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光回到1735年。4月，乔治国王最喜欢的作曲家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创作的歌剧《阿尔西纳》（Alcina）在伦敦的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首次公演。9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第11个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Johann Christian）出生在莱比锡，他后来成为莫扎特（Mozart）的老师。就在小巴赫出生后不久，瑞典著名的自然学者林奈乌斯（Linnaeus）在荷兰莱顿出版了他的伟大的分类学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的第一版。在费城，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正在忙于撰写《穷查理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的新篇章。在江户（今东京），德川幕府的将军统治下的植物学家成功地进行了培植甜土豆的农业试验，解决了日本长期的食物供应危机。而在那年10月的北京，世界上最富有且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雍正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帝王之死 经年累月的过度劳累给这位57岁天子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雍正四年时，他已积劳成疾。然而，雍正身边的大臣仍然难以说服他松弛紧凑的日程来休息一下。通常，雍正每天清晨五点钟开始第一次朝会，午夜时起草最后一份谕旨。现在，他又出现了不适的症状。起初他还能在病榻上处理国事，但在24小时后，他突然变得非常虚弱，除了接见他的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子（其中一个是宝亲王）外，无法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他的两个儿子整天都焦虑地陪伴在他身边。夜间，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弥留之际，雍正帝在其居住的圆明园召他的两个兄弟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至寝宫。没过多久，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等五人也被召至这里，这些人都是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雍正告诉他们，他该宣布继任者了。 在清朝这样一个不正式公布合法继任者的国家，权力的传承是一件可怕而又不可预测的事情。清朝的满洲统治者不像前代王朝的汉人统治者那样，自动立长子为皇储，而是以与其政治传统相近的蒙古和突厥人的方式来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一个统治者死后，他的至亲与上层贵族一道，召开会议来决定在皇帝之子或其他男性亲属中谁最有资格成为继任统治者。尽管这种方式有爆发争斗之险，但也有利于确保领导权落入能人之手。雍正帝之前的所有清朝帝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推选登基的。但是，雍正除外。 多年以前，雍正之父康熙帝背离了满洲的这种传统。他宣布立其嫡长子允礽为太子。但因为太子的暴虐无道和滥用职权，这一权力继承方式以悲剧而告终。太子的命运遭到了巨大的逆转，康熙不仅下令废除其太子之位，还将其逮捕并圈禁起来。康熙帝幡然醒悟，痛苦地发誓他再也不会建储。而在康熙帝于1722年驾崩时，对于20多位皇子中谁会继位存在很多猜测。因此，当时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在继任者成功浮出水面之前实行了一周的军事管制。直到今天，这一权力承继事件仍然存在很多不解之谜。这个继任者就是康熙帝的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当时一些人认为雍正的即位存有争议。因此，雍正登基后，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解决办法，以免将来再出现同样的风波，同时也可以避免因公开建储而产生的诸多问题。雍正想到的解决方法是秘密建储，即由他自己而不是由八旗旗主会议共同选出继任者，然后将其立储这一事实公之于众。但是对继任者的确切身份予以保密，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继承者之间的争斗。在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即1723年9月，他在紫禁城召集众臣，告知他们他已选定继承者，并将他的名字书于密诏，密封于一个小的锦匣内，然后将锦匣置于乾清宫中。但绝非随便放在一个地方，而是置于十米多高的宫中最高处、王位之上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群臣皆知锦匣所置之处，也知道匣内所放何物，但是，时辰未到，谁也不能开启锦匣。 雍正住在圆明园时，还将写有继承者名字的内容相同的一份密诏随身放于圆明园，此事只有近臣张廷玉和鄂尔泰知晓。雍正七年，雍正患病，虽于次年病愈，但为防万一，他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如今，雍正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遂令总管太监前往内府取出密诏。密诏外用黄纸固封，背后书一“封”字。片刻之后，密诏取来，众人聚集于雍正寝宫，张廷玉当着皇上的面，大声宣读了新皇之名。四个时辰之后，雍正驾崩。 在极为悲恸而政治局势又非常严峻的情况下，皇家侍卫迅速返回大内，次日拂晓前新君的身份将在这里予以确认。在群臣面前，领侍卫内大臣先在“正大光明”匾额后取出锦匣，然后庄严地呈递给雍正四子宝亲王。在父亲辞世前几天和几个时辰前他被宣布为新君之时，他都陪伴在父亲身边。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已胸有成竹。在他两边是他的两个叔叔（允禄、允礼）以及父亲的两个军机大臣——汉人张廷玉和满洲人鄂尔泰，他们前一夜也都守候在即将驾崩的雍正身边。24岁的宝亲王跪下，打开锦匣，取出了里面的诏书。随后，他启开封条，打开了雍正于雍正元年所书之遗诏。如同拨云见日，雍正所写的继承者的名字正是宝亲王。放松之余，新任天子瘫软在地（官方记载称他在悲恸之中）。但在向朝廷重臣宣布他即位之时，他已恢复了平静。 培养皇子 尽管一切显得极富戏剧化，但是，没有人会对此感到非常惊奇。众人皆知宝亲王弘历最受雍正宠爱，其祖父康熙也最喜欢他。他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以及绘画、文学和书法训练。1733年，他被授予亲王衔，这不仅增加了他的个人威望和收入，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的责任。其他皇子虽然也被授予官职，有些还被封为亲王，但是，没人像弘历那样受宠。 未来的乾隆帝出生于1711年9月25日后半夜的北京，此时正值另一位著名的国王、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出生整整一年。弘历的父亲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们虽然都度过了幼儿期，但是到1711年时，有两个已经离世，只有7周岁的弘时存活下来。家族中另一个潜在的男性继承者的到来自然令人颇为激动和欣慰。弘历的生身母亲当时还只是一个低级嫔妃，而在精英家庭中，生母的地位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但是，这一事实并没能准确地预测出她儿子的未来。弘历最终继位使得他的母亲成为中国历史上受到颂誉最多的女性之一，本书第三章中将会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除了保留皇室所有成员完整家系的“玉牒”中记载的出生日期外，我们对于乾隆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毋庸置疑，他的父母、乳母以及照管抚育幼儿的家族其他成员都对他非常关心。乾隆帝在5（虚）岁时就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很多幼儿此时可能才刚开始学习认字。在中国，这一过程远比简单地背诵字母表要复杂得多。年轻的学生们（几乎都是男孩）开始要熟记诸如《千字文》这样的古文，其古典韵味与日常口语迥然不同。一开始，学生们只是跟着老师读，他们根本不懂这些文字的含义。只有当学生们可以流利地背诵这些课文时，老师才会教授他们文中每个字的意思，并教他们认字和书写。正常来说，这个起始教育阶段要经历几年，以乾隆为例，用了大约三年。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乾隆有一次提到他8岁左右就可以阅读了。在拥有了基础的读写能力后，学生们要进一步背诵和学习更具挑战性的儒家经典，这是所有高级教育的基础，也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基础。在中华帝国，这可是最为紧要的。 尽管皇家成员并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就像其他富裕精英一样，皇室非常重视皇家年青一代的教育。因为，只有在掌握了中国的贤哲之学、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中国的精美诗画后，统治者方能明白天地合一之道。同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那些辅助皇上之人才能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正如乾隆后来在位时所言：“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当然，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个道理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明白增进才、德可以确保王朝之成功，所以，京城各皇族都为其儿子，偶尔也为其女儿聘请最好的老师。著名的满洲学者福敏就是这样一个老师。他是乾隆第一个，也是教授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师，从乾隆刚会认字一直教到乾隆之父雍正即位之时。福敏后来还教了乾隆的儿子。在福敏的指导下，乾隆进步飞快，几年内就在历史和文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乾隆又有了其他的老师。12岁时，他已经掌握了《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些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经典自公元1100年左右就成为中华帝国标准课程的主干。 但是，乾隆所受的教育并不局限于此。除了要学习这些严格的汉语课程外，作为一个满洲人，他还要面对另外的挑战。这意味着他还需要学习与汉语语法和书写形式完全不同的满洲语言以及与此相似的另一种阿尔泰语言蒙古语。为了了解满洲的过去，学生们还要学习早期的满洲历史，包括他们的远祖在东北、靠近朝鲜的长白山诞生的传奇；数世纪后，一个蔑视其主子明朝帝王的少数族首领努尔哈赤的崛起；1615年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事组织；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建立大清；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在皇太极之弟多尔衮的率领下征服了明朝。对于18世纪初期的乾隆及其同族兄弟们而言，这些并不只是历史课程，更是其家族之故事，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他们的祖先（皇太极是乾隆的高祖）。乾隆还要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作为一个有着军事传统的征服民族，满洲人都应该掌握这些技艺，贵族子弟也不例外。确实，他们应该为别人做出榜样。因此，对于乾隆来说，每天都很漫长，一天的生活开始于拂晓前，结束于黄昏后。唯一的假日是春节。 在其父雍正1722年即位之后，乾隆的地位从皇孙（共有一百多个）提升为皇子（共有三个），这就意味着对他的教育更为重要。雍正指定当朝硕学大儒在紫禁城内的上书房教授他的皇子。乾隆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进一步的有关传统经典、历史及对其之评述等多方面的知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义务，并向他灌输一个公平、公正的皇子所应有的正确的价值观。无论如何，懒惰和傲慢都是应该规避的缺点。而且，为确保书房内的师生关系符合规范，雍正命令诸皇子要向老师行礼问安，这似乎并无大碍，只是太傅像其他高官一样，自己会提出给皇子行礼（在拜师礼前，皇帝会关照太傅们，皇子过一会儿会向他们行礼，让他们不要去拒绝这种不合常规的礼仪）。乾隆从未忘记过给太傅行礼。太傅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1779年近70岁时，曾写了一首长长的“怀旧诗”，在诗中、他像所有老人那样，深情地追忆起了50多年前的学生生活。 少年弘历 我们很难了解乾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官修史书将他描述为一个聪明、脾气温和和恭谨谦让之人。这与其弟弟和亲王弘昼的贪婪、懒惰且对待礼仪非常轻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他的弟弟喜欢举办自己的葬礼，由自己扮演死者，“宾客们”要号啕痛哭，以博一乐。这种轻浮让乾隆颇觉格格不入，甚至让他厌恶。我们还知道，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乾隆也非常喜欢学习，并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自豪。 有关乾隆年轻时候的更多信息来自1730年印行的他少年时的一部诗文集。在他的老师们给这部诗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充满了赞誉之词。如果他们所说可信，那么这个未来的帝王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不管是什么样的素材放在他的面前，他都会认真地加以应用。其中一篇序言说乾隆“自经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阃奥，诸赋之源流，靡不情览”。另一个老师对他的赞美则更为谄媚：“其气象之崇宏，则川淳岳峙也。其心胸之开浚，则风发泉涌也。其词采之高华，则云蒸霞蔚也。其音韵之调谐，则金和玉节也。”从这些褒扬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乾隆集老师之宠爱于一身。但是，这并非单纯来自偏爱，乾隆确实是一个颇具天分的学生，其聪慧为众人所公认。到18世纪20年代初期，众人皆知乾隆迟早是要继位的。因此，大家在提及乾隆个人及其成就时，当然要用那些炽热的赞誉性的语言。即使此时尚早，我们也可以确定，皇家的形象塑造机制已经开始运行。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20岁的乾隆看上去确实非常严肃认真。在他本人给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文集所作的序中，确有许多值得赞美的描述，可以反映出他所受到的儒家学说的熏陶：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其中也有这样出人意料的坦诚：内反窃深惭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时聆训诲，至谆且详，又为之择贤师傅以授业解惑，切磋琢磨，从容于藏修息游之中。他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皇上，似乎偶尔会因此而失眠，并感到些许担心。弘历因此而感到苦恼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也是人。但是，在审慎地培育着一个几乎如神一般之形象时，他通过这样一种坦率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仁慈，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尤其在考虑到他后来的经历时就更加如此。 注定登基 在18世纪30年代初，人们之所以认为弘历总有一天会继位，不仅是因为他作为雍正的四子受过正式的培养，而且还因为他与其祖父康熙的特殊关系。对康熙来说，两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在其暮年才得以形成；但对弘历来说，那时他尚年轻，这种关系足以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康熙和弘历的首次正式见面似乎是在1722年4月，那时雍正（当时还是雍亲王）邀请老父亲去他位于郊外圆明园的牡丹台，品赏那里盛开的牡丹花。在这里可以不受宫廷礼仪的束缚，雍正在古朴的雪松梁柱之下，将他11岁大的儿子引见给了康熙。康熙立即就喜爱上了这个男孩，坚持要把小王子带到宫中居住，那样弘历就可以与康熙近在咫尺，并可以和康熙的一些年幼的儿子一起上学。康熙的这些儿子尽管名义上是弘历的叔叔，但他们是同龄。从此时直到7个月后康熙驾崩，祖孙俩一直都在一起。用膳时，康熙给他珍馐美味，就是在批阅大臣奏折或是接见大臣时都让乾隆陪侍左右。他还亲自指导乾隆学习骑射和使用火枪，并送他到京城西南专为皇家娱乐的小狩猎场南苑海子外去行围。乾隆曾赋诗《海子外行围》，对此进行了描述： 朝雾敛秋空，遥天白如水。猎骑出郭门，寒郊行逦迤。 箭逐双雕飞，鹰伺群雉起。相逢倚杖翁，农话斜阳里。 悠扬墟里烟，淡挂疏林紫。归鞍拂晓风，猎罢心犹喜。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记载，我们无从得知乾隆是否把这首诗献给了祖父康熙，康熙爷对此又作何感想。 夏日来临，乾隆受邀前往承德避暑山庄。从北京北行到那里需要几天的行程，皇帝每年都会在那里待上一两个月。在承德，康熙对乾隆的喜爱更为明显。他们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很多时候互相陪伴。乾隆着迷于康熙的书法，所以康熙欣然给他题了几幅字，他知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会让所有人清楚地认识到皇上对乾隆的偏爱。老皇帝还帮助乾隆学习，并在他取得特殊成绩时给予鼓励。乾隆在背诵了宋朝大儒周敦颐歌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作《爱莲说》后，就受到了这样的鼓励。随后的一天晚上，康熙应雍正之请前往雍正在承德的驻所狮子园与雍正及其儿子一同进膳，康熙提出要见乾隆的母亲。他称赞钮祜禄氏为“有福之人”，暗指她的儿子注定要带给她“殊荣”，其中之意味可谓路人皆知。 1722年的这次皇家承德巡游意义极为重大，可谓乾隆一生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他差点儿丧命于前往位于承德北部、蒙古草原南缘的皇家围场木兰的路上。1683年一位与清朝结盟的蒙古部落首领将木兰这块土地献给康熙御用，每年初秋，这里都会举行围猎，这种保持满洲传统的围猎活动对于康熙以及后来的乾隆而言都非常重要。康熙认为所有年轻满洲男性都应该传承这一习俗，因此，他让乾隆随行，并专门给乾隆提供了一个展现技艺的舞台，向群臣昭示，虽然乾隆只有11岁，但他是值得托付的。乾隆上马表演骑射，连射五箭，箭箭中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康熙非常高兴，赐给乾隆一件黄马褂，这一荣誉通常只会赐予皇帝那些杰出的臣僚。不过，在这样的场合总会发生一些令人震惊不安的事。康熙用火枪射中一只熊后，令乾隆持弓上前将其射杀，想借此让孙子载誉而归。乾隆于是上马靠近猎物。就在此时，受伤的熊突然立起，冲着乾隆扑了过来。受到惊吓的康熙随即又开了一枪，彻底将熊打死，然后关切地转向他的孙子，乾隆仍然“控辔自若”，完全未受惊吓。这个男孩压力之下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康熙的想象。受到惊吓但是很快就将熊杀掉的康熙毫无疑问情绪已经得到缓和，当天下午，他在返回帐篷后，对他的嫔妃之一和妃说：“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乾隆处乱不惊成为官方记载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他的一段传奇。这个年轻人冷静地盯着向其猛扑过来的愤怒的熊的故事，象征着乾隆拥有特殊的力量来统治国家，他注定会面临帝国内外同样凶残的敌人。这些因素，再加上康熙对这个男孩的眷恋，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康熙帝选择雍正继位的真正原因。当然，在这一故事的形成过程中也有乾隆本人的贡献。乾隆后来深情地记录下了祖父对他的特殊喜爱，并创作了一些富有感情诗作，譬如其中一首《虎神枪记诗》是关于康熙赐给他的一支“神枪”。但是，乾隆有意让自己与父亲继位的谣言保持距离，称雍正之继位实归因于康熙对其父亲雍正的喜爱，而他则因此而受宠。 宠幸之子 乾隆与雍正的复杂关系或许并没有乾隆与康熙的关系那么为人所熟知，然而，雍正对乾隆的影响却丝毫不逊色于康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雍正对弘历也寄予了厚望，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弘历作为继承人，或是煞费苦心地在1722年春将弘历引见给康熙。有证据表明乾隆确实可谓雍正的掌上明珠。例如，1723年，雍正作为皇帝首次主持祈谷大典（每年最重要的礼仪，正月举行，以祈获丰收），曾赐乾隆胙肉分享。这一姿态象征着雍正对乾隆的信任，也预示着皇上的抉择。当年晚些时候，雍正决定秘密立乾隆为皇储。乾隆之弟弘昼对此也有记载：“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时，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父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 有一个人见证了乾隆和其父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人就是服务于清朝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大概在1730年，郎世宁为雍正和乾隆两人绘制了一幅非常之作（有关乾隆和郎世宁之事，详见第八章）。在这幅画中有两个人物，左边的长者是雍正，右边的年轻人是乾隆。他们似乎是在花园中摆好了造型，在前面盛开的小梅花树（树的一部分隐藏于一块怪石之后）、草丛和二人身后高挑的竹子映衬之下，效果极为突出。而且，深蓝色的背景将整个场景置于抽象境界中，使其脱离了真实的景观。这幅画像也颇为理想化，尤其是乾隆的形象看上去略带女性之特征。这是一幅私人画像，纵68.8厘米，横40.8厘米，显然是为个人而非官方所用（见图1-1）。 这幅著名的画作给我们了解乾隆及其父亲提供了更多的线索。这幅画像体现出的完全是汉人的话语。在画像中，当今和未来的皇帝的衣着类似以前的汉人士绅。这种刻画不仅是要强调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还要强调一种未来承继关系的预演，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统治者身着罗马服饰的绘画所展现出的效果。这种对正统和古典主义的强调还可以在雍正伸向乾隆的枝杈上看到，它象征着合法统治的延续，将由父亲传递给儿子。皇位和继承人之间的这种等级制度是进一步的证明，在画中，乾隆身形比雍正要小很多，而他弯曲的身姿就像是他屈服于父亲的权威。1782年，当乾隆在多年后再次看到这幅画时，在画作上方题写了这样一首诗：“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图1-1平安春信图郎世宁（1688~1766）绘。约1730年。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雍正（左）和年轻的弘历（未来的乾隆皇帝）的非同寻常之画像既象征着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象征着他们对顺利承继的期望。 为了让乾隆做好日后登基的准备，雍正在乾隆成年后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如前所指，1733年，他封弘历为宝亲王。在谕旨中他是这么说的：“皇四子素为皇考钟爱，今年岁已二十外，学识增长，朕心嘉悦。”通过赐予弘历亲王头衔，就使得他有机会获得亲手掌管国家的经历。一方面，雍正让乾隆直接参加了当年两场军事战役的策划：一场是在西北对准噶尔的战争，另一场是西南苗疆的改土归流。乾隆登基后，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结束了这两场战役。在这一过程中，乾隆不仅熟悉了权力的应用，知道要倾听能臣干吏的建议以及要拥有可靠的信息，而且，对于后勤在战争中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如何掌控那些将帅都有了了解。同时，他也熟悉了军机处和“奏折”制度，这是以前那些帝王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帝国而推行的制度上的变革（见第二章）。 另一方面，在祭祖、祭先农坛、祭孔和祭关帝等至少十种不同的场合中，雍正委托乾隆参与主持了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主持这种礼仪并不同于现代女王或王子参加对船舶的命名典礼或是对医院的奉献仪式。作为皇上的替身，弘历主持了两千年来代表着沟通天地的仪式，而这一仪式一般只能由皇帝主持。 通过对经典的阅读，乾隆了解了孔子对于古代舜帝的评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作为宝亲王，正是这样的崇礼让弘历必须要证明他可以履行父亲给予他的责任。如果国家遇到如歉收、叛乱和在边疆遭到军事失败这样的挫折，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国家在执行这些维持天下正常秩序的礼仪时不够真诚。作为一个年轻人，弘历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尘世所施加于他身上的重压。而且，很快他就会感受到它的全部重量。相比历代其他帝王，弘历已经为登基做好了较为全面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