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体的重建——第一章 自恋型人格分析的结案

在各种情况下，有一个问题一直考验着分析师，那就是每当要结束一个分析的时候，分析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或是这样的结案是否过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的问题环绕着自恋型人格分析的结案。下面的事实增加了结案的复杂性：分析师所持的观点不但关系到理论与实务的很多领域，也会影响分析师自己的判断，对于应该如何定义理想地结束分析以及期待的现实结果应该离理想多近的判断。所以，结案是个很大的议题。在本书的研究里，我将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很多面向，而只局限于尝试澄清若干理论问题。我之所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传统理论的立足点的改变，将使我们能够认知某些结案的真实性（genuineness），使我们能够认知更进一步的分析是不必要的，以及因为我相信病人并非隐匿病情，伴作健康以逃避分析（flight into health）——然而基于传统理论所做的病人人格的评估，可能会引导我们有相反的看法。 关键的问题牵涉其精神病理的核心区域。就结构官能症（structural neuroses）的范围而言，我们已经知道，要综合论述分析结果的期望，需要根据病人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分析任务的完成；也就是说，我们期望病人应该可以认知其对儿童期的巨大影像（images），具有持续而无望的（且困扰的）性欲爱（sexual love），以及持续而无望的（且困扰的）敌对恨（rivalrous hate），而且基于这个认知的力量，病人应该能够从儿童期的情绪纠结中脱离出来，并可以用情感或愤怒来面对眼前现实中的客体。当然我们知道，以弗洛伊德的隐喻来说（1917b，p.456），俄狄浦斯期精神病理的分析的决定性战役，并不必然在俄狄浦斯情结本身的最中心进行；而是不管可能发生战略交战（tactical engagements）的内容与精神位置为何，对分析最后成败的评估，在于从俄狄浦斯期的客体─本能纠结中脱离的相对程度。 然而，当我们转而面对自恋型人格障碍，我们要处理的不再是基本上完整的结构，不是处理它们之间的冲突的未满意解决的病理结果，而是因为人格的中心结构——自体的结构——有缺陷而产生不良的心理功能形式。所以，就自恋型人格障碍而言，我们如果要描述其精神分析的过程与目标，以及标志其真正结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任务已经被完成）的情况，必须基于根本的心理缺陷的本质、位置，及它们的治愈的定义。 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核心精神病理（对应于结构官能症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而未解决的冲突），由位于自体的心理结构的（1）缺陷（defect），在儿童期获得，与（2）建立于儿童期早期次发的结构形成（secondary structure-formations）所组成。后者以两种类似的方式关联于原发缺陷，但这两种方式在关键面向又有些差异。我将会把这两类型的次发结构，称为防御结构（defensive structures）与代偿结构（compensatory structures）；这样的区别是根据它们与自体的原发结构缺陷的关系。 防御结构与代偿结构的定义，不仅是用来描述和隐喻，要等到读者熟悉了自体的双极性的概念，与孩童有双重的机会建立有功能的自体之后，才能对其定义充分了解。稍后将广泛地讨论这些主题，但我此刻还是先提出一个定义。我称一个结构是防御的，是因为其唯一或主要的功能在于掩盖自体的原发缺陷。而我称一个结构是代偿的，是因为其不仅掩盖了自体的缺陷，还代偿其缺陷。经过其自身的发展，代偿结构促成了自体的功能性复健，借着加强自体的一极来弥补另一极的脆弱。最常见的情形是表现癖与企图心区域的脆弱，借着理想的追求所提供的自尊来代偿；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 防御结构与代偿结构，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光谱的两端，它有一段广阔的中央区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中间形式。但或多或少的纯粹形式也看得到，而过渡的形式通常可被认定为这两类型的其中一种。 基于这样的分类，我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分析的结案阶段的达成，在于当我们完成两项特定任务的其中一项。（a）当防御结构被分析穿透，自体的原发缺陷被暴露出来，且透过修通与转变内化作用（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被充分地填补，以致先前缺陷的自体结构如今在功能上变得可靠。（b）当病人对环绕于原发自体缺陷的有关防御、代偿结构,与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达到认知与情绪上的了解掌握；不论是哪个区域的成功，代偿结构如今在功能上变得可靠。这种功能的复健的达成，可以主要透过原发缺陷区域的进步，或是透过代偿结构的变化分析（包括通过转变内化作用，结构缺失得到治疗）；或是透过个案对其原发缺陷与代偿结构间的相互关系的了解，增加其掌握或是透过部分或全部区域的成功。 防御结构这个术语，应该不需多加说明；因为它提及的概念不只被每一个分析师所熟知，而且当分析师要依据动力的观点，把他的临床印象理出头绪时，这样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分析师都知道这样的病人，例如，他们常令身边的人困窘，倾向于过度热情、戏剧化，且对日常事件的反应过于强烈，而且他们把与分析师的关系浪漫化与性欲化，有时会给人一种俄狄浦斯期的感情清楚地重现的印象（参考Kohut，1972，pp.369~372）科胡特在《对自恋与自恋暴怒的思考》（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一文中，提到所谓的pseudotransference neurosis与pseudohysteria，讲的都是表面上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主要表现，但本质上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其俄狄浦斯期表现或是客体欲的过度灌注，就是一种防御结构；都是为了濒临崩溃的、耗竭的自体，提供刺激以维持其自体的统整与存活。。就自恋型人格障碍而言，区分其明显过度兴奋的防御本质——假活力（pseudovitality）——并不困难。在假活力之下潜藏着低自尊与抑郁——对不被照顾的无价值感与被拒绝的深刻感觉、对回应的无休止渴求、对安抚的渴望。所有的一切，与病人兴奋的过度活力，必须被理解为透过自体刺激（self-stimulation）来反制内在的死亡感与抑郁的一种手段。当他们还是孩子，这些病人曾经感到情绪上未被回应，而尝试透过性欲的与夸大的幻想来克服他们的孤独与抑郁。这些病人长大以后的行为与幻想，通常不是原初的儿童期防御的精确复制品；因为在兴奋的、过度热情的、过度理想化的青少年期，缺乏有意义的人际依恋关系，儿童期的幻想通常会转变为对浪漫的文化活动——美学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目标的狂热献身。无论如何，当这些人进入成年期，这些浪漫的理想不会如同正常的、可预期的过程退回背景；它们与成人人格的目标无法进行安稳的整合：人格中戏剧化且强烈的表现癖面向不能与成熟的生产力稳固地结合；而成年期性欲化且兴奋地追求的活动，仍然是暂时摆脱潜藏抑郁的唯一方法。 对于自恋型人格障碍中的防御结构，我已经简短地说明了其所扮演的常见而单纯的部分角色；现在我将要对这些疾患的代偿精神结构所扮演的较不熟悉且较复杂的角色，用临床资料来加以阐明。 分析M先生的结案阶段 M先生，以作家为业，他形容写作为可靠的但有限制的工作，三十出头，在结婚六年的妻子离开时寻求分析M先生的分析师是位女性，她在作者的督导下进行分析（参考Kohut，1971，pp.128~129）（译注：见科胡特所著《自体的分析》一书）。。表面上他想要进行分析的原因是为了要找出他在失败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想要治疗的动机并非源自对智性知识的渴望。他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受苦于严重的自尊障碍与深刻的内在空虚感，是一种原发的结构缺陷的展现——他的自体有慢性的脆弱化，亦即自体这个结构有某种暂时碎裂的倾向。他的无感觉（apathy）与缺乏自发性，让他感觉自己只是“半死不活”（half alive）；而他借助于充满高度情绪的幻想，尤其是具有强壮的虐待者角色的性幻想，尝试来克服这样的内在空虚感。这些对女人虐待控制的幻想（把她们绑起来），他有些时候也会真的见诸行动。他曾经这样对待过他的妻子，而她认为其行为是“病态的”[从理论的角度，这些幻想与演出（enactments）是借助防御结构来掩盖原发缺陷的尝试]。正是有关专栏写作的模糊表达的抱怨，在他的人格组织中具有关键的意义，以及在他的分析过程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作家的工作，应该对他自尊的提高有过实质的贡献，但因某种相互关联的困扰纠结而打消。这里我要聚焦于其中的两点。第一点确实是M先生的原发结构缺陷；它在起源上关联于母亲作为镜像（mirror）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失败，无法满足孩子的健康表现癖。第二点是病人的代偿结构缺陷的展现；它在起源上关联于父亲作为理想化影像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失败。 原发缺陷——自体的夸大─表现癖面向在发展上的中止——在起源上的基质，是来自母亲这边不够充分的镜像。如果患有这类障碍的病人，其母亲仍然活着，那么通常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就可能第一手地确定其母亲缺乏神入或错误地神入回应。因为当病人透过镜像移情（mirror transference）的反应互动的动力而变得觉醒，觉察到其自体对错误的或分裂的神入是容易受伤的，并且已经开始重建其早年生命中关于起源的决定情境。他将不只从他的儿童期中回忆起致病的时刻，也将观察到他的母亲有缺陷的神入（不管是对他或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对儿童——例如她的孙子）。在M先生的案例中，这种资讯的直接来源是不可得的，因为他的母亲在他十二岁时过世。然而，若干移情现象以及其儿童期的记忆，显示他对母亲给予回应的体验，是感到不足且错误的。他回忆起他的儿童期，有很多次他尝试突然注视母亲，这样她就没时间借着虚假地友善而感兴趣的脸部表情，来掩盖她对他的真正冷淡。而且他回忆起一次特别事件，当时他弄伤了自己，他所流的一些血玷污了他弟弟的衣服。母亲在当下，没有区分究竟是他还是他的弟弟处于害怕与痛苦之中，直接就抱起弟弟冲往医院，而把他丢在后面。 关于他的第一个记忆，一个普遍且复杂的问题等待着确定的回答——也就是为什么孩子要重复而主动地去尝试触发他所惧怕的那个认知（或许，有一些类似于我们重复碰触疼痛的牙齿，来测试它是否还是疼痛——只发现它当然还是痛）。这些记忆的心理滋味（孩子的情绪状态是焦虑而期待的渴望）似乎排除了这种解释：孩子渴望把自己暴露于母亲对他的拒绝，来满足被虐待的欲望。我也不相信他注视母亲的脸——化被动为主动——主要是为了在潜在的创伤情境里保留某种控制（当他还处于易受伤害的高峰，例如，当他正期待着来自母亲的正向镜像，借着主动地确定母亲的漠不关心，来防范因为母亲的冷淡而被动地、无预期地被淹没的伤害效应）。我们对他的行为所可能获致的最有意义的结论是，他对母亲与他的同调（intuneness）尚未放弃所有的希望——这个结论与病人的精神病理的诊断类型一致（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而非边缘型人格障碍）。我们可以假定，母亲的神入并非完全缺乏——其神入是错误的而非平淡的；当他伤害他自己，她终究有了回应。如此就偶尔肯定了孩子的价值感，以及其自体的现实存在。 母亲没有能力与孩子同调并回应以适当的神入共鸣，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孩子人格的表现癖（sector）有特定的发展障碍：他无法在他的表现癖部门建立充分的升华结构，因为欠缺母亲的原发镜像回应，从而无法建立足够的基础来让母亲有结构的、逐渐有选择的次发回应得以进行〔对于孩子的需求，母亲给予适当增加的挫折（optimally increasing frustration）〕；于是他维持固着于表现癖的古老形式。既然古老的表现癖在成人生活中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他发展出粗糙的、全有或全无之类的防御结构——他要不就压抑其表现癖而损害了自尊的健康形式，以及对自己与对自己表现的享受；要不他的表现癖就爆发成狂热的活动与狂野的性欲化幻想（偶尔成为实际的行为），其中镜像的自体─客体（总是一个女人）处于他绝对的、虐待的强迫控制下，是一个必须顺从他每个欲望与念头的奴隶。 关于他作为作家的工作——必须再度强调的是，工作应该对于其成人自尊的提升有过最大的贡献，也应该对其转变后的夸大─表现癖的自恋压力借着创作而提供了最重要的出口。但因母亲镜像功能的失败所致的结构缺陷，造成可怕而瘫痪的过度刺激的体验。他没有具备充分的结构，来修正或中和他的夸大与表现癖，而这些因为其想象力被动员而被活化。于是当他写作时，他就会变得紧张而兴奋；然后要不就压抑想象力而损害了其作品的原创性与活力，要不就完全中止工作。 然而，其创作之路上的阻碍，不能只靠以下原因的审视来解释：他与镜像的母性自体─客体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装置的原发结构缺陷。因为，他应用于专业活动的能力，主要不是基于原发结构——也就是孕育在他与镜像的自体─客体的关系基质之上而产生的先天能力，而是基于代偿结构——也就是在他与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父亲）的关系基质之上而获得的才能，或至少在稍后的儿童期被决定性地加强的才能。 在处理这些代偿结构及其特定的缺陷之前，对M先生的儿童期的一系列起源上的重要心理事件加以重建，将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我已经说过，M先生的核心自体结构，无疑已经被母性回应的缺乏而严重伤害。同样肯定的是，因为他在与镜像自体─客体的关系中曾经受过伤害，他接着转向理想化的父亲——这是非常典型的心理运作——以寻求在他与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关系中加以弥补。此处可以回溯来看，关于病人A先生对其父亲的移动（见Kohut，1971，p. 67），我所作的解释并不精确。基于在A先生的分析结案以后，我又体验了数个类似的案例，我现在会假定，A先生对父亲的理想化的强度（及其对父亲失望所致的伤害强度），是由于他更早之前对镜像自体─客体的失望，而不是因为他对更古老的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失望。M先生在他的儿童期中，必定已经先尝试理想化而后获得（也就是整合入其自体）若干其父亲的能力——这些能力似乎在父亲的人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似乎父亲也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父亲在使用语言文字上的技术。无论如何，在他整个青少年期与成年期中，病人凭借着文字，尝试以“目标─抑制”（aim-inhibited）的、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寻找其夸大表现癖的努力（strivings）衍生物的实现。然而，这些努力所发源的自体部门，仍保持未被修饰的（古老的）状态；因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更精确地说：围绕在它们周围修饰的、替代─提供的（substitution-offering）精神结构的发展——无法借着可靠的回应的压力来维持。而这些来自其母亲的回应，首先是欢乐地接受的回应，后来是逐渐选择性的回应。 对分析师而言，见证病人尝试从情绪的死巷中挣脱出来是很有意义的；而这情绪的死巷就是其人格中的自恋部门的发展被阻碍所致。他曾选择的专业活动（关联于艺术评论）让他掌握了某些很特定的方法，而容许他表达其特别的自恋需求。在他的写作中，描述与批评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创作；他如今能够借着运用其父亲的理想化力量，把他对母亲的神入回应的渴望翻译成适当的语句。他甚至对母亲有回应的身体的触感，还有着未减轻的原发欲望；而这样的欲望在他专业活动的追求所必须撰写的若干语句描述中，可以找到象征的表达。 他的悲剧是——而此处藏着他寻求治疗的最强烈动机之一——他无法成功地建立具有适当功能的代偿结构，而这是源自其收集字典、喜爱文字、言语明智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又让他失望（然而，有鉴于当他进入分析时，他早已进入其写作生涯；因此我们可以有个结论，就是他父亲作为自体─客体的失败，没有其母亲的失败严重）。换言之，其父亲不能容许自己享受被儿子理想化的乐趣；而且他也没有借着神入式参与回应，培育儿子对他的理想化关系的恰到好处的发展，而这是儿子所渴望及所需要的。因而这男孩在强化其自体结构的尝试上，再度遭到挫折；挫折也发生在建立功能性装置的尝试上，而这种装置将容许自体透过可靠且可用的创造追求，来进行社会可接受的展现与表达。 一个成功的、阶段适当的、小石片脱离大石块般的（chip-off-the-old-block-type）与理想化父亲的融合（或是孪生关系），以及之后逐渐的或阶段适当的对父亲的失望；前者借着暂时参与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全能来提升M先生的自尊，后者对于其夸大幻想与表现癖的部门，最终可以提供他适当的缓冲结构与释放模式，并抵消先前与未充分镜像的母亲的心理互动所造成的伤害。确实，他在语言与写作领域的代偿活动，并非全然地失败；而且他从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毫无疑问，不管是他对自己制造的类艺术（quasi-artistic）作品的认同，或是他从中获得的满足——直接地透过其工作的乐趣，或间接地透过公众的回应——都不够用以维持其自恋的平衡。而其分析的进展，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借着逐渐发生于自恋领域的进步来量度。 M先生在语言与写作领域所建立的代偿结构，其疾病的本质究竟为何？如何治愈？让我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简单地作个回答。（1）有关代偿结构功能的障碍，可以这么说，M先生对于从他心里冒出来的、以视觉意象形式存在的幻想，没有能力把它们翻译为适当的语言（一个大学教授曾经有点神祕地说过，他为一种“逻辑”的缺陷所苦；这或许是一种外行人对轻微且局限的思考疾患的诊断）。（2）有关这个代偿结构障碍的治愈本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进步依循着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有关母性自体─客体不足的镜像回应，透过对这个区域的修通过程，也就是借着将其夸大─表现癖的驱力，整合入他的人格。当这个部门被修通而张力被激发时，小提琴的拉奏提供了重要而过渡的安全阀（参考Kohut，1971，p.287，关于F小姐的分析中，跳舞提供了类似的功能）。第二条路是透过以下领域的修通过程：当病人对母亲的镜像回应的期待感觉无望，之后决定转向父亲以寻求依恋（尤其是为了分享父亲在语言领域上的权力），但遭遇父亲的撤回。这是关于起源上类似体验的“望远镜化”（telescoping） 译注：科胡特所谓的“望远镜化”的概念，指的是精神可以把重要但非关键的、后来的（俄狄浦斯期之后的）体验记忆，重叠在较早的、特定的病理事件上。的例子（见Kohut，1971，pp.53~54）：对病人人格的这个部门，一些已完成的关键的分析工作并没有聚焦于早年生活的起源模式，就像它首先一定被概述为父亲最初的挫败的结果；而是聚焦于其前青少年期后期（late preadolescence）的类似的动力模式，而这个部分从精神经济的（psychoeconomic）观点来看，在决定M先生的成人人格障碍的特征上，似乎很具决定性。特定地说，他记得在母亲死后，他曾经尝试要求其理想化的父亲的关注，但因为父亲对他没有兴趣而感到失望；尤其是因为父亲的再婚，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体验是一种自恋伤害以及对个人的拒绝。关于结案的思考——被分析者持续的任务 在移情官能症的分析中，通常结案阶段的特征是重新回到结构的冲突，而这是分析的主要部分（中期阶段）所进行的修通的主要内容。再一次，最终斩断俄狄浦斯期牵绊的必要性似乎就在眼前——即将与分析师作最后的分离，使病人面对其儿童期爱与恨的客体的最终放弃——在他终于决定永远地把这些要求摆在一边，或确实成功地放弃这些要求之前，再一次，病人心中的孩子试图肯定其古老的要求。 在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中，修通大致上是有关病人的自体结构的原发缺陷，透过转变内化作用而获得新结构，以促成缺陷的逐渐愈合；而其结案阶段可以被视为平行于一般的移情官能症的结案阶段。被分析者被暴露于这样的理解冲击下：他必须面对与作为自体─客体的分析师的最终分离。这种困难的情绪任务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是被分析者发生暂时的退化；而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构缺陷的愈合似乎再度被抵消。换句话说，有一种情形笼罩着，其中的愈合看起来是虚假的，而病人功能的进步并非新获得的精神结构的结果，而是依赖着实际存在的自体─客体。或者，以更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情形，突然间好像修通的过程并未造成恰到好处的挫折，而这是通过微细的内化作用以奠定精神结构并使病人独立于分析师；而是好像病人的进步是借着依靠外在的自体─客体，或者最好的情况，是透过对分析师粗略的、不稳定的认同而暂借过来的自体─客体（分析师）的功能。就这类个案的分析而言，其结案阶段的各种展现之中，经常有些显著的症候指示着与自体─客体的关系的暂时再具体化（temporary reconcretization）。再一次，病人感到分析师正取代了他的精神结构——再一次，他把分析师看做他自尊的提供者、企图心的整合者，看做具体存在的理想化力量并给予赞同与其他形式的自恋支撑。 我们可以举I先生分析的结案阶段的若干细节作为例子（参考Kohut，1971，pp.167~168），来清楚地说明分析师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再具体化。在一系列几近幽默开放的梦里，I先生透过其身体的不同开口吞入（incorporate）作为自体─客体的分析师及其力量的特性。然后当结案阶段接近尾声，I先生从这些象征的、整体的认同，转回到透过之前分析的修通过程而达成的转变内化作用的结果——他能够带着欢乐期待其未来的自主功能。 然而，在自恋型人格障碍分析的结案阶段，情况有些不同；就像在M先生的案例中，自然被活化的移情与修通过程，牵涉的不仅是原发缺陷与环绕它的防御结构，尤其还牵涉代偿结构。 M先生在分析实际结束的近七个月前，就已表达结束其分析的欲望。现在我请求读者耐心地，让我以下列想象中出自病人的发言形式，来提出我对结案阶段的病人的情绪状态的理论观点。 他对分析师说道：“我想我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已经完成。我们已经充分地强化了我的代偿心理结构，以致于如今我有了活力与创造力，并且可以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工作。献身于有意义的目标与创造的行动，加强了我的自体，并给我活着的、真实的与值得的感觉。而且这些态度与活动，给予我足够的乐趣，使我的生命值得存活，并防止了空虚与抑郁的感觉。我已经获得某种心理实质，让我可以追求“自体─远离”（self-distant）的目标，并可以觉察创造行动中活跃的、创造的自体（我）。换句话说，我已经发现某种心理平衡，存在于产物（我自己的延伸）——我对它一心一意的灌注，以及我完成它的乐趣——与自体之间（有生产力的启动中心）——我正在生产制造以及我制造完成之后兴高采烈的体验。虽然当我从事创造的时候，我因此欢乐地觉察到我自己，但我不再轻躁地（hypomanically）过度兴奋，也不再像我过去习惯地恐惧，我的自体将会因创造力的产物而被榨干枯竭。作为欢乐体验的启动中心的自体，以及我所引以为傲的产物，如今成为牢不可破的心理联结。” “当然，我乐于拥有这些新成就，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心理组织的弱点与罩门。而且我也理解，我在人格的这个部门所能达成的关键进步，是借着增加理想化目标的整合；而这本质上代表着当我还是孩子与青少年时，我想要理想化的父亲。然而，我的父亲拒绝了我对他的理想化——这个挫折剥夺了我理想化与之后的去理想化（de-idealization）完整发展循环的体验，也剥夺了在这个心理区域奠定可靠的心理结构（引导的理想）的机会。把父亲理想化的古老渴望，透过移情的再活化，启动了特定的修通过程（一系列理想化、去理想化，与内化的反复体验）而加强了我引导的理想。而且如我现在所认知的，要维持我的情绪健康，具有稳固的理想是最重要的事。我相信，这个过程虽然尚未完成，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充分的进步，且容许我今后可以靠我自己继续走下去。” “但我也知道，只依靠处理我对父亲的失望，我不能在男性的理想、工作，与创造力领域中达成这样关键的进步。一些自体的根本稳固，在我能够处理父亲对我的理想化的拒绝前，首先必须在分析中完成。毫无疑问，这个自体的初步巩固，比起在我引导的理想区域的修通中，牵连到更为基本脆弱的自体的结构。换句话说，这个初步的任务聚焦于发展的较早期，而它所牵连的创伤是关于当我还是很小的孩子时，母亲对我的回应——她对我的接纳与赞同。而这个部分的工作，也同样是未完成的。但这个部分的未完成，不同于面对理想化父亲影像的修通过程的未完成。就后者而言，所有相关的面向都已进入分析之中，而可能缺少的是更进一步的练习以巩固既得的成果。然而，就我人格中心位置的弱点的填补而言——因为母亲有缺陷的神入能力所导致的错误回应，我因而受到的创伤的结果——在我人格之中确实存在着若干层面，是我们始终几乎都无法触及的：我感觉这样的层面是我们无法处理的，因为在我之中的某种健康本能会防止我退化到古老体验之中，而这可能造成自体或许无法治疗的崩溃。而且即使我们能够，我们也不需处理这些层面；因为如今我人格中有稳定功能的部门，与我自体的维持都已经稳固。” 分析师对M先生言论的反应，将会是反问他自己，是否他应该反对病人的欲望，坚持要做更进一步的工作来支撑已经获得的成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认为在若干情境中，被分析者评估其自身心理状态的能力，比起分析师的评估可能更为精确。然而，必须附加的是，此命题无法否定同样有力的另一命题，那就是分析师必须仔细地审视，是否病人可能在特定的恐惧影响下，想要避免承担某些心理任务；而这样的心理任务如果真的执行，将会造成长期的有利结果。但是，就我作为分析师多年来累积的体验，我已经学习到，要信任病人结束其分析的欲望；特别是当它发生在多年的扎实工作之后，当它发生时没有立即的紧急性，以及当我能够对自己（以及用适当的话来对病人）综合论述其欲望的产生基质的动力─结构的情境。 如果我们此时接受病人结束其分析的欲望为真实的，也就是当做基于正确的评估，认为他已经获得心理结构而使更深入的分析变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必须探究对他的福祉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心理结构的加强，其结构的本质究竟为何。或许有人会假设，这些结构出现于儿童期早期，以应对严重的原发结构缺陷。更准确地说，这些结构本身是成熟的产物——其功能的重要性被提升以应对原发的缺陷，而其发展的程度因而提高到超过一般年幼孩子所被期待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病人已经形成这些代偿结构”的这个论述翻译成后设心理学的术语（参考Freud，1915，pp.203~204），我们可以说，孩子次发过程的优势被早熟地强调，他发展出对文字的过度兴趣以补偿其原发缺陷。而原发缺陷也就是前语言期的身体─自体与情绪的原发过程，充满了空洞与不安全感的体验。虽然这样的假设，没有被来自儿童期早期的直接记忆所证实，但它被两组资料所支持：间接获得的证据似乎支持说，他确实在儿童期早期表现出对文字的独特兴趣；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在青少年早期，他转向其父亲（并转向对语言的投入），而当时的心理状态（其母亲的死亡）类似于儿童期早期所笼罩的状态（其母亲的情绪远离）。 这里我要与读者分享，一个同事在数年前写给我的信中的一段话。他在信中表达对我的感谢，因为研究我的著作而提供他对自身人格的若干领悟。他告诉我说，他人格的发展曾经被极大地影响，因为儿童期早期其理想化自体─客体（父亲）突然过世而受到创伤。他写道：因为这个丧失，他转向他自己以及文字——如同他借着研读我的著作，而发展出对我的移情而再度表现。“对我来说，很大部分的自体─客体就是文字……我已经发展出某种技巧，当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文句中找到某些东西来说给自己听……以这种方式，我就能够接近很多世上伟大的父亲的指引，借着他们所写的文字……”然后接着描述类似于M先生的发展步骤，他写道：“我一个年长的伯母，说我在进幼稚园前就已经识字了……我知道我的亲人习于遮盖瓶罐上的标签，因为我会在餐桌上阅读它们；而很显然地我们的医师曾警告我早熟的阅读该被禁止。书籍被移开了，所以我读那些标签。” 不论决定M先生人格发展过程的最早的心理先决条件的真相究竟为何，最终的结果是努力透过语言的使用来达成自恋平衡的人格组织。在分析之前，M先生不能达成这个目标；然而，分析成功地治愈了这个特定的结构缺陷，而正是此缺陷造成他先前的努力终归失败。 理论上，病人透过运用语言上的天分，及透过写作兴趣的动员，以获得自恋满足的实现；但实际上有两种心理缺陷阻碍着这种实现。而这两种心理缺陷在分析中都被充分地修通、减轻，使得病人可以结束分析。首先，我要用一般被视为心智的结构模型与自我心理学的理论架构，来描述这两种缺陷。即使此处我运用的是修正过的结构模型，依据的是以下的建议（Kohut，1961；Kohut & Seitz，1963）：精神的概念应该再被区分为（a）渐进的中和区域，与（b）移情的区域。我想这样的修正特别适用于当下的任务。后续对M先生精神病理的详细检查将会使我们了解，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综合论述解释，无法充分地令人满意。心智的结构模型的架构，即使结合最复杂的驱力心理学的自我心理学阐述，也无法与我们此处要检视的心理障碍的本质充分地契合。为了要理解M先生问题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引入新的架构：自体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处理的是自体的形成与功能，以及自体的崩溃与再整合。 然后，以下是在修正过的结构模型的架构下，以修正过的自我心理学术语来描述M先生的心理组成的两种障碍。在分析之前，“渐进的中和区域”有一个结构缺陷，也就是从原发过程（他古老的表现癖、他与母性的自体─客体融合，以及关于这两组体验的情绪）到次发过程（他的文字、他的语言、他的写作）缺乏平顺的过渡；以及在他的目标与理想的区域有一个结构缺陷，次发地造成其表现癖─夸大─创造的挣扎，不能充分地灌注于整合良好的、稳定内化的目标。没有把夸大─表现癖的力比多加以充分地组织，并使其流向稳定内化的理想，将会反过来造成这些执行的（自我）结构无法充分地发展；而这会使他没有能力成功地投入其专业追求，并从中获得最主要的自恋满足。 因为我讨论的焦点在结案——尤其是对自恋型人格障碍分析的结案——对于造成病人专业领域障碍的两种结构缺陷，我将不会检视其特定的修通过程的细节。我只会再次强调，第一种结构缺陷的表现为原发过程到次发过程中缺乏平顺的过渡；而从起源的观点来说，这似乎是与病人母亲的镜像功能的缺失相关联。而第二种结构缺陷的表现，是病人不能坚持其专业活动的追求；而这在起源上几乎全然关联于父亲作为理想化影像的功能缺失。 当病人觉得分析应该朝向结案迈进的时候，修通确实已经达成这两个区域的某种进步。然而，如我之前所述，他人格中还有一个根本上保持未被分析的缺陷——尚未成为系统化的修通过程所追求的焦点——即使病人不仅已经理解其心理组织潜在地暴露于广泛崩溃的危险，而且还获得了有关这种朝向退化的潜在性的病因学的知识。 熟悉我思想的读者会意识到，此处我把起源的观点与病因学的考虑区别开来（参考Kohut，1971，pp. 254~255，脚注。也见Hartmann and Kris，1945）。但病人还是发生想要结束其分析的欲望，虽然病人觉察到（至少前意识地）其夸大自体的中心位置的部门，是建立在不稳定构成的人格基层，并与此基层有联系，且这个中心位置部门尚未被充分分析。无论如何，他知道分析这个部门，并非达成其未来心理福祉的先决条件；而且他还感觉到，不冒着严重危险——没有对他的心理平衡，冒着造成永远伤害的高风险——这个部门不能被分析。我相信他隐微地认知到，镜像移情的若干面向的活化，将会透过原始的暴怒与贪婪的再体验，而让他暴露于永远的心理破碎的危险；他还以两种方式间接地表达他对这些潜在危险的觉察：借着发展出身心症状，他的手肘起了红疹——对此红疹的诠释几乎全然是猜测的，虽然还分析过U先生的病人（当此人的古老暴怒与贪婪被动员，他的右手肘长出红疹）——以及借着提到持续更久的分析而让他对分析可能变得“上瘾”。 关于镜像移情的古老层面的仍未被分析的面向，所有我能说的都是推理而来的。然而我还要指出，病人被他的原生母亲所抛弃，而他从此待在孤儿院直到他三个月大。把这点列入考虑，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下列的结论，不会偏离太远：他因为儿童期晚期继母的错误的神入，而受到的创伤破坏效应（所指的时期是在语言发展之后，且确实存在着语言化的相关记忆），无法被充分地解释，除非我们也考虑到类似的更早创伤所造成孩子的精神脆弱性。在前语言期中，他不仅因为继母对他的需求一再地回应失败而受到创伤；而且在这些挫折的层面之后，总是笼罩着一种无名的前语言期的抑郁、冷漠、死亡感，以及广泛的暴怒，而这些都关联于其生命的原始创伤（primordial trauma）。然而，不只这些原初状态不能透过语言化的记忆来回忆，无法像语言已经发展之后的创伤能被忆起；而且也不能透过身心症状来表达，无法像前语言期后期较有组织的暴怒能被表达（在M先生的案例，或许是透过手肘的红疹）。原始创伤对病人的心理组织所产生的效应（其人格基本层面弱点的存在），只借着以下的恐惧而被证明：更进一步的分析将变得“成瘾”——换言之，就是对没有返回的退化旅程的模糊恐惧。 此处产生的理论问题就是，是否初生的自体可能已经存在于最早的婴儿期；以及如果存在的话，到何种程度（见本书70~72页，对自体的开端应该如何加以概念化的问题讨论）。把这个问题翻译成实际的临床术语，我们必须自问，病人对不可逆的退化的害怕，是否就是对自体的全然失落的害怕：自体以永远的深度冷漠的形式存在；或者就是对初生的古老自体的再活化的害怕：自体在强烈的贪婪、广泛的暴怒与无内容的抑郁之间，以摆荡的体验形式存在。 更多的相关问题，牵涉母亲对婴孩的回应——在这个案例中，牵涉继母的回应。不管婴孩体验的精神内部的现实（endopsychic reality）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母亲从一开始就对婴孩回应，就好像他已经建立一统整的自体，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如此（母亲对婴孩的回应，从主要对婴孩的部分作回应，逐渐转移成主要对整个婴孩作回应。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讨论，见Kohut，1975b）。假如M先生与继母的关系，在前述的思考背景下加以检视，产生的问题是：他在孤儿院的停留，可不可能间接地干扰继母后来对他的回应（以及如果干扰，如何发生干扰）。 有两种可能性都必须加以深思。继母在婴孩的前三个月生命中没有建立与他的关系，这个事实剥夺了她对新婴孩的母性体验的发展系列中一个基本步骤的参与。在正常的情况下，母性回应促进婴孩自体的巩固——母亲把它（婴孩的自体）想象得比实际上的它更为巩固；或者换个方式说，母亲借由领先孩子的实际发展，确实透过她自身的期望来促进这个发展而体验到欢乐。在婴孩的根本自体迈向巩固的最初步骤中，M先生的继母未能参与其中，可能产生几种后果：这可能使得她后来对婴孩的回应，缺乏与他最早的融合记忆的回响；而因为这个缺乏，可能造成母亲对他的态度中有某种情绪的淡漠，并妨碍完整亲密的发展，而这是母亲与婴孩之间的正常发展；而且由于母亲对婴孩回应能力的这两种限制，可能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的发展，因为母亲阶段适当的镜像回应能力受到限制，将会反过来造成婴儿此方面的情绪撤回。 婴孩在孤儿院的停留，可以被视为母亲对孩子的回应的另一个可能的干扰原因。在他生命的最初三个月中，他曾经受到严重的创伤，所以他可能对前语言期后期与语言期早期发展阶段的自体─客体（尤其是对他的继母），以各种不正常的回应作反应。可以预期的是，婴儿期早期受过严重创伤的孩子，当他还是婴幼儿以及还是年幼的孩子时，面对母亲会发展出一种不寻常而强烈的要求倾向（这是最早时期被强化的口欲贪婪持续回响的结果），之后就是暴烈的脾气发作与/或立即的情绪撤回的倾向（最早时期的暴怒与无内容的抑郁持续）。或者因为最早时期的冷漠残余的影响，孩子对后来母性自体─客体的回应，可能发生普遍性减弱。因为这种来自婴孩的疏远，很可能过度折磨母亲的能力，使她无法坚持精确地感知孩子的需求并适当地予以回应。母亲因为婴孩的强烈贪婪而过度负荷，并因为他快速的撤回、暴怒与/或冷漠而遭受挫折，所以她从这种饱受挫折感的关系中退缩，而她本来期待这个关系可以提供她自恋实现的幸福感。 这种情况下婴孩各种不同反应的复制本，也可以在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中观察到。而且，就像婴孩对母亲产生的效应一样，这些自体─客体移情可能使分析师的神入过度负荷，并造成其情绪从病人撤回，或是借公开的恼怒表现来攻击病人，或更常见的是，借助于道德化的劝诫与假诠释（pseudointerpretations）来攻击病人。 分析师面对若干类型的被分析者所产生的自恋挫折，其实际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从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以及从我所督导的学生与找我咨询的同事的行为来审视，我深知即使分析师具有自恋型疾患个案的心理学的广泛理解，其最大善意也无法可靠地保护他免于反应性地撤离病人，而更糟的是，他会把其撤离合理化为看似客观的判断，认为病人是不可分析的。无论如何，我相信分析师一时感觉情绪上与病人远离，并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或许甚至有些好处，只要他能觉察其心理冲突而非永远地转身而去。 在M先生的个案，我倾向于从分析师所描述的移情外推（extrapolate）为特定的起源重建——也就是说，在孤儿院的原初体验，遗留给他暴怒─潜在性的增加与立即而快速的情绪撤回，以回应母性的挫折；而不是倾向留下弥漫的冷漠。但不管婴孩的人格所展现的特定偏差与正常情况相差多远，下面的结论是毫无疑问的：母亲错误的神入不能单独来看；就像个案M先生的继母，大多数情形的评估，都必须被视为对非比寻常的艰难任务的挑战失败。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分析师工作所作的讨论，其重要性只是有限的。分析师对被分析者的儿童期感兴趣，主要不是因为他想要找出被分析者疾患的病因，而是因为他想要决定其关键的起源基础（见本书第1章的注⑥）。他注意力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被分析者主观的移情体验，根据他对这些体验的形式与内容的理解，重建病人儿童期的起源上关键时刻的体验世界。分析师的主要焦点并非——至少在执行其基本任务时——客观现实的资料，甚至也不是孩子环境中的双亲人物的可确定的主观心理状态（虽然后者可能有时是“策略上有用的”）（Kohut，1971，p.254）。在M先生的案例，根本的心理事实（其心理障碍的重要面向的起源上关键因子的再活化）就在于他体验其母亲，以及在移情中体验其分析师，当面对其情绪要求时为创伤地不神入与不回应。确实，分析师有时可能想要指出（为了维持在现实的架构下——例如，因为病人在移情中所体验挫折的强度，而慎重地考虑中止其分析），病人的期待与要求来自于儿童期，而在目前是脱离现实的。而且分析师也可能想在适当的时机，对病人解释，其儿童期需求的强度可能造成他对过去的感知的扭曲（在M先生的案例，造成他对其继母人格的错误感知）。然而，借着修通而产生的根本结构转变，不是因为这种支持的、智性的领悟而发生，而是因为旧的体验被较成熟的精神，重复地再体验所导致的逐渐内化而发生。 除此之外，我认为刚才陈述的信念——也就是发生在成功的分析后有益的结构转变，并非因为领悟的结果——一直都是真实的，不管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病人的分析而言，或是对结构官能症病人的分析而言，病人的治愈都不是因为诠释。虽说分析的工作，在于使潜意识成为意识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个陈述也只是分析过程中，真正发生的整个心理转变的一个面向的适当隐喻。 我相信，假如我们聚焦于心理的“微结构”（microstructures）中和的（neutralizing）微结构，是借着恰到好处的挫折体验而奠立，其有关描述请见科胡特与赛斯的文章（1963， p.137）。而巨结构与微结构的术语也曾被吉尔（Gill，1963，pp.8n，51，and 135~136）相关的文章使用，其文是有关心智的机构以及记忆痕迹与意念。 此处我要附带一提，从牛顿的理论到量子理论（波尔、海森堡）的物理学发展，与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的后设心理学到自体心理学的发展，之间的平行关系超越以下的事实：物理学者的注意力从大质量及其交互作用的研究，转向物质的小单位的研究；而精神分析师的注意力从巨结构（心智的机构），以及与客体的巨观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转向精神结构的分子单位的研究。而我还要再次依循莱文医师所论述的思路而指出，现代物理学所认为的重点是物质与能量的根本同一性（essential identity），而自体心理学与之相关的平行重点，在于结构形成是透过与自体─客体的微观关系。最后，还有一种现代物理学的基本主张，就是观察的手段与观察的目标构成一个单位，而这样的单位在若干层面，本质上是不可分的。而这个主张在自体心理学中有同等基本的对应物，就是神入的或内省的观察者的存在，本质上界定了心理的领域（参考Kohut，1959；Habermas，1971）。的改变，就可以更精确且更有力地描述治愈的过程。〔这里我借用的术语是来自道格拉斯•莱文医师（Dr. Douglas C. Levin），他把深度心理学的发展——起初，研究者的注意力被聚焦于心理的“巨结构”，从这样的时期转变成聚焦于心理的“微结构”——与物理学类似的发展作比较——从研究大质量的力学物理学，转变成研究次粒子的物理学。〕把古典移情官能症的微结构改变，用几句话来描述：（1）诠释移除防御；（2）古老欲望闯入自我；（3）经过古老挣扎的重复冲击，新结构在自我之中形成，且能够调节并转化古老挣扎（释放延迟、中和化、目标抑制、替代满足、透过幻想形成而专心一意等）。被分析者虽然焦虑（在移情官能症中：当面对乱伦力比多与攻击驱力的阉割焦虑），为了要让自我保持与古老挣扎的接触，运用分析师作为自体─客体——即使是在结构官能症的分析中（！）——也就是作为尚未存在的心理结构之前驱替代物（见本书第4章的注⑧，关于自体─客体关系运用于所有的发展层次、心理健康，以及心理疾病）。一点一滴地，数不清的微内化（microinternalization）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焦虑缓和的、延迟忍受的，及其他分析师影像的现实面向，都变成被分析者部分的心理装备；而这是同步于被分析者对永远存在且功能完美的分析师的需求，所遭受的“微”挫折。简短地说：透过转变内化作用的过程，新心理结构被建立。必须附带一提：恰到好处的分析结果，所根据的不仅是新结构的获得，而这与先前压抑的、目前释放的古老驱力—欲望直接相关；而且还有先前孤立而病态的人格部门，次发地与围绕的成熟部门建立广泛的接触，因此分析前的人格资产得以加强与丰富。 回到结案的主题：我已经（见本书11~14页）提过两种不同的结案症候群——古典移情官能症的分析，其结案阶段倾向于发生研究清楚的心理事件；以及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其结案阶段倾向于发生迄今尚未研究（相对而言）的心理事件。后者值得在此进行更多的描述。它们以两种形式发生：一种分析工作的主要焦点是有关原发结构的缺陷；另一种则是有关代偿结构的复健。第一种症候群的案例，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我们可以看到自恋移情的再具体化——回到未缓和的坚持，认为外在的自体─客体应该维持病人的自恋平衡——就好像曾经所有使自体─客体转变成为心理结构的进展，都是虚假的。而第二种的案例，也就是我目前正在处理的情况，其中工作的主要焦点是有关代偿结构的功能复健；就像我将用M先生的案例来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代偿结构的再外在化（re-externalization），以及在这个区域以整个的“见诸行动”形式，看到结构─建立的工作的具体化（concretization）。这种案例的结案阶段，就像主要重点在于原发结构缺陷的分析一样；有段时间看来，它也会好像所有透过修通过程而曾经获得的结果，都是虚假的，好像代偿结构从未被真的强化。简言之，有人或许有这种印象，认为只有修通与内化过程最原始的前驱物现在才开始被动员起来。用有点概要的方式说：M先生的分析，首先成功地活化（母性）镜像移情的若干层面，而这些与童年早期后来（也就是已经获得语言使用的年纪）的致病体验相关。基于这个部门所获致的进展，分析能够活化（父性）理想化移情；而且因为后面这个部门的修通，得以强化并复健若干特定的结构，且决定性地促成M先生心理福祉的开展。下面，我们要对病人在分析的末期，在不同的时间，所采取的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行动进行检视，来说明M先生分析的结案阶段的意义——依我来看，主要讲的就是真正的结案阶段。 这里的三个行动，关联于M先生分析结案阶段的开始，依我讨论的顺序排列如下：（1）病人买了一把昂贵的新小提琴，然而几乎同时，他决定较少投入于这个乐器的拉奏；（2）他转向与一个青少年的关系，并容许这个男孩把他理想化；（3）他开办一所“写作学校”，来自社会各界的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把他们的意念分解成可处理的部分”，以及透过“增加他们对文字意象的感受力”，来学习如何把意念转变成写下来的文字。 在分析中，这三个活动先后出现的顺序，正好与我讨论的顺序相反：M先生开始考虑开办写作学校的时候，是在分析结束前一年的深秋；同年十二月，他与男孩的关系开始，而在隔年（结案的那年）的三月，在一场棒球比赛中特定而深刻的体验达到高峰；不久之后（结案那年的四月初），他买了那把小提琴。然而，这三个活动结束的顺序，比它们开始的顺序更有意义。M先生对昂贵小提琴的兴趣是非常短暂的；他与男孩的关系持续较久，且时间超过了前者；而他对写作学校的投入，坚持得更久，造成他自己身为作家的活动的加强，并使这些活动对他有更深的意义。这三个结案前的活动，其结束的时间顺序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标志着特定的、渐次生成的（epigenetic）顺序的揭露：小提琴的购买与出售是情绪转变的展现，而这情绪转变是M先生准备面对与青少年的关系体验的先决条件；而小提琴的交易及与男孩关系的体验，是更大的内在转变的展现；这使他能够朝着有功能的自体的开展，迈出最后与最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是透过他在写作学校活动这一媒介而达成。 我要强调我的看法，就是这类活动——我把它们叫做“行动─思考”（action-thought）——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中的“见诸行动”（acting-out）。换句话说，它们不应该被看成阻抗，看成借着行动来达成记忆或领悟的防御置换（defensive replacements）。 在一些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所持看法的情境脉络里，有人经常提醒我，科学上若干先驱实验是不可重复的；这些实验构成了一个理论或新发现原则的说明；而且与实验者本身的信念相反，这些实验无法提供成套的控制下的实证资料，而理论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借着归纳推理来建立。依我之见，这类实验也是行动─思考，也就是一种以行动表现的思考（acted-out thought）形式。假如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实验将会类似于被分析者的那些行动——就像是M先生的那些行动——它们是被分析者正在获得的领悟的说明。换言之，这些实验是演出（enactments）——先驱心智的思考过程的具体化。它们不是原发的安排以促进发现或测试假说。我要附带一提，在这个角度下，不仅检视若干物理学上的关键实验是有趣的——就像对牛顿的实验与观察曾经进行的检视（参考Koyré，1968）——而且对若干行为科学的基本观察进行检视也一样有趣。例如，弗洛伊德早期的临床观察的某些面向，尤其是他根据使潜意识成为意识的理论所达成的治愈，在这种情境脉络下加以检视，可能会收获良多。以当前知识的观点来看，在这些早期分析中，被动员与维持的修通过程并不适当；而依据弗洛伊德描述他当时所运用的方法，眼前没有分析师能够重复这样的治愈。病人症状消失的真正原因，或许是弗洛伊德已经发现精神分析治愈原则之一的重要面向，而他对这个新发现的领悟的坚强信心感染了病人。正是他人格的压力以及他具魅力的肯定，透过建议而造成病人行为的改变，而他把这样的改变当做透过诠释而达成的结构改变的展现。早期的治愈因而是正确原则的完美演出的说明。而真正的治愈（行为改变的达成是结构改变的展现），只能在很久以后才能达成；而那时弗洛伊德除了已经理解治愈的基本结构原则，还掌握了经济原则的重要性（重复、修通）。从观察没有包括修通过程的情境，得到结构官能症的精神分析治愈的正确理论（使潜意识成为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获得正确的自由落体加速的数学公式（参考Koyré，1968），而观察中并未考虑落体的形状、空气阻力、海平面及地理纬度的影响。它们是被分析者迈向建立心理平衡的大道的最后步骤。确实，行动─思考是信息的非语言载体，而它们的意义最终应该对病人进行诠释。但它大部分由行动模式所组成，根据病人实际的天分、企图心，与理想而被创造地发动；它并非意味着要被放弃，而是需要进一步的修正与改良，以对他后分析（postanalytic）人格的自恋部门的精神经济的（psychoeco-nomic）稳定平衡，最终可提供他可靠的维持方法。虽然如我所言，这类活动的意义应该对被分析者诠释，而它们的功能也应该被解释；但分析师不必期待它们会因为领悟而被放弃。以先前提及的“适当隐喻”的话来说，分析师不必期待行动─思考会因为正确的诠释而消除，就好像它们是神经症的症状一样。它们并非退化的步骤，而是构成一种并非完全，但是几乎（not-quite-but-almost）完成的前进运动；它们是部分的成就，不会也不应该被放弃，除非直到它们被其他活动替代；而病人可以认知后来的活动为其自体更为真实的实现，当他达到自恋能量的持久运用，以追求其长期的目标莫瑟（Moser，1974）举了一个特定的创造性活动的例子，讲的是聚焦于被分析者的“代偿结构”的自恋移情的解除，而被分析者经过这样的冲击所进行的活动。莫瑟写下被分析者在分析结束之前与之后的感人经验。我必须强调，我无法根据这篇非科学的、纯文学的、自传性的文学作品，来评估这种特定尝试在分析上的适当性（亦即非防御性），而此种尝试就是把新释放的自恋能量灌注到特定而创造的追求之中。但我已经观察到一些病人，他们在分析的结案阶段开始投入于某些非常专注且创造的努力中。对这种被分析者的整个行为模式的评估——尤其是一种安静笃定的态度——让我得到以下的结论：这种病人的创造活动——而且M先生似乎也属于这种人——并非想要妨碍分析过程的完成的一种防御举动的展现，而是被分析者至少有了初步决定的指标；他们借着初步决定的自体形式，尝试从今以后要确保其统整、维持其平衡，及达成其实现。。 现在让我们开始一一研究M先生所投入的三个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之后的某次会谈，他第一次确信地表示他的分析工作接近了终点。 M先生买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的同时，他放弃了拉奏这个乐器的主要兴趣，这是从前语言的情绪性（emotionality）（音乐）离开的重要步骤的演出，这也是他放弃透过直接的感官诉求来满足其表现癖的一种演出。而我们从他其他的演出的审视，也会知道他从音乐向语言的思考迈进，从较原始的表现癖形式向较为目标─抑制的尝试迈进，而这种尝试就是透过写作来束缚其表现癖兴奋。用术语来说，病人正从镜像的母亲转向理想化的父亲。 M先生在分析过程中，开始拉奏小提琴，这是儿童期后期的母性镜像移情的修通的一部分。如我之前所提，就像F小姐的舞蹈课程（Kohut，1971，p.287）一样，他小提琴的拉奏是精神分析式家庭作业的一种形式。而他通过这样的作业，尝试以现实但满足的方式，学习着表达他表现癖的挣扎。然而，病人新获得的结构，使他能够享受其表现癖挣扎的表达：在伴随乐器拉奏的幻想中，他对其夸大自体提供众人的羡慕眼光，而他把它们体验为“母性的”；而不再被母性的不感兴趣的压倒性挫折的恐惧所抑制，也不再担心更大的恐惧，亦即他会变成轻躁的过度刺激，而体验到表现癖自体的溶解。小提琴的拉奏与伴随的聆听群众的羡慕的幻想，足以应付其过度的表现癖需求；而这些需求在移情中变得活化，但不能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被充分吸收。小提琴拉奏可以减轻移情带给病人的精神张力，而使病人能够坚持精神分析的工作；它也为修通的目标做出自己的正向贡献，透过在自恋挣扎的创造运用部门，建立暂时可用的结构。 然而，当他买了那把昂贵的小提琴之后，他不要投入其中的决定，是另一个演出，来表达他所达到的心理发展阶段。他并非在音乐领域上有超乎寻常的天分；换句话说，运用音乐作为其夸大欲与表现癖的转型与表达的载体，并非因为先天存在的，或早期获得的特殊能力而被优先决定。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解释：（a）从他未成形的、古老的表现癖，到他透过音乐表达来展现的步骤，比起从他未成形的、古老的表现癖，到他透过言语表达来展现的这个步骤，要来得小而容易 第一眼看来，这个论述似乎不证自明；的确，就大多数人而论，这两个步骤间的比较推测无疑是精确的。然而，同样的问题如果牵涉到的是很有音乐天分的人，且在音乐表达的细微变化上经过训练，这种比较是否还是成立，可能就有商榷的余地。对真正的音乐人来说，高度发展的非语言音乐过程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对这种人来说，音乐活动可以对其自恋平衡的维持，做出关键的贡献。（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检视，请见Kohut & Levarie，1950，pp.73~74与Kohut，1957，pp.395~397 and pp.399~403）；以及（b）将他夸大─表现癖的挣扎的主要部分，投入于语言表达的写作领域，以创造为目标的步骤——此步骤确实最终会结合其内在天分，并提供他自恋领域的稳定平衡——需要先稳固他作为职业作家的理想，或者是作为文字领域的艺术家的理想。换言之，只有当病人成功地修通了来自他理想化父亲这边的创伤之后，这个步骤才可能达成；因为父亲影像在文字领域的创造活动上具有开启理想的功能。换句话来说，正是M先生分析的最终成就，使他在创造的工作中，能够促成其人格的自恋部门的三个主要成分的合作，并且促成其自体的综合（synthesis）。分析打开了他欢乐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之路。他作为作家的工作，使他能够满足对母亲展现自己的夸大表现癖挣扎，满足他与理想化父亲融合的需求，并享受他所拥有的真正天分的运用。 对M先生分析的结果，以动力─结构的术语加以综合论述，并使它合乎多重功能（multiple functions）的原则（Waelder，1936）似乎是可能的。这个多重功能指的是借由自我（执行若干自我功能的天分）促成原我（对母亲的性欲爱）与超我（对敌对父亲的认同）的顺利合作。然而，客体─本能的挣扎在M先生的心理障碍及其治愈的过程中，最多也只是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要紧的是有功能的自体，必须透过其两个主要成分的分析而被重组与加强。毫无疑问，这个任务的达成，会次发地改善M先生人格的客体─本能部门的平衡；而这个部门过去被迫为自恋的目标服务，而无法自由地追求其目标。但客体─本能部门的改善不是分析的直接结果，也不能被当做自恋驱力变成客体─本能驱力的变型的结果——也就是驱力目标从自体转向客体的转变。客体─本能领域的进步，应该被视为受人欢迎的红利，由于自体的复健而被次发地获得。更稳固与更满意灌注的自体，能够得到自恋实现的欢乐，也因而可以在原发的自恋目标的投入以外，还可以冷静地、放松地变成客体─导向的追求的中心与协调者。而这意味着释放自体，免于承担那些为了自尊的提升而防御地追求的需求所必须承担的负荷。 预告M先生的结案决定的第二个活动，构成治愈过程的另一个中途站。在他分析的第三年，M先生强烈地投入与一位青少年的关系，并允许他对自己的理想化。虽然这段友谊的发展，在M先生真正思考是否该结束分析前就已经开始；但它发生的心理背景与伴随的修通过程（关联于理想化父亲影像的区域），与他后来开始思考结案的事实直接相关。我认为M先生对十四岁男孩的浓厚兴趣，应该在结案的动力学的情境脉络下来看；而我这样的看法，主要是得自对关系中再演出（re-enacted）的内在心理内容的审视。此外，与男孩间最突出的再演出——我稍后将会描述与讨论这一段过程——发生的时机几乎刚好就在M先生首次说到分析接近终点的感觉之前；这就支持了两个事件间有因果关系的假说。换个方式说，他与男孩的关系，是关键的内在转变（与作为外在自体─客体的父亲分离，及理想化双亲影像的内化）的外在的演出，使他能够宣布离开分析师与依靠自己的欲望。 M先生原来就有交往的一个家庭，后来也经常拜访他们，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对他们的幼子发展出强烈的兴趣。他既被其父亲对儿子的态度，也被儿子的人格所迷惑；而且他把儿子的人格，视为儿子与其父亲关系的分支。依据M先生对其分析师的描述，一方面父亲尊重他的儿子，以成熟的方式与他互动，把儿子看做独立于自己的个体；然而另一方面，父亲感觉与儿子是亲近的，不会从他身上抽离开来。而这男孩至少在M先生的眼中，是骄傲、独立、自体肯定的，且温和而尊敬地对待父亲。 我相信，在我们的研究架构下，弄清楚M先生对这对父子的评估正确与否是无关重要的。或他是否依据当时所投入的修通过程的需求，而修改了他的评估，也无关要旨。 M先生通常与男孩的接触，是在男孩全家都在场的情境下发生；但他也有数次带男孩外出——去看棒球比赛或摇滚音乐会，而扮演起大朋友、大哥哥，或父亲的角色。虽然男孩对M先生的崇拜是公开而明显的，且M先生也意识到他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迷惑，但在M先生心中并未激起属于同性恋一般的感觉。然而，有一次当他们参加一个棒球比赛，M先生对男孩的感觉很容易被错误诠释——尤其是对经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心智而言。表面上看来，有人可能轻易地从M先生的感觉与行为上推论，说M先生认为——基于其自身感觉的投射，就像传统分析的思考模式所建议的——男孩与他正在恋爱之中。而真实的细节如下：M先生在棒球场的观赏群众中，认出了他前女友；但他起初避免碰到她，因为他担心假如转向那女人而中止对男孩的全部注意力，将会让这位青少年同伴感觉受伤。然而，在一些犹豫之后，他终究还是向她打了招呼，同时也明显焦虑地、密切地观察着男孩的反应（还记得当M先生还是孩子的时候，如何焦虑地观察其母亲的面部表情——见本书5~6页）。当他理解到男孩根本未受困扰，M先生感受到不可胜数的欢乐。他知道某件重要的事，已经在他身上发生；而这件事他无法理解但想要去弄清楚。 分析的审视，的确给他带来这个事件意义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关于那个男孩，他所体验到的不是与父亲之间被动且性欲的关系的重复，也不是对他父亲的新太太的古老嫉妒的再演出〔活化的反向（negative）俄狄浦斯情结〕。这个事件是成熟的发展阶段的展现描写；其中男孩是主要演员，而他自己扮演的既是支持的角色，也是观众。而这个事件也是病人从未达到的心理阶段的描写；他正处于这个阶段的到达过程；起先他想要在一个（可丢弃的）自体─客体（孪生子——或许是来自他与其成兄弟关系的人物）身上观察这个阶段，然后他才可以容许自己认知，实际上是他自己完成这个步骤，而非男孩。〔参考以孪生子（另我）移情为基础，而发生的修通过程的描述（Kohut，1971，pp.193~196）。〕在这个与男孩的事件中，他的确演出了一个成熟化的步骤，而他从未在他自己的青少年期完成这个步骤。他的参与体验因而并未牵涉三角关系情境。他所安排的舞台布置，牵涉从理想化父亲脱离而达成独立，以及透过理想化父亲的功能的转移内化作用，以达成心理上的自足（self-sufficiency）。而且他体验到一种深度的欢乐（joy）感——不是感官的享乐（pleasure）！——伴随着他的觉察：他已经达成其自体的决定性巩固。 这里我要附带说明的是，我并非随机地使用“欢乐”与“享乐”的术语。欢乐被体验为一种更广阔的情绪，就好像是被成功所激发的情绪；而享乐，无论可能多么强烈，指的是一种局限的体验，就像是感官的满足。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欢乐体验所具有的起源源头，不同于享乐体验的源头；这两种情感形式，都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路线，而且欢乐并非升华的享乐。欢乐关联于整个自体的体验，而享乐（虽然经常发生整个自体的参与，并提供了欢乐的混合物）关联于自体的部分与成分（parts and constituents）的体验。换句话说，存在着古老形式的欢乐，而关联于整个自体的古老发展阶段，就好像存在着自体的部分与成分的体验，其发展上的古老阶段。因此，有升华的欢乐的说法，就好像有升华的享乐的说法。 M先生所采取的第三个活动，是创办一所写作学校。这样的企业意念，对他来说，并非直到此刻才首次出现；他曾经在分析的早期提过这个念头。但现在这个意念随着活力增加而再度出现；这是他为了自体的重建，而决心认真地执行最后步骤的展现。他的内在信念是他快要完成这个任务；而这个信念是他后来感觉准备好结案的逻辑前兆。这个意念的出现，带给他一种灵感启发的感觉；也就是说，某个夜晚他从睡梦中醒来而这个意念再现，且就像一股有效的推进力而催促他采取行动。我相信，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征兆，就是他正动员其所有的力量，以追求一项困难的任务。 针对若干英雄人物——反对纳粹政权的孤独抵抗者——以及对其他面对极端困难与危险任务的人，所进行的一个研究（尚未出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人的清醒时刻，可能发生预言的梦，甚至是幻觉体验，但他们很显然并非精神病患（psychotic）。我的结论是，在极端的情境下，创造被上帝般的全能人物所支持的幻想，这样的创造能力应该被视为属于健康的心理组织的资产。（参考科胡特有关“创造力的移情”的论述，1971，pp.316~317；另见Miller，1962。） M先生对他任务的反应，是再活化其创办写作学校的计划；而在我们开始检视其任务的本质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他对想要进行的任务的反应的细节。当他第一次开始专心于这个意念时，他担心他的计划会落空，担心它最后只是自己的心智内容、只是一个想法，他也担心会对它丧失兴趣且不会真正执行。这样的担心是有意义的。这表示他隐微认知的恐惧，就是他心理的组成中仍缺少某种东西，只有领悟并不能治愈这个缺陷，一个空洞仍需要被填补——以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新结构尚待形成。当病人表示了分析工作将会失败的恐惧，尤其当对某种抑制的所有原因，虽然有了充分的修通领悟（也就是说，虽然对可能相关的结构冲突有了充分理解）；但是他感觉无法改变其行为，不能变得有建设性且活跃。这时候，分析师不仅应该考虑潜意识罪恶感的效应（一种负向的治疗反应），也应该，且最先要考虑持续的结构缺陷的存在——经常存在于未被认知的自体障碍领域。 当M先生透过与他青少年的另我（alter ego）在棒球场的演出，再度证明了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架构下，其结构缺陷的治疗将要发生——实际上这个治疗已经发生，但尚待巩固。而他再一次扮演起父亲的角色，但他提供给儿子的，并非父亲人物的理想化面向。这次他是一个老师，而且他是一个机构（一所学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是被规划的外在结构的一部分，准备被儿子（学生们）所内化。而被教学的主题（M先生借着进行这个计划，来促进这个特定结构的内化）牵涉语言文字的运用，当然也具有特定的意义。学生必须获得的心理结构，被规划为使他们能够把没有形状的意象，转变为定义清楚的文字。精确使用的语言变成结构，而执行将学生的“意念分解为可处理的部分”的心理功能；并作为达成学校的最终目标的中途站：使学生能够成为有创造力的作家。以后设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达，亦即M先生提供给其另我的结构（教导他的学生），是目标─抑制的、释放─延迟的、替代─提供的语言模式，而把原发过程的意象（imagery），转型为次发过程的语言意念（verbal ideation）。但是，他还给予他们更多的东西。当他第一次勾勒出他的教学计划，以及描述他后来实际的教学时，M先生没有告诉分析师，但分析师可以从他对学校的兴奋报告的弦外之音清楚地推论出，他还提供灵感与对工作的热诚给他的学生。在开办学校与作为启发的老师的过程中，他证明他不仅理解其自身精神的重要部门存在着缺陷——经由代理而理解学生必须学得新技能——他也理解以新结构（以及新结构的功能维持）填补的这个空洞，仰赖着启发的父性理想的存在。因此，对M先生而言，学生所代表的不仅是他的儿童期——他对文字的天分仍未开发（M先生轻度的思考障碍）；学生也代表了他的青少年期——他目标─建立的理想尚未在自体的结构中完全地奠立，且仍然需要内化一位理想化的“父亲─老师”（fatherteacher）。唯有其目标─建立的理想的组织效应，结合其特定的天分与技能，才能提供M先生自己所描述的“稳定的能量流”，而不是他先前对分析师所抱怨的“总是破坏性的爆发”。 自体透过精神分析的功能性复健的概要 先前我提出的资料，是为了支持我以下的主张：即使并非所有的结构缺陷都已经被动员、被修通，且透过转变内化作用被填补，分析仍可以被认为本质上已经完成。这里可以补充一句，一个真正的结案，并非借由外在的操作而达成。它就像移情一样，是事先决定的；正确的精神分析技术所能做的，不能容许比它自然演化还多。 M先生分析前的人格，有下列重要特征：（1）他受苦于核心自体中不同区域的缺陷；（2）他曾经发展了防御结构，以掩盖其夸大自体的缺陷；（3）他曾经发展了代偿结构，以增进其核心自体健康部分的活力，并隔离与回避其缺陷的部分。 他核心自体所受的伤害是广泛散布的。它影响了这个核心自体结构的三个主要成分，也就是两极的区域——夸大─表现癖的自体、与理想化双亲影像——与中间的区域——执行的功能（天分与技能），这是为了实现根本的企图心与根本的理想模式所需的功能，而在两极的区域中被奠立。然而，在自体的三个成分之中，伤害既非同等严重，也非类似地分布。在夸大─表现癖的自体区域，其缺陷最为严重且扩及最深的层面；在理想化双亲影像的区域，其伤害仅有中等程度且只及于较浅的层面；而在自体用来表达其模式所需的天分与技能的区域，伤害似乎只是轻微的且局限的。以较不严谨的陈述来说，就是M先生分析前的人格在自尊上有严重的障碍，在引导的理想上有中等障碍，以及在他观念形成（ideational）的过程中有轻微而局限的抑郁的缺点。 M先生的防御结构，在生命的早年无疑就已经产生，且似乎构成其人格中一稳定巩固的部分。这些结构（以及源自它们的观念形成与行为的表现）并未被广泛地讨论；它们无法确定得到我们的原发注意力，是因为与病人结束分析的欲望相关的心理事件情结（the nexus of psychological events）中，它们并未参与到可被注意的程度。且大致来说，这些结构的未被注意可以被视为预后良好的征兆，它们在结案的阶段并未变得明显地加强。它们确实在治疗的一开始是清楚而显著的；而且当自体的原发缺陷的若干面向卷入移情中时，它们在修通的过程中被重复地再活化。然而，当移情从镜像的母亲转向为理想化的父亲——当修通的重点不再是有关表现癖的需求与挫折，而是理想的内化与代偿结构的同时复健，这些结构最后就撤回到背景之中且几乎消失。 M先生的低自尊，是母亲对他有缺陷的神入的结果；这个人格层面与他对女人的虐待幻想的出现，二者间存在着起源─动力的关系。虽然这些幻想有时直接进入移情中，但它们很快就撤回到背景之中，只要当分析的焦点转向父性的理想；而且它们在结案阶段不会被明显地再活化。 为何防御结构在M先生的人格中，扮演的是相对次要的角色；而且为何当起初的镜像移情被修通时，它们相对地容易被处理？还有，为何M先生对女人的虐待癖（sadism），这个最清楚定义的防御结构，主要的表达方式是透过幻想而非出现于实际生活中？对这些特定问题的回答，需要对相关的一般问题进行检视；也就是为何一些人见诸行动，而另外一些人创造了精神内部的改变。在本书的重点部分，我们会讨论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与自恋型行为障碍（narcissistic behavior disorders）之间的差异。这个任务——包括面对此特定的问题：为何M先生的障碍比较属于前者而非后者的类型——将会在稍后进行（见本书134~138页）。此处我要说的只是，M先生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从这样的关系基质所产生的人格的代偿结构）虽然有缺点，但至少他们的关系已经部分成功地提供他自恋的支持。最少我们可以说，与理想化父亲的关系必然曾提供他希望：他还是可能找到可靠的自恋满足获得的方法；即使母亲影像不能被信赖，无法对他自恋的展现提供自体肯定的欢乐的回应。 在分析的早期部分，分析工作聚焦于M先生人格中原发缺陷的部门；但他的自恋人格障碍的治愈，无法单纯或甚至是主要地，透过自体的原发结构缺陷的治疗（经过防御结构的分析之后）而达成。在这个阶段中，M先生逐渐可以理解，像是他的虐待幻想就是服务于防御的目的。他可以认知到，这些幻想不是自发的本能挣扎的表现，而是因为他所受的自恋伤害的反应而被动员——这些幻想出现于移情时，是应对分析师的某些活动（例如时机不对的或不精确的诠释）被他体验为非神入的。一方面，这些虐待幻想是他自恋暴怒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它们保护他免于对抑郁与低自尊的痛苦觉察。有关M先生的原发缺陷区域的一些分析心得：这个分析阶段（原发的镜像移情）的修通过程促成内化，也就是促成一定量的稳固的、自体─产生的（self-generated）自体接纳与自尊的获得。然而，对M先生人格的这个部门的探究，离完全还差很多——他有缺陷的（抑郁的、嗜睡的、“死气沉沉的”）自体的较深层面（他在孤儿院停留时的自体），从未在移情中完全地暴露出来。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结论是适当的：对这个部分所完成的分析工作，不能解释M先生最后透过分析所达成的心理福祉状态的巨大改善，也无法使分析师接纳他结束其治疗的渴望是合理的。换句话说，有关M先生的防御结构区域，与其自体的原发缺陷区域所达成的结果，不能使他认知到，一种部分可靠的内在平衡状态正要出现——而这是他现实中想要结案所根据的认知。而在这种情形下的结案决定的伪造性，将会因为防御活动——对女人的虐待幻想——带着完全的强度回复而变得很清楚；只要当病人理解到，分析的终点近在眼前，且移情（镜像移情）将要被放弃。 事实上，在M先生的案例中，关键的改善发生于代偿结构，而不是发生于夸大─表现癖的自体区域；根据这个事实而建立的原则是，一个分析的有效结案可以用这种方式达成。当然不用说的是，在很多其他的案例中，关键的改善牵涉到自体─表现的源头——核心的夸大─表现癖的自体的缺陷。 然而，在M先生的案例中，分析促成来自其夸大─表现癖的自体组织中，其人格的有缺陷的最深层面的排除；但分析同时使得夸大─表现癖的自体中，如今被强化与扩展的健康层面的挣扎，得以透过创造发挥的活动而表现。如今这些活动的执行可以更有效率，因为分析已经建立了功能更稳定的理想化目标的结构；而这样的结构可以服务于重获活力的夸大自体，作为其古老企图心的组织者。分析也促成原本就存在的执行装置（executive apparatus）更为强化与精炼。可以期待的是，一方面是表现癖与企图心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完美的理想的引导，如今将能驾驭先前存在的天分与其相关的部分发展的技能，以服务于长期的现实目标；并能启动与维持技能上与表现上的功能持续改善的过程。 把这段摘要转译成一般的论述，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个案的精神分析的治疗，当已经能够在自体的领域中建立一个部门而不中断自恋挣扎的能量流，可以借此朝着创造的表现前进——不论其人格的成就所造成的社会冲击多么局限，不论其个人的创造活动对他人来说是多么不重要；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治疗已经进展到本质上该结案的终点（已经促成这个病人的治愈）。这样的部门，总是包括了表现癖与夸大企图心的中心模式、一组稳定内化的完美理想，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天分与技能。而天分与技能系列可以在两方间斡旋：一方面是表现癖、企图心与夸大欲，另一方面是完美的理想。回到我们的临床案例，以最简单的术语综合论述其自恋领域的心理健康，就是当M先生放弃借助于虐待来达成强制的欢呼幻想，以加强其被拒与脆弱的自体的徒劳尝试，而转向以创造的表现模式来供应其自体的健康部门的成功尝试，我们就可以说，真正的结案阶段已达成了。更多的临床说明 对M先生的分析中，与他结束治疗的决定相关而出现的起源─动力的集合体（constellations），随着其相关讨论告一段落后，我已经接近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终点。在这本书里，我的目标是想要说明代偿结构在人格中的特殊位置，并提供具体的基础，以及为后续的部分章节较抽象且一般的思考之用。借着简短描述两个其心理动力类似于M先生的其他病人，让我整理一下这个部分的工作。 第一个是U先生的分析，一位五十出头的单身男士，他是一位有潜力、很优秀，但事实上相对地不成功的小型学院的数学助理教授。这个病人的主要症状是恋物癖的变态（perversion），尚未在前两位分析师的持久努力下屈服；且依据被分析者的看法，这两位似乎都聚焦于他的俄狄浦斯焦虑。他们依循古典的综合论述，似乎对恋物癖意义的诠释是根据一种（自我发生分裂）否认（Freud，1940，p.277），是被阉割焦虑所推动，因为女人（母亲）没有阴茎（Freud，1927a，pp.156~157）。然而，当他与我进行分析时，有关恋物癖及其意义的联想材料，却以不同的样式排列整理。病人沉溺恋物癖，是应对其夸大自体的原发结构缺陷而产生；而发生这个缺陷是因为他怪异而非神入的、不可预测的、情绪表浅的母亲的错误镜像。如同在移情中所能重建的，以及对他母亲后来行为的审视（对待她的孙子，也就是病人弟弟的孩子），她使病人暴露于他的核心自尊处于其无法忍受的强烈且突然的摆荡之中。在不可胜数的场合中，她显得全然地投入于她的孩子——过度地爱抚他，对他的需求与渴望的每个细微处完全同调——只是她也会突然地撤离，不是把她的注意力完全转向其他兴趣，就是概略地与怪异地误解他的需求与渴望。 他很早就从他母亲带来的创伤的不可预测性中撤回，转向若干纺织品的安抚触感（就像尼龙丝袜、尼龙内衣），而这些在他童年的家中随手可得。它们是可靠的，而且它们构成了母性的美好与回应的精髓。移情材料也暗示着更早之前的（前恋物癖的）替代物的存在，以取代不可靠的自体─客体：他习惯于同时碰触若干柔软的自体─客体的替代物（一条毛毯的丝边），并轻抚他自己的皮肤（他的耳垂）与头发，以创造一种他能完全控制，并与其融合的非人的（nonhuman）自体─客体的心理情境。这样也剥夺他体验人性的（human）自体─客体的结构─建立的、恰到好处的失误的机会。 然而，分析中的关键工作，并非针对着母性的自体─客体的替代物，亦即恋物癖；而是针对理想化影像，亦即父亲。在童年早期，病人就已经尝试确保他的自恋平衡；本来试图从母亲获得自体的肯定，但因为她不可靠的神入而放弃；之后试图转向与他理想化的父亲（类似于M先生的父亲）融合，而他专精于数字（他也是个优秀的棋手）也对抽象逻辑感兴趣。但U先生的父亲，就像M先生的父亲一样，不能适当地回应儿子的需求。他是自体─专注的、虚荣的，而且他令儿子想要与他亲近的尝试受到挫折，也剥夺他所需的与理想化“自体─客体”的融合，因此也剥夺他逐渐认知自体─客体缺点的机会。病人因而对理想维持固着于两套相对立的回应——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回应，作为次发的理想化移情的一部分，是整个分析的主要部分。他不是对不可达成的理想感到抑郁与无望，就是感觉理想没有价值，并夸大傲慢地感觉自己比理想更为优越。这些U先生自尊的摆荡，是由于他尚未达成理想化双亲影像的渐进与稳固的内化。孩子不能形成可靠的理想以调节其自尊，会有更进一步的后果：因为提高其自尊的需求，他对母亲─恋物癖的固着会更强化。然而，移情本身，决不会过长地重演最早对安抚的自体─客体的沉溺；而源自母亲这边的剥夺所造成的自体结构缺陷，其修通因此也无法被达成。虽然如此，病人有了令人满意的复原：他对恋物癖丧失了兴趣，而且在他对理想化父亲给予回应，有关的失望被修通后的数年，他能够高度地（而且比过去更成功地）献身于他的专业活动，而这些活动如今提供他可靠的组织化架构，让他可以体验自体─表现的欢乐。依我之见，U先生对恋物癖的兴趣不是因为领悟而消除，只是恋物癖变得较不重要。这种转变的发生，不只是因为他比较有能力从神入的女人获得回应来提升自尊；也原发地因为他内化的理想被加强，使他能够透过专业工作中，创造性的自体─表现来获得更大的欢乐。 以行为的术语来说，U先生的恋物癖沉溺在结案之时，撤回到扮演其生命中远为不重要的角色——如同病人所表达的，恋物癖丧失了它的魔力——但它并未完全消失。当然，我不能证明，但我可以臆测说，这个分析的成果将会更大，假如当我开始治疗他时，他的年龄不是五十岁了。附注：当我正在准备这本书的定稿之时，我偶然地收到一些间接信息而令我相信——虽然我不能确定——有关我对U先生分析的结果的审慎乐观的感觉，可能还是太过乐观。 第二个临床例证，说明代偿结构的复健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位被分析者是V小姐，四十二岁的单身女性，一个有天分但没生产力的艺术家，她寻求分析是因为相当严重但非精神病的空虚抑郁症（empty depression）的反复发作。V小姐的治疗结束于十年以前，当时我才刚开始认知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病人，认为他们可以发展出数种独特的、特征的移情，且是可分析的个案。近年来，我在这个领域已经收集到数量可观的临床经验，也分析了其他两个同类型病人，而她们也受苦于非精神病的空虚抑郁症的反复发作——在这种抑郁发作中，罪恶感与/或自我─控诉扮演的角色不重要——而且这两位受苦的女人的人格组成与V小姐并无不同。她们的障碍的起源，也看起来或多或少类似。然而，我无法绝对肯定地论说其有关的起源因子，因为治疗并未穿透到足够的深度，从而容许我对相关的儿童期集合体作可靠的重建。 V小姐人格结构的原发缺陷——动力上关联于其自体的持续脆弱化的时期，当时她是嗜睡的、无生产力的，且确实感到了无生趣——在起源上关系到与其儿童期母亲的互动。她的母亲就像病人一样，受制于周期性的抑郁，且在情绪上表浅而不可预测。她所罹患的周期性的情感性疾患，在她一生之中逐渐加重；除此之外，类精神分裂的（schizoid）特征在被分析者的童年就已经显现，这种特征也是很清楚的。对她身边的人来说，她措词不当的倾向有时显得滑稽，有时也惹人厌；这些无疑都是轻微的“意识清楚下的思考与感觉疾患”的展现（Bleuler，1911）。当V小姐进行分析时，她的母亲仍然活着；且在两个人之间有很多互动（见本书5~6页），我们也可以借由对母亲的人格评估，而作出边缘型精神分裂症（borderline schizophrenia）的诊断。要认知双亲严重的（但潜伏的与否认的）精神病理，需要分析师对细微线索的注意。例如，另外一个病人的心理组成与V小姐类似，而其母存在具有关键性的严重障碍；这个障碍的确定，是因为分析师注意到其母亲行为的看似不重要的特征。这是一种特别的亲吻形式，而病人只有顺便提到。然而，病人对这种吻的反应——她把它叫做“蠕动的吻”——是她（否认地）觉察到其母亲广泛的情绪表浅的第一个指标。这些吻是母亲伪情感（pseudoemotionality）的展现；以结构的术语来说，亦即它们不是深度情绪的表现，而是由精神表层所启动，与活跃的核心自体没有接触〔参考弗洛伊德（1915）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新语症的理论〕。对不适当行为的审视，特别像是V小姐母亲的措词不当，对于看起来心理健康、实际上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双亲来说，有时可提供我们最初的线索。例如，在D先生的案例中（见Kohut，1971，p.149，p.257），其母亲严重的人格障碍的最初线索，出现于病人对母亲所关心的项目的两段回忆的检视，而这起先看起来相当无害。他谈到母亲很爱打桥牌，而且常因她说的话而引起哄堂大笑。对她打桥牌的深入探究，让我们认知到母亲与其家庭在情绪上完全隔绝，包括对病人。桥牌确实是座墙，让她可以撤回到墙后。而对她所谓的“俏皮话”的研究，让我们认知到其母亲必定有思考上的疾患。D先生有一天似乎顺便提到，在一场他也参加的高中比赛中，他的母亲对于球队的每个成员刚好都穿着一样的“巧合”，表达她愉快的惊讶之情。正是透过追寻这段往事的含义——超越了D先生的强烈阻抗——母亲存在着严重而慢性的人格障碍，才首次在分析中被怀疑。 无论病人母亲的障碍究竟是哪一种诊断类别，很清楚的是，当病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已经暴露于来自母亲的创伤失望。她母亲的镜像回应不仅很多时候是缺乏的（不是全然欠缺，就是平淡），还是常常有缺陷的（怪异且善变的）；因为这些回应的引发，不是靠母亲对孩子的需求的错误感知，就是靠母亲自己的需要，而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可理解的（unintelligible）。 事实上，“不可理解的”这个词，只部分解释了母亲要求的致病影响。当V小姐抑郁之时，虽然具有特定的且可语言化的内容的罪恶感没有把她压制；但移情中所引发的抑郁，让我们得以重建：当她还是小孩子时，一旦她提出自己无法达成的要求时，她必定曾体验她全部的世界。要是我现在再综合论述我对她的诠释，我会说只有当她能够先减轻其母亲的抑郁，来自环境的正向镜像回应才会出现。她的抑郁因而部分是她面对抑郁母亲的这种要求，而产生的深度挫败感的再演出（re-enactment）。或是从稍微不同的观点来看，她深信母性的自体─客体不会提供她自尊提升的接纳与赞同，除非她这个小孩能够先达成母亲类似的需求。 因此，V小姐的自体具有周期性的脆弱化倾向，这在她童年的早期，在她与镜像的母亲的致病的关系基质中被奠立。然而，V小姐是有活力且天赋良好的孩子，从未放弃其情绪存活的奋斗。她尝试要从与她母亲的致病关系中解救自己，于是她强烈地依恋于她的父亲。她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工厂主，具有受挫的艺术天分与企图心；而他大致上有回应女儿的需求。她与父亲的关系，因而变成她发展这些兴趣与天分的基质（以临床理论来说：这些代偿结构）最终导向她的职业生涯。而且也从这里发展出理想化目标，而刺激其自体的创造潜能。换句话说，与她理想化父亲的关系，提供她一种内化的结构（父性的理想）的纲要，而这是支撑其自体的潜在源头。在艺术作品的创造中，她不像我最初所想的，是要尝试活出俄狄浦斯的幻想（为她的父亲生孩子）。而她生产力缺乏的原因，也不是如我早先所假设的罪恶感（有关乱伦的渴望）。她的艺术活动，是要活出完美的父性理想的尝试；而她分析前在这项努力上的失败，不是因为任何麻痹的结构冲突，而是因为她的理想尚未被充分地内化与巩固。因此，移情所再活化的，不是俄狄浦斯的精神病理，而是一种自体的障碍。还有，在分析的最重要阶段，修通的焦点不像一般所预期的，是针对自体的原发结构缺陷（这部分的精神病理，关联于母亲对孩子的有缺陷的回应）；而是在次发的理想化移情中，针对未充分奠立的代偿结构（这部分的精神病理关联于父亲的失败）。而分析的部分成功——她抑郁的反应并未全然消失，而是变得较不严重，持续时间也大为缩短——不是因为自体的原发缺陷的治疗，而是如我现在回顾所理解的，是因为代偿结构的复健。特定地说，决定性的移情的再活化，牵涉的童年事件是：当父亲自己因为妻子令人受挫的情绪表浅与神入缺乏，而显得如此强烈失望时，他也似乎变得暂时地抑郁且情绪上与他的女儿远离。我并不确定，她的父亲在她童年中是否偶尔抑郁；然而，从病人的移情反应来看，我们可以重建：当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主要借由远离家庭来撤退（逃避他太太而持续于工作之中，或和他的朋友打高尔夫球）；而女儿最需要的时候就是当她母亲抑郁，她期望其理想化且被崇拜的父亲可以是座堡垒，来对抗从她母亲散发出来，并威胁要吞没孩子人格的昏睡状态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