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是福利制度推手 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着双重身份。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高俅是宋朝的太尉，又是一名高技能的蹴鞠运动员。宋徽宗既是皇帝，又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书画家。不过下面这位宋朝人，他的另一个身份你未必就晓得了——他是蔡京，宋徽宗朝的宰相，或者干脆说，就是一奸相吧，私生活奢靡，执政误国，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这些你应该知道了，不过你知不知道蔡京还是北宋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推动者呢？无数贫苦的宋朝平民都曾从蔡京的福利政策中受惠。 蔡京执政之时，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之期。来看史书怎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居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顾乳母、女使，縻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考核指标）。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乞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顾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未领度牒的少年出家人）。宣和二年，诏：‘居养、安济、漏泽可参考元丰旧法，裁立中制。应居养之日给秔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宋史•食货志》） 蔡京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三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二是安济坊，是福利医院，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即福利公墓。这三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按照蔡京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 宋王朝的福利政策当然不是蔡京首创，蔡京执政之前，北宋已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不过，这些福利机构却是在蔡京的推动下才全面展开的，当时甚至发生了“州县奉行过当”的“福利病”。而当蔡京罢相之后，北宋的福利制度则出现明显的收缩。可以说，极力发展国家福利确实是蔡京的执政偏好。 《水浒传》中的蔡京无疑是一名老奸巨滑之徒，历史上，蔡京也是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不过，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大可不必因人废政，明末的顾炎武便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了解蔡京作为北宋福利制度重要推动者的另一个身份，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更为立体的蔡京形象。 苏轼是一位工程师 蔡京二十六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时，他的上司杭州通判（相当于州议长兼副州长）正是三十七岁的苏轼。蔡京的父亲蔡准是苏轼的好朋友，二人多有诗酒唱酬。小蔡呢，则跟着大苏一起学习唐代徐浩的书法。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造诣不让蔡京）、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 苏轼后来在徐州、杭州、惠州任行政长官（知州）时，都有大兴水利的惠政，在三地均留下一条“苏堤”。可见苏轼对水利工程的建造，既有热情，也很在行。苏轼晚年在惠州为官，还协助朋友修建了广州城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你没听错，宋代广州已经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它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士。今天的广州博物馆，还陈列着宋代广州城自来水装置的模型。 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失势，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起，“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恰好知广州的王敏仲是他朋友，苏轼便给王知州写信，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蒲涧山（即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以凿空的竹管为自来水管，引白云山泉水入城。 王敏仲根据苏轼的提议与设计，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有了这些小孔，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 苏轼又建议，广州政府可以在珠江上游的循州购置一部分良田放租，作为养护供水网的基金，“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还可以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日掠二百”贯房租，“以备抽换之费”，同时也用于“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看看，苏轼这个方案，设计多么周全，也极具操作性。 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身份，苏轼便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昔日林语堂先生著《苏东坡传》，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果然是苏东坡的隔代知音，不忘记将苏轼的工程师身份列了出来。 辛弃疾是一名剑客 苏轼的词，开宋词豪放派之宗，执豪放词之牛耳。与苏词并列于文学史的是南宋的辛弃疾词，世称“苏辛词”。说起诗人辛弃疾，他也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武功高强甚至有点心狠手辣的大剑客。吹嘘“十五好剑术”的李白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这可不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名剑客在抚剑感慨刀光剑影的往事。 辛弃疾出生在济南府，少年时，济南已沦入金国之手，他的祖父也在金朝为官。但辛弃疾要效忠的国家是大宋，不是大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后方中原故土的宋朝遗民趁机发动起义。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拉了一支二千余人的队伍，加入耿京领导的山东义军。与辛弃疾一块加入耿京义军的还有一名叫作义端的僧人，是辛弃疾的朋友。但这个义端突然叛变，“窃印以逃”，这事拖累了辛弃疾，耿京“大怒，欲杀弃疾”。辛弃疾淡定地说：“给我三天时间。”他料定义端必投奔金帅，“急追获之”，一剑砍下义端的脑袋（可见辛弃疾武功与胆识都有过人之处），提回来见耿京，由此受到耿京的器重。 次年，即绍兴三十二年，辛弃疾受耿京委派，潜回南方的宋朝，拜见宋高宗，“奉表归宋”。高宗大喜，授予辛弃疾“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之职，又封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让辛弃疾带委任状潜回金国，召耿京归宋。但辛弃疾回到山东时，却得悉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杀害！张安国带着耿京人头投奔金营去了！ 这这这，如何是好？辛弃疾对众将说：“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竟率领五十名勇士，直闯敌营。其时张安国正在金营“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突然闯入，于混战中生擒张安国，“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然后，辛弃疾押着张安国，一路闯关南下，抵达南宋杭州。时辛弃疾方二十三岁。 南宋人洪迈写了一篇《稼轩记》，形容辛弃疾的神勇：“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狡兔。束马衔枚，间关西走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关羽之勇，也不外乎如此吧。 辛弃疾南归之后，担任过知府、提刑使、安抚使等职，他的施政风格也带有几分剑客的尚侠任气、心狠手辣，如他任湖北安抚使时，“得贼辄杀，不复穷究，奸盗屏迹”。也因此落下“好杀”之名，以致有台谏官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辛弃疾少年成名，后来却宦途多舛，也与其“好杀”的铁腕备受争议有关。 朱熹是一个“三体迷” 南宋绍熙年间，辛弃疾担任福建提点刑狱官时，曾三度前往建阳考亭，拜会他的忘年之交、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位老人家，便是一代儒宗朱熹。 朱熹，当我们提起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联想到的人物形象大概就是一名严肃的道学家、儒学的集大成者。许多人未必知道，朱熹还是一位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并保持着终生思考的天文学家。 很小时候，朱熹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宇宙的尽头在哪里？他自述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搞音乐的才女吴虹飞说，她是霍金的门徒，成天思考宇宙的边界。其实朱熹也是这样子。如果刘慈欣在12世纪出版了《三体》，朱熹一定是一个“三体迷”。南宋时还没有《三体》，朱熹只好将宋朝的一本自然科学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翻得滚瓜烂熟。我敢说，除了儒家经典，最让朱熹心动的书就是这部《梦溪笔谈》了。在与朋友、门人的谈话中，朱熹无数次引用《梦溪笔谈》，事见《朱子语类》。 尽管朱熹到老都不知道宇宙的尽头有些什么，不过他一直在尝试对一些天文学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放在12世纪，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观点。如他论宇宙的起源：“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北宋的沈括曾用银球做实验：“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据此证明月亮为一球体，本身并不发光，月盈月亏乃是反射日光的变化所致：“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沈括的假说给了朱熹很大的启示，他多次告诉门人：“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毬，只有一面受日光。”并提出月食是因为有物挡住了日光：“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你要是以为古人只知道“天狗吃月”，朱熹一定会鄙视你。 朱熹还解释了雨的形成：“阳气正升，忽遇阴气，则相持而下为雨。”现在我们都知道，下雨乃是因为受热的水蒸气在高空遇冷空气而形成小水滴。他又解释雷的形成：“只是气相摩轧。”现在我们也知道，雷电是云层的正负电荷相撞击而爆发。又解释虹的形成：“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气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气了。”我们也知道，虹是大气中小水球对日光的折射和反射。可以看出来，朱熹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理解是相当接近科学解释的。 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自然科学充满了兴趣，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这个“知”包含了哲学解释与科学原理。朱熹认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所以他对宇宙万物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都想一探究竟。他的学生黄斡称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 难怪胡适先生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另一位民国学者胡道静先生更是干脆宣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