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最亲密的朋友（或者说在世界任何地方）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们能够将中国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客观地描述很亲密的朋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中国之行中，梁思成夫妇带给我们很大影响。如果把我和威尔玛作为文化沟通的中介的身份加以报道，那么报道内容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及他们以及他们的好友和邻居金岳霖教授。 有几件事情可以展现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可见证我们的友谊是如何形成的。首先，他们在北京的住所位于北总布胡同，这条胡同靠近东城墙，我们所在街道的尽头，所以我们算是邻居。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梁夫人的母亲，一个名为“宝宝”的小女儿和一个小男孩。而且梁思成的房子穿过花园可以直通到金教授家，他们就像居住在同一个宅院。 对于梁思成夫妇来说，他们的家庭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梁思成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作家、改革家、学者以及政治领袖梁启超。20 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的地位与当时美国的伊莱修• 鲁特（Elihu Root）、海明威（Hemingway）、约翰• 杜威（John Dewey） 以及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加在一起的作用相当。来自广东的他，少年得志，师从康有为，师生二人密切合作，鼓动年轻的皇帝于1898 年发动了戊戌变法。当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直到1911 年辛亥革命前，他用其妙笔生花的文字撰写了很多有关西方思想的著作，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启示，这只有博学的中国古典学者才能做得到。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成立了进步党并服务于北京不同时期的多个政府。作为他的儿子就像是成为小罗斯福或是小肯尼迪一样，区别在于，在中国子女会更加孝顺。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来自福建，是梁启超一位亲密的政治伙伴，二人同在北京政府共事，同时是1919 年巴黎和会的观察员。作为两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的子女，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间的婚姻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悦他们的父辈，他们都身材瘦小，像南方人，也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他们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担负起通过现代科学的实地考察方法重新焕发中国历史建筑的风采的艰巨的爱国任务。 有着中英两种文化教育背景的林徽因还有一个教名：菲利斯，但是她觉得基督教除了难看的十字架和普世的道义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她还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作家、诗人，有着很强的审美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她擅长交际，而且极富魅力，无论在家还是在其他任何社交场合，她永远都是目光的焦点。 金岳霖是一位哲学家，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以及其他地方求学，也是中国主要的逻辑学家。12 年的国外生活让他的英语水平炉火纯青，他的得意弟子王浩，专攻符号逻辑，如今在美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此外，大家还喜欢亲切地称其为“老金”，这是一种随意的、非正式的昵称。有一次我从上海写信给他，提到了获得中国女子网球冠军的王家姐妹，他回复说“each wa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other”（她们中每一个都要比另一个漂亮），他很喜欢这句看似合乎逻辑却并不符合逻辑的话。 结交这样的朋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而且，我们可以互相为对方打开眼界。我们喜欢吃他们的“便饭”，我们也会闲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里熟人的性格等。如此集中地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种信息，他们当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他们会以规定的方式背诵中国诗歌，并将其与济慈（Keats）、丁尼生（Tennyson）或是林赛（Vachel Lindsay）的诗歌作比较。他们了解宋朝的画家、书法家，当然也通晓北京当地的典故。 通过他们的视角，我们开始看到中国文化整合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知道哪些应该保留下来，哪些应该借鉴国外。然而，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从未有人深入地理解与展开过。这是一种尚未开辟的双重文化领域，没有多少人曾如此深入、自发地去钻研，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气。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证实，这种融合的难度对于上了年纪的毛泽东及他周围的那些新的当权者来说变得更大。20 世纪60 年代，极具讽刺意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些纯粹的仇外者破坏了梁思成这代人逐渐取得的大量的成就。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武斗与造反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