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整个爱尔兰都属于英国，所以赫德称自己为爱尔兰人、英国人，有时也叫英格兰人。1845—1849年，由于土豆歉收，爱尔兰爆发了可怕的大饥荒，形势极为严峻。然而当时一位旅行作家，亨利•D.英格里斯(Henry D. Inglis)却惊异地发现爱尔兰南北部已是迥然不同。北部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而且，他们许多人与苏格兰关系密切，这就使多劳多得、量入为出成为那里的主流道德观。赫德到晚年还在为曾经一度沉迷于小说，浪费时光而自责。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经济相比，北部的经济更具多样性，有许多小产业，麻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贝尔法斯特快速繁荣起来，城市里到处是工厂，几十座高耸的烟囱拔地而起。这里需要劳动力，工人薪水也比南部高得多。没人指望靠收房租和利息发大财，大多数人是靠辛勤劳动而丰衣足食的。英格里斯将南北部商人进行了一番对照。南方商人将挣到的利润挥霍于享受，而北部生意人“精心打理自己的生意，逐步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机勃勃的产业中。” 赫德的家乡渐渐富裕起来，全靠铁路、蒸汽机及工厂的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赫德后来将这一切视为中国摆脱贫穷与饥饿的必由之路。 他的母亲是个农家女儿，去最近的镇子利斯本往返步行16英里，对她只是家常便饭而已。从他在广州和上海写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不时提一两句关于傍晚散步或骑马的经历。晴朗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带给他巨大喜悦。 具有这种背景的人实在不像能够进入外交部门的人选。那时，这些职业都是专门留给上流社会子弟的，因为与上层人物或特殊利益有关系你才可能有机会升迁。不过，虽说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但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勤勉努力，还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赫德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1863年12月24日，也就是在他刚刚坐上中国大清帝国海关头把交椅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到：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有凭借任何提携，任何利益，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上学时我的目标就是做班级第一名；在大学时，我的目标也是争取第一；在中国，亦是如此……我的目标一直是不断学习，不管命运把我放在哪个部门，我都要让自己胜任一把手的工作。 女王学院的课程是按照苏格兰大学模式设置的，与牛津、剑桥相比，它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通识教育。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逻辑学及形而上学——即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等传统课程外，学院还开设现代文学、语言学、科学、自然地理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统计学）等课程。赫德得了两门课的金奖：一门是文学，另外一门是逻辑学及形而上学。其他科目也屡次获奖。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这让赫德对自由贸易及专业化的优势深信不疑。他对科学发展推动技术进步饶有兴趣。在贝尔法斯特为化学教授做助理的短暂时间里，他与詹姆斯•白莱喜(James Brazier)结为好友。赫德离开家乡，远赴中国后，他们还保持书信联系。白莱喜的三个儿子后来也加入了中国海关。 赫德于1853年春毕业，得到一等荣誉学位，并获得高级奖学金，进入为期一年的现代语言学及现代历史学的硕士课程学习。当时他尚未决定将来从事哪种职业。但1854年3月，外交部决定选派更多的见习通译去中国，以适应英国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并开出了200英镑的诱人年薪。他们责承爱尔兰四所女王学院各推荐一名有语言能力，但又要有超越语言能力的人选。贝尔法斯特学院从众多申请者中选择了赫德。1854年4月13日，他接受了正式聘任。他在途经开罗的航线上行驶七周，于7月到达香港。 在香港，赫德开始记日记。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他道出了此次仓促成行的原委： 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意义重大……坐在原始卫理公会小教堂，我想自己是多么渺小……听着厄威克博士(Dr. Urwick)关于中国的讲座……我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亲身领略那个异域国度……不过，我交了损友……而且之所以接受这个聘任，第一个原因就是想逃离那个让我做出不端行为的地方，第二个原因是避免在法律和福音之间做出无奈选择。我就这样来到了中国！也许是我1853年5月的祈祷灵验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的造化。上帝将会保佑我！感谢上帝恩宠！阿门。 这一年，我对世界有了多方面的认识。年初时，我被引入歧途，陷入了我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与罪孽。与放荡女子交往，我变成了一个浪荡青年。习以为常的读书和申请工作都变得索然无味，难以忍受，令人厌恶。我深深沉醉在充满堕落快感的酒杯中。 他是被与他同住一套房子的斯旺顿(Swanton)兄弟俩拉上这条寻花问柳、放浪形骸之路的。哥哥叫威廉，“23岁，是个踏实稳重的人”。弟弟是赫德在都柏林上学时结识的朋友，现在可不是“等闲之辈了……我陪他去过一两次剧院，然后去台球馆。我无所不为，体验一切新奇事物，为的是扼杀良知，放纵自我，追求色欲”。 不出三个月，他就把金奖送进了当铺，以支付这种新奇生活。“但是，上帝决定惩罚我了……纵情声色的报应终于到来，我病倒了，卧床数周……就在这时，我得到消息，校务理事会一致推举了我。” 他的病基本痊愈，到伦敦接受了聘任。但从接受聘任到启程赴中国的四周时间里，他仍身体虚弱，感觉必须离开爱尔兰才行，“……也许一去不再回头……根本没来得及与一半的朋友和相识告别。” 星期日，他参加了多教派的主日礼拜，由新教传教士共同主持，不同教派共享，随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那位领事馆的牧师朋友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我跟他在一起轻松自在，不必担心受到他的指责。他包养了一个中国妻子（他这么称呼她，我们称她为他的情妇）。我也可以这样做呀，这太有诱惑力了。”随后他进行了大段反思，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凭我的薪水，我是娶不起英国妻子的：英国妻子到这里来也是个大“麻烦”——娇弱，多病，需要时刻关照，还得有医疗服务，雇各种婢仆，等等……而此地就有一些中国女孩，长相标致：花50—100元就能买下来，完全归你所有，每月花2—3元就可以养活了[他雇个厨师还得付4元呢]……我的处境难道不是很考验人吗？充满各种诱惑——而且还是最令人蠢蠢欲动、心猿意马的诱惑。……但如果我坚信那样做是错误的，而且，如果我对此有畏惧之心，就应该摒弃那种欲念，避免犯下罪孽而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折磨。 这种做法在当时司空见惯，要想摒弃并非易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欲望与良知的搏斗，充满对上帝的求助，还不时出现心灵获得一阵宁静的满足，那是因为他又想到上帝是爱他的。恐惧心理同样让他对这种唾手可得的草率性行为退避三舍，他心里明白，这会招来惩罚报应的。直到12月2日，他才又开始写日记： 过去两三天，发生了一件对我极其重要的事情！从去年1月底我得了那个病起，就一直盼望快快痊愈，现在看来，好像很快可以解放了。希望再过一周我会更健康：但愿到圣诞节时，我可以好好享用一大杯果子酒了…… 在这个小小社区里，有两位传教士医生。他们可能建议他勿沾酒精，以加快康复疗程。我猜测，他得的很可能是性病。12月18日，密妥士举办了一个全部由男士参加的热闹晚宴。赫德第二天早上醒来，“头疼欲裂”。之前，他在日记里写好歌词，准备和着《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的曲子歌唱，现在却深感羞愧。 密妥士本人就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他完全视自己的中国伴侣为妻子。他请这个年轻人做自己遗嘱执行人，准备将自己所有财产留给她。赫德对密妥士夫人始终彬彬有礼。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无法在密妥士举办的晚宴上扮演女主人的角色。而传教士们的生活则让赫德看到，一个妻子，不仅可以扮演迷人主妇的角色，还可以在丈夫的事业上助其一臂之力。赫德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被介绍给戴尔(Dyer)姐妹俩中的姐姐。她在一所为中国女童开办的教会学校里帮忙。她的妹妹玛利亚(Maria)则让赫德暗自心动，想入非非好几个月。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这样的： 我想我做了一件蠢事。我居然对戴尔小姐说，中国语言是一门很无聊的学问。她问我‘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我倒是觉得很有趣哦——至少，宁波方言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女士们都是聪明的好学生，能把方言讲得这么好。 传教士的妻子们不是充当教师，就是帮助做传教工作。在英国，赫德从没见过女士听课、做学生，也没见过已婚妇女走出家门，在外面从事专业工作。 深感孤独意味着赫德有可能开始琢磨婚姻大事。1854年12月8日，星期五，他回忆发生过的事情： 上星期二，我与高德(Goddard)夫人一起喝茶。她的大女儿是个妙龄少女，十四五岁的样子……在我与她道别时，感觉出她捏了捏我的手……这一捏差不多让我下了决心向高德夫人提两件事：[是现在娶她，还是以后娶她]……我太孤独了！我多么渴望去疼爱什么人，去呵护什么人……我多么渴望有一个爱我的伴侣呀。 在几次晚宴上，他费尽心机地坐在玛利亚•戴尔小姐身旁，但都没有成功，因为男主人们都明白，他娶不起妻子。有一次，他终于抓住机会，与她单独散步，却又紧张慌乱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 不过，他学会了与那些不能随便冒犯的已婚女士交朋友。12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坚决遏制了自己对倪维思夫人的非分之想：“假如——但是，不行！”1855年1月2日，他接受邀请，与这位迷人女士共进晚餐，谈天说地，心中无比坦荡。 1856年整个中国兵荒马乱，宁波一带也受到局势的影响。广州海盗向他们的鸦片贸易对手葡萄牙人展开报复行动，杀死多人。刚好到达这里的法国兵舰将海盗赶走，使得海盗的攻击没有殃及到其他外国人。那年，赫德也遭受了一场情感变故。 ……1856年，我和所有未婚男人一样，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差点结了婚……但那位年轻女士的父亲认为我不够富有，——这简直如同当头一棒——3个月后，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我也很快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某种意义上说。但马上又过量服用拜伦诗药，叹命运对我之严苛……终又沉沦放荡生活，每每想起此事，我就会自我鄙视……不过，我总算从那种泥潭中爬出来…… 这是他结婚前几天写给未婚妻赫丝特•布雷登(Hester Bredon)的信。他并未告诉她自己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接下来幸存的赫德日记头几页就撕掉了。第一篇是1858年3月3日在广州记的。他于1858年初调去广州做二等通译。那时广州城刚被英法联军攻占，总督叶名琛也已被撤职。4月，赫德成为实际控制广州城的联军委员会的秘书兼翻译，年薪涨到1500英镑。他为三人委员会中最积极活跃的巴夏礼工作。 从新日记里，我们看到他改头换面，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是宁波那个赫德了。他仍定期去教堂礼拜，但也开始享受这里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驻广州的联军经常举办赛马、戏剧、玩纸牌等活动，而且常常有晚宴和郊游等安排。局势安定下来以后，他还跃马扬鞭在乡间奔驰。现在他有钱买马，雇马夫了。内心良知与欲念的搏斗也看不见了。 凯瑟琳•布鲁纳(Katherine Bruner)及同事认为，这种变化缘于帕特里奇船长的帮办为他找了一位广州姑娘。这个姑娘“出身卑微，但来自正经人家”。1857—1865几年间，她使他“浪漫逍遥，心醉神迷”，使他更加热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他的事业。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转变开始得还要早一些，始于他步步高升的时候。自从1855年4月1日温切斯特到来，他开始承担越来越重的职责。赫德这种人最重视有意义、有成就感的工作，最在意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别人认可。从1855年4月到7月，他的日记比早些时候更加简短，间隔更大了。1857年，他在宁波买下阿瑶，可能是因为担心“放荡生活”的种种危险，这时已经是他搬到帕特里奇大房子后至少一年半之后了。后来的资料显示，当年阿瑶大概16岁。她跟他到了广州。但是笔端流露出来的自信与快乐是从宁波日记中看到的，所以，很可能来源于升官晋级，而不是阿瑶的陪伴。况且，1858年时，他已经准备放弃这段私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