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2.65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面对长长的队伍。消费性服务，从理发到家具维修，即使有的话也是糟糕透顶。建筑工程似乎永无休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在急速上升。 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第三世界人士则特别关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 苏联的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虽然资本主义体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根本制度。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大体上属于富有的持股者所有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市场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协调者，利益激励是最大的推动力。苏联体制根本不靠这些制度。在苏联，几乎全部的产品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在莫斯科是通过制定好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把经济协调起来。推动经济运行的是完成中央计划指令，而不是追求利润。在纽约和东京司空见惯的生意，如果由一个苏联公民来做，那在莫斯科就是犯罪。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 1990—1991年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内，由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体制，就这么崩溃了。70多年统治地位无人撼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被解散。它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坍塌，在其废墟上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甚至苏联的民族国家也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15个新的国家，它们中有些也很快陷入了边界冲突和内部暴乱。苏联已颓然倒下，它的经济崩溃了，它的人民突然贫穷了，它的文化凋零了，它的运动员和科学家移民了，它的强权地位已烟消云散。 称这一过程令人惊讶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国衰落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一次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像苏联这样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实体突然坍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入侵和内部暴乱，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少见。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苏联革新体制的尝试，即所谓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它的终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苏联体制终结之后，紧接着是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为什么在苏联实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此困难重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上，这些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表明，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任何建立一种更加团结、更加平均的体制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但占上风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 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 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 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表明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由其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萧条，解释了该体制的终结。 另一种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二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同样，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 76.4%的票数。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想要资本主义，也不想要政治解体。这让人不得不对认为民众压力和群众革命能够解释苏联体制的终结和转变的观点表示怀疑。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的解释，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实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么? 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但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此时再坚持社会主义已毫无所得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再说，他也为了联盟的完整一直奋斗到最后。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 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联盟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 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联盟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尽管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连串事件会发生，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是如何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虽然许多偶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并不是全靠运气。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大胆冒险要想成功，不仅要依赖于各项改革计划的技术可行性，而且要看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能否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改革削弱了苏联体制最高层领导统治集团的权力，广大的党—国精英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势力。 试图以稍加修饰的变革保存旧体制的保守派领导人，没有得到精英们的多少拥护。因此，1991年夏的政变策划者不久就发现他们十分孤立。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提倡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也难以把精英们聚拢到他们周围，因为精英们越来越对他们的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精英的结论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东西。改革路线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唯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党—国精英的成员们在抛弃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人早在1987年就利用他们手中的货币和其他资源，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了。其他人则成了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精英来说，从捍卫社会主义到赞成资本主义的立场转变需要某种戏剧性的世界观转变。面对无数的前苏共官员突然转变立场，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抱着些许的怀疑。但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的领导层就经常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遇到尖锐的反对意见。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这个集团中的那些高层的、实用主义的成员来说，把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换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虽然确实也有一些苏联精英真正信仰某种社会主义，但他们毕竟只占极少数。 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进苏联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与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观念相反的。西方分析家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历数苏联体制的罪恶，并把苏联共产党精英看成是这些罪恶的魁首。当苏联体制突然走到尽头时，西方分析家们自然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对苏联精英的胜利。按照西方主流观点的解释，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崩溃时，苏联精英为此使尽招数，但最终没有得逞。在苏联人民开始游行、开始投票赞成民主和资本主义时，苏联精英还想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同样是这些为了引进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在导致苏联垮台方面起过主导作用的苏联精英，在许多西方分析家眼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一些原共产党官员在新俄罗斯变成了资本家，这没有逃出西方分析家们的视线。然而，它被解释成这些精英们对自己力求挽回的局面的最好利用。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原共产党精英占了资本主义群众革命的便宜。在我们看来，精英们没有必要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他们正是首先发动这场革命的人。 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场得到苏联党—国精英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并不是说这是几个高层官员秘密操纵的一场阴谋。在苏联，发生过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许多团体都被牵扯了进去。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除了党—国精英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是有意识地拥护资本主义的，而且公开地表达过自己的新目标。其他许多赞成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人则相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而他们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来描述新体制。然而，由于私营企业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的结合体传统上一直被称作“资本主义”，因而社会分析家们有理由把上述这些人的姿态称作“亲资本主义”，而不管他们是不是全都主张这些观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见的物质私利在推动人们越来越拥护资本主义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这种变革路线的新的拥护者还是相信，不管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来说，走向资本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同于当前西方的主流观点，但我们还是相信，把苏联垮台解释成一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得到了各方面证据的支持。和其他的解释不同，我们对该过程的迅猛的、相对和平的特征也作出了解释。而且，对苏联垮台的这种解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独立后的俄罗斯引进资本主义的计划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也有助于理清1992年独立后主导俄罗斯政坛的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 本书记述了苏联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表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垮台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第一部分为分析苏联垮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以便表明其根源、特征和运行机制;并且分析了70年代从快速增长到经济停滞的转变，表明了这一转变是如何为戈尔巴乔夫掌权及其改革方案的推行铺平了道路的。 第二部分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最终导致苏联体制终结的过程。改革包含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公开性或者公开化、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本书分别考察了这三个方面。让苏联领导层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执行这些政策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改革努力的失败。该部分还考察了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是如何在1991年采取了支持亲资本主义者的立场，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还追溯了1989—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以便了解为什么它会以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苏联国家的解体而告终。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夺权斗争与民族运动的兴起之间的关联，也在本部分考察之列。 第三部分关注苏联垮台的后果。它分析了俄罗斯这个苏联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继承国家从1992年到1995年的发展过程，审视了俄罗斯为了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而采用的“休克疗法”或叫“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并且深入考察了随后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成因，还描述了 1991年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演变，包括叶利钦政府日益增强的独裁倾向、共产党令人惊奇的死而复生。说当前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尝试将会成功，无论如何都缺乏根据。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体制仍然前途未卜。 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平等的体制能否取代资本主义?第三部分的结尾考察了苏联事件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有关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主流解释认为，该事件代表着资本主义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据说，社会主义的失败就连那些长期为此奋斗的人士都承认:未来属于资本主义，除此别无选择。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太幼稚了。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它在没有导致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苏联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并不表明后一种体制不可行或不可取。苏联经验以及苏联体制走到尽头的历程，为未来兴起的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教训。 下面各章提供的分析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也许最重要的省略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东欧和中欧等其他地区的终结。后者与苏联垮台均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除了几次有限的考察，我们没有考虑其间的内在关联性，这是由于时间和相关知识的局限。我们在此也未能判断出，与苏联走过的路程相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之路是属于同一类还是有所区别。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全部过程仍有待详述。但这种体制发源于苏联，它的根在那里扎得最深，时间也最久。探讨导致苏联垮台的内部力量，看来确实很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