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利斯——1781年时在约克镇率英国军队向美国人投降——富有教养、讨人喜欢。他身为骁勇善战的将军，却立誓不发动侵略。1797年威灵顿公爵的兄长韦尔斯利勋爵上任后，推行截然相反的政策。结果，在此后20年里，仍是一个贸易公司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入自己的统治版图，尽管公司本身服从英国政府的管辖。 1793年，英国下院的注意力集中于刚刚爆发的对法战争，没有多大波折便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东印度公司依旧掌握贸易垄断权，在其他方面则受到很大冲击。任何一个英国臣民，当然也包括印度人在内，都可以从印度与英国本土之外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港脚贸易”，贸易往来的船只大半是在东方制造，称作“港脚船”。港脚商人需持有东印度公司颁发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并无限制，大量发放。 1760年的广州商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广州设有商馆。 19世纪中叶，丹麦帆船在广州。 境外违禁贸易日益兴盛，其他国家的国民也参与了这种贸易，这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严重关注。据估计，这种贸易每年运送商品约为1万吨左右，在贸易总额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印度的开支日益增加，韦尔斯利勋爵推行的扩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连串战争，带来了惊人的开支，公司的政治预算(这项预算涉及行政事务，商业事务是单独计算的)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英国为反对拿破仑的艰苦斗争提供财政援助，已经掏空了财政部，英国本土市场对来自印度的产品需求暴跌。 23 1799年，英国本土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利润持续下降，1809年出现赤字，及至1824年，生丝进口完全中断。惟有对华贸易仍然保持赢利，这多亏英国人对茶叶永不满足的渴求。东印度公司掌握的对华贸易垄断经营权，不但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中国人坚持所有贸易必须在严格监督下限于广州一地进行，也维护了公司的垄断地位。 1815年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英国政府并未关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之类的事情。英国不仅已经走出了丧失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部分的混乱，还攫取了不少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前法国和荷兰领地。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快在国内恢复原有秩序，对任何可能导致变革的事物疑虑重重。托利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党内年轻人得势之后，整个党的立场逐渐趋向开明。罗伯特•皮尔、乔治•坎宁、威廉•赫斯基森等政治家在大多数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与在野的辉格党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认为这些观点本应由欧洲大陆国家政府提出来。就个人而言，辉格党领袖的贵族气比托利党对手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方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分歧异常尖锐，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辉格党领袖格雷勋爵是个拥有大片土地的伯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论从地位上还是天性上来说，都是一名贵族”。 巴麦尊是19世纪英国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对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政治和对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他的内阁只有4名成员没有同他一道进入上院(贵族院)，所有阁员都是富有的地主。他们的姓氏之前也都冠有形形色色的贵族头衔，惟一的例外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他当时是庶民身份(就连他也很快当上了贵族，成为格伦额尔勋爵)。 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面对的压力不同。辉格党人更愿意倾听爱尔兰人的不满，也总是得到大多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托利党人历来关注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被奉为国教的圣公会，坚定地维护他们认为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辉格党更多受到日益重要而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的影响，虽然党的首脑人物与托利党人关注相同的事物。辉格党通过的《改革法案》与其说扩大了选举权，不如说是将权力从乡村转移到新兴工业市镇。辉格党大臣也24许不会宴请兰开夏的工厂主，但他们明白这些工厂主的经济实力及其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托利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辉格党人愿意倾听工厂主、贸易商和商人的呼声，这一事实将对中国的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 倾听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尊重。C.H.菲利浦斯在关于东印度公司历史的著作中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统治阶级在赞扬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的同时，往往指责公司董事会，这大概是因为后者与商业和从印度回来的暴发户关系密切之故。”那些贵族政客，不论他们身为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心胸狭窄之人”、“可鄙的应声虫”。菲利浦斯：《东印度公司》(Philips, 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308页。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也都不鼓励殖民扩张。实际上，辉格党政府要员完全准备摆脱那些看起来已成为累赘的殖民领地，其中，加拿大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地方。殖民地居民也总是惹麻烦，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发动了一场反对解放奴隶、捍卫旧制度的战斗，他们成功地争取到200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几乎相当于英国政府一年的开支。澳大利亚日益流露出对流放殖民地地位的强烈不满，那里的自由定居者不断要求获得超出他们在宗主国时所能期待的政治权利。南非的布尔人历来桀骜不驯，时常造反。 印度是个特例，是英国人自豪与忧虑相交织的源泉。但是，不论印度还是殖民地事务，都只有特定人群才会关注。议会举行有关辩论，参加者寥寥无几。倘若发生激烈战事，尚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否则公众舆论不愿谈论令人厌恶的殖民地(例如，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几乎只字未提殖民地事务)。 英国对华态度除受到各种不同观点的影响外，有一个人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施加了最重大的影响。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固执己见、敢于冒险、极为保守的自由党人巴麦尊勋爵亨利•坦普尔，一直支配着英国外交政策。巴麦尊1807年以托利党人身份直接从剑桥当上了海军大臣，首次掌握实权是1830年出任格雷25勋爵辉格党政府外交大臣。即便巴麦尊不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他任职时间之长，也足以使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1830到1865年正是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巅峰时期，在这段时期，除了极少数年份外，巴麦尊始终在外交大臣、内政大臣、首相等英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幸的航程 17世纪，中国正处于明朝末年，英中两个帝国就有了第一次接触。当时，富有的伦敦商人威廉•科提恩爵士事实上占据了巴巴多斯，他劝说国王查理一世批准一项对华贸易计划，如有可能，再开辟通往“美洲腹地加利福尼亚”的东北航线。科提恩原本希望这项计划能得到葡萄牙人的赞助，后者是英国古老的同盟者，也是欧洲惟一与中国保持有限贸易往来的国家。在干劲十足的约克郡人约翰•威忒上校的率领下，科提恩远征队于1637年6月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居留地澳门。 英国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 由于道光封禁澳门、黄埔，鸦片贩子就转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上，在那里设置趸船。 鸦片拍卖收入虽然对印度政府颇有助益，对经营其他货物的英国出口商却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中国出售商品的机会大受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鸦片贸易的巨大诱惑，也因为东印度公司仍旧把持着对华贸易专营权。1820年7月10日，那些获准直接经营英国出口商品的商人首次公开施压，向下院提交了一份陈情书：“曼彻斯特、萨福德的城镇以及邻近地区的数位商人、工厂主和其他居民……要求与中国广州港开展贸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新加坡的主权得到维护，如果上述要求与我国的良好声望和荣誉并无抵触的话。” 此时，利物浦勋爵的托利党政府正为卡罗琳王后与乔治四世的离婚案，以及稍后的彼得卢大屠杀——抗议农民生活艰难的示威者遭到警察开枪射击——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曼彻斯特人的陈情书，陈情书“被下院搁置起来”。1824年，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不过这项决定是印度总督做出的，他认识到一个靠近中国的商站在贸易上的重要性，认可了斯坦福德•莱佛士5年前从柔佛苏丹手中买下这个岛屿的行动。 随着蒸汽机的普及，动力织布机迅速取代了手工织机，纺织业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的支柱产业。 1820年陈情书乃是一种错觉的最早版本，在19世纪其余80年里，英国人始终没有摆脱这种错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英国工业化的步伐加速，蒸汽动力得到广泛运用，工厂生产组织开始形成，从而日益迫切地呼唤开拓新市场。工业革命的先驱、兰开夏的棉纺业走在了这一进程的最前列。1820年，这个工业部门仍是手工工人的天下，但是动力织机正在迅速排挤个体手工工人。1813年，英国仅有2400台动力织布机，到19世纪20年代末，动力织机已达55,000台，1850年达到25万台，产量占英国棉布出口总量的一半。工厂化生产方式传播到其他行业，很快加剧了对新市场的贪婪需求。欧洲和美国开始追赶英国，并在日后赶超英国，英国出口商们为此更加焦急不安。中国幅员广大，是最大的一个尚未开放的潜45在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令英国商人激动不已，他们急不可耐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一是放宽广州贸易的限制，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二是希望中国开放其他通商口岸，英国把一座港口据为己有，鸦片合法化，批准各条河流自由航行，降低关税。只要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中国百姓就能高兴地买到斯塔福德郡的金属杯、伯明翰的茶盘和兰开夏的上衣，英国人修建的铁路将使中国人廉价地获得所有这些货物。英国官员鄙夷地不相信任何与贸易沾边的事情，不肯答应这些要求(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市场从未成熟到预期的程度，工厂主失望之余，越发迫切地要求获取更多的特许权)。这些看法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型，日后不断引发往往得到香港当局支持的商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执。 19世纪20年代末，广州的外国侨民开始融合，已经略具日后早期香港社会的雏形。东印度公司的人蜕变为殖民地管理者，私商继续充当推动殖民地自立的动力，传教士则协助与中国人保持接触。早在1830年，未来的殖民地总督约翰•德庇时就已经开始了大班的生涯；马礼逊父子也树立起译员的声望，他们将在英国与中国谈判者之间建立某种交流；两家将执香港商界之牛耳的英国商号也在广州脱颖而出，它们是莫克尼阿克公司(除了名称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是怡和洋行)及其无情的竞争对手托马斯•颠地公司。1807年，大卫逊接管了乔治•巴林的鸦片贸易，1824年卖给了托马斯•颠地。他被视为与“更为咄咄逼人的下一代”形成对比的早先一代“英国私商”的代言人(格林堡，前引书，第71页)。颠地家族最初是威斯特摩兰的普通“自耕农”，即“约曼”。兰斯洛特(生于1799年)和威尔金森(生于1801年)是特雷恩兰德(克罗斯比-雷文斯沃思)的威廉•颠地之子，托马斯•颠地的兄弟。颠地兄弟的侄子约翰继承了他们在香港的商号，约翰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与兰斯洛特更为精细的做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威尔金森的名气不如他的兄长。颠地兄弟下属的一位船长写道：“WD(威尔金森•颠地)力图取得兰斯洛特•颠地的权力，但纯属徒劳。乌鸦即使披上孔雀的羽毛，也不见容于鸟群。”(T. C. Leslie, 引自琼斯：《在华高级军官，1840—1853年》(Jones, Chief Officer in China， 1840—1853)，第88页)这两家公司雇佣了52个英国侨民团体的18个，东印度公司雇佣了另外20个，这无疑表明了两家商号的相对重要性。 郭士立 西方侨民当中最有趣的要算身材矮小肥胖的郭士立牧师。郭士立的身份介于传教士和商人之间，他曾在普鲁士的普里茨给一个紧身胸衣制造商当学徒。郭士立能流利地说数种语言，虽然不够?准，因而鸦片商人大多找他做翻译，“我将为郭士立的3天时间付出1000元”，独自经营的商人詹姆斯•英尼斯写道。郭士立结过3次婚，是早期香港最富活46力的居民之一。他死于1851年，之前一直在殖民地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郭士立之外，还有大约20名左右美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新英格兰人，其中包括两名传教士裨治文牧师和詹姆斯•布雷福德博士，以及一个名叫威廉•亨特的商人，亨特撰写的回忆录《广州番鬼录》生动描述了澳门和广州商馆的日常生活。人数不多的侨民维持着两份刊物，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和主要由东印度公司职员编辑的《广州杂志》。此外还有两家报纸，《广东记录报》的业主是马地臣，《广州周报》则流露出明显的亲颠地倾向。关于广州和香港的报刊，请见金：《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F. H. King, ed.,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中国丛报》的印数反映了广州外国人的广泛兴趣，在当地的销量有1200份，美国有154份，印度和英国的销量大体相等。 裨治文 除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学生之外，所有的欧洲人，实际上也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因为当时还没有哪位中国人会说英语——只能用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这种混合语言使用英语、汉语、葡萄牙语的词汇和印度英语的单词，句法则是广东话的句法。例如，它使用的量词或类别词中，汉语的“个”、“份”变成“块”，如“三块报纸”(意思是三份报纸)。一些洋泾浜用语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账员)最初指试金者和银钱兑换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许，godown(仓库)是货栈之意，这些都是16世纪的印度英语；joss(神像或好运)、amah(阿妈)则是来自葡萄牙语；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国狗)则源于汉语。混合语言易学，而且足以满足商业交易之需，但只能进行最基本的交流，从而在讲汉语者和讲英语者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用洋泾浜语言来翻译一篇名作会闹出笑话： One young man walkee; no can stop. Maskee de snow; maskee de ice! He Carry with chop so nice－ Topside galow!当然，这是选自朗费罗的诗篇《精益求精》：A youth who bore through snow and ice/ A banner with a strange device: ‘Excelsior’. 一个年轻人穿行于冰雪之中/成为一面奇特的旗帜：“精益求精”。 查顿 德庇时获悉有关情况之后非常难堪，他向伦敦报告说，这份请愿书“十分拙劣，难以卒读”，只代表“广州的部分英国商人(因为一些最体面的商号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名)”——他指的是颠地洋行，“据说请愿书是由一位来自印度的不速之客起草的，此人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请见张馨保前引书，第81—84页，“极端”派有怡和洋行、英尼斯，“温和派”有颠地、怀特曼和布莱特曼。实际上，律劳卑使团的失败已经动摇了德庇时的根基，他表现出名副其实的“约翰公司”约翰公司是东印度公司的俗称。——译注式的傲慢，对绝大多数广州商人嗤之以鼻，无法再与广州商人友好相处。他辞去商务监督之职，于1835年1月返回英国，大概再也不想见到珠江了。9年后，他重返中国，他的身份不单是商务监督，还是香港总督、驻华公使和从男爵。 前第三商务监督乔治•罗宾臣爵士接任德庇时之职。德庇时辞职后，秘书阿斯迭也随即辞职，义律和参逊分别担任第二与第三商务监督。罗宾臣热切地采纳了以往的消极立场，惟恐激起任何细小变故。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把自己的总部搬到停泊在伶仃洋的小75艇“路易莎”号上，安全地远离了所有人。安全倒是有了保障，可生活极不舒适，他的下属全都挤在这艘80吨的船上，它充其量只是一艘武装小艇。为了平息下属的不满，罗宾臣允许他们上岸居住，自己在船上又住了两年，期间始终保持低姿态，同时不断地向巴麦尊发出一连串自贬身份的函件：“我希望我无须再多说什么，我保证将以最大的尊重和敬意，绝对服从和执行我有幸在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收到的指令。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服从我收到的命令和指示……乃是我一切决定的基础。” 美国商人贝内特•福布斯 义律自始至终就不信任罗宾臣。义律十分高兴能得到升迁，1835年1月19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表示，只要在这个位子上干满半年，就能偿清所欠债务。然而，“总的来说，我宁愿他(德庇时)依然留任，因为他让一个极其愚蠢的家伙来接替他”。义律函件。罗宾臣任职期间的无为而治进一步加深了义律的疑虑，他无法忍受罗宾臣的软弱态度，在他看来，私商干的那些事情属于明目张胆的违法行径。义律尤其看不起那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詹姆斯•英尼斯(经常接触英尼斯的美国商人贝内特•福布斯说过，英尼斯是个疯子，应该被抓起来绞死)。英尼斯宣布他打算个人对中国宣战，除非海关官员发还没收的一些货物。罗宾臣畏缩不前，束手无策，既没有对英尼斯，也没有对中国人采取任何有力行动。这在义律上校看来太过软弱了。身为第二商务监督，他有权越过罗宾臣直接向白厅汇报。义律设法说服参逊，两人联名向巴麦尊提交了一份抗议信，指责“G.B.罗宾臣爵士的处事方式，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迫使英尼斯先生放弃他那充满敌意的计划”。巴麦尊也认为此事太过出格，回函说英尼斯的举动与海盗无异，如果他一意孤行，皇家海军会对付他，如果英尼斯的要求是合理的，商务监督应当把他与中国当局的官司继续打下去。罗宾臣的仕途就此终结，他被匆匆解职，义律取而代之。 76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香港没有自己的斯坦福德•莱佛士，没有以地名、纪念碑甚至旅馆名来纪念的毫无争议的创建人。查理•义律本应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却被人们遗忘了。在以船务总管之职来到广州两年后的1836年12月，义律开始负责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外交事务(薪俸比前任低得多)，协助他的只有年轻的亚历山大•参逊。这并非一个值得羡慕的职位，因为不论是监督英国商人，还是与中国当局打交道，义律的职权范围都很不明确，巴麦尊也未能给予明确的指令。 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英帝国在远东殖民地的主要奠基人，新加坡的创建者。 这位外交大臣确实猛烈斥责英尼斯的“海盗”行径，同时也警告义律不要擅权行动。巴麦尊在1836年11月8日的信函《关于中国的通讯》。中写道：“商务监督不具有开除或处罚任何人的实际权力”——尽管正是为此才颁布枢密院令设立一所法庭。商务监督必须“在实际享有的职权范围之内，十分谨慎地对在华英国商人行使权力”(1836年7月22日函《关于中国的通讯》。)，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消除冒犯中国当局的因素”。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因为英国商人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冒犯的主要原因”。义律试图说明当时的情况，广州“到处是……当地人绝不会听之任之的一群人”，他接着指出：“有迹象表明，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厌恶我们的同胞。年轻人尤其以最无理的侮慢和无礼对待中国人，这已成为一种风气。” 马地臣 1836年，马地臣跟随查顿回到英国，他此行不单是为了委托制作律劳卑勋爵的墓碑，还想促成英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为此，他出版了一本书《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及前景》。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中国人的谩骂，就连上帝也未能逃脱马地臣的责难：“上帝乐于指派中国人，一个以不可思议的愚蠢、贪婪、自负和顽固为特征的民族，拥有辽阔的富庶77土地和将近占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人使无辜外国人遭受的“伤害和侮辱，不但可用备受折磨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恐怖”。“自然法则受到践踏”(因为盼师夫人未获准前往广州)，在华英国商人的境遇“甚至比我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还悲惨”。东印度公司可耻地懦弱不振，奉行的政策是“中国人是个伟大、强大、独特的民族，奉行完全随意地延续或断绝与我们的交往，因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任何条约的约束。在没有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不允许我们把我们的所谓要求强加给中国人”。东印度公司的这项声明相当准确地反映出威灵顿公爵、巴麦尊勋爵以及几乎每一位政客和行政官员的看法，但这无关紧要，“那些‘世间的巨擘’——商人”将扭转整个局面，“克服这种冷漠而矛盾的情绪。他们具备高尚、坚韧的进取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危险，藐视各种困难”。 马地臣用平铺直叙的沉闷文字道出了未来的方向：“我们务必决意维护我们受到侮慢的民族荣誉，保护我们受到伤害的商业利益……谦逊的我们……丢脸地匍匐于地球上最忘恩负义、最懦弱的民族脚下。”倘若中国人没有马上应允英国的要求，可取的补救办法是获取他们的一块领土。这个地方不是澳门，尽管夺取澳门很容易，但澳门的港口条件很差，地理位置也不理想。“如果要占领一座岛屿的话，它应当位于中国中部，例如舟山。”香港仍然没有进入英国人的视野。颠地洋行为首的其他一些人没有那么好战。义律写道：“此地有‘两家商行’，他们彼此势同水火，两家的宿怨影响了他们对世间事务的看法……我惟愿能有更有势力的温和派……但这种热心绅士的人数为零。”见95页注释①。 尽管马地臣牢骚满腹，广州的自由贸易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东印度公司撤出之后，皮棉进口翻了一番，丝绸出口也增加了一倍。如东印度公司预言的那样，茶叶出口有所增加，质量却下降了。市场已经饱和，难以驾驭，英国产品很难找到销路。那些乐观的新来者纷纷涌入广州，希望在对人人都开放的贸易扩张中分一杯羹。只有鸦片这种大宗商品78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势头，这种毒品的进口量从19世纪初年有限的年均4000—5000箱增长到最近20年的12,000箱左右，1834年又猛增到20,000箱。此后，鸦片进口与日俱增，1835年超过30,000箱，1838年达到40,000箱。 巴麦尊对义律的狂怒平息之后，着手寻找一个替任者。这个人要不那么容易因脆弱的良心而苦恼，不那么过分关心中国人的情感，还要值得信赖、能够精神抖擞地履行职责。巴麦尊认为，此时正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驻信德的政治代表亨利•璞鼎查爵士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璞鼎查来自乌尔斯特，精力充沛，英俊潇洒，为人多情，说话带有很浓的爱尔兰土腔，处事特立独行，不能容忍异己之见。他能够片刻之间就与人交上朋友，也会很快翻脸成仇。璞鼎查对满族谈判者耆英颇有好感，厌恶英国商业侨民，而这些好恶全都挂在脸上。 璞鼎查到中国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华战争。 在华英军指挥官经历过义律出于人道主义的迟疑不决，欣赏璞鼎查的好斗性格，但时常抱怨璞鼎查特别热衷于“权力和礼仪”。郭富和在辛好士死后负责指挥海军的海军少将巴加都认为璞鼎查不难共事。不过，虽然他们措辞圆滑，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埋怨之意。巴加写道：“亨利•璞鼎查爵士是个干练的外交家，富于决断，性格坚毅，很适合承担他在这里的使命，大概是长时间在印度工作的缘故，他养成了我们在欧洲时看不惯的那种颐指气使的作派。”巴加档案，现藏于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Parker Papers,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自1804年起，璞鼎查就在东印度公司军队里服役。1825年，他弃武从政，先后在信德出任总督代表和代理人。信德是下印度河谷的一个地区，当时并不属于英属印度的版图。作为英国政府的政治代表，璞鼎查有力地维护了英国的利益，曾经很成功地威逼当地统治者允许英国军队假道入侵阿富汗。1840年，璞鼎查从印度退休，凭借这些功绩得到了爵士头衔的奖赏。 梅尔本 1841年5月3日，梅尔本勋爵将召回义律、任命璞鼎查之事告诉了女王。梅尔本表示，璞鼎查“最近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战功卓著”。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一卷，第265页。璞鼎查爵士从未踏入阿富汗半步，倒是他115的侄子埃尔弗雷德•波廷杰最近在那里出了名。尽管如此，出任总督的肯定是亨利而非埃尔弗雷德，因为在奥克兰勋爵建议下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巴麦尊而非那位首相，大概只有梅尔本把两个人搞混了。就迅速结束战争这个目的而言，巴麦尊算是选对了人。早在1834年，璞鼎查从信德发出一封措辞激烈的函件曾让威廉•本廷克勋爵目瞪口呆。当时，璞鼎查胁迫信德王公归顺，力劝印度政府“将火与剑带到整个阿富汗”，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本廷克觉得必须敲打敲打璞鼎查，便警告璞鼎查：“强大而开明的强国，倘若不得不与弱小而愚昧的国家打交道，正确的做法历来是容忍(对方的)过失，但作为最后的手段，你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你的实力。”本廷克，前引书，第1209—1210页。 璞鼎查在中国问题上并不打算接受上述建议。他很可能认为凭借一支远征军，即使目前人数已增至8000人，根本不可能征服一个大约有3亿人口的国家。然而， 1841年9月，英舰侵袭舟山群岛，定海再度失守。 巴麦尊希望看到的正是从一开始就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英国的实力。在这一点上，璞鼎查没有让他失望。 这一次再没有犹豫不决，也不再有善意的减少伤亡。艾米莉•艾登评论说：“查理(义律)和戈登(伯麦)爵士离去后，H.璞鼎查爵士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从他们的文告来看，中国人似乎完全给吓住了。将军和全体海军官兵狂喜不已，因为再没有人会阻止他们投入战斗。如果H.璞鼎查爵士以常见方式直接开战，从而在6个月之内彻底结束战争，我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艾米莉•艾登，前引书，致白金汉夫人，1841年10月8日。战争持续了10个月而不是半年，不过，艾登小姐的其他预言都应验了。就在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首次造访香港——他前去中国北方处理相关事宜，途中曾在香港停留数个小时——之前，伦敦又产生了新一届政府。在6月举行的大选中，托利党人赢得压倒性胜利，终结了辉格党人长达12年的长期执政。在这12年当中，托利党人的执政记录仅有1835年的威灵顿—皮尔政府。 1842年7月，英军攻打镇江城。 梅尔本内阁早已显露出彻底衰败的征兆，按照格雷维尔的话说，这届内阁“如此意志消沉、迟疑不决、软弱无能和胆怯懦弱”。英国财政状况不断恶化，1841—1842年度，政府预算比上年增加116了150万英镑。政府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几度受挫，最终在一次信任表决中败北，被迫辞职。对于梅尔本勋爵来说，最后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不啻为一种解脱，他对领导自己的政党几乎已不抱任何指望。罗伯特•皮尔爵士受命接管政府，这次与女王打交道不会再有什么困难，阿尔伯特亲王已经成为女王的新主心骨。 在19世纪的英国政坛，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算不上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所以直到今天仍未被遗忘，主要是因为他在10年后出任首相期间在克里木战争中处置失当。格拉斯敦紧紧追随阿伯丁，其他人对阿伯丁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据说，阿伯丁在议会辩论时有“一副嘲讽的腔调”，巴麦尊把这种腔调归之为“他的过时而弱智的原则”。从来不厚道的狄斯雷利评论说：“他的性格固然是孤僻的，如今转变成放纵的乖戾……带有语无伦次的女巫所特有的那种执拗的怨毒。”莫尼彭尼、巴克尔：《狄斯雷利传》(Moneypenny and Buckle, The Life of Disraeli)。如果说狄斯雷利的描述不无准确，那么1841年时阿伯丁还不是这样，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阿伯丁缺乏前任巴麦尊所具备的许多素质。阿伯丁几乎就是巴麦尊的对立面，巴麦尊沉默寡言，计划周密，愿意在最后关头做出妥协；阿伯丁则忙于处理频繁发生的英法纠纷，在对华事务上采取了明智的无为政策，把问题交由印度当局处置。新任陆军和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勋爵具备阿伯丁所缺乏的从容自如，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爱尔兰，很少关注对华事务。 1842年5月，英军进攻浙江乍浦，遭到清军的坚决抵抗。 璞鼎查要到数月之后才能得知国内政府更迭的消息，他继续积极推进，毫不含糊地执行巴麦尊勋爵的指令。1842年4月，璞鼎查在南京采取最后行动之前曾数次致函外交部，这些报告表明这位新任驻华全权大臣毫无保留地遵守了巴麦尊勋爵的指令。璞鼎查用一种成熟的帝国口吻写道：“我忽然感到，中国人必定要么屈服、要么被挫败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在后一种情况下，事情取决于英国女王要把哪些中国港口，或中国海岸的哪些部分纳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之中。”外交部档案(FO 17/56)，1842年4月13日。 巴加 从军事角度来看，1841—1842年的远征行动无可挑剔，堪称教科书式的范例：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在海上力量的支援下征服了一个帝国。这一次，远征军即将取得决定性战果时，再没有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全权大臣下令停止行动了。事实上，在宁波城遭遇顽强抵117 抗时，军方不得不阻止暴躁的璞鼎查爵士下令洗劫该城。“你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睿智的郭富建议说，“莫过于用我们的克制和公正向那里的人民证明，我们的天性被糟糕地误解了”。巴加支持璞鼎查，1842年2月5日，他以个人身份致函阿伯丁勋爵：“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提及我的同事们之间的意见分歧……H.G.(郭富)反对H.P.(璞鼎查)和我的意见，我们主张把查封的私货作为赎金和关税……我猜想，那位将军不愿强行从个人那里获取收益。”巴加档案。 璞鼎查不想让这些商人干扰井然有序的政府。1843年6月26日，英国政府颁布《香港宪章》，香港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份文件内容贫乏，伦敦方面制订时颇为匆忙，没有与新总督进行任何磋商。按照宪章的规定，总督拥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他将组建一个立法局，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实权，总督甚至可以随时解除立法局成员的职务。行政局掌握实权，实际上它也仅有很少的几项权力，其成员均为英国王室官员。只有当总督提出要求时，行政局才开会讨论由总督提交的事项。如果行政局成员认为总督举止失当，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是他们有权直接与国务大臣联系，在缺乏有效通讯手段的时代，这项权利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从开埠伊始，香港就注定是个例外，殖民地部的詹姆斯•斯蒂芬不无遗憾地承认：“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香港的)法律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服从出乎其制订者意料的迫切需要。” 璞鼎查想方设法推脱总督的分内工作。他着手与中华帝国结算赔偿，但不是以香港殖民地总督的身份行事，他认为这个殖民地仅有几百名欧洲人，其中绝大多数人他都148看不上眼。他尽可能不去香港，在1843年年底以前一直待在澳门的商务监督署。璞鼎查最终在香港安置下来，宣布将在约定的时间会晤求见的绅士，这个努力似乎并未带来多大的益处，直到继任者约翰•德庇时爵士上任后才着手将宪章付诸实施。璞鼎查把政府简化，只任命同样的3个人——这是最低法定人数——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这3个人当然都属于有薪的官员，他们是参逊、威廉•坚和马儒翰。 1843年8月，马儒翰去世，他的死给璞鼎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马儒翰处事不惊，是香港行政部门惟一能讲汉语的高级官员。璞鼎查素来极为倚重马儒翰，他不在香港时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儒翰，他认为马儒翰之死“不亚于是国家的悲剧”。马儒翰去世，参逊又因病休假，璞鼎查得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常常未经事先讨论便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璞鼎查的许多举措遭到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商业侨民认定璞鼎查是有意作对，却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璞鼎查对他们态度专横，这进一步加深了商人们的这种印象。璞鼎查在信函中流露出来的语气，或许会被乡村杂货商所接受，在地位很高的商人看来却无异于难以容忍的侮辱。这些人认为财富足以使自己受到尊重，即使是全权公使也不例外。1842年12月璞鼎查写给广州英国商人的信函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英国商人请求在广州保留部分军队，最好还有“伯劳西伯”号蒸汽船，这位总督诘问他们： 此函的收件人，你们不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可曾在任何场合、任何方面尽力协助执行我的安排，这些安排本是政府恭顺而真诚的举措，而政府已经为你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保护。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也正是你们一直乐于要求和期待的……我甚至可以质问，如果没有明确的危险，你们是否就不会恣意阻挠和非难你们如此热切地盼望加以完善的安排和措施？《广东记事报》，1842年12月18日。 149复杂的土地转让问题乃是导致双方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英国政府并没有认可义律最初采取的土地处置办法。阿伯丁勋爵自始至终排斥香港，即使批准《南京条约》后，他仍然在土地拍卖和使用期限问题上犹豫不决。1843年1月4日，阿伯丁向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份指令缺乏明确的指导方针，充斥着吞吞吐吐的暗示： 土地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外国人和英国臣民被该岛实施的公平的贸易规定所吸引，前来该岛定居，并使之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那么，女王陛下的政府认为完全有理由确保王室获得预期得自土地增值的全部利益。因此，女王陛下的政府正式提醒你，不得将任何土地作永久的让渡，最好是由当事人以向王室租借的方式保有土地，租约的期限可以足够长，以使土地持有者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建造房屋。 在指令的末尾，阿伯丁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璞鼎查： 以拍卖的方式把土地分块出租可能也是有利的。这种方法的得失利 弊，你当然能够在现场做出最明智的判断。 从义律拍卖土地，到收到阿伯丁勋爵的谨慎提醒的两年时间里，香港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棕棚草屋日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致的石制建筑和运自新加坡的预制安装的木屋。从湾仔到市场的整个滨海地区，随处可见海军和陆军营房以及坚实的二层或三层石砌货栈。货栈的楼上是办公和生活区，这种格局大概是模仿广州商馆。在东角，怡和洋行开发自己的独立王国。官方在山顶的缓坡上修建建筑，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官方建筑是一座宽敞的监狱，用来关押威150廉•坚的犯人，如今他已提升为少校。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建筑，如剧院、教堂和清真寺，仍是临时性建筑。中央市场对面的集市十分兴旺，越来越成为城镇向西发展的障碍，突显出早期规划的缺陷。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在更西面的太平山华人区为土地租赁人提供新房屋，这引发了大量的纠纷。 1846年香港英国高官的住宅 香港贸易的发展动力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义律最初拍卖的土地将转为终身持有的不动产。璞鼎查遵照阿伯丁勋爵犹豫不决的指令，把土地租期定为75年，从而引起了土地承租者的极大愤怒。大概要等上数年时间，才能弄清楚政府当局是否批准续约，由此而来的混乱和不确定足以让任何人打消投资新项目的念头。鸦片商人虽然财源滚滚，依然因为有权获得的赔偿迟迟不到位而愤愤不平。在前广州特派委员会成员胡夏米的促成下，1842年3月17日下院就此问题进行了辩论。威廉•查顿在辩论期间少有地做了一次演讲，要求迅速支付赔偿：“再清楚不过的是，在考虑此次远征的花费之前，应当首先赔偿商人的损失。” 璞鼎查认为香港令人生厌。他住的地方是一座新建的小别墅，虽然它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总督府，与他回到印度后所能享有的宫殿相比，简陋得可笑。他完成了与中国人达成和解的使命，又不乐意承担千头万绪的组织工作，这个任务再次落到了勤勉的参逊和厉行纪律的威廉•坚身上。立法局和行政局的瘫痪大大有利于参逊和威廉•坚，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经任何讨论，直接以一般的公告形式发布政府条例。这些条例的起草没有任何专业人员的参与和协助，颇多疏漏，不断招致殖民地部的非议。这些条例程序太过专断，同样不受香港社会的欢迎。英国商人要求积极参与该岛的政治活动，在此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要求参政议政。当然，他们并不打算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有任何发言权。 谈妥《虎门条约》的条款后，璞鼎查爵士立即向阿伯丁勋爵递交了辞呈。继任者要在将近一年之后方能抵达香港。 理雅各是早期的汉学家之一，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图为戴假辫子的理雅各。 在这段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