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中译本序】--常绍民

【中译本序】 　　常绍民 　　不知道布罗代尔之名何时传入中国，较多介绍肯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笔者初闻其大名是在1980年，张芝联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主办的系列讲座“青年世界史学”上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是讲述的重点。许多年过去了，知道布罗代尔的人越来越多，谈论布罗代尔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学界。布罗代尔成为受国人关注最多的几位当代西方学者之一。终其一生，除大量论文外，布罗代尔主要撰写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史》）、《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学文集《论历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译本；他这本写给青少年的《文明史》，历经两年的翻译，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了。翻检当今学界，有此幸运者能有几人？ 　　布罗代尔无疑完全配得上这种幸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成为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们谈起他来仍满怀尊崇之情。“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地位绝对不算低的法国教授这么说。至少在笔者听来，他们不是在戏言。 　　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大量介绍到中国时，他在人生和学术方面都步入了暮年。几部代表作被译介过来时，他本人已归土为安（布氏于1985年11月27日去世）。这几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质文明》（三联书店，1993年），其次是《法兰西的特性》（199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部《空间和历史》，后一部《人与物》上下两册于1996年出齐），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务印书馆，1996—1997年），此时离这部经典之作问世已有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布氏的著作早已有英译本及其他十来种文字的译本，但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学说和思想靠的还是中译本。据说我国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释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诚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读起来太过困难。固然，此前大量文章、专著谈论过布罗代尔及其著作，但据笔者粗浅所知，且不说法文原版，在中译本问世之前，通读过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说有也寥寥无几。（时至2000年，权威性中文历史刊物《世界历史》在其卷首语中仍在对从未读过布氏著作而奢谈年鉴学派的现象提出批评。） 　　我们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这样的字眼。从其几部著作在中国销售的情况看，或许不少人现在阅读过《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质文明》（这部书在国内卖掉了数万册），但从迄今发表的论文、专著看，泛泛介绍者多，钻进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时误读现象时常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顺序有关，人们谈论《物质文明》的多，谈论《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质文明》视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谈论、引用《物质文明》时，关注的是他的所谓结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因为当时国内讨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问题余波未平。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把布罗代尔庸俗化了。顺便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说，年鉴学派已经衰落、分化了，进入了穷途末路。事实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国，年鉴学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摆在图书馆和书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国荷兰，译成荷兰文出版的年鉴学派的著作在书架上就占了好几排。倒不如说，“年鉴学派”一词已不必多提，因为作为当今法国史学界的龙头老大，它的地位经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几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样要为“新史学”而大声疾呼。至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无可厚非。年鉴学派从中世纪入手突破旧史学的重围，为了改变旧史学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习而力倡社会经济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归纳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方法，以致给人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在年鉴学派笔下人物失去了地位，历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实不再为人关注。这是斗争的要求。布罗代尔撰写《文明史》，后辈史学家勒华-拉杜里撰写在法国竟成为畅销书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写《圣路易传》，表明历史在年鉴学派笔下同样也会具有魅力。 　　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好的传统，既重视书本和理论知识，也重视田野工作。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段时期，很难被视为一个合格的汉学家。透视布罗代尔的成长道路，也可看到这一点。这位曾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史学巨擘生于1902年8月24日。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洛林乡下度过的，熟悉有关农业、植物、树木、家畜饲养等乡村生活。长大成人后，本来一心一意研修医学的他迫于父命进了巴黎大学历史系，并逐渐喜欢上了历史学和地理学。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1923—1932年，他在地中海彼岸的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师，并开始对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假期遍游了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诸国，出入多个国家的档案馆，得以“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它的历史作用，萌发了以地中海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念头，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1935—1937年，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度过了他自称“很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体验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对地中海历史得出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因为“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在其思想趋于成熟的这段时期，布罗代尔结识了正在为“新史学”而奋斗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并被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946年更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迷住了。他本意是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撰写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但现在一个全新的地中海史逐渐成形。 　　就在布罗代尔准备动笔写作其思索已久的博士论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打响了。布罗代尔应征入伍，驻守马其诺防线，结果被德军俘虏。在孤独、沉闷、难以忍受的五年战俘营生活中，身体得不到自由的布罗代尔在精神上却神游波澜壮阔的整个地中海，并把心得体会记在已获释难友寄来的练习本上。实在难以想象，这部旁征博引，涉及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加泰罗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初版长达1300余页，内容庞杂、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在监狱中几乎全凭记忆完成初稿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7年，这篇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博士论文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即1949年，该书分两卷正式出版。 　　笔者无力对布罗代尔的整个学说及其著作进行深入、全面的评价，在此我只想重点介绍他两部不同风格的著作：一是其成名之作《地中海史》，一是《文明史》。 　　首先谈一谈《地中海史》。诚如布罗代尔夫人所言，它是布罗代尔最负盛名的著作，其重要性非其另几部著作所能比拟。该书获得好评，主要不在于作者在收集、分析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虽然这一点同样令人钦佩），不在于作者由此得出的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它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地区）和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部长达150余万字的洋洋大作中，作者从总体史学的思想出发，努力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海洋，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人物。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台阶，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具体说来，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第一部分题为“环境的作用”，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局部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论述的是它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第二部分题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可以说是一部社会史或群体和集团史。这是一种处在地理环境之上而又有别于它、节奏缓慢的历史。该部分重点考虑的是“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第三部分题为“事件、政治和人”，属于传统历史学的部分，叙述的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这三个部分也就构成了作者所说的长、中、短三个时段。它们构成了历史乐章的多个声部，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个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按照这样的结构和安排，书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最后涉及16世纪中晚期该地区的政治史。为了阐明地中海的全貌，作者广泛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立体、生动地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和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运，向人们展现了一部在时间轴线上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三个层面，在空间上不同尺度交错坐标共同演绎的历史。《地中海史》甫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费弗尔称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具有革命的性质”。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从它对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如此，从对年鉴学派的发扬光大来说更是如此。年鉴学派的主要贡献或者说主要特点在于倡导总体史学（histoiretotale，所谓“真正唯一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诸如此类；倡导比较研究；倡导打破学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学研究之中。凡此种种，在《地中海史》中都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家。两人也都撰写过一些优秀的史学著作，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法国农村史》和《具有魔力的国王们》，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不信神问题》、《一种命运：马丁?路德》和《大地与人类演化》等。虽然这些著作运用了他们积极倡导的新史学方法，但难以说是体现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典范之作。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在研究深度、广度和成就上明显超过了其精神导师。此书也奠定了他作为年鉴学派旗手和第二代领袖的地位。相比之下，他的另两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属于未竟之作，被国人大加推崇的《物质文明》着重探讨的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是在《地中海史》基础上的发展，且过于琐碎，在方法论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因而，要了解布罗代尔，了解其学说思想，必须从《地中海史》入手。 　　《文明史》是布罗代尔最后一部被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这部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法国16到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全书计约40万字，分为三大部分（中译本作上、中、下编）25章。第一部分“文明释义”着重叙述了有关文明与文化的理论问题。它首先“确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阐明概念时，它要强调指出赋予预想的研究学习的形式，每一个列举出的整体均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基础，发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实际的特殊方面”。第二部分“欧洲以外的文明”分为三个小部分，分别介绍了“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黑色大陆”（非洲）、“远东”的文明。第三部分“欧洲文明”同样分为三个小部分：“欧洲”、“美洲”，以及“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叙述东欧和俄国的历史）。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学术界的布罗代尔力图借这部作品，说明和示范如何讲解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然而，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是一部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 　　首先，作为教材，这一著作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科学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要做到这一点，一项基本原则是要让接受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讲授历史，首先要会讲故事。“由研究历史转向教授历史就像由一个河道转向另一个河道……切记教学不要受你个人作为研究者偏好的影响”，要力求公正。“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铺直叙、形象、电视系列片、电影，即大体上传统的但又改进了的适合于媒体的历史学。”因而，撰写历史尤其是历史教科书的人同时应该是“语言大师”，写作态度要极其认真，“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头至尾地反复重写，直到同时找到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直到文如‘泉涌’为止”。然而，当时法国教育的现实，却是在中学低年级班讲授新史学。在第二阶段，直到中学结业班，才讲授传统史学，即叙述、事件、年代、战争。曾经当过教师的布罗代尔非常不赞成这样划分课程，力主把步骤颠倒过来：“假如由我负责，直至一年级，我教授传统史学，叙述史学：讲讲，停停，解释更重要一些的事件，不时地略提一下社会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在中学结业班，我集中讲‘新—新史学’和‘新—新—新史学’。”这样才能使尖端的历史学富有生机。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发现视角，发现过去时代的真实性，发现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义，发现种种连续更迭，给它做出标识，立下标杆，赋予它第一个可以辨认的面貌”，是要帮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性而富有创见的思路，它也至少部分上匡正了人们认为布氏只注意结构、局势而忽略人物、事件的误解。不过，由于法国史学界和教育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请参见本书法文版前言），布氏的这一著作未能真正列入中学教材。 　　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它是由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学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一部通史。在当代，随着学术分工的细化，也出现了学科碎化的状况。最有影响的通史类著作如《剑桥世界史》系汇集多人之力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延请最有名的专家，保证书稿的质量。但其弱点也非常明显：各个部分自成一体，难以会通；这样的著作往往具有学术性，而失去了史魂，即思想。布氏的这部书不然。它是在大量汲取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布氏自己的理论体系，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及总体史学观念，写成的一部通史。用法国著名史家莫里斯?埃马尔的话说，它“给了我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第二，写作方法独特：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而又有着有机的联系；融古与今于一体，既考察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第三，论述深刻：全书第一部分关于文明与文化问题的理论论述深刻而独特，予人以启迪。书中各章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作还要丰富。读读关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节，你不能不击节叹服，在我们眼中杂乱无章的内容，竟可以写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关于东欧的章节，作者显示出远见卓识。第四，布罗代尔给人的印象是总爱关注小的问题，尽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观视野。《文明史》向人展现了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截至去年，此书在法国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译本也受到了好评。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能够让人们对年鉴学以及布氏本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下面略述一下翻译情况。由于布氏追求的是“最准确最简洁的思想表达方式”，行文洗练、有力，概括性强，因而翻译难度较大。从方便读者的角度考虑，译者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为了保证译文质量，在根据法文版翻译完毕后，我们又据英文版（理查德?梅因译，1993年企鹅丛书版）逐字逐句校订了全部译文。尽管如此，译文中难免仍有不少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翻译工作由冯棠、张文英、王明毅和常绍民承担。常绍民校改了全文。译稿尚未完工，年仅40余岁的冯棠先生就因病不幸去世，令人痛心疾首。我们谨在此表示无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