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童年，我总会想起头顶那一片无垠的蓝天及闷热潮湿的天气。我出生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的汤斯维尔市，大树和灌木沿着海岸郁郁葱葱，海边能够眺望到磁岛。现在想起来，童年的故乡还是很美的。天气里的那股子热劲深入骨髓，一辈子也不会离去。 1971年7月3日，我妈妈被送到巴塞尔医院，下午三点左右，我出生了。按妈妈的话说，我当时一头黑发，圆圆滚滚，大吵大闹，长得像个小爱斯基摩人。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小时候特别爱说这句话。我不喜欢被关在摇篮围栏里玩耍，但是对妈妈摆放在围栏里的书很入迷，慢慢地就学会了读书。首先是瓢虫出版社的儿童读物，然后是人猿泰山、苏斯博士和《动物农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搬家，但最后总会回到磁岛上——当初正是詹姆斯?库克以为岛干扰了罗盘，才取名为磁岛。我两岁的时候，妈妈认识了一位名叫布雷特?阿桑奇的男子，他是音乐家，巡演剧团成员，和妈妈结婚后待我很好。我的家庭活动很多都是在户外进行的。我们天天游泳，后来我和外公还在桑登河和鲨鱼海滩一起钓鱼。我还记得和妈妈一起骑车从山上一路冲下，伸出双手摘从头上呼啸而过的水果。我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跋涉到另一个地方，我总是有一股子探索的精神，“为什么”这句话一直挂在嘴边。我父母对“为什么？”并不躲避，总会列出种种可能性，让我自己决定答案。 等我到五岁时，就已经在很多地方住过了。对我们而言，北昆士兰就像是一个流动的家：不管走到哪里，熟悉的天气似乎都会尾随而至，我旺盛的好奇心也一直没有减弱。妈妈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忙于做个活动分子，但她非常清楚变革拥有强大的力量。当时在阿德莱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挨家挨户宣传禁止铀矿开采。因为渔网给海豚带来的伤害，我们家再也不吃金枪鱼，后来当捕鱼方式在社会抵制下终于被迫有所改善时，我们欣喜若狂，觉得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还有一次在利斯莫尔，妈妈因为参加了阻止雨林砍伐的抗议活动，被押进牢里关了四天。她的那次经历以温和但坚决的态度给我上了一堂政治活动课。我们深信，只要努力，变革总是可能的。 我总共转了30多次学。学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金老师虽然教会了我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我的男性模范，但依然打消不了我觉得学校就是浪费人生的念头。也许我真的是天生就讨厌“体制”，而学校对我而言就代表着体制。我开始违反学校禁令，蓄起长发。说来也奇怪，我这一辈子都因为头发被别人嘲笑和议论，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爸爸妈妈建议我剪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也是为了让我自己好打理，但我就是不听，越反叛就越得意。不久之后，我就不按常理系鞋带了。我发明出一种复杂的方法，将鞋带绕在脚踝上，不系成蝴蝶结形状，而是打成一个结扣，后来还向其他孩子推广。接下来，我决定连鞋都不穿了，老师们立刻把我当罪人一样看待。只要一转学，我就是学校的新生。这种现象发生太多次了，每次都以新生身份面对新的同学，我需要通过叛逆的行为来扬名立万。我家没有电视，经常入不敷出，有时候全家还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洋白菜。我一向乐在其中，人生正因为这样才丰富多彩，这才叫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我九岁时，父母离异。当时似乎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代表了我人生中一段天堂般时光的终结。对我来说，尽管居无定所，四处游荡，憎恨学校，但那段时光却是大自然带给我的启蒙。清新的世界，湛蓝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白色桉树的芳香。当然了，人性总是比物质环境复杂得多，如果人生不被沉重所困，也就不叫真正的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