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有多种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尝试以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亲属体系、制度功能，以及人观，等等学术词汇与相关艰涩理论来描述及理解它们，如此更让人们觉得人类社会深奥而难以被了解。事实上人类社会虽有多元变化，各种人类文化、文明虽然博大精深，但它们都有些基本共性。若能掌握这些人类社会的基本共性，我们便不易被 “文化”、“文明” 所建构的种种宏大景象所惑，也就容易由此入手深入理解当代或历史上的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共性，表现在四个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要素上。其一是环境﹔人们所居的自然环境与人们对其之修饰、改造与 “领域边界” 建构。其二是经济生业﹔人们利用环境以获得生存资源的种种生计手段（如农、牧、贸易等等）。其三，社会结群﹔人们为了在特定环境中行其经济生业，以及为了保护、分配、竞争领域和生存资源，而在群体中建构的种种社会组织（如家庭、部落、国家），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如性别、年龄、贵贱、圣俗群体，以及由家庭到民族的广义 “族群” 等等）。第四，文化与其表征﹔在此，文化泛指人们为巩固其社会组织，以及为维持种种社会人群认同与区分，所建构的语言、文字、习俗、宗教、仪礼、道德、法律、品味、美学、服饰、建筑等等的社会规范。文化表征指人们依循文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建构，如端午节庆活动、祭山神活动、婚礼，又如人们身上的服饰穿着、人们所宣称的 “历史”、一栋富丽堂潢的建筑，等等。 上述四个人类社会要素中的前三者，环境、经济生业与社会结群，共同构成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也就是人类生存其间的社会情境本相。而文化与其表征，则是与社会本相应和的社会表相。我称人类的文化行为与建构为表相，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相反的，它们强化社会本相，并遮掩社会本相，让人们置身其中而难以窥见社会本相的真貌。如何看透文化及其表征，因而让我们得以认识社会本相，是本书之作的主要目的。以下我对上述人类社会四要素，以及所涉及的族群、文化、文化表征、人类生态、社会本相与表相等概念，作更多的说明。 环境与领域资源 首先，人类所居的环境、领域与其中资源。中国人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表现的便是环境与人们谋生之道间的密切关系。在我们这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地方，以地形地貌而言，有河谷平原、高原、丘陵、盆地、岛屿等等，以温度来说有寒带、温带、热带﹔可以说，除了少数极端不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外，人类的居住与谋生空间几乎布满所有陆地，其经济活动更伸向海洋与江河。所谓环境资源对人类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因着人类谋生策略的差异，一地理空间中不同的环境资源，被人类以各种方式开发利用。譬如，距今5000年前，一片森林其及间溪流成为一人群栖息之地，该人群在林中打猎、采集野生蔬果及根茎类植物，在溪流中补鱼﹔这是人们对该地环境资源的一种利用方式。到了距今3000年前，人们清除了森林，引溪水灌溉，在此种植稻米、蔬果，同时在河运上收取货物通行费﹔这又是另一种环境资源的利用方式。 生活在特定环境的人群，其谋生活动经常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其边界或确定或模糊，我们称之为领域。环境有自然分界（如山、河），各邻近人群的资源空间领域经常依着自然地理分界﹔川西俗谚称 “山分梁子，水分亲”，表达的便是此意。然而，人们有能力越山过河，自然地理分界并非人类谋生活动的障碍。一人群的环境领域及其边界是人为造成的，经由暴力战争、协商与约定俗成。还有便是，人类领域之大小，以及人们对于利用环境领域之概念（如土地的使用权与拥有权等等），与其谋生方式（也就是经济生业）有关。对于这些，我们在以下人类经济生业中说明。 经济生业 其次，关于人类的经济生业。这指的是在特定环境中，人们用何种手段来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分配与交换，以获得生存、繁衍与追求较好生活。譬如，前面我们已提及，人类渔猎社会的狩猎、采集活动与农业种植是不同的经济生业方式。游牧，利用草食性动物的食性，将自然环境中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草类与荆棘类植物，（让草食动物吃了后）化为它们身上的皮、肉、乳、毛、角，让人类可赖以生存，这也是人类一种重要经济生业。如今人们在不利农业的地区开采石油与煤矿，进行原料销售或加工销售，这又是另一种经济生业。 人类群体所赖的经济生业常常不是单一的，人们经常采用多种经济生业来相互弥补，或以此分散单一经济生业的风险。在传统中国农村，农家经常在田边采野菜，在田沟及小溪中捡螺捕鱼，拿自己生产的手工制品与采集的野生药材到市集上卖，农闲时出外打工，这些都多少能贴补家庭消费之需，以及减低穷困匮乏的风险。如在农产收成不好的年月，农人可能以增加出外打工、上山采药、家庭手工艺制造等经济活动，来渡过难关。中国历史记录中，在连年闹兵灾的地区，农村百姓曾放弃农作、定居，而从事较游动的渔猎、采集，以逃避风险 。这也说明，有一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看法，认为人类由渔猎生活，进而行畜牧、游牧，再进而为农耕，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简化的认知。人类在谋生存中的 “移动” 与 “抉择”，常让人们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与生业，来到另一个环境从事其它的经济生业。 不同的经济生业，以及更常见的，不同的多重经济生业组合，造成人们对于环境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对生存空间或经济领域大小有不同需求，对环境性质或其多元性质的需求有异，以及对长期定居或经常迁移也有不同的选择。最明显也是众所周知的，游牧与狩猎者所需的草场与猎场，其空间范围远大于农人生产所需的田地。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上，农作物根植于土地，并时时需人照料，因此农人必需定居并拥有土地。相对于此，许多游牧、游猎人群因需长程移动，因此他们不必 “拥有”（也难以保护）广大的草场、猎场﹔许多游牧人群的迁移路线彼此交错，其宣称拥有的常是季节性利用本地资源的权力。 人群对各种环境资源的需求，鲜明的表现在彝族古诗歌《勒俄特依》对理想建寨地点的描述上﹕“寨后有山能放牧，寨前有坝能栽谷，寨上有坪能赛马，又有沼泽地带放猪处”。川西羌族的传统村寨所在的位置，通常也是村寨附近有缓坡可开辟为农地，上方及周遭有树林可供应柴火及建筑用木材，可采菌子、药材，林间隙地可放羊牧猪，更上方有草场可放养旄牛及马。又譬如，许多游牧人群都有其传统的季节性移牧路线与草场，以保障他们的牲畜四时皆能得到水、草资源。除此之外，有些游牧人群的迁徙路线还需经过农区与城镇，以获得贸易之利。秋季迁移至农区附近的牧民，可以帮忙农人收割，以赚取工资﹔牲畜可吃田中割余的穗杆，它们的粪便也有助于肥田。如此农人、牧人皆得其利。 经济生业，或多种经济生业之组合，是造成人类领域性（human territoriality）及相关社会型态的重要因素。前面我们提及，供养一游牧家庭生活所需的土地，远大于养活一个农村家庭所需的田地。但人类领域性指的并不是 “家庭”——人类社会最小的生产共同体——所需及所主张的空间领域。它是指一个社会或政治人群，如一个部落、部落联盟、村落、国家群体，所宣称拥有并愿意极力保护的空间领域。这是个让学者们很感兴趣的主题。为何有些人群只组成很小的社会群体，如过去青藏高原东缘许多山间村落与高原河谷部落人群，共同拥有、分享及彼此竞争一小块空间领域？为何有些人群组成地广人众的国家，如历代中原帝国、北亚历史上的游牧帝国与近代民族国家，对外防护及扩张领域边界，对内行阶序化资源分配？这不仅与地方环境以及人群赖以谋生的经济生业有关，也与人类为行其经济生业与资源分配而建构的社会政治体（社会结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