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传——人物表

    路德维希·恩斯特·博罗夫斯基（Ludwig Ernst Borowski，1740-1832），康德最早的学生之一，终生与康德维持良好的关系。晚年，博罗夫斯基成了普鲁士路德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是后期康德的常客，他是三部“正式”的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但没有参加康德的葬礼。    阿道夫·弗朗茨·约瑟夫·冯·巴齐克（Adolph Franz Joseph von Baczko，1756-1823），70年代的康德学生（并且是克劳斯的朋友）。虽然他失明了，却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由于是天主教徒的关系，无缘成为哥尼斯堡（Koenigsberg）大学的教授。    雅各布·西吉斯蒙德·贝克（Jacob Sigismund Beck，1761-1840），康德早期最知名的追随者之一，在哥尼斯堡求学，受到克劳斯与康德同等程度的影响，1793-1796年间，发表了一部诠释康德批判哲学的作品。他自始便是个正统的康德门徒。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判断批判哲学的惟一可能立场》中，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颇令康德不悦。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来到了哥尼斯堡，并在该地写下了《一切天启之批判》（1792），康德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其得以出版。该书匿名出版之初，还被认为是康德自己的作品。在康德披露其作者身份之后，费希特声名大噪。后来，费希特“超越”了康德，严厉地批判康德哲学，令康德愤恨难消。    约翰·丹尼尔·丰克（Johann Daniel Funk，1721-1764），哥尼斯堡非常有名的法学教授，青年时期康德的好朋友。他过着放荡的生活，对希佩尔有决定性的影响。    约翰·尤利乌斯·格舍恩（Johann Julius Goeschen，1736-1798），1760年来到哥尼斯堡，旋即成为康德与雅各比一家人的好朋友，是铸币局的技师，后来升任局长。他与玛丽亚·夏洛塔·雅各比传出恋情，在她结束前一段婚姻后，便与她结婚。在婚礼后，康德虽然不再踏进他家一步，对他们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    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1727-1786），哥尼斯堡的英国商人，康德最亲近的朋友。希佩尔的《像时钟一样的人》，描写一个在生活上严格遵守准则并永远准时的人，据说便是以格林作为模特儿。后来的作家把这品格格描述转移到康德身上。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康德（与格林）的好友，在哥尼斯堡出生、受教育，又称为“北方的魔术师”。他是18世纪后半叶德国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由于他倡导非理性主义的信仰理论，与流行的启蒙哲学相对立。同时他也是“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的导师。赫尔德于1764年离开哥尼斯堡之后宣扬了他的思想。    约翰·戈特利布·赫尔德（Johann Gottlieb Herder，1744-1803），60年代初期康德的学生，受哈曼与康德同样的影响，并成了狂飙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德国前浪漫主义的思想家有深远的影响。在康德匿名写文章严厉批评他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之后，赫尔德便转而反对他的老师。    马库斯·赫兹（Markus Herz，1747-1803），康德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在康德就职论文答辩时担任他的答辩人。1770年移居柏林。以后成了康德重要的通信对象，赫兹在柏林是个执业医师，并且在当地讲授康德哲学，使重要的政府官员对于康德很有好感。    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1741-1796），哈曼与康德的朋友，后来成为哥尼斯堡的市长。他写过许多有趣的剧本与小说。与康德及舒尔兹一样，他也曾经是腓特烈中学的学生，在康德担任讲师的初期就读于哥尼斯堡大学，希佩尔与康德是朋友，但经常保持“礼貌性”的距离。    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Reinhold Bernhard Jachmann，1767-1843），1783-1794年间与康德过从甚密。他作为康德的助手，对发表最主要的哲学作品的年代里的康德知之甚详。雅赫曼与哥哥约翰·本雅明（1765-1832）与约瑟夫·格林及罗伯特·马瑟比往来密切。约翰·本雅明也是康德的助手，在求学于爱丁堡后，到哥尼斯堡行医。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是三本“正式”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    约翰·康拉德·雅各比（Johann Conrad Jacobi，1718-1774），哥尼斯堡的银行家，哈曼与康德的朋友，玛丽亚·夏洛塔的丈夫，两人于1768年离婚。他是康德最好的朋友，管理康德部分的财务，例如济助其贫穷的亲人的定期支出事项。     玛丽亚·夏洛塔·雅各比（Maria Charlotta Jacobi，1739-1795），被称为“公主”，与约翰·康拉德·雅各比离婚后嫁给格舍恩。康德同时是雅各比与格舍恩的朋友，因为泄漏太多秘密致使婚变后，便不再踏入格舍恩的家。     约翰·雅各布·康特尔（Johann Jakob Kanter，1738-1786），与康德、哈曼与希佩尔等人关系良好的书商和出版商。康德曾住在他的书店所在的房子里面。康特尔是康德许多著作的出版者。     卡洛琳·夏洛特·阿马莉·凯泽林克女伯爵（Caroline Charlotte Amalie Keyserlingk，1729-1791），康德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凯泽林克伯爵的丈夫。康德是他们一家人的好朋友，经常受其邀请。在宴会中，康德通常坐在女伯爵旁边的贵宾席。     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凯泽林克伯爵（Heinrich Christian Keyserlingk，1727-1787），卡洛琳·夏洛特·阿马莉的丈夫。康德与伯爵似乎有许多共同的政治观点。     雅各布·克里斯蒂安·克劳斯（Christian Jacob Kraus，1753-1807），可能是康德70年代的学生中最有天分者。克劳斯在1780年成了他的同事，讲授道德哲学，今天他是以首次将亚当·斯密的思想介绍到德国而闻名。虽然克劳斯与康德是好友，甚至有一阵子还共同负担家计，两人的关系大约在《第三批判》出版前不久宣告决裂。从某些方面来看，克劳斯与哈曼的关系比他与康德的关系亲近。     约翰·海因里希·兰贝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1728-1777），数学家和哲学家。兰贝特与康德的哲学书信往返，对于康德是很重要的灵感来源。     马丁·兰珀（Martin Lampe，1734-1806），几乎当了康德一辈子的仆人，是个退役士兵。兰珀的才智有限，以致于康德和他经常产生问题。在康德生命结束之前，他因为饮酒过度、怠忽职责而被解雇。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是康德在文学圈中的朋友与支持者。1770年后，门德尔松与赫兹在柏林成了朋友。康德十分看重门德尔松，也十分重视与他的通信。     罗伯特·马瑟比（Robert Motherby，1736-1801），英国商人，格林的合伙人，康德的近友。康德对于马瑟比的子女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投资很多钱在格林与马瑟比的公司上面。     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1758-1823），率先推广康德哲学的人。虽然他与康德素未谋面，却把康德的名字当作最理想当然的概念。在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后，他放弃了严格意义下的康德哲学，提出自己的“表象哲学”。后来，他成了费希特的支持者，对康德的态度渐趋批判，不过康德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约翰·格奥尔格·舍弗纳（Johann Georg Scheffner，1736-1820），希佩尔、哈曼与康德的朋友。他在1761年发表了前卫的诗集（á la Grecourt）。1765-1766年间，担任哥尼斯堡战争部的秘书，但在翌年旋即退休。     约翰·舒尔兹（Johann Schulz，1739-1805），康德的朋友，在康德担任哥尼斯堡讲师初期，从学于康德。他为康德的就职论文作评论，70年代，在哥尼斯堡担任宫庭牧师以及大学数学讲师，在成为康德批判哲学最主要的辩护人以后，他被任命为全职教授。     埃雷戈特·安德烈亚斯·克里斯托夫·瓦西安斯基（Ehregott Andreas Christoph Wasianski，1755-1831），1772-1780年间，在哥尼斯堡大学攻读神学。他上过康德的课，也担任过他的助手。他在1786年成为哥尼斯堡的教会执事，在康德的晚年照料其生活。他是康德遗嘱的执行人，第三位康德“正式”传记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