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偷窃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偷窃的受害者需要自己被偷的物品以维持生存,那么偷窃便愈发应当受到指责了。偷窃不仅适用于拿走物质的东西,也包含个人偷窃思想(例如剽窃)、发明以及其他创作的行为。 反对偷窃的理由 侵犯财产权 偷窃涉及未经他人许可而拿走其财产。这是对财产权的侵犯,而财产权往往被认为和生命本身一样重要,甚至比生命更为重要。例如,许多人对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夺走私人房地产或强迫人们卖掉地产有强烈感受。如果人们不愿出卖自己的地产,国家就会予以强制,千方百计地宣告没收,以便在这块土地上修建高速公路、公共的乃至私人的建筑物。财产权,特别是民主国家的财产权,被视为一项重要权利,因而偷窃行为受到强烈谴责。甚至在财产为国家所有而非私人所有的社会里,偷窃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是偷窃国家财产,实际上也就是偷窃所有国民的财产。 破坏信任 同说谎、欺骗和背约一样,偷窃严重破坏人们相互间的信任。挣得自己财产的人们,认为自己对财产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行窃事件发生而盗贼为人所知之后,人们与此人的任何关系都将由于失去信任而难以维持。如果你曾是偷窃行为的受害人,而你怀疑自己所认识的人,例如友人乃至亲戚,你就再也不会真正信任此人了。此外,倘若你真正抓住此人在行窃,那么你同他的关系通常就会遭到破坏。 例如,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可以将现金或珠宝首饰留在家中而无须锁藏;不过,一旦失窃,我们可能对包括家人和朋友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要加强防范措施。一旦发生偷窃,信任便荡然无存了。 隐私侵权 反对偷窃的另一条理由是,对隐私的侵犯。窃贼侵犯了受害者的人身、家庭、汽车或办公室里的隐私。在窃贼偷得钱包从而获得主人的身份证和信用卡之后,就会进一步侵犯隐私。这就会妨碍受害人的日常生活,直至问题得到改正、新证新卡得以补领。 多米诺理由 当然,有些人是惯偷并以偷窃为生。他们的行窃必然有个始点,这就令人想到多米诺理由。人们一旦行窃并逃脱惩罚,他们就可能倾向于再次行窃,特别是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可以比从事稳定的职业劳动更容易更快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偷窃成为一种范式,成为窃贼满足渴求的途径。"如果你想要、需要什么东西,那就偷将过来",可能成为窃贼的生活格言。请想想曾在狱中消磨时光、刑满返回社会后又重操旧业的大批窃贼吧! 受害人的重大损失 除了隐私侵权之外,偷窃行为的受害人还蒙受着来之不易的珍爱物品的损失。例如,如果人们的汽车被盗,他们就有可能找回汽车,保险公司也可能赔付损失;但损失还在于极度的不便,而且在窃贼使用和糟蹋之后,他们的汽车已面目全非。如果是思想、发明或其他创造性方面的失窃,受害人就要蒙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其中包含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成果。假设某人发现或发明了某种东西,它使得一项产业或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剧变,而一家大公司从发明者那里窃走此物,令他无法由于自己的思想而获得承认、报偿或奖赏,这就是一个例证。 对窃贼的影响 除了罚款和监禁之类的惩罚,反偷窃理由的支持者指出,行窃也影响窃贼的自我形象。窃贼被抓之后,一般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但即使不被抓住,如果继续行窃,他们险象环生的生存与自我负罪感,很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其自尊。当然,有些窃贼乐于行窃(见本章下面的"惊悚性与冒险性"一节),认为偷窃令人兴奋,比从事稳定的职业更有趣味。 对社会的总体影响 除了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偷窃的反对者还认为偷窃是一种威胁。例如,在盗窃频发的居民区,人们可能经常担心自身和自己家里会随时遭到侵害。此外,因为许多盗贼装备着危险的武器,所以伤害乃至死亡均可发生。但是,即使不发生伤亡,偷窃的受害人也会感到痛苦,因为他们对其他人的信任感不得不降低。 同本章所探讨的其他道德问题一样,偷窃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造成了对基于互信的人际关系的破坏。如果不发生偷窃、不存在偷窃的威胁,人们往往不会害怕或普遍担心财产的可能损失;但是,如果由于附近有人遭贼,因而确切表明偷窃可能发生,那么,人们的态度就会从信任与安全转变为怀疑、恐惧和不安。因此,偷窃对整个社会结构有巨大影响。 赞成偷窃的理由 腐败的经济制度 有一条赞成偷窃的理由基于这样的假定:我们生活在富者愈来愈富而贫者愈来愈贫的腐败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要平衡这些不平等,惟一的办法就是间或偷窃你所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人人都需要拥有基本必需品乃至某些奢侈品;如果整个制度阻碍人们拥有这些物品,那么,人们一有机会就有权偷窃。 有时候,人们试图通过规模或小或大的偷盗来平衡他们所认为的种种不平等;他们可以偷自己所工作的公司,也可以在保险索赔和向政府纳税上做文章,还可以偷其他人,特别是比自己富裕的人。论述企业伦理的第十五章的实例2,是此种态度的典型例证。在这一案例中,斯特夫所在的工会可以使他获得8%的加薪,而他本人则希望加薪15%。为了弥补两者的差额,斯特夫便盗窃自己所在工厂的工具和材料,改建自己的住房,这本来是他打算用预期的加薪来完成的事情。 许多人为虚报开支账目辩护,因为他们认为公司压低了他们的工资。他们在缴纳所得税时作弊,因为他们认为政府随意挥霍公帑,认为他们应当从自己缴纳的政府税收中得到一些好处。他们还会向保险公司虚报损失,因为他们多年来业已缴纳了大笔保险费,也因为他们认为保险公司不会在乎这点损失,而他们自己则没有足够的钱用以维持生计。 重大危急的情势 一般情势下不宽恕偷窃的许多人,在诸如家庭贫穷、父母找不到工作和全家没有饭吃等重大危急的情势下,会准许偷窃。如果丈夫为了老婆孩子不再挨饿而偷窃食品,那么,这种偷窃就是正当的。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位男子在被杀手追赶时看到一辆留有钥匙的汽车,即可为了保命而偷车。根据这一理由,人的生命重于财产权;当保护人的生命等更为重要的事项出现问题时,行窃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 惊悚性与冒险性 对有些人而言,偷窃提供了从普通生活中得不到的富有刺激性、惊悚性和冒险性的生活,尽管有风险也是值得的。臭名昭著的银行大盗威利·苏顿,因偷窃而在狱中度过了大半生。他认为,比起从事朝九晚五工作的单调的生存状态,他出狱之后能够行窃的生活更富有刺激性。可能抱持此种生活态度的窃贼究竟有多少,这是不确定的;但较之窃贼度过的所有牢狱时光或遭受的其他磨难,这种刺激性养生法是否值得?这就只能由窃贼们自己做出判定了。 对机构和组织行窃 许多人认为,偷窃同类的人是不正当的,但偷窃大的机构和组织则是正当的。他们主张,因为大多数大型组织和机构是以我们这些"小人物"为代价而牟取暴利的,所以我们有权以各种方式对它们行窃,以收回一些它们从我们身上攫取的东西。我前已提及,从我们所在的公司窃取或大或小的东西,虚报开支账目,在所得税上作弊,伪造保险索赔,都是同过度聚敛的大企业和大政府"扯平"的办法。根据这一理由,对大型组织和机构行窃是有其道德正当性的,因为它有助于矫正利益与服务所得方面的不平衡。 只要你不被抓住 如同对待欺骗一样,一些人主张,过错不在于偷窃,而在于被人抓住。所以,他们或许会认为,如果你被抓住并因而受罚的可能性很大,那你就不该行窃。如果能够安全行窃,他们就会予以认可。这一理由不关心行窃的道德问题,而关心行窃被抓的后果。如同对待不被抓住的欺骗问题一样,这一理由也会遭到非结果论者和至少某些结果论者(除非偷窃比不偷窃带来更多的好结果)的批驳。 军事和政府的机密 许多人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在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盗窃军事机密或政府机密都是正当的。所以,倘若美国获悉一个敌国最近开发了一种秘密武器,如果能使我国在军事准备方面领先于敌国,我们的密探盗窃该秘密武器的设计图就是完全正当的。 这一理由的有趣的反向应用,是对盗窃本国机密文件以揭露不公正的行为进行辩护。例如,盗窃五角大楼文件并披露给新闻界,就是为了揭露政府和军方进行越南战争的不当做法。这一盗窃和对所盗文件的内容进行揭露的正当性在于:邪恶应予曝光,不准持续下去。赞同为了国家安全而盗窃外国机密之正当性的人们,是否也会赞同盗窃自己政府的文件从而揭露邪恶和腐败之正当性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探索是饶有趣味的。 在企业活动中盗窃行业机密的行为,同上述两例类似。一个人为了超越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至少与之并驾齐驱,就需要了解竞争对手有些什么计划可能使之掌握对整个市场(包括自己在内)的支配权。有些人支持这种盗窃(称之为"产业间谍行为"),认为它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竞争性企业界是必要之举。另一些人则视之为百分之百的偷窃,对之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