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链接之十八：松山战役中，中日士兵战斗精神比较 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在战后总结滇西反攻作战经验时曾说："对于这次反攻能够获得胜利的原因，我归结于：……二是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自开始反攻到战争结束，军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我军向筑有极坚固的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伤亡累累，但是官兵前仆后继，奋勇直前。当时，第11集团军美国联络参谋组吴德上校对我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的确，官兵们所以有这样旺盛的士气，这样坚强斗争的意志，这样愿意忍受恶劣气候和给养匮乏的痛苦，主要是他们认识到所参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 诚然，为捍卫民族生存权而战，是远征军将士勇气和斗志的源泉。然而，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杀敌勇气和战斗精神。美军顾问吴德所言"中国军队忍受困苦的精神"，也许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士兵与生俱来的素质。然而作战中的勇敢精神，却要建立在思想的高度自觉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得以实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为例证。 考察中国远征军，笔者注意到一个特殊因素，就是装备了美式先进武器、改善了补给方式后，中国士兵的自信心获得极大提高，对日军由惧怕转为轻蔑。这种战场上的"技术革命"，给中国士兵带来了从思想到行为的全新变化，正如驻印军一位美军联络军官所言--"对于那些只要显示出自身能力便能有效击败的敌人，中国人是从不畏惧的。"当时在远征军部队提出了"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的口号，这是抗战以来所没有过的，甚至是同时期在豫湘桂战场一再节节溃败的东线国民党军队不敢想象的。因此，拥有先进战斗力及与之相伴的先进战术意识，建立了较强的自信心，也许才是生成远征军官兵坚强战斗意志的直接因素。在工业落后的中国，要靠对精神的强调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日本面对美英作战时也不例外）；但对精神力量的依赖应该是有限度的，否则就会导致压制军事技术的改进，而这是致命的。事实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才是真正质朴而可靠的。 另一个因素就是督战队的作用。即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这也是一个敏感话题。在远征军将士的回忆中，有些人承认它（以士兵居多），有些人则说自己的部队没有。很多远征军老兵说，前面是敌人的机枪，后面是督战军官的冲锋枪，与其退下来死，不如冲上去死，也许消灭了鬼子还能捡条命回来！这是冲锋在第一线的士兵们的典型心理。这情形在现代战争中已不常见，然而，它曾经是在漫长岁月中延续下来的"战场法则"。而且，很难设想它会很快退出战争舞台。 尽管在攻击子高地时，李弥对荣3团敢死队采取了奖金激励的办法，但笔者以为用金钱是不能真正唤起士气的。倒在血泊中的第3营营长陈载经指着阵地上满地散落的关金票，已经对此举作了无言的否定。 日军的情形有所不同。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在其作品《滇缅公路》中写道： "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 可以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 同时期印度方向英帕尔战场上一位叫宫下进的被俘日军士兵后来说：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一切都显得有些疯狂。最初，只有一小批狂热分子鼓吹战争。但是随着战争发动并且逐步升级，一种病态的爱国主义开始控制整个社会，那些一开始并不支持战争的人也逐渐被拖进这种疯狂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武士道信徒，但后来，尊奉它并且为荣誉而战的压力开始潜入我们的意识深处。一旦你被拖进那种文化之内，它便无处不在，而你再也无法回到外面的世界。那些观念不断地感染着你，直到你也全身心地相信与其被捉住当战俘，倒不如舍身战死更为荣耀……能够为你的家庭、你的国家和你的天皇而献身是毕生最大的光荣，这种光荣感激励着日本人在亚洲的军事进军。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视死如归。我们认为那样的命运，比起在征服亚洲的事业中失败而苟且偷生要幸福得多。" 甚至在英帕尔战场上的英军战场指挥官、第14军军长威廉·斯利姆将军，也对于他的敌手们的勇敢印象深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军队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正基于每一个士兵的精神。他战斗、行军至死方休。如果有500名日本人坚守一处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人，才能最终夺取它，然后，剩下的5个日本人便集体自杀了。没过多久，有关日本士兵自杀的种种故事便传遍了整个中缅印战区。" 在松山战役最后几天，远征军第8军的将士迫使日军再次上演这些故事。这疯狂的举动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但是作为战胜者，日军的自杀举动渐渐在我军士兵眼中变得愚昧可憎，令人恶心。在缅北战场上，当日军士兵狂呼"万岁"一次次发起"死亡冲锋"时，美国大兵们回应的则是"像狼嚎一样的两个音节组成的脏话"和密集的冲锋枪弹雨， 这无疑是一种极有力量的精神系统颠覆：Fuck pk神道信仰。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当被俘的十几名日军士兵进了中国远征军楚雄的战俘营，了解到我军并不会以他们的方式对待战俘，他们渐渐感受到进步和文明的力量，开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丧失了尊严对我军奴颜婢膝，表现出岛国民族性的另一面。 松山战役后，中国远征军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与部下探讨日军"令人畏惧的顽强精神"，曾做过这样一番分析："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这样的事情只要再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日本兵的不怕死，很多情况下并非基于什么"精神"，还可能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笔者曾看到一位参加松山战役的第8军第103师老兵的回忆，他真切描述了那种具体感受："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那种投入战斗时像"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死狂"， 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在战斗中假定必死而疯狂"求死"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获生的厮杀技巧。既然死亡的命运个人无法左右，以疯狂留下"勇敢"之名就显得很合算。 假如战争再次重演，这些老鬼子还能像当初那样疯狂吗？笔者相信肯定不会了。正如品野实在其作品中的表达："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希望的是：即使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不要野兽般的行动。" 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这是人间正道。也许，只有那些从未经历这一切的日本新一代右翼分子，才会重蹈覆辙，那是蒙昧的轮回。不能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1944：松山战役笔记——松山战役中，中日士兵战斗精神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