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跟随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这本书里将屡屡提到的温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圆柱，非常醒目。小时听教堂里的老人说，大柱子是从英国运来的。于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国人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那时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因工作的关系获知温州市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有两本外国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因是英文写的，鲜有人知道书里到底记录了什么。一九九九年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报社组织“百年温州”专版，我与摄影记者专程去图书馆借出这两本回忆录，并翻拍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两书的作者就是苏慧廉夫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苏慧廉的名字。我当时想，是不是就是他，把六根黑色的圆柱运到温州？ 世纪之交，老城市、老照片风靡一时。在新千年的第一年，我与同年分配到报社的同事金丹霞有了合作撰写《老温州》的想法。老温州就从传教士写起吧，我提出了这个想法。于是，我们一起去采访老牧师及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者。那时温州师范学院的莫法有教授刚在香港出版了《温州基督教史》，在他家书房里，他甚惊讶，怎么还有来自党报的年轻人，对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感兴趣。当然，也就是在那天，我对苏慧廉有了点粗浅的了解。 合作《老温州》，我把自己定位在动动嘴皮子的策划角色上，而要求金丹霞担纲全部的写作重任。她终于不堪重负，在仅写出两三节后便宣告这个“伟大”策划的夭折。之后没几个月，我也离开报社，“下海”折腾去了。 商海汹涌，唯利是图。但逢周日，还会被母亲提醒去城西堂礼拜。坐在熟悉的圣殿里，看见这几根黑色的柱子，便会想起苏慧廉，觉得我似乎可以做点什么。 随后的几年，在忙碌的商余，也断断续续收集些有关苏慧廉的资料，不过，温州历史对他的记录实在吝啬。中间也曾怂恿刚退休赋闲的杭州姑妈，将这两本回忆录全文译出。她对历史有兴趣，又有美国工作的经历。但经几天思考后，她终还是没听从我的“忽悠”。 二○○七年春的一个下午，太太开车，我们一起去温哥华附近的卫星城烈治文（Richmond）吃饭。当时我们全家已移民加拿大，我也“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正在谋划如何面对“退居二线”后的生活。 “我想写苏慧廉。” 看着车窗外飞驰向后的大桥栏杆，我向太太吐露了酝酿已久的想法。没想到，我这“不务正业”的想法马上得到她的首肯。她说，你还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吃饱了没事干。 这次我终于决定不再怂恿、“忽悠”别人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一开工我就知道难处了。首先是资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当的稀缺。我去过温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走访过从事地方史、教会史研究的人，所有当时温州能找到的材料，连一篇苏慧廉的简历都拼凑不全。我后来查Google，不论中文还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大多还是重复温州媒体抄来抄去的报道。而关于他离开温州后的行踪，更是付诸阙如。 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开始了。所幸家在UBC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附近，于是一头扎进了该校图书馆。加拿大曾是英联邦成员，该校图书馆英国文献尤为宏富。报章杂志、年鉴索引、公文档案，应有尽有，并免费开放。西人的历史向人民敞开。 除了UBC大学图书馆，我后来还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在北美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我也查阅过资料。英国循道公会还授权我查阅目前存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教会档案。我的英语属“硬读”（硬着头皮读）水平，但凭着当年考托福、雅思时训练的阅读能力，我吃力地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当然，也是因着语言能力的局限，在原始材料的涉猎上，还留有很多遗憾。 除了在图书馆、档案馆找资料，近年来我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 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这些寻踪故事多已写入书中，此不赘述。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我虽已离开媒体多年，但当年采访写作课时老师的教导仍记忆深刻——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 二○○九年春，从牛津寻访苏慧廉墓地归来。抵沪还在倒时差时，朱学勤老师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邀我去他执教的上海大学与学生做个交流。“讲座的题目你拟一个，我要做个广告。” “那就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吧。” 在迷迷糊糊中，我随口说出了这个题目。这是句歌词，我们这代人都耳熟能详。刘欢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把它唱得荡气回肠：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 二 大学读的是新闻，后来从商，至今没有受过史学的基本训练。因此写作此书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历史并思考的过程。 其间补读了一两百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苏慧廉的时代。他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出生，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有洋务运动，为自强求富，中国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一八八二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离开。这三十年，无疑是一个集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从传统的封建大一统中摆脱出来并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其间，江河滚滚，泥沙俱下。一八九八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标志着改良结束的“百日维新”。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的中国，河溃鱼烂 ， 炸弹与改良开始赛跑，中国终于陷入革命的洪流。一九三五年苏慧廉去世，那年中国的南方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 有史家将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七十年代开始中兴，九十年代遭遇挫折。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当然，我更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我将这一对象置于宏观背景中进行思考的努力，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 二○一一年夏回家乡采访苏慧廉养女的后人方保罗先生，当时温州正经历震惊中外的“7.23”动车追尾事件。去方先生位于温州西郊的老人公寓的途中，会经过追尾事故的现场。在冷冷的夜里，面对车窗外的漆黑与众矢猬集的铁轨，我不能不想起辛亥年的保路浪潮及苏慧廉在中国经历过的历次动荡。 前辙依然，故吾犹是。 三 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有意将与温州历史相关的细节做了繁琐的记录，哪怕有些与传主不是直接关联。个中的原因也许仅因温州是我的家乡。我从故乡来，知道这些细节，对至今还模糊不清的温州近代史、尤其是温州基督教史有着一定的价值。 有好友在阅读本书初稿时，认为书中引用原文过多，担心因此影响可读性。其实，这是我的故意为之。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只能尽量用这些来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称记录的材料，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眼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自知这本书离标准的学术性传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我在追寻、整理历史时，努力遵守学术规范。为此，我在书中添加了千余条注释。苏慧廉的老师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时，曾就冗长的注解做过说明：“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 我也期待拙书的“第一百个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 还有几点说明，罗列如下： 本书中提到的外国人，如有通用的惯译姓名或其本人认可的汉名，即按约定俗成原则处理。暂不可考者依商务版《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外方机构、西文专有名称、特殊称谓也照此例处理。除常用地名外，所有外国名称第一次出现时或加注释，或用括号标出原文。 本书中提到的西文作品，一般按照先中文译名后西文书名的顺序排列，少数作品原已有中文译名，则遵从原著。 当时用西文记录的中国地名、人名、机构名称，笔者已尽力加以考释还原，个别无法定夺者，暂用音译，或保留原文。 书中用英文写就的注释，表明材料直接来自西文。 书中引用的西文文献，若已有通行的中文译本，则尽量采用。苏慧廉回忆录、李提摩太传记等有多种译本的，比较后选择使用。当然，个别处笔者认为自己的翻译，可能更能反映作者的原意。 书中引用的中文文献，若底本中有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明显并影响文意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以示尊重原著。少数几处辨识不清的，则以□代替，并期方家指教。 为丰富史料，增加可读性，本书也引用了不少图片。图片未注明出处者，均由笔者拍摄。 写这篇序言时，回想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图书馆查阅循道公会档案的时光。很多个下午，到了三四点时，我会走出位于地下的善本书室，去街面透透气。端杯咖啡，独自站在转角的人行道上 。早春的气候有点湿冷，街道杂芜，老英国正是夕晖晚照时分。看大红色的双层巴士在树影间叮咚过往，我会突然想起小时坐在城西教堂里的情景，历经苦难的祖母在祷告，我则偷偷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那六根据说来自英国的黑色柱子。 沈迦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上午草于温哥华寓斋，十二月三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