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既光荣又值得纪念的事件中断了我们1894~1895年冬季的宁静生活,这是一起政治活动,只赏给少数外国人参加,它是中国皇帝第一次在内廷举行的接见外国公使的活动。多年以来,外国使节一直致力于解决觐见皇帝的问题。1873年,当公使们要求当年2月当政的新皇帝接见而向他递交国书的时候,该问题才变得迫在眉睫。觐见礼仪和地点问题引起的谈判,长久而费力,因为中国人首先坚持举国通行的形式(叩头),这当然遭到了公使们的拒绝,在内廷觐见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整个事情面临停摆的威胁。后来中国人终于让步,6月29日外国使节觐见皇帝,按既定程序在外朝的一个殿内举行,令人满意。此后,由于外人不甚了解的朝廷内部情况,这个问题被再次搁置一旁,直到中国人借新皇帝亲政之机,于1890年12月主动提出来。按照公使们的意愿,改变了某些觐见礼仪的细节,地点仍是1873年觐见时的大殿。外交使团内部的磋商则麻烦而费神,常常令使团团长冯•勃兰特先生生气。经过磋商,这次觐见于1891年3月5日举行,没有出现突发事件。皇室的一件喜事是1894年皇太后、前统治者(在欧洲称之为“慈禧”)的60大寿,中国人再次邀请公使们前往觐见,并补充说这次觐见将在内廷举行。对此无须进一步磋商。1894年11月12日,在紫禁城的某个大殿觐见皇帝。我和冯•德•戈尔茨先生一起陪同公使前往,公使转交了德国皇帝的贺信。这封信用羊皮页装订成书籍的样式,文字由多种颜色制作而成,充满了艺术性,封面封底连在一块,用白色的皮革和大量的黄金做点缀,并以德国皇帝的亲笔签名为装饰,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制盒子里,盒子上镶嵌着很大的字母W和皇冠。它博得了所有人的赞叹,为德国的书籍装帧艺术赢得了荣誉。不过,在该领域内,想与中国人的高超技艺并驾齐驱,并不容易。公使的谈话被翻译成中文,跪在皇座边的皇子为父皇翻译成满文。答话以同样方式反馈回来。离开大殿时,从巨大的汉白玉露天台阶上望去,是那么美轮美奂:脚下是向南延伸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黄色砖瓦覆盖的城墙,它包围着宫城一排排长长的中殿,被一座三重城门分开。城墙的那边,远远地矗立着巍峨壮丽的太和殿,这个紫禁城内最为突出的建筑物高高耸立,在此举行“天子”的大型国家祭祀仪式。广场上,沿着伸向远处的弧线,站立着一队队宫廷卫兵,在他们前面,成群的官员们穿着代表各自官阶等级的彩绣长袍挪动着。看不到忙碌中的仓促,一切都符合中国官方的管理惯例,无声的庆贺,充满尊严,令人难以忘怀。在展现东方式的庄严华丽这个方面,中国人是无法超越的大师。好几个德国海军官员出席了后来的一次觐见,他们着迷似地站着,惊叹地说在自己的家乡不可能如此。只有中国人,经过传承了几千年的秩序意识才能营造出这种场面。冬季,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在北京的大街和广场里,我在数以千计的人群中走来走去,既没有警察,也没有维持秩序的组织,但是我没有听到过一句争吵或谩骂,没有看到拥挤或者谁企图冲撞,一切都那么有条不紊,几乎可以说,真是优雅!由此可以认识到,儒教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何其深远。觐见后(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详细的文章),皇帝在总理衙门举行宴会,当然皇帝本人并未出席。这次宴会极为丰盛,符合宴请人的身份,中国厨师提供的美味佳肴,其造型充满了艺术性,中国人的确是世界上最讲究的美食家,令西方同行难以超越,这个称赞饱含分量。欧洲自17世纪流传下来的关于中国烹饪的说法,根深蒂固地愚不可及。坐在我对面的俄国和法国公使认为,在巴黎花50法郎也吃不到一顿这样的菜肴。 秋季开始,战事让我们陷入日益紧张之中。广大的中国,日益明显地失去了抵抗小小的日本的能力,这令各方大为吃惊,无论是在外的外交使节还是本土的朝廷官员。他们缺乏民族团结意识,本质上是缺乏民族意识。中、南部各省对北部的军事失利漠不关心,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这些应是“北洋高官的高级代表”,也就是李鸿章的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而朝廷显然不知所措。这些都极为尴尬地表明,中国仍然完全固执于古代的视野中,虽然19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但还是没有让他们认识到新时代的本质。不过,日本带给人们的惊讶并不亚于中国,它不动声色地形成了军事策源地,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动力。他们以早就放弃了的对朝鲜的古老企图为出发点,在这个新的岛上强国使用武力,并逼近大陆。欧洲预感到,萌芽于此地的发展无法估量。国内政治领导人开始关注远东——迄今为止,远东被当作二流之地,只具有贸易政策的意义——一股新的对立力量开始行动。人们注意到,每个强国都在探索此地即将到来的发展与本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现在,东亚走进了西方帝国重大政策的“聚光灯”下,情况变得“有意思”,平静的生活走到了尽头。 北京的外交界本身还是平静的,人们观察、等待、期盼国内的命令。实际上没有哪位公使知道自己的政府将采取何种方针,所以一切行动都很小心谨慎。同情普遍给予了中国,因为没有人喜欢和平破坏者。奇怪的是,最一筹莫展的竟是英国。英国人相信,日本不久后就会在它极其大胆的行动中耗尽能量,因此开始对这放肆的和平破坏者采取威胁态度。但是,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胜利,尼古拉斯•奥康内尔先生开始陷入很大的恐慌之中,他期望俄国或其他人来对抗日本的入侵。 英国人往往以为自己会心想事成——而他们所想之事常常显得很奇怪——因此有一天,尼古拉斯先生又惊又喜地来到冯•申克先生这里,激动地告诉他,数以千计的俄国人已经到达海参崴,不久就会干掉日本人。我们竭力向这个容易轻信的人解释这则消息很不可靠:经陆路穿越西伯利亚运送数十万人——并且尚无铁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在冬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通过海路则需要100多条舰船。几乎无法想象,英国海军将军对此竟不会有所觉察。看上去尼古拉斯先生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他带着已经减弱的希望离开了公使馆。 冬季,尽管各国政府之间就东亚事件应采取的立场进行了磋商,但公使馆除了传达中国方面的求援要求以外,并不需要做什么。因此冯•德•戈尔茨先生获得批准,1895年春季开始休假。大约他在上海还没有登船的时候,4月17日,俄、法、德三大国提出了抗议,因为就在当天,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马关签订了合约。在谈判中,尽管德方有驻东京公使冯•戈特施密特(von Gutschmidt)扮演主要角色,但在北京也要和中国人进行大量的讨论并提出建议,而且自始至终都必须让柏林了解最新的发展态势。现在,这个确实非常艰巨的任务落到了冯•申克先生和我的肩上,因此我们没法考虑时间长一点儿的夏季休假计划。 关于对极为著名的《马关条约》的抗议,我在其他地方详细地发表过意见。对于这些抗议,一些未经授权的部门积累了许多错误和误解,同时也有那么多愚蠢而恶毒的批评。我在一些场合中,不仅描述了该抗议的产生、发展经过,而且探讨了它对德国的重要意义,以及袖手旁观会导致的后果。因为在所有积极参与谈判的德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中,现在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所以我认为,在官方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一世界历史事件的经过进行深入详细的描述是恰当的。事实上,至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德国参与抗议,意味着它开始加入到海外的世界政治中去。需要决策的问题是,这种参与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是否性命攸关,也就是说,它对于当时德国刚刚展现出来的强劲的工业和船运业的繁荣发展势头是否有必要。无论好坏,德国还必须考虑海外市场首先是东亚国家的承受力,或者说鉴于欧洲大陆的危险状况,帝国是否应该考虑在欧洲大陆内部寻找新的市场。只有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决策,才可以评判1895年德国政策的对错。在此不应忘记,自负虚荣、骄傲自大、缺乏理解力的公使冯•戈特施密特的愚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