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在人间——出 生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如果将来我要写自传，开头会是这样: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六周后，我告别人世。” 奥黛丽出生后六周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她的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精神疗治者。她相信上帝比医生更仁慈更万能。因此她没有带奥黛丽去看医生，而是在家中虔诚地祈祷。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没有听到她的祷告，奥黛丽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在几次剧烈的咳喘后，小奥黛丽柔弱的身子终于禁受不住折磨，没有了呼吸。 “后来呢？”每次小奥黛丽听母亲讲到这儿都忍不住会问。虽然关于那个婴儿的命运，她已经听过无数遍。艾拉会有些厌烦，但是禁不住奥黛丽的百般恳求，又会把那个故事的结局重复一遍：奥黛丽的小身子逐渐发紫，艾拉拼命地拍打她的屁股，奇迹发生了，小奥黛丽醒了过来，没过多久，呼吸也顺畅了。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依靠任何药物，没有医生的救助，小奥黛丽活了下来。艾拉坚信是她的虔诚感动了上帝。 除了这件事，母亲觉得自己生活平淡，不值得一写。母亲不善言辞，讲话也尽量简洁，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说话方式：谨慎、严肃、简洁、直白，让人觉得枯燥无味。祖母艾拉就经常批评母亲：“你呀，可真是个无趣的人！” 母亲并不是真正的无趣，只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她所热爱的事业—她是一个好演员、好母亲，还是一个伟大的亲善大使。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人找上门来，鼓动母亲写自传，开出诱人的条件，允诺可以写她想写的任何话题。大多时候是经纪人艾文·拉纳，但是他们每次都被母亲拒绝了。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母亲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电视访谈节目，在节目中被问及有关她的电影或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话题。在这些节目里，她可以畅谈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感受。那些关于童年和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动机的问题总会让她回想起二战时期她的家庭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难生活。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和平、自由和民主，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她告诉我们她的哥哥是如何吃下狗粮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吃。其他人吃郁金香的鳞茎，因为没有蔬菜。当时的面包都是绿色的，因为没有可以磨成面粉的小麦，只能用豌豆粉来制作面包。有时候我的母亲需要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通过看书来忘记阵阵袭来的饥饿。 她一直清楚地记得德国军队占领荷兰小城阿纳姆的情景，那种恐惧成为了笼罩她整个童年时代的阴影，因为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那里度过。直到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他们才搬到了位于郊区的外祖父家。 她的外祖父曾经是阿纳姆市的市长，不过在那个年代，市长只是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当大轰炸开始后，他们发现这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周围的农民非常热情，愿意拿家里的农作物、家禽家畜和这些来自城市的难民一起分享。她还记得那时候一些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肆意抬高物价，家里的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毕竟珍珠项链没办法填饱肚子。 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认识罗伯特·沃尔德斯，这个荷兰人后来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二战后期，沃尔德斯也在阿纳姆郊区的某个村庄中生活。后来我母亲和他总是谈起那时候的奇闻轶事：那时候有个农民总是用自己农场里的食物去交换很多值钱的艺术品，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抢走，他修建了一个地下室，把那些油画和雕塑都放了进去。战争结束后，他兴奋地跑进地下室去整理他的财富，这才发现那些油画和雕塑全都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 对我母亲来说，欧洲解放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二战期间我一直在荷兰，在德国军队的统治下生活，根本没有吃的。”她回忆说，“最后那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里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还要优先供给德军。虽然我们还不至于饿死，但是由于总是吃不饱，我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幸好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驻了我们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成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将铭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的帮助。” 荷兰是所有欧洲国家中被德军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它是最先被德军侵略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被盟军解放的国家之一。盟军在阿纳姆附近打赢了解放全荷兰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遥远的桥》。若干年之后，我母亲在我父亲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盲女惊魂记》中担任主角，扮演一名被一个精神病强盗折磨的盲女，而该片的导演是指导了前几部007电影的泰伦斯·杨。这名英国导演在二战期间是一支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在拍摄影片时他惊奇地发现原来我母亲在二战期间都住在阿纳姆，而正是他指挥的部队在20年前肩负了炮轰德军工事的任务，当时阿纳姆城和周围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了一片废墟，其中包括我母亲当时的邻居家。     我母亲和杨之间这种特殊的关联使得他们的友谊延续了一生，并且衍生出了很多趣事，杨总是说：“如果当时我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我现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档了。”事实上在我母亲的内心里，她非常支持那次炮击，即使自己也是被炸的目标之一，因为这的确给她带来了自由。在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都要提心吊胆地看着纳粹军队在街上走过，炮击过后，德国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关于那段战争岁月，母亲经常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母亲总是用她一贯谦逊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她尽了一个孩子能尽的最大努力来帮助那些抵抗组织。她曾经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传递给游击队员，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怀疑，纳粹士兵很少拦住他们仔细盘查。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们，她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了火车送往集中营，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小女孩被纳粹军队塞进一辆牛车中带走。很多年以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时，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让她重新回忆起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个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的小女孩，这也是整部电影惟一的彩色。）对第二个问题，她同样会回答：是的。不仅她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她的母亲也同样如此，不过那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骗取了大量社会精英的信任。当时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强势政治主张，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加能激励民心。同时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人民渴望变革的呼声高涨，法西斯主义借此机会赢得了支持。不过战争刚刚打响，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国，然后他被软禁在一栋房子里，获准自由行动之后他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我的外祖母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因此加入了相关的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足以成为我母亲对她的父母产生愤恨的理由，她放弃了那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尊贵头衔，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亲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过她总是说，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对父亲的印象很淡。20年后当她与父亲重逢时，两人之间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 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还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他把我的母亲送上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我母亲记得那架飞机是橙色的，荷兰的民族颜色。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而在幼小的奥黛丽心中，父亲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奥黛丽抵达荷兰后的第三天，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 接到电话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就下楼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过激动而忘记了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爱，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这种状态。 这个我母亲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渴望见到、扑进他的怀抱、享受甜蜜爱抚的人，情感交流上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终于，我母亲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儿拥抱自己慈祥的父亲一样。这就是结果，我母亲选择了宽恕他，她并不需要亲生父亲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愿以偿。我母亲说，在这次与外祖父的团聚中所有人都没有流下喜悦的泪水，因为她担心那样会让他觉得内疚，因此我母亲一直努力忍住眼泪。在那天随后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整个下午都在“过于轻松”的气氛中度过。我父亲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别具风格的商店，这样可以给我母亲和外祖父单独聊天的机会。     当我父亲回到酒店的时候，只有我母亲独自在大堂，我的外祖父已经离去。母亲对父亲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母亲一直沉默不语，关于这次见面她只字不提。在回家的飞机上，母亲突然对父亲说，她很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次爱尔兰之行解开了她的一个心结。最后母亲还说，她不再需要与自己的父亲会面了。这个在整个二战时期都被她母亲抱怨的男人，被最怨毒的词语攻击，抱怨他的不告而别，抱怨他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男人的责任。所以，母亲觉得她必须要亲自看看这个男人。当她真的见到自己的父亲时，她明白自己的心愿了结了，至于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意义了。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应该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痛哭过，她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了解的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当拍到那些需要流泪的镜头时，她是否会想到这段往事。 尽管此后母亲不再与外祖父见面，但是我母亲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我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外祖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是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拒绝赡养她的父亲。母亲有她自己的原则，并且一生都在坚持：每个人都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不论她曾经被伤害到什么程度也不能例外。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当我母亲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传来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自从他们在都柏林的那次会面之后，我母亲只见过外祖父一次，那次他来到我们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我相信是我母亲邀请外祖父来度假的，她有一种愿望，希望外祖父能与我相见，希望他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不过我当时实在太小了，对外祖父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 于是我母亲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一次罗伯特陪着她。从医生那里母亲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因此她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的外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不断谈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在我母亲的很多传记中，外祖父都被描写成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过，这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点。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且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驯马师，也通晓驾驶滑翔机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实用”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然而尽管外祖父能够说13种语言，他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诉罗伯特，母亲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为自己当年没有能够更好地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感到多么的后悔，而如今，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 在外祖父去世前几天，母亲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外祖父的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外祖父还能够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来媒体的关注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母亲找到她的父亲之前，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母亲身世的传奇色彩，就已经以确凿的证据报道她的父亲早在她幼年时期去世。母亲也借机把这段历史深深地埋了起来。 从很多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似乎源自于同一种动力，第一次和我的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和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延续。这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疤，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充满才华并且控制力极强，但是却都不善于和孩子交流，在那个年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情感上的饥饿”是食物无法缓解的，在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她总是这样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总体而言，费雷和多蒂是同一类人。也许是因为母亲有过相同的遭遇，出于一种本能的渴望，她希望与自己的丈夫分担这种遭遇，同时希望能够合力弥补这种断裂的血缘纽带。当她发现自己无力去帮助这些男人的时候，她一定非常失望。 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事:就像生长在阴暗处的树木，尽管见不到阳光，它们的树枝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向阳光的方向生长。来自我母亲童年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被拥抱的声音总是环绕在她身旁，她总是无法理解别人对情感为何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浪漫的天性让她做不到主动去要求得到什么，虽然她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欢收到鲜花，但是从来不主动要求别人送给她。 我相信，一个孩子与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将会决定他此后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们是否能够与父母做到坦诚相见，将很可能影响到今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如果这种最初的情感交流并不完整，那么我们此后都将生活在一种情感匮乏的状态中，这种匮乏是他人无法填补的，当我们和他人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封闭了对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抛弃了母亲和外祖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母亲尚年幼，尚还需要父母的爱时，却面临着这种感情问题，所以母亲一度变得内向而自闭，我的外祖母不得不送她去学芭蕾，期望在那种集体生活中，她能变得开朗活泼一些。这些幼年的经历对母亲后来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潜在的危害，正如母亲所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情感，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潜在的可能会危害到相互之间亲密关系的危险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抱怨的转嫁，痛苦的转嫁。     尽管如此，在母亲的两次婚姻中，她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 虽然我当时还小，但是我依然记得父母在一起的一些事情。只要有时间，父亲和母亲就会亲自下厨，在家里共进晚餐，烛光、音乐、红酒，还有粉红色的餐布，那是一个个浪漫而迷人的夜晚。对母亲来说，父亲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一位善于雕刻的国王，最后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一位少女。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位完美主义者的矛盾与统一。一方面，他追求极致；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过高的追求，他变得暴躁不安，极端情绪化。不过他的品位毫无瑕疵，作为电影制片人，父亲为母亲量身定做了不少经典角色，就像皮格马利翁手下的完美作品。 我了解他们之间对彼此的那种爱情，我也了解在爱和幸福的梦想逐渐破灭之后，他们所经受的那种痛苦和折磨。“爱是一种行动。”母亲后来这么对我说，“爱不仅仅是坐下来谈话，从来都不是。”这是一个真理。母亲还说，“我们生下来就具备了爱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必须去锻炼它，就像我们锻炼其他的肌肉一样。”两次婚姻的失败让母亲非常失望，不过她与罗伯特之间的感情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正是这段感情激发她去面对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面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份艰难的工作。也许母亲想，如果不能去治愈那些所谓的成人心灵创伤，也许她可以帮助孩子。 我仍然记得我们在罗马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那时候母亲刚刚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安德烈·多蒂，不久我又多了一个弟弟卢卡。我们回到多蒂的家，每天都是一大桌子人一起吃午饭，餐桌上大家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气氛轻松活泼。我珍藏这段回忆并不仅仅因为安德烈是一位很好的继父，更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母亲和安德烈在离婚后仍然保持很好的朋友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的父亲会感到些许失望，因为在离婚之后母亲多年来只与他有过有限的几次联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梦想破碎的伤痕比以后的都要重一些。第二次，母亲轻松了许多，和安德烈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这样以便他们可以共同照顾卢卡。 不管怎样，两次婚姻的结束，谈不上谁对谁错。当两个灵魂无法融合在一起时，大家只是感到悲伤。从某种角度来说，外祖父当年的离家出走给母亲的情感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带来的遗憾和怅惘应该为两次失败的婚姻承担一定责任。这就好像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科林斯王。如果你不懂得游戏的规则和其中的奥秘，那么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推，最后几英尺的距离总是无法克服。这种对感情的执著追求和纯真渴望应该被呵护被宠爱，很多时候我的母亲都是生活在自己营造出来的感情幻想中，那是一种无论男女都盼望拥有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这只是个一触即破的肥皂泡。 母亲总是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的丈夫，她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维系这两段婚姻。她所犯的错误只是她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去倾诉自己的感情，同时聆听别人的心声。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母亲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分界点。在整个童年都被控制欲极强的外祖母弄得筋疲力尽之后，母亲希望能够过感情自然流露的生活。但是她选中的两个男人都并不适合这样的生活，他们都需要学习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感情，这就像后来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遇到的那些孩子一样，由于家庭不幸，他们都无法在出现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反应。母亲的感情世界很简单：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那么他或者她应该同样地对待你。然而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是，现实中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我的弟弟卢卡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带卢卡参加她的一个好朋友的葬礼，那时候卢卡只有14岁，而母亲让他担任护柩者。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去之后，母亲搂着卢卡，跟他讲述自己的感受，向他解释死亡的含义。年幼的卢卡只是看着母亲，抱着她，对她说自己可以理解她。母亲当时显得非常情绪化，她的朋友死于癌症，这个人是母亲一生的朋友，然而现在他和母亲以及这个世界永别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就开始变得害怕衰老，她并不是因为害怕出现皱纹，而是不愿意和那些真正的朋友告别。 然而在生活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意志顽强，时刻都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样，母亲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后12个年头中，母亲都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在一起。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气氛紧张的小争吵，但是在多年来一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中，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足够的默契，使他们能够陪伴对方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 因此，艾文·拉纳总是鼓励我母亲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修饰，只需要用她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我母亲曾经读过很多书，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非常崇拜，她总是担心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小玩意，因此迟迟不愿意动笔。每次我们在餐桌上谈起艾文·拉纳最后一次送来的那份合同，母亲总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生活非常的平凡普通，而编辑总是要求她再多写一点“某些人的某些事情”来增加自传的可读性，所以母亲总是拒绝接受。母亲很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隐私不被打扰，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从好莱坞的镁光灯下飞回瑞士的家，在这里她可以享受自己最喜欢的简单生活，没有人会把她当做大明星，不会有人围着她索要签名和合影。瑞士同样是一个宁静的国家，由于保持中立，这个国家已经600多年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这种宁静对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母亲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在得知瑞士政府在战争期间冻结了大量犹太人的财产，得知很多瑞士工厂在战争期间为德国法西斯制造特种钢铁制品，得知瑞士政府明明知道犹太人回到自己国家之后的命运还是冷酷地在边境线上遣返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之后，母亲对瑞士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母亲仍然喜爱这个国家，只是对这种宁静有了种罪恶感。如果把这种行为称作中立，那么这种中立建立在何等残忍的代价上啊！这似乎也在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