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的科班训练，除了要会写论文和专著，也要会写书评和札记。要做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学者，特别是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因此，在这一讲中，我重点谈书评。 一、书评制度 书评是一本学术杂志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西文学术期刊的主体是论文（Article）和书评（Review），论文往往只有几篇，涉及的范围不够广。对于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有时是书评，因为书评才能真正反映这本刊物所涵盖的各个方面。我们翻看一本杂志时所获取的知识，有时并不在于论文，而在书评，这是和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相关联的。 因为中国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所以一本杂志中，主体是论文，书评只占极少的篇幅，甚至没有书评。所发表的书评含盖的方面不广，大多数书评是一些对所评之书的概述和夸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一般也不受读者重视，只受作者和出版社的重视，因为其中一些书评是作者或出版社编辑找人写的。 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是这样的： 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因为后者必然产生人情稿子。所以，我们在西方经常遇到的事情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后，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书评的发表，而他/她并不知道书评都是谁在写，更不能干预书评作者写什么。我在耶鲁大学时，某一天见到韩森（Valerie Hansen），我说《守护神》（Numen）上有一篇你的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的书评，她赶快跑去看。足见书评在西方作者眼中有着与中国不同的学术意义。 因为书评是由杂志约请的专家撰写的，所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杂志自身手中，杂志也把自己所发表的书评水准，看作是该杂志的学术水准，这样的一种学术认定的结果，是杂志要约请权威来写稿，而不接受书评投稿。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刊物的约稿通知里面说，书评不接受投稿，如果你特别希望评某本书的话，必须先和主编联络，在得到主编的同意后，才能撰写。同时，由于杂志对自己发表的书评水准的认定，所以一般来讲是不接受反批评的。你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商榷文章，但在发表书评的刊物上是不行的，即使你的反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一般情况下也是不给刊登的。这种做法有点霸道，但实际上是为了一个杂志的正常运作，因为你一旦发表了反批评，则必然引起书评作者的再度反批评，这样你来我往，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长，那么这个杂志的篇幅就大量被占掉，而批评双方有时也从学术争论发展到意气之争，降低了杂志的学术水平，这样下去杂志是无法办的了。 在中国，大多数刊物没有这么严格的书评制度。比如几年前《历史研究》发表了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评社科院人口史的一本书 ，很有分量，是中国学术界少有的书评，虽然有些话用词过于激烈，但仍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但是因为《历史研究》没有规范的书评体制，很快就发表了反批评文章 ，这其实是否定自己。所以，发表书评的杂志是不能够发表反批评的，但并不反对书的作者在其他地方发表反批评的文章。 当然，西方杂志赋予书评作者的这种话语权，有时也被利用来作为攻击他人的手段。比如《哈佛亚洲学报》（HJAS）第58卷第1期（1998年）发表的贝格利（Robert Bagley）撰写的长篇书评，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巫鸿（Wu Hung）《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一书，指作者书中表现了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对于这样一篇学人看了都觉得超乎学术的“毁灭性的批评”，《哈佛亚洲学报》就是不发表巫鸿的反批评，最后还是李零先生出面，在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第2辑（2000年）中，同时发表贝格利的书评中文翻译和巫鸿的答辩文章 ，让读者自己看看谁有理。 《哈佛学报》的这篇书评是个特殊的例子，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写书而受到批评，已成习惯，一般不会引起意气之争。贝利（H. W. Bailey）教授集毕生精力所编的《于阗塞语词典》 出版后，其弟子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在《印度伊朗学刊》（IIJ）第23卷（1981年）上撰写书评 ，指出其不足之处。但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交情，贝利每年过生日，恩默瑞克都要从汉堡赶往剑桥去祝寿。1985年我前往剑桥拜访贝利教授时，他告诉我当今执于阗文研究牛耳者为恩默瑞克，并介绍我到汉堡去找他。 在中国书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一个作者的书受到批评，有时会被某些人利用这些书评来攻击作者，使得作者的职称评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资也受影响。有时再加上报纸、网站的炒作，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要知道，在西方的杂志里，往往是值得评的书才被安排来写书评的，有些书根本不值得一评，所以，尽管书评没有什么好听的话，也说明这本书不是最差的。一个人的学术眼界是有限的，自己所撰作的书肯定会有漏洞，所以别人的善意批评是可以接受的，这有利于自己将来在修订本中把学术水准更推进一步。 西文杂志的书评，一般都上目录，在“书评”类下面，先列作者，然后是书名，最后是书评作者名和页码。这样等于给值得评的书做了广告，让浏览这本杂志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甚至会引发某些人翻开书评，看看本书的基本内容。因此，一般来说书的作者都是愿意自己的书有人评的。在目前中国的杂志里，书评的正题往往是一句表扬的话，书名放在副题中，常常没有作者的名字，这其实不利于对被评的书的学术认定。我在办《唐研究》时，改变这种做法，采用西文刊物的标题方式，意思就是让大家一眼看到唐研究领域里最值得注意的都有哪些书。请大家注意引用这样的书评时，不能像引用一般文章那样，只抄写标题，而是要在前面加上“书评”二字，如：荣新江《书评：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55－559页。 西方杂志的主编，往往就是某些方面的权威学者，所以有些刊物的主编就把出版社寄来的书留下，自己写书评。最著名的就是《通报》（T’oung Pao）的主编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学术领域十分宽广，涉及中亚、中国的许多方面，自己的成就很高，所以他所写的书评也因为具有很高的水准而不被认为是违反了书评约稿的原则。伯希和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他的书评不仅发表在《通报》，也发表在法国《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eint）等杂志上，大概由于所写书评太多的缘故，在伯希和去世以后，他的论著目录一直没有完整地编辑起来。原本听说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先生准备一个全目，但没有完成。2001年出版了Hartmut Walravens,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 ---- a Bibliography ，包括他的全部论著目录，还有篇目、主题索引，以及后人有关伯希和的论著目录。伯希和大量的学术成就，其实有不少包含在他所写的书评里。 良好的书评制度，可以使得一本杂志的书评保持较高的信誉，拥有更多的读者。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杂志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学术书评的意义，但要真正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路还很漫长。 二、书评种类 书评有不同的种类，有长有短，长的过万字，短的只有几百字而已。 一种书评是属于介绍类的，往往只有500－1000字，把书的内容简要地介绍一下，如果写得凝练，也可以看出书评作者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予以的点评。像美国《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法国《汉学评论》（Reuv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等刊物上的书评，就是这种类型，主要目的是想多包含一些书的书评，使杂志学术范围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发表的书评，很像是往这个方面发展，而这本企图含盖中国学术许多方面的杂志，也确实应当向这个方面发展，但目前来看，书评量太少。 一般的书评在3000－5000字左右，也就是既可以概述原书的内容，又可以加以评论。这是书评的主要形式，大多数的杂志采用这样的书评，我所编的《唐研究》也是如此。 还有专门就一本书进行广泛商榷的书评，称作“书评论文”（Review Article），字数较多，有的超过10000字。书评论文对于所评之书来说，可谓重磅炸弹。我曾经在《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海外书话2）中举过一个例子 ，即《通报》（T’oung Pao）所刊达菲那（Paolo Daffinà）的《评〈汉书·西域传〉的新译本》一文，这是对莱顿大学汉学院前院长何四维（Anthony E. P. Hulsewé）教授《中国在中亚：早期（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 一书的批评，发表在《通报》里 。原书作者何四维先生对我说：看我这本书，一定要看达菲那的书评。可见书评论文的重要。 我们应当学会写不同类型的书评。 三、哪些书值得评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相反，给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读物，普通的概述或综述，则不一定在纯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当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评介文字。 值得评论的书，从我们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包括专著、论文集、史料集、考古报告、学术性的展览图录等。因为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学术贡献，所以，要有专家用简洁的语言，把这些书的内容和成绩勾勒出来，特别是一些论文集、考古报告，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翻看书评以后，可以决定值得不值得去找这本书来读。 但是，要知道，从一个杂志来说，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评论的图书的书评作者，所以虽然有的书，我很想在《唐研究》上发表一篇书评，但往往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而作罢。这又说到书评的作者问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史学界，我们拥有许多各方面的专家，但老一辈的甚至略微年轻一点的专家学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不愿意写书评，使得在国内找寻一个所评之书的最佳专家的做法，有时难以成功。因此，我们也约请一些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来撰写书评，几年的实践证明，中青年学者不仅有实力写，而且敢于写，甚至一些博士生因为较长时间关注一个课题，他们所写的同一专业领域里的书评，很有力度，受到读者的好评。因此，只要大家努力，中国的书评制度可以创造性地建立起来，中国的书评内容也可以充实起来。 在老一辈的学者当中，在写书评这一点上，周一良先生是个例外。我在《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中有如下一段介绍： 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不论在燕京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因此，他在撰写论文、札记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书评。他对书评的看法，可以从他表彰杨联陞先生撰写书评的文字里体现出来：“我认为莲生（即杨联陞）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文章是写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就行；写书评是写别人，往往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加以评述，有时比写文章还难。周先生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当然无法和杨联陞相比，但他写书评的作法，是许多与他同龄甚至比他年辈还晚的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周先生的书评范围很广，从早年的《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 ，到晚年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 和《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 ，都是按照书评的学术规范，提出了严肃的商榷意见。在敦煌学方面，他撰写过《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对王梵志诗的校本提出批评意见 。还有《读〈敦煌与中国佛教〉》，虽然以介绍为主，但也有指正的地方。我们从这些书评中，可以窥见周先生的一些研究方法。 他曾特别送我上面提到的《马译〈世说新语〉商兑》抽印本，说明他自己对这篇书评的欣赏。 四、书评内容 前面说到标题的写法，即：“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按照规范的书评做法，下面要括注原书的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书号、价钱，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17＋263页＋39黑白图版＋8彩色图版，100元）”，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如果是给不采用像《唐研究》那样的书评标题方式的杂志，最好就用中性的语言，写“某人著《某书》评介”，表明有评论，有介绍。 书评的内容应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是内容简介，即让没有见到书的读者可以通过你的介绍，大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介绍一些方面较广的论文集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有所选择地重点介绍一些文章，而简单介绍其他一些文章，或者只列其名或其类别。 第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选题和内容的价值、特点，如果是前人研究过的课题，那么这本书有没有新的角度，有没有新的材料，有没有新的笔法。如果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说研究很薄弱的方面，则从研究的题目和范围来说明作者的贡献或尚不完善的地方。 第三是本书的不足，包括题目与内容是否对应，内容包含的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材料的缺陷和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在指出别人不足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材料、研究论著/参考文献等方面举出证据，加以论述，避免空论。 第四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加以补正，包括订正书中的错误，补充书中的不足，这些部分一定要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写出来。如果只是根据可以有两种解说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作者的观点。 最后，对于一些古籍整理、包含新史料的著作，要校勘错字，以免贻误后人。 这些只是主要的方面，书评的内容没有特别的一定之规，是最容易表现个人学术思想的一种文体，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书评来发挥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很早就开始给别人写序、写审查报告，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你可以利用写书评的机会，把写刻板的专题论文时所不能表达的学术思想，通过书评表达出来。 书评的写作也没有一定之规，上面所列的几点，不一定按照上面的次序来写，比如在介绍内容的同时，就可以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提示优点，指摘缺陷，这样有时显得平和一些，但不减书评的分量，我常常采用这样的写法。现在中国的一些刊物上的许多书评在写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话以后，最后来一句：“瑕不掩瑜”、“金无足赤”，“由于……原因，书中也有错误之处，相信再版时会修订”之类的话，是很不好的八股文，说了等于没说。 我在上面提到的《海外书话》中说：“我平日里最喜欢读〔西文杂志的〕书评，它不仅能让你了解所评之书的大致内容及其学术贡献，还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书评者往往还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补充该书之不足，特别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补充参考文献和相关材料；而且大多数书评都会有批评在内，有时往往是按页码顺序来一一挑错。这和我们在国内报端看到的书评迥然不同，因此读起来就像喝咖啡一样，精神不时为之一振。” 五、书评里的称呼 在写书评时，有时会混淆书的作者和书评作者的指代词，因此我建议这样写： 作者：指所评书的作者。也可以直呼其名，不过在中文的语境下，有些不太礼貌。如果加“先生”，则浪费文字；如果加“氏”，又有些像日文敬语。也可以用“以下敬语全略”，但遇到业师之类的人物，还是不略为好。 笔者：指书评撰者。也可以说“我”、“本人”。 本书：指被评书。书名较短的可以直接称书名。或者在书名第一次出现时起一个简称，后面就用简称。 每一类称呼，可以变换使用，免得文字太过拘谨。 六、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评书不评人，但要了解作者。在写书评时，千万要记住你可以说这本书如何好，如何差，但切不可说这个作者如何好，如何差。当然，我们最好能够了解这个作者的学术出身、学习和工作单位、已经有过什么学术成果，这些对于了解本书的学术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对作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做一些介绍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书评里不要对作者进行大肆吹捧，更不能对作者加以人身攻击。 第二，要注意书的出版时间。一般来讲，我们往往只评最近一、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对于再版书也主要评新增订的部分。但有时我们没有那么快地得到新书，有时我们需要把几年当中出版的同类著作放在一起来评。这时候，我们要切记不能用书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来批评作者，应当站在和作者同样的起跑线上来写书评。比如我在评刘统先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时，注意到他的书基本上完成于1988年，而迟到1998年9月才出版，所以尽可能避免用1988年以后的新材料说话 ，这些新材料只能给作者做补充，而不能据以批评人家。我过去不认识刘统，由于这篇书评，成了他的好朋友。 第三，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现在学术十分发达，很难把资料和研究信息全部收集齐全，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漏洞，甚至是硬伤。对待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指出的，但不要揪住不放，更不要以此否定全书的其他贡献。过去有人给《唐研究》投稿批评张弓先生的《汉唐佛寺文化史》，我以为用词太厉害而没有采用。后来这篇述评发表在别的刊物上，但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口气缓和多了。某位权威学者在其高水平著作中，把一条张大千写在西千佛洞宋人壁画榜题中的文字（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证）当作宋代的史料来运用，这可是硬伤啊！我撰写书评时，考虑再三，还是用通信告诉他了，没有写进书评，因为我觉得太伤人了。 第四，要礼貌用词，不用“怪圈”一类的语言。因为有些字眼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让别人有不愉快的语言，而是用事实说话。其实，有分量的书评最容易引起书的作者的反批评，如果书评作者以事实说话，那么反批评往往是无力的。这时反批评者常用的方法就是以“礼”来干预“法”，批评批评者用词不当，有失礼法，从道德上给你上纲上线。所以，一定不要用无礼的语言撰写书评。 第五是写完以后，多请一些同行和专家来审读，避免一些错误。 我喜欢读书评，也喜欢写书评。本着以文会友的原则，我写了这么多年的书评，批评了不少著作，我没有得罪什么人，而换来的是更亲切的友情。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也是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传统，如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钱大昕就曾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七、札 记 最后，附带谈一下札记的写作。 研究生阶段，特别是硕士生，不一定能连篇累牍地撰写出长篇的学术论文，但在读书过程中，也千万要抓住自己的灵感、心得、发现、联想等等收获，并翻检相关的材料，写成笔记，在有空的时候，把笔记加以丰富，写成正式的学术札记。这些札记不一定马上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但积累下来，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产，在你将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尤其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积累的，谁积累的丰厚，将来的成果也就更多，札记是积累的重要方法，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 现在许多学术期刊非常欢迎短小精悍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就是好的札记，文章有时需要完整性，而札记则不然，是有新知、新意才有感而发的，所以内容不一定非常全面，但有时更有可读性。 札记要短小精悍，一般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所以不必特别地加以修饰，用最短的文字，写明白自己要说明的问题。我在“《两京新记》读书班”（又称“隋唐长安读书班”）上，鼓励大家把一得之见写成札记。在《唐研究》第9卷长安专号上，我曾经发表了一组读书班的《隋唐长安史地丛考》札记，其中有些可以作为新来的研究生写札记的样本，这里举蒙曼的《隆政坊富商索谦宅》一条为例： 《大唐故索处士（谦）墓志铭》：“君讳谦，字文纲，敦煌人也。……父韩，隋掌设府车骑将军。以永徽六年（655）岁次乙卯六月己亥朔三日辛丑，春秋卌六，卒于隆政里。”（《全唐文补遗》3，355页） 墓志称其“富埒陶白，资巨程罗。乍开通德之门，交接简通之彦。时置候宾之驿，家富秦赵之声。虽卓郑之雄华，朱宁之汲引，此之数子，其何足云。”隆政坊（布政坊）靠近西市，西来逐利的商胡聚集，索谦原籍敦煌，而“优游三辅”，其敦煌之出身，便于其与西来商胡交往；而宅近西市，且经营有方，最后成为长安巨富。索谦无任何官职，可谓长安商人之代表人物。 蒙曼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代的禁军，所以仔细地阅读唐代墓志资料，在检索禁军材料的时候遇到这样好的商人材料，也不要随手翻过去，写一条简短的札记，提示自己，也奉献别人，相信对于研究长安、唐代商业史等方面是有参考价值的。 最好的札记样板应当说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其中长的可以说是一篇文章，短的几百字；内容方面大的有史事、制度，小的则只关于一个字、词。在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贡献中，这部《札记》应当是和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相辉映的。 写札记的作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旧史家许多都是用札记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成果。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都应当阅读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还有清人的许多文集和笔记、日记中，都有很多学术性的札记。写札记比较零散，如果发表的地方也比较分散的话，容易被人所遗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写的札记，按照一个系统排列起来，归到一种书或一个主题下面。像上面提到的札记都是针对正史的，利用正史的人都会知道要同时看这些札记，这样就不会被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