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天文 许倬云 收到杜君立大作《现代的历程》，这部八百多页的著作，陈述从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开展以来，由欧洲发源的现代文明，在各个方面不断进展的过程。 诚如本书开头引用的狄更斯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现代文明的发展，四百年来，节奏越来越快，改变的幅度也越来越宏大。如果将人类从非洲出走，分散到各处的时段作为开始，假如以二十四万年的长时段当作一天，人类文化的开始不过只是一万年以内，文明的开始也不过三千年，现代的文明占了四百年，如果从子夜计算，到第二天的子夜，这四百年的时间，在时钟上，已经是十一点五十八分。最近，科学界的奇才霍金预言，人类的发展将要终结了地球生命的历史，那个时候，也就离现在不会超过十万年左右。我们从十一点五十八分计算，往下走恐怕不需要五六点钟，可能在一两点，或是两三点时，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这种对危机的紧迫感，自古以来，人类不断有之。战国时代，屈原曾经审视壁上历史图画，发为“天问”；犹太基督教信仰，常常提醒大家，劫难将至；佛家的教训，也经常提醒世人，在劫难逃。对近代变化的迅速与深刻，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不断有人提出警告，于是，二十世纪学术界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乐观，而是悲欣交集的复杂情绪。《现代的历程》引用了狄更斯的感慨，正是反映同样的情绪。 本书作者陈述，世界上不但是一条主线，而是两条议题的交叉并行：一条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另一条则是，身为中国人经常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稳定了两千多年，却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比赛中，长期缺席，以致到今天，还在追赶“现代”？第二条轴线乃是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两百年了，在中国方面，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胡适、梁漱溟等人士的另外一份“天问”。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马克思、韦伯、李约瑟，以至于欧美的若干汉学家与历史学家，不断提出来的课题。 杜先生在这本大作中，虽然标题是《现代的历程》，实际上，他第二条轴线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之中，也在读者的心目之中，毋宁超过了对第一条轴线的陈述。 我个人认为，“现代”的竞技，西方参与，而中国长期缺席，乃是由于在文明开始的枢纽时代，东和西的曲调，有不同的定音。人类在提出超越的课题时，无论东、西圣人，基本上都假定有一个超越的理性，在东方谓之“道”，在西方谓之“圣”。儒家阐述的“道”，要兼顾个人的意志和全体人类的福祉，西方提出的“圣”，乃是盼望个人能力和意志的发挥，能尽其“至”，才配得上神的恩宠。 假如这无穷无尽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星云群，其中有一个小小的银河系，银河系中又有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其中又有一个更微细的地球。对于这个微小的个体，有一位“造物主”，亦即人格化的“道”和“圣”，发下两条指令，写在同一页的两面，东边和西边各看了一半；于是，东边尽力在神赐给的环境中，求得最大的平衡和稳定，以安其身，以立其命；西方从犹太教以来，始终是尽力求表现、求发展，甚至于不惜毁损自己寄生的地球。到了今天，人类，那一地球上的癌症，即刻就要毁损自己的寄主。到今天，那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前此没有介入大竞争的中国人，竟也奋不顾身，投入竞技的最后一节。那一位“道”与“圣”人格化的造物主，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杜先生自己陈述，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正因为他是一个关怀终生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他能比专家们关心更大的问题，于是我们才有这么一部好书。 这几年来，中国文化圈内的各处，无论是中国本部，或者是本部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海外的华人们，似乎都在警觉世变正亟，在各个领域，都有人关怀未来的发展。大家的情绪，常常呈现“悲欣交集”的情形，杜君立先生《现代的历程》乃是许多著作中，极可称赞的好书。作为读者，我感谢他；作为同样关心者之一，我也同意他的许多见解。我们盼望，杜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历史的细节》修订版），很快问世，庶得早读为快。 许倬云谨记。 2016年2月18日于匹兹堡 古登堡革命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机器，印刷机的意义远远超出其机械本身，它直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将现代社会到来的时间大大前移。通过对书本廉价而快速的生产，传统社会的知识垄断迅速瓦解，更多的穷人和业余人士也得以分享科学常识，知识民主化又为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提速。用比尔•盖茨的话说，活字印刷术给西方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加快了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积累，并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 谷登堡一定不会想到，他在300年后被法国大革命褒奖为第一位在欧洲传播“启蒙之光”的匠人，而将印刷术当作各民族的“自由火炬”。谷登堡确实点燃了印刷之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机器印刷就如星火燎原传遍了整个欧洲。从1454年谷登堡用他的印刷机印制出180本精装的“42行本圣经”，到1500年，至少已经有2000万本书，被1000多个印刷所“生产”出来，涵盖四万种不同领域和主题。在手抄本时代，整个欧洲也不过只有几万册书。这标志着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大量生产的书籍和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特别是廉价简装书和小册子的出现，一下子让书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文字进入大众生活的视野。到1600年，机器印刷书的总量已经超过两亿本。这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大传播。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印刷“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 雨果说：“印刷术的发明是最伟大的事件，它孕育了一切革命，是崭新的表达人类思想的手段；思想摒弃了旧的形式，形成新的思维。”印刷术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升级，印刷通过普及书籍而扩大了阅读群体，知识分子兴起，文盲率下降，人力资本提高；其次是经济升级，印刷推动了人文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及技术扩散；再有是政治升级，印刷瓦解了专制权力，催生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民主制度的预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曾30多次提到谷登堡印刷机对现代文明的巨大推动。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能够形成气候，一个关键技术条件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思想的传播、政治与宗教的布道、言论的自由与控制，攻守双方的战斗就越演越烈。知识分子与权力争夺媒体的历史战争由此展开。 人们对印刷术的最早定义是“书写的机械手段”。与传统的手抄书相比，印刷文本实现了文字彻底的机械化，去除了一切人为（手写）的痕迹，即使没有让文字变成机器，起码也使其成为机器产品，文字的视觉特性因此而得到最大的提升。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总结道，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西方世界原有的部落化状态，印刷术的发明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心理状态，导致西方人对知识视像化的倚重，从而使得西方人后来逐渐创造出了理性主义、近代科学、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人们所熟悉的思想文化成果、经济社会组织方式。 文艺复兴 对欧洲来说，印刷机就是现代文明的播种机。书籍的商品化使知识祛魅，文字不再是权力的道具，而是一种人人必备的现代语言。书籍作为象征对象，围绕它形成一种文化构建，或者说是“读者共同体”。文本的规范化与大众化，催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书面语”，精英的拉丁语迅速没落，世俗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登堂入室。 1539年，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实际上也成为欧洲通用文字。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各比把经院拉丁语的式微和普通民众方言的兴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转变。“为各国统治者提供共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知识精英们，逐渐被更加直率的、影响力更大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变化使得各民族语言不仅在本国的日常事务中取代了拉丁语，甚至在最新的学术研究中，也取代了后者。” 人是因为语言和记忆而被分为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最显著意义是对人的界定；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宝藏和文化密码，是其“社会智慧与共同自尊的源泉”，语言构成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印刷机比秦始皇严厉的行政制度更容易实现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印刷术强化了语言群体之间的壁垒，使墙内的语言标准化、同质化，摧毁了小的方言分歧。印刷书被赋予一种记忆的使命，它通过大量的复制和阅读形成“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现代国家依靠“印刷资本主义”实现了民族主义统治，没有印刷导致的宣传，就没有民族主义。“以印刷资本主义为媒介，1500年到1800年间在造船、航海、钟表制造和地图绘制法等领域逐渐累积的科技创新终于使得这种想象成为可能。”可以这样说，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印刷术“爆炸”的结果。由印刷书市场勾画的语言疆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民族界线。 16到18世纪之间，印刷术改变了欧洲人的私人和公共生活，给欧洲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以往靠繁琐的手抄方式与官员联络，现在很快开始采用印刷文本宣战、公布战况、颁发文告，并以宣传册的形式展开辩论。他们努力借助这些手段打赢心理战”。印刷术使得政治宣传成为可能。它凸显了不同社会集团，如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为不同政治党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印刷材料可以散布到公众中，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个人受到影响，开始加入某一社会集团。这样，被地理界线分隔的人群便可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取得共同的身份。 进入印刷时代之后，知识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大规模印刷的廉价书籍（特别是《圣经》）刺激了大众教育，识字人口大量增加。许多出身卑微的人通过阅读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这些草根大众成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16世纪上半叶，虽然各个阶层的藏书比例变化不大，但藏书量都翻了一番还多。医生的平均藏书量从26本增加到62本，律师从25本增加到55本，商人从4本增加到10本，纺织工匠从过去的1本书变成了4本书。印刷技术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书市场，同时也催生了职业作家群体；在传统时代以个人身份资助作家的贵族不再是写作的必需前提，资本化的印刷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书籍印刷出版业从肇兴伊始，就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 “新的印刷术诞生不久，印刷所就如同满天繁星遍布意大利。”如果说谷登堡发明了印刷，那也可以说尼古拉•詹森发明了“出版”。书的“出版”从几百本到几千本，迅速形成商业规模；一部书所面对的读者不再只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与手抄书相比，出版赋予了书的公共性格。1458年，身为铸币师的詹森曾到美因兹学习印刷；1469年，他依靠谷登堡印刷机在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印刷厂。到1480年，意大利已经有50家印刷厂，而当时德国只有30家。15世纪末，仅威尼斯就有417家印刷厂，詹森成为威尼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出版商。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审视、修订大量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手稿。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代经典很快成为印刷商的盛筵。这些印刷书不再是谷登堡圣经那样大开本的豪华藏品，而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小开本口袋书，因而得到最广泛阶层的欢迎。 作为一个商船所有者的共和国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共和国，威尼斯是一个富裕自由的城邦国家。威尼斯不仅商业高度繁荣，而且享有欧洲最多的言论自由，这里几乎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化外之地。东罗马帝国的陨落使大量知识分子流落于此，一直被教会禁止的犹太、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古代经典在这里重见天日。作为“保留一切艺术的艺术”，印刷术的诞生恰逢其时，欧洲在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社会运动中开始崛起。 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语中（Rinascimento），由“重新”（ri）和“出生”（nascere）构成，它其实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敲响了中世纪的晚钟，吹响了现代的号角。以米兰多拉的《论人的尊严》为代表，从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迎来了人性与自由的第一缕现代曙光。“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依靠口语化诗歌化的写作，从意大利开始，掀起了前印刷时代的阅读热潮。古罗马时代的《物性论》于1417年重见天日，它所倡导的原子唯物论、对世俗和人的肯定、对现世快乐的追求，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 “在所有北欧人文思想家当中，最有名的也许就要数伊拉斯谟了，个中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伊拉斯谟作品被大量印刷，并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1516年，伊拉斯谟经过对诸多手抄《圣经》版本的精心编校，出版了被后世视为权威的拉丁文《圣经》。 14世纪时欧洲最著名的畅销书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全欧洲也不过两千本左右，到了一个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印刷机，仅意大利一地的图书就超过750万本。作为历史上首次由大众出版业推动的思想运动，人文主义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到前所未有的众多人群中去。“印刷术使文字深深地内化在人心里。”书籍提供了许多严肃的公共话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权利、平等和自由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有了印刷术，思想能以无比迅捷的速度传播开来。书籍的影响远比大多数所认为的更加深远和广阔。书籍营造了现代共识，制造了社会认同，现代人因此而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世界，一个因书籍而形成和改善了的世界。“从文艺复兴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书籍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化，是我们所继承的一笔无法衡量的巨大财富。” 随着印刷书和阅读者的日益增多，拉丁文跌下神坛，古老的罗马数字被阿拉伯数字取代，学术权力逐渐从教会转移到世俗社会，宗教著作也被人文学者的作品取代。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翻译语言最多和印量最大的一本书，堪比世俗版的《圣经》。“在几何里，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大道。”欧几里得创造的“公理化方法”无疑是一场知识革命。古希腊创造的数理经纬网络实现了对地球表面的全面覆盖，这种对方位与距离的严格定义，正体现了数学的精妙。海洋从此不再深不可测。经验一旦被总结，学习就更加有效。1494年，意大利教士帕乔利出版了《数学大全》，其中的“阿拉伯数字”和“复式记账”迅速传播，成为现代会计学的基础。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银行豪门，美第奇家族的成功与复式记账有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美第奇家族对艺术家的慷慨资助构成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科学是一个不断增长和扩展的知识整体，“毫无疑问，哥白尼大量借鉴了托勒密的著作《至大论》，印刷业的出现使其更加容易。”印刷出版不仅促进了科学研究，也加强了科学交流，各种学术著作以及定期的学术刊物，使最新科学成果能够迅速传播。印刷机和可靠的邮政服务构成一个信息网络，“长距离、高层次的对话交流渠道由法庭和大学里通过手稿进行的口头传播，变成了依靠文本大量印行的书面传播。”作为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思想，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学”、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和马兰•梅森的“新哲学”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几乎都是借助印刷而大行其道的；相反，天才般的达•芬奇同样有大量的发明和著作，但却被他雪藏深锁，拒绝刊印成书，这让他无数呕心沥血、巧夺天工的创新研究就像没有发芽的种子一样，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几无贡献。因此，科学史的创始人乔治•萨顿将印刷术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印刷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经纬，因为它取代了不可靠的传统形式（口头形式和手抄本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可靠和持久的形式，仿佛人类突然获得了一种值得信赖的记忆，而不是飘忽不定、容易使人受骗的记忆。 科学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仅仅基于信仰的宗教权威产生了怀疑，在潜移默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科学革命不仅与宗教改革有关，也与后来的启蒙运动有直接渊源。启蒙哲人把过去大体上分成四大时期：近东的大河文明、古代的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千年统治和始于“文艺复兴”的现代。这四个时期有节奏地相互关联：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伴，都是神话、信仰和迷信的时代；第二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都是理性、科学和启蒙的时代。作为现代科学和启蒙思想的立论基础和目标之一，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不仅是同一个“种族”，而且分享共同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追求同样一种幸福。 “印刷术的发明排除了匿名的许多技术性因素，而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构建了知识产权和文艺名誉的新观念。”手抄书文化不能维持发明的专利和文学创作的著作权，印刷品的作者署名权作为版权受到尊重和保护，这和后来引发工业革命的专利制度出现在同一时间。印刷书刚刚诞生，威尼斯就率先制定了版权法和专利法。在《美国宪法》中，“作者”与“发明人”属于同一性质，二者在一定时间内拥有“自己的著作和发现”的权利，以推动“科学和应用艺术的进步”。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文艺复兴是一场学术复古运动，但古老的拉丁文还是迅速衰落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是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而没有采用拉丁文。在谷登堡印刷机刚出现50年后所印刷的“摇篮本”中，拉丁文占到七成以上；但到了100年后，用拉丁文印刷的书在所有印刷书中所占比例已不足20%。 如果说雕版印刷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字复制（它常常被用来复制版画），那么活字印刷就具有极其明确的文字指向，这使其成为一场语言革命。印刷技术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检索和交流的方式，把语词从声音世界里迁移出来，送进一个完全的视觉平面，从而创造了一个书面世界。尽管印刷书没有淘汰古老的授课，但它的确使自学成为可能；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遭遇到挑战，一个聪明的学生和工匠甚至可以通过读书自学，超过老师和大学教授，牛顿和第谷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印刷文本行列规整、页面统一、清晰流畅，这使阅读更加快速，从而使一个人的默读更加普遍。在手抄书时代，所谓读书往往是一种集体活动，一个人念，一群人听。清人何绍基说：“古人之书固以义理为主，然非文章无以发之，非音节无以醒之。”正如音读是口头文化的产物，默读则是印刷文化的结果。默读使文字迅速内化，从而更容易对人的内心产生深刻影响。朗朗上口的诗歌逐渐没落，长篇大论的小说开始风行。《堂吉诃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班牙语因此被称为“塞万提斯语”。如果说大炮火药摧毁了骑士的城堡，那么小说文字则瓦解了骑士的精神。人们将火药称为魔鬼的发明，而将印刷称为上帝的发明。 人类虽然发明了文字，却一直没有标点符号，文字阅读只能依靠口语经验自行把握。这种不确定随着印刷的出现而终结。印刷追求精准、客观和权威，接下来，科学、新闻、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等，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意大利出版商马努提乌斯制定了五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应当承认，印刷革命其实是通过阅读革命完成对人的改造的，从而使阅读文化成为现代的基本特征。当口语社会变成书面社会后，读写能力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因此，读书识字成为未成年人必须接受的教育。“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童年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