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紧张和无聊之间

    第一编动机的心理学和经济学     第2章     现代经济学和心理学都起源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两者都把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看做自己的前辈，虽然在边沁之后不久它们就分道扬镳了。边沁所观察到的一个深刻的心理学现象是，第二杯咖啡或者第二盘菜都不像第一次的那样美好。经济学家把这个规律奉为经典，变成了备受推崇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是到了20世纪，他们删除了仅剩的这点心理学。今天，经济学家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已经仅限于探索“理性人”假设的逻辑推论。     同样还是18世纪的那些以高傲的理性假设解释人的行为的哲学家，却把动物的类似行为归结于本能。心理学家却幸运地把本能选作他们研究行为动机的起点。这开创了一条他们至今还在走的道路。“本能”这一概念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它因此被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相关概念“内驱力”所取代。饥饿、口渴、疼痛、对冷和热的感觉、性欲，这些都是生物学干扰的体现。人们相信，它们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激发有机体消除干扰和恢复平衡的行动。故而，“干扰制造内驱力，内驱力引发的行动恢复平衡并消除内驱力”的机制被称做“内驱力理论”、“刺激—反应理论”和“内稳态”。最初，内稳态——有机体像自动调温器一样行动的倾向——只有较狭隘的意义，它的意思仅仅是今天所说的生理内稳态，即器官或肌肉自动的、不自觉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体温和血液的化学成分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或者眼睛里一个异物被不自觉地流泪冲走。后来，这一概念得到了扩充，因而包括了“心理内稳态”——被各种内驱力所激发的自觉行动。无论如何，这些自觉的行动补充了不自觉的行动，也和它们非常相似:两者的目的都是将有机体的（内外）环境保持在稳定状态，从而有益于生存并感到舒适。     因为生物学本能不能解释所有的行动，这个理论很快得到了扩展，在初级的或叫做生物学的本能之上，又补充了次级的或叫做习得的本能。人们相信，虽然初级本能和次级本能结合起来可以解释所有的行为，但仍需要一个一般性更强的理论框架来补充或取代本能理论。     一、唤起     正像随着被明确区分的直觉的数目达到数千个后，直觉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就不再有用一样，随着本能种类的分化和增加，本能理论也在衰落。但是还有更好的理由去寻找本能理论之外其他解释行为的理论。     第一个理由是，本能理论推论说，除非有一种干扰或者一种剥夺制造了一个需求并导向行动进而消除干扰，有机体才是惰性的。人们现在相信这是错误的。     对动物和人的观察显示，很多时间和精力被用在了短暂的、自我进行的，并且常常是重复性的动作上，这些动作的原因是内在的……自动发起的，……对那些遥远但非常重要的目标没有任何贡献。这个有机体搔抓自己、伸懒腰、摇头晃脑、低吼或鸣叫、环顾四周、检视环境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体、挖鼻孔或剔牙齿、前后摇晃、转换姿势、把曲别针拧得变形、让关节咔咔作响、闲逛、盯视墙上的图画，诸如此类，无穷无尽。     除了进行这些短暂的动作，人类和高等动物还表现出多种持久和复杂的行为，这些行为同样难以被本能理论和需求满足理论所解释。     心理学家们对行为的新解释的另一个原因，是神经生理学家对大脑日益增长的知识，和对大脑功能看法的改变。正像人们认为有机体在没有决定和实施满足需要的行动之前是被动的一样，神经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也被认为是惰性的——除非受到神经冲动的激发。这种想法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知道，神经细胞确实能够自动地激活，而且，无论有机体是在清醒还是睡眠状态，也无论是否受到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永远处于活动状态。大脑的活动被称为“唤起”或“激发”，这种活动可以被脑电图机以电冲动的形式记录下来。它们在脑电图上表现为波的形式，故称为“脑电波”。神经元放电的速度越快，唤起的水平就越高，脑电波的频率（以每秒出现的周期计算）也就越快。再者，脑电波记录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神经元的激活，而且，电波的波幅衡量的是某一个时段内大脑某一特定区域所有神经元放电量的总值。缓慢的激活也将是非常同步的激活:所有的神经细胞同时激活，这使得慢脑电波相当规则，并且波幅巨大。与此不同的是，较快的激活缺乏同步性，不同的神经细胞在不同的时刻激活，使得快脑电波非常不规则，并且波幅很小。     不同的脑电波对应于不同的兴奋水平，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何者在先，也不知道其中的机理。神经生理学家将这些波形分别命名为α波、β 波、γ波等，依次类推。其中最著名和最容易辨别的是缓慢（每秒813帧）、同步、高波幅，并且相当规则的α波在受试者处于清醒但完全放松的休息状态时出现。     唤起的水平由频率、波幅和脑电波的同步性来进行衡量，它的高低取决于中枢神经系统由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刺激。外来刺激通过感觉（外源性兴奋），内源性兴奋则来自肌肉和有机体的内脏，还有的刺激来自大脑本身（中枢刺激）。不过唤起从来不会降低到零水平——只要有机体还活着。实际上，人们正在对死亡进行重新定义，即脑活动的停止，而非原来的心跳停止。还有，即使是在有机体处于休息状态中，唤起的水平在24小时之内也处于变化之中。在睡眠中它的水平最低，“清醒以后，高等有机体会出现典型的警觉水平上升，然后是较长阶段的缓慢升高，再以后缓慢降低，最后是急剧降低进入困倦状态和重回睡眠状态。”     当然，唤起的水平不仅仅可以测量到，也可以被感觉到。我们感觉不适或良好，我们体验痛苦或快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在体会我们的唤起水平。而且，由于我们追求快乐而逃避痛苦，所以唤起的概念对于解释我们的行为是非常关键的。没有大脑的持续活动，没有神经细胞的持续激活，就不会有对刺激的任何反应。高度的唤起是和警觉和快速反应联系在一起的，它使感觉器官对刺激更加敏感、提高大脑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使肌肉为行动做好准备，因而缩短总反应时间、以及感觉输入与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它让你感觉兴奋、感情充沛、焦虑和紧张。另一方面，当你感觉迟缓、不很警觉、放松和困倦时，你就是处于低唤起状态。涉及这种持续活动的、为有机体提供警觉和管理警觉水平的那一部分大脑，就是所谓的“唤起系统”。     人们现在认为，所有的刺激都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两种平行的效果。首先，它激活直接的神经通道与大脑的相关区域相联系。这些部位从事思考和决策，进而传递与特定刺激相关的特定信息，引起可能的行动。同时，它还导致弥散的、非特定的、唤起系统的整体激活水平的提高，这进而提高警觉水平，并且为大脑的直接刺激—反应机制有效和快速地发挥作用提供适合的背景。     各种刺激对唤起水平的效果看起来是累加的，无论它们的性质和来源如何。因此总体唤起水平是每一个刺激的分别作用的总和。这意味着总唤起水平取决于总的刺激量——包括来自感官、肌肉、激素分泌的刺激，以及来自大脑本身的刺激。看起来唤起水平和总体刺激同时上升，虽然这样说是有条件的。因为唤起的水平衡量指标不仅仅是脑电图机上记录的电冲动的不同步性和频率，还包括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比如皮肤的电阻、肌肉张力、血压、心率、瞳孔直径，等等。在上述指标和脑电波的频率、波幅、同步性之间存在有很高但不完全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在极端情况下很容易被打破。例如，持续时间过长的、很低水平的总刺激量好像能导致躁动和一些唤起指标（虽然不包括大脑的电活动）的上升，同时过多的刺激有时会降低唤起的外在指征，使人感到眩晕和困惑，似乎一些保护机制防止了太强的刺激对神经系统的兴奋能力的过度压迫。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现在叫做唤起或激动的东西可能有许多成分——例如，以脑电波衡量的皮层唤起，和以上述指标衡量的神经系统的自主（非自觉的）唤起。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分别的功能，目前所知甚少，不过，由于它们高度相关，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地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     唤起或激发水平在两种情况下引起我们的兴趣。首先，一个任务的有效完成需要一个合适的警觉水平和注意水平，以保证对感觉刺激的快速和适度的反应，保证利用有机体记忆中所储存的信息对刺激进行整理，保证做出和执行必需的决定。实验室中的实验已经建立起了行为有效性和唤起水平之间的功能关系。一个特别简单和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当人们的唤起水平提高时，他们就能更好地记住诗歌和解决算术问题，即使仅仅是通过紧握一个握力计以提高手部肌肉张力的方式。     一开始，有效性随着唤起水平的升高而升高，但唤起水平越过一个特定的点之后，有效性开始下降。使有效性达到顶峰的唤起水平对于不同类型的活动是不同的:简单的任务较高，复杂的任务较低;生理活动较高，心理活动较低。［10］很多类型的活动——特别是生理活动——通过内源性兴奋，为适合该种活动的唤起水平提供合适的刺激量。不过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特别是当一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或者迅速转入一种新活动的时候。唤起水平也经常无法为有效的行动提供合适的背景。考虑“恐怖性瘫痪”，这种状态指的是，当一个人突然身处极度危险之中并且有足够的时间逃走却无法逃走时，因为他的唤起水平太低，并需要太长的时间达到所要求的水平，而这样的唤起水平却是他做出快速决策和快速行动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一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的研究表明，战斗中的情绪紧张会把唤起水平提高到过高的水平，因此，20%25%的受到攻击的士兵勉强能够射击，更不要说有效地射击了。     意识到为了有效地行动需要获得和保持合适的唤起水平，人们往往有意识地提高或降低它。运动员的热身活动、在脑力活动中为了保持清醒而吃提神丸或喝咖啡、驾驶过程中为保持清醒而唱歌，这些都是我们为了有效性而有意提高唤起水平的手段;为催眠而数羊、为在对另一个人的反对行为做出反应前保持冷静而稍候片刻、在安静的房间里休息，就像一个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之前所做的那样，这些都是我们企图把唤起水平降到合适高度时的努力。     在我看来，第二个（但却是更重要的）关于唤起的事实是，它的水平和我们的幸福或痛苦的感觉大有关系，故而也和触发动机的行为有关。在这里，自主神经系统的唤起可能比皮层的唤起更切题，但我们并不需要了解得如此详细。     我们都知道过度的刺激及其导致的极度唤起是令人不快的。紧张、焦虑、痉挛、躁动、易激惹、狂乱行为、惊恐就是极度唤起的一些症状，疼痛和生理性剥夺所伴随的不适，即所谓“组织需求”（tissueneeds）也是这样。所有这些（包括缺乏睡眠）都提高唤起水平。     我在前文说到，不同的刺激——无论其来源——在提高唤起水平时是累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帮助一个忍受疼痛的人: 让他躺下、为他松开衣服，或其他方式让他感到舒服。所有这些都会消除其他的刺激，从而有利于唤起水平的降低。类似地，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以睡眠代替食物，或以食物代替睡眠。由于饥饿和缺乏睡眠都能提高唤起水平，我们可以通过多吃来保持清醒，通过多睡来忍受饥饿。     正像过多的刺激及其引发的高唤起是令人不快的并且激发了结束它的欲望一样，过少的（或完全没有）刺激也是令人不快的，并导致寻求较多刺激的欲望。正像一个人在他对纳粹监狱中单独囚禁经历的出色回忆中所说的那样:“丰富性不是生活的点缀，它就是生活的内容。”     虽然一些试验针对的都是零刺激或几乎零刺激的效果，缺少刺激的效果也并无多大不同。针对机械的、重复性的、低技术要求的工作所做的试验显示了工作质量的逐渐恶化，伴随着受试日益增长的不满、对研究者的愤怒、向环境中或工作方式中引入多样性的企图，以及想干其他事情的渴望。实际上，这种反应是如此常见和被广泛认可，甚至都用不着对照试验来证实它。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必须长时间地从事过于简单和重复的工作而无法解脱，是多么的令人痛苦和不快。通常，并不是因为这工作本身，而是因为它无法提供多样性和刺激，它才如此地令人不快。只有当它的强迫使我们无法逃避，并且超越了某一个限度 ——此时工作变得完全机械和无趣——的时候，工作才是令人不快的。还有，当仅仅干某一工作而无法同时从事或想象其他事情的时候，工作也是令人不快的。独自坐在等候室里、没有任何读物、没有任何事情干、没有东西看、没有东西听，如果再加上没有随时跳跃或踱步作为解脱，进而提高我们的唤起水平，这些也是同样的痛苦。     上述难受的状态是总刺激水平极端高或极端低的极端结果，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宽广的中间阶段。如果说非常高和非常低的刺激水平是令人痛苦的，那它导致严重的紊乱和病理性体征（对唤起水平）较微弱的偏离同样令人不快。实际上，心理学家假定有一个总刺激和唤起的最佳水平的存在，说它最佳是因为它能够导致舒适和幸福的感觉。这个水平大概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清醒周期上下波动。对总刺激量的最佳水平的偏离会导致无聊的感觉——当它低于最佳水平时;也会导致紧张、疲劳或者焦虑——当它高于最佳水平时。而且，偏离的时间越长、程度越大，这些令人不快的感觉也就越强烈、越持久。     被一些心理学家尝试性地发展起来的“最佳唤起水平”概念，看起来需要进行改良和修改。例如，刺激剥夺实验显示，大多数的受试在一开始反而享受刺激的缺乏及其所导致的完全的放松（或睡眠）。只是在最初的几小时之后，延长了的刺激缺乏才开始变得无聊，进而变得令人痛苦和难以忍受。因此，最佳水平的概念，可能最好不太严格地被解释为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平均值，而不是某一时刻的精确值。经过许多兴奋之后，我们会欢迎一段平静的时光，正像小小的兴奋是对一段无聊时光的解脱一样。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高低唤起的交替出现，而不是完全不变的平静，只要这种交替达到一个最佳的平均值。     虽然大家都同意最佳总刺激量是处于过多和过少之间，但对于最佳唤起水平——由最佳总刺激量引起——却有不同的观点:它是位于中间水平，还是位于最低水平呢?那些认为唤起水平总是和总刺激量同时升高的人无疑坚持前一种观点。但是，丹尼尔•波莱恩（DanielBerlyne）教授 ——该领域中最重要的作者——却提出证据证明，感觉剥夺提高了以某种指标衡量的唤起水平。他随即争辩说，唤起水平首先随着总刺激量下降，然后再升高，而最低水平的唤起定义了最佳水平。     这个矛盾尚未得到解决，这可能和前文提到的两种唤起的区别有关。但不管怎样，最佳的总刺激量位于过多和过少之间的结论是成立的（对我们来说，这就可以了）。为陈述简单起见，我会尝试性地假设唤起总是和刺激一起提高，所以最佳水平是位于中间位置，既在刺激的中间位置，也在唤起的中间位置。这个假设会极大地简化后面的阐述，虽然它从不是我讨论的中心环节。     二、人格     如果人们对“唤起”这一术语还不熟悉的话，大多数人对这一想法还是熟悉的。当我们说某人紧张或困倦、焦虑或随和、精力充沛或精力不足，或者当我们使用老生常谈如“迟钝的英国人”、“神经过敏的法国人”和“兴奋的意大利人”时，我们心中想的就是这一概念。唤起的概念，或者类似的东西，常常被用来衡量人格。人格的塑造——这（说法）在以前非常盛行——已经让位给了使用单维的或二维的连续谱对人格的测量。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维度——人们给了它各种名字如“焦虑”、“情感性”，或者“神经系统的力度”——现在被叫做“唤起度”或“平均唤起水平”。也许，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荣格（Jung）对人的内向—外向分类。人们为此发展了一系列的量表，借助于这些量表我们可以在一个连续的尺度上进行排序，或至少将他们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类。以这种分类方式对平均唤起水平的测量显示了内向和外向的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表明，人格与平均唤起水平大有关系。     测量人格的一个目的是预测人类的行为。具有某一人格的人们具有一些共同的品格或独特的品味。识别其中的一些品格，可以预测其他的一些品格。有很多证据表明，人们对不同任务的完成情况取决于他们的人格类型。例如，坚实的实验研究证明，内向的人在上午工作出色而外向的人在下午工作出色。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非常简单。我们知道，针对每一种活动，都存在着一个最佳的唤起水平，在此水平上进行活动的效果最佳。我们还知道，人们在休息状态下的正常唤起水平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它在一天之中缓慢上升，从睡醒时的低位到达后半天的高位，然后随着困倦和睡眠的逐渐侵入从高位开始下降。在清醒周期的某一点上，每一个人的唤起水平都会达到一个特定的高度，在此高度上他完成工作最出色。内向的人达到这一高度的时间较早，因为他的平均唤起水平的绝对值较高，相应地，他的整个清醒周期的唤起水平绝对值也较高。     这仅仅是人格影响工作表现的许多机制之一。本书关心的是行为和人们寻求满足的方式，这些方式也受到了人格的重要影响。外向的人喜欢兴奋和外在的刺激、和其他人交往，他们可能显得爱玩、喜欢探险、不守规矩、沉溺于赌博、爱承担风险。与此相反，内向的人总是心事重重、循规蹈矩，但却持之以恒。他们看起来是孤僻的、自得其乐的，并且逃避兴奋。     上述品性和其他许多品性实至名归，也很容易得到解释——如果我们想到，一类人平均唤起水平较低而另一类人平均唤起水平较高。外向者的低唤起水平使他们寻求提高它的手段以趋向最佳水平，这解释了他们对兴奋和冒险的需求。内向者的高唤起水平解释了他们对提高唤起水平的需求较少，以及他们对安全、安静生活的相应偏好。这一平均唤起水平的不同，同样解释了外向者对咖啡、茶、烟草等刺激品的较高消费，也解释了内向者对酒精等镇静品的高需求和高消费。有关这一市场差别的统计资料非常丰富。人格对性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类似的解释，并且也是资料丰富。     外向者较之内向者更可能发生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非常早年的性行为……某一特定时间内和不同人发生性行为……同时和一个以上的人发生关系……多种体位的性行为。外向者更可能沉溺于“怪异”的性活动，如吮舔阴茎或阴户……和另一个性别的人相处得更好……（他们）比内向者较少从事同性恋活动……和手淫。     这些理论推测经受住了检验，它们被在英国进行的一个特为此设计的小型问卷研究完全证实，也被在原联邦德国进行的较大规模但细节性较差的一次调查所证实。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行为差异，不胜枚举，都可以通过类似方式获得解释。     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有不同的品味，但其实质却是他们拥有不同类型的人格。     如果具有典型高唤起行为的人试图降低他们的唤起水平，或者低唤起水平的人试图提高他们的唤起水平，那么这两类人所寻求的最佳唤起水平将会非常接近。可以肯定地说，比两者之间的平均唤起水平更接近。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最佳唤起水平的目标和品味是相似的，虽然他们出现行为改变的点是不同的。而正是后一点，解释了他们行为的不同。     这就是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人性的第一个相互对立的观点。经济学家把人们消费对象的不同作为差异的标志，并且认为这就是差异的证据，并把它称为“被揭示的偏好”。心理学家对这些（结论）不满意，也没有停步不前，他们试图突破表面现象，在其背后发现差别的原因及其解释。     三、降低唤起     我希望前文使读者对唤起的意思略知一二，还有它定量的性质，以及这一概念的若干应用。“兴奋水平”可能是它最简单和最简短的定义，这也解释了它在激发人的行为时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很显然，我们既不喜欢过多或过少的刺激，也试图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这体现了“最佳兴奋水平”、“最佳唤起水平”和“最佳总兴奋水平”这些概念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着手对唤起在人类动机中的作用进行更为系统的讨论。最佳唤起水平和最佳总刺激量这两个概念，可以让我们的讨论在两个标题之下方便地进行:降低过高的总刺激量和提高过低的总刺激量。我们可以马上很容易地阐述唤起的降低，因为处理它的方式和我们在“内驱力理论”和“内驱力的消除理论”中讨论行为类型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唤起的提高——现代心理学中许多充满趣味和想象的研究曾经以它为主题——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众所周知，疼痛、饥饿、口渴、体温过高或过低，还有其他生理性的需求剥夺都可以提高唤起，而且，对于所有类型的干扰——生理的或心理的——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令人惊奇的是，甚至疲劳和缺少睡眠也可以提高唤起水平，很多父母在他们的小孩身上可以观察到这一事实:孩子高涨的兴奋、乱动和过度活动可能是他们需要睡觉的标志。提高了的唤起水平是消除这些干扰和降低唤起水平的前奏，同时，这也使有机体为相应的行动做好准备。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内稳态理论或内驱力理论。但是在这里，我们把干扰视为导致了唤起水平升高的东西，以及导致了旨在降低唤起水平的行动的东西。我们的新视角的长处在于，它具有较之“消除内驱力模型”更高的概括性，并且它的解释力不仅仅限于生理干扰这样的狭窄范围。     例如，根据“内驱力消除理论”，人们很容易解释，饥饿所代表的生理变化导致了一个人的觅食行为;但是，对于一个吃饱的人储藏食物以备不时之需的行为，根据该理论就不容易解释了。一旦我们将提高了的唤起水平引入这一图景，问题就解决了。对一个问题的想象使我们紧张并提高我们的唤起水平，这与我们真正经历这一问题（的感觉）几乎相同。具有预见能力的有机体将以类似的方式被激发起动机，不论他们应对的是实际的情况、预想的情况或者是想象的情况。饥饿时寻找食物、为周末储备食物，以及把我们的一部分收入存起来以备退休之用，这些行动其实都很相似，因为它们都是被我们的高唤起水平激发起来的，不论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对饥饿的想象。     显然，被提高的唤起所激发、并旨在降低唤起水平的行动，其范围是巨大的，种类是多样的。它们包括旨在满足任何欲望的行动，不论它是生物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基本的还是习得的、当前的还是未来的、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心理学家们相信，每一个未满足的需求都会提高唤起水平，进而激发有机体的动机，并使它为旨在满足需求的行动做好准备。在持续的行动中，唤起水平将被维持、提高以至于延续，以保证从事和完成行动的最佳效果。       考虑到对需求的感觉和为满足需求的行动的执行之间的关系，现代心理学认为这种行动是习得的。这一点又和经济学的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经济学中行动和它所满足的需求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心理学家认为进食是习得的反应，而非本能反应，这一反应是建立在对经验——这经验来自对摆脱饥饿和对饥饿所引起的不适的解除——的记忆基础上的。他们原来习惯于将动物的行为归结于本能，因为没有发现持续性学习的证据。可是他们现在相信，学习过程在低等有机体较快而在高等有机体较慢，因为学习的速度取决于大脑的容量，以及联想区域和感觉区域之间的比值。一个低级的有机体只能进行相对简单的反应，但是，它学习这种反应的速度要比高等有机体快得多。因此，一个动物的看似本能的行为，可能是它在数分钟或数秒钟内学习来的。可是，一个高等动物或一个人要学习同样的反应，则可能需要花费数小时或数天的时间。     在经济学家看来，降低唤起水平或消除内驱力非常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类经济行为，无论消费还是生产，均属此类行为。难怪经济学家的消费者行为模型接近于心理学家的一半理论。但是与经济学理论非常不同、并对经济学家（及其思维方式）来说非常陌生的是心理学家的另一半理论，而这另一半理论是关于行为动机、关于提高唤起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