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来比喻黎元洪的一生，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黎元洪。这个“好好先生”表面上平庸平和，其实骨子里也有着广阔的内心世界，有着很强大的坚持。中国社会一直不乏黎元洪这种人，忠厚和精明并存，糊涂与清醒共在。很难说这样的状态是一种平庸，还是一种智慧。 黎元洪之所以得到袁世凯在内很多人的首肯和认同，除了是维持北洋系和义军之间的平衡外，重要的正是黎元洪的“德”——也就是他一以贯之温良恭俭让的性情。1911年武昌首义时，四十七岁的黎元洪只是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义的领导人，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时起义新军群龙无首，只好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拽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义军领袖。这种说法有贬损意味，其实黎元洪首义后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他一直是汉军名将，深得张之洞欣赏和提携，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起义后黎元洪被推为都督，推手是当时的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说服了黎元洪走向革命。在此之前，黎元洪还曾三次赴日本进行军事考察。有一种说法是，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张之洞的练兵情况，黎元洪曾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得到洋人们的交口称赞。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曾在采访黎元洪后如此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个说法来自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伦敦，1912），中译为《中国革命记：1911—1912》。当时的黎元洪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吗？很难找到其他佐证。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减弱，不过正是这种减弱，使得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支持。正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袖。 从此之后，黎元洪与革命和共和捆绑在一起了，虽然是“逼上梁山”，不过上了“梁山”的黎元洪也跟宋江一样，觉悟得很快，立场也越来越坚定。1911年10月13日，黎元洪向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表示，从此之后，愿意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功利钝，不计艰难险阻。在给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黎元洪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封热血澎湃的信件，说明了黎元洪置之死地后的大义凛然。毕竟，以中华男儿的铁血热情，黎元洪当然想恢复汉族江山。在此之后，黎元洪表现不错，他带领义军力敌清军，一度打了个难解难分，只是后来将指挥权交给革命党派来的黄兴后，义军才开始节节败退。与此同时，黎元洪还表现出政治上的某种智慧，有一种确定的说法是：在袁世凯的北方力量和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举行和谈之际，黎元洪曾写了一封信，劝袁世凯抓紧时间称帝，对满清取而代之。黎元洪强调的是，如果李鸿章在1900年纷乱之下抓紧机遇称帝，那么中国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南北和谈取得进展之后，黎元洪作为“第三方”势力，被推举去北京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在毫无权力基础的情况下，黎元洪居然把副总统做得有模有样，真可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此之后，黎元洪似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甚至在袁世凯谋求改变共和政体的时候，采取的也是一种谨慎的合作态度，决不在原则问题上表态。尽管黎元洪与袁世凯有亲家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第九个儿子。以黎元洪的政治智慧和直觉，当然能嗅出袁世凯周围的危险。他明白的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任何轻举妄动，都是一种冒险。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最想谋求的，是与干戈相见的南方实行某种程度的和解，以缓和南北分裂的局面。就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对话成为可能而言，黎元洪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唐绍仪对黎元洪的评价是：“副总统并非很聪明的人，但品行端良，相信他能保卫共和。”相比较黎元洪的可接受，北洋出身的段祺瑞还处于南方的观察期。南方军政府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三大要求：一是恢复旧约法，二是召集国会，三是惩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祸首。条件虽然不多，件件咄咄逼人。开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多数要人对南方提出的三点要求不肯接受。经黎元洪竭力说服之后，段祺瑞等人同意了南方的要求。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电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止袁世凯时代的《中华民国约法》，并定于8月前召集国会。不过黎元洪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即袁世凯时代的新约法是总统制，1912年的旧约法则倾向于内阁制。内阁制的恢复，有利于内阁总理段祺瑞在此之后的专权，也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笔。北京政治恢复旧约法等一系列举动，可以看作是以最大让步换取南北的停战和统一。这个举动，对于黎元洪和段祺瑞来说，都是极不容易的。7月14日，北京政府下令惩办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帝制祸首。同一天，南方鉴于提出的要求已全面达到，通电宣布撤销南方军政府。南北双方实现了自袁世凯企图改变政体后的首次缓和。 这里，有必要略为详细地交代一下民国初年一直奉为圭臬的《临时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初年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变故，都是围绕着《临时约法》而产生的。这一个《临时约法》，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到国内，被十七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曾就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展开过激烈争论。孙中山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以及农民、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主张实行总统制，提出“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民主过渡期。也就是说，在临时政府初期，要求总统的绝对权力和很大程度上的集权。不过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北方立宪派和南方革命派谈判成功，按照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位置要交袁世凯。一直把天下当作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官僚，革命党人便想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谓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面有总统，但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大总统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政治运转以内阁总理为枢纽。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最重要一项，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极大作用的《临时约法》，破天荒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十项“自由权”，极具进步价值。当然，《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临时政府最初的美式总统制模式，改为法式内阁制。《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中心内容就是限制总统权力，虽赋予临时总统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但同时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不得独立行使职权，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签名），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复才行。《临时约法》还对国会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力进行了增大，在内阁制国家，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而内阁成员则由总理任命，本来无须经过国会，但《临时约法》下的中国内阁制，连总长的任命都要参议院同意，总理毫无自主权。 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仍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宣布就职之后，革命党人针对袁世凯制定的《临时约法》就生效了。《临时约法》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不过由于限制太严，国民政府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这种国会至上，以内阁架空总统的政治模式，让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袁世凯感到左右掣肘。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各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当然，这种局面也是革命后的现状，因为各省都是以独立的形式脱离清政府的。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曾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临时约法》的复杂背景，以及它的别有深意，使得民国之初的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架构，更具有离心离德釜底抽薪的因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之时，由于袁世凯对于现代议会政治重视不够，没有政党政治的操作经验，经过重组的国民党力量控制了国会，国民党籍议员共有三百八十多人，接近议员的半数；人数其次的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袁世凯力量在国会中势单力薄，每逢重大决策不占优势。无论是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赋予国会极大权力，可以行使“倒阁权”，政府却没有“解散权”。在之后政府与国会的一系列冲突中，政府明显处于尴尬局面。处于下风的袁世凯意识到制度设计于己不利。于是，针对《临时约法》的干扰，袁世凯修改制订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废弃了《临时约法》。再后来，袁世凯想恢复君主立宪制遭到国会反对，一气之下，解散了国会。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不满，也引发了事端。 上任伊始，黎元洪以一种强有力的太极推手方式赢得了一片喝彩——相比袁世凯时代的强人政治，温良敦厚的黎元洪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润滑而温馨的方式，也释放着很好的信号。继任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执政前期，对共和表现出远远超过前任的坚定不移。在他们眼中，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是共和体制成功的榜样；至于日本，虽然名为君主立宪，同样是以共和的方式成功的。只要中国确定一个完善的宪法，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保证，依法办事，中国便会很快走上正途，从而强大起来。也因此，黎元洪和段祺瑞上任以后，在很多方面改变了袁世凯时期政策的似是而非，努力按照共和政治的方式循规蹈矩。黎元洪刚刚上任，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利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报禁，允许袁世凯时期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黎元洪上台之后颁布的其他法案还有：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其职权分别归还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释放政治犯；准备按照美国模式实行地方自治，组织了包括北大教授李大钊在内的很多专家制定相关法式案等。与此同时，黎元洪还主动将袁世凯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降至五十九万元。 黎元洪上台后的大刀阔斧，出乎很多人意料，众人没有想到，一向的“好好先生”竟然如此“外柔内刚”。黎元洪恢复了在袁世凯手上解散了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以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其组阁，按照《临时约法》的要求恢复内阁制。在此之前，由于袁世凯撤销了责任内阁，以美国政体为样榜，段祺瑞也由曾经的内阁总理改任国务卿。为了争取国民党等反对派的支持，黎元洪按照民国初年《临时约法》的要求，进行内阁改组。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陆军总长（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张耀曾未到前由张国淦兼署）。这个结构当中，外交、内务、财政、海军、教育五部皆为国民党议员。很明显，黎元洪想团结更多的人为己所用，加强与国民党合作，抚平各派系之间矛盾，削减北洋系专权。对于梁启超和研究系，黎元洪同样采取怀柔政策，准备聘任梁启超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并给梁启超签发每月两千元的高薪。梁启超的才干和威望无疑对黎元洪有很大吸引力。不过梁启超拒绝了，以梁启超的精明和睿智，当然知道《临时约法》下总统位置的尴尬。梁启超更愿意掌握实际权力，直接对社会形成推动。在给弟子蔡锷的信中，梁启超预言黎元洪基础不稳、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梁启超最终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1916年8月1日，被袁世凯解散的中华民国国会在北京众议院礼堂重新聚集，五百一十九位参、众议员济济一堂。当初鸟兽散，今日凤还巢，议员们个个喜上眉梢，神采飞扬。黎元洪、段祺瑞及一帮大员身穿燕尾服，头戴高顶礼帽，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会场。黎元洪亲致祝词，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的难处，相互配合，相互提携，莫要较真，努力造成法治国家。以黎元洪的政治见地，公开主张是“以法制国”，暗地里则习惯“以德治国”。或许是黎大总统表现出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接下来有关选举和内阁人员名单确定，虽然南方派和部分国民党人想架空段祺瑞，准备选举他当副总统，让唐绍仪当总理，不过因为黎元洪和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坚持，选举还算比较顺利，段祺瑞的总理得票为四百零七票，不同意票只有七票；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内阁的组织成员名单也获得了完全通过。这样的结果，算是黎段“开门大吉”。参议员梁启超在随后对记者的谈话中热情洋溢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新总统和新内阁的不吝赞扬，看得出来此时的梁启超对于共和仍旧怀着满腔热情： 此次国会之恢复，实以无量数人之血换来。国人曷为甘出此极重之代价？凡欲求产出善良之宪法，为国命民命永远保障耳！苟宪法终不能产生，则议员将何以谢天下？ 开局如此良好，的确给社会以不少信心。很多人看来，宪法和宪政，还真的成为了“后袁世凯时代”的中心政治主题，似乎每一个参政者关心的都是宪法的确立以及如何按照宪政来运作。当然，对于宪法和宪政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身处不同立场的政客们各有主张：这一边，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进步党成员组成“宪法案研究会”；那一边，国民党人张继、丁世铎、孙洪伊等人成立“宪法商榷会”。梁启超们还是书生治国，要求各派有清明的立场，怀宪政的理想，维护中央权威，缩小国会权力。至于国民党议员，由于在国会中占大多数，想以地方自治来限制北洋控制的中央集权，为国民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双方另一个争论点是关于国会解散权与省制问题：民国元年，已有人主张废除大行省，实行宋时的州府之制，以防省区坐大，政令不畅；有人主张仿行唐制，把行省合并为几个道，以消除地域观念；也有人主张缩小行政区域，削减地方实权，增长中央势力。在具体架构上，梁启超主张省长由中央任命；“商榷会”则主张省长民选，地方自治。除此之外，双方的分歧还包括国会设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等。各方力量，从一开始就陷入纷争，谋划壮大自己，钳制对手，在国会中彰显自身力量。 也有一部分人对于黎元洪和民国，表现出迟疑和观望。在他们看来，虽然朝代变了，说话方式变了，不过盘踞高层的政客们内心没有变；并且，一个旧时代的“好人”做了总统，能带领这个古老国家趔趄向前吗？当年“强人”袁世凯都无法面对的外交困境、财政困难以及内乱迭出、边疆不稳，在这个“老好人”手中，真的能得到解决？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政体只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政治“舶来品”，实在不明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他们能信任这些曾经的“马车手”吗？当然，对于久处灾难、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来说，任何境况下的苦难都不算是突如其来的。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与中华民国国会一墙之隔的，就是那个神武门内的紫禁城。与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国会相比，紫禁城显得肃穆而冷清。虽然民国正式废除了阴历，不过紫禁城内仍沿用原来的记时方式，仍是宣统八年，仍是根据月亮的圆缺来确定日期和历法。在这里，起源于唐朝，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的“宫门抄”仍在发行，每天简要地告知这一天紫禁城内发生的事，来了哪些人，内务府做了哪些事，包括皇帝发布的上谕、高级官吏升迁的名单、朝廷大臣的奏章等等。偌大的宫殿内，每天都有身着满清官服的“官员”来来往往。那些年老或年轻的官员们，依旧头戴镶嵌着白鹤金雉的丝绸长官袍，坐着轿子穿行在红墙之中。高级宫廷官员身穿带有宽松袖子的貂皮罩袍，上面饰有一簇簇取自貂颈的白色软毛，以示得到过皇帝的恩宠；年轻的贵族和宫廷侍卫骑在马上，宽松的绣花典礼长袍遮住马鞍和马镫。太监们是紫禁城最常见的人，他们各自穿着与自己级别相应的服饰，没有胡须，声音轻飘而柔弱，每当有人走过，总习惯恭恭敬敬侍立一旁，准备服侍高官显贵们下轿下马，并引领他们去候觐室，弯腰为觐见者奉上一盏茶。而在养心殿的暖阁内，住着一个十岁的男孩，模样清秀，仪态文弱，他就是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这时候的小朝廷，像个习惯禁闭的宠物一样，早已失去了凶猛的侵略性，变得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稍有点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不知所措。虽然紫禁城已摒弃了古老的时光沙漏，学会用西洋产的自鸣钟来计时，不过看起来，那些精致无比的自鸣钟仿佛已停摆，从不会发出沉重的钟鸣……紫禁城最深处的宫殿与墙外的国会虽然仅仅相差几百码，但在时间上，它们仿佛相隔上千年，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