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节选）

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莫洛托夫，1976年6月 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斯大林，1945年1月9日 1945年6月24日早晨，红场上大雨如注，但数万名苏军精锐部队的士兵对此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军容整肃，准备列队通过广场，庆祝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胜利。十点整，骑着一匹白色牡马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发出胜利阅兵开始的信号。在庆祝活动的高潮，佩戴军功章的军官们把缴获的两百多面德军军旗掼在列宁陵墓的基座上。阅兵的盛况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尽管胜利了，但苏维埃巨人已是精疲力竭。“斯大林的帝国是靠无数苏联人的流血牺牲赢得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认为。究竟流了多少血，军事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还在争论。与西方通常的看法相反，苏联的人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到二战的尾声，苏军的人力资源跟德军的一样极为紧张。难怪苏联的领导层和专家对纳粹入侵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锱铢必较，却害怕公开人员伤亡的真实数字。1946年2月，斯大林说苏联损失了700万人。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把该数字“升级”到2000万。1990年以来，经过官方调查，人员损失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但即便是这个数字，现在仍有争议。一些俄罗斯学者声称该统计并不完整。事后看来，苏联对纳粹德国赢得的真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巨大的战斗损失和平民损失既是由于纳粹的入侵与暴行，也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采取的总体战策略。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相形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上的总的人员损失也不超过29.3万人。 苏联解体后得到的证据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早先认为苏联经济薄弱的估计。当时官方估计的总损失为6790亿卢布。按照这一估计，该数字“超过了英国或德国的国民财富，是美国总的国民财富的1/3”。与对人员损失的估计一样，对物资损失的估计也同样巨大。苏联后来的测算估计战争的代价是2.6万亿卢布。 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官员和人民并不想与西方对抗，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进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是蛮横的。在中东和远东，苏联也竭力想获得军事基地、石油特许权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连同意识形态的说辞，逐渐使莫斯科与美、英两国发生对抗。一个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国家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西方呢？苏联的国际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国内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标与战略又是什么呢？ 胜利与宿醉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这些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满足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的对友谊、团结、合作的需要。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体验。 战争还有其他深刻的影响。在苏联1941~1942年的大后退期间，官方的无能、失误、自私和谎言，削弱了党政机构以及许多官员的权威性。东欧的解放让许多人摆脱了苏联那种患有恐外症的环境，第一次看到了别样的世界。战争的牺牲证明了在志愿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反抗纳粹主义的正义之战的精神以及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梦想着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结盟似乎让人看到了开始注重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希望。即便是那些头脑冷静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梦想。在与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交谈中，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战后会怎样？因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经属于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许多从西方归来的苏联人都 “变得不一样了，眼界开阔了，要求也不同了”。当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感觉：觉得应该得到当局更好的对待。 1945年，苏军中有一些受过教育、思想高尚的军官，感觉就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从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回国的、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优秀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后来成了 “十二月党人”，即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叛乱的组织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当时在我看来，就跟1812年战争后一样，继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必然也是社会与文学的活泼泼的复兴，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到这场复兴之中。”这位年青的战争老兵期望国家“不只是用免费的乘车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参与权”来回报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在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自由思想者——他们将参与斯大林死后社会文化的“解冻”，并将最终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描写成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大公与沙皇，也就是这个大帝国的“聚拢者”，取代了英雄万神殿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国的入侵让俄罗斯人对国家团结有了新的认识。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报军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未来的院长，1944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前途无量，他们属于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赋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胜利日这一天，他写道：“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我们俄罗斯人无所不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是我们未来安全的最好保证。” 战争也暴露了苏军各种丑陋和被压抑的方面。斯大林主义不仅使苏联人民深受其害，还令他们的体面与正派荡然无存。苏军的许多新兵都曾经是街头的小混混和贫民窟的儿童，从来没有养成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在数百万苏军官兵越过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边界时，其中有些人就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意识，疯狂地抢劫、酗酒、破坏财物、杀害平民和强奸。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地方，这支军队针对平民和财产的暴行也是一再发生。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历过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战火的那些英雄们的丑行”，让苏联军事记者格里戈里•波梅兰茨Grigory Pomerants（1918~2013）深感震惊。要是俄罗斯人民在争取公民权利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干劲就好了。 带有俄罗斯中心论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养成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残暴。柏林战役奠定了俄罗斯人这种新的伟大感的基础。战无不胜的新神话压抑了对刚刚过去的浴血厮杀的记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记忆没有必要），压抑了对针对平民的暴行的记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许多人心甘情愿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一样。战争老兵、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忆说：“胜利者不受审判。我们当时原谅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几十年来，许多战争老兵一直把胜利日当作国家的节日来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把斯大林当作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人为他干杯。 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造成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从欧洲带回家的小饰物、衣服、手表等战利品，与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产品有着相同的效果。它们让俄罗斯军人、工人及其家属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样还是这些公开抢掠和骚扰欧洲平民的战争老兵，对内务部和 “间谍死神”这两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不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人当众质疑官方的宣传人员，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也不愿再保持沉默。大量的报告提到：官兵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甚至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权”。“间谍死神”的报告说，有些军官发牢骚，“要把社会主义妓院炸上天”。在驻奥地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这种情绪特别明显。 这种反叛的情绪从来没有变成反叛的行动。在竭尽全力打赢了战争之后，多数老兵在社会中又陷入了麻木，并试图让自己适应日常的生活。波梅兰茨回忆说，“1946年秋，许多复员的官兵都丧失了他们的意志力，变得懦弱了”。在战后生活中，他认为，“我们所有人，连同我们的军功章、奖章和嘉奖，都变得一文不值”。在农村，在小镇，以及在城市的贫民区，许多人变成了酒鬼、懒汉和窃贼。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来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老兵们发现，参加党的工作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另外也有许多人通过紧张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欢做的事情即恋爱和娱乐找到了逃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沉是由于许多老兵在回家后感受到的震撼与疲惫。刚从军队复员不久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未来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站在自己家乡的火车站，看着把苏联人的战俘从德国运往西伯利亚的一节节车厢，突然开始意识到苏联生活中其他残酷的现实：挨饿的儿童、把农民的粮食充公、稍有违法就要坐牢。“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有人都撒了谎，”他回忆道——这指的是有关民众在战后的优越感和必胜信念的宣传。另一位老兵、未来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回忆说，“事实证明，国内的情况要比我们根据道听途说想象的差多了，［与国外的苏联占领军在一起的］生活太舒服了。战争把国家完全给吸干了”。战争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有些地区失去了过半数的“集体农庄的农民”，而且大多是男人。 当时，美国的退伍军人一般都能找到较好的出路并重新融入国内的家庭生活。与他们不同，苏联的战争老兵回去后要面对的是被毁掉的生活中的无数的悲剧、伤残者的痛苦和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的破碎的生活。官方承认的有生理或心理障碍的“伤残退伍军人”就有近两百万。就连表面上很健康的老兵，也由于莫名其妙的疾病而垮掉了。医院里挤满了年轻的病人。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苏联人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别是俄罗斯人，他们未能把自己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惊人的国家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动的文化。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的胜利与大国观念、集体荣耀以及对死者的仪式化的悼念活动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当冷战开始的时候，民众的这些情绪就可以为斯大林所用。它们有助于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并在国内消除潜在的不满与异议。 “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诱惑 苏联的精英们觉得，这场胜利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斯大林的领导。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在为红军指挥官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这种情绪可以说十分明显，而斯大林似乎也默认了。内务部特工和战时游击运动的组织者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回忆说：“他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将军，就像是他抚养大的一代，像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会不会像他在战争中学会去依靠他们那样，同意与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些由党任命的高级干部）一起去治理国家呢？ 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以及苏联向欧洲心脏地带史无前例的推进，也使得精英们与斯大林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米高扬回想起自己因战时在斯大林周围再次出现的同志般的合作关系而感到的喜悦。他当时相信，不会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血腥的清洗了。他回忆说，那些与斯大林一起共事的人，“又一次”对他有了好感并信任他的判断力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的其他许多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作为军政官员中的多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人，不仅把斯大林当作战争领袖，也把他当作国家领袖来尊崇。在战争期间，“大国”（derzhava）这个字眼进入了官方的词汇。电影和小说颂扬那些面对内忧外患建立了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俄罗斯大公和沙皇。就在同一次宴会上，苏多普拉托夫写道，斯大林提议“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人对其政权的无与伦比的坚忍与忠诚。俄罗斯人用他们“清醒的头脑、坚定与忍耐”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因而成为“确保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决定力量”。所以，斯大林首先提拔的不是所有苏联官员，而是俄罗斯人。 当时在苏联新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开展了俄罗斯化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力，实际上，还有几十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西乌克兰人被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数万名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讲俄语的东乌克兰的移民占据了他们的房屋。秘密警察以及卷土重来的、牧首由国家控制的东正教，采取措施争夺信奉天主教的边境地区以及乌克兰的服从教皇权威、受梵蒂冈控制的东仪天主教的牧区。 俄罗斯人取代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被提拔进国家机器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门。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统治机器发现，就如同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说的那样，“作为苏联民族之一的犹太人，现在成了一个异族族群”，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太多。这也就意味着，以犹太人居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不完全是苏联人”。甚至在苏军在波兰发现纳粹的灭绝营之前，苏联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xander Scherbakov）就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发动了一场秘密的运动，为的是从党和政府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证据，都被禁止公开。许多苏联公民都开始把犹太人看作懦夫，向后撤退时跑在最前面，到前线去就落在最后面。由于得到了官方的怂恿和支持，基层的反犹情绪便像火一般蔓延开来。战后对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有计划的清洗，迅速蔓延至整个苏联的公共机构。 从长远来看，对传统的象征与习俗的操纵以及官方反犹主义的兴起，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俄罗斯人歌颂伟大领袖，但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就会觉得受到轻视，甚至可以说受到冒犯。许多官员和公众人物，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的反犹主义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信念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斯大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纵将导致苏联官僚系统核心部分的分裂，只是那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看出来。 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构成了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与苏联精英之间的另一条共同的纽带。在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苏联在各大国的同盟中唱起了主角，这让苏联许多高级干部都有点忘乎所以。就连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也开始用帝国主义扩张的腔调说话了。他们计划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获取海上战略通道。1944年1月，麦斯基写信给斯大林和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认为苏联在战后必须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位置：要让欧亚国家无论怎么联合都“不可能”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麦斯基建议从日本那里吞并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他还提出，苏联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要有“足够的陆、海、空军事基地”，而且要拥有经伊朗进入波斯湾的战略通道。1944年11月，李维诺夫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认为苏联战后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没有说明“势力”的性质）应当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在1945年的6月和7月，李维诺夫提出，苏联应该向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渗透，如苏伊士运河地区、叙利亚、利比亚和巴勒斯坦。 前第三国际总书记、如今负责苏共国际情报部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认为，苏联红军是比革命运动更重要的历史工具。1945年7月底，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纽什金（Alexander Panyushkin）写信给他们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东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而迫切需要我们的密切关注。我们应当主动研究这些国家的状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我国的利益。” 苏联官员中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与斯大林的意图及野心有重叠之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将利用这种倾向，因为他在战后要把苏联继续建设成军事超级大国。 对于多数苏联官员来说，斯大林关于所有斯拉夫人必须团结起来、防止将来德国威胁卷土重来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是很有吸引力的。当坦克工业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听到斯大林在1945年3月讲到“新的斯拉夫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激动地写下了“未来几年的完整的纲要”。革命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新版本在莫斯科的官员当中迅速流传。由国家赞助的泛斯拉夫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古德罗夫将军（Alexander Gundorov），计划在1946年初召开首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他向政治局保证说，群众性的“新的斯拉夫人运动”已经开始了。苏共中央机构中负责监督泛斯拉夫人委员会的列昂尼德•巴拉诺夫（Leonid Baranov），把俄罗斯人说成是波兰人的老大哥。莫洛托夫一直到死都把俄罗斯人看作唯一“内心里”想干“大事”的民族。许多俄罗斯官员逐渐模糊了苏联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原因而进行的开疆拓土和扩张势力与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区别。 在被占领的欧洲，对于苏联许多军事指挥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来说，帝国主义就是谋取私利。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提倡的谦逊和对财产的厌恶抛诸脑后，像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样聚敛战利品。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他在俄罗斯的几个家都变成了博物馆，里面有珍贵的瓷器、皮毛、绘画、天鹅绒、黄金和丝绸。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Alexander Golovanov）把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家的乡间别墅给拆了并空运到俄罗斯。“间谍死神”的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将军私吞了无主的金银财宝，里面据说有比利时国王的王冠。［38］苏联的其他元帅、将军和秘密警察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往家里成飞机地运送女人的内衣、餐具和家具，还有黄金、古董和绘画。苏联人——主要是指挥官和官员——在占领之初浑水摸鱼，从德国运走了10万车皮的各式各样的“建材”和“家居用品”，其中包括6万架钢琴、45.9万台收音机、18.8万张地毯、将近100万件“家具”、26.4万架壁钟和立钟、6000节车皮的纸质材料、588节车皮的瓷器和其他餐具、330万双鞋、120万件大衣、100万顶帽子，以及710万件外套、外衣、衬衫和内衣。对苏联人来说，德国就是个他们在那里无须付账的大卖场。 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所以，即便是不怎么贪财的官员也认为，战后从德国及其卫星国获得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苏联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伊万•麦斯基，1945年2月在途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两旁的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的围栏、烧毁的村庄、破裂的水管、砖头瓦砾和被炸毁的桥梁。”麦斯基认为，由于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所以有理由要求获得更高的战争赔偿并把德国的工业设备运往苏联。还有一种看法是，由于苏联的巨大损失，所以它在战后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也是合理的。在列宁格勒，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说：有一位哲学教授讲，“我不是个沙文主义者，但在我们受了那么大的伤亡后，波兰的领土问题，以及我们与邻国的关系问题，我就很关心了”。后来，人们最喜欢摆出这条理由，以证明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和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 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把斯大林的苏联比作一套“共有的公寓房”，所有的主要民族（“资格”）都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包括军队、安全及对外政策在内，都属于“共享设施”。然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苏联的公寓居民都会在他们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头忠诚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都把二战的胜利看作通过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疆界的契机。在苏联官员中，那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也滋生了一种夹杂着民族主义目的的帝国主义渴望。苏共高级干部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与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人。1939年，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西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鲁塞尼亚（Ruthen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并把它们也划给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权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尽管如此，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此时仍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他把乌克兰的各片领土拢在了一起。斯大林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有一次，当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官员的面，他看着战后的苏联地图满意地说，他把一度在外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自古以来的领土”收回给他们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官员，可能没有扮演民族主义游说团体的角色，但也主张自己的议程，以作为建设伟大苏联的一部分。当苏军打到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并完成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一”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官员就开始说，该从土耳其和伊朗收回“祖辈的土地”，并与居住在那里的同种同源的兄弟团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说，1945年，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想用从伊朗那里得到的土地让自己共和国的领土翻一番。我们还准备对巴图姆（Batum）南边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想要得到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格鲁吉亚人要求得到属于格鲁吉亚的部分。而我们想把亚拉腊地区（Ararat）还给亚美尼亚人”。档案的证据显示，当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与来自南高加索的苏共官员的民族主义野心协同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参见第2章）。 新的领土与势力范围让苏联官员——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心中滋生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邪念，这为战后斯大林的在苏联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工程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只要党和国家的精英觊觎邻国的领土并参与对德国的掠夺，斯大林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住他们。那些力量若不被帝国的事业所吸收，也许就会起来反抗斯大林主义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