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幸福课——幸福没有计算公式

棋逢对手，胜利才更光荣。此刻，我心里有了大获全胜的预感。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下篇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中至少要作出三个最重要的决定：住在哪里、做什么以及和谁一起做这些事。我们选择自己居住的城市和社区，我们选择自己的工作和业余爱好，我们选择自己的配偶和朋友。在现代社会，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作这样的决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人类当中最早拥有这种选择权的一群人。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人们一生都居住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做自己父母做的事，跟与自己一样的人交往。米勒家的人磨面，史密斯家的人打铁，小史密斯和小米勒要同被指定的对象结婚。社会结构（比如宗教和世袭阶级）以及物理结构（比如山脉和海洋）是最大的独裁者，决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在哪里以及同什么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来，大部分人就没有多少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和选择权了。但是，农业、工业还有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改变了这一切，其结果之一就是人类解放运动的兴起。自由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多种多样的备选方案、各种抉择和决定的机会，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闻所未闻的。第一次，我们的幸福被自己紧紧地抓在了手中。 我们该如何作出决定呢？1738年，一位叫做丹尼尔•伯努利的博学多识的荷兰人宣称他找到了答案。他提议，决策的高明与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计算的方法就是将该决定带给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概率同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效用相乘。这里的“效用”指的是好处或者愉悦感之类的东西。伯努利这条定理的前一部分是很容易操作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估算出自己想要某种东西的概率。如果接受IBM的工作，你成为该公司总经理的机会有多大？如果搬到圣彼得堡去住，你在海边度周末的机会有多大？如果娶了埃洛伊丝，你不得不卖掉摩托车的概率有多大？计算这样的概率是直截了当的，因此，保险公司可以以精算的方式来预计你的房子发生火灾、你的汽车被盗或者你本人英年早逝的概率，并依靠这些计算结果营利。稍微进行一点调查，再有一支笔和一块好橡皮，我们也能够估计出，至少是粗略地估计出某个选择帮助我们得到心中所想要的东西的概率。 问题是，我们很难估计出在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自己的感觉。伯努利高明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计算而在于他的哲学理念，也就是，他认识到，我们得到的物品（财富）跟我们在得到它时的主观感受（效用）是两码事。财富也许可以通过数美元来确定，但是效用却不能通过计算这些美元能够买到的好处来计量。财富本身没有意义，用途才有意义。我并不关心金钱、晋升或者海滩度假本身，而是关心这些不同形式的财富能够（或者不能够）带来的愉悦感程度。明智的选择是那些最大化我们的幸福感的选择，而不是最大化美元收入的选择。要想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正确地估计这些美元能够带给我们多少幸福。伯努利知道预计某个抉择能够带来多少财富是很容易的，但是，预计这个选择能够满足多少需求却困难得多，因此，他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转化公式，希望能够用它来帮助每个人把对前者的估计转化成对后者的估计。他提出，我们赚取的每一元钱带给我们的快乐会依次减少，所以，只要一个人算清楚了自己现在已经有了多少钱，就能够计算出他能够从一元钱中得到多少幸福。 衡量一件物品的价值一定不能建立在其价格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它能够满足的需求上。物品的价格仅仅取决于这件物品本身，因此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然而，用途的大小却取决于作出估计的这个人的特殊需求。因此，毋庸置疑，获得1 000达科特（ducat，过去曾在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对乞丐比对国王更有意义，尽管两个人得到的财富数量是一样的。 伯努利正确地认识到，人们对相对性比对绝对性更加敏感，他的公式也试图兼顾这样的心理学事实。但是，他还知道将财富转化为效用并不像他所假设的那样简单，他的公式还忽视了其他一些心理因素。 尽管同样数量的财富在穷人手中比在富人手中有更大的效用，但是，我们也能够想到，如果某个富裕的囚犯已经拥有了2 000达科特，可是还需要更多的钱来换取自由，那么他就会比那些不如他有钱的人更珍视自己得到的 2 000达科特。尽管我们可以想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不过，它们代表的只不过是诸多罕见的特例之一。 这是个好的尝试。伯努利认为第100次给的钱（或者第100个吻、第100个甜面包圈，或者草地上的第100次蹦跳）通常不如第一次给的钱让我们快乐，这是对的。但是，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错误地认为这是唯一区别财富和效用的方法，也是人们在预言财富与效用关系时唯一需要搞对的东西。事实证明，伯努利扫到地毯下面的那些所谓的“诸多罕见的特例”其实并不是特别罕见。除了一个人银行存款的数目之外，还有很多东西能够决定他们从下一元钱中可以得到多少满足。比如，人们常常会在获得一件东西之后更加珍视它，常常在一件东西就在眼前的时候更珍视它，常常为了较小的损失而受到更大的伤害，常常想象失去的痛苦比获取的快乐感觉更加强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书中所探讨的形形色色的情况正是这些并不罕见的例外，而在这些例外的映衬下，伯努利的定理只不过是一个美丽而百无一用的抽象概念。是的，我们应该通过将概率和效用相乘来进行选择，但是，要是不能事先估计出效用的大小，我们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同样的客观环境导致了五花八门的主观感受，因此，即使事先知道了我们将要面临的客观环境，我们还是很难预测自己的主观感受。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是，将财富转化为效用，或者通过了解我们将要得到的东西来推测我们将会有的感受，并不像将米换算成码或者将德语翻译成日语那么简单。联系数字与数字、单词与单词的那些简单、严格的关系并不能联系客观事件和主观感受。 既然如此，选择者该何去何从呢？因为没有预测效用的公式，我们一般会做一件只有我们这个物种才会做的事情：想象。我们的大脑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这个结构让我们能够在头脑中将自己送到未来的环境中，并询问自己对它的感受。我们不是利用数学公式来计算效用，而是轻松地穿上未来的鞋子看看是不是合脚。我们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预见并提前体验它，在想象力的帮助下，我们无须重复过去就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无须亲身体验就可以评价某种行为。假如自然曾经赋予了我们更伟大的礼物，我们只能说，还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东西是什么。然而，尽管它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这种虚拟将来的自己和环境的能力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想象未来环境的时候，我们会填充一些虚拟的细节，还会遗漏掉一些该出现的细节。在想象将来的感觉时，我们无法忽视当下的感觉，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想法。丹尼尔•伯努利梦想一个这样的世界：在那里，我们能够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准确而又有前瞻性地预见自己的未来。但是，前瞻性是非常不堪一击的天赋，经常会让我们偏离方向，无法看到拥有某物、到达某地或者完成某事之后的情形。世上根本不存在计算幸福的数学公式。不过，尽管我们伟大的大脑无法让我们步伐坚定地走向未来，但它至少能够让我们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走得如此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