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文摘

1 现在是凌晨四点，我已经数周未合眼，孩子又哭了。 不是孩子吵醒了我—在他号啕大哭之前，我已经眼睁睁看着天花板几个小时了。我累得浑身麻木，听到哭声，只能躺在床上无动于衷。几分钟过去，我还是像个死人一样躺着，而三个月大的乔希，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拼命地哭。 终于，他那坚持不懈的锐利哭声刺进了他妈妈的耳朵。我的妻子贝丝，在熟睡中睁开蒙眬的双眼，一副半睡不醒的模样。她用手肘碰了碰我，开口跟我说了两天来的第一句话。 “你去搞定他。”说完她便翻了个身，拖过一个枕头捂住了头。 我奉命而行，动作机械而迟钝。我坐起来，双脚着地，摸到扔在床边椅子上的条纹睡衣套上，又穿上有同样条纹的睡裤，费力地想把它系稳在腰上，我走向孩子的门口，推开了门。 我的一天又开始了—虽然实际上，它从来也没有真正结束过。 孩子的房间在我们房间对面。直到上周，乔希才没在我们房间睡。他不像我的大儿子—四岁的亚当，亚当长到两个月大后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乔希不，这个孩子是个深度失眠者。他睡觉前不耗上两个小时不会罢休，一旦醒来，就会放声大哭，声音尖利，非得把人吵醒，然后还要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他身上。我们试过让他连续八个小时保持精神，一直到深夜才准他睡，也试过睡前灌他两大瓶牛奶以防止他后半夜饿醒，还试过给他服婴儿最大剂量的阿司匹林，可是都不奏效。最后我们只得把他移到婴儿房，想着也许他在自己的房间会睡得好些。可是没门儿，他现在一次可以嚎上三个小时了。 因为他，连续二十个星期以来，我和贝丝都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最近，我一直在企图说服自己，我跟自己说，我们那趋近崩溃的神经，长久累积的疲倦，才是造成我们夫妻之间诸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而这不和谐，在大前天晚上加剧了。那天晚上，贝丝对我发泄了积累已久的怨气，骂我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我自然不会像她那样，对她恶言相向，但也不甘示弱，我回敬她，说她是个市郊泼妇。 吵架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她都没有理我。就像上个月一样，我们就快递账单吵了一架，她整整一个周末都对我一言不发。还有上上个月也一样，她在坐月子时，大骂我是有史以来最自私自利的家伙。 所以，不仅仅是乔希的哭声让我夜不能寐，还有许多其他鸡毛蒜皮的事也让我无法入眠。比如说这座房子。我现在痛恨这座房子。 并不是我的房子有什么特别可恨的，相反，它是那种能让这个国家许多公民都梦寐以求的一流城郊房：两层，新英格兰殖民时期风格的白色墙板，墨绿色百叶窗，四个卧室，有厨房，还有全家可入的地下室，半英亩大的后院，能停两辆车的独立车库。它当初的要价是四十八万五千美元……但这个康涅狄格州的角落地区，在经济衰退期间还真是遭受到了打击。所以，一九九一年，我们以四十一万三千美元的价格拍下了这座房子。那时，好几个同事都跟我说，你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但当我和贝丝签下贷款条约时，我脑中唯一的念头便是：我们真的成为房奴了，我们把自己给囚禁了。 和其他房间一样，乔希的婴儿房的装修都是未经修饰的松木，早期美洲风格。他睡在一张红木婴儿床上，殖民时期的，大约出自一七八二年。他的换洗尿布放在一个抽屉式的松木柜上，柜子来自老约克郡的魅音酒店。等他大一点儿时，可以坐到一张小摇椅上，这张小摇椅曾载过小霍桑，他还可以玩一玩古老的破布娃娃，当然，这娃娃就是斯托夫人在写《汤姆叔叔的小屋》时，陪伴在她身边的。 我怎么知道孩子房间里这些家具的狗屁历史？这得归功于贝丝。我们从城里搬到这城郊，两年之内，她便把所有家具脱胎换骨，扔掉了我们之前在伯特利家居店买的简单实用的东西，并宣称：我们要复古，回到殖民时期。但是，对她来说，这不是说开车到最近的伊森艾伦市场，买些人造革的威廉斯堡扶手椅就完事了。她要的是，我们新家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联邦党派风格。一连几个月，她展开了疯狂的搜索行动，从家里到新伦敦，她在每一个古玩店里搜寻什么原始的棕绷床垫，波士顿•威拿牌的正品军用小提箱，普罗维登斯会议室里的靠背长椅等。每一件东西都还必须有一段小小的历史渊源。据贝丝称，托马斯•杰斐逊曾在家里一张沙发长椅上干过他的一位情妇，而挂在家中浴室里的新英格兰正版地图，是丹尼尔•韦伯斯特的继妹亲手绣的……也有可能是他的瞎侄女（反正我也搞不清）…… 贝丝上瘾了，成了所谓的正品家具狂，难以自控。这是一种昂贵的瘾，那一年，我年底七万九千美元的奖金，全都搭进去了。不过，我还是随她去，因为这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延期了她将要面对的巨大失落。同时，买下每一件她迷恋上的古董，确实能减弱她内心的挫败感。但最终她还是渐渐厌倦了，厌倦了古董拍卖室，也厌倦了四处疯狂猎寻奥杜邦的系列原作。房子里已经全副武装了，这是一个收藏家的胜利。朋友来访时，她可以花上几个小时去讲述一个一七八九年的缺口瓷杯的渊源，讲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三文市东部，讲一个海军准将曾用过它。尽管贝丝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我知道，她暗地里也瞧不起自己的行为。她很清楚，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她不过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从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上逃离。像我一样，她现在也讨厌这座房子，讨厌它带来的全部暗示。 当我走到乔希的床边时，他已经哭得抽搐了—这是他用嚎哭来获取父母注意的临界点，他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亚当在这么大的时候，只要简单的三步就可以停止他的哭泣：把奶嘴重新放进他嘴里，抱着安慰一下，再把奶嘴插入热奶瓶里即可。但要是对乔希这样做，就是强迫行为了。他就是喜欢哭，对什么奶嘴、抚慰、奶瓶那老一套根本不买账。你必须得抱着他来回踱上一个小时，你得不停地唱歌逗他，不能歇一下，你要是胆敢歇一下，他马上就又会抓狂。要是你坐在椅子里不动，嚎哭马上会自动再次爆发。他是一个专门对付人睡觉的恐怖分子，你要是不答应他的全部要求，他绝不罢休。 我在地板上四处找寻他甩到地上的奶嘴，最终在那个抽屉式柜子下面找到了。我把奶嘴放在自己嘴巴里消了消毒，然后塞进了他的嘴里。接着我就把他从婴儿床里拎了出来，扔到肩膀上坐着，开始不停地唱“一闪一闪亮晶晶”。他马上就把奶嘴吐了出来，又开始嚎哭起来。奶嘴在楼梯上跳了几跳，又重新蹦到了地板上。当他跟着我走到厨房，看到微波炉里的牛奶瓶这老把戏时，他一下把哭声提高，整整二十秒的时间，震耳欲聋。 亚当是一个真实的理想型宝宝，就是那种你能在尿布广告里看到的，非常煽情但是死可爱的宝宝类型；而乔希则非常要命。他是一个小号的彪形大汉。超大的头颅，拳击手的鼻子，斗牛士般的性格。我当然也爱他……但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喜欢他。他让我焦躁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哭个不停，似乎不太高兴自己被人带到了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像这座房子一样—他代表了另一种内在的束缚。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此发表过精辟的言论。他说：当你有了第一个孩子时，你还自信自己得心应手，还没有深陷透支的生活里。但当你有了第二个孩子后，那你就是一个真正成了家的男人了，你的义务会堆积如山，你不再是什么可以脱身的代理人了，你失去了在世界上自由漂泊的权利。 当然，对于乔希这个爱哭鬼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他只不过是直接反映了他父母之间的不和。孩子对这种事很敏感。即使只有五个月大，他们的感官也异常灵敏。亚当也是，当我和贝丝不和时，他非常清楚。不管我们是吵了一架，还是彼此冷战一场，我都能看出来，亚当在恐惧。他那灰色的大眼睛里，满是请求，请求我和贝丝和好。这种关心，使我内心痛苦。因为他那对家庭和睦的无声请求，让我回想起了三十四年前的事，那时我就是他这么大，在父母各守一隅时，我也只能无助地注视着他们。 乔希一看到我从微波炉里取出热奶瓶，就开始双手乱舞起来，直到我把奶瓶塞到他手里才罢休。我拖过厨房里的一把椅子坐下，面对面地抱着他，他吧唧吧唧地吸着奶。在他喝完之前，大约会有五分钟的安静时间。所以，我空出一只手来，打开了放在角落柜子上的一台九英寸电视机。我从没想过最终自己会住在一座厨房有电视机的房子里。但贝丝坚持如此，她说这样方便看美食节目。我没有为此事争论不休，尽管我很想指出，索尼公司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都还没开始运营呢。和房子里的其他三台电视一样，厨房这台也装了有线。所以我立马调到了新闻频道，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一调到新闻台，我便看到一些想别过头去的东西。准确地说，不是一些东西……而是某个人。她名叫凯特•布莱梅尔，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战地明星记者。此刻，她正穿着一套合体的迷彩服，还有一件防弹背心。她站在萨拉热窝被严重轰炸过的医院前进行报道。她身后，一组医生正在为一位战士截肢。他们的医疗物资紧缺，做手术都不用麻醉剂。低沉而又慷慨激昂的评论是凯特的拿手好戏，但透过她的声音，你还是可以听到那些可怜家伙的哀号。我注意到，她那头栗色短发很适合战区里的装扮。话说回来，她在头发上向来就很会来事儿。当我和她在大学里住在一起时，她就从未停止过摆弄头发。她的装扮也一样，那时，她总是以一副让人流鼻血的打扮出现在课堂上，还善于用各种白痴问题巧妙地满足男教授的虚荣心，让他们在课堂上光芒四射。从那时起，她就已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人物了。她很清楚，作为一个大有野心的女人，会调情是必须的，手段是否合适，对她来说尤为重要。我记得某个潮湿的星球六下午，她躺在床上，浏览着一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它们分别是玛莎•盖尔霍恩、奥莉娅娜•法拉奇以及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的书，这三个女人，她认为是过去四十年以来，最伟大的战地记者。 “有一天，我也会写一本这样的回忆录。”她说道，语气不容置疑，对自己的职业前途非常肯定。接着，她举起一本战地照片集，那是伟大的罗伯特•卡帕的作品。她又加了一句：“而你，将会成为他。” 乔希突然把奶瓶甩到了地板上，他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喝饱了。迅雷不及掩耳，他又开始号哭起来，而且很快发展成高亢的咏叹调，大有吵醒亚当和贝丝之意。我赶紧又把他扔回肩头，随即打开冰箱旁的门，步向地下室的楼梯。 地下室并不大，大约十六英尺长，十二英尺宽，主要由两个小房间组成。我认为自己已经设法充分利用了这里的空间。这里也是这所房子中，贝丝唯一没有整成玛莎•华盛特奈兹统一设计风格的地方，即漂白过的镶嵌式芬兰木地板，中度灰的斑点地毯，隐藏式的顶灯。一下楼梯，便能看到我进行锻炼的活动区域，那里有一台诺迪克牌越野滑雪式跑步机，一台班霸牌登山机，一套索洛夫勒克斯牌的小型健身器。我每天早上都尽量抽出四十分钟的时间来锻炼。十分钟跑步机，十分钟登山机，最后二十分钟的重量训练—是为了保持我的体重维持在一百七十五磅左右。我的医生告诉我，这对于一个五英尺十一英寸，胆固醇值是五点五，不吸烟的三十八岁男人来说，一百七十五磅是最完美的体重。他常常对我保持苗条的能力称赞不已。但我想，我能如此健美的真正原因是，我从来没想过在墙壁上砸几拳，而是每次都是跑到地下室，在卧举长凳上发泄愤怒。 或者我会听音乐。我拥有一千二百张以上的光碟，全都存放在一个旋转木架上，坚固的樱桃木做的木架。它是我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叫做西部康尼尔的小镇定制的。虽然花了一千八百三十美元，但凡是见过的人，都对它的独立装置和简单操作羡慕不已，就像他们也羡慕我的高保真音响设备一样。我去了纽约曼哈顿区西边的第四十五街，那里有家高保真音响装备店，只出售来自英国的高端设备，要是你了解一些小牌子的话，你就能买到世界上最好的。我花了不到五千美元自己搭配了一套装备：一对美声七五三落地式扬声器，一台雅俊的德尔塔CD转盘以及黑匣子数模转换器，还有一个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赛纳斯三号喇叭，它以钻石般细密而清晰的音质著称。 我收集的光碟，大多是来自《古典音乐企鹅指南》一书的建议。我对音乐是认真的，曾很想在锻炼的时候听上一段完整的演奏（或者歌剧）。但不幸的是，所有超过四十分钟的音乐都不太适合我的锻炼过程。所以，在晨练时，我不得不听上几遍放松神经的马勒或布鲁克纳的浪漫音乐，不过，其实我更喜欢在晚上听他俩的交响乐。因为那时，我可以完全置身于黑暗中，也就是我最中意的地方—暗房。 以前，我的暗房就是洗衣房。但我们搬到这座房子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洗衣机和烘干机转移到了厨房里一个隔离的储藏室里。然后木匠和水暖工开始在洗衣房动工。他们拆除了原有的橱柜和一些固定装置，重新安装了两个专业的不锈钢水槽，原来唯一的一个窗口也用砖头砌上了，墙壁重新刷了一遍，涂成了灰白色，然后，把一组定制的表面散发光泽的钢制壁橱，镶嵌进了一面墙里。我还花了二千三百美元买了一个真正的奢侈品：最新上市的带挡光板的旋转门。旋转门是一个圆柱体，里面还套了另一个圆柱体，这是为了挡光，制造出完美的暗房黑视效果。 我认识《新闻周刊》的一个摄影记者，根据这个家伙的建议，我还采用了一流的洗印设备：贝思乐四十五倍放大机一台，肯德曼胶片干燥箱一台，柯达自动托盘摇杆一根。我还只用最上乘的伊尔福特牌的相片冲洗液，只上免税店买溴纸打印照片（溴纸是美国所有一流摄影师的选择用纸）。像许多专业的摄影师一样，我最中意两种顶级的黑白胶片：柯达3X和伊尔福特HP4。 和洗印设备相辅相成的，就是那个大壁橱，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防火，防水。有可卷的铝制挡光柜门，由两把防盗锁锁着。这一切说起来似乎有点儿谨慎过头，但如果你有一个价值超过四万五千美元的照相机及其镜头，你就承受不起任何万一了。 我开始收集相机是在一九六三年，那时我六岁，去外公外婆家玩，他们住在劳德代尔堡的退休公寓里。靠墙的一面桌子上，留有一台老布朗尼相机，我拿了起来，从取景器里往外看，立即被迷住了。一种全新的视觉方式在我这儿诞生了。它就像从一个小洞里往外窥视，你不必去看身边所有的东西，你可以缩小视觉范围，只看一副景象都行。不过，对于只有六岁的心灵来说，最为喜悦的是发现了你可以躲在镜头后面—照相机把你和世界分离了。接下来在外婆家的日子，爸爸妈妈不停地争吵，外公外婆也不停地争吵，他们都惹怒了对方。而我，大多数时间都躲在了老布朗尼取景器的后面。事实上，当我和大人们待在一起时，我也把相机放在眼前，把他们隔离开来，而且在和他们说话时也拒绝放下。我爸爸不乐意了。一天晚上，大家坐在餐桌旁吃晚饭，我一边吃着番茄酱蘸虾，还一边举着相机看，爸爸的耐心耗光了，他一把从我手上夺走了相机。外公莫里斯觉得爸爸过于苛求，于是开始为我辩护。 “让本尼自己玩自己的。” “他不叫本尼。”爸爸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老耶鲁生的傲慢讽刺，“他叫本杰明。” 外公并没有接他的茬儿。 “说不定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摄影师。” “除非他想饿死。”爸爸说。 在摄影和照相机这件事上，这是我和父亲的对抗中，最为温和的一次。但是，当我们在劳德代尔堡短暂而不太愉快的拜访最后结束时，外公在机场郑重其事地把老布朗尼交到了我手上，他对我说，这是一份临别礼物，是送给他最喜爱的外孙本尼的。 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台老布朗尼，就放在暗房壁橱的最顶层，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我十四岁时得到的第一台柯达傻瓜机，高中毕业时得到的第一台尼康，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时的第一台莱卡—就在妈妈与世长辞前六个月，那年她才五十一岁。 壁橱下面的三层，放的都是我从那时起收集的相机。其中有几台稀有的珍品：一台宾得自动聚光单反机，一台古老的柯达伊斯特曼落地箱式照相机，还有一台柯达第一批出产的古典旁轴相机。还有就是我目前使用的装备：一只原装的速像新闻摄影镜头，一台新莱卡M9相机（带有价值五千美元的莱卡三百大炮镜头），一台莱卡福勒克斯，一台瑞典的哈苏五百厘米长焦机，还有一个坚固的樱桃木的三脚架，只有在拍特殊风景或人物肖像时我才使用。 地下室的一面墙上挂了我拍的一些精选风景照，安塞尔•亚当斯风格的远景低压云，在康涅狄格州的海岸边拍的，还有白色仓库对着黑下来的天空。另一面墙上都是人物照，有用非常类似比尔•布兰德的手法拍摄的贝丝，还有孩子们，他们摆出了各种姿势，亲密无间。这些照片我只用了当时的环境光，光圈开得很小，照片看起来格调自然，很有质感。第三面墙，也是最后一面墙上挂的是我称之为黛安•阿勃丝派别的作品：一个没有双腿、一只眼戴着眼罩的男人，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前面乞讨；一个西印第安老妇人戴着口罩，搀着一个人在中央公园西路上走着；一个一边脸烂掉的醉鬼，在一个廊下的垃圾桶里，扒出半只巨无霸。贝丝很不喜欢第三面墙上的照片，她认为它们太夸张，呈现出太刻意的病态。她也不太喜欢那些黑白分明的家庭照片，她说我把他们照得像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人一样。不过，她倒很是赞赏那些风景照，常跟我说：你真正看到了新英格兰田园生活的黑暗面。与贝丝相反，亚当则很爱我的病态城市系列。每次他摇摇晃晃走到地下室来看我工作时，便爬上那张灰色的单人沙发床，踩在上面，指着那幅“廊下的酒鬼”，咯咯笑着说：“脏鬼！……脏鬼！”（这是他的批评）。小乔希呢？他什么都没注意到，他只会哭。 那个早上，他自然也是一直在哭。从我把他从厨房带到地下室，就一直没停过。二十分钟过去了，这黎明前的爆发还未结束。我至少已经在地下室的楼梯上来来回回踱了四十次，会的摇篮曲也唱了一遍又一遍，又开始重新唱起“一闪一闪亮晶晶”来，这已经是第十四次了。终于，一股疲倦袭遍全身，我不得不坐了下来，把乔希放在膝盖上抖动着，让他以为我还在走动。过了一两分钟，他好像确实是停歇了。我四周看了看，对着音响旁边的一块空白墙壁盯了一会儿。那个地方是我为战争照片而一直预留的，就是那种大幅的卡帕式的运动摄影，凯特•布莱梅尔曾对我说过的，她说有一天我会拍出来的。但是，我从未靠近过任何战场，从未到达过任何前线……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去了。 短暂的遐想结束了，乔希又大哭起来，也许是他的尿布该换了。我把他放在长沙发上，解开他的连体衣下面几个摁扣，检查他的屁股。尿布装满了。从来都是惨不忍睹，特别在彻夜未眠之后，更糟糕。 所以，现在得回他的婴儿房了。我把他放在一个塑料尿垫上，就是放在他那松木抽屉式柜子盖上的。乔希患有无法治愈的尿布疹，从他出生以来，他的屁股就经常红红的，还总是溃烂。所以，对他来说，换个尿布，就像受一场刑一样。一发觉屁股下面的塑料尿垫，他就开始扭动，哇哇大哭。他太过激动，我不得不抽出一只手来摁住他，另一只手还得继续解开他的连体衣，好把他的腿从衣服里退出来。当我费了相当大的劲儿把他的衣服解开后，才拉住衣服的一头，把他屁股抬了起来，最后才完全脱掉了。这时，恐怖的尿布在我面前暴露无遗：稀屎从屁股一直糊到肚子上，我都看不到他的肚脐了。我一阵恶心，闭上了眼睛，但逃无可逃，没一会儿，乔希开始双腿乱蹬，并一脚踹进了脏尿布里。现在好了，脏东西弄得脚底板和脚趾缝里都有了。 “啊，老天爷啊！”我嘀咕着，赶紧跑到窗台边，想去抓一把婴儿湿巾过来，还好湿巾就在那里。但就是这两三秒钟的光景，就在我手没有摁住他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翻腾得太厉害了，想把自己从塑料尿垫上移开。当我从窗台边返回时，眼看着他就要从四英尺高的柜子上滚落下来。 我大叫着他的名字，在他从柜子边缘滚落的瞬间，俯冲了过去。他跌落下来，我一头撞到了抽屉柜的底部，他掉在我的身上，因受惊而尖叫起来。婴儿房的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贝丝出现在门口，低头看着我，大喊大叫起来： “该死的！我早说过，早说过，早说过……” 贝丝一把从我手上抱走乔希，我无力分辩道：“他没事……没受伤。”这时，尿布从乔希身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我的肚子上。但我并不在乎睡衣现在被大便弄脏了，我更在乎的是，贝丝的语气冷酷无情，而我头上撞的大包正在隐隐作痛。 “你从来就没听过我说话，是不是？” “这只是个意外。”我说。 “我说过，不要把他一个人放在尿垫上……永远不要那样做。” “只不过一两秒钟……” “我跟你强调过无数遍了！” “好吧，好吧，是我……” “错了！” “是，是我错了。”我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尿布从我肚子上滑落，软塌塌地扑到了地毯上。这地毯来自一七七五年费城一家公寓式酒店，传说约翰•亚当斯曾在上面踩过。贝丝傻眼了，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一副狼狈样，看着一千五百美元的古董地毯一塌糊涂，看着仍在疯狂挣扎的乔希把屎糊糊涂到了她的睡裙上…… “太可怕了，”她喃喃自语道，声音疲惫而涣散，“真是太可怕了。” “对不起。”我说。 “你只会说这一句。” “贝丝……” “你走吧，本。去洗个澡，去上班。我会处理这些，和以前一样。” “好吧，我走。”我迅速退出了房间。但走到过道上时，发现亚当站在他自己房间的门边。 他把自己最喜爱的玩具，一只笑容可掬的考拉熊，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焦虑的样子。我知道，是我们的大声咆哮吵醒了他。 我蹲下来，亲了亲他的金色头发，柔声说道：“没事了，回去睡觉吧。” 他显然不相信没事了。 “你们为什么要吵架？” “我们只是累了，亚当，真的。”这话听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他指着我脏兮兮的睡衣睡裤，皱起了鼻子，那气味刺鼻。 “脏鬼，脏鬼。” 我无力地微笑了。 “是，真正的脏鬼。那你现在回去睡觉好吗？” “我要去找妈妈。”他说着，便跑进了乔希的房间。 “不要告诉我你也起来了。”他一进去，贝丝就叫了起来。 我返回卧室，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换上了一条运动短裤，一件T恤，一双耐克鞋，然后下楼，把发臭的衣服扔进了洗衣机。在回到地下室前，我转动碟柜，找到B部，逐一翻看几十张碟之后，终于找到了巴赫的《英国组曲》，这张碟是由格伦•古尔德演奏的，我把它从架子上抽了出来。早上是听耳机音乐的时间，所以，我戴上了塞尼黑穆斯（Sennenheims），它有着世界一流的立体声效果，拧开了声音开关，然后想用以往的冲劲迈步到登山机上去。但我发现自己突然不能动了，我的手指抓不住扶手，我想，大概是指关节断裂了。 最后，我强迫自己运动起来，努力使双腿稳定步伐的节奏。没过多久，我便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在攀登了，脖子上开始冒出一串串汗珠。我继续加大步幅，更加卖力地踩下每一个步子，想象着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比赛。我越爬越高，根据机器上的数据显示，我已经爬了差不多相当二十层楼的高度了。我的节奏已经疯狂了，处于超负荷失控的边缘。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为了与我的运动节奏保持一致，它已经达到了极限。巴赫在播放着，但现在我已经听不到了。我只听到自己胸膛里擂鼓般的轰鸣，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没有愤怒，没有对家事的绝望，摆脱了一切义务，所有的束缚都解开了，我无所不在，除了在这里。 不知过了多久，我眼角的余光中，瞥见亚当正从楼梯上走下来，他身后拖着一个大大的棕色挎包，我的公文包。当他下到地面时，朝我咧开嘴笑了，然后双手放在挎包两边往前推，嘴里咕哝着什么向我走来。我取下耳机，在气喘吁吁中，我听见他说： “响爸爸，做律西……响爸爸，做律西……响爸爸，做律西。” 我感觉自己的眼泪涌了出来。不，孩子，你不会想要像爸爸一样做律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