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一棵枫树》是一九七三年写的，那时牛汉在湖北咸宁干校从事繁重的劳役，经常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弓着腰身拉七八百斤重的板车，浑身的骨头严重受损，睡觉翻身都困难。 牛汉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这个流派因胡风在抗战中的创办的《七月》杂志而得名，是一个年轻的青年创作群体。一九五五年胡风案发生后，这个群体的成员遭受了集体性的严酷打击，牛汉自然不例外。在文革中的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四年末，牛汉下放到咸宁。咸宁的一座小山丘就成为《悼念一棵枫树》这首诗的“故乡”。“有一些诗，它们的出生和经历的坎坷的命运，我都一清二楚。作为作者的我与它们几乎是同体的生命。” 这首诗是怎么孕育和出生的呢？ 那几年，劳动的间隙，牛汉常到村边的一座小山丘上，那里“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牛汉的背脊到老年仍然没有弯曲，他觉得是这棵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枫树伟岸的姿态，它宽阔的掌形叶片映着阳光所燃起的赤忱的火焰，让牛汉感念不已。他几次写信给学木刻的儿子，让他来看望这棵枫树，把它的形象画下来。 “一天清晨，我听见一阵‘嗞拉嗞拉’的声音，一声轰然倒下来的震响，使附近山野抖动了起来，随即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枫香味。我直觉地觉得我那棵相依为命的枫树被伐倒了……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失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那几天我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过了好几天，我写下了这首诗……我不能让它的伟大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我要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 这首诗到一九八一年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探讨这首诗的象征性、现实意义。可是牛汉说：“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心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 那么，这首诗，一棵被伐倒的枫树，为什么能够引起很多人内心的共鸣呢？“当然，血管里流出来的是热的红的血，当时身处绝境的我的心血里必然浸透着那段历史的痛楚和悲愤，我感同身受。”作者的感同身受，用语言表达出来，唤起了读者的感同身受。相比直接、朴素的描述，有意识地运用象征、影射等技巧，反倒可能不足以表达巨大的历史创痛和命运悲剧。 更值得去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牛汉能够直接、朴素地去描述一棵树？为什么他能听到枫树倒下的声响，闻到枫树内部散发的芬芳，看到一圈圈年轮涌出的一圈圈泪珠？为什么他感受得到枫树的倒地，仿佛村边的山丘低下了头颅？难道他个人的困境和命运还不足以占满他的感官和心灵么？他怎么可能这么全身心去感受一棵枫树——“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 就是在这个地方，诗人牛汉表现出特别珍贵的既承担命运重压、又接受命运洗礼的品质。一方面，巨大的灾难没有把他压垮；另一方面，“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悟完整地只属于自己了，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之后获得的解脱，几乎有再生的喜悦。这种喜悦默默地隐藏在心里。” 这是生命的奇迹。在那样不堪的情境中，诗人恢复了身心的“单纯和素白”，获得了“对世界的完整感悟”，感受着孤独周围的空旷，隐藏着“再生的喜悦”。有了这样再生的生命，才可能用他的感官和心灵，去与一棵枫树相遇，与一棵高大的枫树被伐倒的命运相遇。 读《悼念一棵枫树》，最好同时读诗人为这首诗写的《一首诗的故乡》。上面的引文，就出自这篇短文。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