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公开课 : 政治哲学——第1 章 为什么是政治哲学？

按惯例，我得在一开始谈谈这门课的主题。这么做也许是本末倒置，因为在研习政治哲学之前，你怎么能说政治哲学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会尽量说点有用的东西。 就某种意义来说，政治哲学只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或“子领域”。它与政治探究的其他领域平行，例如美国政府、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最古老、最基础的部分。政治哲学是最古老意义上的政治科学，或者说，政治哲学就是古典的政治科学。 政治哲学旨在澄清各种塑造了政治探究的基本问题、基础概念与范畴。在此意义上，与其说它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这门学科的根本和基石。 今天，研习政治哲学常常从研习该学科的伟大著作入手。政治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当中最古老的学科，它比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更加古老，并以拥有众多巨擘而自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再到黑格尔、托克维尔、尼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的最佳途径，不过就是研习那些被公认为政治哲学宗师的人的作品与思想。最好的研习之道，难道不就是小心谨慎地阅读它们吗？ 这种途径并非毫无危险，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是什么使一本书或一位思想家称得上伟大？谁说了算？为什么偏偏要研习这些思想家，而非别的一些人呢？任何一份开列了所谓伟大的思想家或文本的书单，不也很可能是主观的吗？而且，这种书单所排除的不也可能比它所收入的能教给我们更多东西吗？此外，对昔日经典和伟大思想家的研习很容易堕落成迂腐和好古癖。或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容易受一长串伟大的名字所裹挟，最终放弃为自己而思考。研习这些常常是十分古老的书籍，难道不会冒着忽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危险吗？对于这个有着全球化、恐怖主义和种族冲突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能告诉我们什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政治科学难道没有一点儿进步吗？毕竟，经济学家不再阅读亚当•斯密，心理学家也不读弗洛伊德了。那么，为什么政治科学就应该继续研习亚里士多德和卢梭？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会尽量回答。 政治科学家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政治研究就像自然科学，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领域。就像粒子物理学家没必要研究物理学史，政治科学的史前时期也随着当今政治科学的成熟而不再需要。人们常说，实验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与技术，命中注定会带来这样一个结局：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或卢梭的作品中那些古老的也是不成熟的思考将被人遗忘。要是我们还在研究这些思想家，那也只不过更像是一位馆长或档案管理员，仅仅是对这些东西对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共同大厦还有什么贡献感兴趣。 政治科学的这种进步主义或科学主义的范式，常常与另一类人结合起来，即历史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根据这种观点，一切政治思想都是其时间、地点与处境的产物。我们不应当指望，为15 世纪佛罗伦萨、17世纪英格兰和18 世纪巴黎的人所写的东西，能够为21 世纪的美国读者提供任何教益。一切思想都受到其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尝试从过去的作者或文本中提炼出永恒智慧是错误的。这个信念为今天许多人所持有，但它简直是在自我反驳。如果一切思想都受制于其时间和地点，那么这条真理也适用于其自身。然而，所谓的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坚称，只有这句话是真的，只有这句话是永恒有效的，与此同时却宣布其他一切思想都属于各自的历史处境。我们无需成为一位高深的逻辑学家，就知道相对主义甚至单就自身来说都是不融贯的。 历史主义者的解读方式否认，存在着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及其后来者的著述联结起来的唯一传统。他们轻蔑地将这种念头斥为“编造神话”。在追求更高的历史准确度的名义下，历史主义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刻意将伟大的著作变得褊狭，将它们完全限制在其时其地的背景和利害关系之中。历史主义者的论题通常会认为，观念只不过是各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s）或“意识形态”，它们表达的是先前存在的不同的社会利害关系。然而，事实是观念自身就有一种因果力量（causal power）：观念不仅会带来结果，其结果还时常远远超出它们当下的背景和处境。像在英格兰的一系列条件中发展起来的约翰•洛克的宪政理论，在被移植到别处之后常常还能焕发生机，典型例子就是北美大陆。20 世纪的历史带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交锋，这就证明观念的力量能塑造世界。讽刺的是，恰恰在阐明一种纯然经济学式的历史理论的局限性上，没有人比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更加权威。凯恩斯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正确也好，错误也罢，都比通常认为的要强大得多。的确，世界几乎就是由它们统治着的。实践者认为他们能相当程度上免于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常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凭空听取灵感的掌权狂徒，其狂妄则常常是从几年前尚存学界的某个不入流学者的思想中提炼而成。 政治哲学研究，并不简单地是某种历史附属品，隶属于作为主干的政治科学；它也不是在履行某种看守或管理的职能，保存过往时代的伟大荣耀，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的木乃伊那样。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最根本、最棘手和最经久不息的问题的研究。这种问题的数量绝非无限，或许还相当少。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我应该遵守法律？”“何谓公民？公民应当得到怎样的教育？”“谁是立 法者？”“自由与权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政治与神学之间应当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许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问题。 我们即将阅读的思想家们为我们准备了基本的框架，即基本的概念与范畴，借此我们才能着手思考政治。对于那些在他们的轨道里工作的人而言，正是他们提供的分析方式，使这些较为晚近、也较为次要的思想者的工作得以可能。我们一直在追问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提出的关于法律、权威、正义与自由的问题，尽管我们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或许不会通盘接受他们的答案，但他们总是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晰和洞察力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地消失不见，而是构成了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事实上，现在还有人自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洛克主义者、康德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他们的学说绝对没有遭到驳倒或取代，没有像已经失效或不受信赖的科学理论或宇宙论那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我们身边，这些学说依然大量存在，它们始终是我们最基本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件事实：政治哲学研究中没有永恒的答案，只有永恒的问题。在正义、权利、自由以及权威的适当范围等最根本的问题上，伟大思想家的答案也常常有着深刻的不一致。与常识（popular wisdom）不同，一切伟大的心灵显然并不一定有相似的思想。但是，这样也有好处。伟大思想家之间的不一致，使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对话：首先是倾听，思考他们的差异，然后为自己作出判断。我承认我不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我还得补充一句，你在耶鲁或其他大学碰到的某些教授也绝对不是。那些自诩为哲学家的人，实际上大多数只不过是哲学教授罢了。差别何在？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一个人一生能碰到一个实属万幸，有可能一个世纪才出现一位。但这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一个人可以是个平庸的历史学家或化学家，但他仍然能发挥相当有效的作用。但是，一个平庸的哲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一个平庸的哲人根本就不是哲人。然而，不是伟大思想家的我们至少还能努力成为称职的学者。相比于被训练得小心谨慎、有板有眼的学者，伟大的哲人无所畏惧，用《星际迷航》的话来讲，他们“勇敢地航向前人未至的宇宙洪荒”。学者始终依赖伟大思想家们的著作，无法达到这些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学者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倾听伟大思想家们的对话，并对他们的差异保持敏感。与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相比，我至少还有一样优势。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过去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你们像我一样，也具有这种优势，那就是“我还活着”。 但是，我们应该从哪儿进入这场对话，应该从哪些问题或思想家入手？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与所有事业一样，从最初的地方起步总是最好的。政治哲学所特有的主题就是政治行动。一切行动的目标，要么是保守（preservation），要么就是变革。当我们追求变革时，为的是让某种事物变得更好；当我们追求保守时，为的是避免某种事物变得更坏。即使选择不作为，袖手旁观也是一种行动。由此可见，一切行动都预设了某种对于更好和更坏的判断。然而，如果不是我们对善好（good）多多少少有所思虑，我们就不可能对更好和更坏做出思考。我们做出行动，目的是发扬某种关于善好的理念或意见；因而，我们做出政治行动，目的就是发扬某种关于政治的善好或公共善好（common good）的理念。政治哲人们称为“公共善好”的东西，隐藏在各式各样的名号之下，有时是“美好社会”或“正义社会”，有时就是简单的一句“最佳政制”。在政治生活的一切问题中，最古老也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最佳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