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试问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虚君？相反，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 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22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惟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