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死亡录——关于已故哲学家的书

写一本关于哲学家怎么死的书来消磨时间，无疑是一种古怪的行为。阅读这样的书就更奇怪了。然而，它确实引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应该怎样写哲学史，另外一个是应该怎样理解哲学行为。 写哲学史最棘手的问题是弄清楚它从哪里开始。现存的最早版本的哲学史是由一位教师与其学生撰写的，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阿尔法卷（亚里士多德这部著作的章节按照希腊字母排序，阿尔法卷即第一卷。）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论感觉》（On Sensation）。在这两本书中，哲学家们都对以前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出色地评论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的思想——他称他们为physiologi，像泰勒斯、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与恩培多克勒——以及他们对自然的物理层面的解释。另一方面，他也将批判的目光转向了他的老师柏拉图以及毕达哥拉斯在自然理念方面的看法。通过一种后来成为哲学争论的标准模式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方法整合到了一起，然后便提出了他自己的物质概念，并成为后来被称作“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例子特别深刻地表现出了我们在古代哲学研究方面的困境。他的《论自然哲学家们的观点》（On the Opinions of the Physical Philosophers）达18卷之多，是古代至前苏格拉底时期思想研究的主要资料。全书只保存下了一个残篇《论感觉》（On Sensation），该文提到了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柏拉图对感觉本质的一些讨论，但所涉及的只是全貌的一鳞半爪，令人心痒难奈。 关于古代文献遗存的状况，我们的处境是悲剧性的。正如我们知道的，古代文献大部分都佚失了，尤其是在公元3世纪末的亚历山大里亚，一群愤怒的基督教暴民毁掉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图书馆。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是巨量文献的一些残篇，原先的规模之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个人拥有的百余册企鹅经典作品之于大英图书馆的藏书量的对比。 本书关注的对象是古代哲学研究者们称之为“doxography”的东西，包括哲学家生活的记录、哲学家的言论与思想，有时候也关注他们的死亡。就该词的通常意义而言，“doxa”是指“看法”，但它也指“声誉”，换言之，就是他人对某个人的看法。由于声誉之极端重要，特别是死后之名声，在希腊文化中，“doxa”就发展出了“盛名”甚至“荣耀”的意思。对于希腊人来说，“荣耀”是一个关键概念，并且有一种广为接受的信念，即一个人的不朽主要在于其名声的荣耀，也就是说，在于其死后流传的故事中。 正是在这种扩展意义上——我承认它有些特别——doxography可被视作哲学家身后盛名的记载，而doxographers则是为这些模范人物作传的那些人物。如此来说，doxography就相当于圣徒传作家。从苏格拉底到斯宾诺莎，从休谟到维特根斯坦，看一看哲学家的生活与圣徒们到底有多相似。关键性的区别是，哲学家的模范性并不在于他们的圣洁，而在于他们展示其缺点与优点的方式。哲学家的生活常常没有那么神圣，而这正是他们吸引我们的东西。他们之所以能被我们接受，正是因为哲学家生活中那些古怪的细节：霍布斯打网球、在卧室中唱歌的嗜好，康德对英国奶酪的喜爱、对流汗的恐惧，马克思的疔疮。 我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试图说明，哲学的历史也可以通过哲学家的历史来探究，而后者是通过一些被人们铭记的事情来说明，这些事情通常是高贵而符合道德的，但有时也是卑鄙可笑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哲学家对待死亡的方式赋予了他们以人性，并且也表明，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很高，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像我们其余人一样来面对生活带来的难题。 “Doxography”是德国学者赫尔曼·狄尔斯（Hermann Diels）造出来的新词，他于1879年出版了用拉丁语撰写的《希腊哲学家传记集》（The Greek Doxographers）一书，对古希腊哲学家传记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汇纂。然而，由于完全偶然的历史原因，我们通过“doxographical”路径进入哲学史，特别是涉及哲学家的死亡问题，主要向导还是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 不过，让人伤心的是，无论人们觉得他的《名哲言行录》多么有趣、多么吸引人，它都不是一本准确、完整或哲学上有新意的书。第欧根尼记载了古代流传的那些没有任何根据的趣闻轶事与极其类似的漫谈随笔。有时候，它是极为有趣的。该书的译者赫伯特·理查兹（Herbert Richards）恰如其分地说道，“这个人是足够愚蠢的”，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与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认为他的《名哲言行录》是“毫无根据而又缺乏才气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书里极为蹩脚的韵文到处可见。但是，理查兹继续说道：“对于历史而言，尤其是文学史与希腊哲学史，该书是极为重要的。”我发现第欧根尼·拉尔修是个经得起检验的朋友，我相当喜欢他不加辨别地汇集各种故事的方式，特别是那些不可靠的、令人羞耻的故事。我的写作方法也倾向于那些令人羞耻的故事。关于哲学家的死，他也记载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在书的开头，第欧根尼·拉尔修考察了哲学首先起源于“蛮族人”的可能性，例如巴比伦与亚述的迦勒底人、印度的裸体智者、凯尔特人与高卢人中的德鲁伊（Druids）、类似于俄耳甫斯（Orpheus）的色雷斯人（Thracians）、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Zoroastrians）以及埃及人。不过，他很快就断言哲学起源于希腊人，“它的名称无法翻译成外族或蛮族语言”。哲学是讲希腊语的，它的历史始于希腊，因而也就始于欧洲。这已经变成了哲学史的标准写法，将非希腊人、非欧洲人以及“蛮族人”的材料贬抑为所谓的“智慧传统”，但并不属于哲学史领域。根据这种看法，比较哲学的理念是没有希望成功的，因为没有哪种哲学可与希腊哲学比较。 云游四方的英国人沃尔特·波利（Walter Burley）或瓜尔特里·博拉伊（Gualteri Burlaei）所著的《哲学家的生平、言论或习性》（The Book of Philosophers’ Lives and Opinions or Habits）全面模仿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方法。该书可能是在14世纪40年代写于意大利或法国南部，成为了此后数百年里哲学史的写作标准。约翰·帕斯摩尔（John Passmore）将波利的哲学史写作恰当地描述为“自由且不可靠的”，尽管它确实也包含了一些新奇的故事。例如，人们不仅会看到像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特（Hermes Trismegistus）、伊索（Aesop）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之类的人物，也能看到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及普劳图斯（Plautus）、维吉尔（Virgil）甚至奥维德（Ovid）之类的后世罗马作家。而且，波利还相当罕见地指出了大部分哲学家的种族血统——“Thales， Asianus”（“泰勒斯，亚州人”），“Hermes，Egipcius”（“赫尔墨斯，埃及人”）——以及他们在世时希伯来国王在位的事实。 哲学史写作在托马斯·斯坦利（Thomas Stanley）于1687年出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卷本《哲学史，包括各个学派哲学家的生平、言论、行为与对话，以及若干哲学家的肖像插图》（History of Philosophy, containing the lives, opinions, actions and discourses of the philosophers of every sect, illustrated with effigies of divers of them）中得到了延续。实际上，这些“肖像”是非常英俊的，全书也被这些死去古人的巨大而又充满英雄气息的雕像弄乱了。尽管斯坦利的哲学史写作模式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以第欧根尼·拉尔修为基础——他只涉及了古代——但也有很多新东西。特别是结尾长长的一章论述了“迦勒底人的”哲学，带有完整的文本与注释的琐罗亚斯德神谕，还有对波斯与塞巴哲学家的各种评论。 正如斯坦利在其《哲学史》的献辞中说明的：“博学的伽森狄是我的前辈。”这里是指皮埃尔·伽森狄的《伊壁鸠鲁的生平、言论或习性》（1647），这本书针对自芝诺、斯多噶学派、西塞罗、普鲁塔克直到教父们，对伊壁鸠鲁哲学的丑化与歪曲，进行了强有力的、长篇大论（它由八卷构成）的辩护。我想回应伽森狄的问题与其说是“哲学是什么”，不如说是“哲学家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又等同于问“哲学家是怎么死的”。 根据诺维奇的威廉·恩菲尔德（William Enfield of Norwich）的看法，斯坦利的《哲学史》是用“一种笨拙且晦涩的风格”写成的。无论事情真相如何，没有疑问的是，斯坦利作品的风头彻底被雅各布·布鲁克尔（Jakob Brucker）《批判的哲学史》（Historia Crtitica Philosophiae）的出版（1742年至1767年间出版于莱比锡）盖过了，后者成为18世纪哲学史的最高权威。1791年，它由前面提到的恩菲尔德恣肆地改写成了英语。 关于这部包罗万象的作品，最让人吃惊的是它对各种哲学传统的处理，其广泛的、原创性的讨论，不仅包括迦勒底人、波斯人、印度人与埃及人的哲学，也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埃特鲁里亚人，以及类似于斯基泰人、色雷斯人、凯尔特人（甚至包括布立吞人）这样的“北方民族”的哲学。（顺便提一句，凯尔特人最高尚的品德便是他们对死亡的不屑一顾；布鲁克尔写道：“我们发现，在对死亡的蔑视方面，没有任何民族能超过他们。”） 在迪特里奇·铁德曼（Dietrich Tiedemann）的六卷本《哲学思辨的精神》（Geist der spekulativen Philosophie，1791—1997）中，希腊是哲学的唯一源头以及希腊人之前的所有东西都不是哲学的理念，找到了它在近代最有力的代言人。这是一本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史写作的书，约翰·帕西摩尔将它称作“用近代方法撰写的第一本哲学史”。在前言中，铁德曼明确说明，他并不想研究“迦勒底人、波斯人与印度人”，他认为这些传统既是诗学的又是宗教的，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在铁德曼的方法中，哲学史中的哲学家言行元素也被最小化了。正如标题所暗示的，他将重点置于能够系统表达的哲学的思辨“精神”上，而非哲学家个体生命中的血肉骨殖。 与这种对个人生命的蔑视同时出现的，还有关于哲学史取得科学式进步的信念，或者至少是各种哲学能够用一种他们展示逻辑演进的科学形式表达的信念。这种理念在哥特莱布·腾内曼（Gottlieb Tenneman）的《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789—1819）中得到了回应，该书认为哲学只是科学精神向真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对哲学精神能否与哲学家的肉体严格分开保持高度怀疑，对哲学取得科学式进步的信念也怀有深深的疑虑。 重要的是，在《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1833—1836）中，铁德曼与腾内曼都很深地影响到了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了解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死亡方式、言论、习性与声名等信息在哲学上是毫无用处的。哲学被定义为“浓缩在思想中的时代”。因此，哲学中表达的世界应该包括希腊、中世纪，诸如此类。而且，在黑格尔看来，之前的哲学史与其说是谬误的历史，不如说是真理逐渐显露的进步历史，这个真理将在——哇！哇！——黑格尔的作品中得到完整的表述。 尽管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已经受到了从马克思到克尔凯郭尔的不断批评，但它仍旧是写作哲学史的方式。哲学成为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人到“我们欧洲人”或“我们美国人”的思想权威的巡礼。这就是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那句著名的“精神的西方化”。但是正如它本身那样，这种“西方化”也是“优越化”。我们是希腊人的近亲，但某种程度上更为聪敏，拥有像自觉意识、正确逻辑与经验科学等知识财富。哲学并非始于多种传统的大杂烩，而是始于纯朴、独特的希腊人——因此，就是欧洲人。 说这种版本的哲学史在过去和现在为欧洲中心论提供了正当性显得轻描淡写了。在哲学中，这种欧洲中心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合理性存在很大的争议，对此，我在本书中并不打算涉及。不过，我既怀疑欧洲中心论研究哲学的方式，也怀疑那些宣称哲学真正起源于波斯、印度或中国因而是在亚洲，或者真正起源于埃及因而是在非洲，从而批评希腊哲学这种特殊地位的企图。哲学并没有真正的源头，很大程度上讲，聚焦于哲学家的人生、死亡的价值，就在于认识这是一件混乱、多元并且地理上极为分散的事情。 《哲学家死亡录》是哲学家的历史而非哲学的历史。它是肉体凡胎、物质的、时间有限的造物们如何面对他们的临终时刻的历史，是沉稳的还是发狂的，高贵的还是狼狈的。因此，我的方法迥异于黑格尔。我并不将历史视作“精神”按照进步逻辑的展开，并且其展开的高潮就是当前西方哲学的命运。这是作为“优越化”的“西方化”，将哲学家的人生视作无关的东西。实际上，这种哲学概念存在着一种很严重的自我崇拜，历史的唯一功能就是充当了一面镜子，既照射出我们自己，也照射出我们的世界。 相反，我希望展现的是，我即将评述的人们的生与死之物质特性，如何打断了向某些类似于“精神”的东西的发展过程，并质疑某种研究哲学的路径。正因如此，作为哲学家而漠视其他哲学家的生命与死亡便过于自负了，甚至是过于傲慢了。1924年，海德格尔在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课程中讲道：哲学家本人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只有：他生于某时，工作，然后死亡。面对哲学与生命，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庄严而接近于神的立场。这种立场不愿——或许是不能——将哲学家看作一个屈从于“凡人应有的各种疾病”的造物。照我看来，漠视哲学家的人生与死亡的哲学家，是在敌视他们，他或她自己的个性、肉身以及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将导致出现一种盲目乐观、自我膨胀式的哲学史，最终会彻底扭曲过去。 我在本书中呈现的是一个杂乱、多样的生死大杂烩，根本无法归入到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里。我希望的是，当我们观察这些人的死亡时，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些符合我们期望的东西，也能看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期望的遥远而疏离的东西，更能看到那些对我们有所教益的东西。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