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文明史上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举凡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各种创作领域都是新秀辈出、思潮翻涌、轶事传颂不断的宏观格局，而当时各艺文人士日常往来的书信，也就成为记录这美好年代不可或缺的线索，尤其是聚集诸多新锐精英的艺文沙龙所流传的奇闻妙事，更能串联出不同领域相异风格人士之间的认知与思辨过程。格特鲁德·斯泰因当时在巴黎的居所即为最出色的沙龙平台之一，同她往来与受其赞助的艺文新秀日后多为各领域的领航巨擘，当然她也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史上不能不提的人物。 格特鲁德生于美国匹兹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家庭，如同美好年代里许多对欧洲文明怀有美好憧憬的文艺青年，她二十八岁即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辍学，前往巴黎寄居在她二哥利奥的住所。利奥专注于研究与购买当时的欧洲艺术作品，格特鲁德很快就急追直上，成为当时巴黎前卫艺术家的重要赞助者。当然，她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未曾停歇。随后，她的大哥迈克尔与大嫂莎拉也自美国迁居巴黎。斯泰因家族成员在往后所赞助或购入，或以家族成员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超过四百五十件，许多皆为各知名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日后虽然大多散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但“斯泰因家族藏品”的声誉始终常留史册，并成为各大博物馆最为关注的策展题材之一。 “大家都说她不像画上那样，不过一点都没关系，她会像的。”这句话是二十四岁的毕加索为三十二岁的格特鲁德画像后，面对众多“画非所像”的质疑时所发表的声明。这段话日后不但被格特鲁德用在她所撰写的《毕加索》一书中，也出现在她最知名的文学作品《爱丽丝．B．托克勒斯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中。这本以爱丽丝自传为名的作品，事实上是格特鲁德的伴侣爱丽丝打字，内容全出自格特鲁德之手，叙述她自己在巴黎三十多年社交生活中的见闻与轶事。例如，她曾对海明威说：“你们是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这句话被海明威用于他的知名小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的扉页题辞。当时与她往来的众多文青人士，日后一一现影在知名的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中。总之，这本表面是爱丽丝、骨子里其实是格特鲁德的自传不但是传奇时代的传奇纪录，也是同志文学中的经典。至于她的那幅画像，那幅她摆了近百个姿势，最后定案于身体往右斜侧45度，眼神专注地望向右前方，暗灰素衣，右手缓置双腿之间，左手夸张地放在左大腿上，霸气地斜撑住整个身体重心的画，那幅与她越来越像的肖像画，跟随她直至临终。爱丽丝依其遗嘱，将画捐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于是那幅画也成为这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收藏的首幅毕加索作品。 1905年，格特鲁德除了忙于写作、社交与摆摆姿势让毕加索为她画像之外，也在和利奥商议后买下了画家马蒂斯的作品《戴帽子的女人》，这幅与《奢华、平静与快感》《生活的欢乐》都是画家当年参展秋季沙龙时广受恶评的作品，除了画风被形容成如同野兽般之外，更被视为是对观者的侮辱，如同“将油彩泼到大众的脸上”。百年前，要观众接受鼻梁上一道绿色油彩，脸庞杂色率性的女子画像，本非易事，更别说购买了。虽然价格并不高，但格特鲁德要拿美国家产的出租所得来买这件备受疵议的画作，也是需要敏锐的决断力的。在争议与肯定的拉扯中，野兽派艺术家自此进入昂首而立的时代。与美国其他在欧洲的收藏家（古根海姆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巴恩斯等）或艺术赞助者相比，斯泰因家族所关注的对象更偏向于当时的前卫人士，而不分创作的题材和领域。这一点在《爱丽丝·托克勒斯的自传》中有许多风趣机智的叙述，由此可以管窥出格特鲁德对于艺术在时代变化中的睿智洞察力。 格特鲁德也把她对画家塞尚的认知印证到她的写作中，塞尚是反复观察物体，将形与色在不同空间、不同视点中和谐呈现，她则是让文章中的每字、每句、每一标点符号、每一段落、每一空白，都是一样的平等、一样的重要。当她与兄长们将购入的艺术作品分家时，她要了塞尚的全部画作，除了一幅利奥坚持不肯放手的画着五粒苹果的静物画。的确，她的写作强调当下与现在，不用常规的文法结构，用她感觉自由的文字书写，文字如同发展进行中的旋律，重复、穿插、流动……印证了她“达达之母”的称号。 本书作者以不同时空、不同女性与艺术家的身份撰写信件，写给二十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家，宛如格特鲁德当年汇聚各方艺文精英的艺文沙龙。这本纸上文字沙龙，包含了很多轶事和艺术家的小故事，由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开始，以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结束，其中涵盖印象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装饰艺术、分离派、新艺术运动、未来主义、抽象主义、风格派、达达运动、超现实主义等各流派的精英。其中十四位是男性艺术家，六位是女性艺术家，问答之间，借着文字，重现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也遥向对当时爱艺术、爱文学的格特鲁德致敬。
