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经济学遭遇“进化论”

在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奥利诺科河边，居住着以捕猎和采集为生的雅诺马马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估计不到100美元。如果你走进雅诺马马人的村子，数一数村里的石头工具、篮子、箭头、箭杆、弓、棉纱、棉线、藤吊床、陶罐、医用药品、宠物、食品、衣物，凡此种种，你大概能数出300件来。这就是一万年前，地球上每一个村落大致拥有的物质财富。如果说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已经将近10万年，那么，我们90%的历史都处于这种相对简单的经济状态。 在纽约和新泽西交界的哈德逊河边，住着以消费和贸易为生的曼哈顿人，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估计在40 000美元上下。如果你走进曼哈顿人的村子，数一数零售店、餐馆、工厂直销店、超市里的所有不同产品，大概会得出一个接近100亿的数字来。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较，最初是由经济学家埃里克·贝哈克(Eric Beinhocker)在《财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一书中所做的。过去一万年发生了一些事，令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年均收入翻了400倍。 收入的跃进已经够不寻常了，但较之两种社会里产品数量的庞大差距，它又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现代经济学中，产品数是用“库存单位”(Stock Keeping Units，简称SKU)来计算的，指的是一家商店各类现存货品的数量。举例来说，据估计，每天都有700种新产品推出市场，一年则有25万件。2005年，市场上推出了26 893种新食品和家居用品，包括187种新早餐麦片、303种新女士香水、115种新除臭剂。雅诺马马人的库存单位是300，曼哈顿人是100亿，后者是前者的3 300万倍。 400倍的收入差距，3 300万倍的产品数量差距，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面对这一令人错愕的不平等状况，我们只能用类比法来思考。先来看看收入差距：曼哈顿岛东西相距3.7公里，这段距离，你边逛商店边看大楼，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轻松走完。把这个数字乘以400，得到1 480公里，只比纽约到亚特兰大的距离稍短，如果你保持合适的步速，不休不眠地一直走，要用261个小时(10.9天)才能走完。库存单位的差距就更夸张了。曼哈顿南北长21.5公里，乘以3 300万，得到709 500 000公里，约等于地球和土星都在太阳同侧轨道时的距离。你用一天时间可以把曼哈顿南北走穿，可即便以每小时51 000公里的航行速度，旅行者1号太空飞船(Voyager I)也用了整整1年半时间才飞到土星。 较之于人类两足着地、出现大脑、形成意识的进化，较之于火、印刷术、互联网的发明，较之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次第发生，经济上跃进的幅度是最大的。而且这一跃进，并不是一个匀速渐进的过程。据估计，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末期大卫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才从100美元增至150美元，到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尚未超过200美元。换句话说，人均年收入从100美元增长到150美元，用了整整97 000万年;从150美元增长到200美元，又用了2 750年;最后，从200美元升到6 600美元(如今的世界人均年收入)，只用了250年。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对最富裕国家的最富裕人口来说，这一飞跃速度还要快得多。如果我们把10万年的历史压缩成短短一年，那么，最近相对繁荣的250年，只相当于不到一天的时间。又或者，我们把10万年浓缩成24小时，那么，我们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新纪元，只相当于短短3.6分钟。换言之，我们生活并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时代，实际上只占了了人类历史的0.25%。 人类是怎样实现这一伟大的经济跃进的呢?为什么能实现呢?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引用一些科学发现和方法，它们来自大量互有关联的革命性新领域，包括复杂理论(complexity theory)、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和美德经济学。我们需要所有这些新领域的科学成果——以及传统科学理论——来进行解释，因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时代尚未揭开的一个大秘密。 简单点说，我可以把所有这些科学统统划到演化经济学的范畴——也即把经济看做一套不断进化的复杂适应性系统来研究，这套系统以人类本性为基础，逐步发展出便于我们这种源自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性灵长类物种生存的特殊官能。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前9万年时间，我们生活在小群落里，以捕猎采集为生，这时候的经济是一套相对简单的系统，但随着环境的改变，这套系统不断演进、适应，最终变得极为复杂;而这种环境创造出来的心理，并不总适于理解现代世界，或适于现代世界的生活。总之，为了解释经济大跃进，我需要点明三个有关市场意识的问题： 1.市场是怎样产生意识的——也即，经济是怎样从捕猎-采集进化到消费-贸易的。 2.意识是怎样在市场里运作的——也即，人类大脑是怎样从适于捕猎-采集经济进化到适于消费-贸易经济的。 3.意识和市场是怎样形成道德的——也即，道德情感是怎样进化得能令人相互协作的，这一能力又是怎样推动公平和自由贸易的。 这可真是难于解答的问题啊。 社会科学才是“硬”科学 自从我刚上大学时选修了一门天文课以后，我就注意到一种令人困扰的倾向：科学界和大众文化都爱把科学分为“硬”(如天文、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中”(如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等生物科学)、“软”(如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性科学)三类。历史根本不被当成科学，经济在诸侯林立的学术界也流离失所。由于排名成了习惯，这种分类也暗含着价值评估，硬科学最有价值，支持与认可度最高;软科学最没价值，认可与支持度也相应最低。然而，自从我接受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生物科学训练，以及大量社会科学教育，并在该领域有了广泛的经验之后，我总是觉得这个排名顺序应该倒过来。 说自然科学硬，大概是因为人觉得求解微分方程很难;可跟复杂互连的人类世界和生态系统比起来，要定义、解释自然科学，是相对简单的。尽管构建一套全面的生物理论难度颇大(迄今仍是生命科学里的一道难关)，可跟构建一套有关人类大脑和社会运作的全面理论比起来，简直就微不足道了。依我看来，社会科学才是硬科学，因为我们的主题极为复杂与多元。 在神经系统学中，人们逐渐发现研究意识是个“难题”，因为要解释数十亿神经细胞的活动怎样产生了意识思维的集体现象——一位科学家称之为“意识社会”，实在是太难了。而要科学地解释数十亿人类个体的活动如何产生了文化的集体现象(也即所谓的“文化社会”)，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才能达到社会和谐，更是难上加难——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难题。 随着人类从以捕猎采集为生过渡到以消费贸易为生，为了解决这个真正的难题，人们尝试了数百种不同的社会实验。群落、部族、酋邦、国家和帝国逐一形成。神权政治、富豪政治、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继诞生。部落主义、集权主义、社会主义，还有现在的全球主义，挨个实践。从毫无贸易到公平贸易到自由贸易，人们进行了无数次经济配置的转换，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数千年来，全世界各门各派的哲学家和学者都试图解决这个真正的难题，却难得达成共识。现代科学能做得更好吗? 经济与市场也在进化 进化是一套复杂的系统，源自生物体设法生存、供养后代的简单动作。经济是多重复杂的系统，源自人设法谋生、供养孩子的简单动作。是以，当我们点明(1)经济怎样从捕猎-采集进化到消费-贸易;(2)人类大脑怎样从适于捕猎-采集经济进化到适于消费-贸易经济;(3)道德情感怎样进化得能令人相互协作，这一能力又是怎样推动公平和自由贸易，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研究(1)市场和经济的行为;(2)人类心理在市场和经济中的运作;(3)市场和经济的道德层面。 进化和经济不仅彼此相似，实际上还是所谓“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这一宏观现象的两个不同例子。在此系统中，单个元素、部件、生物体或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处理信息，使其行为适应变化的环境。这种系统不断学习、发展，从简单进化到复杂，且可自我催化，也即它们包含着自驱动的反馈回路(类似有线广播系统中喇叭和麦克风之间形成的反馈回路，能令音量和音高加速增强)。这里有一些复杂适应系统及其衍生物的例子，内建的自我催化机制令它们形成了自我组织： l 生命是化学物质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在生命起源之前，化学物质按一种能够自我维持、可以复制繁殖的方式结合起来。 l  复杂生命是简单生命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简单的原核细胞结合成复杂的原核细胞(人就是由复杂原核细胞组成的)，复杂原核细胞中包含着原本也是原核细胞的细胞器官(比如拥有DNA的线粒体)。 l  多细胞生命是单细胞生命形式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是单细胞生命形式为了获得更大的存活和繁殖率而结合到一起所形成的。 l  免疫性是我们免疫系统数十亿细胞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旨在合作抗击细菌和病毒。 l  意识是数十亿神经元为唤起大脑复杂模式而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 l  语言是使用者在沟通中言说的数千词语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 l  法律是数千非正式习俗和限制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随着社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些不成文的习俗和限制逐渐被编撰整理为正式的规章制度。 l  经济是数百万人为追求个体利益而自我形成的一种突现特征，在此过程中，人对自己所置身的更复杂系统并没有太多认识。 表面上看，复杂适应系统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在进化过程中，通过机能适应——也即可行的部分在生命或文化的未来景观中得以存活和繁殖——自下而上地构建起来的。 顺着生命的最简单形式往上走，我们从简单细胞到复杂细胞到多细胞机体，之后形成生物群体、社会单位，再到社会，再到意识、语言、法律和经济。 就生物而言，进化的复杂适应系统是受自然选择(或变异与累积选择)推动的。猴子乱敲电脑键盘，10亿年也写不出一本《哈姆雷特》来，甚至连“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这句话也不可能很快敲出来。可倘若我们在这个情境里加上一种能保留正确字母、清除错字的非随机累积选择要素，那么： wieTskewkOsdfeB92uE2OseRdl7jeNkseOdseTe3r22TsweOsxB wxseE ... 就成了TOBEORNOTTOBE ... 实际上，为了阐明累积选择的威力，我的朋友兼同事理查德·哈迪逊(Richard Hardison)设计了一套模拟电脑程序，按是否符合标准来“选择”随机输入的字母，结果仅尝试了335.2次，用时不到90秒就得出了这句莎翁名言，而如果是完全随机选择，则需要2613次尝试。几乎在同一时期，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独立设计了一套类似的累积选择程序，用来生成另一句莎翁名言：“METHINKSITISLIKEAWEASEL”引自《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景，中译本为：“我觉得它倒颇像只黄鼠狼”。——译者注。后来，当我们发现这个巧合时，道金斯说： 一旦人(从达尔文那里)领会了渐进式累积选择的重要性，在碰到“从统计上讲不可能”一类的争论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经常用来表现这场争论的猴子。为了让怀疑者弄明白，这一模拟实验理解起来最浅显。用一小段BASIC程序就能轻易办到，哈迪逊和我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我们俩做这个实验的时间居然也大致相同，是1984年或者1985年。说到细节，那些讨厌的猴子其实总在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是他的名剧，“To be or not to be”是这出剧里最著名的对白。我自己说不定也会选这句，只是当时我想到，哈姆雷特与波隆尼尔就天空上的云像什么展开的这段对话，用做开场白挺不错——所以我就选了它：“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 从本质上来说，随机的遗传突变以及后代身上父母基因的混合，带来了变异，而遗传变异的选择，则是通过寄主存活实现的，这就是进化背后的推动力。透过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自我组织选择过程，形成了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说，进化是一种自我组织的突现现象。 我们物质经济的进化，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的，是在无数种产品的无数次转变中产生并选择的。曼哈顿村的几百亿产品，只不过代表着那些适于市场的变异体，所以，制造商在尝试准确预测市场偏好时，已经预先做了一次选择。一旦他们的选择结果进入市场，对最有用、最讨喜产品的累积选择也就开始了——市场消费者会用钱投票，决定哪种产品能存活下去：是以VHS录像带战胜了Betamax，DVD战胜了VHS，CD战胜了唱片，折叠手机战胜了砖头手机，电脑战胜了打字机，谷歌战胜了Altavista，SUV战胜了箱式旅行车，实体书战胜了电子书(暂时还是如此)，互联网新闻战胜了电视台新闻(很快)。通过重复使用和再制造，被人购买的产品得以在未来“存活”和“繁殖”。 环境是进化的施展空间，市场是经济的施展空间。诚如自然会选择最适合在特定环境中生存的变异，人也会选择某一市场中最适于满足自身独特需求和欲望的产品与服务。请注意，不管是进化还是经济，都没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设计师监管整套系统。在生命领域，没有谁“选择”生物体的存或灭，不管他是怀着动物养殖工作者的慈悲心也好，还是像纳粹医生那样丧尽天良也罢。进化是无意识的，也是不可预知的——它不能提前预测未来生存需要什么样的改变。经济领域倒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的确需要一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规定和法律，建立起能保障自由公平贸易的结构。但对市场施加太多自上而下的干涉，会让贸易变得既不自由也不公正，而且过去的许多此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市场非常复杂，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和自我催化能力。1922年，路德维希·冯·密塞斯在《社会主义》(Socialism)一书中，清楚地解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核算”问题特别突出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价格调整频繁，并由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的人自下所决定。而在原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下，价格调整速度慢，由政府法令自上所决定。金钱是交换的手段，价格是人们用来指导选择的信息。密塞斯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做得既麻烦又缺乏效率。归根结底，要想找出买家愿意给多少，卖家愿意收多少，自由市场是唯一途径。 比方说，研究显示，人们在网上寻找抵达目的地最划算的机票时，票价每个小时要调整数千次。航空公司使用复杂的软件程序，根据特定航线的供求关系、当时的空座数以及“动态定价”涉及的其他变量来调整价格。假设有个机票价格委员会每天早晨开会，规定几十家不同的航空公司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飞到堪萨斯州的维契托要花多少钱，它不仅得考虑实时的供求指标、空座数，还要考虑几十万人的当日出港抵港时间、飞机类型、舱位等级、航空燃料成本、常飞乘客已经兑换的里程座位数、折扣，以及许多其他变量。这倒不是完全做不到——计划经济就这么做过。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假设政府官僚想为每年出版并在多个网站(比如亚马逊、ebay)上出售的170 000多本不同图书找出正确的价格，必须考虑平装本和精装本的价格，大宗购买的批发折扣，再加上保本特价运费，当然还有航空公司如今常用的“差别定价”手法。然后，你再把这个过程如法炮制到数十万不同市场、行业和买卖上……很明显，自上而下的系统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目前自下而上的复杂适应系统所带来的实时价格敏感度。把这个问题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认识到，试图控制整个经济的想法是何其愚蠢。唯有数百万买家卖家不断进行实时磋商，其他数百万买家卖家才能确定当代经济中数百亿种产品及服务的价格。 跟生物及生态系统一样，表面上看，经济似乎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推断经济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个自上而下的设计师(政府)。但实际上，生物是依靠自然选择自下而上设计出来的，那么，同样道理，经济也是靠“看不见的手”自下而上设计出来的。 经济并非“唯利是图” 由于在人类历史的头9万年，我们是在几十或几百个人的小群落里以捕猎采集为生，所以，我们进化出来的心理状态，并不总适合推理当今世界的人类行为方式。如今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或许在一万年前合情又合理。没有进化的观点，“经济人”的假设就讲不通。以经济利益对心理公平为例。 行为经济学家使用一种叫做“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程序，大致流程如下：假设你有100块钱，要跟游戏伙伴分。不管你提议分多少，只要对方接受，你和他都比之前要富裕些。你会建议怎么分呢?一九开如何?如果你的游戏伙伴是个以金钱为重、关注自我利益的理性人(跟标准经济模型里的“经济人”一样)，白赚10块钱，他肯定不会拒绝，对吧?不对，他会拒绝。研究显示，跟三七开相差太远的分配建议一般都会遭到拒绝。 为什么呢?因为不够公平。谁说的?“互惠利他”的道德情感说的。这种源自旧石器时代的情感，要求我们的潜在交易伙伴给予公平。唯有当我知道你会做一些大致相当的事情，“如果你给我抓背，我就帮你抓”才可行。追求公平的道德感根植于我们的大脑，所有的人和灵长类动物都有这种情感。西方国家就此主题做过上千次实验，只要受试者碰到过低的分配提议，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不公平感。此外，我们从非西方文化环境——包括一些迄今仍过着类似旧石器时代生活的原始部落——也收集了大量数据，尽管受试者的反应和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人大相径庭，仍对不公平表现出强烈厌恶情绪。 这一进化现象，还可见于人类近亲的行为。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灵长类动物学家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研究黑猩猩和僧帽猴时发现，倘若某只猩猩(或猴子)因为工作获得了爱吃的食物作为奖励，但没跟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的伙伴分享，那么，它的伙伴将来就会拒绝跟它合作，以表达自己对这种不讲道义行为的不满。这一结果暗示，所有的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人类，都进化出了一种公平感，一种向当事人表明交易是否公平的道德情感。来自多个领域的大量证据显示，公平逐渐变成一种稳定的策略，用以维持我们祖先小群落里的社交和谐。是以合作得到强化，成为惯例;白占便宜的行为遭到惩罚，变成例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如今明显的非理性经济选择——比如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拒绝白拿10块钱——在过去是合理的。 认为进化完全由“自私基因”推动，生物莫不贪婪、以自我为中心、好竞争，这很荒诞;同样道理，认为经济只受自私意图的推动，人莫不贪婪、以自我为中心、好竞争，也很荒诞。事实上，我们既自私又无私，既合作又竞争，既和平又好战，既忠于社会又反社会。生命与经济中都存在互斗与互助。然而，大体上来看，我们本性里的善多过恶。每一起偶发的暴力行为都能登上晚间新闻，可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有心善行悄然而过。市场是讲道德的，当代经济就建立在我们的善良本性之上。倘若不是这样，市场资本主义早就自我毁灭了。 这并不是对经济盲目乐观的看法，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在自由市场环境下运作的企业必然一以贯之地讲道德。我们需要权力机构的相互制衡，也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因为只有这样，市场才能既自由，又公正。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51篇里说得对，“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 经济进化中的“善意”与“自私” 为什么有关复杂系统和人类本性的科学预测并证明，慷慨无私的善意萌发于混乱与自私呢?身为社会性灵长物种，进化使得我们在群体内部表现善意，在群体之间表现敌意。于是，对个人收益或家庭团结的自私欲望与我们对群体平等、社会团结共抗外敌的社会欲望之间，形成了一种极端紧张的关系。美德经济学的头一条原则，便是从遗传上反映了这一互利互惠精神：倘若有人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便觉得自己应当给予回报。 不管是群体内部的交流，还是群体之间的交流，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尤其是觉得他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带给我们极强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乎自己的名誉和地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声望值成了信任自我组织的一种突现特征，在互联网上异军突起。eBay上卖家的信誉评价，亚马逊上读者对图书质量的排名评分，还有，MySpace、Facebook和LinkedIn等专门的社交网站把用户链接的数量和质量当成一种声望准绳……这些例子，都反映了人们在交流时对信任的需求。 我们希望被人看做是公平、诚实的交易者。此外，我们还很爱抱圈子，群体认同是我们自我意识的根本。遗憾的是，这种“圈内”、“圈外”的小圈子主义也有副产品——仇外。我们本能地讨厌“外人”，也很擅长根据一些最微不足道的标准把人分成圈内圈外——想想洛杉矶黑人帮派的争斗，或是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的种族纠纷，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纠纷，甚至什叶派教徒与逊尼派教徒之间的宗教矛盾。尽管我们制定法律、接受教育，想把这种古老的部落仪式从我们的文化里清除掉，但它们的心理基石仍然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形成于旧石器时代的大脑里，只要一受刺激，立刻变成行动。有时候，是政治和战争活动的惨烈，把它们撩拨了起来;有时候，是经济和贸易活动的竞争，把它们怂恿了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从群落、部族、酋邦、国家一步步地进化而来，社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技术，尽力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维持平衡。起先，我们是要在群落之间实现财富的平等分配;后来，等级财富出现，成为部族中地位与权力的标志。随着群落与部族联合成酋邦与国家，捕猎-采集群体的平等主义原则(至少是这种主张)分崩离析。当财富成为权力的象征，美德的价值开始抗衡以个人收益为基础的竞争价值。 民间科学 1873年，圣公会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外号“谄媚山姆”)与进化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自称“达尔文的斗犬”)就进化论当面辩论的传奇事迹过去13年之后，威尔伯福斯堕马身亡。对于主教大人的这个悲惨下场，赫胥黎向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John Tyndall)说了句俏皮话，“就这么一回，现实和他的脑子终于接上了轨，结果很致命。” 说到地心引力这类基本力量和下坠这类常见现象，我们对自然世界如何运作的直觉——也即我们的民间物理学——是相当合理的。连孩子都明白漫画物理的幽默之处——比方说，漫画人物跑出悬崖，可一直等到他发觉自己脚下没了地平面，他才摔下去。(这个现象叫“笨狼跳”，因为在华纳兄弟公司制作的“大笨狼怀尔”系列动画片里，怀尔经常追着小鸟，像这样掉下悬崖。)可物理大多是违反直觉的(其他不少学科也一样)，不管是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也好，还是宏观世界的广义相对论也好。只不过，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我们只能依靠直觉的指引。 举个例子，民间天文学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星体围着地球转，行星上徜徉着能左右我们前途的神祗。民间生物学认为，所有活物里都涌动着一种“活力”，它们的功能设计，是一位智能设计师凭空创造出来的。民间心理学要我们寻找大脑里的微型人——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思维和意识是互相分离的。 民间科学老出错的原因在于，我们当初进化的环境，与现在生活的环境极端不同。我们是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谓的“中间世界”——一块介于大-小、快-慢、老-幼之间的土地——里进化的。出于文学喜好，我把它叫做“中土”。在“中土”世界的空间层面，我们的知觉能够感知中等大小——比方说介乎于蚂蚁与高山之间——的物体。我们既不能察觉细菌、分子和原子等微小物体，也无法观察类星体、星系和膨胀宇宙等宏观物体。在“中土”世界的速度层面，我们的眼睛长于捕捉以行走或跑动速度运动的物体，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诸如高山的缓缓增高、大陆的慢慢移动，还有光的高速运动，我们都觉察不到。在“中土”世界的时间层面，我们大概能活上七八十年，远远不足以见证进化、大陆漂移或长期的环境变化。这是不少人难于接受进化论和全球气候变化论等科学观点的一个原因。进化和气候变化违反直觉，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变动范围在“中土”世界很不寻常。 民间科学的因果推论——也即判断真实世界里的因果关系——同样靠不住。我们正确地猜测到诸如石头工具等人工物体，是某位智能设计师的产物，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界所有具备功能的物体(比如眼睛)，同样是靠智力设计出来的。找不到有力的理论解释神经活动如何引发意识，我们就想象脑袋里飘荡着灵魂。 民间经济学的进化 由于经济学最初被当做科学，如何应用它的数据和理论为描述性问题设计可说明的解决方案，人们展开了无穷无尽的争论。用市场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往往遭到怀疑。商人不可靠，企业昧良心。此外还有著名的仇富情绪——憎恨那些从市场上受益最多的人。这种不信任和反感，来自民间科学，来自我们对市场和经济“中土”直觉的局限性。民间经济学令我们蔑视过多的财富，认为高利贷是罪过，怀疑市场看不见的手。我们往往害怕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讨厌自己害怕的东西。 民间经济学做如是观的原因是，在我们当初进化而来的捕猎采集者小群落里，没有资本市场，没有经济增长，没有财富积累，没有过分的贫富差异，劳动分工极少，劳动密集度低(大多数捕猎采集者都肩负着多种任务)，工作上显然也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为说明“中土”民间经济学的进化源头，以及为什么如今它叫我们烦心，下表列出了我们由以捕猎采集为生进化到以消费贸易为生的大致数据： 人类群体的进化时间群体人数 迄今10万~1万年前 群落 10~100人 迄今1万~5 000年前 部族 100~1 000人 迄今5 000~3 000年前 酋邦 1 000~10 000人 迄今3 000~1 000年前 国家 10 000~100 000人 迄今1 000年前至今 帝国 100 000~1 000 000人 这条进化时间线上存在着经济的跃迁：起初是在群落中平均分配经济财富，接着等级财富成为部族里地位和权力的标志;随着群落和部族结成酋邦和国家，平等主义分崩离析。故此，在当代世界，我们获取更多财富的自私愿望与追求平等的社会愿望(至少，人不应当太与众不同——不要太富，也别太穷)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在庞大的现代国家，既有人一贫如洗，也有人富可敌国，人们为此惊慌失措。于是，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削富补穷的政策，因为我们进化时住在一个零和(不是赢，就是输)世界，有人赚了钱，就意味着有人亏了钱。这就是为什么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极度重视互利互惠和分享食物，为什么他们会进化出共享捕猎采集等集体劳动成果的风俗与习惯。 比方说，东巴拉圭的游牧民族阿契人(Ache)，以捕猎采集为生，由男性负责远行找食。猎取到的肉食，由整个部落所分享，打到猎物的单个猎人，并不拥有自己的战利品。然而，人类学家金姆·希尔(Kim Hill)和西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发现，最出色的猎人更受女性垂青，存活的后代多，繁殖成功率高。此外，希尔和卡普兰还注意到，由于捕猎队伍的参与者流动性强、不固定，部落会用照料孩子、拔擢地位这类实际的社会奖励方式，鼓励出色的猎手远行捕猎。又因为捕猎的成功率低，分享和奖励用得最为普遍;反过来，采集活动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果实又便利可得，所以采集所得只在核心家庭内分享。同样道理，因纽特人也有一套制度。在围捕北极熊的过程中，谁的矛对熊发起了第一击，谁就能获得这头熊皮的上半身当做奖励。又由于熊皮的长毛是装饰女性靴子用的，拿到这种奖励，会让猎手得到家人的额外赞誉。男性喜欢打动女性，享有地位，获得同性的赞誉，这一心态可以为社会群体的利益所用。 如今，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零和的世界。凭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能用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源创造越来越多的食品。可我们的大脑，依然像从前生活在零和的“中土”世界那样运转。 我们为什么拒绝自由市场经济 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国富论》与蒸汽机打破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称《国富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实质性议题”。 既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此深刻又确凿，为什么还是有人拒绝接受呢——就好像其他人拒绝接受进化论一样?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进化与经济——不是人发誓效忠的宗教教条，也不是需要奉为珪臬的信仰;它们是经验世界里的客观现实，正如没人会说“我信仰地心引力”，也不该有人说“我信仰市场”。拒绝接受自由市场经济学，牵涉到若干社会和心理因素。 因为人最初生活在捕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从数十人到几百人的小群体进化而来。在这种小群体里，人人都有亲缘关系，或是彼此熟悉。大多数资源由人们共同分享，财富积累闻所未闻，太贪心、不知足要受惩罚。是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以庞大财富为成功标志的自由市场体制既怒又妒，并指望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或物去惩戒、纠正那些贪婪者。不妨称之为进化平等主义。此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阶段，社会成员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去追求个人成功。导致社会成员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在动力或天赋上的自然差距;相反，少数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社会制度，以民众的赤贫为代价，图谋私利。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自然会认为它来路不正，并要求自上而下地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数量。但凡有人说“他们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他们”必然指的是最有权力的社会制度——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