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念将自己明显区别于其他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内部重新生产出一种权能的分离；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家和拥护者，通过那些将自己普普通通的智力活动局限于对几个永恒不变真理的进行反刍的所谓专家，他们提供了一个对所有无政府主义组织进行非正式控制的宜人场地。无政府主义者对全体一致决策的敬重，通过具有自由权的专家倾向于支持在自己组织内部对权力的无限制的行使；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期望通过同样的手段获得的一种来自被解放了的大众的同一类型的整体一致。另外，当集体决定的时刻到来时，无政府主义拒绝考虑，在现在斗争中联合少数派的条件和一个自由个体的后革命社会再三导致的无政府主义者孤独条件之间的巨大区别，这已在无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起义中被展示过，它们在地方性水平上被遏制和粉碎。 全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或多或少明确地赞成的错觉是：革命永远都在不断迫近，因为它会瞬时被制造，并一定不但在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产生于它的实践组织形式中给予证明。1936年的无政府主义真正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是曾经实现的无产阶级权力的最先进的模型。但是即使在这一例子中，总体起义的开始只是作为对军队试图政变的防御性反应这一点而被注意到，而且，由于在革命的开幕日革命并没有被完成（因为佛朗哥控制了半个国家，并受到外国势力的强有力支持，因为其他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被击败，因为反对佛朗哥的阵营包括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力量和国家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证明了它们拓展局部革命胜利的无能及其保卫他们的无能。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变成了政府的部长和抵押给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毁灭了革命，恰值此时，它接着又失去了国内战争。 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它的全部真理居于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组织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渐进的必然性认识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教学宣传中挖掘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并将这一信仰与一种历史过程的冥想乞灵相结合。所以，这一态度与黑格尔主义的总体历史向度相脱离，并丢失了在乌托邦（在傅立叶思想中）批判中的现存总体的静态形象。这一只不过在对称的伦理学选择间复活了传统二难困境的科学态度类型，是希尔夫丁（Hilferding）荒谬结论的根本，这一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荒谬结论是“就应该采取的实践态度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和线索。因为认识某事的必然性是一回事，将自己置于必然性之中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些不能认识马克思，不能认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整体性历史思想的人正好就是采取这一实践态度的人，他们普遍地成为他们所选择的实践的牺牲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意识形态，将其组织置于教育工人阶级的教授手中，同时其组织形式又与这一被动学徒身份相一致。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实实在在地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但却是完全非批判的。他们的参与是以幻象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明显的改良主义者的实践。非常明显的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沉没于一种他们自己宣布的所谓成功之上。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地位的晋升，特别是运动中的议会代表地位的上升，怂恿他们开始习惯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被招募来的）。甚至在工厂斗争之外被招募的产业工人届已被贸易协会的官僚改变为劳动力的掮客，他们的任务就是确定以“公平的”价格出售劳动力这种商品。如果所有这些人的行为无论怎样都保留了部分革命的外表，资本主义将不能支持在经济上的改良主义，尽管通过社会民主党合法鼓动的形式，这种改良在政治上完全能够被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科学意识形态十分自信的断言：资本主义不能容忍这些经济的对抗性；但是历史再三证明他们错了。 伯恩施坦，最大程度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知羞耻地拥抱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的民主党人，如此诚实地指出了这一引人注意的矛盾；而完全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一矛盾最终只能由历史发展自身决定性地给予证明。尽管在其他领域充满了幻想，但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一定会不可思议地发生，所以必须强迫社会主义者行动的观念，在合法活动缺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拒绝采取任何革命的形式。深刻的社会剧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一触即发，尽管这一剧烈变革已导致一种激进意识的广泛觉醒，但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集团在将德国工人转变成理论家的革命教育方面，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当党的压倒性多数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时；第二次是伴随着德国的失败，党粉碎了斯巴达克斯同盟革命家时。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编外工人?伯特仍然信仰原罪，因为他承认他痛恨革命“像痛恨原罪一样。”他证明了他自己是那种社会主义形象的合适先驱，那种将迅速出现的、作为苏联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致命敌人的、社会主义形象的先驱，那时他精确地概括了这一新的异化形式的本质：“社会主义意味着辛苦劳动。” 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简直是一个忠实的、一贯的考茨基主义者，他运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于俄国的现存条件，这些条件不适宜于那种第二国际所追求样式的改良主义实践。在俄国的环境中，指导布尔什维克实践的任务，依靠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知识分子控制之下的纪律严明的秘密政党，这引起了一个真正的职业——这一职业拒绝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职业统治阶层达成妥协（在俄国帝制的政治政体内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妥协的机会，因为这一机会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为基础的）。作为这一毫不妥协的结果，布尔什维克最终成为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职业的唯一从业者。 随着战争的来临及其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垮台，布尔什维克独裁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得以在全世界扩张。工人运动的民主幻想的血腥终结导致整个世界的俄国化和布尔什维克化，并控制了由这个时期危机所造成的第一次革命的突破口，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输入了它的等级制和意识形态的模式，促使他们接受“俄语”并向他们的统治阶级“说俄语”。列宁从来没有因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变成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责备它——他只是因为它终止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责备它。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独自获胜的时刻，与社会民主主义为旧世界的胜利而战的时刻，是同一历史时刻，它也标志着居于现代景观统治核心的事物秩序的决定性的开幕：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21日的《红旗（Die Rote Fahne）》中写道：“在所有早期革命中，相互敌对的对手面对面：阶级反对阶级，纲领反对纲领。在现在革命中，保护旧秩序的军队不是在统治阶级的名义下而战，而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而战。如果革命的中心问题‘公开和坦白的’被陈述——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形式——那么今天全部无产阶级大众将不会有怀疑或犹豫不决。”所以，在德国革命被扑灭的前几天，德国无产阶级的激进潮流发现了由走在前面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所促成的这一发展）所造成的这一新情形的秘密：在景观组织统治秩序的防卫和社会表象统治中，没有任何“中心问题”的陈述再是“公开和坦白的”。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不但变成了一种社会普遍弄虚作假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是其主要结果。 辩证理论的真正风格是一种丑闻，是对语言的流行标准及由这些标准所塑造的敏感性的憎恨。因为当它使用现存的具体的概念时，它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流动性及他们必然的毁灭。 这种包含一种自我批判的风格，必须表达为超越了它的全部过去的现代批判。辩证理论的真正阐明模式显示了其内部的否定精神。“真理不像那些已完成的产品，在其中人们不再能够发现制造它的工具的任何踪迹”（黑格尔）。这一运动的真实踪迹十分明显的理论意识被一种已确立关系的颠倒所证明，这种关系就是在概念和异轨（de＇tournement）先前批判的全部成就之间已确立的关系。黑格尔的颠倒属格式的实践，是一种历史革命的表达，尽管这一表达仅被限制在思想形式方面。由于受费尔巴哈系统地主词和谓词颠倒方法的鼓励，青年马克思达到了这种反叛的风格中最恰到好处运用：因此“贫困的哲学”变成了“哲学的贫困”。异轨重新激进化了已被石化为可尊敬的真理的先前的批判结论，并将它们转变为谎言。基尔凯郭尔曾故意使用它，尽管他也公开指责它：“然而不管你怎样游历和迂回，正如果酱总要放回食品室一样，你最后总要引入很少一点措词，一点并非你自己的，又唤醒令人烦扰的记忆的措词”（《哲学片断》）。正如他在这本书别处所承认的，这一异轨的运用，需要与那种无论怎样都会变成一种官方真理的东西保持着距离：“人们可更进一步谈论我把许多虚构的陈述，引入我说明的关于你的大量非难，我不否认我做的这些，事实上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这一著作的下一章节，如果我不断地写这样的章节，我打算用它的真实名称来命名它，并以历史的服装遮盖难题。” 思想在改进，词义参与了这一改进。剽窃是必然的，进步依靠它。它拥抱作者的措词，使用了他的表达，抹去了错误的思想并用正确的替代之。 异轨是引用的对立面，是诉诸理论权威的对立面，而理论权威必然会为这一简单事实所败坏，即它变成可引用的了——这一引用是从它自己的发展与背景中撕下来的一个片断，最后是从它那个时期的一般结构，从这一结构内部它所代表的特定选择（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中撕下来的一个片断。异轨是反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弹性的语言。它显现于那种意识到它没有能力宣示任何最后的确定性的沟通类型之中。它是一种不可能也不需要被任何以前的或在批判之上的引用所证实的语言，相反，它自己的内在一致和实践效能却是对已被重建的先前真理核心的确认。异轨将它的根据仅仅立基于作为目前批判的它自己的真理之上。 在系统表达的理论中，展开的异轨要素驳斥了某一理论将永远独立的任何概念。通过将瓦解和推翻每一种现存秩序的猛烈颠覆的同一风格的异轨引进理论领地，异轨担任了提醒人的职务：理论本质上什么也不是，它只有通过历史行动，通过真正忠诚的对历史的校正，才能实现自身。 文化的真实价值只能通过否定文化来保持，但这一否定不再是文化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发生在文化内部，但它指向对它的超越。 在矛盾的语言中，文化的批判是一种统一的批判，说其是统一的是因为它支配文化的整体——作为知识的文化和作为诗歌的文化——并且还因为它不再把自己同社会整体的批判相分离。统一的理论批判独自地去会见了统一的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