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是因为他是个什么"实验主义者"。实验主义在中国,说穿了只是一些早期留美学生带回国的美国相声。一阵时髦过去了,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只能做做脚注,是不值得多提的。 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便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这虽然多少也是那时的"时势"所铸造出来的,但是胡氏毕竟是第一个"英雄"。现在有许多讨厌或嫉妒胡氏的人,硬要把胡适的贡献打在陈独秀、钱玄同之下是有欠公平的。 所以在胡氏口述本章时,笔者就一再劝他不要再把"逼上梁山"那套陈锅粑烂豆腐翻成英文了。我劝他把他那八不主义的文学观在过去四十年所发生的影响做一番自我检讨:有永久价值的则认可而继续引申之;只有临时价值、现已渐失时效的,则检讨而修正之;错误或时效全无的,则拔其根而扬弃之。总之,他老人家应该把那些本是浮光掠影、已嫌落伍的胡适文学理论提到"50年代的水平"上来;这样至少也可以和"工农兵"队伍里的小将们,唱它个对台戏,让大家热闹热闹。我认为老胡适如真能粉墨登场,那些"草台戏"是唱不过他的。 可怜胡老师这时已经没有当年"青衣泰斗"陈德霖老师的勇气。据说当年陈老师虽老,还不时傅粉涂朱,披挂上台,来唱个没有牙齿的穆桂英!胡老师虽然还有满口牙齿,已不敢在台前亮相了。他总是说:"你们写嘛!你们写嘛!"他老人家自己在本章里,好汉专提当年勇,真令人泄气。 因此本章的英文稿,原是我们自他《四十自述》的《逼上梁山》那一章里节译出来的,今日只要复原一下,就不必再回译了。不过这经过胡先生自己手订的英文稿与《逼上梁山》的原文,多少也有点出入,所以笔者还是把它翻译回来了。 ②见Donald Robinson, "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 People" Look, Oct. 4, 1955, p.40. "Hu Shih, 63, Chinese scholar. He has invented a simplified Chiness language, is a great scholar." ③英文原是从拉丁文里变出来的。拉丁语根和古英文里遗留下来很多累赘,本来都是可以简化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英文内"亲戚"relative一字的最后一个字母"e"字,就是个不必要的字母,留在上面反而有碍于英语拼音的习惯法,所以有些语言改革家就主张把这段盲肠割掉,但是他们割了数十年,这个盲肠还在那儿。 ④胡氏中文原文用字文雅得多。这句"俗语俗字"是笔者根据他的英文稿翻出来的。那些"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偏要在海外演"中国之夜",也是同样令人"吃勿消"的。青年胡适发了这个小脾气,也实在是忍无可忍的结果。 ⑤笔者年前在《胡适杂忆》文中所写的《国语·方言·拉丁化》一篇在《传记文学》刊出之后,曾收到刘绍唐先生转来台北《国语日报》王书川先生辱教大函,读之颇开茅塞。笔者本人也是赵元任主义者,赞成国语注音。因为我们传统的查"部首"办法实在太不方便了,笔者幼年作文就不知道对《康熙字典》发过多少次脾气。近年荒疏海外,为怕写别字,有时也查查字典,还是觉得《汉英辞典》比《康熙字典》方便;在海外中文图书馆查书,拼音制亦远比部首制方便多多。国语注音之造福学子,是没有人能否认的。 ⑥搞文学革命和搞政治革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家一定要年轻有冲劲。他们抓到几句动听的口号,就笃信不移。然后就煽动群众,视死如归,不成功,则成仁。至于这些口号,除一时有其煽动性之外,在学理上究有多少真理,则又当别论。青年胡适的"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句口号,在那时是有其摧枯拉朽的功能,但是这口号本身究有多少真实性也是值得重新商榷的。 今日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任何初民,其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是一致的。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也都与口语无关。他们的作用就和"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同时这种文字是受了原始文具的影响,写起来愈简略愈好。就拿我国商代来说罢,商朝文人要留点记录,他们就要雕龟、刻骨,或漆书竹简。写起来如此麻烦,所以他们记点天气变化曰"亥日允雨",他们就不想用"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那样噜苏麻烦了。 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据说古印度《吠陀经》的作家们,他们如果在他们的作品上"省"一个字,比他们"多"生一个儿子还要高兴。巴比伦的"泥砖"作家亦复如是,因为一块泥砖实在写不了几个字啊。 所以如果我国商代也出了像胡适之那样的洋洋洒洒的大作家来,那么伐南山之竹,捉东海之龟,杀尽澳洲之牛,也不够他胡先生来出个文存!可是到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文化进步了,生产力也提高了,先秦诸子才把原有的记录文字,进化成记人记事的古文文学。先秦诸子的特点是,第一它仍保持有远古记录文字(如"亥日允雨"这类的结构)简洁的特点;第二在简洁中求其达意与生动。 且看《庄子》上写盗跖见孔丘的情况:"跖两展其足……声如乳虎,曰:'丘,来前!'"你能说这是"死文字"? 到司马迁更把"我们安徽"的土话也写入古文。《史记·陈涉世家》描写那位糊涂胆大的皖北农民陈涉,造起反来,当了"王"了。他以前那伙一起种田的土朋友去看他。一进他的"宫殿",乖乖,这批乡巴佬吓坏了。一位老乡对另外几位老乡说:"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伙颐"便是今日皖北还在用的土话"伙计","沉沉"也是一种土语:伙计,陈涉真正做了王了!司马迁把"我们安徽"这批老乡,真写得活龙活现。 《史记》里这一类的用法是举不尽的。它的好处便是以最简洁、大家都看得懂的传统记录文字,参以当时人说话的语体(俗语俗字)--用句现代话来说,便是"文白夹杂"。文白夹杂的好处,便是它既不诘屈聱牙,也没有纯白话那样的噜苏,而其简洁生动,则为两者所不及。 全世界任何仍在使用的语文,都生存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而一个语言文字的发展也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司马迁一部五十万言的巨著,都是在竹片上写下的。他和我们用原子笔写原稿纸如何能比?洋人就更方便了。他们拿起话筒对录音机大念一通,然后就用不着管了,女秘书们自然会把他们的"文章"打得整整齐齐的。 一次郭廷以先生访美,他看到洋人写文章的情形,然后回过头来叹息地向我说:"德刚呀!他们写文章是机械化,我们写文章是手工业,如何能比?!" 郭老师这句话虽只是一句"戏言",但这句戏言中却含有至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不能与一部中国社会经济史分开来读的。它和一部政治制度史,也有分不开的血肉关系。 青年胡适躺在哥大的学生宿舍之内,冥想一番,再和那几位满肚皮英文"教科书"的同学辩论一通,就对全部中国文学史,下起了极武断的结论,而掀起现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文学革命的高潮。 吾人今日如平心静气地来把胡老师分析一下,实在不能不佩服他悟性高:举一反三,能把旧文学的毛病,全部揭发,对新文学的兴起做大胆的倡导。所以吾人今日如对胡氏当年那点点浮光掠影的倡导也不愿接受,那我们便落伍到连逊清遗老也不如。但是吾人如只是接受了胡氏的"启蒙"而不加检讨和修正,那我们这过去六十年也就白活了。有志跟进的青年文学理论家,实在应做更多的努力。 ⑦胡适之先生之所以一棒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便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毫无兴趣而把中国文学史孤立了的结果。"白话"是一种"通俗文学"。一种"通俗文学"之兴起一定先要有个需要这个通俗文学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形成在欧洲历史上便是那文艺复兴前后,一时并起的以小手工业为主体的小城邦。在城邦内聚居的小业主和技工头所形成的受有起码教育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才是通俗文学发芽滋长的土坯。欧洲的通俗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便是从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没有"城市居民"(burghers; townspeople)的纯农业社会,通俗文学的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同样性质的城市之普遍兴起(着重"普遍"二字)是南宋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农业大帝国内,"城市居民"的比率太小。社会上的主要构成阶层是有闲阶级五谷不分的士大夫(多半是地主)和胼手胝足毫无教育的农民。农民没有太多受教育的机会,对通俗文学也就没有强烈的需要,文学欣赏也就变成士大夫阶级的清玩了。加以"天子重英豪"的政治鼓励,"秀才只为财",因而我们这个伟大的文物之邦里的"文物"也为上层的士大夫阶级所专享。写起诗文来,原是"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看",又有什么死活之可言呢? 可是南宋以后,人民经济生活有了重大的改变,通俗文学也就随之而起了。以现在观点治中国文学史的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胡小石……诸先生都承认元、明、清三代的文学主流是"通俗文学"。但是何以"通俗文学"在元明之际突然兴起?他们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读历史的人,总应把中西历史比较着读,才会有新境界。 ⑧作者在此地反对历史单因论,这问题事实上牵涉传统历史哲理上所谓必然与偶然之争。单因论者谈客观实在,也就是必然论者。反对单因论的胡适可也不是个偶然论者。他是个"实验主义者",是夹在必然和偶然之间的边缘人。偶然论是相信无拘无束的自然发展(natural course)的。实验主义者是不能听任历史自然演变,他要在实验中寻找演变的正确方向从而领导之。因而"白话文运动"虽然只是他们少数朋友之间由辩论而发生的偶然事件,但是由于"实验主义"的影响,他这位孤单的实验主义者最后总算把它的正确发展的方向给"实验"出来了。因而没有"胡适",恐怕也就没有"白话文运动"--至少运动也不会在那时就发生了。 适之先生一辈子都坚持着这个论调,反对他的人就觉得他居功太多。1956年当他以这一调在哈佛大学讲演时(笔者至今尚保存一份那时的录音带),那时尚在哈佛读书、后来曾为他作传的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博士简直就嗤之以鼻。平心而论,这也就是中国俗语中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鸡蛋与鸡,必然和偶然是说不清的。必然之中有其偶然,偶然也多少是从必然之中酝育出来的。套用一句黑格尔,盖可谓之辩证的发展罢。 ⑨"中国文学史"是否就只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呢?这里胡先生只注意到"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工具"的不同,它所制造的产品"内容"也不同,使用这些不同工具的作者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也不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人都应当做一点"社会科学的处理"(social science approach)才好。"唯工具论"也只是一个"单因论"。 ⑩我国"通俗小说"的真正的大量生产还是自清末开始,也就是"五口通商"以后,沿海商业城市日益繁荣,产生了百万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社会上有此需要,作家才有此供应。这也是文化上的"供需律"罢。 1956年6月2日,也就是任叔永、梅光迪诸名士偕美泛舟遇雨,而引起胡适博士从这个美丽的开始,大做其白话诗的整整四十周年的时候,胡氏又在那原做诗的公寓的九条街之外,对当时纽约的白马文艺社发表了一次有纪念意义的讲演,把本章内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重述一遍。 时隔四十年了,河东转河西。当年胡适做新诗是以寡敌众,而这时的白马社已是新诗人的天下。有谁敢对"新诗"说半个不字,包管吃不了,兜着走。就在这时该社曾在新散文作家鹿桥和新诗主将艾山的主持之下,举行了一个有关"传统与创造"的讨论。笔者何敢反革命招众怒,只是历史是我的职业,我只是从我的职业观点,说了几句有助新诗发展史的话,却被艾山派的"黑线专政",大大地"镇压"了一番。 我认为"四十年来"(现在应该是六十年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白话文"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但是"白话诗"则未必--至少是还未脱离"尝试"阶段。它失败的道理,便是它不只是单纯的"工具"问题,它还有诗人出身的"社会成分"问题。 "诗"这个东西,基本上(强调"基本上"三字)是个小资阶级个人主义的产品,它是"通俗"不了的。不是你用几个"俗语俗字"它就可以"通俗"一下的。冯玉祥的《丘八诗》,真是最通俗的了,但是没有哪个诗人承认冯玉祥的诗是"诗"。艾山的《山居小草》把fourletter words都用到诗里去,可说是真的"不避俗字俗语"了,但是艾山的诗就是较不通俗的诗。如果新诗愈做愈不通俗,愈做离群众愈远,则新诗人就得闭起鸟嘴,不要动不动就骂做旧诗的人"腐"、"象牙之塔"、"脱离群众"……"新诗人"的坏习气,渐渐地弄得比"旧诗人"还要令人"受不了"…… 笔者二十年前和艾山所抬的杠,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是如此。今日台湾歌星如凤飞飞等所唱的歌,真是风靡一时,听起来十分过瘾。可是今日港台和海外闻名的诸大诗翁,一定不承认凤飞飞所唱的是"诗"。然这些诗人们自己的诗,却离群众愈来愈远。离开他们自己的"沙龙","小百姓"们也就不读了。 所以我国古代士大夫做旧诗,和当代士大夫做新诗,其基本的社会意义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胡适之的"文学工具论"不是全无道理的,但是他所能解释的范围,实在太狭隘了。 就当我和艾山抬杠的同时,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忽然包了一艘大游艇,来个旅美同侨的"夜游赫贞河大会"。参加这个游河大会的中国士女真是人山人海。游艇之中热狗、冷饮、舞池、酒吧……一应俱全。其场面与四十年前的莎菲游湖遇雨的情况,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侨居纽约的华裔知识界流浪汉几乎全部动员。夕阳初下,明月方升,也真是言棹洋艘,以涤烦疴……歌声起处,择美而舞之……我向艾山说,遥想叔永当年,只莎菲一人,已诗兴大发。任公渡海惊艳,也来个"临别犹悭一握缘",自作多情一番。今日粉白黛绿,佳丽如云,"尔我如今更少年",学学老辈风流,不管我是"传统",你是"创造",俱不可无诗!三千年来,我国臭男人为歌颂美女而做诗,亦何止千千万万,也多不了你我二人。 艾山后来"创造"了些什么,我已经找不到记录了。最近因重查胡适之先生《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讲辞,竟然在同一期的杂志里(纽约《生活杂志》1956年7月16日出版第一一九期),无意间却把我自己的"传统"找出来了。属笔至此,我忽然也发现了纽约华埠出售的1979年"红楼月历"上,那些激进派文人如姚雪垠等人,现在居然也开倒车做起什么"隔窗忽惹芳心碎,可是鸳鸯半绣成?"一类的艳体诗来。所以笔者不避酸腐,也把二十多年前、为和艾山抬杠而写的"传统"歪诗,抄博读者一笑。这也是我们在海外,造胡适之先生的反的一点小插曲罢。 夜游赫贞河 又逐群贤上画船,笙歌声里掩烽烟, 中流最怕凭栏望,家在斜阳那一边。 莫向故人话故园,神州事已不堪论, 十年书剑皆抛却,慢惹扁舟楚客魂。 一寸丹心半似灰,错随仙子到蓬莱, 劝君莫论中原事,且乘歌声舞一回。 秀出上林第几丛,卷帘初识莫愁容, 曾无脂粉污颜色,一笑岂因酒后红? 笑拥瑶台第一仙,碧罗裙子曳珠璇, 蓬瀛若许游人住,应伴刘郎五百年。 "探戈"声里舞迟迟,醉后贪欢醒却疑, 互问家山无限恨,最难相许是归期! 舞罢红裳映晚霞,柳阴深处忆儿家, 揽舷初识愁滋味,一任风飘两须斜。 凭栏软语淡如云,茉莉香飘袖底闻, 妒彼海风更轻薄,撩人乱拂绿罗裙。 欲别翻留意转浓,问君何计访萍踪, 相随"南渡"三更月,来听"河边"夜半钟。 指点"摩天"识下城,楼头电炬报三更, 任他纽约灯如昼,怎比西湖月色明? 初涨江潮添夜寒,海风欺我客衣单, 为他吹去愁千缕,影散人离漏已残。 已负胸中百万军,忍将肝脑染红裙, 杭州莫羡东风暖,击楫中流待使君。 ("南渡"为south Ferry;"河边"Riverside Church也。) ①距今天整整十年--那是"五四运动的五十周年",1969年,其时太平洋的东西两岸,正唱着一出"文化大革命"的对台闹剧。在"日没处"的中国大陆之上的知识分子,正一批批地在戴高帽、游长街、坐牛栏;同一时期那"日出处"的美洲大陆上的老知识分子,日子也不大好过。今日红极一时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时在哥大就四处躲藏,不见天日,险遭"猪栏"之灾。笔者就亲眼看见那四处追捕他的长发学生,口喊"猪猡",并真的抬了一条活猪,直闯布氏办公房,破门而入。孰知这位"八戒仁兄"佛性不纯,又捆绑未牢,它一时猪性大发,挣脱了担架,在教授大楼之内,咆哮起来,横冲直撞,一时猪嘶人喊,粪便淋漓,好不乐煞人也。这时布热津斯基虽然早已逃之夭夭,但是他的办公房内"猪栏"之气,却数日不灭。 美国这次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比中国的五四运动整整地迟了半个世纪。就在这个美国学潮汹涌之际,两位执教哈佛大学的有心人费正清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居然找了一笔基金,并网罗了一批青年学者,忙里偷闲地开了个"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会后并出版了一本《五四运动回光返照》的纪念论文集(Benjamin I.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44.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2 pp.)。该书出版之后,"美国政治学会"所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学报》的书评栏编辑,曾不耻下问地,函约笔者为该书写过一篇书评。 十年已逝,今天已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了。笔者把数年前的旧作翻出来看看,太平洋两岸的局势虽已今非昔比,然笔者自觉我对"五四"历史的发展的看法,尚无太大变动,因不揣浅薄,将旧作?译一段,以就正于高明: 〔差不多〕六十年后仍然虎虎有生气的五四运动,一直便是该运动本身的领导分子,以及后辈史家辩论的对象。赞成这一运动的人(如毛泽东),便认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反对它的人(如胡适),则认为它政治气息太重,把这个时期方兴未艾的一个更有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弄糟了。 不管他们双方对"五四"的估价是如何的不同,但是却没有人对这一运动的基本性质有过疑问;它的基本性质便是如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史》上]所阐明的"寻找新思想",来代替旧思想。史教授和他的讨论会的伙伴们指出,"纵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守旧派',也不是完全生活在传统中国里的人,或是预备以传统来做他们防御武器的"。换言之,[纵是最"守旧"的反对派,对旧传统也不是无条件地去"守"了]那时的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主张提倡[或多或少的]新思想,来代替被所谓"儒家"所滥用了的旧思想。[史氏]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史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一脉平原之上的异峰突起。相反的,它是一系列复杂的岗峦之后的一个较高的山峰而已"。这一认识也是没错的。不幸的是,史君和他的伙伴们所研究的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对这个[岗峦之后一山峰]的论断,并未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他们肯定在高峰之前起伏的,这些"复杂的岗峦"的重要性,但是却无人把这些历史上的"岗峦"和这个"高峰"联系起来,对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做出交代。 从历史的层次来看,五四运动(让我借用一句费正清的口号)只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的一个最后阶段。其实这种所谓"反应"(response)也只限于上层阶级中少数尖端知识分子而已。清末办"夷务"的专家们,和随之而起的以张之洞为发言人的继承者,实开其端。只是在提倡[坚船利炮和路矿新政等]技术改革(technological reform)失败之后,康有为和孙中山才想到要做全国性的通盘政治大改制。康氏主张以和平方法来改良;孙氏则主张采用武力[二人方法虽异,其主张政治改制之目标则一]。 可是政治改制工作虽然终于在孙氏精神领导之下于1912年完成了,但是理想中的目标却终未达到。民国初年那江河日下更形糜烂的情况,终使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接再厉地从事更进一步的改革。他们这时已完全相信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之所在。这个根源不在别处,正是发自那有三千年历史的儒教--那个"旧思想"。至于"旧思想"究竟坏在何处,他们却一知半解,找不出更科学的解答。解答不出,这批"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博士在内--就感情用事了。这种近年来[自1966年以后的一段岁月],大陆上勃然再起的感情用事的行为和作风,对那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的老遗传而又受有时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真是一拍即合了……[这就是五四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过程]。(英文原作见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LXIX, Dec., 1975, No. 4, pp.1504-1505) 以上这个短篇虽是在胡适之先生逝世之后十多年才执笔的,但是其中一管之见则是笔者在50年代便和适之先生直言无隐地讨论过的。我反对胡先生把五四运动当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这一种看法。相反的,我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stage)。为此笔者曾于50年代的末期写过一篇长文叫作《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见《海外论坛》1960年1月、2月"创刊号"及第二期)。 就管见所及,近百年来由西洋文明"挑战"(challenge)而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直到它能够向整个西方文明作"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而达到领导"超西方"(postWestern era)阶段的世界文明为止。 说穿了,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次分明的诸阶段之递嬗,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过关运动"。关云长如果不能"过五关,斩六将",何能离开"曹营"?! 近在眼前的80年代中的"民主法治"阶段便是另一大关。这一关如果过不掉,我们中国还配谈"向西方文明反挑战"?!还配谈"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可是这"现代化运动诸阶段",是"后浪推前浪"式的循序前进的。领导这一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乃至一般知识分子,都应看清时代。"落伍"固然不好,"躐等"同样是错!就拿我国抗战之后那几年来说罢,那种大兵之后、疮痍满目、饿殍载道、处处贪污、遍地文盲的情况,我们哪里配谈什么"民主宪政"。用一句政治学上的抽象名词,那时我们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便是个有效率的"福利专政"(Benevolent Despotism)。如果置政治解纽、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应付一些哗啦哗啦的老头子,和一些无知的洋人,去搞什么不急之需的"民主宪政",便是在"现代化运动"上"躐等"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衣食足,礼义兴,经济起飞,教育普及,那么"福利专政"就搞不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便是个推动"民主法治"的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跑不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现在已经显出其咄咄逼人之势了。 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culturist)而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点"(culturist approach)出发的。 ②笔者在60年代初期襄赞顾维钧先生记录其"口述历史"时,顾公把他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时期那段故事,说得妙趣横生,听之真如身临其境。等到十年后顾氏的万页回忆录在哥大脱稿时,我好奇地再去翻翻那一段的清稿,便觉得它只是一篇枯燥的公文档案了。 西人有言:"历史比小说更有趣。"笔者真笃信此言。可惜的是历史都是"后世"的人所写的,他们能把历史上的事实,正确地记录下来,已属不易。至于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详况,"后世之人"不但无法去"绘影绘声",有时还因为史料失真,或考据不周,而发生无意的"曲笔"。"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大多数的历史上的英雄好汉,都是能说会讲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辞"罢。所谓"有德",或许应该作"大有一套"解,才会更正确。 ③孙中山先生于1920年1月29日所写的《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中,提到"新文化运动"有如下一段: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与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节文见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年三版,页779) 读这一段中山遗著,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真是"圣之时者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后辈继起政要比起中山先生来,真是"小哉!小哉!"啊! ④原来卫戍北京的"步兵统领"是李长泰。李氏多少有点同情学生的倾向,对逮捕学生不太认真,北京政府才改派王怀庆接替。王氏一上任便把陈独秀抓起来了。 ⑤陈独秀的被捕据说并不完全是政治的原因,因为那时他还不是个共产党,其中可能还有私怨。北京政府当时为"安福系"所操纵,而该系中的骨干分子泰半都是独秀的同乡和熟人。陈氏为人倨傲,而又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着他,一有借口便把他捉将官里去。当然也有人说陈独秀那时已与"联共"的地下人员有接触。不过安福系其时并无特务组织,陈氏纵与俄人有接触(此事连胡适也不知道),官方也不易发现。加以当时坐安福系二号交椅的王揖唐也在大谈其"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因"思想问题",便把一位北大教授一关就关了三个月。 陈独秀后来出狱,正如适之先生所说的,是由于他的"安徽同乡"的帮忙。据笔者家中长辈传言,我的祖父便是为陈氏暗中奔走最出力的朋友之一。因为那时自段祺瑞以下的"皖系"巨擘与我家长辈都有点私交。王揖唐在"中举"之前,便在我家做了四年"塾师",据说是一位日夜苦读的"寒士"。 王揖唐原名王志洋。中了进士之后,慈禧太后阅卷见了"志洋"二字颇不舒服,乃"赐名"王赓。笔者前年访马德里,曾与王氏的幼子德寅大谈其乃翁轶事甚详,并颇为这位当年苦读寒士才子可惜。做汉奸是一步一步地陷进去的,终至不能自拔。古人说:不谨细行,终累大德。真是至理名言。 陈独秀当年如不被这些"安徽同乡"帮忙,"放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位"家长"了;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是否另有新章,也就很难说了。 ⑥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活动是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持的。据说莫斯科的汇款是通过一家美国银行,自纽约寄往上海。至于陈独秀何时与"第三国际"取得直接联系,胡适之先生完全不知道,对当代历史家也还是一件疑案。 ⑦中国共产党自称是1921年诞生的,因为那一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先生说该党是1920年建立的,事实上也没有大错。 周策纵先生为《大英百科全书》撰陈独秀传,也肯定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拙文《传记文学》(三十四卷五期)发表之后,策纵曾给我来信,说:"胡先生不是'没有大错',是根本没有错。"就历史的史实来说,胡、周二氏都是绝对正确的。不过组织政党搞革命正和开商店做生意一样,至于何时"先行交易",何时"择吉开张",还是以他们做买卖的自己去宣布他们的"开张大吉"为是,所以笔者说胡先生"也没有大错"。 又如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庆"是"7月1日"。二十多年前哥大的韦慕庭氏就"考据"其党庆是"7月23日"。因为当事的人虽然都把中共一全大会的日期忘记,但是就在法租界警察搜查他们会场那一晚间,上海的"亚东饭店"却发生了一件情杀案,消息哄传一时,各大小报刊都为之绘影绘声。那时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和他的新娘便住在这个饭店内。他把情杀案误为捉共产党,乃仓皇逃去(见陈著《寒风集》)。陈氏已记不得这个日期,但是老报纸却不难找出这个情杀案。 最近大陆上的中共史家也找出了这个"7月23日"是真"党庆",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的"开张大吉"日期仍然是"7月1日"。 ⑧胡先生在这章里对"科学"、"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哪种"生活方式"才叫"民主"呢?笔者当年向胡老师请益之余,曾写了一篇小文曰《实验主义新诠》。我认为他师徒二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虽然他二人都未用过这一名词。换言之,"美国主义"便是"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杜威便是这一"概念化"过程中的思想家。中国朝野今日对"人权"这一概念的争辩,便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把它搬到"中国生活方式"中来,是耶,非耶?那就说来话长了。 ⑨笔者在《胡适杂忆》之文中便提到那些"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和有充分资料的研究做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这种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 胡适之先生他们那时动不动就说什么"抽象"的"主义"和"实际"的"问题"。其实如果把"主义"的内容提出来换个名字,则"主义"也未尝不可"实际"一下。如果我们改口说"自由经济主义"和"计划经济主义",则这两个"主义"便"实际"的不得了,何择何从?其中牵涉的各项学理、规律和实际试验,都不是外行人可以信口胡吹的。 ⑩"胡适"在大陆,最近据传也获得部分的"平反"。他被评成政治反动而学术有贡献。他留在上海未曾带出的一部分有关《水经注》的手稿也在解禁付印之中。历史学者亦前往被红卫兵捣毁的胡氏故宅和祖茔从事研究调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