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与马穆鲁克在火药面前折戟沉沙同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军事化社会通过直接挑战威胁它的环境确保了自己的生存。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了火器的挑战；它想出了办法，把火器逐出日本，因而得以继续维持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达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纪曾和日本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后来，西方世界实现了商业化、扩大了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种工业、经历了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却把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消灭了外来宗教和技术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长达1000年的生活传统和统治方式。日本的闭关锁国并非绝无仅有，19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烈趋向，但日本达成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其结果是多么独特，它都证明了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虑。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视维护某种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挡住强烈的诱惑，拒绝为打胜仗而选择取巧的技术手法，尤其是当胜利意味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将遭到推翻的时候。 日本武士大致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骑士阶级。他们的兴起有赖日本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岛内又有山脉相隔。日本谷地的部族领导人（近似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山谷贵族”）宣布忠于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权力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公元7世纪，一个部族酋长藤原镰足仿照中国的唐朝建立了中央政府，自那以后，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个家族手里。最初执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家族，后来执政权转到在竞争中压倒了藤原家的其他家族手中。其他家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家族竞争并最终夺取执政权，是因为他们有征税的权力。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当时是日本的国教，享受着一项莫名其妙的优惠：佛教的寺庙免除税赋。很快，寺庙周边的世俗贵族也争取到了类似的权利；他们不但不用缴税，还向当地的农民直接征税。靠着征税获得的财富，不同的贵族家族在不同的时代在天皇的宫廷内行使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到了12世纪，当时掌权的贵族说服了尚是个孩子的天皇赐予他“征夷大将军”的称号。首任征夷大将军源赖朝膺此称号时，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叫“幕府”。自那以后，幕府就一直行使着中央政府的权力，直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打败了幕府和谷地的权贵，把实权收回到宫廷手中，尽管天皇仍然可能不是真正的掌权者。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贵族骑士不过是一群恶棍，但日本的大将军、随时伺机取而代之的其他军事家族的领导人，以及他们手下的武士（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员们坚持自己高于庶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特权的象征是可以佩两把刀）却不一样。日本武士无疑是勇猛善战的战士。这方面的证明是，他们在抗击入侵的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260年，蒙古人向西挺进阿拉伯世界，向东则于1274年登上了日本群岛。然而，1281年蒙古人再次来犯时，一场台风使他们的舰队损失十之八九；蒙古人铩羽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格式对日本武士的生活至关重要，服装、甲胄、武器、武艺、战场上的行为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在这方面，他们与同时期法国和英国的骑士无甚不同。然而，他们的文化观却与欧洲人大相径庭。日本人识字非常普及，武士的文学文化高度发达。居住在没有实权的日本天皇宫廷中的大贵族孜孜以求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名，他们的行为又为武士树立了榜样。武士们都希望在剑道和作诗两方面均出人头地；武士信仰的佛教禅宗提倡静思和诗意的宇宙观；因此，封建时代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也是思想深邃、精神高远、造诣非凡的人。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对大将军地位的争夺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但这种混乱并未超出可接受的界限。然而，到16世纪初，斗争失去了控制，威胁到了社会秩序；新贵推翻了过去的统治者，有些新贵其实就是匪徒；大将军的权力变得和天皇一样有名无实。后来，从1560年到1616年，相继出现了三位出色的强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以大将军的名义铁腕施政，重新恢复了秩序，有系统地全面削弱了佛教寺庙、自立门户的家族首领和无法无天的游民匪帮的力量。1614年，德川家康的平乱行动以围困封锁敌人最后的阵地——大阪的堡垒——而大功告成。之后，他下令拆毁日本全境所有非居住用的城堡。欧洲各国的国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拆光了各处贵族的堡垒，而德川家康的命令几天后即执行完毕，由此可见他的权威。 高超的带兵手段并非中央集权得以恢复的唯一原因。这三位强人对一种新式武器也都大力提倡。1542年，葡萄牙的航船把大炮和火器带到了日本。织田信长对火药的威力叹为观止，马上给他的军队配备了火器，并立即蠲除了传统作战的开战仪式。在那之前，日本人打仗开始时先由双方的勇士出面叫阵，这种自古流传下来的仪式几乎全世界通用；对阵的两军派出武将互相叫喊搦战、自报名号、展示武器和甲胄。即使在火器发明之后，这种仪式仍然存留了下来，但织田信长把它完全去除了。他让他的火枪手上千人排列成阵，众枪齐发，在1575年决定性的长筱合战中以火海战术大败敌人。这与1548年的上田原之战比起来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在上田原战役中，拥有火器的一方错失了放枪的机会，因为开战的仪式刚刚结束，对方就挥舞刀剑发起了冲锋。 强人建立的统治本该使火器跃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到17世纪末，火器的使用在日本几乎绝迹，火器本身也难以寻觅。会制造火器或铸造大炮的日本工匠屈指可数，大部分留下来的大炮都是1620年以前铸造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直到佩里司令的“黑船”1854年驶入东京湾，强横地使日本人重新认识到火药的威力。不过，在此之前的250年里，日本人完全没有用过火药。这种自我克制从最后一位强人德川家康开始，他因平乱有功，最终升任大将军。他是如何做到不准使用枪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何做到”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德川家康的前任丰臣秀吉在1587年解除了老百姓的武装。他颁布法令，要求除武士之外的所有人把武器，无论是刀剑还是枪支，统统上交政府，宣布说要把收缴上来的武器熔化后铸造一尊大型佛像。当然，此举的实际目的是要恢复由政府控制的武士阶级对武器的垄断，以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平定。在火药时代，欧洲政府也颁布过类似的措施，不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目标。日本的严刑峻法使政府得以令行禁止。 接下来，从1607年开始，德川家康建立了制度，对火器和大炮的制造进行集中管理，并规定只有政府才有权购买火器。政府命令所有的铸炮和制枪的工匠把工场迁到长滨城，4位主要的制枪商被授予武士爵位，以确保他们对佩刀阶层的忠诚，还颁布法令，规定除非有枪械专员的批准，否则不准接受武器订单。枪械专员则只肯批准政府的订单，而政府的购买又逐年减少；到1706年，长滨城在偶数年生产35把大火绳枪，奇数年生产250把小火绳枪。这些枪支主要用于阅兵游行，要在约50万人的武士阶级中间分配，其作用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枪支控制大竟全功。日本退出了火药时代。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毫无疑问，枪炮是外国入侵的象征。它们使人联想到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这种联想虽然不合逻辑，但不可避免；传教士被认为预示着基督教的大举入侵——这种入侵不久前刚把菲律宾纳入西班牙的掌控。德川家康的继任者德川秀忠严格执行他的历届前任颁布的对传教士的镇压和驱逐令，但驱逐令颁发时为时已晚；在此之前，传教士已经抵达日本并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活动。1637年，日本的基督徒发起了岛原叛乱，在作战中使用了火药，这更加重了大将军府对基督教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的怀疑。德川幕府平息了叛乱，此后的200多年内，无人企图挑战过它的权威。它也完全关闭了日本，把一切外国人和外国的影响拒之门外。 促使日本闭关自守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在外交政策中唯一的一次冒险。它于1592年入侵朝鲜，这显然是它想侵略中国的野心膨胀的计划的前奏，但到1598年，它对朝鲜的侵略以失败告终。然而，还有一个原因比排斥外国事物更加重要，同时也是这种排斥的深层理由，那就是当权者认识到枪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平民或土匪拿了枪，可以推翻地位最崇高的贵族，火药时代中每一个欧洲骑士对此都深有感受。塞万提斯就借堂·吉诃德之口谴责“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 日本控制枪支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真正可以做得到。欧洲的武士可能因火药对他们生计职业的影响而痛心疾首，但欧洲的东南方边界漫长开阔，经常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大炮的猛攻；如果要想保证基督教的生存，欧洲人别无他法，只能使用大炮还击。就在技术进步增加了大炮的机动性和火枪的可靠性的同时，宗教改革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基督教徒不能向别的基督教徒开枪的禁忌因此消失于无形。日本则完全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遥远的距离和日本人尚武的名声保护了日本，使欧洲的航海者对它敬而远之；中国没有海军，也没有入侵日本的意愿；没有其他潜在的入侵者。在日本国内，虽然人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和派别，但在文化上他们是一个整体。因此，火药对国家安全来说并非必不可少，思想对立的各派也不用它作为取胜的手段。 对日本武士行为准则的强力维护也容不得使用火药。德川幕府不仅是政治机构，而且是文化工具。文化历史学家G·B·桑瑟姆（G.B.Sansom）写道： 它并不（把自己）限于征集政府收入和维持秩序，（它）还着手管理人民的道德，制定出了至为详细的行为守则。恐怕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深入地干预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不仅控制着全国人民的行动，还控制着他们的思想。 政府对于管理佩刀阶级的思想和行为特别重视，教授使用武士刀的技艺是唯一符合日本礼制教育的武器教范。德川家族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强人为了现实政治的原因的确使用过火药，但他们一旦达到了夺权的目标，火药和所有的火器就马上遭到了唾弃。 对武士刀的崇拜有好几个来源。它有佛教禅宗的培育，禅宗强调两个最高的理想——忠和忍；并因武士阶级的文化得到加强，“该文化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形式、仪式和优雅的表现精雕细琢、孜孜以求”。日本的剑道，如同欧洲击剑大师的剑术一样，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有一整套关于举止和姿态的规则；它象征着日本人对人生各方面“格式”的重视。它似乎体现了日本人关于顺应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的信念，因为肌肉的动作是“自然的”，而火药的化学能量是非自然的。它毫无疑问地与日本人对传统的尊重相吻合，因为不仅剑道是传统的技艺，就连最好的刀剑也经常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剑有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一样由父传子，而姓氏本身就是佩刀阶级才能拥有的荣耀。 今天，这样的日本刀已成为收藏家的宝物。但它们并不单纯是美丽的古董。一流的武士刀是有史以来锻造出的最佳神兵利器。关于反火药运动，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 日本有一部电影，里面一挺机关枪的枪管被15世纪的伟大名匠金本大师锻造的武士刀劈为两半。如果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话，要记住像金本这样的工匠在锻造时对刀锋部分日复一日反复锤炼，锻成的刀锋含有接近400万层的精钢。 当然，要完全解除老百姓的武装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可以使用大镰刀和连枷做武器。但日常生活用的工具打起仗来无法与武士刀这类专门的作战武器一较高下。德川幕府确保武士对刀剑的垄断，就保证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顶端的地位。 德川的逻辑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并不一致。虽然克劳塞维茨显然相信自己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不涉及价值观，但是他依然受到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影响，即人类本性愿意参与“政治”或“政治活动”，政治根据其固有的性质是不断发展的，确切地说是“不断进步的”。天生保守、坚持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威灵顿勋爵对世事发展极为不满，恰好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反证。的确，克劳塞维茨似乎把政治看作自成一体的活动，是理性的形式和情感的力量的交会处；在政治中，理智和感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那承载了每一个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团结、神话、禁忌、规则、习惯、传统、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语言和艺术表达的巨大载体——却无足轻重。德川幕府的反应证明克劳塞维茨大错特错，并充分表明，在战争的众多属性中，文化自我延续的手段可能应该算上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