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尼克松：逆境中的宽恕 有一次我出席《新闻周刊》的一次非正式宴会，席间乔治·H·W·布什的一位高级助手针对副总统丹·奎尔，说了一句算不上大不敬的话。三天之后，我遭到这位助手的新闻官一顿训斥，他一字一句地对我重复了那句惹是生非的话语。后来才知道，我的一位上司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朋友，后者如获至宝地在报社新闻室里满世界宣扬。当我告诉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因为他嘴巴不严损害了我们杂志的好名声时，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并没有登在报上。" "我相信你。"福特说，"那就开始吧。" 同大部分记者一样，我一开始提了几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我问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有没有推行过某种政策，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尊敬。我猜想他准会提及对尼克松的赦免。出乎我的意料，他一上来就谈到了他1975年参加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事情，保守分子指责他的参与是向苏联的妥协行为。 "你会记得里根以及各色人等和组织对我们大放厥词，指责参加签署这个协议是错误的。其实不然，我真诚地认为，《赫尔辛基协议》在引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人权运动、加速苏联目前的分裂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时间越长，《赫尔辛基协议》的作用就越明显。 "毫无疑问，福特政府在政策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经历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灾难之后，重新恢复了人们对政府的某种信心。你是见证人，你知道当时首都和全美国的气氛是多么糟糕。今天的年轻人不是那时还没出生，就是年龄太小不懂事，因此他们不理解整个美国当时普遍存在的紧张和怨恨情绪。反过来说-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证据明摆着，我们至少恢复了白宫和政府的正直和诚信。我想不论以什么来评价，这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执政期间最大的收获。" 之后，随着他表露失望的话语，糟糕的经济被摆到了谈话的中心位置。 "我真希望我当年能够更迅速扭转经济形势。你也知道，我接手的是战后时期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局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利率一直跌不下来；我们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面临着失业率上升的局势。那是一个艰难时期。我们的确扭转了局面，但从人道和政治方面来看，这一转变来得太慢了。不过我学会了一件事：总统不可能一按开关，一夜之间就将我们这样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扭转局势。经济复苏不会在24小时或30天内就完成。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对未能签署《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而感到失望。我们几乎要成功了。如果我能在1976年再度当选，我一点不怀疑：我能够通过谈判签署《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而且我确信能够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即使遭到里根的指责也能获准吗？"我问道。 "哦，他已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我击败了，如果我（当时）再能击败卡特，我相信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能够获得批准。" 福特还举例提到了他解除亨利·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职务的决定。福特认为解除亨利·基辛格的双重身份（既是国务卿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职务），对恢复政府外交政策机构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领地意识强烈的基辛格对失去一大块职责感到不受用，但福特认为那种体制早已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于1947年，目的是让总统在白宫拥有自己的智囊机构，以便它能独立于五角大楼、国务院或其他机构做出评估，从而确保总统不会被官僚机构牵着鼻子走。 "在基辛格身兼两职时，我们无法对一些建议做出独立的评估，而且我从来就不喜欢这种从上届政府延续下来的人事安排。当对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做（其他）调整的时机来临时，我告诉基辛格"我打算只让你保留国务卿的职位，并提升你的副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接替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福特争辩说，他这样做是一个明智之举，里根政府因"伊朗门"事件而焦头烂额就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还让我事后说点意见，"伊朗门"事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手伸到了不具有法律授权的某些行动领域。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是一个智囊机构，而不是一个实际职能部门。在制裁伊朗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一个实际职能部门，这完全不符合其组织章程的规定。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被人揪住把柄不放的原因。 "说什么奥利弗·诺斯和他的班子能分析政治上的利弊，这全都是一种开脱……里根总统负有主要责任，竟然允许这样一个管理不当的可怕范例存在……" 从第一次采访到2006年5月最后一次采访，福特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执政期间召集了大批能干之才。他总是自豪地说，他的许多老友在日后几届共和党政府内，都成了担任公职的要人，诸如艾伦·格林斯潘、迪克·切尼、唐·拉斯姆菲尔德、保罗·奥尼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吉姆·贝克、比尔·科尔曼、卡拉·希尔斯、迪克·索恩伯格、罗杰·波特、戴维·格根等。 他不愿意指名道姓说谁是最好的下属，但在我的坚持下做出了让步。"最好的应当是迪克·切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真是可笑的一对冤家，这两位老朋友早就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反目成仇，互相间充其量只是一种礼貌关系。 当问及谁是最差的内阁官员时，福特不假思索地说，是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从尼克松政府留任下来，后于1975年被解职。 福特从来就不喜欢施莱辛格，认为他是一个喜欢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他说话的书呆子。"他是一个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人。"福特说，"虽然他颇具才干，但我们合不来。" 据福特说，更糟的是，施莱辛格有时不服从命令："这样的例子有几个，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我想我能找出施莱辛格拒不服从白宫命令的例子来。"福特告诉我。 他举了几个例子： "在（1975年）"马亚圭斯"号商船危机期间，我下令正在驶往澳大利亚途中的（"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改变航向，对（柬埔寨）大陆实施空中打击。实际情况是，第一轮攻击之后，施莱辛格未等我的进一步指令便终止了空中打击。据我理解，这是有意不执行总司令命令的行为，令我费解。 "再就是，从越南撤退时-你可能已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在实际撤退前的4~5天里，我曾下令尽可能多地将越南平民、军人等，与美国人员一道撤回。我后来发现许多我以为载着人的飞机，竟然空着就飞回来了。根据我的消息来源得知，这是施莱辛格下的命令。" 我又问了一个记者常提的老问题："你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福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对自己的怯懦感到生气"，因为他没有告诉党内的极保守派，坚持要洛克菲勒作为自己1976年的竞选伙伴；相反，他放弃了洛克菲勒，这至今仍让他惴惴不安。 "是啊，我对没有坚持让洛克菲勒作为自己1976年的竞选伙伴感到窘困。我的意思不是说鲍勃·多尔作为竞选伙伴不好；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我没有理直气壮地告诉极保守派：洛克菲勒干得不错，今后四年会成为很好的副总统。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没有斗争到底。实际上，我和洛克菲勒有过一次极为私密的长谈，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我，如果他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确定为副总统候选人，就会导致我得不到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既是他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实际上，洛克菲勒对被福特抛弃一事大为生气，但他认为是唐·拉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教唆福特对其落井下石的。） "我们对总统选举倒不担心，但如果你得不到提名……"一想到自己差一点把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输给里根，福特就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这是我们两人达成一致（洛克菲勒应该退出竞选）的主要原因，他同我一样坚定不移。现在，你可以推测我是否斗争到底了；在那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赢的情况是，总票数2 300张，我比里根多出150票（实际情况是，总票数2 257，福特多出了117票）。" 我想知道在福特放弃洛克菲勒的问题上，谁催促得最起劲。福特验证了我的怀疑：他的办公厅主任拉姆斯菲尔德（他一心想取代洛克菲勒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在一帮鼓吹者中排在首位。"唐是个主要因素。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或不钦佩洛克菲勒。" 福特欣慰地说，他和洛克菲勒之间的关系经受了因放弃洛克菲勒而让其下不来台的考验。他和贝蒂曾到瞭望山庄，与洛克菲勒夫妇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里是洛克菲勒夫妇在纽约州威斯特郡波肯提克山的家族豪宅。 "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逝世，我们仍保持着同哈皮（洛克菲勒的遗孀）的友谊。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倒退，我在想即便我不把话挑明，洛克菲勒也会理解我感到的愧疚。" 我们的谈话内容不可避免地转到了尼克松和"水门事件"，我们两人都认为在事发17年后，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仍然最高。我请他解释：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前国会同事尼克松辩解，一方面又越发怀疑有人在尼克松参与"水门事件"的问题上欺骗了自己，他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走钢丝。 "说句老实话，我从未想过要当总统。"福特说，"我希望迪克·尼克松能挺过来，因此我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他，并明确表示我不会为了当总统而对他落井下石；因此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能成为总统，直到我真正成为总统前的星期四或星期五那天。" （"我当时希望尼克松能继续当总统。"1977年福特与我交谈时曾说，"因为他被弹劾了，我这副总统也要下台，就这么简单。所以我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支持尼克松，只要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在我看到和听到确凿证据之前，由于尼克松对我做过保证，我总是希望他不会受到弹劾，也没想到他后来真的被弹劾。假如他没有被弹劾，我怀疑他是否会辞职。" 经过对自己所作所为多年的反思后，福特承认，对于尼克松，他总是往好的一面想，不大怀疑他，这多多少少是他的过失。在某种程度上，福特或许不想了解真相，因为那样将更难为尼克松辩护。无论如何，福特没有催尼克松就事实真相，做一次仅限于老朋友之间的坦白。他对自己的这种怯懦感到遗憾。 "当时，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棘手，只要我发现尼克松是独自一人时，我就想问明白我得到的信息是否经过了歪曲。老实对你说，汤姆，我从未说过"总统先生，你是否有牵连？你是否知情"这样的话，现在想来，当时我或许该这么做。 "然而，每逢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并谈起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尼克松通常会说，"你知道，杰里，我总是在国外跑来跑去，忙于处理中东问题、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等，我从没有时间参与国内事务和此类事情。"他给我的明确结论是：他既没有参与，也不知情。我接受了他的说法，既然尼克松告诉我他一直在忙于工作，并称自己未参与"水门事件"的谋划、行动或其他事情，我就把它看成是他的一个明确声明。" "那么说他欺骗了你，但说谎的不只他一个？"我提示说。 "是的。"福特同意。他还清晰地记得，他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曾与约翰·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开过一次会，批评尼克松的"1972年再度当选委员会"瞒着共和党的竞选官员搞活动。在引发"水门事件"的不光彩丑闻（偷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大楼安装窃听器）发生两天后，他们便召开了这次早餐会。 "我早早地就来到米切尔的办公室，我说，"约翰，上个星期六晚上发生了一件愚蠢的事。你是否知情或有介入？"约翰·米切尔盯着我的眼睛说，"我不知情，也没有介入。"鉴于这种情况和尼克松做过的保证，我就以为白宫和司法部与此事毫不相干。" 福特对米切尔的不满，反映出他对尼克松周围亲信的强烈蔑视。他把他们看成是傲慢的加州佬，正是他们助长了尼克松对政敌和媒体的偏执。在1997年的采访中，福特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尼克松的手下，认为正是愚蠢的掩盖行为宣告了尼克松的末日。 "在我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时，我同尼克松政府的最大问题是，我看不惯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的态度。他们真是令人讨厌，汤姆。他们时常来到我作为共和党领袖用的办公室，与我和我的班子会面。他们一会儿说总统需要这个"，一会儿说"总统需要那个"；我坐在那里暗自思量，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迪克·尼克松，你们说的并不是他想要的，你们对尼克松说过的话夸大其词，不过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我通常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当然，等我成为副总统后，他们全都不见了。" 福特还专门谈到了白宫律师约翰·迪恩，一个让他特别看不上眼的人。帮助白宫掩盖问题的是他，帮助人们揭开谜底的也是他。早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前，福特就不喜欢这个厚颜无耻的年轻律师。 "我认识迪恩时，他还在担任比尔·麦卡罗克的首席助手。"福特说道。麦卡罗克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里的共和党大佬。"我当时就对约翰·迪恩产生了怀疑和反感，因为我不喜欢他的做派。当尼克松那帮人接纳他进了白宫时，我委实感到震惊……虽然迪恩还想掩盖自己的丑行，但他的问题很大，而且铁证如山。" 福特欣然表示，米切尔的撒谎难以免除尼克松的责任。这引起了福特的一番哲学议论，他坚信华盛顿各种丑闻的特点是：毁坏政治家前途的是对政治手段的掩盖行为，而不是手段本身。在福特看来，这并不新鲜。 "这算不得什么大事。"福特说。他指的是偷入水门办公大楼安装窃听器的事。对政治对手或政治党派实施窥探，正是那个时候的风气。 "依我看，这件事件发生后该怎么做，才是更为重要的。如果尼克松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是我信任的人参与了此事，我将开除那些参与者。"那么整个事件就会烟消云散，尼克松仍能对麦戈文还以颜色。从这个观点出发，如何处理是很大的事件，绝非小事。这是一个悲剧，如果没有磁带，如果不做掩盖，我想尼克松会躲过一劫。正是出事后的有意操纵和掩盖行为，才导致了灾难。" "我记忆中最熟悉、最富戏剧性的是，那天我走进房间见尼克松，他告诉我当晚要对公众宣布他将于第二天辞职。我记得那是8日上午11点或11点30分左右的事情。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老朋友会面，25年来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我当时对他如此镇定自若感到吃惊。他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这样做最符合国家利益；他相信我能挑起总统的重担，并劝我继续留用亨利·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他对基辛格非常看重。 "你知道，这是一次温馨而又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会面。记得我当时说，"对发生的这一切，我感到遗憾。"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没有当总统的野心，我一直希望当众议院议长。但我也非常自信，能够挑起这副担子。我完全没有保留。我不想自吹自擂，我有在国会的经验，有在各种有关委员会的经验，有担任共和党领袖的经验，有同林登·约翰逊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同尼克松共事的经验。因而，我对白宫并不陌生。" 福特已不记得，他和尼克松两人是谁分析了尼克松下台的原因。"尽管我在这之前的其他一些场合说过，尼克松说自己忙于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没有时间关注像"水门事件"一类的事情。那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但不是在这次会面时说的。" 我问福特这次会见是怎样结束的。"据我回忆，我坐在这里，"福特用手比划着，"他坐在那边的桌子后面。他绕过桌子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左手揽住我的肩膀，送我到离门口还有一半距离的地方，就这些。" "尼克松说没说"祝你好运，杰里"？" "差不多吧。这是一次温馨友好的会面。他非常镇定。" 然而，福特个人对尼克松的悲悯之情，冲淡了他承认自己怀有的不可否认的喜悦。"我感觉不错，虽然我不想当总统，但总统桂冠将要落在我头上。说老实话，汤姆，我绝对有信心挑起这副担子。" 当"水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临近时，电视台播出了几部反映这一丑闻的纪录片。福特一部也没看，但他打算购买些录像带留着日后慢慢品味。片子的主旨他早知道：尼克松是罪魁祸首。 "我从这些纪录片可以看出，他们仍对尼克松极力抨击。但让我惊喜的是，他们把约翰·迪恩视为主要帮凶之一。我认为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坏蛋。他在众议院工作时我就认得他，他是一个唯利是图、野心勃勃、自以为是的家伙，我那时就不信任他。" 在我们1994年5月的对话中，福特称迪恩是"水门事件"中"真正的臭鼬"。 今天我问福特是否认为尼克松是个"坏人"时，他极力反对这种诋毁尼克松人格的说法。 "依我看，纵观尼克松的品行，他的缺点约占5%~10%，也就是说，他品行的90%~95%是好的。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会让一个人品行不好的一面占了上风。 "我想，尼克松为人太固执，正是这种固执压制了他的良好品行。你知道，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我们有些人有点儿脾气，有些人的脾气比其他人大一些，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失控。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坏的一面压过了好的一面。这太遗憾了。" 福特曾有几次见到尼克松发火，但他绝不像白宫的一些录音带所描绘的"恶人尼克松"那样。 "我从没见尼克松发很大的火，我知道他对某些方面感到有怨气，既有新闻报道方面的，也有政治对手方面的，但我从未听见他像录音带或霍尔德曼日记所透露的那样暴跳如雷。"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福特是否已将那些史诗般的日子写成极为详尽的文章，然后锁在抽屉里等100年后再发表。"那不是我的风格。"福特否认说。他早把该说的全都告诉给了自己回忆录（包括自传）的代笔人和前助手吉姆·坎农，而且他的自传已经出版了。 "据我所知，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披露了。" 福特当天并没有用一上午时间重新梳理当年那些事件，尽管正是这些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本人的生活和国家的格局。 "我的意思是说，全都过去了。"福特最后说，"游戏结束了。在我离开白宫之前，我就是这种态度。我有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我欣赏新的挑战；我们一直很幸运，我们幸存了下来。我们有些家庭问题，像我夫人有酗酒和吃药成瘾的问题，但因为我们总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想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很幸福。" 两位因"水门事件"而导致生活和政治生涯发生了巨变的总统，反差如此之大，犹如南北极。一位极为神经质，性格暴躁，不善于社交，爱算计谁是自己的敌人；另一位合群、宽恕，颇得人缘，有点儿天真。 "他们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礼节关系。"与福特谈及尼克松不下几十次的一位老友最近说，"尼克松不善社交。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无法接近。30年来，福特从未走近他。" 再就是，一位前高级助手指出，福特在审查自己退休后的出差行程时，通常让助手在日程安排上留出足够的余地，以造访碰巧住在附近的老朋友，而尼克松却不在福特想探望的老朋友之列。 然而，福特总是以尼克松的亲密朋友自诩，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很久以前他们两人就认识。尼克松这位来自加州惠蒂尔学院的贵格会教徒，于1946年当选国会议员，两年后福特赢得了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国会议员席位。1949年春福特到达华盛顿几个月后，他们两人成为创建 "杂烩与行军协会"①的15位国会议员当中的两位。 "迪克·尼克松和我是长期的亲密朋友。"福特说，"我的意思是多年的朋友。我从1949年1月就和他很熟悉了。我为他拉过选票，他也为我拉过选票。我们很接近-非常非常接近-因为我们两人同在"杂烩与行军协会"的缘故。 "我认为在外交领域，尼克松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任总统都强，至少不差。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这样认为。但他的性格有缺陷：即便犯了错误而且也明知自己犯了错误，他也总不认账。为什么？这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固执和自以为是吧，太遗憾了。" 岁月沧桑，福特变得越来越固守自己的信念：他对尼克松和国家都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特赦宣布后我得到许多建议：为何不等到尼克松被起诉？为何不等到尼克松被判刑？为何不等到尼克松上诉？要知道，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做出决定越快，就能越早地能将此事从国家的政治日程上剔除。 "那只是一种个人决定，并非其他什么人的建议。那是我当时的个人感受，今天我的这种感受依然强烈：我毫无保留。我深深感到特赦是有利于国家的正确选择，至于它对我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我认了。 "今天，人们对于特赦尼克松这一问题的理解，已经好过1974年那个感情用事的年代，这让我感到欣慰。要知道，我曾被人谴责和批评，有人在报上发表社论抨击我，但我从没有动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特赦决定是正确的，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明显地认为：那是一个正选的抉择。" 1994年尼克松辞职2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采访。谈到在尼克松葬礼上的内心情感时，福特用更为强调的语气说： "媒体对尼克松所作的贡献发出一片赞扬声，而没有提及"水门事件"的悲剧，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的确有这种感觉，汤姆。我很高兴葬礼进行得很体面，克林顿在场，还有4位前总统在场，气氛很好，好极了。 "从主观上讲，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赦免他，会有现在这种情形吗？"我不由地想情况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毫无疑问，汤姆，尼克松肯定会受到起诉，并有被判刑的可能。将有一个历时漫长、折磨人心的上诉过程。尼克松有可能会被投入监狱，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美国就会失去让尼克松继续在外交政策上发挥政治家才能的机会。我现在对这一点有着强烈的感觉，而特赦消除了上述的潜在负面结果。当时我在做出特赦决定时，没能预见那么多。但当我在葬礼上反思时，从主观上讲，我想到了这一点。" 在我们1994年的交谈中，我问福特：既然媒体报道葬礼时给予尼克松宽容，历史是否会给予尼克松同样的宽容。 "这种可能性极小，想想20年前的今天就知道了。" 福特于1998年详述了这一论点："历史不会对尼克松有太好的评价。他今天得到的评价已经超过我认为历史学家所能给予的了。" 在尼克松去世快3年时，福特仍对自己这位有性格缺陷的朋友既爱又恨，并仍对尼克松对掩盖行为的处理方式持较严厉的批评态度。 "我很高兴尼克松能够恢复自己的声誉。"福特于1991年沉思道，"我很高兴他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为在外交领域，他的看法是不无益处的。 "在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令人气馁的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带出现了，它们描述了更黑暗的一面，暗中破坏了向上复苏的每一步骤。" 尼克松逝世3年后，福特的心境变得更加矛盾了。 "我是乘一架私人飞机去参加葬礼的。"福特回忆说，"我有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来梳理我们两人的一生经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些令人回味的美好时光。对尼克松处理掩盖行为的不明智和愚蠢的方式，我禁不住感到悲哀。我在反思时觉得，汤姆，它太令人费解了。 "尼克松待人极为真诚，他不知道如何解雇别人，比方说约翰·米切尔等那些知情人。尼克松只是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这太遗憾了。尼克松只要承认，"那帮人知情，我不能容忍他们这么干，让他们滚蛋！"整个这档子事就过去了。" 福特告诉我，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谈话是在1994年的1月8日，恰好是尼克松生日的前一天和去世之前的15个星期。"我们谈得很融洽。"福特回忆说，"尼克松对贝蒂和我出席帕特的葬礼，以及我出席他首次就任总统2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非常感激。我们是在1993年1月20日那天去的，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天（在纽约，在尼克松夫人去世后）我讲了话，并将他介绍给与会的其他人。那是一个他极为孤独的阶段。" 在1991年的第一次"讣闻式采访"结束时，我问福特希望历史怎样评价他。正如可以预见的，他在表述自己的政治遗产时挺谦虚： "我是一个忠心耿耿、工作勤奋、诚实正直的人，在国会和白宫任职期间做过有建设性的工作。"
福特传——与尼克松：逆境中的宽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