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中国——胡锡进--《环球时报》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

（一） 总编辑长期做报纸社评的主笔，这种情况很少见，我就成了这样的特例之一。我为此挺惭愧的，我这样每天做评论员应该做的事，说明我不是个好领导，丢了该做的“正业”。 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也很无奈，是被“逼”出来的。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报社评直接写作的。在此之前，我只敲定题目，审读最后的成稿，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社，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丁在环球时报社广受尊重，所有人都叫他“丁老师”，他要出国另有重任，大家都慌了。没有人能接替他，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修改的文字量很大，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 时至今日，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每天上午，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路，之后，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到了晚上，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包括专家的意见，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我口述，编辑在电脑上记录。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修正我的看法，指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是否能对我的口述做出有说服力的修正，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 　　社评写出后，这名编辑要立即把成稿传给几名专家，征求他们对社评观点直到文字的具体意见。这样能给我们做第一读者的专家，至今已发展到近百名，每天参加进来的不少于2名，他们包括王缉思、房宁、汪晖、丁刚、潘维、崔之元、张维为、金灿荣、张颐武、楚树龙、王逸舟、彭光谦、杨恕、李希光、喻国明、殷罡、陶文钊、贾庆国、傅梦孜、袁鹏、吴心伯、孙哲、杨伯江、吴怀中、冯昭奎、李伟、宿景祥、丁一凡、何辉、唐岚、蔡佳禾、倪峰、喻晓秋、张胜军、陈先奎、朱锋、周立、李国祥、王林昌、吕超、张链瑰、易宪容、张召忠、戴旭、沈丁立、徐以骅、胡岩、庚欣、张军、何伟文、何茂春、周世俭、刘江永、王帆、余万里、杨帆、闻一、杨承军、王少普、张祖谦、高祖贵、李伟建、江时学、吴白乙、黄大慧、高洪、李彬、李绍先、刘军红、梅新育、倪乐雄、朴键一、王小东、宋晓军、时殷弘、郑风田、郭浩、寒竹、贺文萍、樊吉社、翟崑、谭亚玲、闾小波、刘冲、曹黎明、刘洪玉、雷家骕、张燕生、张立平、雷少华、达巍、赵可金、沈逸、吴冰冰，等等。 看看这些专家的名字，就会发现，他们来自中国思想界的各个领域，所处的地方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他们的研究面几乎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他们给我们提出大量意见，编辑记录下这些意见，我会认真看。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全部采纳，但每天都会采纳一部分，有时甚至根据反馈意见对文章做重大修改。因此，环球时报社评虽然由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撰写，但它的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甚至可以说，环球时报社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 （二） 一些知识分子喜欢用“左派”，甚至用“民族主义”的标签来概括《环球时报》以及社评的倾向。我个人觉着中国现在对“左”、“右”的划分是混乱的，通常被称为“右”的那些人，很多言行非常“左”，有很强的“革命者心态”。如果硬要贴个标签，我们愿意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我们愿意为中国的主流社会、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代言，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态度很真诚，我们反对哗众取宠，将少数人的意见硬说成社会公众的意见。 　　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 　　环球时报的写作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动力就是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追求，是我们讲真话的愿望。我们想说什么样的真话呢？我想，最大的一句真话是：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把环球时报所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这句话可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我认为这的确是一句真话，而且是被舆论场常常忽略的一句真话。我们经常读一些评论，很多写得非常精彩，观点也很鲜明，价值观尤其鲜明。其中一些广泛流传互联网的文章，包括一些报纸的社论，时效很快，针对的事情非常具体，论点很尖锐。在拜读这些评论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它们同我们带着世界观感回望中国时的感受，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提出要“站得更高些”，而所谓“站得更高”，就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发现其中被忽略的事实，以及从单一角度不可能感受到的别样情绪。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写一条河，这条河的真实是什么呢？一个船夫驾船激流勇进时，看到了惊涛骇浪的河。一个人坐在山头，看到了大河在山间的蜿蜒东去。现在很多人喜欢写河上浪花滚滚的断面，写不同渔夫的独特感受。他们没有错，这些写作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各种痛苦和纠结。但环球时报挂“环球”之名，就要站得更高，它天然地要求我们要把广泛和凝练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的写作这样展开了：我们既写渔夫看到的河的激流，也要写坐在山头看到的河的蜿蜒东去，我们要写一条立体、完整的河。 讲真话的中国——《环球时报》社评精选(2010—2011) 　　站在这样的“全景”视角上，看到的东西的确挺多也挺特别的，会产生一些对“中国复杂”的理解。我承认，“全景”也有局限，它有时会带着我们掉入对复杂角度的刻意追求，造成写一些文章时会有类似之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力争让文章常写常新。 （三） 环球时报社评的一大特点，是我们经常触碰“敏感话题”。有人说我们“胆大”，其实所有人的胆子都差不多大，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这些“敏感话题”，或者说，它们是否真的“很敏感”。通常来说，一个话题之所以敏感，大概是因为这个话题用以往的报道和评论方式不太好说，或者无法说透，会对公众造成误导。比如人权话题，一直有两套话语，一套是西方的话语，跟着这种话语跑，媒体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另一套话语是中国官方的声明语言，它很严正、标准，但由于是官方语言，话语总量有限，很难展开，无法为大量日常的文章提供充分材料。由于西方对中国官方表述已经很熟悉，用它们作为媒体评论的骨干部分也很难收到效果。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尝试跳出官方话语体系，采取说“大实话”的方式，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传达民间的态度，从而逐渐做到在“敏感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撰写社评，用发声，而不是沉默的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谷歌事件、朝韩冲突事件、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中东“革命”、中国“茉莉花革命”，以及艾未未事件中，我们都做到了第一时间撰写社评。这些社评不少是当时中国媒体上唯一的评论，因此很“抢眼”，有的还引起争议。但我们认为，这些评论有多“正确”或“不正确”，今天的人无法对它下结论。现在能够说的是，这些评论大多是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能把它们写出来，公开发表，不管我们写得是否准确，都算得上是一点“突破”，也是在中国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大潮中，我们做了一份自己的微薄贡献。 环球时报社评开始写的都是国际评论，由于围绕着发展模式，中国与西方不断发生摩擦，中国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升温，我们把一部分社评的题目给了这一领域。这并非我们刻意做的，而是由于环球时报的报道领域正被这个时代强迫着不断扩大，我们无法回避以前我们可以轻松绕开的话题，我们只能面对它们。 触及各类“敏感话题”，使我们在国内媒体中逐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加上所有社评中英文版同时刊登，国际上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关注度迅速增高，每周世界媒体都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做大量转引，其中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转引率最高。这让我们在难免有些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压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写出荒谬的东西，会在多大范围内引起世界舆论的误解。这样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更加严谨工作的动力。 （四） 说真话，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 我们的原则是，社评的每一句话，既要有前后的逻辑，又要和现实相对应。所以写一两句话，我就问编辑一句：是这样吗？你同意吗？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但和现实一对照，就会发现这句话“飞了起来”，脱离了实际。另外，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比如，有一次写下“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回过头来问自己，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吗？它更像是官员们说的外交辞令，那么还是让外交官去说吧。 由于所有文章都是仓促之作，初稿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写成，每天晚上我要看环球时报的几个重要版面，因此细磨社评的时间很少，只能利用零头碎脑的“小时间”。因此要非常感谢前文所述的阵容豪华的“第一读者群”。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修正文章的观点，如果还有时间，我就会在文字上磨一磨，争取想出来一两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增加文章的“文眼”，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让自己满意。 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我们发现有的文章还是有雷同之处，比如，“视距”、“不确定性”这两个词都不只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复杂”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高。这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仍远远不够丰富。另外，不同的文章之间也有观点不一致的、甚至看上去像是相反的情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矛盾之处。我想，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实思想状态，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那些看上去永远“很坚定”，永远“特别左”或者“特别右”的人，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装出来的，或者是一些偏激者。 （五） 环球时报的社评引来一些好评和鼓励，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谩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写了别人不去碰的东西，在一些人希望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做。尽管我们自己努力保持视角的多样化，让文章远离偏激，但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态度是已经预设好了的，与我们的文章是否做到了“平衡”没什么关系。 我想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适合思想争论，一争论就变成尖锐对立，很多人用口号代替争论，试图一说话就压倒对方。不仅网民这样，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倾向，大家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求真之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这样被打了折扣。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把求真作为写社评的第一原则。这个真一是与现实的对应，二是与人心的对应。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把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有时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评不完全满意，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公共意见，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意见，我们在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环球时报的社评，有一部分是批评美国或西方国家，也有在具体冲突中批评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外都有人就此批评我们“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色彩很强的词汇，并无助于对环球时报新闻业务的客观分析。其实环球时报同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外交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本人这两年曾受邀率环球时报采访团赴日本、韩国访问，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和很细致的采访配合。对方对我们回国后所写文章的客观性给予很高评价。外国媒体这两年与环球时报接触很多，很多驻华大使造访环球时报社，他们虽与我们存在意见分歧，但都同意我的这样一个总结：《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的。 总的来说，《环球时报》设社评栏目仅2年，我本人长期做一线记者，堪称写评论的新手，和我一起写社评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大家只能摸索着干。我深知，出一些差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但好在社会比过去宽容多了，我们修正错误的机会，总是比犯错误的机会更多。所以，这次结集出版环球时报社评集，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发表的原文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吧。这是我们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这一年多极不寻常经历的一段原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