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23年7月14日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的建立，引发了香港社会对电影投资的兴趣，电影企业纷纷成立，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前，出现了17家电影公司。［30］香港新兴电影工业呈现一派生机。 主要影业公司的情况 大汉影业公司，是紧随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华资电影公司。它由留学美国学习摄影的彭年和陈植庭等人创办，于1924年上半年成立。1924年9月2日《华字日报》，刊登了“大汉影业公司告白”：“欲留□动真像，生活家庭乐影片，请来商量。欲排演华戏，可代为制造，若有劝善惩恶剧本，极为欢迎。欲影□动广告，必妥为排□。”公司地址是在香港下环（笔者按：即湾仔）利东街四十五号。 公司“告白”表明，它是一家代制作公司，即代人拍摄影片的公司，既拍家庭生活影片，也拍影戏，还拍广告，但自己并不打算投资拍摄影片，只完成过一部纪录片。这种代制公司在后来的香港影业中一直存在，甚至到抗日战争期间，黎民伟在香港经营的启明公司，也是一家代制作公司。直到如今，还有大公司为独立制片公司代制影片。大汉影业公司为两仪制造影戏公司代制了故事短片《金钱孽》，为光亚电影公司代制了《做贼不成》和《从军梦》两部故事短片。正是大汉影业公司的代制业务，支持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一些无力购置拍摄设备，又愿意投资拍片的小公司拍片，促进了香港初生影业的发展，以致有舆论说：“大汉公司的开业，本通力合作的精神，替本港的影业，放一线的曙光，打开功劳部（簿），大汉应讨头功。”［31］ 继大汉影业公司之后，1924年相继成立了两仪制造影戏公司、光亚电影公司、四匙画片公司、中华影戏公司等。 两仪制造影戏公司是由早期影评人卢觉非、庞勋祺和蒋爱民共同创办的。其中，蒋爱民由此从影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们委托大汉影业公司代制了故事短片《金钱孽》，片长两本，由卢觉非导演，庞勋祺主演。顾名思义，《金钱孽》似乎是抨击错误的金钱观造成的不幸。但在1924年1月1日《华字日报》上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说：“‘金钱孽’三字，我意料他一定是一出社会剧，或是改良风化的一个南针，哪里知道看后的结果，却是一场胡闹，我对于这部影片，简直找不出半点地方，可以得到一个好批评，但是我也不愿说他太坏，只望他们迅起而勉力进步。”这篇评论既道出观众的期望，但也可能是创作者采取谐片样式表达艺术主题，而为观众所误解。 《金钱孽》虽是故事短片，但在香港电影史上意义重大。它是第一部由香港人投资、香港人拍摄、在香港上映的香港影片，1924年10月18日在湾仔香港大戏院公映，早于在1925年2月23日公映的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近四个月。 拍摄于1909年的《偷烧鸭》及拍摄于1914年的《庄子试妻》，均为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开办的电影公司所拍，版权属美国人；因而，若认为此二片虽均由香港人导演并演出，且拍于香港，却因版权问题不能作为香港影片的话，那么，这一部《金钱孽》便是开香港电影纪元的影片了。换言之，1924年10月18日可说是香港电影的开端。 光亚电影公司是继两仪制造影戏公司之后，由戏院经营者陈君超与卢觉非、彭年等十多人合作组建。一位署名剑英的人在《新比照影戏录》上撰文《光亚电影公司缘起》，其中表明他们组建意图是：“注重讽刺时弊，以醒众心，而挽颓俗……力求有所贡献于社会，以为吾国影片前途之光。” 光亚电影公司先后出品了五部故事短片：《做贼不成》、《两医生》、《香港大酒店火灾》、《乱世鸳鸯》与《从军梦》，是当时出片最多的电影公司。其中《从军梦》（1926年2月5日首映）引起广泛注意，该片由卢觉非编剧，陈君超导演，彭年摄影，卢觉非和钟侠卿主演。据说，这部影片共拍摄了8000余尺，公映时剪到3000尺，可见其认真程度。《华字日报》曾有一篇评论写道：“描写军阀的祸害，以阐辟人群和平之本性，至温情则细腻缠绵，节调则紧密无懈，着笔轻淡，雅俗共赏，他如表演之传神，光线之充足犹其余事也。”还有舆论认为《从军梦》是“提倡慈孝之美德，主张尽能所需，教兵为农，诚切时弊之剧也”。 由黄仲文主事的四匙画片公司，在1924年成立，曾出品影片《忏红》，在1925年首映。后又拍摄过影片《谁是真爱》，但由于内部原因，没有拍摄完成。他们曾租赁一层顶楼，准备建立香港首间电影摄影场，也因内部原因而胎死腹中。 1925年创建的满天虹影画公司，其创建人是陈皮和他的朋友们，拍摄了故事片《艳福难消》，后因省港罢工风潮未能推出。 从上述几家公司出产的影片，不难看出，当年香港电影界同人，不但具有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且怀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赋予自己教化社会之职责。 除了上述几家公司有作品问世外，其他一些公司往往是有名无实。 香港早期电影工业一开始，就表现出其开放性、多样性和投机性等特点。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参与创办电影企业，各个企业间的经营目的、方针、方法、模式、规模，以及生产的影片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同时，许多人挤入电影工业，是将电影看做可以投机赚钱的行业而已。不少小公司徒有其名，有办公地址，股金却不到位，17家电影企业中生产影片的只有6家，一片皆无的却有11家之多！ 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这些特征，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继续表现出来，有的甚至呈现出恶性发展。 省港大罢工对香港早期电影工业的沉重打击 香港早期电影工业遭遇意外挫折，源于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则缘于上海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香港，香港海员工会召开紧急会议，抗议英国在内地的暴行。港英当局出动数百警察，包围和封闭海员工会。海员工会遂在6月18日宣布大罢工。19日，香港工团联合会发表《罢工宣言》，表示全港工人拥护上海工人对“五卅惨案”所提17项要求，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争取华人的政治权利、法律平等和劳动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六项要求。当提出这些要求的书面文件交给港英当局辅政司负责人后，大罢工便爆发了。 随着香港罢工深入发展，6月23日广州又发生“沙基惨案”。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演员卢敦先生亲历此事，在其《疯子生涯半世纪》中有着详尽的记述。李以庄的父亲李燮华当年是岭南大学学生，亦在游行行列，当射杀开始，他以携带的相机，拍摄了牺牲者的照片。（见本章首插图） “沙基惨案”的消息传到香港，民情更为激愤，原来持观望态度的工人，也加入到罢工工人行列，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香港60万人口中，有25万工人罢工！省港大罢工全面爆发。6月2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香港召开省、港各工会代表大会，7月3日成立了统一的罢工领导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了从经济上打击港英当局，罢工委员会宣布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组织了2000人的纠察队，武装封锁香港交通和稽查走私。 在大规模的有组织罢工和严厉有效的经济封锁双重打击下，香港对外交通断绝、市内交通停顿、垃圾成山、物价暴涨，香港社会和经济活动陷入一片混乱，成为“死港”、“臭港”。 大罢工期间，港督司徒拔（Sir R. E. Stubbs）将1922年对付海员罢工的戒严令扩大，命令警署通知各娱乐场所，如戏院、电影院、歌坛等，均辍演停唱，以免“聚众滋事”。停止了所有娱乐活动，电影放映也被迫停映，这对香港电影业打击甚大。在这一巨大的社会风暴冲击下，刚刚兴起的香港电影工业难以为继，纷纷各自作出抉择，倒闭的倒闭，北迁广州的北迁广州。“大汉”和“两仪”结束了，不少影人到广州寻求发展。 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在“大罢工”之前的5月4日就宣告解散结束，黎民伟则在大罢工后的1925年10月底去了上海。 广州在当年是华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来是香港的腹地。此时香港罢工工人和部分市民也都撤退到广州。香港本地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导致香港影人易地拍片，因此，广州除了原有的电影公司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电影公司，形成广州电影业的一度繁荣。详细情况将在下文谈及。 港英当局先后和国民政府及罢工委员会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由于中国内地形势的变化，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北伐，“罢工委员会”在1926年10月10日主动宣布结束罢工。至此，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但香港电影工业经此一役，已荡然无存，并没有因罢工结束而及时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