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康内——前言 开始与莫里康内对话

我第一次跟莫里康内见面，是为了采访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1966）。我们来到他距离威尼斯广场不远的家中，他花了很多时间聊那部电影和他的朋友吉洛•蓬泰科尔沃（Gillo Pontecorvo），他还是吉洛•蓬泰科尔沃婚礼的小号手呢。从专业角度来说，那次访问很成功，但他完全没有谈及个人私事。录像一结束，他就很客气地向大家告辞，然后消失在书房里，证实了莫里康内害羞、寡言的传闻。对我来说，有一个神秘的光晕笼罩着埃尼奥•莫里康内这号人物，我因为他的态度而却步，什么都没跟他说。 几年之后，我们才在纽约第一次真正会面，他当时在无线电城音乐厅有场盛大的音乐会。我急着想要与他建立关系，让他知道我对他的动人音乐有多么倾心，他的电影配乐如何为那些电影画龙点睛。他的名字让我回想起我当初是怎么发现电影的，还有电影在我童年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我一个人看电影的那段时光，电影跟梦想往往合二为一，有时候电影甚至取代了我的梦想。 当年我一天至少看一部电影，电影是妙不可言且不可或缺的一种幻影。我看过的很多电影都忘了，但是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 Leone）的电影我全都牢记在心。莱昂内的电影里有某个东西让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不只是因为其戏剧性或夸大逗趣，而是让我觉得那些电影直接对我说话；而且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莱昂内居然选择了看似稀松平常的场景就塑造出美国西部般的史诗气魄：意大利罗马近郊的芒兹亚那森林、与新墨西哥州截然不同的艳阳高照的西班牙。 他还不可思议地用吉昂•马利亚•沃隆特、保罗•斯陶帕、布雷加和久弗瑞（这名单还可以再长）饰演北美人的角色。莱昂内有一种幻灭的幽默感，是那种看尽人生百态的人所独有的，所以他的西部片才跟美国西部片大不相同。但那并不是缺点，而且正好相反，多亏了莱昂内的才华和总是带有嘲讽意味的庄严慎重，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处处可见形而上的手势、人物和场景。 那种略带迷蒙的感觉很棒，一段民族史诗就这么跟我们的美食香气、表达方式和欲望融为一体。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画面，细节比远景更硕大、更教人肃然起敬，或许是为了提醒大家，所谓的“观点”其实是由我们自己建构的，说穿了，一切都同样重要，一切都是骗人的。 这种让人回味无穷的感觉，在后来看电影的时候很少会出现。但即使当时年纪小，我已经知道那份悸动不能完全归功于伟大的莱昂内，那些故意不细腻的空间、人物刻画和摄影的运用，如果没有莫里康内的音乐衬托，恐怕毫无魅力可言。那牵动人心的旋律，就在你期待的时刻展现出音符的爆发力。可能你永远也谱不出那样的曲子，而莫里康内不但心领神会，而且还付诸实施，仿佛他不仅了解每个画面和导演的需求，也深知你我和每一个观众的需求。 在大银幕上，莫里康内的音乐总是深深掳获人心，每次我回到家都会哼唱刚才听到的电影配乐。我最喜欢的是《革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Revolution，1971），它让我立刻变身为不仁不义的西部世界里的一匹孤狼，准备去拯救大家。 后来我深深爱上了《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1984）里 的《黛博拉之歌》（Tema di Deborah，这时我又变成了被朋友背叛的犹太黑帮）。长大后，我开始注意这位天才音乐家跟其他导演合作，其中有我很仰慕的导演特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和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有的电影虽然由莫里康内谱出了动人配乐， 但留下来的只有音乐，电影却渐渐被遗忘。例如罗兰•约菲（Roland Joffe）的《教会》（The Mission，1986），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加布里埃尔的双簧管》（Gabriel’s Oboe）是莫里康内的代表作。当然不能忽略的还有他跟意大利导演合作的电影，包括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埃里奥•贝多利（Elio Petri）、达里奥•阿基多（Dario Argento）、莫洛•鲍罗尼尼（Mauro Bolognini）、吉奥里亚诺•蒙塔尔多（Giuliano Montaldo）、马可•贝罗奇奥（Marco Bellocchio）、吉洛•蓬泰科尔沃、塔维亚尼（Taviani）兄弟和女导演莉娜•韦特米勒（Lin+a Wertmüller）。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托纳托雷吧，莫里康内近年来跟托纳托雷组成最佳拍档，很像之前他和莱昂内的关系。 总而言之，在纽约音乐会那天，我像小孩一样雀跃不已。心想，我终于可以跟莫里康内讲话，让他知道他不仅是我的偶像，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生命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卡洛塔是无线电城那场音乐会的主办人，他要我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在那几天安排一个跟莫里康内的音乐相关的文化活动。这个提案并不难：说出大师的名字，MoMA立刻答应办一个他配乐电影的作品回顾展。活动非常成功，莫里康内自然功不可没，而这个小插曲让我们在后来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回顾展的开幕典礼安排在音乐会前一晚，MoMA座无虚席。典礼结束后，我在家里办了一个派对，和太太杰奎琳邀请了许多纽约艺术家和作家前来，当然还有电影、剧场界人士。 大家都很期待能认识大师本人，我们也很开心能为他庆祝。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乎是合唱团没能通过验收，导致他那天晚上留到很晚，试了又试，所以没来MoMA，也没来派对。我强作镇定对所有宾客扮笑脸，派对上还是笑声盈盈，不过老实讲我心里很难过。第二天早上我还在自我安慰说跟偶像打交道就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听到一个对昨天晚上缺席感到自责又尴尬的男人的声音。 莫里康内跟我讲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解释说发生了一些问题，非当场解决不可，他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为了尊重美国的时间观，他觉得不便太晚出席派对，所以没有来。我觉得他很诚恳，便告诉他我能理解，并祝他音乐会一切顺利，但我还是决定不去了。他很坚持，还留了第一排的票给我。于是我战胜了自尊心，跟杰奎琳一起前往。 坐在我们旁边的有导演科恩（Coen）兄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连姆•尼森（Liam Neeson），我们后座同样星光熠熠，还有六千两百名听众全都为这场永难忘怀的音乐会陶醉不已。揭开序幕的是《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1987），之后则是《教会》、《天堂电影院》（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Investigation of a Citizen Above Suspicion，1970）和莱昂内的电影配乐，整个音乐厅几乎沸腾。我一边回想当年一个人看电影的往事，一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在音乐会结束后向他道谢，跟他说我想邀请他参加数月后我在罗马的新书发布会，书名是《美妙幻影》（The Magnificent Illusion），谈美国电影。虽然那通电话和音乐会抚平了前一天晚上的伤口，但我后来还是决定不送出邀请，以免自己再度失望。 四个月过去了，我忘了我们在音乐厅的闲聊，也忘了取消邀请的决定。我要去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忧心那几天罗马受到热浪侵袭，来的人恐怕会很少。在那炎热的六月午后，我看到莫里康内坐在罗马市政厅展演大厅第一排。他自己打听到新书发布会的事，带着年轻人的兴致、好奇与热情前来聆听。 我大为感动，超乎寻常地亲昵拥抱他。那时候我称他为大师，他很拘谨且出人意表地害羞，对我言必称教授。几个月过去了，我出版小说《赦罪》（Assoluzione）的时候，请蒙达多利（Mondadori）出版社寄了一本送他。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正坐下来聊过，对我而言，他依旧是个陌生人。我送书给他当然多少有些虚荣心作祟，但我相信那也算是个让他认识我的方法。 此后好多个月音信全无。就在我认定他并不喜欢我的时候，电话又来了。“教授，我是埃尼奥•莫里康内。” “大师，您好……” 他没多说什么，但是对那本书提出了书评没写到的意见，他以伟大艺术家的敏锐看得更深刻。然后他又消失了。直到去年暑假，蒙达多利出版社打电话来，说莫里康内指定我负责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对谈录执笔。我很意外，非常开心，同时有点吓到：我并不是音乐人，从来没写过音乐方面的书。而且我那时候正准备动笔写我的下一本小说，这个提案让我措手不及。 不过跟大师通过电话后，我就明白只有疯子才会拒绝，我只跟他说我会以时间为主轴来写这本书。他说他相信我，跟我约了第一次碰面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我们谈话的记录。对话终于展开，友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