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为俄国前途忧心忡忡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 在此之前，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众多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2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表现在中国这时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等。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报端。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扬言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衷”。（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6日，5月19日，6月29日，9月14日。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由“激烈派”布尔什维克所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剧烈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面对近邻的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明显地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纷纷声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且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