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自序

这是我2010年9月开始在武汉大学为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课的讲课实录，经过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公司全程录音录像，由学生将录音初步整理成文，我再仔细加工修改后形成的一本专门讲《纯粹理性批判》的讲演录。自1997年以来，这门本科生的课我一共上过五次，这次是唯一留下录音资料的，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讲得还算认真。课堂讲演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对康德的理解，而不必完全拘泥于引经据典，这样就显得比较全面系统。可以说，里面有不少地方是在尝试着“帮康德把话说圆”，康德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清晰性和连贯性。当然也不是想当然的胡编乱造，而是有一定的文本根据的，只是改用了自己的话说而已。这与我的另一本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初版）不同，在那里主要是想逐字逐句解释康德自己的文本，所有的发挥都附着在文字上。一本是宏观的，一本是微观的，有心的学人不妨把这两本同一话题不同风格的作品对照着来读，也许能够加深对康德这部旷世名著的理解。当然，《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并不是全书的句读，只是句读了其中20万字，当初只是一种示范的意思，就是要按照这种方式读康德的书，但毕竟是一个遗憾。如果有时间，我会想办法将剩余的部分补上，不过那可能就会超过500万字了。而且在此之前，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任务未完成，都是很花时间精力的，但愿能够活得长久。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既是幸运，也是悲哀。幸运的是，这个时代的学者真正成了智力生产者，再也不必做那么多的卡片，购置那么多的书籍，抄录那么多的资料和笔记，认识那么多的同行，甚至一个研究外国哲学的人都不需要频繁地出国，就可以坐在电脑边完成自己几乎一切工作。现代录音设备给人们带来的便利更是以往做梦也不敢想像的，人类数千年来口头语言对于文字所显现出来的缺陷（即不能保留长久）一下子被克服了，而它的相对优势（即迅速快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很可能，未来的学者做学问的方式将会发生一个重要的重心转移，即从“写作”转移到“讲述”，而讲述本身则成了更方便的写作方式。当然，写作的某些特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字斟句酌、深思熟虑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每次讲演在发表前都还得经过一番仔细的修订的缘故。但毕竟我感到，在今天只要你真正有话可说，你的发表的机会和即时性已经比以往大得不可比拟。然而，另一方面，令人悲哀的是，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任何话语都很难再激起人们的认真关注，在每个人都是作者的时候，就不再有沉得下心来的读者了。“发表”不再有我们当年那种神圣性，而成了家常便饭，人人都希望别人听自己说，而自己却不屑于听别人说，或者即使听了，也急于用“酷评”将人家一口否定，甚至觉得人家稍一涉及自己所占据的领域，就是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必定要迎头痛击而后快。学界变成了争夺势力范围的场所，学术观点成为了宗派斗争的旗帜。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任何人提出的任何观点都有可能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击，这几乎是信息社会的弄潮儿们一件轻易制胜的法宝。如果你对什么问题有点研究，只要有人说你对什么事情还一无所知，就足以把你的所有研究都贬为粪土。像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样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早已成为过去，而且成为了笑料，于是人们就以为这是一个好打游击的时代，因为任何人都有他的知识缺陷，在没有“大师”的时候，人人都可以大言不惭地冒充“大师”了。 但我总相信，历史终将会把那些伪大师淘汰出局，一个真正想做一点事的人，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人类思想在其历史传承中是没有偏心的，以前有思想的文人们常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藏之名山”、留待后人评说，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已经不需要藏之名山了，但却很可能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之中。不过道理还是那个道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是不会被长久淹没的。就像康德的书，两百多年了，现在汗牛充栋的文章和书籍都在附着于它而生存，越来越显出它的光辉。真正的学者不是为当世写作的，而是为未来；或者虽然也为当世写作，但终归是为未来写作的；在西方传统中，甚至是为上帝而写作的。 我不信上帝，但我相信未来；而这个未来，也许是永恒。 　　　　　　　　　　　　　　　　　　　　　　　　　　　　　邓晓芒，2012年4月1日， 　　　　　　　　　　　　　　　　　　　　　　　　　　　　　　　　于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