间就是本次观光的结束时刻。 在菲利普的指引下，三名代表顺从地先是向外望着大海，然后是公墓。哈贾跟着其他人一道转过身子时，他的杰尼亚牌套装晃开了，我看见露出来的暗黄色的丝绸衬里，还有阳光照在某种钢制品上的闪光。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好奇起来。小刀？手机？如果是手机的话，我要不要通知麦克西呢？当然要了，除非我能向哈贾借过来，偷偷地给汉娜打个电话。这时一定是有人讲了个笑话，而且是个黄段子，我猜肯定是菲利普讲的，因为他们都大笑起来，笑声传下草坡，穿过策划室那扇因为炎热而敞开着的落地长窗。这本来应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事实上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生活就已经教会我，固守礼貌待人传统的刚果人并非总是出于合理的原因而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及与其身份相当的人就更是如此。 这群人从笑声中缓过来后，便走到装饰性石阶的顶端。在菲利普不断地劝说下，瘸腿大汉弗兰科把一只手挂在瘦弱的迪德纳脖子上，把他当成自己的拐杖，尽管他们是宿敌。看着这种亲切友好的自然举动，我心中对此次会议能有圆满的成果感到非常乐观。弗兰科与迪德纳开始费力地下山，菲利普走在他们前面，哈贾走在最后。我记得当时他们头顶的天空是冰蓝色的，而当“连体”的马伊·马伊军阀与他骨瘦如柴的“拐杖”迪德纳下山时，有一群小鸟雀跃飞下，像是在陪伴着他俩。哈贾走到阴影处时，他夹克内衣袋之谜也解开了：他自豪地在内衣袋里别了一排派克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任何重大会议都避免不了的乱象之一。安东已经提前向我们解释过，按会议安排需要有一些人列队欢迎与会代表们。菲利普将陪着“三人组”从花园走进院子，而同一时间麦克西将与穆旺加扎的随行人员从房侧走进院子，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会各方胜利会师的伟大历史场面。而我们剩下的人就会列队站在一旁，看当时客人们的反应决定是否要跟他们握手。 但是，我们的设想落空了。可能是因为麦克西他们走得有点慢了，或者是由于菲利普与代表们提前到了，也可能是因为老弗兰科在瘦竹竿迪德纳的帮助下，走得比预想的要快些。不管怎样，结果是一样的：菲利普一行走进院子里，身上带着我童年在非洲生活时的甜蜜气味，但到场欢迎他们的只有我--一个将自己掌握的小语种保密起来的顶级口译员，法国省级公证员贾斯帕，以及留着马尾辫的大个子本尼。本尼一看这情况，就出门找安东去了，速度要比平时快上一倍。 在其他任何会议上，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早就接管欢迎事宜了，因为顶级口译员必须永远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充当外交官。在许多情况下，我都这样做了，但这次是菲利普领导的行动。菲利普的胖脸上全无皱纹，双目炯炯有神，他刹那间就了解了全部情况。他兴高采烈地同时伸出双手食指，大叫道：“你们来了，太好了！”他脱下头上的巴拿马草帽，递给了我。他白发卷曲，在双耳上盘转成喇叭状，显得精力充沛。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用极优美的巴黎口音法语说道，“我叫菲利佩，农业顾问，刚果永远的朋友。你是哪位，先生？”他那梳理有型的白头向我侧了过来，好像他只有一只耳朵能用。 “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我同样用法语欢快地回答道，“我是口译员，精通法语、英语与斯瓦希里语。”菲利普飘忽的目光转向了贾斯帕，我马上就领会了他的暗示，继续说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贾斯帕·阿尔宾先生，来自贝桑松，是我们的法律专家。”为了产生额外的效果，我又说：“请允许我代表在场的所有人向各位尊贵的非洲代表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下意识讲出的这句欢迎辞产生的效果是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我怀疑菲利普也没能预料到。老弗兰科用肘部把充当他拐杖的迪德纳隔到一旁，握住了我的双手。我想，欧洲人一般不多想就会觉得他只是又一个穿着闪亮衣服跟我来个西方式握手的非洲大汉，但于私生子萨尔沃来说可不仅如此。对我来说，他却是我们传教团自封的流氓式的保护者，被传教士与教仆们称做“帅哥”；他既是孤独的强盗，也是无数儿童心目中的父亲。他双眼洋溢着森林的魔力，手上拿着一杆比利时制造的旧步枪，猎物袋里装着一箱啤酒和一只新近猎获的鹿，艰苦跋涉二十英里，在夜幕降临之后来到我们用红砖砌就的传教所，只为警告我们即将有危险。拂晓时，人们会发现他坐在门槛上，旧步枪放在膝盖上，睡着了，脸上还带着微笑。同一天下午，在小镇市场里，他却在向不幸碰上他的徒步旅行者们推销其恐怖的纪念品，比如一只砍下来的猩猩爪子或风干了、没有眼睛的黑斑羚头。 “辛克莱尔先生。”这个令人尊敬的绅士大声说道。他举起一只攥得紧紧的拳头，让大家安静一下。“我叫弗兰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我们的组织是我们祖先为了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而建立的正规军队。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卢旺达人渣入侵我们的村落，纵火焚烧我们的庄稼，还把我家的三头奶牛砍成了碎块，以发泄对我们的仇恨。我母亲带着我们躲入森林里。当我们回家时，却发现他们先砍断了我父亲跟两个兄弟的腿筋，然后又把他们砍成碎块了。”他向他身后的迪德纳伸出了一根弯曲的中指。“当我母亲病入膏肓时，我送她去医院，但班亚穆伦格蟑螂们拒绝让她通过。一连十六个小时，我就看着她躺在路边，奄奄一息。因此，我绝不跟外国侵略者交朋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叹了一声。“根据宪法，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正式与金沙萨政府军合并。但这种合并本质上是虚假的。金沙萨中央政府给了我们将军一套精美制服，却不给他的士兵们发军饷。他们给我们将军很高的军衔，却不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将军信仰的神灵建议他听听穆旺加扎的意见。既然我尊敬我们将军，既然我跟他信仰同样的神灵，既然你们承诺给我们大笔资金、大量武器，我奉将军之命来此开会。” 他强烈的情感宣泄激起我的冲动，我事实上已经张口就要把他的话译成法语。但菲利普别有含义地向我瞥了一眼，我赶忙住了口。弗兰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吗？站在他身后的迪德纳呢？花花公子哈贾呢？他们三人正充满期待地盯着我，就好像在鼓励我翻译一下弗兰科的雄辩演讲。但感谢菲利普，我在这紧要关头突然记起，我说过自己只懂英语、法语跟斯瓦希里语的。而刚才弗兰科却一本正经地讲起他的母语本巴语，那是我受命保密的一种语言。 如果你相信菲利普的神情的话，你会觉得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正暗自发笑，这让老弗兰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站在弗兰科身后的哈贾一下子表现出鬣狗式的轻蔑。但弗兰科气势丝毫不减，又费劲地用斯瓦希里语重复了他刚才的演讲。他还在说，我也依旧点着头对其演讲表示赞赏。突然，本尼“砰”的一声打开了房子内部通往院子的门，麦克西气喘吁吁地带着他的三个客人走了进来，穆旺加扎走在中间。 没人伸出手指责我，而我也不必羞得钻到地板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聚到策划室里了，我正在把菲利普的欢迎辞译为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正让我觉得自由，它总能解放我的身心。握手、介绍完毕，众人都坐在预先指定好的座位上，除了贾斯帕。此前，贾斯帕已经被介绍给穆旺加扎跟他的两个顾问，现在他在本尼的陪同下离开了策划室，我猜他这样做是出于职业意识，想要更安全一些。菲利普的讲话很有趣也很简短，他总是会在我期望有停顿的地方停顿一下。 为了应付听众的目光，我拿了一瓶毕雷矿泉水放到桌上离我二十英寸的地方。每次会议开始后的前几分钟，与会者跟你的目光接触总是口译员们面临的死亡陷阱。你接上某人的视线，擦出共谋的火花，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被掌控，一直到这个阶段结束。因此，我最多只让自己低头偷偷地扫视几眼。在此期间，穆旺加扎依然坐在他的两个助手之间，像只昏昏欲睡的小鸟。在他的一侧坐着一脸麻子、令人望而生畏的塔比齐，前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现基督教信徒，穿一身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黑色服装。穆旺加扎的另一侧坐着他那位无名的圆滑助手，那是他的政治顾问。那人顶上无发，脸上带着全天候笑容，为此我把他称做“海豚”；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脖子后伸出一条鞋带似的辫子，似乎与主人在分头行动，跟他游离在心思之外的笑容一样。麦克西系着一条军用领带，十分惹眼。他给我的命令是，除非他向我示意，否则绝不许将任何内容译为英语。 在此我得谈一谈多语者的心理。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欧洲人，如果学会了另一种欧洲语言，他也会随着增加一种个性。英国男人讲起德语来声音更加响亮。随着他的嘴形发生变化、声带张得更开，他会抛弃自讽，却萌生更强的控制欲。英国妇女学会法语后会变得更加谦虚，要表示傲慢时就会嘴唇大张；而英国男人学会法语后则变得更加自负。我期望自己也能这样，但非洲语言之间没有如此细微的差别。非洲语言是实用的，通俗的，即使是殖民地法语也一样。他们是农民语言，使用者聊天时总是直来直去，争论起来也会大喊大叫，刚果人就常这样。非洲语言的微妙之处与其说是通过语言技巧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话题转换实现的，或者，如果你要与他们沟通得更保险一点，可以通过谚语、俗话的变化来实现。有时我意识到，在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时，为了多呼吸一口气我就得将音位移到喉咙的后面。还有，比如当我讲金亚旺达语时，我会感觉自己像是在两排牙齿之间耍热石头一样。但更加真实的是，我一坐到椅子里，我就跟我要翻译的语言融为一体了。 菲利普已经结束了他的欢迎辞，几秒钟之后我也译完了。他坐了下来，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水。我也喝了一口水，但不是因为我渴了，而是因为作为口译员不由自主地就要跟他同步操作。我又偷偷地看了一眼身材高大的弗兰科与坐在他旁边的瘦削的迪德纳。弗兰科脸上有一道伤疤，从前额顶端一直伸到鼻子底下，很显眼。他的胳膊与大腿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伤疤？如果有，那是为保护他不受流弹伤害的部分入教仪式留下的。迪德纳的额头很高，肌肤跟少女的一样平滑；他目光朦胧地盯着他刚刚离开的小山，似乎在想着什么。花花公子哈贾坐在弗兰科的另一侧，似乎有意识地不去注意另外两人。 “早上好，朋友们！你们的目光都转到我身上了吗？” 他的个子是那么小，萨尔沃。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小个子男人比大个子男人勇敢？他跟《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中的克伦威尔一样矮小，却能使周围的每个人身体的每一立方英寸都爆发出比平常大一倍的能量。他穿着轻柔耐洗的棉夹克，似乎变成了四处游历的福音传道者。他的灰白头发上下左右都长得一样长，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留八字须的黑皮肤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本应系着领带的喉咙处却挂着一枚金币，有五十便士硬币那么大。汉娜跟我提到过这枚金币：那是他的奴隶颈圈，萨尔沃。它告诉我们，他是不用于出售的。他已经被人买去了，所以你不走运。他属于全体基伍人民，而这枚硬币正是用来买他的那枚。他是“中间路线”的奴隶！ 是的，我们的目光都转到你身上了，穆旺加扎，我的也一样。在等他讲话时我不再需要把那瓶毕雷矿泉水当做自己的避难所了。按非洲人的礼貌原则，我们的三个代表本来并未直视着穆旺加扎，但现在却都使劲盯着他。他是谁？是哪些神灵在指引着他，而他又信奉什么魔法？他会呵斥我们吗？他会吓唬我们，原谅我们，让我们笑，让我们富有，让我们跳舞，让我们彼此拥抱、倾吐各自的感受吗？或者他会鄙弃我们，让我们不安，让我们感觉有罪，让我们自责？我们刚果人及半刚果人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被威胁着的吗？刚果成了非洲的笑柄。在刚果，到处可见强奸、抢劫、动乱、破产、腐败、谋杀、欺诈、愚弄，非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都知道刚果政府无能又腐败，整个国家就处在无政府状态中。 我们都在等着他抑扬顿挫、激励人心的演讲，但他就这样一直让我们等下去，等得我们的嘴巴都干了，屁股都坐酸了。但至少我这个私生子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因为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世主跟我们传教团的布道演说家佩雷·安德雷特别相似。跟安德雷一样，他凝视的目光依次扫过我们这群听众中的每一个人，先是弗兰科，后是迪德纳，再后是哈贾，最后是我。他长时间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不同寻常的是，在我异常活跃的记忆中，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眼神触及我们，似乎还有他的双手。 “嗯，先生们，既然你们现在都把目光放在我身上了，那么你们不认为你们今天来此已经犯了一个相当大的错误吗？或许菲利佩先生的那位优秀飞行员本应把你们丢到另一座岛屿上。” 他的声音太大了，我严格按照自己以往的做法，轻声地将他的话译为法语，几乎就是将其当做旁白来处理了。 “我问我自己，你来此寻找些什么呢？”他对着桌子对面的老弗兰科怒喝道。弗兰科愤怒地咬紧下巴。“你不是来找我的，当然不是，对吗？我与你根本不是同道中人。我是穆旺加扎，是全基伍和谐与富饶的信使。我用自己的大脑在思考，而不是用我的枪、大砍刀或阴茎来思考。我不会与你这种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军阀头子勾搭在一起，哼，绝不！”他又转而鄙视起迪德纳来：“我也不会跟你这个低人一等的班亚穆伦格人勾搭在一起，哼，绝不！”他又轻蔑地对哈贾抬了抬下巴：“我不会跟你这个布卡武花花公子勾搭在一起，非常感谢，”但他对同一阵营的希族同伴卢克的儿子会心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即使你们向我提供免费啤酒，为我在卢旺达人经营的金矿里谋一份工作，我都不会那样做，哦，绝不！我是穆旺加扎，是刚果的良心，是强大而统一的基伍的忠实仆人。如果你们来此真的就是要来看我这样一个人--嗯，只是可能而已，但请让我这样想--那么你们来这个岛也许来对了。” 他原本过大的声音现在却降成了悄悄话一般。我译入法语的声音也随之变小。 “你碰巧是图西族人吗，先生？”他盯着迪德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道。他依次问了每一个代表这样同一个问题，然后又同时对他们三人问这个问题。他们是图西族人吗？中非的胡图族人？雷加族人？福雷诺族人？南德族人？或者跟他一样是希族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现在就离开这间屋子。立刻。马上。不要见怪。”他演戏一般地指着敞开的落地长窗。“走！再见，先生们！感谢你们来访。请寄张账单给我，我会支付你们的相关费用。” 没人动一下身子，除了好动的哈贾。他转动眼珠子，看看他这两个不和的同伴，看了一个又看另一个，样子很滑稽。 “是什么让你们不走，朋友们？不要不好意思，现在就走！你们的漂亮飞机还在外面。它的双引擎很可靠，正等着免费把你们送回丹麦呢。你们滚开，滚回家去，没人会说闲话。” 突然，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完完全全是非洲人最最灿烂的笑容。这微笑将他爱因斯坦式的面孔一分为二，而我们的三位代表也面露微笑，放松地跟着他放声大笑，其中哈贾笑得最大声。佩雷·安德雷也懂得耍这种把戏，即在听众们最没预料到的时候突然把你从炙烤架上放下来，让你感激他，想跟他交朋友。连麦克西也在微笑。菲利普，“海豚”与塔比齐也在微笑。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来自基伍，无论来自基伍北部、南部或是中部，”--他过大的声音像是在豪爽地欢迎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基伍人，你热爱刚果，而且依然希望在一个正派、高效的金沙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热爱刚果；如果你想把卢旺达屠夫兼剥削者永远地赶出国境线，那么请你待在你现在坐的座位上。请留下来，跟我谈谈，也互相交流一下。让我们，亲爱的兄弟们，确定我们的共同目标，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让我们在上帝的光辉下，沿着团结、和解与包容的‘中间路线’前进！” 他停顿了一下，考虑着遣词用句，然后想起了些什么，又继续说道： “啊，或许有人告诉你们，穆旺加扎是个危险的分裂主义者。他野心勃勃，想分裂我们都热爱的刚果，将它一点一点地喂给边境对面的那群豺狼。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比金沙萨自己还要忠于我们的首都金沙萨！”现在他的嗓音很高了，但还会更高，等着瞧。“那些没有军饷的金沙萨政府军抢劫我们的城镇村落，强暴我们的妇女，我比他们更忠于国家！我忠于国家，所以我比金沙萨更想把我们的事业做得史无前例的辉煌。我想给我们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我想给我们带来圣餐，而不是饥荒。我要为我们建造学校、道路与医院，恰当地治理我们的国家，而不是腐败透顶，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我想遵守金沙萨许下的所有承诺，我甚至想保留金沙萨中央政府！” 他给我们以希望，萨尔沃。 汉娜正吻着我的眼睑，给我以希望。我双手抱着她那精雕细琢犹如艺术品的头部。 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希望对于刚果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爱你！ 那些可怜的刚果人心里痛极了、苦怕了，他们不再相信有什么可以医治他们的痛苦。如果穆旺加扎能激起人们的希望，每个人都会支持他。如果不能，战争就会继续，继续，而他也会成为刚果人走向地狱之路上又一个表现拙劣的预言师。 那么就让我们期望选民们能弄清他的政治主张，我虔敬地说道。 萨尔沃，你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只要现任政府执政，任何选举都将是完全腐败的，都对改变局势无能为力。没被收买的人只会投票给本族候选人，选举结果会被窜改，局势会更紧张。我们首先要稳定、诚实，然后才能举行大选。如果你听过穆旺加扎的演讲，你会同意这一点的。 我更愿意听你说。 她的双唇离开了我的眼睑，脑子里搜寻着更实在的东西。 我想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怪兽身上带着一支魔法棒。魔法棒太重了，除了怪兽自己，一般人都拿不动。 不，汉娜，这些宝贵的知识我记不起来了。她是在讲已逝的让人同情的蒙博托将军，扎伊尔的最高统治者与摧毁者。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蒙博托是汉娜惟一痛恨的人。 嗯，穆旺加扎也有一支魔法棒，就跟怪兽的那支一样，只是它是用特别挑选的木材制成的，很轻。他走到哪里，魔法棒就带到哪里。任何相信“中间路线”的人都可以拿起它，发现称王之旅是何其简单。当穆旺加扎死后，你知道这支魔法棒会怎样吗？ 它会帮穆旺加扎走向天堂吧。我把头放在汉娜的小腹上，昏昏欲睡。 萨尔沃，不要闹了。基伍湖畔将新建一座非常漂亮的“统一博物馆”，以纪念统一而自由的基伍成为刚果之骄傲的那一天。而这支魔法棒会放在里面，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参观。 汉娜说的那支魔法棒就在这里，正是那一支。它正放在我们身前铺了绿色台面呢的桌子上，简直就是英国下议院议长权杖的缩小版。三个代表已经仔细观察了它上面的魔法花纹，也拿在手上试了试轻重。对老弗兰科来说，它是一件意义重大的物品，但到底是哪种重大意义呢？对于哈贾而言，它只是一件商品而已。他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这支魔法棒？它真的有魔力吗？我们能以更低的价格卖一支给他们吗？迪德纳的反应较不易让人读懂。它会给我们部落人民带来和平与平等吗？我们部落的巫师会认可其魔力吗？如果我们发动战争将它夺过来，它会保护我们不受弗兰科那些人的袭扰吗？ 麦克西将他那把椅子挪歪了一些，好让双腿能够伸展开来。他闭着双眼，向后倚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脑后，就像一个运动员在等候上场。我的拯救者，长着卷曲白发的菲利普，则如同一个乐队指挥，面带微笑，一言不发。我断定，他的脸长得就跟那位英国演艺界常青树一样，看上去在三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但观众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具体多少岁。塔比齐与“海豚”如果真在听我的翻译，他们是一点儿情感也未外露。就跟我对安德雷的演讲十分熟悉一样，他们对穆旺加扎的演讲也是了如指掌。通过对比，我发现三个与会者的反应各不相同。由于穆旺加扎正用斯瓦希里语慷慨陈词，他们不得不听我用情感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法语翻译一遍。哈贾像个学者，带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在听；迪德纳听得若有所思，对穆旺加扎前面说过的每个单词都思考一下；而弗兰科则听得双拳紧握，时刻准备将这第一个批驳他的人打倒在地。 穆旺加扎已经停止扮演蛊惑人心的政客，而是化身成了经济学讲师。我这个口译员犹如一名水手，相应地调整着船帆。他严肃地告诉我们，基伍正在被劫掠。他了解基伍的价值，也了解基伍被抢走了多少财富。他就像一名专家，随口可以举出许多数字。当我往笔记本上记录这些数字时，他就会停下来等我。我含蓄地向他笑了笑表示感谢。他看到我的笑容，又一口气列举了若干正在抢劫刚果自然资源的受卢旺达支持的矿业公司。由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有了法文名字，我就不翻译了。 “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么做？”他愤怒地质问道，音量又提得很高。“为什么我们想把他们赶出国境，却只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敌人靠我们的矿产越来越强大？” 穆旺加扎带了一幅基伍地图。“海豚”把地图钉到白色书写板上，穆旺加扎就站在一旁，用他那支魔法棒敲打着地图。他拍啊，打啊，嘴里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我坐在桌子一端，跟在他后面叽里呱啦地翻译着，但我把音量降了下来，同时也把他的用词改得温和一点。这反过来又使得他认定我即使不是抵抗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至少也是可以争取过去的一员。 他停下不说了，我也跟着停了下来。他直直地盯着我。他似乎拥有巫医们的那种巧妙本领，能让眼肌收缩，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空幻，更有魅力。他不再看着我的眼睛，而是看着我的肤色。他仔细地观察我的脸，怕万一肤色在身体其他部位有什么变化，又看我的双手：中等到淡棕色。 “口译员先生！” “穆旺加扎。” “过来这里，孩子！” 要打我？让我对着全班同学承认自己的缺点？在屋内所有人的注视下，我绕着桌子走了过去，站在他面前。我意识到自己比他高了一个头。 “那么能告诉我你属于哪一方吗，孩子？”他伸出一根手指，先是指着麦克西与菲利普，然后又指着我们的三个黑人代表，样子很滑稽。“你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如此压力之下，我的回答上升到了他的修辞高度。“穆旺加扎，我是你们双方的一员！”我用斯瓦希里语大声地回答道。 他大笑起来，把我的话译成法语。桌子两端的人都鼓起掌来，但穆旺加扎低沉的声音不费力气就控制住了场面。 “先生们，这个棒小伙就象征着‘中间路线’。让我们以他为榜样，包容一切吧！不，不，别走。待在这里，孩子，请再留一会儿。” 他把这当做我的光荣，虽然它并不像是一种光荣。他称我是“棒小伙”，让我站在他身旁，而他自己用那支魔法棒敲打着地图，赞美刚果丰富的矿产资源。我双手放在背后，紧紧地扣在一起，没有使用笔记本就翻译起好为人师的他说的话，这也碰巧让与会人员领教了我的超强记忆力。 “这里，在穆文嘎，有金矿，我的朋友们。这里，在卡米图嘎，有金矿、铀矿、锡矿、钶钽铁矿，也有钻石矿--你们可不要告诉别人哦。这里，在卡巴姆巴雷，有金矿、锡矿与钶钽铁矿。”他有意重复，“这里有钶钽铁矿、锡矿。这里--”他抬起魔法棒，往阿尔伯特湖方向移去，但并不确定。“有石油，我的朋友们。储量还未测定，但可能大得根本就无法计量。你们还知道其他东西吗？有一种神奇的小玩意，尽管每个人都想要它，但几乎无人了解它，而我们却知道。它极其稀有，与它相比，钻石就好像大街上的卵石一样，不值一文。它就是砷磷铀铅矿，我的朋友们，里面56.71%都是铀。嘿，我在想，人们要它到底想干什么呢？” 他停顿了一下，等听众们心领神会的笑声响起又消逝。 “但是，请告诉我，谁从所有这些财富当中获益呢？” 他又停了下来。我翻译着他的这个问题，他朝我微笑了一下，我也对他笑了笑，发现自己似乎新变成了这位好为人师者的宠物。 “哦，金沙萨的大亨们当然会拿到他们的报酬！他们不会放弃那三十块卢旺达银元的，哦，他们不会！但他们不会用这些钱来为东刚果建造学校、道路与医院，不，他们不会！或许他们会把钱花在约翰内斯堡、内罗毕与开普敦的高级商店里，但他们不会把钱花在基伍这里。不，他们绝不会！” 他再次停了下来。这次他没有对我微笑，而是对所有代表微笑了一下，然后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每次卡车把钶钽铁矿石运到国外后，基伍人民都变得富裕些了吗？” 他那根魔法棒无情地向东越过了基伍湖。 “当石油开始流入乌干达，基伍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了吗？我的朋友们，随着石油流走，基伍人民会一天比一天贫困。但这些可是我们的矿产，我们的石油，我们的财富，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管、让我们以他之名享有的啊！矿井不是水井，下了雨就会再次溢满。小偷们今天从我们这里偷走的东西不会明天或后天就再长出来。” 他摇着头，嘴里咕哝了好几声“哦，不”，像是回忆起了某种天大的不公。 “我在想，是谁将这些偷去的商品出售，获利极巨，却一分钱也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合法所有者？我的朋友们，答案是什么大家都清楚，他们就是卢旺达骗子，就是乌干达与布隆迪投机商，就是受空话连篇的政客们控制的金沙萨中央政府。金沙萨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出卖给外国人，又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顿。谢谢你，孩子。干得好，先生。现在你可以坐下了。” 我坐回椅子上，心里想着钶钽铁矿。但我不是真的在想，因为我正不停地翻译着穆旺加扎的发言；我是像电视屏幕上的流动新闻那样，在主要活动继续进行的同时也在想着钶钽铁矿的问题。什么是钶钽铁矿呢？如果问一下我那些经商的客户们，他们会告诉你，它是目前只有在东刚果才能找到的金属，极为珍贵。如果你不明智地拆开手机，在那堆残骸中你就能找到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点点钶钽铁。五角大楼曾往世界市场抛售了数吨钶钽铁矿石，他们因此遭受重大损失，其后才了解到，美国数十年以来一直都在战略储备着钶钽铁矿石。 钶钽铁矿之所以在我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有的。那得回溯到公元2000年的圣诞节了。电子游戏机PS2是英国富有家庭的孩子必备的玩具，但那时非常缺货，供应不足，令欲购者扼腕叹息。中产阶级父母们挥舞着手臂在抗议，而佩内洛普在她那份报纸的头版上也在抗议：“我们开始痛骂、羞辱偷走我们圣诞节的怪杰。”但她的怒火发泄错对象了。PS2供应不足不是由于生产商的无能，而是因为一场种族大屠杀如海啸般席卷了东刚果，导致钶钽铁矿石供应暂时中断。 你知道穆旺加扎是刚果史教授吗，萨尔沃？他熟知我们内心恐惧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谁杀了谁，有多少人在哪一天被杀。他不怕提这些事实，而我们这些胆小鬼中如此多人对此却恐惧不已。 我也是那些胆小鬼中的一员。但坐在这张空荡荡的铺了绿色台面呢的赌桌前，我无处可躲。穆旺加扎敢怎么说，我就必须清醒地把握要译的每一个词，该怎么译就怎么译。两分钟前他在列举一大堆生产数据，现在却在谈种族大屠杀。他依旧对数据十分熟悉，随口就可以说出一些来：多少村落被夷为平地，多少居民被折磨至死或被砍杀，多少人被怀疑是巫师而被烧死，发生了多少轮奸惨剧，在外部势力的挑拨下东刚果各部落相互残杀，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而国际社会却在扯皮。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内容，即使佩内洛普没关掉电视，我也会去关掉。在我口译穆旺加扎讲的这些数据时，死亡依然在继续。每过去一个月，就会有三万八千个刚果人死于这些被人遗忘的战争的荼毒中。 “每天有一千二百个人死去，我的朋友们，包括周六周日。这意味着今天、明天以及下周的每一天都会有一千二百个人死亡。” 我瞥了一下各个代表的脸色，发现他们脸现愧意。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不由自主地露出愧意，而我就不是了。即使他们确实同意考虑一下，谁又能说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只是正午高温下坐在路旁的三个非洲人罢了。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弄清楚他们头脑中在想些什么，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为什么穆旺加扎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告诉我们这些呢？想击垮我们的勇气吗？不。他这是要激起我们的勇气。 “那么我们有权利采取行动，我的朋友们！我们有两倍、三倍的权利采取行动！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所热爱的基伍这样遭受过如此的灾难，再没有其他国家像基伍一样更有权利去夺回自己的财富，把这些财富放在人民的脚下，对人民说：‘这不再是掠夺者的了。苦难的基伍人民，这是我们的！’” 雄浑低沉的声音足以响彻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而我们心中的问题却已再清楚不过：如果基伍的财富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如果历史的不公正现象使我们有了夺回财富的权利，如果不可靠的金沙萨中央政府将基伍的一切向东出口，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的朋友们，请仔细看看我们伟大国家的政客与保护者们。你们看到些什么？新政策？哦，对，非常新的政策。你们没看错。我得说，那些政策非常的新。新政党也都赞同这些政策，它们有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富有诗意的名字”。“近来在金沙萨这座妓女之城，有诸多的新民主政策，我简直不敢穿上我的旧鞋在六三〇大街上转一圈。”他又用法语说，“就在这座妓女之城，有不少新政平台在兴建，用的是上好的木材，花的是你们的钱。有如此之多印刷精美长达二十页的政治宣言，声称最迟下周午夜前就会给我们带来和平、金钱、药品与大学教育。有如此之多的反腐败法律，但你看了不禁会问，到底是谁收受了贿赂起草了这些狗屁东西？” 皮光肉滑的“海豚”与一脸皱纹的塔比齐最先笑出声来，然后菲利普与麦克西也笑了。我们的“开导者”板着脸等他们笑完。他要把我们带往何处呢？他自己知道吗？佩雷·安德雷做事从来没有时间表，但穆旺加扎从头到尾都心中有数，不过我反应迟钝，感觉不出他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但是，请你们再更加仔细地看看我们这些全新的政客，我的朋友们。请掀起他们的帽檐，让非洲的炽热阳光射进他们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梅塞德斯轿车，然后你们再告诉我看见了什么？充满乐观精神的新面孔？准备把为共和国服务当做自己职业的聪明的年轻毕业生？哦，不，我的朋友们，你不会看到这些。你看到的将是同一群老谋深算的老骗子依旧老奸巨滑的老脸。” 金沙萨中央政府给基伍带来什么了吗？他问道。回答是：什么也没有。他们竭力鼓吹的和平、繁荣与和谐在哪呢？他们对我们国家、邻居与社区的包容的爱又在哪呢？穆旺加扎走遍了全基伍，从北到南，却没能发现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些东西。他倾听了人民的苦恼：是的，我们想要“中间路线”，穆旺加扎！我们为之祈祷，为之歌唱，为之跳舞！但是，要怎样，哦，怎样做才能实现它？真的，要怎样做才行？他模仿着他们令人同情的呼喊。我也模仿着穆旺加扎：“当我们的敌人派遣军队过来奴役我们，谁来保护我们呢，穆旺加扎？你现在是和平之子，穆旺加扎！你不再是过去那位伟大的战士了，穆旺加扎！谁能把我们组织起来，跟我们一起战斗，教会我们团结起来更为强大？” 我对于人民祈祷的反应，就是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探出一双磨破了的皮鞋。我显然真的是屋内最晚意识到这一点的。穆旺加扎接下来的话很快就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结果哈贾猛地转过身来，用他那双喜剧演员似的活泼眼睛盯着我。 “没有名字，我的朋友们？”穆旺加扎愤慨地对着我们高喊起来，“今天把我们拉到这里来的这家奇怪财团居然没有名字？哦，这可太糟糕了！他们可能将名字放在什么地方呢？这真是太可疑、太神秘了！或许我们应当戴上眼镜，帮他们找一下名字！老实人到底为何要隐藏自己的名字呢？他们想要隐藏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些什么？” 佩雷·安德雷说话总是缓缓地从低位起步，要听好一阵子才能听到精彩之处，但穆旺加扎是个老手。 “嗯，现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的声音很轻，听上去像是爬台阶累坏了，让你不由地想帮他走过这段台阶。“我得告诉你们，我跟这些无名绅士交流了很久，也很深入。”他用手指着菲利普，但并未转过身看他。“哦，是的。我们一起进行了许多艰苦的谈判。从夕阳西下到旭日东升。我得说，谈判真的非常艰苦。当然，这些谈判本来就应当是很艰苦的。那些无名绅士对我说：请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穆旺加扎。请不要修饰措辞或者回避问题，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会根据你说的话决定是否可以跟你合作，或者应当跟你握手，对你说声‘抱歉，再见！’正常的商业谈判都是这样，因此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回答他们。”他心不在焉地摸了一下脖子上的黄金奴隶项圈。这提醒了我们，他是非卖品。“‘先生们，众所周知，我要的就是要为全基伍带来和平、繁荣与包容。我支持举行自由选举，但只有当社会稳定之后才能举行大选。但是，先生们，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和平不会自动降临，自由也是如此。和平自有其敌人。我们必须用剑才能赢得和平。要使和平成为现实，我们就必须让军队协调一致，收回矿产与城市，赶走侵略者，组建全基伍的过渡政府，为建立一个真正持久的民主的福利国家打好基础。但我们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先生们？不团结让我们如同跛了脚，而我们的邻居比我们更强大也更狡滑。’” 他一边继续谈他与那些无名绅士的商业谈判，一边热切地凝视着弗兰科与迪德纳，使得他们二人坐得更靠近一些。 “‘要使我们的事业腾飞，我们需要你们的组织，先生们。我们需要你们的设备与专业知识。没有这些，我所热爱的基伍的和平就永远只是个幻影。’这就是我对那些无名绅士们所说的话，一字未变。那些无名绅士们认真地听我讲话，跟你们猜想的一样认真。最后，其中一人代表其他人谈了他们的意见。尽管我今天不能告诉你们他叫什么名字，但我向你们保证，他不在这间屋子里，但他已经证明自己极其热爱刚果。下面就是他对我说的话：‘你讲的让我们很满意，穆旺加扎。我们是生意人，但我们并非连灵魂都丧失的人。风险很高，代价也很大。如果我们支持你的事业，我们怎么才能确定，到了事业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不会空着口袋屈辱地离开？你要知道，这事风险很高，代价也很大。’我们这方回答道：‘所有加入我们事业的人都将分享相应的收益。’” 他的声音甚至降得比前面更低了，但这样说话效果也在预期之中。于是我也跟着降低了音量。即使我用手捂住嘴低语，他们也能听到我在讲些什么。 “我的朋友们，我们知道，魔鬼有许多名字。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果人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大多数，但这家财团不叫这些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它不叫比利时帝国，不叫西班牙帝国，不叫葡萄牙帝国，不叫大英帝国，不叫法兰西帝国，不叫荷兰帝国，也不叫美利坚帝国。这家财团什么也不叫。没有名字意味着没有旗帜。没有名字意味着它会帮我们致富，让我们团结起来，却不会奴役我们。在无名财团的帮助下，基伍将首次掌握自己的命运。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来到金沙萨政客们面前，对他们说：‘早上好，政客们。今天你们好吗？我猜你们同往常一样宿醉了是吧？’” 没人笑出声来，也没人面露微笑。他征服了我们。 “‘嗯，政客们，我们有些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基伍已经摆脱了外国侵略者与剥削者们的奴役。布卡武的卢旺达加盟武装已经逃走了，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民兵们也跟着逃走了。基伍夺回了自己的矿产，将它收归公众所有，那才是它应该处的位置。我们的生产、分配与供给方式都是秘密的，那就是人民的秘密。我们不再往东出口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贸易路线。但我们还是爱国者，我们赞同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所以，政客们，这些是我们的条件，一……二……三……你们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因为不是我们来找你们，政客们，而是你们来找我们。’” 他坐了下来，闭上双眼。佩雷·安德雷过去也常这样做，这能使其演讲的后续效果持续得更久。我偷偷地观察三位代表的反应。雄辩有力的演讲会让听众不愿意清醒过来。听众被带离岸边越远，就会越努力地想回到岸上。原本烦躁不安的哈贾不再坐立不安了，他自得地做着一个又一个鬼脸。骨瘦如柴的迪德纳将指尖按在额头上，心神不宁地像是在想着些什么，而他胡须边上已经冒出了一颗颗汗珠。老弗兰科正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像是在向谁--我猜是“物神”--请教什么。 菲利普破除了穆旺加扎演讲的魔力。“嗯，现在，谁愿意帮我们一个忙，第一个发言？”他别有深意地瞥了一眼邮局大钟，因为时间毕竟有限。 所有人都看着弗兰科，他是三个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皱着眉头看着他那双大手。最后他抬起了头。 “蒙博托政府垮台之后，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士兵们拿着大砍刀、弓箭与长矛，独力保卫着我们的神圣领土。”弗兰科用斯瓦希里语缓慢而又肯定地说。他环视着其他人，惟恐有人想要挑战他。但没人挑战他，于是他继续说道：“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已经看见了过去，现在我们要看见未来。上帝会保护我们的。” 根据顺序，接下来轮到迪德纳发言。 “为了让班亚穆伦格族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坚持实行联邦制。”迪德纳这样开始，“你们夺走我们的牛群，我们会死。你们杀死我们的绵羊，我们会死。你们抢走我们的女人，我们会死。你们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也会死。为什么我们长年在高地上居住、劳作、祈祷，却不能拥有它？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酋长？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必须由远方部落的酋长来决定？他们拒不承认我们的地位却要控制我们的意志。”他转头对穆旺加扎说，“班亚穆伦格族跟你一样信仰和平，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土地。” 穆旺加扎依然闭着双眼，而脸部光滑的“海豚”接过了迪德纳这个隐含的问题。 “穆旺加扎也是联邦主义者。”他轻声说，“穆旺加扎并不坚持实行种族融合政策。他所倡导的宪法将允许班亚穆伦格族人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认可自己的酋长。” “穆伦格高地将被宣布为我们的领地？” “会的。” “过去，金沙萨中央政府拒绝制定这种公正的法律。” “穆旺加扎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将来。你会拥有公正法律的。”精明的“海豚”这样回答。对此，老弗兰科轻蔑地哼了几声，但他也可能只是要清清嗓子而已。与此同时，哈贾猛地像个玩具跳偶一样坐直了身子，用他那双充满野性的暴突眼扫视着桌上的每个人。 “那么这是一场政变，对吗？”哈贾问道。他说话就像一个世故的巴黎人，尖刻而又有点儿虚张声势。“和平，繁荣，包容。抛开这些废话，我们就是要夺取政权是吧？今天是布卡武，明天是戈马，赶走卢旺达人，逼走联合国，然后金沙萨中央政府就只能拍我们的马屁，对吧？” 我悄悄地扫视了桌边的所有人。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这次会议正遭遇文化冲击。这就好比一些老教徒们正严肃地举行秘密集会，而哈贾这个城市异教徒从街上闯了进来，要求知道他们正喋喋不休地在说些什么。 “我是说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吗？”哈贾问道，夸张地摊开双掌。“戈马有它自己的问题，这你问我父亲就再清楚不过了。戈马人有货，但卢旺达人有钱有势。难办啊！但布卡武可不是这样。自从去年士兵哗变以来，卢旺达人在布卡武就不抛头露面了。我们那里的行政官员比任何人都讨厌卢旺达人。”他张开双手，手心朝上，一幅高卢人安闲自在的模样。“我说完了。有问题就问吧！” 但哈贾不是在问穆旺加扎，他是在问我。他滴溜溜转的双眼可能在凝神扫视着桌边的其他人，或者尊敬地凝视着伟大的穆旺加扎，但我一开始翻译他讲的话，他就会将目光投回我身上，盯着我，直到我说话声的最后一个回音在耳中消失。我期望穆旺加扎回应他的挑战，或者如果他不想的话，“海豚”出马也行。但这次又是我的拯救者菲利普从桌角悄悄出现，帮他们解了围。 “哈贾，我们谈的是今天，”菲利普解释道，语气中带着对哈贾的容忍，后者毕竟年轻，放肆搅局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昨天’。如果历史是将要过去的任何事物，那么就不会有明天了，不是吗？你认为‘中间路线’必须等到大选后形势一团糟，或下次卢旺达人入侵时才能去创造实现持久和平所需的条件，是这样吗？还是像令尊所认为的那样，穆旺加扎会做得更好，要争取时间及时掌权？” 哈贾耸了耸肩，伸出双臂，咧开嘴笑了，还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菲利普给他一段时间发言，但没一会儿他就提起手摇铃，轻轻晃了一下，宣布暂时休会，代表们可以考虑一下各自要持的立场。 我悄悄地沿着楼梯往地下室走去。这是我第一次担任“水面下的口译员”。我本来绝不会想像自己会洋洋得意，但我确实很得意。暂时撇开哈贾的粗鲁搅局不谈，一切还都朝着尽可能好的方向发展。什么时候这种理性、温和的声音才能在我饱受磨难的刚果的湖泊与丛林中引起共鸣呢？“实干家”麦克西与“聪明绝顶的谈判专家”菲利普两位高能量的专业人士究竟何时聚到一起，介入到帮助饱受磨难的刚果人民的事业中来？我们可是正在推动历史发展啊！虽然面无表情的斯拜德对自己录下来的东西一个音节也听不懂，而且，我怀疑他也不理解此次冒险行动有多么错综复杂，但他也为迄今为止会议的积极气氛而感到高兴。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得承认，听起来他们似乎正在进行真正的交流。”他一边用带着威尔士口音的英语跟我说话，一边把耳机戴到我头上，检查麦克风，然后差不多就是把我塞到“电椅”上。“我说，他们把脑袋碰在一起，可能就会碰出点共识来。” 但是，我当然是在等山姆跟我说话的。山姆是我的协调人，将告诉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哪些麦克风上，也将飞快地向我介绍情况、询问详情。我见过山姆吗？山姆是否也可能是一个窃听专家，又一个即将脱颖而出、展现自己的特殊技能的前“聊天室”成员？因此，当我听出我耳机里响起的是个女人的温柔声音时，我极为惊讶。 感觉好吗，亲爱的布莱恩？ 好极了，山姆。你呢？ 你在上面干得棒极了。大家都在一个劲儿夸你。 从她这些女性用来安慰人的话语中，我听出最最难以察觉的一丁点儿苏格兰口音了吗？ 你家在哪儿，山姆？我兴奋地问。楼上发生的一切仍然让我激动不已。 如果我说我住在旺兹沃思，你会感到震惊吗？ 让我震惊？上帝呀，我们是邻居呢！我多半都在旺兹沃思购物！ 她沉默了，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我这时才记起，按我的假身份，我应当住在某个邮政专用信箱附近，但太迟了。 那么晚上的时候你我会推着购物车擦肩而过啦，亲爱的布莱恩。山姆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们开始监听各类套房的七号房吧，目标快到了。 七号房是客房。我边看着斯拜德的“地铁网络”，边听代表们走过门廊，其中一人找出钥匙，打开了前门--聪明的菲利普将钥匙交给代表们自己保管，这样他们更有安全感。接下来又传来了重重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抽水马桶蓄水箱与水龙头的流水声。“唿！”“哗啦！”等各种声音传来。现在他们在客厅里了，正给自己倒饮料，扯着嗓门说话，然后是磕磕碰碰的叮当声，接着是伸伸懒腰，嘴里发出让人烦的呵欠声。 尽管我没看过他们的客房，以后也永远不会去看，就像我没看过穆旺加扎的“王室房间”或者山姆的行动室一样，但我对其很熟悉，就像熟悉现在包围着我的这四面阴森森的墙壁。斯拜德有一次用带威尔士腔的英语告诉我，山姆的行动室里有保密的卫星电话，以便跟那家财团或其他无名人士安全地联系。他跟许多窃听专家一样，很饶舌。我问他在“聊天室”里都执行过什么任务，他说他不是钻人耳朵的“地蜈蚣”，也就是说不是语言专家或记录员，而是一个安窃听器的“八哥”，地位卑微。就像一则老笑话所说的，他要安装一些秘密设备，好让安德森先生更高兴。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重创的快感。 “布莱恩，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种感觉。当四面八方的炮火打来，脸都被削平了，一脸尘土，屁股上又中了一发60毫米口径迫击炮发的碎片，再没什么比这更让我觉得快活了。” 窃听器里传来的声音又响又清晰，冰块倒入玻璃杯时的磕碰跟咖啡机开动时的低鸣，比交响乐团的低音还要沉。不管斯拜德以前经历过多少次这种事情，他还是跟我一样紧张。还好，机器没在最后一分钟出故障，既没有爆炸、熔断，也没在使用时突然坏掉，整个系统运转正常。 窃听系统应当没坏掉，因为我们正监听着代表们的客厅，里面没人说话。有背景声，但就是没有观察对象的声音。有咕哝声，闷哼声，就是没有说话声。有哗啦声，打嗝声，嘎吱声，然后远处又传来某个人的嘟哝声，到底是谁我没听出来。但仍然没有真正的说话声，或者是我没有听到。穆旺加扎的演讲夺走了他们的说话能力了？ 我屏住了呼吸。斯拜德也一样。汉娜的朋友格蕾丝砰砰地敲门时，我像老鼠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假装自己不在汉娜房间里。当时格蕾丝问汉娜为什么没去打网球--她正在教汉娜打网球--汉娜讨厌骗人，却不得不以头痛为借口。 可能他们正在祈祷，山姆。 但他们向谁祈祷呢，布莱恩？ 山姆很可能不了解非洲，因为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他们的祷告对象是基督教上帝或其他信仰中相当于基督教上帝的神。先父热爱的班亚穆伦格族因其总是直接地或通过预言师间接地与上帝交流而闻名。对于迪德纳，我毫不怀疑，无论何时，只要他心灵感动得要祈祷，他就会去祈祷。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会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之灾，但其他的祷告主题不怎么多。弗兰科可能更关心在此次合作中他会有多少收益。巫医可能向他提供釉树的叶子，将叶子捣烂，用来擦拭身体，这样可以吸收叶子的魔力。哈贾会向谁祈祷那是谁也猜不准的事，但有可能是他正生病的父亲卢克。 为什么没人说话呢？我听到了我期望听到的嘎吱声、曳步声与背景杂音，但为什么我感觉屋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像有人正拿着一支枪指着他们的脑袋？ 看在老天的分上，说话呀，谁说都行！ 我在自己的大脑中跟他们理论着，恳求他们说话。瞧。对啦！我明白了！在会议室时你们感觉桌边的白人们优越感十足，把你们镇住了，于是你们恨起他们来。穆旺加扎滔滔不绝地演讲，但他就是那样，他是一个布道家，布道家们都这样。更何况你们要考虑考虑自己的责任，对此我能理解。妻子、家族、部落、神灵、占卜师、预言师、巫医，以及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一切，你们都要考虑。但是，看在联盟的分上，看在汉娜的分上，看在我们所有人的分上，请开口说话吧！ 布莱恩？ 山姆。 我开始在想，该祈祷的不会是我们吧？ 与此同样可怕的想法涌上我脑际：我们被发现了。三个代表中的一个--我怀疑是哈贾--已经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让大家安静。这个聪明小子正用另一只手指着墙壁、电话机或电视机，或者他正转动着他那双暴突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他可能正在跟另两个人说：“伙伴们，我去过外面，我了解这个邪恶的世界，相信我，我们被窃听了。”如果这样的话，有好几种情况中的一种可能会发生，至于是哪一种取决于窃听对象--或者按照麦克西的说法，叫做“目标”--是谁，以及他们是否觉得今天的会议有阴谋，或者有人密谋要对付他们。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说：“见鬼去吧！不管怎样，让我们继续谈判吧！”这是一般的理性的人会作出的回答，因为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人有时间或耐心来窃听自己。但现在的情况可不一般。三个代表快把我跟斯拜德逼疯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他们正被窃听，他们就会想到完善的补救办法，我正干坐着等着他们使出来。 你不想对他们尖叫一下吗，布莱恩？ 没错，山姆，我确实想这样，但有一种远为糟糕的恐惧在我心中萦绕。我害怕的不是他们已发现了斯拜德安装的窃听器，而是我，萨尔沃，已经露馅了。菲利普对我的及时拯救终究还是没能真正地拯救我。弗兰科用错误的语言对错误的人发表演讲时，哈贾已经看出我的双重身份，这也正是他用他那双暴突眼长时间盯着我的原因：他看见我张开笨嘴要翻译，然后又闭上，竭力想让自己看上去一脸茫然。 这些想法压抑着我，让我非常羞愧。耳机里突然传来了老弗兰科的低沉声音，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解脱的信号。他没讲本巴语，而是讲他在狱中学会的金亚旺达语。这次，我是被授权听懂他说话的，不用再扮演双重身份了。 安德森先生一直都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属下，窃听的成果本质上是不连贯的语言垃圾，没完没了，令人沮丧。据安德森先生判断，窃听者的耐心不足以将偶有的价值成分从浩瀚的资料中提取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三位代表的公开交流情况绝对正常，他们只是在放松地凑凑你想得到的狗屎话，偶尔也看看后面的谈判里对方有什么招。 弗兰科：（刻薄地说了一句刚果谚语）甜言蜜语可喂不了奶牛！ 迪德纳：（接过弗兰科的话，说了另一句刚果谚语）牙齿在微笑，但心呢？ 哈贾：都他妈的全是狗屁！我父亲提醒我，特别要防着那老家伙，但这回还得盯着其他一些东西。噢，噢，噢！他为什么要讲斯瓦希里语，就像个屁股上吊着香木瓜的坦桑尼亚人？我本以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希族人。 没人愿意回答哈贾。每次你让他们三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情况都是如此。最多嘴饶舌的哈贾主导了谈话，而你想听其讲话的另两个人却沉默不语。 哈贾：（继续说道）对啦，那个漂亮的“斑马”是谁？（弗兰科与迪德纳都迷惑不解，不说话，我自己也一样）就是那个穿着仿亚麻夹克的口译员？他妈的他到底是谁？ 哈贾叫我“斑马”？我一生中被人取了许多绰号。在教会学校里，我是“杂种”、“牛奶咖啡”与“剃了毛的猪”。在圣心避难所学校，我是从精装茸毛狗到转脸洋娃娃之间的所有东西。但“斑马”是对我的一种全新的侮辱。我只能在想，这是哈贾的独家用词。 哈贾：（继续说道）我以前认识一个家伙，跟他长得很像，可能他们是亲戚。那家伙是一个记账员，为我父亲做假账。他把镇上的每一个女孩子都给糟蹋了，最后有个被惹毛的老公开枪轰掉他的屁股。砰！当然不是我。我还没结婚呢，我也不杀人。我们已经杀死够多同胞了。靠！再也不要这样了。抽烟吗？ 哈贾有一个金烟盒。在会议室里我看见它从哈贾的杰尼亚牌套装的暗黄色丝绸衬里下露了出来。现在，我只听得“啪嗒”一声，哈贾打开了烟盒。弗兰科点了一根，抽了起来，像个掘墓人一样咳嗽个不停。 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布莱恩？ 他们在猜测我是哪个民族的人。 这正常吗？ 很正常。 迪德纳刚开始拒绝了哈贾的烟。现在他却咕哝一声，认命似的说道：“为什么不抽呢？”也点了根抽了起来。 哈贾：你病了还是怎么了？ 迪德纳：有点麻烦。 他们坐着还是站着？仔细一听，我能听见瘸腿弗兰科的田径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参差不齐的嘎嘎声，哈贾穿着那双墨绿色鳄鱼皮皮鞋昂首阔步走在坚硬的地板上的脚步声。一直听下去，我还能听见迪德纳痛苦的嘟哝声，以及他坐在扶手椅上放松时泡沫坐垫发出的噗噗声。由此可见，在安德森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这些窃听专家变得多么厉害啊！ 哈贾：伙伴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当做开场吧。 迪德纳：（对哈贾说话变得如此温和十分警惕）什么？ 哈贾：基伍人远比金沙萨的那些蠢货对和平与和解感兴趣。（他模仿起金沙萨政客们蛊惑人心的话）把卢旺达人都宰了。把他们的眼睛抠出来。我们就在你们身后支持你们，伙计。我们就在你们身后差不多两千米的地方，那里大多丛林密布。（他停了下来，我怀疑是等弗兰科与迪德纳作出回应，但没人搭话。鳄鱼皮皮鞋又走了起来）那老家伙做的就是这一套。（他模仿起穆旺加扎，相当逼真）让我们把那些该死的蟑螂从我们的绿色土地上清除掉，我的朋友们。哦，对。让我们为我们所热爱的刚果人民夺回祖国。对此我赞同，我们都赞同，不是吗？（他又停了下来。没人回应）我说，让我们统一行动，把他们赶走吧。砰！啪！滚开！（没人回应）但只能采取非暴力手段。（鳄鱼皮皮鞋又在嘎嘎作响）问题是，你们要做到哪一步才停下？我是说，1994 年过来的那些可怜虫怎么办？我们也要把他们赶走吗？我们要把坐在这里的迪德纳赶走吗？叫他们带走孩子，却要把奶牛留下？ 在楼上会议室里，我就害怕哈贾摇身一变而成破坏者。他以一种很随意却颠覆性十足的方式，几分钟之内就把对话带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最易引起分歧的事情上，即迪德纳所属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地位问题，不过他们却有资格成为我们事业的同盟者。 弗兰科：（这次还是说了一条谚语，但这次是在挑战）木材在水里放上十年也绝不会变成鳄鱼。 （长时间的安静，气氛紧张） 迪德纳：弗兰科！ 我耳机里传来的尖利声响差点把我给震出“电椅”外。迪德纳愤怒地用力推开椅子。我能想像得出他是如何用手狠狠地抓住扶手，满头大汗地盯着弗兰科，神色中充满着强烈恳求。 迪德纳：弗兰科，这种事情何时才能到头？你和我？班亚穆伦格族确实属于图西族，但我们不是卢旺达人。（他气喘吁吁，但还继续说下去）我们是刚果人，弗兰科，跟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一样，都是刚果人！没错吧？（听见弗兰科的嘲笑声，他怒吼起来）穆旺加扎明白这一点，你们有时候也明白。（用法语举了个例子）我们都是扎伊尔人！还记得在蒙博托时代，学校里教过我们唱什么歌吗？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唱呢？我们都是刚果人！ 不，迪德纳，不是我们所有人。我在心里默默地纠正着迪德纳的话。学校也曾教我跟同学们一起自豪地唱这些歌，但有一天，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个私生子，高声叫着：萨尔沃不是，这个混血儿不是！这头剃过毛的猪不是！ 迪德纳：（继续他的长篇大论）1964年大起义中，我父亲，一个穆尼亚穆伦格人，与你父亲并肩战斗，而你父亲是辛巴组织的成员。（他声音嘶哑，气喘吁吁）当时你还年轻，也跟他们一起战斗。这件事没让你成为我们的盟友？（他厉声说道）不，没有。（他愤怒得用法语怒吼）这是有悖常理的联盟！辛巴组织继续杀我们的人，偷走我们的牛群当他们的军粮，而今天的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同样在杀死我们的人，偷走我们的牛群。当我们报复时，你们叫我们班亚穆伦格人渣；而当我们克制自己时，你们就称呼我们是班亚穆伦格懦夫。（他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快被淹死那样）但我们在“中间路线”的旗帜之下可以联合起来（他厉声说道），停止相互杀戮，不再相互仇恨（他又吼起来），停止为我们的死伤者报仇。我们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领导下，可以停止内乱与仇恨，联合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么…… 他突然住了口，气喘吁吁，看上去情况不妙。这让我想起了住院的让-皮埃尔，想起了他身上的输氧管。我坐在“电椅”边上，等着弗兰科对他加以反驳，却不得不疲惫地再一次听哈贾说话。 哈贾：他妈的，到底是哪方面的联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一个统一的基伍？无论南北？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掌握我们自己的资源，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哼！哼！狗屁！资源早已被控制了！被一群卢旺达疯子，他们武装到眼球，一有空就强暴妇女！那些卢旺达联攻派民兵们在那里盘踞已久，连该死的联合国也不敢未经他们的允许就飞过他们上空。 迪德纳：（轻蔑地笑了出来）联合国？如果我们需要联合国来为自己带来和平的话，那么我们得等到我们的儿孙辈都死了。 弗兰科：那么或许你现在就应当带你的儿孙们回卢旺达去，我们就能获得和平了。 哈贾：（赶紧用法语调停，大概是想阻止他们二人的争论）我们？我听到你说“我们”？（他的鳄鱼皮皮鞋的着地声像是大炮在连续开火，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你真的认为这事情跟我们有关？那老家伙可不想要我们，他只想要权力。他想在自己死之前就在史书中获得一席之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准备把我们出卖给那个奇怪的财团，哪怕会弄得当地人的埋怨声惊天动地，哪怕我们会被整死。 我刚把哈贾的话翻译完，菲利普就摇响了他的手摇铃，让我们回去参加第二轮会议了。 在此，我必须向你们描述一件小事。这件事发生时并未对我那已经过于沉重的心灵造成什么影响，但考虑到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对它加以考察。菲利普的铃声响起时，我摘下了头上的耳机。我站了起来见斯拜德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也向他回眨了一下，然后就沿着地下室楼梯走了上去。到达楼梯顶端时，我按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往铁门上轻叩了三下，叩击间隔很短。安东半开了铁门，我一出去他就又关上了，但糟糕的是，铁门发出了巨响。我们俩之间一个字也没交流，他带着我转过这栋房子的一处墙角，来到那条密闭通道的东端。我离策划室很近了，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但还是出了一点意外：我们俩都没有考虑到阳光的问题，而那时阳光笔直地射入我眼中，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低下眼睛，避开阳光，又开始走了起来，却听见这条密闭通道的另一端传来了三个代表的脚步声与非洲人典型的呵呵笑声。他们正向我走来，我们即将迎头碰上。很明显，我必须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好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出现在房子这一侧，因为按理说我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是否看到安东送我绕过墙角？他们有没有听到铁门的哐啷巨响？ 幸运的是，我参加过一天的个人安全训练，所有“聊天室”兼职人员都必须参加。经过训练，我的思维已经很敏捷。代表们私下讨论时我是怎样度过我的宝贵休息时间的呢？答案是：两轮会议之间，我总会在某个没什么人的墙角享受一下安宁与静谧，直到开会铃响起。心里想好借口之后，我便继续往策划室大门走去。我到了门前，停了下来。他们也到了，停下了脚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哈贾停下了脚步。哈贾走路最快，走在最前头，而弗兰科与迪德纳就跟在他身后，离他好几步远。当哈贾--几分钟之前他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斑马”--停下脚步时，他们还没赶上来。 “那么，口译员先生，你的精神恢复了吗？你准备好迎接下一场战斗了吗？” 这个问题本身并无恶意，哈贾这样问我也没有恶意。但惟一的问题是，他讲的是金亚旺达语。但这一次我无需菲利普向我打眼色提醒我了。我对他笑了笑，一脸困惑，还带着些许遗憾。见到这招无效，我就耸了耸肩，摇摇头，继续向他示意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哈贾意识到他搞错了--或者说，他假装意识到这一点--抱歉地笑了一声，拍拍我的上手臂。他刚才是在耍弄我吗？不，他没有。或者，我当时说服自己，他没耍弄我。他只是掉进了任何称职的多语者随时都可能掉进的陷阱。他在客厅里用金亚旺达语滔滔不绝，忘了切换音道。最好的口译员也会这样。算了。 我悄悄地沿着楼梯往地下室走去。这是我第一次担任“水面下的口译员”。我本来绝不会想像自己会洋洋得意，但我确实很得意。暂时撇开哈贾的粗鲁搅局不谈，一切还都朝着尽可能好的方向发展。什么时候这种理性、温和的声音才能在我饱受磨难的刚果的湖泊与丛林中引起共鸣呢？“实干家”麦克西与“聪明绝顶的谈判专家”菲利普两位高能量的专业人士究竟何时聚到一起，介入到帮助饱受磨难的刚果人民的事业中来？我们可是正在推动历史发展啊！虽然面无表情的斯拜德对自己录下来的东西一个音节也听不懂，而且，我怀疑他也不理解此次冒险行动有多么错综复杂，但他也为迄今为止会议的积极气氛而感到高兴。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得承认，听起来他们似乎正在进行真正的交流。”他一边用带着威尔士口音的英语跟我说话，一边把耳机戴到我头上，检查麦克风，然后差不多就是把我塞到“电椅”上。“我说，他们把脑袋碰在一起，可能就会碰出点共识来。” 但是，我当然是在等山姆跟我说话的。山姆是我的协调人，将告诉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哪些麦克风上，也将飞快地向我介绍情况、询问详情。我见过山姆吗？山姆是否也可能是一个窃听专家，又一个即将脱颖而出、展现自己的特殊技能的前“聊天室”成员？因此，当我听出我耳机里响起的是个女人的温柔声音时，我极为惊讶。 感觉好吗，亲爱的布莱恩？ 好极了，山姆。你呢？ 你在上面干得棒极了。大家都在一个劲儿夸你。 从她这些女性用来安慰人的话语中，我听出最最难以察觉的一丁点儿苏格兰口音了吗？ 你家在哪儿，山姆？我兴奋地问。楼上发生的一切仍然让我激动不已。 如果我说我住在旺兹沃思，你会感到震惊吗？ 让我震惊？上帝呀，我们是邻居呢！我多半都在旺兹沃思购物！ 她沉默了，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我这时才记起，按我的假身份，我应当住在某个邮政专用信箱附近，但太迟了。 那么晚上的时候你我会推着购物车擦肩而过啦，亲爱的布莱恩。山姆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们开始监听各类套房的七号房吧，目标快到了。 七号房是客房。我边看着斯拜德的“地铁网络”，边听代表们走过门廊，其中一人找出钥匙，打开了前门--聪明的菲利普将钥匙交给代表们自己保管，这样他们更有安全感。接下来又传来了重重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抽水马桶蓄水箱与水龙头的流水声。“唿！”“哗啦！”等各种声音传来。现在他们在客厅里了，正给自己倒饮料，扯着嗓门说话，然后是磕磕碰碰的叮当声，接着是伸伸懒腰，嘴里发出让人烦的呵欠声。 尽管我没看过他们的客房，以后也永远不会去看，就像我没看过穆旺加扎的“王室房间”或者山姆的行动室一样，但我对其很熟悉，就像熟悉现在包围着我的这四面阴森森的墙壁。斯拜德有一次用带威尔士腔的英语告诉我，山姆的行动室里有保密的卫星电话，以便跟那家财团或其他无名人士安全地联系。他跟许多窃听专家一样，很饶舌。我问他在“聊天室”里都执行过什么任务，他说他不是钻人耳朵的“地蜈蚣”，也就是说不是语言专家或记录员，而是一个安窃听器的“八哥”，地位卑微。就像一则老笑话所说的，他要安装一些秘密设备，好让安德森先生更高兴。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重创的快感。 “布莱恩，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种感觉。当四面八方的炮火打来，脸都被削平了，一脸尘土，屁股上又中了一发60毫米口径迫击炮发的碎片，再没什么比这更让我觉得快活了。” 窃听器里传来的声音又响又清晰，冰块倒入玻璃杯时的磕碰跟咖啡机开动时的低鸣，比交响乐团的低音还要沉。不管斯拜德以前经历过多少次这种事情，他还是跟我一样紧张。还好，机器没在最后一分钟出故障，既没有爆炸、熔断，也没在使用时突然坏掉，整个系统运转正常。 窃听系统应当没坏掉，因为我们正监听着代表们的客厅，里面没人说话。有背景声，但就是没有观察对象的声音。有咕哝声，闷哼声，就是没有说话声。有哗啦声，打嗝声，嘎吱声，然后远处又传来某个人的嘟哝声，到底是谁我没听出来。但仍然没有真正的说话声，或者是我没有听到。穆旺加扎的演讲夺走了他们的说话能力了？ 我屏住了呼吸。斯拜德也一样。汉娜的朋友格蕾丝砰砰地敲门时，我像老鼠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假装自己不在汉娜房间里。当时格蕾丝问汉娜为什么没去打网球--她正在教汉娜打网球--汉娜讨厌骗人，却不得不以头痛为借口。 可能他们正在祈祷，山姆。 但他们向谁祈祷呢，布莱恩？ 山姆很可能不了解非洲，因为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他们的祷告对象是基督教上帝或其他信仰中相当于基督教上帝的神。先父热爱的班亚穆伦格族因其总是直接地或通过预言师间接地与上帝交流而闻名。对于迪德纳，我毫不怀疑，无论何时，只要他心灵感动得要祈祷，他就会去祈祷。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会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之灾，但其他的祷告主题不怎么多。弗兰科可能更关心在此次合作中他会有多少收益。巫医可能向他提供釉树的叶子，将叶子捣烂，用来擦拭身体，这样可以吸收叶子的魔力。哈贾会向谁祈祷那是谁也猜不准的事，但有可能是他正生病的父亲卢克。 为什么没人说话呢？我听到了我期望听到的嘎吱声、曳步声与背景杂音，但为什么我感觉屋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像有人正拿着一支枪指着他们的脑袋？ 看在老天的分上，说话呀，谁说都行！ 我在自己的大脑中跟他们理论着，恳求他们说话。瞧。对啦！我明白了！在会议室时你们感觉桌边的白人们优越感十足，把你们镇住了，于是你们恨起他们来。穆旺加扎滔滔不绝地演讲，但他就是那样，他是一个布道家，布道家们都这样。更何况你们要考虑考虑自己的责任，对此我能理解。妻子、家族、部落、神灵、占卜师、预言师、巫医，以及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一切，你们都要考虑。但是，看在联盟的分上，看在汉娜的分上，看在我们所有人的分上，请开口说话吧！ 布莱恩？ 山姆。 我开始在想，该祈祷的不会是我们吧？ 与此同样可怕的想法涌上我脑际：我们被发现了。三个代表中的一个--我怀疑是哈贾--已经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让大家安静。这个聪明小子正用另一只手指着墙壁、电话机或电视机，或者他正转动着他那双暴突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他可能正在跟另两个人说：“伙伴们，我去过外面，我了解这个邪恶的世界，相信我，我们被窃听了。”如果这样的话，有好几种情况中的一种可能会发生，至于是哪一种取决于窃听对象--或者按照麦克西的说法，叫做“目标”--是谁，以及他们是否觉得今天的会议有阴谋，或者有人密谋要对付他们。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说：“见鬼去吧！不管怎样，让我们继续谈判吧！”这是一般的理性的人会作出的回答，因为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人有时间或耐心来窃听自己。但现在的情况可不一般。三个代表快把我跟斯拜德逼疯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他们正被窃听，他们就会想到完善的补救办法，我正干坐着等着他们使出来。 你不想对他们尖叫一下吗，布莱恩？ 没错，山姆，我确实想这样，但有一种远为糟糕的恐惧在我心中萦绕。我害怕的不是他们已发现了斯拜德安装的窃听器，而是我，萨尔沃，已经露馅了。菲利普对我的及时拯救终究还是没能真正地拯救我。弗兰科用错误的语言对错误的人发表演讲时，哈贾已经看出我的双重身份，这也正是他用他那双暴突眼长时间盯着我的原因：他看见我张开笨嘴要翻译，然后又闭上，竭力想让自己看上去一脸茫然。 这些想法压抑着我，让我非常羞愧。耳机里突然传来了老弗兰科的低沉声音，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解脱的信号。他没讲本巴语，而是讲他在狱中学会的金亚旺达语。这次，我是被授权听懂他说话的，不用再扮演双重身份了。 安德森先生一直都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属下，窃听的成果本质上是不连贯的语言垃圾，没完没了，令人沮丧。据安德森先生判断，窃听者的耐心不足以将偶有的价值成分从浩瀚的资料中提取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三位代表的公开交流情况绝对正常，他们只是在放松地凑凑你想得到的狗屎话，偶尔也看看后面的谈判里对方有什么招。 弗兰科：（刻薄地说了一句刚果谚语）甜言蜜语可喂不了奶牛！ 迪德纳：（接过弗兰科的话，说了另一句刚果谚语）牙齿在微笑，但心呢？ 哈贾：都他妈的全是狗屁！我父亲提醒我，特别要防着那老家伙，但这回还得盯着其他一些东西。噢，噢，噢！他为什么要讲斯瓦希里语，就像个屁股上吊着香木瓜的坦桑尼亚人？我本以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希族人。 没人愿意回答哈贾。每次你让他们三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情况都是如此。最多嘴饶舌的哈贾主导了谈话，而你想听其讲话的另两个人却沉默不语。 哈贾：（继续说道）对啦，那个漂亮的“斑马”是谁？（弗兰科与迪德纳都迷惑不解，不说话，我自己也一样）就是那个穿着仿亚麻夹克的口译员？他妈的他到底是谁？ 哈贾叫我“斑马”？我一生中被人取了许多绰号。在教会学校里，我是“杂种”、“牛奶咖啡”与“剃了毛的猪”。在圣心避难所学校，我是从精装茸毛狗到转脸洋娃娃之间的所有东西。但“斑马”是对我的一种全新的侮辱。我只能在想，这是哈贾的独家用词。 哈贾：（继续说道）我以前认识一个家伙，跟他长得很像，可能他们是亲戚。那家伙是一个记账员，为我父亲做假账。他把镇上的每一个女孩子都给糟蹋了，最后有个被惹毛的老公开枪轰掉他的屁股。砰！当然不是我。我还没结婚呢，我也不杀人。我们已经杀死够多同胞了。靠！再也不要这样了。抽烟吗？ 哈贾有一个金烟盒。在会议室里我看见它从哈贾的杰尼亚牌套装的暗黄色丝绸衬里下露了出来。现在，我只听得“啪嗒”一声，哈贾打开了烟盒。弗兰科点了一根，抽了起来，像个掘墓人一样咳嗽个不停。 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布莱恩？ 他们在猜测我是哪个民族的人。 这正常吗？ 很正常。 迪德纳刚开始拒绝了哈贾的烟。现在他却咕哝一声，认命似的说道：“为什么不抽呢？”也点了根抽了起来。 哈贾：你病了还是怎么了？ 迪德纳：有点麻烦。 他们坐着还是站着？仔细一听，我能听见瘸腿弗兰科的田径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参差不齐的嘎嘎声，哈贾穿着那双墨绿色鳄鱼皮皮鞋昂首阔步走在坚硬的地板上的脚步声。一直听下去，我还能听见迪德纳痛苦的嘟哝声，以及他坐在扶手椅上放松时泡沫坐垫发出的噗噗声。由此可见，在安德森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这些窃听专家变得多么厉害啊！ 哈贾：伙伴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当做开场吧。 迪德纳：（对哈贾说话变得如此温和十分警惕）什么？ 哈贾：基伍人远比金沙萨的那些蠢货对和平与和解感兴趣。（他模仿起金沙萨政客们蛊惑人心的话）把卢旺达人都宰了。把他们的眼睛抠出来。我们就在你们身后支持你们，伙计。我们就在你们身后差不多两千米的地方，那里大多丛林密布。（他停了下来，我怀疑是等弗兰科与迪德纳作出回应，但没人搭话。鳄鱼皮皮鞋又走了起来）那老家伙做的就是这一套。（他模仿起穆旺加扎，相当逼真）让我们把那些该死的蟑螂从我们的绿色土地上清除掉，我的朋友们。哦，对。让我们为我们所热爱的刚果人民夺回祖国。对此我赞同，我们都赞同，不是吗？（他又停了下来。没人回应）我说，让我们统一行动，把他们赶走吧。砰！啪！滚开！（没人回应）但只能采取非暴力手段。（鳄鱼皮皮鞋又在嘎嘎作响）问题是，你们要做到哪一步才停下？我是说，1994 年过来的那些可怜虫怎么办？我们也要把他们赶走吗？我们要把坐在这里的迪德纳赶走吗？叫他们带走孩子，却要把奶牛留下？ 在楼上会议室里，我就害怕哈贾摇身一变而成破坏者。他以一种很随意却颠覆性十足的方式，几分钟之内就把对话带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最易引起分歧的事情上，即迪德纳所属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地位问题，不过他们却有资格成为我们事业的同盟者。 弗兰科：（这次还是说了一条谚语，但这次是在挑战）木材在水里放上十年也绝不会变成鳄鱼。 （长时间的安静，气氛紧张） 迪德纳：弗兰科！ 我耳机里传来的尖利声响差点把我给震出“电椅”外。迪德纳愤怒地用力推开椅子。我能想像得出他是如何用手狠狠地抓住扶手，满头大汗地盯着弗兰科，神色中充满着强烈恳求。 迪德纳：弗兰科，这种事情何时才能到头？你和我？班亚穆伦格族确实属于图西族，但我们不是卢旺达人。（他气喘吁吁，但还继续说下去）我们是刚果人，弗兰科，跟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一样，都是刚果人！没错吧？（听见弗兰科的嘲笑声，他怒吼起来）穆旺加扎明白这一点，你们有时候也明白。（用法语举了个例子）我们都是扎伊尔人！还记得在蒙博托时代，学校里教过我们唱什么歌吗？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唱呢？我们都是刚果人！ 不，迪德纳，不是我们所有人。我在心里默默地纠正着迪德纳的话。学校也曾教我跟同学们一起自豪地唱这些歌，但有一天，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个私生子，高声叫着：萨尔沃不是，这个混血儿不是！这头剃过毛的猪不是！ 迪德纳：（继续他的长篇大论）1964年大起义中，我父亲，一个穆尼亚穆伦格人，与你父亲并肩战斗，而你父亲是辛巴组织的成员。（他声音嘶哑，气喘吁吁）当时你还年轻，也跟他们一起战斗。这件事没让你成为我们的盟友？（他厉声说道）不，没有。（他愤怒得用法语怒吼）这是有悖常理的联盟！辛巴组织继续杀我们的人，偷走我们的牛群当他们的军粮，而今天的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同样在杀死我们的人，偷走我们的牛群。当我们报复时，你们叫我们班亚穆伦格人渣；而当我们克制自己时，你们就称呼我们是班亚穆伦格懦夫。（他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快被淹死那样）但我们在“中间路线”的旗帜之下可以联合起来（他厉声说道），停止相互杀戮，不再相互仇恨（他又吼起来），停止为我们的死伤者报仇。我们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领导下，可以停止内乱与仇恨，联合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么…… 他突然住了口，气喘吁吁，看上去情况不妙。这让我想起了住院的让-皮埃尔，想起了他身上的输氧管。我坐在“电椅”边上，等着弗兰科对他加以反驳，却不得不疲惫地再一次听哈贾说话。 哈贾：他妈的，到底是哪方面的联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一个统一的基伍？无论南北？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掌握我们自己的资源，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哼！哼！狗屁！资源早已被控制了！被一群卢旺达疯子，他们武装到眼球，一有空就强暴妇女！那些卢旺达联攻派民兵们在那里盘踞已久，连该死的联合国也不敢未经他们的允许就飞过他们上空。 迪德纳：（轻蔑地笑了出来）联合国？如果我们需要联合国来为自己带来和平的话，那么我们得等到我们的儿孙辈都死了。 弗兰科：那么或许你现在就应当带你的儿孙们回卢旺达去，我们就能获得和平了。 哈贾：（赶紧用法语调停，大概是想阻止他们二人的争论）我们？我听到你说“我们”？（他的鳄鱼皮皮鞋的着地声像是大炮在连续开火，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你真的认为这事情跟我们有关？那老家伙可不想要我们，他只想要权力。他想在自己死之前就在史书中获得一席之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准备把我们出卖给那个奇怪的财团，哪怕会弄得当地人的埋怨声惊天动地，哪怕我们会被整死。 我刚把哈贾的话翻译完，菲利普就摇响了他的手摇铃，让我们回去参加第二轮会议了。 在此，我必须向你们描述一件小事。这件事发生时并未对我那已经过于沉重的心灵造成什么影响，但考虑到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对它加以考察。菲利普的铃声响起时，我摘下了头上的耳机。我站了起来见斯拜德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也向他回眨了一下，然后就沿着地下室楼梯走了上去。到达楼梯顶端时，我按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往铁门上轻叩了三下，叩击间隔很短。安东半开了铁门，我一出去他就又关上了，但糟糕的是，铁门发出了巨响。我们俩之间一个字也没交流，他带着我转过这栋房子的一处墙角，来到那条密闭通道的东端。我离策划室很近了，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但还是出了一点意外：我们俩都没有考虑到阳光的问题，而那时阳光笔直地射入我眼中，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低下眼睛，避开阳光，又开始走了起来，却听见这条密闭通道的另一端传来了三个代表的脚步声与非洲人典型的呵呵笑声。他们正向我走来，我们即将迎头碰上。很明显，我必须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好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出现在房子这一侧，因为按理说我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是否看到安东送我绕过墙角？他们有没有听到铁门的哐啷巨响？ 幸运的是，我参加过一天的个人安全训练，所有“聊天室”兼职人员都必须参加。经过训练，我的思维已经很敏捷。代表们私下讨论时我是怎样度过我的宝贵休息时间的呢？答案是：两轮会议之间，我总会在某个没什么人的墙角享受一下安宁与静谧，直到开会铃响起。心里想好借口之后，我便继续往策划室大门走去。我到了门前，停了下来。他们也到了，停下了脚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哈贾停下了脚步。哈贾走路最快，走在最前头，而弗兰科与迪德纳就跟在他身后，离他好几步远。当哈贾--几分钟之前他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斑马”--停下脚步时，他们还没赶上来。 “那么，口译员先生，你的精神恢复了吗？你准备好迎接下一场战斗了吗？” 这个问题本身并无恶意，哈贾这样问我也没有恶意。但惟一的问题是，他讲的是金亚旺达语。但这一次我无需菲利普向我打眼色提醒我了。我对他笑了笑，一脸困惑，还带着些许遗憾。见到这招无效，我就耸了耸肩，摇摇头，继续向他示意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哈贾意识到他搞错了--或者说，他假装意识到这一点--抱歉地笑了一声，拍拍我的上手臂。他刚才是在耍弄我吗？不，他没有。或者，我当时说服自己，他没耍弄我。他只是掉进了任何称职的多语者随时都可能掉进的陷阱。他在客厅里用金亚旺达语滔滔不绝，忘了切换音道。最好的口译员也会这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