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作为异色的奇葩,开在香港这块曾经被殖民的土壤里,张国荣的演艺风流得来不易,为他演说历史,是为以往种种艰难盛放的艺术形象定镜存格--所谓“禁色的蝴蝶”,是指张的精致、脆弱、斑斓、玲珑、骄傲和喧闹,但却是被禁绝、禁忌和禁弃的色彩,这色彩不流于世俗,所以为世不容,如同达明一派的歌曲唱道:要寄生在“某梦幻年代”或“染在梦魂外”,只有胸怀开阔、目光宽大的拈花者才能明白知晓。所谓“张国荣的艺术形象”,是以他的演艺声色作为讨论的切入点,分析他在银幕上的声情形貌、银幕下大众对他的追思,甚至他引起的喧哗与骚动,媒体煞有介事的攻击,都是这本书的重点,也是张国荣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换句话说,我是将张国荣作为一个“演员作者”(actor-auteur)来研究的,那是以一个“明星文本”(startext)来拆读电影和舞台的内容与形式,因为张的特质不单是香港演艺史上罕见和独有的,同时他的存有(being)更成就了众多导演的风格。一个演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除了能建立强烈的典范外,甚至可以改变电影文本中原有的保守或狭隘思想,看张如何瓦解《霸王别姬》与《金枝玉叶》的恐同意识,如何演活非他莫属的阿飞和十二少,如何以死亡的抑郁搬演银幕上下的终极姿态,我们便知道一个“演员作者”怎样以“生命”建构“生命”:一个自我单一的生命活出无数角色人物的生命及其变奏。正如文化评论人林沛理所言,张国荣的演出“来自生活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一种感情的浓度,及一个活生生的‘我’在。”或如台湾乐评家符立中所言:“张国荣以一个男星身份化身为这么多部作品的缪思,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张国荣不同于周星驰,因为他没有草根味,也演不出下层人物的模样,他是属于中上阶层的,是逸出于俗流边缘的遗世者;他也不同于梁朝伟,演出不求刻意,却放任自然,每每太过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被误以为是角色的自我化身。 “明星研究”(stars studies)在香港一直都不是学院主流关注的重点,而民间出版相关的书刊,却又以图片、剧照为主,配以一些零碎的剪报、简略的生平,甚至道听途说的传闻,来述说一个明星的一生及其演艺生涯。间中一些做得比较认真的,不是几个影星合在一起作专题讨论,便是只集中一些旧人回忆的记录,少有单独一人作深入的理论建构或精细的论述。另一方面,粤剧名伶的个人专书较多,也较有系统和深度,如任剑辉、芳艳芬、靓次伯、陈宝珠等;但电影明星的讨论则十分零散,只有李小龙及周星驰享有较多的注目;流行歌手方面,除了许冠杰外,差不多绝无仅有。然而,大部分这些“明星研究”,不是着重访谈忆旧,便是只有局部的阐述或断章的取义,较少深入涉及“明星”与他们的社会文化、人文风景、演艺形式、媒体论述、观众反应等批评范畴,例如一个“明星”如何诞生、发展、起落?他 /她的艺术模式如何?超前或启后的价值在哪里?引起什么评议?社会大众又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问题千丝万缕,却不容忽视。 研究“张国荣”差不多从零开始,既由于在“明星研究”的学术系统里,本地差不多没有先例可循,也来源自他充满分歧争议的形象庞杂芜乱,犹幸他的市场价值高,坊间刊印和发行的书报、图片册、唱片专辑、音乐录像及电视、电影光盘等丰富而层出不穷,在他离逝仍然不太遥远的日子,在追忆的烟火仍未熄灭的时候,仍可清晰的建构他的艺术历程--《禁色的蝴蝶》侧重张国荣于九○年代复出后的艺术成果,原因是这个阶段的他,已经摆脱了“流行偶像歌手”的窠臼,凭着日渐成熟的造诣及独立自主的意识,成功开创了他个人和香港演艺历史的新页;这个时段的作品,无论是歌曲的形式与内容、舞台上的动静姿态,还是电影中的人物类型和演绎,都比八○年代时期来得丰富、多变、深刻和厚重,可以说,九○年代至千禧年的张国荣,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阴柔”世纪,逐渐变成一个“族群的符号”、一个年代的变向与象征,彻底改变了香港“形象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在整个华人演艺的圈层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走得比他勇敢、潇洒和开放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张国荣独家专有的仪范,因此,我以他的后期风格作为这本书的切入点--第一章“男身女相 ·雌雄同体”借用“性别操演”的观念,讨论张的“易服”如何带动酷儿的 camp样感性;第二章“怪你过分美丽”以“身体政治”的理论架构,分析张特殊的异质性相;第三章“照花前后镜”采取神话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张的“水仙子”形貌;第四章“生命的魔咒”却通过精神分析、抑郁症的学说,展现张演艺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意识。这四个章节洋洋洒洒的,都集中于张国荣淋漓尽致的美学形构,而最后两个章节则转向社会学与问卷调查的方法,阐释张国荣作为一个先锋的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如何被接收、评议,甚至攻击,当中又反映了怎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五章“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写出张生前死后在报刊上的“媒介论述”,看他如何彰显香港传媒文化的黑白偏见;第六章“这些年来的迷与思”谱出他“歌迷文化”的盛世图像,并从而归纳他终极的艺术成就。当然,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凭空产生自己的风格,而是年月层层的沉淀、经验点滴的积聚,才能攀上艺术险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踪张国荣后期的艺术版图时,也必须常常回顾他前期试练的痕迹,例如九○年代对镜独舞的阿飞,如何在八○年代的《烈火青春》里早已现身,或银幕上风情意态直逼如梦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样回响电视时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这些回溯,是为了联结历史,也为了印证今昔!另一方面,“书写张国荣”也不止这些角度,我的选择,既基于个人的偏爱,也源于对应哥哥对自我成就的肯定,舞台上的媚眼与探戈、水影里的凝神注视、嘴角的挑逗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红着眼丝的自毁,无论如何是风流雨散吹不去的!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两个后荣迷时期的歌迷组织“哥哥香港网站”及 Red Mission的仗义帮忙,他们慷慨赠予的写真集、图文书、剪报资料、网上留言,甚至海外发行的影碟“特别版”,让我霍然惊觉“歌迷组织”原来才是“明星研究”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库”,他们收集、储存、分档、评议的能耐持续数十年,而且往往夹着许多个人的年代记忆与时代风貌,成为论说的基本材料。此外,他们的热诚、投入、真挚与无私,也让我讶然感悟,原来人世间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超越现实的功用价值、生命的血缘关系,甚至死亡的界线。当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对偶像的倾注与崇敬容不下第三者,当中会有争持、固执、沉溺、迷乱,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庆幸有机会参与其中,以一个“戏迷学者”的身份共同建立与“张国荣”的关系,是的,是“戏迷学者”(fan scholar),这是卢伟力给我的戏称,既与任姐的“戏迷情人”遥相呼应,也生动具体地说出了我个人的耽溺,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论述里,总认为“戏迷”不适宜当“学者”,因为他 /她的情绪感性会破坏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学者”也不适宜担演“戏迷”,因为这样会妨碍论述对象的客观性 ;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决绝地区分吗?况且,我也从来不觉得学术研究或学院规范有什么值得高蹈的姿势,那些框架、那些空间也不过是尘世间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将我的“张国荣研究”当作诗歌看待,在理论的建构中渗入个人诗化的观照、抒情的感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笔触来对待吧?!或许会有人因而不喜欢,但这没有什么打紧,他们可以另有选择,套用张国荣的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如果写和被写的都被命为“异端”,那么他和她是不必强求的,因为世界虽然细小,但总有容纳和照耀彼此的国度! 最后还要感谢小思,自二○○五年四月开始写作这本书,她一直忧虑我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见面时的耳提面命,节日里的书柬留情,都让我在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蓝天白云的召唤,她说书写来“情根太深,一旦铸就,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这是命定,那也无奈”。也许小思是敏锐的,我在进行“危险的写作”,是在追寻张国荣的身影中铸炼自我,在层层剥褪的人格分裂里体验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论纠缠时,曾感应一些黑影在摇曳、一些声音在旋荡;在与哥哥对影互照的刹那,便仿佛明白艺术最孤独也最唯美的险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异色景观内,体悟人间色相终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环照,依旧敌不过岁月的寂灭!写作如同生死,人与书也无可避免的历劫几番,曾经因为情绪的狂暴而中途废弃,也因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医院的睡床上,文字与意念散成碎片--这样的卷动,会带来无法回头的沉坠,但人世总要这样的走一趟,否则便白过了,我不过是像哥哥那样,忠于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书稿已成,没有蜡炬成灰,却以一颗一颗墨黑的字体记印留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