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6年的11月,我开始把我们一整年非正式讨论的结果,总结成一篇文章在中国发表,题目叫作《文学改良刍议》。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时常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时常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时常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是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 下面便是我那篇文章里所提出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一、须言之有物。 写文章的人一定先要有一些值得一说的东西,才下笔。重点应在内容而不在形式。 二、不摹仿古人。 在这一条里,我乘机夹入我对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后来我叫它作"文学演变观"。其重点是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后一代毋需摹仿前一代。同时我也指出十三四世纪中所产生的、用语体所写的俗文学--如故事、小说、杂剧等的重要性。 三、须讲求文法。 这一条乍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但是我们这些对中古中国文学相当熟悉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作家写文章,往往不讲求文法。中文的文法本来很简单,可是那中古作家们,运用了各种形式如对仗、骈俪、典故等故意把它弄得复杂了。因而千多年来,写古文的人对文法的分析与结构全不讲求。 四、不作无病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用典是中国文学里自中古时期遗传下来的一种花样、古代作家原无此恶习。可是自中古到近代,中国诗文简直是典故的天下。在这篇文章里,我对用典的批评写了很长的一段,因为两千年来,中国文人已把这种传统弄成习惯。要人家作诗文不用典,是件骇人听闻的事。 七、不讲对仗。 中文里"对仗"这玩艺用英文来解释实在很不容易,可是对仗在中文里实在太普遍了。 八、不避俗字俗语。 这条最重要,但是我写得还是很温和。我的用意是说:"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为强调这一点,我就公开地说我承认那些伟大的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和那些我在本篇中所列举的当代通俗小说,比那些仿古的作品更能代表时代。我坦白地指出,那些几百年来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而却为文人学者所鄙弃的白话小说、故事说部和戏曲都是中国出产的第一流文学,其原因便是由于它们所用的文学工具之有效率,换言之,也就是它们是不避俗语俗字的作品。 那一篇对中国文学做试探性改革的文章是在1916年11月写的。我一共复写了三份。一份给由我自己做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季报》那时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的。另一份则寄给当时一份新杂志《新青年》。该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已出版数年。陈氏于1916年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篇文章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刊出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后来]告诉我,他曾与陈教授讨论到有关我这些建议的重要性。陈先生原来就是死硬派的革命人物。他在《新青年》的后一期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来作为响应,他就公开地来支持一个文学革命了。他坦白地说那首举义旗号召文学革命的是他的朋友胡适。他自己则高张大旗为他的朋友作声援。旗上并应大书特书三大口号: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君所阐扬的三大口号与我对中国文学史的了解实在甚为接近。独秀并于中国历史中找出很多的革命事迹。当他叙述到现代文学之时,他甚至把那些阻扰自宋元以后便以白话小说所发轫的文学革命的[古文大家],总括为"十八妖魔"。在那个时候,我们对像《水浒传》等一流的小说巨著正确的写作年代,还不太清楚。我们还以为它们是元代的作品。现在我们是比那时更清楚了。那些精彩的故事和长篇小说,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到明代才正式写出定稿的。但是那时陈独秀和我都以为文学革命高潮起自元代而为明清两代的"十八妖魔"所阻扰了。 "十八妖魔"是哪些人呢?他们是领导明代文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另外四人则是明代的古文大家归有光和清代的方苞、刘大魁和姚鼐。这四位中的后三人[方、刘、姚],皆是陈独秀和我的安徽同乡。现在我们安徽又出了个陈独秀,居然把这三位乡前辈,也打入反文学革命的"十八妖魔"之列。独秀把中古以后直到现在所有的仿古作品,一概唾弃;而对那些俗文学里的小说、故事、戏曲等作家则大加赞赏。 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因而在我回国之前的几个月--1917年一二月之间,我们的两篇文章(我的原文和陈独秀的响应文章)已经成为全国讨论的热门。读者投书更不断寄来,有的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在此同时,我也把我尝试写作的白话诗寄给《新青年》刊登了。今日看来。那些诗实在没有[从文言中]真正解放出来。我的朋友赵元任就常常说我那些"白话诗"和"白话文"都"不够白",不是一般人所常用的真正"语体"。这点我早就承认。我说:那就像一些裹了四十年或者就是二十年小脚的女人。她纵使要把小脚放大,她还是不能恢复天足的。像我们这样做古文作旧诗起家的人,不能完全运用白话文,正和小脚放大的女人不能恢复天足一样。 但是我们这些文章--特别是陈、钱二人的作品和通信--都哄传一时。陈独秀竟然把大批古文宗师一棒打成"十八妖魔"。钱玄同也提出了流传一时的名句"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 桐城是我们安徽[安庆府里]的一县,而一县之中竟在"十八妖魔"里出了方苞、刘大魁、姚鼐三大"妖魔",号称"桐城派"。所以,钱玄同叫这一派古文家为"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则指的是《文选》。《文选》是公元6世纪初年梁代的昭明太子自古代诗文中选编的。他所选的都是我国早期中古诗文的代表作,所以,钱玄同称这一派作品为"文选学派的妖孽"。 这几句口号一时远近流传,因而它们也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