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之族——第一章 姆庇之家

    动荡称王，宙斯逊位。    ——阿里斯托芬    （公元前445—前368?，雅典喜剧作家）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权力与族群关系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    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    乱象纷陈的事件，使许多昔日的幻想为之破灭，或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幻想包括：美国是一个“熔炉”；美国制度存在着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尤其是在对待非白人的少数族群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价值；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扮演角色的虚拟价值。    种种情势引发了新的问题，也提高了新问题的层次，在在需要投入新的探讨，并要求我们重探以前匆忙走过的来路，重探过去我们以为是阳关大道的旧途。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一个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终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还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群氓之族IdolsOfTheTribe第一章姆庇之家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groups，一般译为群体或团体，但作者在本书中用到group时，有时是中文里狭义的团体，有时则指广义的群体，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基本群体” （basicgroup），亦即族群（ethnic）。关于group一字的多义与含混，在本书的第二与第三章，作者也有所说明。——译注——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意。很明显的，这种情形并不新鲜，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常见的老故事，只不过最近又死灰复燃而已，它是人类试图寻找共存之道，免于彼此撕裂的行动失败之后，重演以撒（Isaac）与以实玛利（Ishmael）的冲突与决裂，事见《圣经?创世记》。——译注各自再度退缩到自己洞穴中去的结果。    肯尼亚独立（1963年）后，国内政局因部落之间的紧张而陷于纷扰，掌权的基库尤族（Kikuyu）召集族人举行宣誓仪式，誓约：“誓死固守姆庇之家（HouseofMuumbi）。”“姆庇”是基库尤人共同的母亲，姆庇之家即孕育基库尤人的子宫与养育基库尤人的家园。族人以此宣誓效忠部族，并以此为最大的责任。事实上，不止是在肯尼亚，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过去到外面世界另寻出路的人回流了，仍然留在外面追求广天阔地的也停了下来，何去何从正拿不定主意。四面八方，许多已经趋于分崩离析的姆庇之家又在新的地方重建，而新的政治压迫蓄意鼓动、挑起群体分裂，造成匮乏与恐惧，也迫使人们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    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但是，族群的各个洞穴之间，今天却是声光联机的。人类登陆月球的现场画面，通过电视的荧光，打在各个姆庇之家的墙上，呈现在10 亿人的眼前。这种情形意味着，人类无从逃逸于天地之间，彼此间不相往来的族群虽然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互动却越来越频繁；对于自己的存在与抗争，每个族群都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以强化自己的合理性；对于自己的生存与活命，每个族群都争相抓住世界的眼睛与耳朵，企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如此一来，当今人类社会裂解与再裂解的过程，不仅在每天的新闻里面历历如绘，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复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南非、南棉兰老岛（Mindanao）或南布朗克斯（Bronx），北吕宋或南新泽西，北爱尔兰、阿拉斯加或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比利时、比夫拉（Biafra）或苏格兰，以色列、威尔士或苏丹、乌干达，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东面岛屿，1960年独立）或马来西亚，圭亚那（Guyana，南美洲唯一的英语国家）或基辅，还是克里夫兰、孟买、贝尔法斯特。    所有这些新闻，报道的都是斗争与冲突，血腥一如斑斑史册，甚至犹有过之。拜现代进步科技所赐，族群之间的屠杀不发生则已，一旦爆发就是超大规模的，速度与范围也都史无前例。清单如下：在印度，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互相屠杀；在尼日利亚、刚果、乍得、苏丹，部落之间内战不已；在阿萨姆（Assam）的东北部，印度人杀那加人（Nagas）；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杀华人；在布隆迪（Burundi，非洲中东部一小国），图西人（Tutsis）杀胡图人（Hutus）；在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与北爱的一部分），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互杀；在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在伊拉克，则是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在新几内亚，巴布亚人（Papuans）对抗印度尼西亚人；在中东，有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有泰南迦那人（Telenganas）与安得拉人（Andhras）以及其他各族群；在菲律宾，有基督徒与穆斯林……可说是罄竹难书。1945到1967年之间，这类 “种族或文化的杀戮”，一一数算下来，“重大的”共有34次，小规模的多达数百次，死亡人数估计有748万。     到了1974年，据保守估计，死亡总数确定已经超过1000万人。1970年，美国与南越军队攻入高棉，高棉人杀害数十万越南人。1967到1970年，比夫拉内战，将近200万人死亡。1971年，在孟加拉国内战中，浅肤色的伊斯兰族群旁遮普人（Punjabis）与帕坦人（Pathans）——均为巴基斯坦人——杀害近50万深肤色的伊斯兰族群东孟加拉人。1972到1973年，估计有10 多万胡图人在布隆迪遭到杀害。1973到1974年，在乌干达，阿明（Amin）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族人的政权，有9万人据称遭到枉死。撇开公然为之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屠杀不论，因种族或文化冲突而不时发生的炸弹事件、暴动或其他暴力事件，为数同样惊人。在世界各地新的政治版图中，族群之间的紧张与拉锯造成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多到难以计数。因为，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而这也正是各大洲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    这种权力与族群关系的大洗牌，就幅度上来说，是全球性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较大的组合曾经试图以一个优势族群或族群整合进行控制，把分裂的各个族群维系成一个整体，但这些权力体系却都先后式微。这些体系曾经运用本身的向心力，营造出某种程度的秩序，使内部的分歧不致太泛滥，而所谓的向心力，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与——最重要的——心理的，并把游戏规则融入信仰与行为的神话与迷思——亦即文化与种族优秀或低劣的主张—— 将之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加害者与被加害者都视为当然，然后再整合到制度里面以维持其运转。这种体系运转到一段时间，为统治者及其从较低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制造了经济上的特权，有时候甚至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其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    记录显示，这类体系各有不同长度的寿命，没落可能费时极久，崩溃可能拖延漫长，但一律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维持下去。在外在或内部的压力之下——通常是二者俱至——权威遭到削弱，合法性受到挑战，引发战争、失序与革命，权力体系随之瓦解。这一类的例子，本质各异，如奥斯曼（Ottoman）、哈布斯堡（Hapsburg）与罗曼洛夫（Romanov）等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地区包括大部分的中欧、东欧、西亚，以及大部分的北非，时间长达500余年；又如一些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建立的帝国，曾经控制过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有的为期不到1个世纪，有的则长达300年。    奥斯曼的统治，始自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于1918年寿终正寝，统治的巅峰时期，幅员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从西地中海到红海，以俗称的“小亚细亚”（AsiaMinor）为中心，包括今天所谓“中东”（MiddleEast）的全部。统治期间，自阿尔及利亚到伊朗的边界，无数的部落、民族与种族均在其管辖之下；欧洲部分的幅员则自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西岸，横跨希腊、巴尔干、匈牙利，直逼维也纳。    奥斯曼的欧洲领域，后来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Empire）之手。191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巅峰时期，统治范围内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Slovaks）、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波斯尼亚人（Bosn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下数十种——如果数不及百的话——较小但绝不相同的其他族群或次族群（subgroups）。    哈布斯堡之东、奥斯曼之北则是俄罗斯帝国，在将近400年的发展中，它的幅员向西与西南进入欧洲，并逐渐向东扩及亚洲。同样是在关键性的1918年之前，这个帝国至少统治20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小的族群更是不计其数。苏联（SovietUnion）继起之后，号称自己是一个拥有“百个民族”的邦联，根据1920年代的资料，总数达到189个。    同一时期，历史的潮汛另有出路，西欧挟贸易与军事的力量进入亚洲与非洲。根据格罗弗?克拉克（GroverClark）1936 年的研究，在他的《太阳大地》（APlaceintheSun）地图上所列举出来的，欧洲人1492年统治地球的9%，到了1801年，增加到1/3， 1880年又增加了1/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再增加近1/5，到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达到了85%。当时，世界上70% 的人口是在西方国家的统治之下，单单英国就占有世界1/4的土地，统治地球1/4的子民，总人数超过当时的中国，也比俄罗斯、美国、法国与日本加起来的人数还多；1820年代之前，西班牙占有南美洲；19世纪末期到1918年短短的期间内，德国也在亚洲与非洲分一杯羹。但还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列颠帝国之外，还有荷兰之于东印度群岛，美国之于菲律宾群岛，比利时之于刚果，法国之于东南亚，以及英国与葡萄牙之于非洲。欧洲人对世界这种大规模的占领，幅员之广或许只有蒙古人的征服差堪比拟，但在影响上前者远远地超过了后者。    就像远古时代希腊人与罗马人建立的大帝国，这些强权加诸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记。长期以来，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统治方式，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在许多地区，对于被统治民族的精英阶层，这种影响尤其深远。欧洲君主与贵族的遗风虽然大都消散了，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西班牙人与天主教对于拉丁美洲的影响，却是难以磨灭地存留了下来。在存有多语言的印度，英国人留下了大量的语言遗产；同样的，在非洲，英国人与法国人也不遑多让。在以色列，政治与行政模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先驱从东欧原封不动搬过来的。而标榜欧洲式社会主义的政权，在国内，宗教权威的地位居然凌驾于大部分内政事务，很明显也是奥斯曼教区体制（milletsystem）的遗绪，是英国在后奥斯曼的过渡时期中所保留下来的。因此，大批所谓“东方犹太人”（OrientalJews）从奥斯曼与阿拉伯继承过来的遗产，又与来自欧洲的遗产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么多亚洲与非洲文化的重塑会带来什么结果，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但是，现代欧洲的印记深印其上却是不容否认的。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它所造成的冲击，使得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不可能回头再去重塑自己的过去了。    1918年之后与1945年之后，这些权力体系先后崩溃或消失，使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陷入了政治的离心状态而各自运转。帝国没落之后，没有较大的整合力量有效取代其地位，剩下的则是新兴的核子强权，但直到目前为止，新的强权却又无法建立并维持相互间的平衡，以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各行其是的民族进行平衡的控制。总之，新的整合力量丝毫无能为力。代表欧洲资本主义赢家的《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固然虚有其表，其基础扩大后所组成的联合国，也沦为主要强权——事实上只有两个——之间权力斗争的政治场域，面对数量大增的小国之间的冲突，照样束手无策，而小国内部与外部的摩擦与冲突，其症结正在于民族的、种族的、部落的与宗教的歧义。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苏维埃与美利坚集团，之所以脆弱不稳，真正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自主与自尊的要求势不可挡。像旧帝国那样能够让附庸国服服帖帖听话的局面，两个集团尽管手操核子武力，却也是力有未逮。    　相反的，不论是在内政或外交的竞技场上，超级强权追求国家与战略的利益时，面对人类此起彼落要求分家的大趋势，如果不能勉为其难或礼让三分地予以尊重，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不得不抛下白种人的优越感，苏联则必须收起斯大林主义（Stalinism）集体恐怖的极端血腥。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两个集团都发现，整个地球已经失控，必须寻求新的解决之道。它们大可以在太空中展开竞争，也可以设法限制彼此不断升高的武器竞赛，以避免造成相互之间的灾难。但是，拿19世纪的规则大玩20世纪的权力游戏，它们却不可能取得19世纪的成果。两大集团的舰队在各大洋上横冲直撞，互别苗头，火力之大足以毁掉100个阿加迪尔（Agadir）摩洛哥西南海港，1960年毁于地震。——译注，但它们却也必须紧张地竖起电子眼睛与耳朵，提防更致命的冲突发生。诉诸有限的“传统”武力，不论是俄罗斯式的短暂“奏效”（如在捷克与匈牙利），或美国式的长期消耗（如在越南与高棉），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隐身在小冲突（如越战、阿以战争、印巴战争，以及塞浦路斯局势等）的背后，两大强权的巨大影响力都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    没有稳定的势力范围，没有听话的附庸或任人摆布的工具，没有永远处于被动的牺牲者——在东欧没有，在古巴没有，在埃及没有，在印度没有，在中国或北越尤其没有；在西欧没有，在日本没有，甚至在小小的圣多明哥（SantoDomingo）也没有，在南越尤其没有。而手执新月弯刀的阿拉伯国家，以足可造成经济瘫痪的高价石油对抗西方核子强权，更与19世纪的权力互动关系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很明显的，人类社会新一波的吶喊太过高涨，任何事务都已经不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即使只是几十年——更不用说回到过去那种强权与征服、屈服与温驯的老模式了。    1945年出现的两极化权力体系，不出几年就卷入了新的态势，既有始料未及的三角问题，又有扭曲变形的四角关系。西欧从失落的帝国中复原，德国与日本也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自灰烬中再生，而中国有如一座长期熄灭的火山醒了过来，或者应该这样说，久未听到的雷声已在对岸隆隆响起。 19世纪艰难的岁月中，那种持久不变的结盟已经是明日黄花，20世纪呢？整个世界无非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本质性的动荡把大部分的时日塞得满满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形仍将如此。重建新的世界强权体系，即使只是在半个地球或1/4个世界上，或许还是可以产生新而较大的整合。然而，就整个情况来看，就算拥有强大的核子武力，那显然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指望。    新的结构架设在赤裸裸的武力上，如果不被看好，那么要寄望于当前主要的政治或信仰体系，大概也是缘木求鱼了。以所谓中东地区（亦即西亚、西南亚与北非一带）过去数十年的情形来看，伊斯兰教的整合力量显然太弱，不足以把任何政治组合或结盟长期维系起来；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与穆斯林族群，无法组成长久的联盟，即使在对抗共同敌人以色列时也是如此。阿拉伯人一贯的政治风格，以及历历在目的事迹——例如西巴基斯坦（WestPakistan）对东孟加拉国（EastBengalis）的残酷攻击——在在显示其与基督宗教一样，可以在某时某地把别人——即使这个人是同一族群——当成兄弟，但绝不会是在此时此地。就世事的脉络来看，由基督宗教信仰所创造出来的罗马天主教（RomanCatholicChurch），就在不久之前还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性的机构，但在诸多现成的事例中，它却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显示再怎么大规模的整合也已经无力聚零为整，甚至维持其信仰体系的完整。至于俗世的梦想，例如马克思所怀抱的新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半个世纪下来，也已经完全落空。这个梦想曾经被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打破，在1914年的大战危机中，民主的欧洲分裂成一块块碎片，于是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再度唤起这个梦想。但是，当摩擦布尔什维克这盏“神灯”时，跑出来的却是一个新瓶旧酒的精灵——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结果，梦又碎了。最后，社会主义解放的残梦终于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与牢狱之中。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以及日本在亚洲，也都曾经妄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整合加诸世界，但都旋起旋灭，徒然造就了它们所挑战的强权体系。最后只剩下美国式的大整合模式，但今天同样被证明无效。相较于其他模式，美国式的整合虽然大不相同，也还没有到失败的地步，但1945年之后，它才进入最严酷的考验阶段，而考验正在进行中。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块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银河系里爆裂出来，每个星球都以离心的自转离开，同时也都紧紧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转而被甩离。这幅景象，就算我们图文并茂地凸显其中较大的特征，想要看得清楚，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殖民时代：1945年以来，已经成为过去的帝国，在亚洲与非洲被切割成80个左右的国家，大的如印度，小的如阿曼（Oman），最小的如瑙鲁（Nauru），最新的如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新国家之所以有如雨后春笋，原因不外是外来政权已经无以为继，被统治者再也不甘屈居人下。在少数几个地方，如国大党（Congress）领导的印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北越，撑着民族主义的大旗，争取独立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十年。在更多的地方，例如非洲部分地区，则是帝国主义仓皇离去的结果（如刚果）；有些地方——法属非洲多属此例——甚至是外来统治者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即使游戏不改，名字也该换一个了。在英属非洲，例如加纳（Ghana）、肯尼亚与其他几个地方，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早已存在；但是，那些1957年之后在非洲新兴国家中具分量的政党或团体，大部分在1948年之后才出现。在葡属非洲，则是经过另一个10年的民族主义游击战争才获得独立，并迫使最早也是最小的帝国——葡萄牙——最后一个撤离非洲。在亚洲，西方帝国只保留了香港与澳门诸岛，原因无他，过去一向吃瘪的中国不想动它们而已。香港与澳门分别在 1997年与1999年“回归”中国。——译注    亚洲与非洲的民族主义胜利，姑且不论其来龙去脉，都来得太迟了。民族国家作为一项政治工具，过去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都有其贡献，但在当时，其能量早已消耗殆尽。摆脱外来统治者的负轭——或者说它是自行脱落的——充其量只是满足了殖民地人民重获自尊自信的强烈需求。就这一点来说，新的民族主义者也只是用一批本土的无赖取代了外来的坏蛋，并将帝国主义最恶名昭彰的象征与核心迷思——外来文化与种族的优越——扫地出门。在这个他们从未出力打造的世界，他们甚至别无所图，就只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已。但是，这些民族一旦脱离了外来的统治，面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排山倒海而来的问题时，新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机会又是最有限的。    在亚洲与非洲，民族主义所用的说词充满了浪漫色彩，不脱前一个世纪欧洲民族主义那一套崇尚自由之说。但是，新的自由并未带来新的平等，更不幸的是，甚至没有带来同胞之爱。在黎明的曙光中，新的日子是灰暗的。这些新的国家，过去从未以个别的国家形式存在过，也从未以目前的形式存在过；几乎所有的国界都不是从远古继承下来，而是从殖民时代沿袭下来；国界划定时，住在那儿的是些什么民族，根本从来没有考虑过。今天大部分的非洲国界，完全是殖民列强擅自做主划定的，例如在1884年欧洲的柏林会议。殖民地只是一个政治或行政单位，居住其间的民族通常多达十余、数十甚至数以百计，而这些民族之间，因地域、种族、宗教、语言、部落的不同，原本都互有区隔，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种固有的区隔，从殖民地转型成主权国家时，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两个，其余的全是多元混杂，不仅成为这些新国家数十年来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制造了不断的冲突。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ofnations）圣杯，到了后殖民时代，变成了族群冲突、分裂、叛变与压迫的毒药。     同一时代中，以不同方式受到西方列强影响的国家，倒是有少数几个能免于这种情况。日本并未被殖民过，虽然也有少数民族，但族群的同构型基本上极高。另一方面，重新站起来的中国却有相当复杂的“民族问题”，整个边疆地区，沿南部的山区，经过西藏、新疆到内蒙古，世居的非汉人少数民族，论面积，约占中国领土之半；论人口，约为总人口数的1/10弱。这些少数民族，无论对中共、国民党政府或之前的清王朝，都是内政上极大的困扰，以后也仍将是汉民族的中国统治者得伤脑筋的问题；以目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来看，北部与西部的压力尤其大，甚至可能成为外交上的危机因素。    总之，绝大多数的前殖民国家都是多种族群的混合，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各种可能的状况都有，相互之间或是相持不下，或是不对等的多元。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矛盾。    印度－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好例子。一开始，印度的多数族群印度教教徒（Hindu）与少数族群穆斯林就已经是壁垒分明， 1947到1948年发生大规模屠杀与逃亡潮，终于使双方决裂分家，此后又发生过3次战争。除了仍然留在印度的4500万穆斯林，印度境内还有其他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包括锡克教教徒（Sikhs）、耆那教教徒（Jains）与基督徒，此外还有一些更小的族群，在内部所造成的紧张、分裂与冲突更深更大，其中包括约12个顽强的地方主义团体、15个主要的以及50个较小的语言族群、数十个主要的种姓（caste）及数千个次等种姓（subcaste），种姓体系之外更有为数8000万的贱民（untouchable）。再谈到西巴基斯坦，其内部已有旁遮普人、帕坦人、信德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紧张与宿怨，又对东巴基斯坦的自己人大肆屠杀，结果以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收场。为了隔离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它不惜血流成河与印度分治；为了割裂穆斯林兄弟，它也照样不惜血流成河。    类似的情况，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几乎没完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多年之间，可以说是暴力充斥，包括内战、叛乱、镇压、灭族式的政变与反政变等。在这些冲突中，绝大部分浮上表面的嫌隙，早在前殖民时代即已存在，全都是根深蒂固的宿仇与旧怨。    当然，有些冲突是殖民时代的移民造成的。移民，包括自愿的、诱骗的或强迫的，例如大量非洲人沦为奴隶；契约劳工潮，尤其是来自印度的；以及来自中国、印度与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新旧移民，大量移往东南亚、非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诸岛。移民潮带来新的混合族群，例如锡兰的僧伽罗人（Sinhalese）与泰米尔人（Tamil）；拉丁美洲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与欧洲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Malay）、华人与印度人；在圭亚那、特立尼达、牙买加，印度人——有时候是华人——与非洲人混合，在斐济与大洋洲其他地方又与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或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混居；另外在东南亚，华人有为数庞大的移民，在加勒比海地区也有，但规模小得多。此外还有比这些更边缘的族群，例如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s）、英裔缅甸人（AngloBurmans）与其他欧裔亚洲人（Eurasians），以及大部分的欧裔非洲人（Eurafricans），弃民般屈居于高度阶层化的殖民社会中。这些族群，包括生意人与劳工，例如东南亚的华人、缅甸与东非的印度人，在后殖民时代各国独立后，于当地社会的族群紧张中，经常成为孤立无援的斗争对象或替罪羔羊。然而，有时候由于人数众多，虽然仍属少数，却非任人宰割，例如在马来西亚，占总人口数40％的华人，就能与强势的马来人维持一种微妙而不安定的平衡；又如在圭亚那，实际上属于多数的印度人，与非洲裔圭亚那人也处于类似的关系。在这两个国家，此种情形导致群众暴力与流血事件不断重演，也始终是后殖民时代重大的权力难题。    总之，在这些体质脆弱的新国家中，掌权的新人为了确立新国家的主权，不得不面对新国家的认同问题，在设法自卫、免于强大反对势力的打击之外，又要发展经济，克服严重的贫穷与落后，最后，更必须设法消弭内部族群之间长期的敌对与分裂，以营造一个长远的整合社会。    后帝国时代：西欧一向以世界的中心自居，自其地向东，而有近东、中东、远东之分；格林威治是时间与经度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预言、帝国主义者也一直担心的崩溃与革命，到了后帝国时代并没有发生。相反的，欧洲人发现，卸除了白种人的负担，其实是一种解脱而非灾难。战后，在美国人的协助下，欧洲人发现，自己大可另起炉灶，英国的表现虽然比不上法国、比利时或荷兰，但也不差，所有这些国家，加上以惊人速度从灰烬中站起来的德国，比起旧欧洲丝毫不逊色。事实显示，纵使没有坚船利炮踵其后，生意还是可以做得很好。好几年下来，法国在印度支那（Indochina，包括今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国）与阿尔及利亚，继续为它的伟大奋斗——比对抗纳粹更卖力也更锲而不舍——戴高乐也始终念兹在兹，有如一尊杜莎夫人蜡像馆（Tussaud）中的蜡像。英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稳住国内，马上又得清理帝国留在苏伊士以东与地中海的几个烂摊子。失去了世界强权的舞台布景，在世界权力的竞争中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欧洲人必须图存；换句话说，在欧洲西边那块巴掌大的半岛上，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彼此的关系，一些小国开始推动“新欧洲”诞生，想要整合其间活力十足的民族分离，并使之理性化。尽管这股风潮弥漫，不论将会弄出什么样的整合，放眼未来，合的力量仍将弱于分。欧洲的发展显然出乎作者之所料。欧洲的整合始于1957年欧洲共同市场的《罗马条约》，1986年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基础，签署单一欧洲法，1992年签订欧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成立欧洲联盟，并于1998年实施单一货币欧元，至2004年，欧盟会员国增至25个。——译注    更重要的是，就欧洲来说，“分”的情况比过去更为显著。帝国与强权的没落，对欧洲人来说，形成了一种始料未及的发展，亦即欧洲社会中某些次民族（subnation）族群，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安于被动附庸的地位——或者看不出来有什么不满——如今这个由准许、同意或臣服所构成的结构体却开始松动，以致阴魂不散的分离主义（seperatism）重新浮现；新的“民族”运动或风潮再度抬头，基于地域、语言或政治的理由，争取失落已久的自治（autonomy）；有些则是激进的新文化复兴运动，虽然不是来势汹汹，但也绝不可等闲视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同面向与强度的摩擦：在大不列颠，有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甚至马恩岛人（Manx），在阿尔斯特有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重启争端；在比利时，有佛兰德人（Flemish）与瓦龙人（Walloon）的冲突；在西班牙，有巴斯克人（Basques）的骚动；在法国，有布里多尼人（Breton）与其他的地域族群；瑞士则有汝拉人（Jurasians），并且扩及北美洲，在加拿大有魁北克民族主义。     后帝国经验的另一个结果，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所生的后代大量移入他们的母国，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与西印度人移往大不列颠，阿尔及利亚人移往法国，印度尼西亚的欧裔亚洲人与安汶人（Amboinese）移往荷兰。在过去，这一类人都是由殖民体系挑选出来、送往母国接受教育、准备予以吸收的少数精英；如今却大不相同，这些为数众多的移民，几乎全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不得已踏上黄金之路的劳动人口。由于旧的权威关系已经瓦解，这些教育水准不高的人，明白自己属于新来的阶级，是要来落地生根的异乡人，而不是别人可以忍受的过客，加上人数众多，以致形成新的内部紧张、冲突与街头暴力。过去出于自负而包容种族差异的态度因此也有了转变，在法国尤其明显。这些文明较盛、文化较高，过去大肆向外扩张的国家，因为这种经验产生了新的问题，对于本身的社会特质以及多元主义的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质疑。    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承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新秩序，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民族主义对抗所导致的战争。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所承诺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全国的100多个民族，有些享有领土的独立，但全部都享有文化与语言的自主，同时又能在中央权力机构享有某些代表权。但是，所有这些承诺都破灭了，而问题正好就出在“民族问题”上。民族问题，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始终是个中心议题，在共产党的政策里也始终是个棘手的议题。    苏联会变成一个民族的共产主义政权（nationalCommunistpower），开始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到了斯大林的手上，则是出于故意。基于自己的民族战略目标与政策，苏联甚至出卖了其他地方的革命运动，这在德国、中国、西班牙与法国所造成的后果尤其重大；在1920到 1940年之间，这些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介入而能走自己的道路，可能早已大幅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段历史，后来又直接导致苏联民族共产主义与中国民族共产主义的决裂——今天在苏联，“黄祸”之说言之凿凿，其威胁远甚昔日之美国或霍亨索伦日耳曼（HohenzollenGermany）。    在苏联国内，共产主义承诺的新秩序同样是空话一句。共产主义在苏联一党专政了60年，在东欧也有将近30年的历史，无论是国家内部或集团内部的政策，大部分仍然是围绕着古已有之的对抗在打转，组成这些国家的数十个民族之间，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各自分立的共和国是建立了，处理民族问题的相关机构也成立了，政治上与文化上的民族自主玩得有模有样，但是，理论上尊重民族与文化的那条线，仍然与中央集权那条威权主义的线纠缠不清，不论在哪一方面，都落入一套设计好的环节，不是配合权力行使的需要，就是迎合当权者的基本教义。民族问题不仅在苏联未能解决，甚至斯大林长达30年的统治也无能为力——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Georgian），也是“民族问题”理论专家——在他当权期间，一声令下，有的民族整个遭到连根拔除与放逐，被处死的人数以百万计。另一方面，1945年掌握东欧与东南欧以来，帝国权力所能达到的民族，苏联同样无法有效控制。至于各个附庸国政权，对内部的民族问题也是束手无策。在捷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仍然闹得不可开交；斯洛伐克已于1993年脱离捷克独立。——译注苏联1968年挥军入侵这个国家时，就是充分利用了这种内部的矛盾。在南斯拉夫，年老的铁托（Tito）迟暮之年仍然费尽心思，防堵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Montenegrin）、波斯尼亚人以及其他寻求分家的民族把这个国家撕裂。1991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等先后独立，大南斯拉夫瓦解。——译注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之间，仍然为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争缠不休，双方都利用对方的少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马其顿人、匈牙利人或其他族群——作武器，从外部施压或进行反制。这种模式不仅见于俄国的西缘，同样也出现在东边。    不论诉诸空泛的信念、或大规模的工业化与都市化、或世代交替、或高度中央集权、或集体压迫、或精致的理论、或体系完备的规划，在苏联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许许多多民族或族群的分离倾向，不仅至今不息而且根深蒂固，显然无法遏阻。1991年苏联解体，境内各共和国纷纷独立。——译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基督宗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样，仍然只是被现实嘲笑的一个虚幻神话。反大俄罗斯（或大捷克、大塞尔维亚、大匈牙利、大罗马尼亚）的情结仍然在点燃冲突的火种，跟共产主义当权之前的各个世代比起来，行为模式也依然如故，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后幻想时代：在美国，1945年之后，随着白人的世界霸权体系崩溃，对美国社会所抱持的幻想也一个接着一个像气球般被刺破，有关 “美国人”的认同问题，也以新的方式与新的尺度升温，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中所有的族群关系都处于剧烈的改变，每个族群内部也面临同样剧烈的自我反思。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美国黑人长期争取民权（civilright）的努力在最高法院终于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另一个因素则是世界局势所带来的压力。总之，事实摆在眼前，对于旧的游戏规则，美国黑人不再接受也不再让步，而社会的脚步显然已经准备改变，于是，就这样动起来了。过去一直忽视黑人而活在幻想中的美国社会，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民间鼓吹自由思想的黑人与白人，经过50年的奋斗，总算赢得最后胜利，将名义上对全民开放、实际上却把黑人排除在外的公民权从法律上扭转过来。接下来，对于自己长期忍气吞声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黑人继续提出挑战，对习惯成自然的歧视高墙展开冲撞，对长期以来使他们在社会上与经济上寸步难行的障碍进行跨越。但是，最痛苦也最困惑的，可能是他们必须重新发现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这个过程引导一些美国黑人去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希望能够在陌生的新环境中发现一些东西，不仅认同自己是“黑人”，并且认同自己是“美国人”。于是，他们又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1945年之后终于开放、开始包容长期以来完全或部分被排除的族群的美国社会，是否会开放得更宽更阔，以过去接纳其他族群——天主教教徒、犹太人、华人、日本人，等等——的相同基础包容黑人，让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地位与机会？    “黑人”与“美国人”的认同危机，本身又足以成为另一种危机。在这些年中，它所产生的效应对社会上其他的族群造成了重大的改变，就像在沿路不同的车站，有的族群“进”，有的则是“出”。对于某些一向被其他族群视为“进”的“族群”，这种效应不仅改变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例如信奉基督新教（Protestants）、系出北欧的白人，一直被视为社会上优势的多数“族群”，如今却变成一盘散沙，被贴上带有贬意的标签“黄蜂”（Wasp）特指祖先是英国新教的美国人。——译注。至于其他大多数的非白人族群——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语族群、华裔美国人与日裔美国人——却有一点类似黑人的模式，开始有样学样，以激进边缘族群的姿态站出来，对全体居民普遍存在、深有同感的感受做出响应，并且随时表达出来，使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本身的印象都随之改变。    白人里面自成一格的次族群（subgroupings）间，这种倾向却比较不明显，反应通常在两可之间，因此变动所引发的效应也是多重的。然而，在美国此一趋势与环境的重大转变中，“进”得最深的却是一个白人的次族群——爱尔兰天主教教徒（IrishCatholics）。 1960年，一位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当选美国总统指约翰?肯尼迪。——译注，对爱尔兰裔美国人与反天主教情结而言，都是历史的一座分水岭。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变、神职人员内心的挣扎、天主教的教育，以及天主教教徒在信仰上的坚持与实践，天主教会逐渐采取开放，这对爱尔兰裔美国人及所有的天主教教徒来说，都是眼界上了不起的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